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保持：大泉山典型的塑造

近年來，有關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社會研究方興未艾，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關注。眾所周知，集體化時期，黨和國家在農業發展戰線上樹立了為數眾多的典型，試圖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起模范帶頭作用。可以說，塑造典型是集體化時代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策略。本文以集體化時期山西省陽高縣大泉山村為考察對象，探討分析了本來由個人積累的水土保持經驗如何在伴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浪潮中得以逐步介紹和推廣，并最終使一個普通山村被塑造為全國各地學習典型的生成過程。

大泉山村地處今山西省陽高縣境內，解放初期屬察哈爾省，處于晉、冀、蒙三省區交界處，是集體化時代在農業戰線上因水土保持工作突出而被塑造起來的一個典型村莊。為了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進程，1955年底，毛澤東在其主持編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對全國各地涌現出來的各類生產典型事跡進行了介紹，并寫出了多篇按語，以強調書中列舉典型事例的重要性。毛澤東為《看，大泉山變了樣子！》一文所寫的按語指出：“很高興地看完了這一篇好文章，有了這樣一個典型例子，整個華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問題的地方，都可以照樣去解決自己的問題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時間，三年，五年，七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夠了。問題是要全面規劃，要加強領導。我們要求每個縣委書記都學陽高縣委書記那樣用心尋找當地群眾中的先進經驗，加以總結，使之推廣。”毛澤東對大泉山村的肯定，使它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走向高潮的過程中，成為全國水土保持工作的典型。

一、村莊原貌與初步治理

大泉山村原名西嶺村，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出版后不久，更名為大泉山村。這一地區處于農牧交錯地帶，整體上“地勢最高，暮春猶寒，初秋多霜，冬極冷凍”，因此只能保證“田成一季”。另外，因屬黃土丘陵區，“山高地瘠，兼之春寒霜早，長養時促，無有奇花異石為珍玩，至草木蟲魚鳥獸菜果之屬，亦無超奇以充滋味。”就地形而言，各類用地的坡度較大，且黃土覆蓋較淺，石質裸露較多，土壤含養分少，在氣候上干燥多風，冬季較長且氣溫較低，夏季較短且多暴雨，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由于地勢阻隔，大泉山村與外界沒有便捷的出入通道，導致信息閉塞，可供開發的耕地也較少，且全部為旱田，新中國成立初期單位面積產量很低。全村的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匯集雨水和從數里之外的白登河灘地提水。大泉山村一直沒有通電，直到 1979年7月25日，村內35千伏變電站投入運營后，村民才有電可用。同時，村內所有的工程實施只能依靠單純的人工勞動，勞動工具仍以傳統工具為主。

全村的800畝耕地全部為旱田，完全處于靠天吃飯的狀況，在進行土改的時候，甚至找不出地主或富農。新中國成立初期，貧農每年有1／3以上的時間靠吞糠咽菜維持，即使是上中農也只能達到靠腌菜和淡飯維持溫飽。

     統計數據顯示，大泉山村所在區域內的當地每戶平均實際擁有耕地約28畝，而在農業合作化以前年人均擁有糧食大約在300市斤左右。貧農、下中農、中農的生活水準實際上基本一致，都處在較低的水平線上。以每人每天最低需要400克糧食計算，每年仍存在糧食缺口；上中農通過開荒取得耕地，但由糧食每畝平均產量可以看出，其生產水平十分低下。人們維持生活的方式主要是通過節流而不是開源。在傳統的生產方式下，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去進行生產，另一方面當地的糧食產出又無法承載更多的人口。要解決這一問題，應考慮讓婦女參加農業生產，但“塞北婦女自古不知紡織，尺布寸縷，皆買之市肆。而市廛估客，遠購于直隸威唐等處，其價甚昂。民間稼穡登場，半以易布。此衣食所由交困也”。在社會生產組織結構上，當地農戶實行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粗放式農業種植，戶與戶之間經濟來往甚少，由于整個村莊社會階層普遍貧困，使分散經營的方式長期延續下來。

據《陽高縣志·事件紀略》中記載：“大泉山坐落在陽高縣城南12．5公里處，是西嶺村西的一座土石山，海拔1200多米。山腰有座奶奶廟，由于山是荒山，溝是荒溝，廟已多年斷了香火。”這座奶奶廟名叫鳳泉寺，距離大泉山村大約500米左右，而大泉山村民從來不去廟里祭拜，也不同廟里的出家人來往。1938年，早年曾讀過初級師范的道士張鳳林來到西嶺村，同時買下鳳泉寺周圍的荒山，并在山腰上打了一眼窯洞住了下來，靠開荒種地維持生計。高進才“8歲起當羊伴，扛長活。1943年，為生活所迫，孑身一人流落到陽高縣中部貧瘠的丘陵山區，在大泉山上一座古廟與廟人張鳳林相識，共守廟業，治理荒山”。張鳳林和高進才經過不斷實踐，逐漸總結出一套“治水用水，蓄水保土，改良土壤”的辦法。根據不同地形的沖刷情況，采取了挖坑、開渠、培埂、堵溝等辦法，盡可能地把水蓄起來進行利用，并結合植樹造林來鞏固水土。從1938年到1955年，兩人總共治理了約460畝荒坡。當時的農業科技人員對他們的治理工作作出如下評價：第一，與蓄水保土的工程措施相結合，工程常常跑在造林的前頭或和造林同時進行……所有的工程均采用投入少、效果好的措施，不用過多的勞力，不用特殊的工程材料；考慮工程安全的著眼點是分散集中的徑流，而不是不惜工本地過高要求工程質量。第二，與農業技術相結合，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真正統一起來，既減輕了造林的整地和撫育工作，又結合了農民眼前的利益。第三，限于當時的條件，造林所采用的種子、苗木和枝條，雖還存在著品種不良的缺點，但就擴大地區普遍開展水土保持工作的要求來說，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仍然有極大意義。

    總的來說，大泉山村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特點是根據當地自然環境的實際情況，將治理與利用結合起來，為實現基本的物質生產生活提供了保障。隨著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浪潮的高漲，張鳳林和高進才積累的水土保持經驗，為大泉山村成為全國學習的先進典型鋪墊了伏筆。

二、名聲初起與經驗推廣

    1951年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剛剛進行土改后不久的大泉山村試辦了兩個互助組，張鳳林和高進才一起參加了以村民錢志如為組長的合作組，使他們與村莊有了直接的生產關聯。第二件是抗美援朝，1951年4月，察哈爾省開展“抗美援朝宣傳月”活動，陽高縣積極動員人力物力進行宣傳和募捐運動。當時全縣一共組織了8000多人的宣傳力量，“分片包干，進行宣傳。縣級干部80多人深入重點地區、偏遠地區”，“結合抗美援朝宣傳，各村各戶都定出愛國公約”。當時陽高全縣只有194945人，宣傳人員與總人口之間的比例達到了1∶24，即使是偏遠地區也有專人負責。在全國性捐助飛機、大炮的熱潮中，張鳳林和高進才將收獲的5000市斤馬鈴薯和50市斤小米捐獻給政府。因此，區里專門將此事報告給縣里，陽高縣委副書記王進聽到這個消息后非常重視，并參觀了鳳泉寺，了解了他們兩人多年進行水土保持工作的生產事跡。1952年，王進開始認真總結他們能夠在不利的自然環境下獲得較高收成的經驗并迅速推廣。

新中國成立伊始，為了大力發展農業經濟建設，為工業化建設提供援助和積累，中共中央大力推行生產合作社的勞動組織形式，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1955年7月，全國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為1690萬戶，同年底，這個數字增加到7000多萬戶。鑒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迅猛發展，毛澤東認為，“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個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同時，“興修水利是保證農業增產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縣、各區、各鄉和各個合作社都可以辦的，十分需要定出一個在若干年內，分期實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災荒以外，保證遇旱有水，遇澇排水的規劃。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礎之上，群眾有很大的力量。幾千年不能解決的普遍的水災、旱災問題，可能在幾年之內獲得解決。”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共中央的目的在于將這些水土保持工作的典型事跡同正在進行中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結合起來，試圖通過水土保持工作的典型來推動農業合作化的更快發展。同時，還可借助農業合作化的進程克服土改后小農經濟的弱點，為水土保持工作創造有利條件，進而為下一步農業全面社會主義化的發展作出鋪墊。在此情況下，如何解決華北、西北等地區干旱缺水、水土流失嚴重、促進農業生產發展成為一項重要任務。因此，大泉山村的張鳳林和高進才多年的生產實踐正好適應了國家形勢的發展需求，很快被作為全國典型事例進行大力介紹和推廣。毛澤東為《看，大泉山變了樣子！》一文所寫的按語即直截了當地闡明了大泉山村典型經驗的意義。此外，毛澤東還于1956年1月和1958年兩次提到大泉山的事跡，贊揚說：“大泉山張鳳林真好啊！我們感謝他！    我們要在報紙上大量報道大泉山，要寫書，寫傳單，給來參觀的人每人發一套。”

陽高縣地方領導的大力推廣，再加上毛澤東的高度贊揚，很快就使大泉山村因水土保持工作的經驗聞名全國。從1955年9月到1956年3月，僅有百余人的大泉山村共迎來了全國各地的參觀者8779人次，其中包括著名學者竺可楨、林、張乃鳳等。另外，蘇聯水土保持工作專家凱斯·阿爾曼德和查斯拉夫斯基還專程參觀了大泉山村的水土保持工程。阿爾曼德在題詞中寫道：“我們拜訪了勞動英雄高進才同志，參觀了他的勞動成果，我們認為這些成果可以成為本區農民們的榜樣。”1957年，大泉山受到了國務院的表彰。陽高縣也于1958年榮獲全國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會議的水保特等獎。因水土保持工作上的成績，張鳳林于1956年12月擔任陽高縣人民委員會委員；高進才于1957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一度擔任過縣委副書記、縣人大副主任，還曾經作為代表出席過兩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兩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受到毛澤東的親自接見，并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邀請兩次參加國慶觀禮、一次國際勞動節觀禮。隨著當事人身份的轉變，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對大泉山村的水土保持工作經驗進行宣傳。在華北很多地方現存的各級檔案資料中，至今還保存著張鳳林和高進才在不同場合進行演講的發言稿，這也說明在當時大泉山村作為學習典型的影響力是很廣泛的。

三、推廣成效與“大集體”化

    大泉山村是伴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而成名的。從《看，大泉山變了樣子！》一文中可以發現，作為一篇介紹水土保持工作的文章，文中用大量篇幅來印證大泉山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所取得的成績。在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當地人頻繁使用“大集體”這個詞匯代指新中國成立初期推行合作化以及集體化的那段時間，顯然，大泉山典型的塑造與“大集體”化是分不開的。

    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在農業領域實行集中管理體制，各種運動在不同地區幾乎是無差別地同步推行，在這一時期各地出現了許多先進集體或個人，大泉山村一開始并不是孤立的，僅在陽高縣就有北徐屯、楊塔等數個合作化運動的先進村莊。這說明中央推行的政策是以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為原則的。1954年秋收以后，大泉山村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后，作為典型的大泉山村，在農業合作化進程中起表率作用。陽高縣政府于1956年將西嶺村更名為大泉山村，還成立了大泉山鄉，并以大泉山鄉為基本單位率先成立了全縣第一個高級社。隨后，全縣在很短的時間內基本實現農業合作化，共建立高級社271個，入社農戶46269戶，社員186308人。可見，大泉山典型的塑造促進了當地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1956年秋季，大泉山村實現了大豐收，平均每個勞動日分紅由前一年的0．75元上升到1．04元，國家以實際利益向農民展現了農業合作社的優越性。同時，國家和地方對大泉山村水土保持工作的關注度持續升溫，在一定程度也促進了大泉山村自身的發展。1958年，大泉山人民公社成立，共轄71個村，是當時山西省雁北地區最大的公社之一。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化的高級階段，隨著國家對生產活動的計劃調節力度加大，大泉山村原先相對散漫的生產組織形式也轉變為具有高度統一規劃的經營模式。集體力量不但使張鳳林和高進才水土保持工作的經驗迅速推廣開，而且在改造環境的同時大力發展農業生產，除1960～1963年因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外，當地的糧食畝產量和人均收入均出現了明顯提高。

    除了經濟上的增長之外，大泉山村的生產結構和組織方式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就生產而言，原來當地婦女極少參加生產勞動，盡管清代道光年間大同知縣黎中輔曾試圖改變這種現象，但成效甚微。而在集體化時期，新的制度和政策解決了這一問題，不但男勞動力被很好地組織起來，而且婦女參加勞動也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為了讓婦女能夠擺脫家庭的拖累，大泉山管理區（人民公社）專門成立了8個幼兒園、9個公共食堂和9個縫紉小組。這樣，不僅使婦女在生產中沒有后顧之憂，而且也使社會分工走向專業化，為進一步改善當地自然環境、發展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資源。婦女被調動起來積極參加農業生產活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1956年到1960年，在421名婦女的參與下，大泉山管理區共植樹2150畝，占全區造林總面積的56％，此外，還培植了一部分樹的幼苗和葡萄，零星植樹也達到365萬株，打旱井150多眼，培土埂250多道，修建了兩座小型水庫，修挖了上千處魚鱗坑等小型土石工程，完成10400余畝的水土治理。可見，集體化時期，將婦女調動起來參加勞作，以最低成本有效增加了勞動力，使當地的自然面貌通過治山保水得到了顯著改觀。

     除此之外，大泉山村還成立了一支專業的水土保持基本建設隊伍，保證了大泉山村水土保持和農林生產等工作的有序進行。在有效的組織下，大泉山村的1300畝宜林荒坡得到迅速改造，到1963年已經基本完成了綠化。經過治理，“松柏楊柳綠滿山，層層梯田平展展，清清流水繞山間，常年治理不停手，生產條件大改善”。

    同其他公社一樣，當時大泉山公社也辦起了公共食堂。在大煉鋼鐵的運動中，由于大泉山承擔著向全國各地參觀人員介紹先進經驗的任務，積極致力于水土保持發展農業生產，基本沒有搞“小土群”煉鋼建設，進而保證了原來的生產和生活習慣。到1960年，全國出現了糧食危機，大泉山村由于存有余糧，民眾基本能夠吃飽飯。這些成績的取得，同合作化運動中的農田水利建設是密不可分的。

    從當時的各項社會經濟指標來看，大泉山村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大泉山在集體化時期取得了兩項重要的成果：第一，大泉山村在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中已經建立起新型的生產組織模式；第二，大泉山村的農業發展也取得了質的飛躍。這說明大泉山村在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進程中，已經邁出了關鍵性的步伐。在推廣大泉山水土保持工作經驗的進程中，華北以及西北很多農業生產條件較差的地區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1956年2月，內蒙古自治區代表到大泉山參觀，十幾年后，其中一位代表給大泉山村寄來蘋果，稱是學習大泉山經驗的成果。作為中國北方干旱地區治理水土流失的典范，大泉山至今依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效應。

    大泉山作為水土保持典型的塑造是伴隨著新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浪潮實現的。張鳳林和高進才一開始對大泉山嚴峻的自然環境進行改造，主要基于生存的需要。他們在改造生存環境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在整個國家歷史進程中被作為水土保持的典型加以大力宣傳和推廣，并被不斷地賦予普遍意義，實際上是一種歷史合力綜合作用后的必然結果。

     大泉山典型塑造的過程就和山西平順縣西溝村、昔陽縣大寨村等典型村莊一樣，凸顯了集體化時期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一種制度安排，盡管在具體實踐細節上可能不同，但是其實踐邏輯是一致的。

因此，對大泉山村的個案研究為全面剖析集體化時期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經驗。此外，通過對大泉山村在改造自然環境和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的經驗解讀也有助于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建設提供借鑒。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摘自2011年7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5fe3e0102dwwj.html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