看到（華國鋒1978年3月在工業負責人匯報會上講話摘錄 ），受到非常的啟迪！正像偉大的革命老前輩鄧小平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中國社會現在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問題，證明了華主席33年前講話的正確性！所以，“時間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時間證明了華主席不愧為是毛主席老人家選出的接班人，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對華主席所講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鞍鋼憲法、大慶精神，我們在那個時代都有親身的體會。而這種精神，恰恰是現在所缺乏的！
“反修、防修、反和平演變”，從今天社會所發生一系列的嚴重問題來看，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是正確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由于毛澤東他老人家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誤，文革后，一些人借機在中國掀起了一股“極右”的浪潮。從今天來看，鄧小平老人家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粉碎的、1989、6、4、“民運分子” 圍攻中央政府的政治陰謀，實質就是打垮了一場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操縱的“顏色革命”。捍衛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無論怎么看，它的巨大歷史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局勢不容樂觀。緊接著就是柏林墻倒塌、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人們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信仰動搖，對資本主義產生幻想。于是，在黨內外國內外又掀起了一股“否地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共產黨” “否定社會主義”的浪潮，“搞資本主義”“搞私有化”“市場經濟萬能論”、要實行“休克療法”的浪潮，這在當時、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潮流，忽悠了黨內外許多人，勢頭很大，在1992年以后，可以說這是支配政治改革和經濟開放方向的“主流聲音”。
江總書記就是在這種國內、外黨內外、形勢極其復雜，意識形態極其混亂，眾說紛紜，十分特殊的政治氣候中走上黨的領導崗位的。正當要針對當時國內的混亂局面著手整頓時，不僅受到了這種極右勢力的沖擊與掣肘。同時，還有黨內“大躍進式的急于求成”的權威壓力。與1958年大躍進一樣，一些老同志太著急把社會主義經濟一下子搞上去，太著急讓人民一下過上好日子，擔心因為經濟上不去，造成蘇聯解體的局面。說，我們的時間不多了，人民怎么要求就怎么做，不讓思考討論，不讓搞清理整頓，命令不顧一切加快改革開放步伐，要徹底放開，跟不上形勢就下臺！借著這個機會，黨內外資產階級民主派與新自由主義極右勢力，又掀起了私有化、賣辦化和全盤西化的浪潮，使社會主義經濟沒有了防火墻，陷入對西方過度依賴的開放狀態，發生了許多原來予想不到的嚴重問題。
但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又一次低估了中國共產黨新領導人的智慧與意志，中共不是蘇共。
“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李鵬寫文章說：“在陳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的協助下，鄧小平堅定了對江澤民總書記為核心的 新中央領導班子的信心。實踐證明，老一輩的選擇是正確的”。
江總書記以極高的政治智慧處理了各種復雜的局面和問題。江總書記作為政治核心領導中國十幾年，的確代表了當代史中一個重要的時期。
第一，江總書記受命于國家經歷 89 事件危難之際，他和李鵬穩住了政治大局。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５日，在江總書記的親自指揮下，又粉碎了國內外反動勢力操縱的第二次“顏色革命”——“法輪功”邪教組織圍攻中南海反動事件。繼鄧小平老人家之后，再一次捍衛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無論怎么看，它的巨大歷史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他和李鵬總理冒著被撤職的危險頂住了國內外要求中國走前蘇聯式“休克療法”之路的壓力，他和朱镕基總理保住了金融經濟的最重要的底線，即金融安全防火墻：“外匯管制”。避免了中國政治經濟的大崩潰。當然，此時也有一些不得已的妥協。如果當時不做某些暫時的妥協、如果 江李體制下臺，新自由主義上臺，中國不知還要糟糕到什么地步？
第三、胡錦濤總書記的為政風格是剛柔相濟，但柔中帶剛，有大戰略有大智慧處理問題當機立斷。他和溫家寶總理在堅決執行江澤民李鵬朱容基的“要講政治”“三個代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擴大內需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前提下，又根據當時新的具體情況，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改變發展模式”等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進一步扭轉著以往的失誤和偏差，用最小的代價平和地引導社會主義經濟 正確轉向新的發展模式。
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吳邦國委員長作工作報告，鄭重表態說，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確保國家一切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使全國人民看清楚共產黨人的“改革開放的根本原則”，以及對革命對人民的負責精神。使中國老百姓吃了定心丸。
以江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以胡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都能不惑其間，克服種種亂象，平衡疏導內外矛盾，選擇了一條相對較為平穩而又能使經濟較快發展的路線。使中國成功度過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使中國經濟取得了高速發展，成長為當今為全世界矚目的經濟大國。盡管現在有許多失誤有許多問題，盡管這些年來黨中央領導我們努力地進行著各種糾偏和調整，但是由于黨內外右翼勢力和新自由主義勢力的制肘，還一下子難以取得理想的實效。可是，正向毛澤東教導的那樣，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我感到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國的高鐵！
一、是黨把他從一個鐵路養路工、一點點一級級地培養到到鐵道部長的劉志軍，他在部長位子時，堅決不搞鐵路股份化！堵住了一些人用操縱購買股票，最后占優勢股的手段，把國家鐵路外資化、民營化、私有化，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本色！決不能因為他犯了別的錯誤就否定了這個根本原則和正確立場！
二、他當部長時，不搞洋奴哲學。堅持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奮發圖強的精神，按毛澤東制定的“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充分地調動了廣大工程技術人員和鐵路工人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自主創新了高鐵的核心關鍵性技術，使中國的高鐵形成了世界性的技術優勢與規模，掌控了國際話語權，進軍國際高鐵市場。這叫原來高價待沽的日德法美高鐵壟斷集團后悔與恐慌！
三、用一個中國共產黨退下來資格很老的老首長的話 ：中央以高鐵作為中國下一步現代化的突破口，搞中國自己的高科技高鐵，是一個英明的決策！一下子拉動了中國的經濟，促進了民航、航空制造業、機械工業、電子自動化控制產業、高新材料業的發展、交通現代化、以及人民生活的質量提高。而且，突破美國在海上的封鎖，打通了中亞的通路。
四、 第七屆世界高速鐵路大會2010年12月7日至9日在中國首都北京召開，這不僅是該大會首次離開歐洲舉行，也是默認中國已經是當今世界高鐵發展最快、運營里程最長、運營時速最高、在建規模最大、擁有系統技術最全的國家的有力證明，產生了深遠的國際影響！“這個事實證明，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也能夠做到，而且能夠做得更好。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再一次證明了華主席那時 所講的所執行的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鞍鋼憲法、大慶精神，的正確性！
大會期間，泰國和老撾官員透露，中、泰、老三國已簽署合作協議，將修建一條連接三國的高速鐵路，計劃在2015年建成。這意味著，醞釀多年的泛亞鐵路的東南亞走廊部分已經定型，而且是中國高速鐵路伸延出國的第一個具體事例。圍繞泛亞鐵路的興建，一場波濤洶涌的「高鐵外交」戰仍在進行之中。日本曾經承諾，將協助東南亞國家修建新的鐵路網，但一個個國家已婉拒日本的「好意」，這使日本尷尬無奈。越南今后何去何從，從高鐵外交已經顯現端倪。高鐵外交似乎是一面倒地傾向中國。大會前后，中國鐵道部同多個與會國，特別是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等4國政府簽訂高鐵建設合作意向書。而世界頂尖的高鐵企業，如法國的阿爾斯通、加拿大的龐巴迪等，也跟中國簽署了發展高鐵的戰略合作協定。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則與中國南車公司簽訂合作框架協定，在美國成立合資公司，在美國本土制造高速列車、中速動力組和城市軌道交通車輛等。合資公司極可能成為向美國佛羅里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兩個高鐵項目提供高鐵技術的唯一制造商。 中國位于計劃中的新亞歐鐵路網的核心位置，地緣優勢明顯，有著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戰略意義。而中國在高鐵技術領域的領先無疑加強了這一優勢。
五、中國高鐵是改革開放30年來，是中國工人階級靠自己搞出來的過硬的領先國際水平的第一個高科技大項目，自主創新了高鐵的核心關鍵性技術，使中國的高鐵形成了世界性的技術優勢與規模，掌控了國際話語權，進軍國際高鐵市場。獲得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中國人都要以此為驕傲，并愛護她！這可叫原來高價待沽的日德法美高鐵壟斷集團后悔與恐慌！為了控制中國的鐵路，就必須打破社會主義中國對鐵路的壟斷。搞掉劉志軍，精英們開始行動了。很快網上就出來劉志軍的東西了：“中國高鐵不安全，高鐵工程師不敢坐高鐵”“劉志軍是買辦”、“劉志軍抗拒改革開放”、“據傳劉志軍有18個情婦”，“劉志軍貪污8個多億”云云。這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也暴露了兩條政治路線和兩個階級斗爭的大問題。
六、自劉志軍下崗后，原來生氣勃勃的高鐵事業已成“爛尾樓”。人為造成的所為“7、23、高鐵事故”，使世界許多國家急于和中國合作開發其本國的高鐵項目泡湯，20多個中國 “國外高鐵工程簽約”工作組無功而返，使中央利用國外合作力量，打通到中亞（伊朗、阿拉伯）鐵路大動脈的戰略成為泡影。查清真相 ，保護不可多得的人才 ，才能發展好高鐵事業。“劉志軍案”并非是一個單純的“貪污腐敗案”，還有可能兼負一個政治陰謀案件！
請看看現在的影視劇“國家機密1部、2部，是中國反經濟間諜 片子。作者根據一些案件素材編成此劇。一、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盡管一些人不愿意承認。二、對中國目前在礦山、鐵路、國防軍事航天中出現的重大事故，不僅要考慮管理上、技術上的問題，更要深入一步調差，是否內外間諜與壞分子的有意破壞！而這種破壞，又偽裝成 以管理上、技術上的形式出現！例如，把木馬病毒嵌入到火箭發射指揮系統軟件里，在火箭發射后木馬病毒啟動，減弱火箭燃料室的燃燒能力。表面上是火箭推力不足，衛星送不到預定軌道而自毀，從而破壞中國 北斗衛星通信與定位系統的重大戰略決策！對中國高鐵也是一樣。
雖然，我已經調離鐵路30多年了，但是，我對中國的鐵路有著不可割舍的感情！關心著她的每一步前進的步伐。60年年代，我曾和各個高校的大學畢業生、來到鐵路工程隊，和鐵路工人師傅們勞動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每一寸鐵路、每一座橋梁，都有我們的辛勤汗水和勞動。看到一列列奔馳的列車，看到車上老人和孩子的笑臉，我們心里充滿了幸福感和自豪感！對華主席所講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鞍鋼憲法、大慶精神，我們在那個時代都有親身的體會。1975---1976、10、我有幸參加了鐵路系統“工人、技術人員、干部三結合”的“列車軸溫紅外線自動探測器與預防切軸事故處理中心”的研制工作。那時，在國際上紅外線探測還是一門先進技術，美英法德日對中國進行高科技封鎖，中國工人階級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在黨的領導下，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自己闖關！此項目終于成功。1978年，獲鄧小平老人家主持的全國科技大會集體一等獎。經過歷史上”二七鐵路大罷工“考驗 磨練 洗禮的中國工人階級，決不是孬種，不是無能之輩。從1905年北京---張家口人字形鐵路線的創造成功，列車間的掛鉤創造成功，世界著名鐵路專家詹天佑就是與中國鐵路工人勞動在一起、依靠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一百多年來，中國鐵路已經形成一支具有鐵路管理、運輸和工程技術豐富經驗的工人階級主力軍。在鄧小平指導下的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中國高鐵的建設中，他們是中國工人階級掌握鐵路高科技 核心技術的主要力量，他們頂住了外國資本和精英們對他們的引誘和收買！他們的無產階級立場像鋼鐵一樣堅定。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中鐵隧道集團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面對鐵路私有化提案，拍案而起，怒斥亂改，瞎折騰！吳邦國委員長也在這次人代會上再次強調：不許搞私有化！憲法“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他們像錢學森、華羅庚等老一輩知識分子一樣：“生活的簡樸，事業的偉大”才是人生的真正追求！
資產階級民主派不能代表中國、不能代表中國鐵道部。中國鐵路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少數精英、私人老板和資產階級的！
必須實行“鞍鋼憲法”，必須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階級才是鐵路的當家作主、真正說話算數的主人。我國鐵道部人才濟濟，都不是無能之輩！只要權力掌握真正共產黨人手里，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手里，前途是光明的！
近30多年來的社會實踐，以及我們國家發生的內政與外交的嚴重問題，再一次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軟弱性、妥協性、自私性、虛無性。這些先天不足，決定了它不能成為中國革命和獨立富強的領導者。
再一次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早就作出的論斷。因老人家“文革”中的失誤，一些人而對毛澤東思想失去信心，轉而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抱有幻想的黨內外人士，在這30多年來的實踐中再一次受到教育，又重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和不可動搖性。
胡錦濤、習近平今年7·1講話重新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指導思想。現在，再“不提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人民通不過，就是社會實踐也行不通。離開毛澤東思想的這些年，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發生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18大后中國會有什么變化，還是那句話：關鍵在于18大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不經30年的改革失誤， 不知道毛澤東的偉大。
明年18大就要到了，關鍵的是，要像對待10年文革那樣，要思想解放，要敢于對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的成績與問題要做一個分析總結，該肯定的可定，該放棄的放棄，也要讓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回歸。首先在社會主義企業中，要恢復“鞍鋼憲法”。不能再模糊下去啦！人生還能有幾個30多年？大家在翹首以待！人民堅信、黨中央會給一個滿意的答卷，開辟中國歷史的新篇章！
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你是為了苦難的中華民族而來。你化為“神”后，還坐落在神州不肯離去。因為你的心愿還沒有最后了結。你不甘心，你不愿意就這樣離開你深深愛著的中華。每一次在影視中看到你的身影，我們都熱淚滿面。每一次看到你的微笑，都有一股暖流涌進我們的心窩。每一次聽到你的淳淳教導，我們有多少心里話兒要對你講。您的思想，穿越歷史時空。看到你的預言正在今天的社會上變成現實，再一次感到你的思想是多么的正確！神州大地掀起了毛澤東熱，浪潮一次高于一次。茫茫黑夜尋北斗，你是照耀中國前進的紅太陽。2011、9、26、
附件一、
《華國鋒同志1978年3月在工業負責人匯報會上講話記錄》摘錄
過去二十九年我國經濟建設的成績是世界公認的。我們的農業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面積養活了超過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們的工業發展，用二十九年的時間走過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用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路程。毛主席說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二十九年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我們既不能掠奪別國人民的財富，也不能依賴任何外國的力量來搞建設。只有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國的資源和潛力，才能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們的國家更能經受風險，立于不敗之地。根據我們的經驗，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一個省、一個地區，直到一個工廠、一個公社都要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靠出口，去“換回好多好東西回來”據說這樣就能加快資源的開發，加快工業的技術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世上難道真有這樣的事嗎？工人群眾從長期的斗爭實踐中很懂得這一點，他們說：“我們決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系在別人的腰帶上”。這句話尖銳地指出要注意被別人卡住脖子，牽著鼻子走的危險。如果不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樣樣靠引進，為了引進，甚至把發展經濟主要立足于國內市場的社會主義原則丟在一邊，無原則地以出口換進口，勢必造成那么一種狀況：自己能生產的無限制地進口；國內很需要的又無限制地出口；買人家先進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礦山資源的開采主權也讓給人家。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把我國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市場、原料基地、生產車間和投資場所嗎？那里還有什么工業化的速度，那里還談得上獨立 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只能作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庸。經濟上喪失獨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國人民在歷史上遭受過的創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務派頭子李鴻章、曾國藩，不就是鼓吹“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嗎？這伙洋奴漢奸，一味想買外國的“制器之器”，搞所謂“自強”。結果呢，中國非但沒有因此強盛起來，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國民黨反動派統治舊中國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設”，他們的所謂“建設”，不就是乞求外國資本家，拿國家的資源和主權去換取洋設備的嗎？他們換了二十多年，弄出了什么名堂？國家主權、經濟命脈全都落到了帝國主義的手里，舊中國經濟那種衰落破敗的悲慘景象，人們不是記憶猶新嗎?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有 自己的獨立的經濟體系，只能走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離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依靠洋人，不但搞不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而且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變成原始資本主義，變成外國的附庸和殖民地。蘇修就是一面鏡子。蘇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之后，官僚壟斷資本向西方壟斷資本買專利權，借貸款，甚至不惜把未開發的資源拿去作抵押。自稱有強大工業基礎的超級大國，外債卻越背越重，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國家乞求貸款竟達一百六十叁億美元。一手向第三世界掠奪，一手又向西方乞討，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跑，這是蘇修搞假社會主義真資本主義的一大特色。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我們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絕學習和研究外國的經驗，包括好的經驗和壞的經驗。我們也不是反對引進某些確實有用的外國技術、設備。但是，對待外國的經驗以及技術、設備，都要具體分析，加以鑒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使其為我所用。學習要和獨創結合，立足予超。決不能生吞活剝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壞的、成功的和失敗的，適合我國需要的和不適合我國需要的，一古腦兒統統搬來。亂講什么，經濟和技術要和先進的西方接軌。毛 主 席歷來號召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打倒奴隸思想，批判那種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的洋奴哲學。因為這些 東西是窒息人民群眾的革新創造精神、束縛人民群眾手腳的精神枷鎖。洋教條、洋偶像不掃蕩，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煥發不出來。 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設備一概看成是先進的，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它們有先進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進的東西也有落后的因素，決不能不加分析，說成絕對的好。何況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門已經出現技術停滯的趨勢。那些盲目崇拜外國的人，看不起本國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為事事不如人，連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學者嚴復就很贊賞“學我者病，來者方多”的說法，不主張生搬硬套，懂得后來可以居上的道理。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要有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
毛主席批示的“鞍鋼憲法”的各項原則，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同辦社會主義工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為在企業中不斷進行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和生產技術的革命，指明了方向。實行毛澤東生前領導全國人民制定的“鞍鋼憲法”，其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即“兩參（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三結合（領導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結合）”，有利于改善企業領導和工人群眾的關系，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鞍鋼憲法”的核心精神就是要依靠工人階級，調動工人生產和創造的積極性，要充分發揮工人群眾的民主與監督作用。例如，發揮工會、職工代表大會的作用。發揮黨走群眾路線、依靠工人階級的光榮傳統。接受蘇聯領導階層由官僚主義蛻變成官僚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教訓，時刻警惕官僚主義和貪官污吏的產生，鏟除資本主義滋生的土壤。生產關系領域的革命，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過程中人和人的關系、分配關系這三個方面。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里，勞動過程中人和人關系的革命，還大有文章可做。大慶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好文章，形成和發展著一種人和人之間的新型關系，體現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要求。大慶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大慶的工人，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熱情，積極參加企業管理，自覺遵守勞動紀律，團結戰斗，確實成了企業的主人。大慶的干部，艱苦奮斗，堅持參加生產勞動，有事同群眾商量，關心群眾疾苦，在群眾中享有威信。大慶的科學技術人員，走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有所發明創造，受到工人的歡迎。大慶的家屬，組織起來參加生產，成為建設大慶的一支重要力量。大慶還根據自己的條件，從事農林牧副漁業生產，逐步擴大集體的福利事業，建立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的新礦區。所有這些，都有助于縮小三大差別，有助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有助于防止產生官僚主義者階級。同志們，過去在革命戰爭的艱苦環境中，我們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干部和群眾之間，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建立起一種革命的人和人的關系。我們應該永遠保持和發展那樣一種關系。大慶就是這樣做的。如果我們每一個企業都能象大慶那樣，保持和發展勞動過程中人和人之間的社會主義的新型關系，那就一定能夠大大地促進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鞏固，大大地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革命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迅速發展生產力，實行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實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而消滅階級、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大慶通過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革命，猛促生產的發展。遵循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苦學苦干，一舉甩掉了中國石油落后的帽子，結束了中國人用“洋油”的歷史，高速度地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油田。十七年來石油產量以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八的速度持續上升，現在的一個大慶等于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九六五年的六個大慶。油田的開發和建設，吸取了外國的某些科學技術，又不走他們的老路，有自己獨特的創造，在許多方面趕上和超過了外國最先進的水平。這個事實證明，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也能夠做到，而且能夠做得更好。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同志們，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工業建設的。總的說來，現在我國的工業和經濟還比較落后，物質基礎還不夠強大。盡快改變這種狀況，是全國人民的迫切愿望。如果我們有更多的企業、更多的工業部門，象大慶那樣做出偉大成績，我們就一定能夠在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工廠試制成功的新產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眾發奮圖強、土法上馬搞出來的。工人們豪邁地說：西方資產階級能辦到的，東方無產階級也一定能辦到。而且辦得更好；西方資產階級辦不到的，我們東方的無產階級也能辦到。黨內資產階級民主派卻把中外資產階級的東西奉若神物，對于我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從來看不上眼，只想跟著洋人爬行。這種洋奴哲學很不得人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抵制和批判。 那些資產階級“大人物”妄圖扼殺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壓制人民群眾，是辦不到的。洋 奴哲學、爬行主義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國長期在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統治下，最早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歷來奉行洋奴哲學。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自私性，虛無性，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面，但又有妥協的一面，他不可能是讓中國獨立強大的領導階級。在一個時期里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與誘惑。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 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就是帶著資產階級的這種劣根性跑進黨內來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沒有把立足點移過來，仍然代表資產階級。他們想搞私有制，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要與美國和西方搞合作，就不能不同廣大人民群眾處于尖銳對立的地位。階級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對孿生兄弟，對內向資產階級搞階級妥協，對外必然要向西方搞外交妥協和民族投降。我們一定要遵照毛 主 席的教導，以階級斗爭為綱，深入批判洋奴哲學，批判階級投降主義，更加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附錄二
鞍鋼憲法簡介
蘇聯的《馬鋼憲法》是建立在“專家治廠”的基礎上的，這就意味著是對專家權威和一長制的肯定。這種把專家的僵化管理同官僚主義結合后的所謂蘇聯模式，則完全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上世紀50年代后期，廣大基層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已經開始對社會上盛行的長官意志，專家制、一言堂，不尊重科學，浮夸蠻干等官僚主義行為產生反感，尤其對蘇聯式“壹長制”極為不滿，迫切需要一種人性化、科學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毛主席批準的《鞍鋼憲法》就是對蘇聯《馬鋼憲法》的否定，也就是對蘇聯經濟模式的否定。《鞍鋼憲法》的嘗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濟模式為鑒戒，對我國的社會上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個管理制度，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擴大企業民主，吸引廣大職工參加管理、監督行政，克服官僚主義的良好形式。當時，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抗衡。《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入改革。因為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人們之間的“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三個方面，前蘇聯以為完成了前兩方面的變革就實現了社會主義，但在第三個方面卻仍然維持了（甚至鞏固了）資本主義體系所遺留下來的“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例如《馬鋼憲法》的“一長制”。中國《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要變革生產關系中的一長制，進一步解放生產力，鞏固工人在企業主人的地位。
毛澤東代表中央寫的批示說：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現在這個報告，“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指示要求大中企業，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習文件，有領導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按一些學者的看法，《鞍鋼憲法》具有經濟民主的傾向，而我認為這僅僅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當時政治民主的訴求在特定的經濟空間里的釋放。《鞍鋼憲法》的實質是毛主席肯定了知識分子和工人對企業管理權的要求。也是對人(主要是工人的創造力和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的推動力)的價值的肯定，更是對社會主義企業制度和管理的一次革命性的改革！
鞍鋼憲法”施行的重心在于以人為本，充分尊重工人在生產勞動中的主體地位，而工人們也可以通過力所能及地參與企業管理，逐步具備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素質，如果這一目標能夠達成，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也就不可撼動了。施行“鞍鋼憲法”的意義和重要作用是深遠的，既避免外行領導內行，瞎指揮，又可以提高工人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有效地進行“全面質量管理”，一舉兩得。既有利于祛除官僚主義作風，又可鏟除產生資本主義生長的土壤。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工人階級，對中國現代社會主義企業生產與管理模式的早期的成功探索。獨具慧眼的偉大領袖毛澤東，還在它的萌芽狀態就發現它的重要作用與價值，而及時地肯定和發展為“鞍鋼憲法”，并向全國力舉推薦實行。
1、核心內容
核心內容是“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命中相結合。
”對毛澤東這一批示的鞍鋼憲法，后來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個叫羅伯特。托馬斯的管理學教授評價說：毛的主義是“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而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豐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質量管理和團隊精神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所倡導充分發揮勞動者個人主觀能動性、創造性的的鞍鋼憲法精神。
日本豐田的管理方式之所以能受到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的推崇，其價值就在于打破了斯密在“國富論”中闡述的企業傳統的分工理論及福特主義對分工理論的運用。
2、毛澤東批示全文
中央轉發《鞍山市委關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報告》的批語
毛澤東
1960.03.22
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鞍山市委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得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來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時期，中央收到他們的一個好報告，主張大躍進，主張反右傾，鼓干勁，并且提出了一個可以實行的高指標。中央看了這個報告極為高興，曾經將此報告批發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電話發給各省、市、區，幫助了當時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現在（一九六○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三個階段。現在把這個報告轉發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小）城市，并且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3、鞍鋼憲法在國內
A)三十年來無重大科技獎
《鞍鋼憲法》在其誕生后的大約20年間指引了并鼓勵了群眾性“雙革”的積極性，但在“正式改革開放”之后卻被冷落下來。你去查“百度知道”有這樣一個問題：我國是在哪一年將改革開放定為基本國策的？答案是：“80年代中期，我國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也開始啟動【11】”
的確，鄧小平是在1988年才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12】。但在這之后，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卻持續下滑，到2000年國家設立“最高科技獎”之后，才發現十年間所能頒發的獲獎者成果無一不是在“科技、教育、文化改革”之前的。在16名最高獎得主中，王選的成果最晚，但那也是在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時）通過方案論證、1979年7月27日（華國鋒主政時）通過樣機鑒定的，那時“科技、教育、文化改革”還遠未啟動！至于最高獎其他得主的主要成果，則無一例外是毛澤東在世時完成的！再考慮到“最高科技獎”的候選人已經排除了錢學森這樣高級別的學者，排除了華羅庚這樣的已故學者，這改革開放前后的反差就更大了！
B)周總理評價群眾創造力
改革開放成果卓著，但為什么我們民族的創新能力卻日益下滑了呢？我覺得這是因為“改革精英們”迷信獎金、忘掉了《鞍鋼憲法》。他們的邏輯是“有錢能叫鬼推磨”，卻不懂得“鬼”是搞不出革新的。有人說，《鞍鋼憲法》講的是群眾性雙革，最高獎都是“專家們”的成果，二者沒有直接聯系。但《鞍鋼憲法》中的“三結合”就包括了與群眾相結合的專家，甚至包括像錢學森和最高獎得主中的大部分專家。他們如果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就不可能從群眾的積極行動中汲取營養（我前面所說的“欣賞能力、切磋奧妙”），也就不可能干出什么高水平的大系統來。君若不信，就看看周總理是怎樣講的。
就在批轉《鞍鋼憲法》的大約半年之前，周總理在他的長文《偉大的十年》中寫道：
“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
這里周總理說“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完全沒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意思。尤其要注意周總理給“人”所加的幾條定語：
o 勞動者
o 生產工具的創造者
o 生產工具的使用者
你想發明技術，卻又不肯和這樣的“人”結合，那就無異于閉門造車，就不可能創造出可以使用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得上什么“生產力”！這就是周總理對《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最好詮釋！
改革精英們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群眾。他們對“以人為本”的理解實際是自己去“恩賜”群眾而不是真心誠意地依靠群眾。他們應該看看周總理是怎樣講的：
“黨始終注意使自己的領導同廣大的群眾運動相結合，引導群眾不斷地發展革命的自覺，組織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強加給群眾或者把勝利恩賜給群眾”
改革精英們從第一天就擺出來“我改革、恩賜你”的姿態，首先是暗暗拋棄《鞍鋼憲法》，實際上是拋棄群眾，閉門制定一個又一個失敗的改革方案。實在玩不轉了，就干脆自吞國家資產、大面積私有化，還打著社會主義的高燈，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之路。
C)胡錦濤加快改變發展摸式
胡錦濤總書記在2月3日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全篇竟然用了50個“加快”來凸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刻不容緩”，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我們真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嗎？
無論是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是自主創新以及一切其它“改變”，統統都需要群眾的創新能力。我們如果還想堅持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那就必須以《鞍鋼憲法》的原則將群眾再次發動起來。為什么？因為三十年的經驗證明，“改革精英”要走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他們絕無能力實現這五十個“加快”【13】！
因篇幅限制，我未能討論本文所涉以下議題，但愿另尋機會與感興趣網友交流：
【1】歐美“后福特主義”是在這些國家自70年代進入服務貿易時代、“福特主義”開始動搖之后，甚至于90年進入信息化時代后才明確提出來的。它在發揮員工積極性方面、強調扁平式管理（與一長制相反）等方面確與《鞍鋼憲法》有些類似。但“后福特主義”主要是適合歐美國家全球定位的，而《鞍鋼憲法》是源于中國國情、依靠群眾發展“社會主義企業”的，其內涵遠遠大于“員工積極性”。現在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還應該堅持《鞍鋼憲法》的原則？我認為這不是個簡單問題，各方都不該回避，而要嚴肅討論、認真回答。
說到服務貿易，我們又是“后知后覺”。在自2001年底進入WTO，我國的官員和專家們都在論證“服務貿易狼來了怎么辦”？意思是歐美國家服務貿易領先，我們如何在國內市場擋住它們。五年之后，胡錦濤、溫家寶先后明確提出中國企業要在服務貿易領域走出去，官員和專家們才開始講話、寫文章，說我們也要借WTO在全球開展服務貿易。但談何容易呀？
【2】“馬鋼憲法”與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見物不見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那些經濟學公式（例如坎托洛維奇的“資源配置方程組”）是否漂亮、是否嚇人，而在于其數學模型建立得是否正確、是否能正確地反映“群眾參加管理”這一積極因素。如果不能，那就不要拿來證明“馬鋼憲法”優于《鞍鋼憲法》。
【3】本文局限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層次紀念《鞍鋼憲法》，但其內涵遠遠超出了群眾性雙革的范圍。就在批轉《鞍鋼憲法》之前，毛主席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寫了這樣的批注：
“教科書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現在看到幾千萬工人下崗，我們有理由在毛主席的批語后面再加半句：“……就連就業的權利都無法保障”！因此我認為要引申《鞍鋼憲法》的意義，看到它在避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倒退方面的重大作用。事實上，改革精英們也是從拋棄《鞍鋼憲法》起步的，最后實現了他們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的大面積復辟。
【4】……………………
【5】……………………
【6】我認為文革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但又是一次值得的失敗嘗試。文革十年形成的很多原則極其有益，突破了中國傳統中的糟粕、甚至人類傳統中的糟粕。這在任何常規發展社會中都無法實驗；相比之下，文革的破壞遠沒有“十年浩劫”那么嚴重。文革結束后說什么“積重難返”，不是三年就“返”了嗎？相反，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自然是因為以前的那些年不科學。但七年過去了，不是還沒有“科學”嗎？而且GDP、房地產、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環境污染等等不是正在“更加不科學”嗎？你是否也想說多少多少年浩劫呢？
文革失敗后出現了大面積的國有資產流失和資本主義復辟，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正是有了這樣的反面教材，廣大民眾才搞明白了，原來中國是需要社會主義的。因此我說，文革是一次值得的失敗。
順便說一句：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應該為中國現代化作出一定的貢獻。但中國的文化傳統及其在現代世界的地位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是不可能領導中國走向未來的，蔣介石時代不行，現在仍然不行。無論是走“中美國”之路（那需要的是“買辦階級”領導）還是隨世界性社會主義潮流再興起，民族資產階級都不中國的合適領導者。
【7】……………………
【8】我們在1989年“轉讓”的是核軟件技術的使用權而不是產權。我本人和南開大學母國光校長是技術轉讓協議的簽字人。我們堅持：這項研究工作曾經獲得國家的資助，我們無權簽字轉讓其產權。這也是我后來能在美國的法律斗爭中贏得整個公司和全部無形資產的關鍵法理依據。
【9】前面我說“將創新動力保持至今”，所指的實際已經遠遠超出純技術的范圍。自1990年帶隊出國、技術轉讓以來，我很快意識到：中國人如果只拘泥于純技術問題，那就避免不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劇。實際上，從1992年第一次拿到“世界冠軍”開始，我就再也沒有閱讀科技書籍，而是將注意力轉向了社會科學、文化歷史、法律法理、全球定位、商業模式、契約關系等等，其核心問題是“中國人在國際市場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是實踐派，要真實地解決這些“創新問題”，那可比本文所回憶的要復雜得多、困難得多。這些只能另辟話題討論。
【10】在領導中美混成工程隊的過程中，我觀察到了這兩大民族在教育上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理解到了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為何這樣難。英語語言根本不算困難，年輕人現在的英語比我們那一代好多了，為什么企業國際化還是那樣難？關于教育和文化的差異以及國人如何取長補短，我愿意和感興趣的網友認真討論。
【11】我本人既在高校工作、培養人才，又在企業兼職、使用人才，深感80年代以來“教育改革”的失敗，畢業生的“能動性”一代不如一代，或如大家所說“高分低能”。尤其是發展“學位教育”之后，家長、學校和用人單位普遍看重學位，甚至連官員提拔也要看學位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考教育思想可謂全面復辟，教育又回歸到科舉考試。真是“十年寒窗苦、暮登天子堂”，其要害是教育與社會實踐相脫離，致使中國自19世紀中葉起飽受苦難。難道21世紀的中國能夠依靠這樣的學子真正站起來嗎？
【12】馬克思和毛澤東都曾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但誰也沒有說過是“第一”生產力。本文引用了周總理的那句話，也是明說“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勞動者”才是第一生產力。這第一不第一絕非咬文嚼字，它是改革開放到底是依靠“從外國引進科技”，還是依靠“自己人民創造力”的分水嶺。
【13】即使如“改革精英”的愿望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在當今服務貿易時代也必須實施類似美國人“后福特主義”之類的東西。但我們的改革精英們和企業家們連“福特主義”都不肯實行：
福特主義主張“工人通過集體談判來獲得消費能力”，中國企業家允許了嗎？
福特主義主張“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制度”，中國這邊國民消費從GDP的50%多降低到了35%，連印度、巴基斯坦都不如，這和福特主義沾邊嗎？
福特主義主張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后變WTO）”純屬歐美國家設計的、盤剝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工具，但改革精英們可曾設計過什么應對手段嗎？他們今天又能拿出什么絕招嗎？
面對這樣鐵一般的事實，誰還相信中國能夠走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呢！
最近“左派”和“自由派”爭論不休：現在是（或者應該是）“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其實這樣爭論失去意義。因為現在的國有企業大都實行“一長制”和“極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因此，這些“國有企業”在生產關系中就只剩下“所有制”一條還沒有變色；而這一條也不難改變。只要政策上風吹草動，那些董事長、總經理們就會完成最后一輪的“國有資產流失”，這樣的“國有”就立即改變成私有制。它們急需回歸、急需恢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認真實行工人階級的“鞍鋼憲法”。我的希望是，胡錦濤所提出的50個“加快改變發展方式”也能合理地、巧妙地涵蓋這一回歸。而且說到底，這種恢復社會主義的變革才是那“50個加快”的根本保障。所以，階級、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能回避的！
4、鞍鋼憲法在國外
四十多年過去了，《鞍鋼憲法》經歷了“墻里開花墻外香”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后是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管理學家漸漸認識到了它的價值。而遺憾的是，在“鞍鋼憲法”的發源地，初歷輝煌，隨遭右派質疑，人們今天卻很少再提起它了。這些對中國早已經是“過去時”了，但在國外正好相反。
歐美和日本管理學家認為，“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后福特主義”，即對福特式、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用眼下流行術語來說，“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團隊合作”。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L·托馬斯明確指出，“鞍鋼憲法”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它弘揚的“經濟民主”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而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豐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質量管理和團隊精神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所倡導充分發揮勞動者個人主觀能動性、創造性的的鞍鋼憲法精神。日本豐田的管理方式之所以能受到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的推崇，其價值就在于打破了斯密在“國富論”中闡述的企業傳統的分工理論及福特主義對分工理論的運用。
現在的歐美經濟，現在已經不是純粹的、完全的百年以前的、原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了，這一點必須要明確。它已經有了很多社會主義的因素。象8小時工作制，就是與資本斗爭的結果。再如，德國企業董事會中，必須有1/3的工人代表，這些有些類似中國的“鞍鋼憲法”的管理模式。
如果社會主義意味著公平和福利，那么，今天地歐美的社會就已經向社會主義方向改良的了。這都體現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扶貧、退休勞保、等社會福利上，以及民主監督和罷免各級官員的政治制度上。朝鮮“四免”的普遍社會主義福利體制與“福利國家櫥窗”北歐四國有著驚人相似！而在有些方面比如朝鮮的免費住房，就是“北歐福利國家”也不能做到的，因為朝鮮社會制度與北歐四國卻有著本質的區別。北歐四國，包括瑞典、挪威、芬蘭、丹麥，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名列世界前茅，而朝鮮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如果看到在如此之低的人均收入下的高水平社會發展水平會有何種評價？朝鮮為何能夠在低收入的水平下達到如此之高的社會福利水平？政府為何具備強有力的社會公平、社會有序、社會保障的建設能力？從朝鮮式社會主義的探索中，我們更加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取向、社會結構特征、政策模式與制度的優越性。其實，就連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也不再搞原始資本主義，例如，泰國，也向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靠攏。
泰國貨幣泰銖和人民幣的匯率目前大概是4.7比1。泰國的最低收入標準是6500銖左右，約合人民幣1350元。這個是最低標準，不管你在泰國什么地方，雇人必須執行這個最低標準。一般便利店收銀、超市員工等這類工作的薪資是8000-10000泰銖（人民幣1800-2100元）。公司普通職員是12000-15000泰銖（人民幣2500-3200元）。作為泰國的中下階層百姓，還有很多的社會福利。例如每月用電量在九十度以下，是免費的(你沒看錯，免費);全國的所有公路都是免費的（你沒看錯，免費）；中小學生每天免費（你沒看錯，免費）提供大約半斤牛奶…… 在泰國比中國貴的幾樣東西其中之一是大米，超市的大米折合人民幣4塊多1市斤，原因是泰國go-vern-ment保護本國農民稻米種植利益，從而保證不讓人任何一個泰國人吃到外國的轉基因大米！新上臺的英拉總理宣稱還要提高本國稻米收購價和出口價，不準進口外國稻種和大米。泰國的快餐價格是30-35銖（人民幣6.4-7.4元）一份，全國基本是統一價格。不論你在偏遠地區的小鎮還是超市的食物廣場，或者首都曼谷機場的餐廳（你沒看錯，機場餐廳），都是這個國家統一價格，不會有太大的偏離。可是在曼谷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學生餐廳吃的快餐，價格30銖 100人民幣可以吃15份泰。國有的大型超市都是國家自有品牌：易初蓮花、BIG C、羅賓遜等。很少允許家樂福、沃爾瑪這樣的大型外國超市進泰。（中華網作者有空遛遛秋草玩 2011-08-24 ） 。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其實，資本主義已經逐漸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當然，這個過渡，也是需要工人與資本進行斗爭，只靠妥協是不行的。可是，今天中國精英們卻拋棄先進的社會主義，還要走資本主義回頭路，把歐美都已經拋棄的200年前的“血腥的原始資本主義”，當做寶貝撿回來了，把中國變成了血汗工廠，“富士康13跳命案”，黑窯奴包身工童工，暴力拆遷強征土地，不擇手段的競爭，巧取豪奪，貧富兩極分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國有資產外流，不只官吏貪腐，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在腐敗，黃賭毒嫖娼賣淫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聲色犬馬吃喝玩樂鬧，歌手的聲嘶力竭的喊叫，女人們穿的越來越少，道德倫理喪失，黃色腐朽倒退的文化，超過中華歷史上任何時期，偷盜搶劫欺詐綁票殺人走私越貨，假酒假藥假證件有毒的食品轉基因糧食------可是，歐美卻在同蘇聯的斗爭中卻吸取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長處，不斷修補著處在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社會！企圖延長它死亡的命運。
中國那些所謂的“改革開放斗士們”，資產階級民主派們，你們打著改革開放的紅旗反紅旗，急切地丟掉社會主義，熱衷地搞起原始資本主義！逆歷史發展規律而動，搞倒退！絕沒有好下場！
附件三
開灤井下萬名礦工在唐山8級地震中奇跡般生還的原因解析
——鞍鋼憲法在唐山 抵抗強烈地震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已退休總工室研究員 李振城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龐清輝，于2010年8月19日在該刊發表的采訪報告中說，1976年唐山發生8級強烈地震時，處于震中的唐山開灤煤礦正在井下作業的1萬多名礦工，竟然奇跡般地生還。這個感人事件雖然距今已34年，卻仍然是值得人們回味的特大歷史新聞。在文中，記者還詳細講述了萬名礦工得以生還的各種具體原因，但是沒有點透其深層的歷史原因。其實，通過這些具體原因的分析，人們已不難發現，1萬多名礦工之所以能夠生還，其深層的歷史原因就在于，鞍鋼憲法在抵抗強烈地震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一）萬名礦工是怎樣得以生還的？
1.強震發生時萬名礦工的生命處于萬分危及之中。
記者在采訪親歷者的報告中說，當1976年7月28日3點42分53.8秒，唐山地下12公里處發生了相當于400顆廣島原子彈能量的強烈地震時，1萬多名井下礦工的生命正處于萬分危及之中。
那場強震垂直顛起又跌落，隨及左右搖晃，地上建筑物全都酥松，就在極短的23秒瞬間倒塌了。唐山被夷為平地。睡夢中的人們突然與桌椅板凳混雜在一起被地震波隨意擺布，從床上拋到床下，被惡狠狠地摔來撞去，只能聽憑死神吞噬。在開灤煤礦井下那“星羅棋布的巷道，宛若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幾百米的地層深處，瞬間變成了比閉上眼睛還漆黑的境界。”“在強震來臨那一刻，先是一陣強烈震風，煤塵轟然而起，什么也看不見。緊接著從底板方向傳來巨大響聲，由遠及近，震耳欲聾。整個巷道都在搖晃，頂板上的煤和矸石嘩嘩地往下落。鋼制的拱形支架接頭，在激烈的碰撞和摩擦中發出巨響，令人恐怖的火花四處亂濺，地下深處的礦井立即陷入地獄般的絕境。”
親歷者說，“從采面撤到大巷，再從大巷撤到井口，就要在那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幾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這是何等的艱難！當礦工們正在井下蜿蜒蠕動時，井下供電全部中斷，地下水往上涌，通風也快停止了，空氣越來越稀薄，呼吸越來越困難，每個人的體力都快支持不住了。”“人們以為井下震害要比地面的輕，卻不知道井下潛在的兇險。一旦斷電、停風40分鐘以上，地下水就會像猛獸般咆哮著，很快淹沒礦井，而且各種有害氣體也會接踵而至，使人們窒息而亡。”
2.那個時期領導干部與礦工一起下礦井勞動，現場辦公，強震剛發生就立即成立臨時黨支部指揮礦工有序地逃離礦井。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群眾安全！
當時全國工業戰線上正在開展學大慶、趕開灤的勞動競賽活動，開灤干部礦工們更是處在抓緊增產節約、創造更多佳績的大會戰活動之中。發生強震那天，開灤煤礦約有1000多名干部與近萬名礦工一起下井采煤。
當強震來臨之際，下井的領導干部當機立斷，馬上成立臨時黨支部，做好思想工作，鼓勵礦工們：“要看到光明，增強勇氣，在撤離過程中，一定要遵守紀律，團結互助，服從指揮！”臨時黨支部要求各礦井礦工們按照婦女員工、新工人、老工人排列順序，先女同志、后男同志，先工人、后黨員，先群眾、后干部，領導干部最后撒的順序，沿著有走向風井口標記的巷道撤離。
呂家坨礦，當時在井下作業的1006名礦工中，有100多名是機關干部，還有兄弟單位的打井隊員，參加大會戰的洗煤廠工人，下井不足半個月的新工人，以及40多名女同志。強震剛發生，與礦工在一起的該礦革委會副主任賈邦友立即組建臨時黨支部，由他擔任支部書記和指揮員。當時有一個如果我沒記錯好像叫蘇雪紅的女同志是呂巖坨煤礦的會計主任，是煤礦的領導干部，按理說應該跟普通的女職工們第一波撤走，但是她非要自己留在最后和所有的領導干部們一起撤走，非要等到所有的普通同志撤完之后才最后走!礦黨委書記拗不過她，只好依了她。就這樣，一波波的，女同志先爬，全爬完了才輪到男同志，在女同志向上爬的時候，竟然沒有哪怕是一個男性混在中間向上爬，也沒有任何一個男性對這樣的逃生方案有任何的怨言，全都靜靜在后面等著，連一聲抱怨都沒有！這難道是那些虛偽至極的英美上流社會的“紳士”們能比的嗎？蘇雪紅留在了最后，跟煤礦的所有領導干部一起最后出井。就這樣，在賈邦友指揮下，1006人按照上述順序，歷經近5個小時，終于走完十幾里通道，并陸續向風井的梯子道上攀蹬。賈邦友最后離開風井口。呂家坨礦的井下零傷亡奇跡，就是這樣創造的。那個通向風井口的梯子豎道高達90多米，分為 14節，每次只能上―個人。如果不是指揮得當，不是大家有先人后己思想，不是團結友愛、互相鼓勵、互相幫助，那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呂家坨礦的礦工創造了零傷亡奇跡外，位于極震區的唐山礦，震時井下作業的1600多名干部職工也創造了零傷亡的奇跡。還有趙各莊礦，震時井下作業的3000多名干部職工中，只有2人遇難；馬家溝礦是4人遇難；唐家莊礦是1人遇難。就是說，1萬多名井下作業的干部職工中，只有7人遇難，全部開灤煤礦的震亡率僅為萬分之七。這與正在家中熟睡的數十萬唐山人傷亡相比，可以說是極其罕見的奇跡。
3.那時開灤煤礦干部職工都能以主人翁姿態出現，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具有舍己救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
前面已經提到，一旦斷電、停風40分鐘以上，地下水就會像猛獸般咆哮著淹沒礦井，各種有害氣體也會使人窒息。親歷者張慶洲告訴記者，就在此時，巷道里突然吹來一陣涼颼颼的風。原來是負責通風的工作人員，在地震時逃出礦井后，并沒有回家。沒有電，他們就用人力代替電動絞車，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里打開了全部風門，從而保證了呂家坨礦井下的自然通風。
唐山礦負責通風的一位科長，在大地還在震動時，就從家里逃出，顧不上親人的安危，立即奔向他負責的通風崗位，同樣用人力代替電動絞車使礦井通風，使地處極震區的唐山礦亦無一人傷亡。
其它幾個礦井也一樣，地面脫險人員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使井下通風，為礦工們向井上逃亡贏得了時間。
唐家莊礦中唯一遇難的礦工張勇，是井下炸藥庫的保管員。地震發生時，張勇距地面僅有150米，個人生命處于非常危險之中。由于擔心炸藥庫發生危險，他一直沒有撤離崗位，直到飛速上漲的地下水把他吞沒。地震發生時，林西礦的絞車房屋不斷搖晃，正在值夜班的絞車司機吳顯東，不顧個人安危，仍然按照操作規程要求，把閘把打到緊急制動的“O”位上。就在那生死攸關的幾秒鐘，車房倒塌了，把他砸在里面。當礦領導派人把他扒出來時，他仍然坐在操作崗位上，他的手仍然緊握著閘把。
呂家坨礦先逃離的礦工們并沒有立即跑回家。他們都在余震中焦急地等待后續逃離的礦工出井口，直到指揮員賈邦友最后出井口時激動地說：“礦上不要管了，都回家看看吧。”礦工們才跑回家搶救遇難者。
當時中央電視臺及時播放了開灤萬名礦工生還的紀錄片：《開灤奇跡》。隨及，當時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和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代表已患重病的毛主席，率代表團到唐山慰問災民，還向賈邦友等生還的開灤礦工們深表慰問和敬意。
4.那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開灤煤礦領導班子具有為礦工生命安全高度負責的責任心，在煤礦日常建設中，就不惜巨資投入，進行了一系列過硬的安全防范工程，其中包括防震抗震措施。各個工程保質保量，百年大計，沒有豆腐渣工程！！
1974年，國務院向全國下發的69號文件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備六級以上地震的突然襲擊。”要求切實抓好地震專業隊伍和群測群防運動，加強防震抗震工作。開灤煤礦領導班子意識到，開灤煤礦擔負著北京、上海等地發電的用煤重任。因此，他們強調，“寧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始終把井下的防震抗震放在首位。在震前兩年，開灤煤礦遵照國務院69號文件精神，制定了周密的防震抗震計劃，并且全部得到落實。1975-開革震字281號文件和1976-開革震字第17號文件，已詳細地為日后井下萬名礦工安全脫險，制定了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抗震災辦法。
1975年9月，開灤煤礦抽調了大批人力物力對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進行了全面檢查，并撥出專款進行加固和維修。9月4日，開灤煤礦革委會下發第646號文件規定：“生產系統關鍵部位的抗震是必保項目，必須在1975、1976年內解決，初步計算共需134萬元；與生產關系密切、人員比較集中和存有重要設備的建筑物的抗震工作，初步計算共需133萬元；在工房、宿舍中，確實比較危險的部分初步計算共需510萬元……”為了抗震，在當時花費1700多萬元，這在那時確實是一筆巨大的開支。
至今，世界各國普遍采取封閉式的防災策略。而開灤煤礦所實踐的卻是一次開放式防抗震災的成功范例。事實證明，“政府越封閉，老百姓就越恐慌。”是否發動群眾防抗震災，其效果是極不一樣的。
開灤煤礦地處唐山極震區，八個礦區和一個建設中的礦區都處在9～11烈度區內，360萬平方米的建筑中，80%都遭到嚴重破壞；整個礦區，除了范各莊礦、呂家坨礦、荊各莊礦外，建筑物幾乎全部倒塌，變成了一片瓦礫廢墟。運煤的鐵軌彎曲變形，有的豎起兩米多高，運送工人上下井的井架扭成了麻花。供電、排水、通風、通訊、提升、運輸系統全部中斷，百里礦區陷于癱瘓狀態。但是，從當時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開灤奇跡》畫面中可以看出，強震后那些圓木支撐的狹窄主巷道基本上沒有被破壞，那些豎井、斜井都沒有脆弱到威脅礦工生命的地步。這正是開灤煤礦在震前已對基礎設施和公用房進行加固維修起了保護作用。
除此之外，震前已向全體礦工宣傳有關防抗震災的知識，并且使干部熟悉礦工撤退路線，在密如蛛網的坑道里標有逃生的標記，早已準備好在斷電后用柴油發電機，等等，都對礦工安全逃生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震前掌握了防抗震災知識，當巷道不斷抖動，發生斷電、斷風時，各礦區負費人在井下就能很快地斷定是地震，而不是瓦斯爆炸，必須立即指導礦工向有標記的巷道撤出。范各莊礦采煤一區副區長王同煥至今還記得，他和礦工們在半尺多深的涌水巷道逃離時，巷壁上用粉筆畫的“去風井”大箭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強震中的開灤1萬多名井下礦工得以生還的奇跡表明，鞍鋼憲法威力無窮
新聞周刊記者采訪報道的上述事實，正是鞍鋼憲法六大基本規則在防震抗震中得到實施的生動體現，正是鞍鋼憲法威力無窮的生動體現。
前面已經指出，大慶經驗是對鞍鋼憲法的繼承和發展。而當時的開灤煤礦又是全國工業戰線學大慶的先進國營企業。正是由于開灤煤礦領導班子和全體職工切實認真貫徹落實了鞍鋼憲法的六大基本規則，即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堅持維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黨的領導，堅持“兩參一改三結合”，堅持開展“雙革”群眾運動，堅持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堅持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才使防震抗震的各項有效措施得到了全面落實，為1萬多名礦工生還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障和精神、政治、組織制度保障。
下面再以李玉林為代表的礦工們的無私奉獻為例，來說明鞍鋼憲法在抗震救災中是怎樣發揮巨大作用的。
42歲的李玉林，是當時開灤唐山礦的工會副主席和黨委委員。震前的7月26日晚9點到27日下午6點，李玉林在礦井下工作了21個小時，走出礦井后已經精疲力竭。可是他又到生產一線查看一遍，晚11點才回到辦公室，接到黨委書記電話，他又與黨委書記談心一個多小時后，才與黨委書記分手，回到家里只睡兩三個小時。強震發生時，他把3個孩子和妻子放在空地上，立即光著腳跑回礦區，只見房倒屋塌，黨委書記也不幸遇難。此時他想到只有解放軍才能應對眼前的局面，必須盡快向黨中央匯報災情。此刻，礦區司機開著救護車迎面而來，還有曹國成、袁慶武兩名礦工要一起到北京報信。他們4人闖過唐山與外界的唯一通道??一座木架橋（其它橋已被震垮），直向北京飛奔。到了玉田縣，電話拔不通。到了薊縣，電話還是打不通，卻意外遇到國家地震局派出查找震中的人馬。簡單交流情況后，袁慶武陪同地震局人員返回唐山，地震局的一位同志上救護車與李玉林一起去北京報信。他們于當天早上8點多到達國務院接待站，立即受到華國鋒等6位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李玉林已在路上想好，向中央領導匯報災情后提出3條建議；①“得派解放軍，不怕多呀！”②從全國各大礦務局，抽調礦山救護隊。③從全國各省市抽調醫療隊。
當李玉林匯報唐山地區和煤礦災情時，6位中央領導同志都流淚了。當把災情報告生命垂危的毛主席時，毛主席嚎啕大哭一場。當李玉林剛提出第1條建議時，陳錫聯將軍立即一聲斷喝：“命令”趕來開會的陸海空三軍的軍官：“XX軍、XX軍、XX軍……接到命令，不集中、不宣講，目標―――唐山！”李玉林等3人回到唐山后，才知李玉林大家庭中已有14人遇難。這就是遵照鞍鋼憲法，用毛澤東思想培育起來的一代干部礦工和人民軍隊的崇高精神境界。這是敢于面對任何艱難困苦和任何頑敵的無堅不摧的革命隊伍！
自1966年3月8日邢臺地震發生后，周恩來總理親臨災區視察，對防震抗震工作進行了系列指示，采取了極重要的措施，促使1970年1月17日召開全國地震工作會議，成立國家地震局，負責地震工作的具體組織實施；同時建立地方專業地震隊伍，并廣泛組織群眾業余地震隊伍，開展地震預報和防震抗震工作。根據周總理指示，1972年，國務院確立地震工作的方針是：“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依靠廣大群眾，做好預測預報工作。”
1969年7月18日，周總理在地震工作會議上號召：“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地震敵人。” “中國地震活動不會停，每當發生一次大地震，就要抓住不放，抓住地震的各種現象，從各個角度去研究。到現場去試驗，總結方法，鍛煉隊伍。一定要集中力量，通力協作。”
1970年，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第一次全國地震工作會議全體代表時強調：“地震是傷害勞動人民的，勞動人民總會想出對付它的辦法來。”“地震是可以預測的，有實踐才能有預見，有預見才能預防。根據歷史經驗，集中勞動人民智慧，打一場人民戰爭，從預測到預防，以預防為主。自然現象是有規律可尋的。”周總理還說，“不但要有專業隊伍，還要有業余群眾隊伍團結在專業隊伍的周圍，用土辦法，不能都用洋的，要土洋結合實現預防。勞動人民也可以預測。”“世界上對地震預報都在追求，我們要在這條戰線上放異彩，要自信，不要自卑，要靠毛澤東思想，靠人民戰爭。”
由此可見，周總理關于防震抗震工作的指示，都是遵照唯物史觀和鞍鋼憲法的規則進行部署和實施的。其基本精神是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堅持群眾路線，充分調動黨委領導、專家專業隊伍、人民群眾三個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采取“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防震抗震行動方針。
遵照周總理指示精神和行動方針，中國首次、也是世界首次、在震前科學地預報了海城地震的發生。1975年2月4日19時36分，遼寧海城發生7.3級大地震，震中處于人口密集地區。但是在這次大地震中，人員傷亡僅占人口總數的0.32％，死亡人數為1328人，是無地震警報、無疏散居民情況下預期死亡人數的10%，即比預期死亡人數減少了90％。對海城她震預報的成功，而且從國務院到基層的各級領導高度重視，采取了強有力的防震抗震措施，這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它驗證了地震有前兆，只要遵循鞍鋼憲法六大基本規則，三結合做好地震預測工作，大地震是可以預見、預報和預防的。這是中國人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開創的人類歷史的偉大奇跡。
隨后，有些地區的地震預報更加準確。如四川樂山地區在1976年的地震預報與發震時間相當接近，甚至完全吻合。請看歷史記錄：
發震地點 震級 發震時間 預報意見（時間）
松潘－平武 7.2 1976年 8月16日22:06 1976年8月16日22:05～22:06
松潘－平武 6.8 1976年 8月22日 5:49 1976年 8月22日 5:47～5:49
松潘－平武 7.2 1976年 8月23日11:3 1976年 8月23日12:10～12:20
鹽源 6.8 1976年12月13日14:36 1976年 12月13日
西昌 5.3 1977年 1月13日 1:43 1977年 1月12日晚至13日
鹽源 5.0 1977年 2月18日 0:28 1977年 2月17日晚
鹽源 5.2 1977年 2月25日14:02 1977年 2月24日晚至25日
黑水 5.4 1978年 7月13日 5:49 1978年 7月12日20:00～22:00
鹽源 5.8 1980年 2月 2日20:29 1980年 2月2日至3日
洪雅 4.2 1981年 2月28日 4:56 1981年 2月28日5:00左右
天全 4.6 1982年 3月 2日 8:42 1982年 3月1日左右
唐山大地震前也有預報。如緊靠唐山的青龍滿族自治縣，在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房屋損壞18萬多間，其中倒塌7300多間，而該縣47萬人口中只有1人死于地震。這是由于該縣黨委書記兼縣長冉廣岐等領導，聽取了縣地震辦公室的地震預報后，果斷決策，及時動員群眾避震而創造的歷史奇跡。青龍奇跡在世界災害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唐山大地震20周年時，聯合國官員科爾博士首先調查了青龍奇跡，并代表聯合國向冉廣岐頒發紀念章。
青龍奇跡是怎樣創造的？《望東方周刊》2006年第31期，發表了《唐山警世錄》作者張慶洲的采訪對話：《青龍抗震奇跡考?訪冉廣歧》。冉廣岐告訴張慶洲：“無傷亡固然值得欣慰，但最欣慰的，是老百姓奔走相告：聽毛主席的話，相信科學，沒錯！”這就是青龍奇跡的基本答案，基本結論。
離休老干部冉廣岐在與年輕作家張慶洲的對話中，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話。例如，
當張慶洲問為何等到事發20年后才披露時，冉廣岐說，老人家（指毛主席）有教導：“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老吹自個做什么呀？又如，當年受周總理委托研究地震規律的首席地質學家李四光斷定，京津唐渤張地帶近年有可能發生大地震。為此，1974年國務院下發了69號文件：“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備六級以上地震的突然襲擊。”這引起了冉廣岐的重視。他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導，“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于是，他委托縣科委找來資料，認真學習了自然哲學、地球物理學、地質力學、地震預測、預防和抗震等相關知識，因而有了自覺性，指導在全縣建立16個地震觀測點。當聽取縣地震辦公室匯報震情后，冉廣岐一方面親臨地震觀測點觀察核實，“冷口溫泉的溫度一年四季都很平穩，突然上升了2度多。我到冷口去落實，結果屬實。”在回答當時為何不經請示上級就作決策時，冉廣岐又引用毛主席的話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地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再說，毛主席常講，共產黨員要具備“五不怕”（即堅持真理要做到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老婆離婚）精神。“毛主席的話還真給我壯膽了。”
從青龍奇跡和隔代二人的對話中，可以總結出如下幾方面的經驗：………………………………。
為什么開灤煤礦、四川樂山地區和青龍縣能做到的事，而在唐山等其它一些地方卻未能做到呢？這里有專家專業隊伍內部的分歧問題，而關鍵在于領導干部自身的思想重視程度，對鞍鋼憲法、對周總理提出的防震抗震指導方針，沒有真正貫徹落實到位。
為什么國內權威專家李四光早就提出地震可以預測，周總理多次提出地震可以預測，要堅持群測群防、以防為主的方針，而且已經多次被實踐證明地震是可以預測預防的這個客觀真理，卻被當今的有些地震專家所否認，引導人們對西方一些學者提出的地震不可預測這種觀點進行崇拜和迷信呢？其實質并不在于地震本身是否可以預測預防的問題，而在于政治觀點和思想政治路線上的歧見，在于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制度被私有化之后，迷信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的專制管理，有意放棄推行鞍鋼憲法，背離周總理有關防震抗震的指導方針。據說，1986年之后，群測群防各種災害的體制已經遭受破壞，因而導致對地震等災害預測預防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乃至出現了找雇工當替身，用雇工代替礦長下礦井的奇聞怪事。近些年來，震災、洪災、礦難事故頻發，傷亡慘重，其根子就在這里。
（三）、今天國內頻發的礦難與唐山地震大礦難顯明的對比
近 30多年來，亂開礦亂采礦，為了利潤，礦里的建設偷工減料，安全工程是豆腐渣工程，有的礦甚至沒有安全保障工程。為了解決我國礦難頻發，特大礦難也屢有發生的情況，國務院于2010年7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安全生產工作的通知》規定：礦山企業必須確保每個班次至少有一名領導在井下現場帶班。這個規定對于礦山企業的安全生產是有重要意義的。
對這樣一個規定，有人說：“礦領導下井，是要礦領導陪死”說明當前領導和工人的關系到了何種程度。難道礦工們成年累月在井下就該死嗎？領導的命比礦工的命就那么值錢嗎？對此，煤礦總局局長李鐵錘表示，只要煤礦領導帶班下井，相當于一部分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發現險情在采取主動停產，排除隱患，組織撤人等緊急措施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開灤煤礦的經驗就是很好的說明。這樣一個規定，在實際執行中阻力重重，不認真執行，媒體不斷反映出在執行中的問題。
《京華時報》 2010年9月28日 以“提撥為礦領導帶班下井，國家有關部門派核查組調查”，“河池7名礦長助理被免職”，反映了廣西僮族自治區安監部門透露，河池市環江毛南族自治縣朝陽煤礦突擊提撥的7名“礦長助理”已被免職。
《新京報》 2010年10月1日 ，報導“廣西一煤礦任命12名“值班礦長下井”。稱“調研督導組發現，橫縣某公司在8月份新任命了12名“值班礦長”，下井帶班由12名“值班礦長”負責，而礦長和9名副礦長僅在地面值班，這一做法和朝陽煤礦類似。
《新京報》 2010年10月10日 報導“陜西部分煤礦領導考勤作假謊稱下井”，報導稱：記者前往渭南蒲城，白水兩家煤礦暗訪時了解到，陜西蒲白南橋煤業有限公司的領導并沒有下井。有礦工反映，有的領導下井大多下井時間都是早上八時四十分至十一時許就上井。有的中層干部八時四十分下井，九時許就上井。
礦工還反映，個別領導干部下井走過場，“他們在考勤中作假，在登記中顯示都是正常班”。
從以上事例說明，要礦領導帶班下井，執行起來阻力還是很大的。因此，我建議：
1、應該要求干部擺正領導和群眾的關系。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人民的老爺，領導和群眾是平等的關系，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領導者既要重視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要尊重職工的生命安全。從領導的思想上，行動上落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2、應該恢復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干部參加勞動的制度。凡是體力允許的干部，都應該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改善和群眾的關系，在勞動中和群眾建立密切的關系。在生產中領導生產，解決在勞動生產中出現的各種困難和問題。
3、 在工廠，企業堅決恢復“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領導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實行群眾監督，把一切都置于陽光下。這就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人民民主制度！
4、 2008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時，中央把很多四川災民轉移到其他省居住，有的就到了我老家山東泰安岱岳區馬莊，我老家的馬莊農民就曾經問過汶川轉移的災民的情況，只依靠精英不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除了鄉政府每6個災民才發放一張毯子根本不足以保暖，鄉干部“啥子都不管，一些媒體在對汶川大地震的救災過程的報道中全都是“虛假宣傳”（我大姨的一個四川移民鄰居說電視上都是“屁屎狗宣傳”），他們說的一些媒體虛假宣傳中的一條就是關于災民們嚴守秩序不搶救援物資的內容。那些四川移民們說，中央政府的救災物資有多有豐富，在市場經濟不擇手段與人不顧己天誅地滅的思想影響下，他們當時為了多撈點東西，搶空投的方便面面包香腸等物資，“打的頭破血流，鋤頭鐵锨都上了”。有的人吃不了，還倒買倒賣。然而在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在精英們認為貧窮的中國，在 1976年7月28日 的中午的唐山趙各莊，第400次列車的乘客，由于大地震已經斷糧斷水一天一夜，竟然沒有一個人上前去搶那唯一的一碗雞蛋打鹵面，當那個母親將雞蛋打鹵面一點不剩的喂給了她的幼兒的時候，周圍所有的乘客都鼓起掌來，。這是多么好的百姓啊！ 這才是社會主義人民應該有的道德水準！在1976年所謂“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的中國，在中國的唐山卻做到了！
（四）、與美國和日本的受災后的情況相比
很多人感動于電影《泰坦尼克號》中1912年沉沒的那艘船的船員，用武器強迫所有成年男子必須為女性和孩子讓出救生小艇的位置，說這有多么多么感人。然而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那僅僅是對于泰坦尼克號上5000多乘客中的不到1500人的頭等艙的有錢貴客是由此的，僅僅是那些頭等艙上的有錢貴客們在實行者“成年男子為女性和孩子讓路”，而二等艙和三等艙，當時都是被鐵鎖死死的鎖住了大門的。泰坦尼克號上剛好有能夠容納1500人的救生艇，救生艇上能承載的人數剛好與頭等艙的那些有錢貴客的總人數相等。在死死的鎖住了二、三等艙的大門故意讓那些不分男女的“窮鬼”們全都淹死以后，完全能夠讓頭等艙上的全部富人，不分男女都能夠登上救生艇逃命。在這樣幾乎完全保證了不會死人的情況下，在基本沒有任何生命危險的情況下，頭等艙的富人們裝模作樣的演一出“紳士風度”的“女士優先”的假戲（然而實質上這種“女士優先”完全只是出現在酒會宴會等社交場所，20世紀初的那些“紳士”們的妻子完全不能夠參與到社會的經濟生活中，甚至連對丈夫的財產繼承權都不完整，足以證明這種“紳士風度”純粹是虛偽至極的假戲）有什么不可以，反正女伴們走完了，男士們一樣還有救生艇，又不真會有什么生命危險，死的全是那些個二、三等艙的窮鬼們，怕個毛!但是盡管如此，我們也看的清楚，仍然還有頭等艙的富有男人裝成是死了父母的孤兒的唯一父親而混進救生艇（女主角電影中那未婚夫不就如此，歷史的真實情況中更是多得很）里逃命，還有頭等艙的男人戴上女士的面紗混進救生艇里逃命，這種在根本沒有死亡的危險性的情況下的“紳士”們的逃生，將那些上流社會紳士們的 資產階級虛偽無恥暴漏無疑！
我們都知道，2005年美國“卡利亞納”颶風席卷新奧爾良州和佛羅里達州等美國南海岸的時候，普通的百姓對飛機空投的食物的爭搶甚至到了開槍互相射擊的地步，美國警察去災區維持秩序必須佩帶槍支！那些認為美國道德好文明程度高的文人們，我只要在嘴里冒出“虐俘”，“強奸韓國老婦”，“卡特琳娜颶風”，“新奧爾良”這幾個詞，就足以讓他們氣得兩眼翻白了。現在，這么長時間了，美國和日本的受災現場、至今沒有清理完畢。災民相當多的人，至今還沒有得到妥善的安置。
2011年3月11日 、日本近海發生了里氏9.0級大地震并引發了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嘯。從日本的第一大報紙《讀賣新聞》摘錄幾段，看看日本災后盜竊、搶奪、詐騙賑災義款的社會亂象。（ 2011年3月29日 17時43分 読売新聞）：（以下僅將各段新聞的大意譯出）。日本災民許多人三天了還沒有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個熱盒飯，沒看到軍隊和政府人員的大行動。《以購買（災區）蘋果、盡（救災）義務（為名）詐騙賑災義款（事件）頻發》據警察廳統計，東日本地震以來至 3月28日 ，在日本全國發生的詐取賑災募款的案件已達146件。詐騙的名義除了“募集賑災義款”以外，還有“購買（日本）東北特產蘋果（該產地正是地震災區），將蘋果銷售款作為賑災義款”等名義。乘這次地震之便進行商業詐騙的案件也呈出不窮。用卡車裝載著水果，打著“東北產”的（旗號）進行義賣來騙取當地人的同情的手段進行詐騙的行為到處橫行。 3月18日 下午六點左右，在ＪＲ（日本鐵路）立川站南口路邊，犯罪嫌疑人中村雄一推著裝載著募捐箱的自行車，募捐箱上寫著“東北関東巨大地震救援募金”，向過往行人募捐，詐取金額12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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