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一個文革”還是“兩個文革”，這是一個問題

    這幾天雜事多，好幾篇該寫的文章都耽擱了，今天補一篇。
    10月上旬在成都大邑參加研討會時，徐友漁先生也有一個主題發言，內容是關于文革。具體發言記錄以及后面的討論，大家可以到楊帆教授的博客上閱讀，我就不轉帖了。徐友漁的主題發言和后面的討論都挺有意思，我在現場沒有參與，只是聽大家說。雖然當時有些想法，但我想還是不說為妙，說了難免引起沖突和爭論。要說言論自由，還是有的，我不想說，也是自由。如今換一個地方說。寫文章比臨時即興發言更加周全點，這也是言論自由。
    徐友漁的發言主要闡述了關于文革的一種觀點，即“兩個文革”。它并不是新觀點，徐友漁說：兩個文革在“文革學”中，“是吸引討論、研究、爭論的人數最多，觀點最多，爭論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長期的一個學說”。徐友漁說，他原來反對“兩個文革”的說法，在這個問題上還與秦暉有爭執，但徐友漁現在開始向“兩個文革”靠攏一點。為什么？徐友漁說，因為它有現實意義，因為當今中國社會“對文革說好話的思潮就越來越升溫”。那么，究竟什么是“兩個文革”？
    所謂兩個文革，一是“毛澤東的文革”，二是“人民的文革”。再明確點，“毛澤東的文革”是指權力斗爭，“人民的文革”是指社會矛盾。“兩個文革”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他出于權力斗爭需要的個人行為。但是，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也的確有各種沖突和矛盾，“人民的文革”便與“毛澤東的文革”在最初形成了合流。越到后來，兩者越來越分道揚鑣。徐友漁引用的觀點認為，到了西歷1976年，“人民的文革”終于占了上風，取代了“毛澤東的文革”。這一觀點很有迷惑性，與會者中，徐友漁、秦暉、蕭功秦等人對這一觀點的態度也顯得撲朔迷離，值得探討一番。
    我認為，兩個文革的觀點之所以出現并有一定市場，關鍵在于對文革的認識。如果文革全是壞的，要全盤徹底否定，那么，分兩個文革或者100個文革都沒什么意義。之所以要分“兩個文革”，根本原因在于，很多文革的經歷者和研究者都認識到，文革并非徹底不好，而確有它積極的一面。國內不少經歷過文革的人，現已進入老年。很多人說起當年的經歷，常常把“青春無悔”或“無悔的青春”掛在嘴邊。這并不是矯情，而是一種真實的感受，只不過他們中的很多人無法清晰表達而已。一些過來人甚至直接喊出“我不懺悔”；一些寫作文革題材的作家，自身也是親歷者，他們在作品中、現實中都對文革表達出愛恨交織的感情。我知道一位已經住在美國的文革親歷者經常回國，每次必定要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一眼，因為那里有他當年的記憶，他說很多事情他至今還沒想明白。
    當我們意識到文革有它的合理性，再來看“兩個文革”的觀點，就會有新的認識。“兩個文革”觀點的核心在于：文革的合理性只在于群眾，那些造反派，而不在于毛澤東。換句話說，“兩個文革”的觀點有一個預設的前提：毛澤東是錯的，是為了個人地位而搞權力斗爭。但在另一方面，那時的中國的確存在各種社會矛盾，例如官民矛盾、社會不公等，“人民的文革”就是這一社會矛盾的體現。所以我們看到“兩個文革”的核心是：把文革壞的方面都歸于毛澤東，在否定毛澤東的問題上，絲毫不松口、不退后，把毛澤東個人與“人民的文革”對立起來。我認為，徐友漁說他原先反對“兩個文革”的觀點，關鍵在于他原先不認為文革有合理性。現在他的觀點有所轉向，是因為他現在不得不意識到文革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依然猶猶豫豫。因此，徐友漁說，他現在雖然向“兩個文革”的觀點靠攏了一些，但基本還是堅持“一個文革”。他的理由是：“人民的文革”雖然存在，但微不足道。換句話說，徐友漁認為，文革的合理性雖然的確有，但不重要。
    那么，就算“兩個文革”的觀點肯定了文革合理性的存在，我們能夠接受這一觀點嗎？對于這個問題，我認為必須回答另一個問題：文革的合理性究竟只體現在毛澤東之外的基層群眾身上，還是在毛澤東身上同樣有體現？徐友漁說：“實際上現在隨著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理論對現在、對當代影響反映出來是越來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眾、革命群眾‘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資派’，提出了應該有大民主的這些理論。當初提出時，中國革命搞得那么左，什么‘走資本主義道路’，市場經濟影兒都沒有，顯得有些牽強附會。后來中國搞了市場經濟，有那么多貪官污吏，現在說成是‘走資派’，大家覺得越來越有道理，甚至比毛澤東當年搞文化革命時宣傳的還有道理。毛澤東當時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這顯得有些荒謬，資產階級怎么在無產階級先鋒隊里？大家覺得這個很荒謬。現在，很多人認為這個說法證明了毛澤東的遠見和英明，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特權階層，貪污腐化，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因為現在搞的是市場經濟。”
    徐友漁還說到：“在80年代的時候毛澤東這套理論沒有人信，陳云和鄧小平否定文革的說法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后來特權階層越來越嚴重，特殊利益集團越來越嚴重。尤其搞了市場經濟以后，‘走資派’這個概念的似乎合理性越來越凸顯，荒謬性越來越淡漠的情況下，大家就非常相信這種理論。我自己的研究，我做調查就知道，到了春節的時候，河南省的一些群眾、下崗工人出來游行，他們打的旗幟是毛主席的旗幟，拿的畫像是毛主席的畫像，他們的口號也是當初文化革命那些‘打倒特權階層’的口號，這點很值得注意。”從徐友漁的這段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到，徐友漁也承認文革的合理性既體現在民眾那里，也體現在毛澤東思想中。然而關鍵是，徐友漁基于否定毛澤東的既定觀念，他內心不愿承認文革的合理性來自毛澤東，只愿有條件地承認來自基層群眾。這也是徐友漁對于“兩個文革”的觀點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原因，他想堅持“一個文革”的觀點，還是想徹底否定文革。

    我其實像徐友漁過去一樣反對“兩個文革”的觀點，楊帆在討論會上也持這一觀點，但我的看法與楊帆也不完全一樣。楊帆的觀點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這里我不再引述。我認為，文革的合理性與破壞性是不能割裂的，它們都體現在毛澤東那里。所謂毛澤東的“權力斗爭”實際上與社會矛盾有著必然的聯系。否定毛澤東的人，喜歡將其稱為“權力斗爭”，而我寧愿稱之為“路線斗爭”，它的目的無非是解決已經隱含或已經出現的社會矛盾，而非僅僅是針對某個人、某個權利位置。如果兩人的政治觀念完全一樣或非常近似，耍點手段，你下我上，我們可以認為是權力斗爭。當政治理念不同，對于社會現實的基本判斷不同，誰掌握權力便是對全社會的巨大影響和改變。徐友漁也意識到，當年批判“走資派”與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有密切的相關性，那么，徐友漁是否認為，在那個年代是被夸大了，或者僅僅只是毛澤東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對全國人民進行的欺騙？因此，我與徐友漁觀點的差異在于，雖然同樣認為只有“一個文革”，但我認為，文革的合理性同樣源自于毛澤東本人，而徐友漁不太愿意承認這一合理性，即便勉強承認，也認為它不屬于毛澤東。
    對此，蕭功秦的發言比較有意思。蕭功秦說：“我是在座各位歲數最大的。我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已經是造反派了，我是工廠造反派的副部長，而且是我們工廠造反大隊票數最高當選的一個大隊隊委，我還是比較了解工廠的文革。所以我覺得徐友漁談的觀點有一點我覺得講得很有道理，‘人民文革說’只是‘毛澤東文革’的一個衍生品，而且從計算數量上來講人并不多”。“只有極少數人，比如像我這種人，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浪漫的，覺得毛主席就是要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民主世界，巴黎公社，將來我們就民主了，我是相信的。”我理解蕭功秦的話，意思大概是說，他當年就懷抱著民主的理想，響應毛主席號召投身文革，成為造反派骨干，結果發現被毛主席騙了。因此，他現在繼續當年自己的主張，回到當年“人民文革”的立場，開始推進當今中國的民主。
    于是我們發現一個很神奇的連接：當年的造反派，與今天的民主派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系。對此，秦暉把話說白了。秦暉在討論中說：“從造反派變成了民主派”，“造反派是民主派的先聲”，“我是不同意的，這一點我同意徐友漁的說法”。秦暉表明了態度，他不認為當年的造反派就是今天的民主派，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秦暉比較接受“兩個文革”的觀點，他當年也參加過造反派。秦暉說，當年他參加的造反派最終沒有掌權，而是被鎮壓的。這確實是文革期間派別眾多的一個現象。現在有人將當年的這一現象稱為“結社自由”，雖然比較牽強，但也有點道理。秦暉說，當年他參加的造反派雖沒有掌權，但在一段時間里也控制了一塊地盤，他們稱為“解放區”，這個造反派的“解放區”主要是南寧市的“貧民窟”。因此，秦暉認為，文革的確有社會沖突的成分，這也是他比較認可“兩個文革”觀點的原因。但是，秦暉與徐友漁還有一點不同，徐友漁認為文革的合理性雖然微不足道，但來自基層群眾，與毛澤東無關。而秦暉認為“人民文革”的合理性來自于“奉旨造反”。也就是說，秦暉某種程度上認為，文革的合理性的確是來自于毛澤東。當然，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究竟是什么。在討論會上也有人提出，毛澤東的動機就是個人原因，因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當年像秦暉、蕭功秦那樣懷抱民主理想投身造反派的人是被毛澤東的表面文章蒙騙了。毛澤東的動機是另一個大問題，討論會上沒有展開，只是簡單提到，我這里也不展開了。
    那么，當年的造反派究竟是不是就是今天的民主派？秦暉雖然不承認，但我認為，將其等同顯然不合適，但認為他們有一致性，其實是有道理的。徐友漁所舉的例子中，大力主張“兩個文革”觀點的人，大多在海外，或者已經去世或淡出歷史舞臺。這些人大都經濟過文革，雖然在文革中的表現不盡相同，但他們的確都成為民主派。對于他們來說，“青春無悔”、“我不懺悔”并不是矯揉造作，而是真實心態，這一真實心態其實與秦暉等人一樣。只不過在不同位置上，面對不同的處境，每個人對當初延續至今的這一心態的態度很不相同。在國內有“三種人”之說，如果承認兩者的關聯，對于基層普通人無大所謂，但對于在社會舞臺上的活躍者來說，那就與自己的當前利益有很大關聯。而在海外的那些民運人士則無此擔憂。海外民運中更年輕一點的人，可能因為年齡和經歷的原因，沒能自我意識到這個關聯，但事實上，兩者還是有類似的。當秦暉說當年的造反派是“奉旨造反”，按照這一邏輯，改革是否也是“奉旨改革”？當今的民主派是否也是“奉旨民主”？秦暉說“兩個文革”的時候，用開始的“奉旨造反”與后來的“抗旨造反”來形容，對于當今中國的所謂民主派來說，豈不也很相似？從“奉旨民主”到“抗旨民主”，都能在他們今天的實踐中找到對應。
    這個話題實際上牽涉到一個更大的話題，即對民主的理解。當我們認可文革的合理性、認可社會矛盾對于文革出現的必然性，實際上也是對文革民主性的認可。而“兩個文革”的觀點將文革的民主性從毛澤東身上排除，只接受民眾造反的民主性。從文革合理性的角度說，它是對當今“走資派”引發的社會矛盾的自然延續，甚至可以將當年的文革看成是一場預演。“一個文革”的觀點稍微復雜點，一種是徹底否定文革，不認可它有任何合理性；另一種是將文革的合理性與毛澤東結合為一體。這也正是吾友黃紀蘇先生所說的，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最大的造反派。換句話說，我的“一個文革”的觀點將文革的合理性看成是毛澤東與基層民眾民主意愿的一致性，而非將其割裂。
    那么，它涉及到最后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認可文革的合理性，又像徐友漁那樣從當今中國現實看到了文革的矛頭所指，我們是否應該接受今天某些西方左派依然堅持的觀點：文革應該時不常地再來一次？我認為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成都大邑討論會上，絕大多數與會者也認為不可能。首先，認可文革的合理性是指它的理念，未必等于認可文革的手段。文革看到的“走資派”問題與今天有一致性，未必等于文革解決“走資派”問題的方法就正確。我想，這種一分為二的態度是應該的。其次，認可文革所具有的民主性，不等于認可文革對于民主的理解。民主的觀念呈現相當大的多樣性、復雜性，即便像秦暉、徐友漁、蕭功秦這樣當年都是造反派的一員，他們對于民主的理解、對于民主的制度方式也未必相同。那么，今天的民主派也一樣。事實上，反對今天的所謂民主派也并不等于是反對民主，只是對于民主的理解不同。當我們看到當年的造反派與今天的所謂民主派有一致性的時候，我們也就更能理解當今中國為何要對文革的破壞性抱有相當的警惕。因為，當今“奉旨民主”的所謂民主派，很有可能讓中國重蹈文革的破壞性，甚至因為他們當年未能徹底如愿，而使得破壞性更大。
    對于文革的確需要客觀分析。徹底否定與絕對擁護，都不可取。文革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破壞性，對此，我們應該冷靜分析，認清真正原因。如此，才有可能吸收它的合理價值，并汲取教訓，排除它的破壞性。我認為，對此問題，中國還需較長的時間，并在新的實踐中不斷總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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