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20世紀全球地緣政治變局回眸

　　20世紀全球地緣政治變局回眸

　　鄭彪

　　為了展開對21世紀全球地緣政治的分析，有必要對20世紀東西方地緣政治變局，做一點回顧和反思。

　　一、 蘇聯的歷史地位和在20世紀重大的地緣政治作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1991年蘇聯解體是20世紀首末兩次導致全球地緣政治大變局的基本動因，蘇聯也是戰后兩極世界格局形成的最重要地緣政治因素，惠及全球。蘇聯崛起是20世紀上半葉最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也是促進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從而形成東西方地緣政治均勢的最重要地緣政治因素，蘇聯解體則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禍及全球。總之，蘇聯擁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無論有人如何仇視和詆毀蘇聯，蘇聯都是影響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和世界政治變局的難以替代和無法抹去的一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因素。

　　盡管如此，1917-1991年的74年，占據了二十世紀四分之三歷史，蘇俄的巨大存在，其難以估量的國際政治意義是無可否認的。很難設想，二十世紀如果沒有蘇聯，竟是什么世界?以反法西斯戰爭為例，如果沒有蘇聯紅軍在歐洲戰場英勇抗擊德國法西斯，或者1941年冬天蘇聯兵敗莫斯科城下，世界格局將會是何種情況?那時“北約”還未生出娘胎，歐洲豈不都成了希特勒的囊中物?哪里還有什么后來的北約、歐盟及其東擴?至于之后美國與德國是否會發生火并，其結果如何，世界歷史將如何演進，都難以設想。二十世紀前三十年里就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戰后美蘇對抗，東西方政治平衡，半個世紀沒有世界大戰。蘇聯剛剛解體，美國就已經有人叫囂世界大戰了。相信蘇聯如果仍然存在，也沒有什么戈爾巴喬夫基金會，1995年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也不會舉行，2005年“盎格魯-撒克遜計劃”不會出籠，奧巴馬也不會有2010年4月關于中國發展模式的那種傲慢無禮的講話，等等。所以，蘇聯的存在對20世紀的人類曾經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意義，蘇聯解體造成的巨大而深遠的地緣政治震蕩，其余波的影響將長期存在。

　　鑒于現今年輕的讀者幾乎已經不了解蘇聯巨大的歷史作用，這里有必要略加盤點：首先，俄國十月革命率先打破了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霸權，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開啟了20世紀人類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和全球地緣政治重心東移的歷史進程，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走向公平美好的未來社會創造了政治前提，也成為推動中國革命加速走向勝利的強大動力。其次，正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引領下中國等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政治地圖和東西方地緣政治格局，使得社會主義在一段歷史時期內成為人類社會強大的進步力量，促進了二十世紀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斗爭，使得這個世界變得相對進步、平等了很多。正是在東西方地緣政治均勢條件下，世界上許多國家，不必說社會主義國家，也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和福利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從這個意義上說，發達國家特別是西歐和北歐國家的勞動者和中產階級，實際上一直在享受著二十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余蔭。正因為如此，蘇聯解體以后，美國和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全面惡化，而在發展中國家，勞動人民的狀況更加糟糕。再次，正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種政治制度的對抗和競爭決定了二十世紀的歷史面貌，造成了東亞復興的地緣政治機遇，也為中國實現初級國家工業化和重新成為世界政治舞臺的要角以及為改革開放以來中華復興起步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和贏得了時間，推動了全球地緣政治重心東移。

　　這里還沒有談到二戰中蘇聯的巨大貢獻和蘇聯長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對全球地緣政治的重大影響。即便如此，從以上大而化之的幾點概括中，已經足以證明蘇聯對20世紀世界地緣政治的影響可謂大矣。近20年來，在西方國家的大量論著中，20世紀似乎蘇聯沒有存在過，20世紀被稱為美國的世紀，甚至連蘇聯在二次大戰中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貢獻都被抹殺。中國學者有責任為這段歷史討回公道，也因為蘇聯的歷史與中國關系非細，抹黑蘇聯歷史，有損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

　　從地緣政治學角度看，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和理論，也是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翻身解放、富民強國的地緣政治學。列寧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也是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訴諸實踐和將其變成蘇維埃政權的現實，從而打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翻轉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和啟動20世紀世界體系重心東移的地緣政治大師。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大林領導蘇聯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并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建立雅爾塔體系和兩極世界格局，也是20世紀了不起的一位東方地緣政治大師，正因為如此，西方政治家如丘吉爾內心特佩服斯大林。這也是西方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和為蘇聯解體欣喜若狂的根本原因所在，赫魯曉夫的愚蠢也在于在斯大林問題上制造自殺性政治地震，實為戰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和衰落的起點，成為引發蘇東劇變這場地緣政治災難的歷史根源。蘇聯在74年中是一個曾經令它的西方對手聞風喪膽的巨大地緣政治存在，是一個由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創造的在20世紀人類歷史上留下巨大足跡的偉大國家。近年來人們多罵戈葉是列寧的不肖子孫，罵得有理，但根子在赫魯曉夫，赫氏不僅在政治上外交上將蘇聯引向錯誤的方向，生生斷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改革”不過是為這個走過偉大而悲壯歷程的歷史巨人所舉行的一個并不體面的西式葬禮。保加利亞經濟學家K·彼得洛夫說：“赫魯曉夫草率的、毫無根據的和無知的反對斯大林的(政治)冒險和改革，使得整個社會主義世界、共產主義和國家運動進入了不可想象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危機。可以說赫魯曉夫主義不僅改變了蘇聯時代的面貌，同時也改變了歷史的面貌。而這個現象出現的時間，恰恰是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傳播的鼎盛時期。”(1) “改變了歷史的面貌”，造成了國際共運的災難性后果包括中蘇分裂，也導致兩級地緣政治結構扭曲變形和美中蘇“大三角”形成，客觀上加速了蘇聯衰落。實際上，正是赫魯曉夫執政以來“這些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啟發了撒切爾和里根在20世紀70年代摧毀了(國內的)社會主義因素和組織，并倒退回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政治的道路，而這又成為西方國家后來的經濟危機的基礎。”(2)這也是美英新自由主義出臺的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背景和直接原因，其所以如此，也是由于西方政治家看準了蘇聯的政治軟肋，見縫下蛆，最突出的是從上層建筑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入手，為蘇聯黨和國家的精英洗腦，逐步將其推向經濟崩潰、顏色革命和國家解體。邁克爾·赫德森揭露說：“1990年12月1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經合組織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共同發布了一份題為《蘇聯經濟》的計劃。這是一項根據休斯頓峰會的要求而做的研究。其摘要和建議顯示，俄羅斯經濟的瓦解并不是因拙劣管理所導致的意外結果，它從開始到發生都是完全按照原定計劃進行的。瓦解中央計劃經濟是為了支持貨幣主義者的謀劃。”(3)赫德森認為，美國錯誤的金融理論之所以得逞，是因為美國人認識到，俄羅斯不僅經濟上脆弱，而且心理上也意志消沉，鄙視自己的一切，盲目崇拜美國，美國戰略家乘機利用了俄羅斯人普遍的這種心理和認識混亂。他說：“俄羅斯政客和知識分子正經歷著一種認同危機，一種自我鄙視的精神創傷與羨慕西方的心理結合在一起。美國及其控制的全球性機構潛入了這個精神真空。一組黑白分明的假設開始兩面夾擊俄羅斯。任何非共產主義事物都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而且就是資本主義的。貨幣主義的咒語是這樣說的：私有產權天然地合理，政府計劃荒謬無比。俄羅斯人接受了這種意識形態，反映出他們的自我懷疑已經使其多么筋疲力盡。很多人把美國想象成一個高效的資本主義典范，一個樂意幫助俄羅斯發展和仿效其成功的經濟體制的國家，因為和平取代了冷戰。基于這種希望，以下事情就順理成章了：如果他們真的變得和美國一樣富有，就應該聽從美國外交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的建議。”(4)這是蘇共長期政治衰退的社會心理后果。

　　應當說，美英在政治上對蘇聯衰敗看得很準，心機深，反應快，出手重，軟硬兼施，步步為營，相當厲害。蘇共二十大以后，他們在赫魯曉夫身上沒少下功夫，包括離間中蘇關系和鼓吹美蘇合作(共治)。而最后上任的戈爾巴喬夫作為“二十大的兒子”更被所謂歐洲共產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上洗腦，政治上拉攏，所以能順利地接受西方的錯誤建議，發動以自由主義政治為基礎的自殺型改革，最終導致了那場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二、中蘇分裂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的影響

　　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美蘇是東西方地緣政治博弈的兩大主要玩家。中國雖然窮點，在東方陣營中的地緣政治地位和作用卻僅次于蘇聯，而中蘇兩國地理上連成一片，橫跨歐亞大陸，20世紀50年代的中蘇聯盟，成掎角之勢，加以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如日中天，從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看，其勢實不可當，歷史機遇極其難得。如果蘇聯領導人堅持馬列，既有遠見，兼有雅量，老大哥為首，老二哥為輔，共同領導，求同存異，則不僅國際共運不會衰落，兩極格局絕不至于傾覆。沒想到禍起蕭墻，中蘇分裂，西方特別是美國坐收漁利，不過二三十年，歷史轉瞬之間，天翻地覆，恍如隔世。

　　蘇聯解體，殃及別國，而美國也盛極而衰，東歐國家“被東擴”，受益者主要是歐盟，中國屬于被這次地緣政治變局殃及的國家。當然，最為創巨痛深的還是俄羅斯，這其中的地緣政治教訓可以追溯到中蘇分裂，對兩國都極為深刻。對于中蘇之間存在的異乎尋常的巨大地緣政治利益，斯大林晚年曾有深刻的闡述。他說，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熟了，蘇聯人及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這不是奉承你們，不是客氣話。西歐人由于驕傲，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們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從西方移到了中國和東亞。他接著說：“我們(中蘇)兩兄弟之間的友好團結是最重要的，對世界革命是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在世，我們兩國人民應該是團結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應該是團結的。團結就是力量!我們之間的團結是與世界革命和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5)斯大林是第一流地緣政治高手，這段話是用共產黨的世界革命語言對中蘇關系所具有的全球地緣政治利益的表述，而且將其提升到關系人類命運的高度，表現出斯大林卓越的的戰略遠見。聯系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世界變局，國際形勢，以及俄羅斯和中國的現狀和處境，滄海桑田，這其中有道不盡的難言之隱。盡管斯大林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中國共產黨的潛能估計不足，支持也不夠得力，但畢竟能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大批經濟援助拍板，表明他對于中蘇聯盟的思想和實踐所達到的高度是蘇聯其他領導人望塵莫及的。前述斯大林這段話是1949年會見中共代表團時講的，當時赫魯曉夫在場，估計他沒有聽懂。赫氏其人，既不大懂馬列(毛澤東語)，更不懂地緣政治，而且惡毒地反斯大林，早就把這段話扔到爪哇國去了，加以其親美疏中，嫌貧愛富，以至于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如撕毀協議，撤退專家等)，毀掉中蘇聯盟，實為地緣政治自殺。資料顯示，在中蘇關系上赫魯曉夫實際上中了美國的糖彈和離間計。1955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說，中蘇之間將發生沖突，我們在這場沖突中將站在蘇聯領導人一邊。后來，他果然主動邀請赫魯曉夫訪美，并于1959年9月26-27日舉行了著名的美蘇首腦戴維營會談。會談結束后，30日赫魯曉夫即抵達北京，出席新中國建國十周年慶典。當晚，赫魯曉夫即在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會談時抨擊中國的臺灣政策，并提出“兩個中國”的解決辦法，遭到拒絕。(6)實際上是在戴維營會談時，艾森豪威爾給赫魯曉夫吃了糖彈，而赫氏很可能已經向美國出賣了中國的臺灣利益，然后赫氏直飛北京舉行中蘇兩黨首腦會談。難怪美國中央情報局事后邀功：“中蘇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功勞。”(7)近年來，美國眼看中俄之間建立真正具有地緣政治實質意義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非常恐懼和惱火，又重施故技，極力挑撥離間中俄關系，妄圖分別玩弄中俄于股掌之上。所以，當前中俄兩國都有必要重溫中蘇分裂的前車之鑒。然而人們卻看到，近來“俄羅斯與北約走向結盟——一個跨歐亞大陸的泛軍事政治同盟已具雛形，目標顯然是共同遏制東方的中國”。(8)筆者也看到最近俄羅斯與北約有接近的態勢，但是對兩者能否結盟，仍抱懷疑態度。但是中國學者對俄羅斯有疑慮，確有歷史原因。

　　中蘇分裂是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分裂，走向地緣政治分裂，就此一點而言，中蘇兩國都不是贏家(后來中國被迫“深挖洞，廣積糧”而“備戰備荒為人民”，萬不得已才打美國牌)，而且影響相當深遠。經歷了蘇聯解體、世界變局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歷史倒退以后，現在回過頭來重溫這段歷史，說明美國對這個問題不僅理解與斯大林同樣深刻，很不簡單，而且能見縫下蛆，及時出手，戰略和政策手段都相當老辣。中蘇分裂導致兩極世界格局的博弈演變成美中蘇“大三角”的一桌麻將，終于美國和(音胡)了，雖說中蘇分裂，兩敗俱傷，但中國后來卻得以通過中美關系緩和擺脫20世紀70年代的地緣政治危機而走向復興，蘇聯則因此失去對西方的地緣政治均勢，逐漸走了下坡路。待俄羅斯新敗復起之時，中國又面臨西方的新的戰略攻勢，處于類似當年蘇聯的地位。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使人聯想到二戰前即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美國一直在對中俄兩國搞車輪戰。對于這方面的教訓，許多人似都諱莫如深。其中的經驗教訓在當前“文明沖突”背景下，仍有現實意義。

　　三、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和實踐的重大意義

　　瑞士學者哈里什·卡普爾在評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時說：“中國已成為國際上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為那些能左右世界政治的國家所承認。事實上，中國在這30年中，——即使在最弱的時候——大部分外交活動是圍繞著超級大國進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這一中心戰略平衡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影響。中國還成功地使自己成為超級大國進行外交估量和確定對外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譬如，在中國革命后的前20年中，美國企圖遏制它。尼克松就任總統后，美國政府為了建立對莫斯科的可靠抗衡力量，便謀求與中國友好。另一方面，蘇聯在與中國保持很長一段時間的友好之后，現在對中美和解卻感到相當的害怕。”(9)這段話的觀察有一定深度，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即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同時處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勢力敵對、封鎖和壓迫的困難條件下，以實力對比相當懸殊的弱國身份，竟然能夠靠高超的外交戰略和政策順應和推動世界格局變動，不斷提升自己的全球地緣政治地位，參與營造和建立起對20世紀70年代世界格局演變起了重大作用的中美蘇大三角關系，并因勢利導，通過實現中美合作從而為中國擺脫困境，一舉打開外交局面，進而為中國進入開放改革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開辟道路。這場以一弱對兩強的地緣政治博弈實不簡單。

　　可是，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內政外交相當困難，國內剛剛度過經濟困難時期，人民溫飽不足，形式上的思想統一難掩政策上的分歧，“文革”風暴已在醞釀之中;國際上，中國被美蘇孤立，毛澤東形容“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都在發展中世界，中國在歐洲只剩下一個小朋友。不是說弱國無外交嗎?中國是怎么以弱國身份，毛澤東是怎么以英雄暮年，竟然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縱橫捭闔，在困境中做到這一切的呢?要知道，2010年G20峰會上奧巴馬總統向沙特國王阿卜杜拉鞠躬，尚且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40年前，不可一世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能夠為了戰略利益，要里子不要面子，放下身段，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來到菊香書屋，與毛澤東會晤，不是趨謁也是趨謁，那可是當時的爆炸性新聞呢。君不見，正是在那之后，一時間西方各國的“冠蓋使，紛馳騖”，穿梭也似地訪問北京，紛紛與中國建交，成為20世紀外交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中國以一弱對兩強，做到這一切，答案主要是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和實踐。

　　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10)在21世紀的今天，毛澤東的這一戰略思想、理論和方法是否仍然有助于為我們開辟道路?值得研究。全面研究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和實踐，非本節所能容納，這里結合當前需要，從歷史比較的角度，做一點探索性的思考。

　　首先，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和中華復興的根本利益，決定了中國不可能一味追隨超級大國，必須對世界格局的演變和中國在其中所處的環境、地位、作用、戰略、策略等問題進行獨立自主的探索，提出自己的理論，才能正確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安全、利益和把握自身命運，實現中華復興偉業。

　　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90年歷史中一個最突出的政治特征，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和新中國建國第一個三十年外交路線的基本特征。1945年雅爾塔協議確立兩極世界格局，影響何其巨大，但是中國共產黨仍然表示出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1946年8月6日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談話，提出在美蘇之間存在一個廣大的“中間地帶”的思想，實際上表明對兩極格局并不完全認同。(11)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上的“一邊倒”，既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和國共內戰的必然結果，也是美蘇冷戰爭奪中國的必然結果，我們通常用馬列主義來表述，內中其實也有地緣政治的邏輯。但是“一邊倒”不是依附蘇聯，而是堅持中國文化的“和而不同”，(12)表現在政治-外交上就是堅持獨立自主。雖然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困難之大，今人難以想象，又別無選擇，但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強烈意識，絕不稍減。1949年毛澤東率團訪蘇，窮親戚串門，帶上幾車皮山東大蔥、大白菜、大羅卜做見面禮，既是為斯大林祝壽，也是向斯大林求幫告貸。但是毛澤東卻不卑不亢，有智有勇，向斯大林提出想要一個“又好吃，又好看的東西”，最后終于簽訂了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平等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13)即使是抗美援朝，也是中國共產黨基于中國地緣政治利益高瞻遠矚和民族大義的獨立決策，絕非別的什么。后來毛澤東發展了關于“中間地帶”思想，形成了理論，其核心思想就是戰后國際政治的中心是“美國反動派與世界人民的對立”，而不是美蘇之爭。這個思想經過蘇聯解體以后的歷史檢驗，證明仍然是正確的：美國幕后的共濟會體系將世界80%人口視為“垃圾人口”，要將95%以上的人口加以消滅(只剩下5億，見上文“盎格魯-撒克遜計劃”)，還不是“美國反動派與世界人民的對立”?現在中美地緣政治博弈的實質，是否仍然是“美國反動派與世界人民的對立”?只不過蘇聯解體了，輪到中國首當其沖。建國以后，毛澤東不斷豐富和發展其“中間地帶”理論，到20世紀70年代將其發展為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鄧小平指出，毛澤東的“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于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于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國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4)近年來似乎流行一種誤解，好像一提鄧小平外交理論就是“韜光養晦”，連“有所作為”都不大愿意提，更不必說獨立自主了。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多么重要，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太大，中華復興偉業不可能依附別國實現，還因為中華復興不僅是自身地緣政治利益所在，還因為它負有人類使命。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中國有獨特的文明體系、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獨立的核武器體系，具有成為世界領袖的一切地緣政治潛力。無論中國自己如何說“絕不當頭”，但是別人不都這樣看。所以，中華復興所需要的地緣政治利益和地緣政治地位，蘇聯尚且不愿意給，美國更不能給(奧巴馬2010年4月對澳大利亞記者的談話已經說得十分清楚)，只有靠中國自己去爭取。漢語“爭取”一詞乃有明示，不“爭”，如何能“取”?爭，就得獨立自主。但是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來源于獨立自主的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朱聽昌教授說：“獨立自主外交包括獨立的判斷能力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今后仍將繼續是維護中國主權與安全的鎮國之寶。”(15)是否“最大遺產”似可以討論，但說是“鎮國之寶”，應當沒有疑義。

　　其次，“毛澤東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最重要的是在于在新形勢下分清了敵我友，從而“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于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于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國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79年以來，隨著中美建交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的轉移，“敵我友”的問題久已經擱起不談，這在當時有其歷史原因和某種必要性;但是客觀上也造成全社會普遍的錯覺，似乎已經化敵為友，“天下無敵”，形成“讓世界充滿愛”的政治氛圍，似乎從此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一心一意埋頭奔小康、奔現代化了。1989年的北京風波驚醒了夢中人，老一代革命家一貫清醒，陳云專門向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講“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變”，“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16)鄧小平也對南方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說，針對南方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冷戰已經開始。(17)但是實際上，1993年以后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直到2008年，社會的主流思潮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這也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口號。而恰恰在北京奧運會前夕，發生藏獨、疆獨事件和西方國家的反華大合唱。在此之前十年，1999年更有北約對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誤炸”。人們注意到，北京奧運會以后中國重大會議奏國歌一項已經改為唱國歌，上至總書記下至普通代表都同聲齊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人們還注意到，隨著近年來學術界大聲疾呼國家安全問題，引起中樞和國人重視，2010年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文獻已經不再使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長期使用的重要提法;且從2008年起，長期諱莫如深的關于金融風險、國家安全等等深層敏感問題的尖銳意見都開始公開見諸各種媒體，影響輿論，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后》、金融海嘯》、《石油危機》、《糧食危機》等著作、廖子光的《金融戰爭 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邁克爾·赫德森的《金融帝國 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等金融和地緣政治類書籍成為中國暢銷書，2010年又出版了著名軍事專家戴旭的《C型包圍 內憂外患下的中國突圍》，2011年更出版了著名學者何新編著的《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何新這本地緣政治的重要編著在國內出版(先在香港出版，接著在大陸出版)無疑將近年來中國學術出版領域涌起的金融和地緣政治大潮推向了一個高點，“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曾經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再次嚴峻地擺在中國人面前，不容回避。

　　長期以來，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流行惟美國的馬首是瞻，已經進入死胡同。吹盡黃沙始到金，隨著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退潮，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的光輝再次閃耀。著名學者何新和地緣政治學家張文木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可敬的學者多年來一直在高呼“狼來了!”最近張文木更疾呼“狼來了，而且不是一只!”所以，在“文明沖突”的今天，仍然需要毛澤東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和方法，給我們開辟道路。

　　再次，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并沒有拘泥于傳統的馬列主義理論，更沒有受意識形態的束縛，而是繼承了中國古代地緣政治遺產，相信也借鑒了西方地緣政治學方法，從而實現了理論創新，發展了馬列主義和豐富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諳熟中國歷史文化，對中國古代優秀思想信手拈來，古為今用，使他的著作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永恒的中國文化魅力。例如1935年他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指出：“古人說：‘春秋無義戰’。于今帝國主義更加無義戰。只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的戰爭，都是義戰。”他還說：“在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義戰將遍于全中國，全世界。凡義戰都是相互援助的，凡非義戰都是應該使之轉變成為義戰的，這就是列寧主義的路線。”(18)孔子將政治定義為“政者，正也”，(19)這是總結“春秋無義戰”基礎上得出的正確結論，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區別于西方的獨特價值和鮮明特色。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在相當程度上是他關于中國革命的思想理論和實踐(例如農村包圍城市)在國際斗爭中的運用，也是關于中國古代“義戰”的重要地緣政治思想的運用，向蘇聯“一面倒”有合縱思想，與美國戰略緩和則是“遠交近攻”，事實上毛澤東也是這樣說的。1969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我們的北面和西面是蘇聯，南面是印度，東面是日本。如果敵人都聯合起來，從東南西北、四面八方進攻中國，那么中國怎么辦呢?”“日本的后面實際上是美國。我看，還是照我們老祖宗的辦法才好，叫做‘遠交近攻’。”(20)這些古為今用的做法，今天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世界“影子政府”制定和加緊推行的反人類計劃，等于發動了不僅針對有色人種而且是以95%以上世界人口為敵的地緣政治非義戰。凡非義戰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注定要失敗的。當此全世界的危難之際，如何將這場非義戰轉變成為義戰，使之成為遍于全世界的地緣政治義戰，是每一個不想坐以待斃的民族和人們都應當嚴肅對待的問題。而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中的馬列主義和地緣政治方法，今天對我們特別有用。實際上西方歷來高度重視地緣政治學，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克里斯托弗這些美國頂尖的地緣政治學家都作過高官，至今仍是頂級智庫人士，反觀中國一些思想庫，馬克思主義邊緣化自不待言，也沒有地緣政治學的地位，故近年來有海內外人士如鄭永年等批評中國學界思維“美國化”。“美國化”主要指自由主義一路，這一路成氣候也由于有強大的背景，例如2011年某主張中國棄核武的國際關系學者竟能登堂入殿，榮聘為國務院參事，引起輿論大嘩。

　　注釋：

　　(1)(保)Koycho Petrov：《2008年金融危機與中國時代將帶來的好處》，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論文集。

　　(2)同上。

　　(3)(美)邁克爾·赫德森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帝國 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4)同上。

　　(5)李海文整理：《師哲口述：中蘇關系見聞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頁。

　　(6)參見吳冷西的回憶，轉引自上書。

　　(7)(美)Chang,Gordon H：“Friends and Enenies”.轉引自馬耀邦著，李冬梅譯：《美國批判：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混亂》，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頁。

　　(8)何新：《淪共濟會》，引自何新編著《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

　　(9)(瑞士)哈里什·卡普爾著，彭致斌譯：《覺醒中的巨人——一個外國人看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30頁。

　　(10)《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頁。

　　(11)有研究者認為這次談話是“毛澤東向兩極格局理論的挑戰，也是對蘇聯在中國問題上奉行妥協路線的挑戰。”(朱聽昌：《中國地緣戰略的變遷》，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頁)“挑戰”一詞似乎言重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對兩極格局提出挑戰，但是不很認同倒是真的。

　　(12)近年來人們喜言中國文化貴“和”，由此又有人進一步發揮說中國文化“包容”，其實不甚準確。中國文化貴“和”不錯，同時又貴“和而不同”，這是一個“和”文化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和而不同”，就是堅持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不是無原則地包容，更不是什么都包容，也反對拿原則做交易。千百年來宋明清儒都高唱“夷夏之防”，20世紀至今又反對“和平演變”和反對“西化”、“分化”圖謀，一脈相承，都是明證。如果中國文化善惡不分，忠奸不辨，中國早就完蛋了。“和而不同”，就是堅持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表現在人格上，推崇“外圓內方”，“內方”就是堅持做人的原則，“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表現在中國共產黨90年的歷史特別是新中國的政治外交上，就是獨立自主。中國文化反對鄉愿，毛澤東最討厭鄉愿，他認為《西游記》里的唐僧就是善惡不分，忠奸不辨的鄉愿。參見毛岸青、邵華：《會議爸爸勤奮讀書和練習書法》，《瞭望》1983年第12期。

　　(13)參見李海文整理：《師哲口述：中蘇關系見聞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

　　(1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頁)由此可見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系，這些應當成為鄧小平外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15)朱聽昌：《中國地緣戰略的變遷》，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頁。

　　(16)《陳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頁。

　　(17)轉引自張文木：《美國與朝鮮較好并非沒有可能》，《環球時報》2009年6月23日。

　　(18)《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

　　(19)《論語·顏淵》。

　　(20)參見(美)尼爾·弗格森：《基辛格的處方》，《新聞周刊》2011年5月15日一期。

　　(本文寫于2010年，為拙著《中國經濟前沿與世界新時代》第一章《全球地緣經濟政治格局演變分析》中第二節的一個目，該書近期將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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