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評價辛亥革命——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張海鵬研究員

　　▲（采訪者簡稱為▲，下同）：張老師，您好！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發100周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今年學術界的一件大事，黨和國家也將隆重舉行高規格的紀念大會。作為中國史學會會長，請問史學會在紀念辛亥革命這方面有什么具體舉措嗎？

　　●（被采訪者簡稱為●，下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2011年史學界的一件盛事。早在2010年，各地史學界就已經開始籌辦或舉辦相關的學術會議。中國史學會更是責無旁貸。按照逢十紀念的慣例，全國政協正在統籌各方面的紀念活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湖北省人民政府將于2011年10月，在武漢聯合召開高規格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湖北省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聯合籌辦。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將總結百年來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推進辛亥革命研究。

　　▲：最近一些年來，學術界流行一種觀點，認為清政府的新政本來是可以救中國的，辛亥革命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是不應該發生的。請問張老師，應該如何評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是什么？

　　●：這種觀點是違背歷史事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腐敗與落后，是中國社會難以進步的根本原因。就辛亥革命來說，產生革命的深厚根源在于那個時期的社會。從一定意義上說，如果慈禧太后在洋務運動時期積極推動維新，有可能出現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局面；如果她能積極支持戊戌變法，也許前景將是另一個樣子。實際上，一切可能改革社會的機遇都喪失了，能夠挽救國家于危亡的就只有是革命。

　　客觀來說，清末新政比百日維新的力度還要大些。如：編練新軍，修訂法律，出臺若干推動公司發展的律令條例，廢除科舉辦新學，等等。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7年呈交政治考察報告：提出成立內閣，內閣總理大臣領導行政，取消軍機處。但其前提是皇位永固，所謂大權統于朝廷。慈禧太后說，內閣你們要搞就搞，就是軍機處不能撤。這樣就把政治考察報告根本否定了。因為軍機處是當時皇權專制的核心機構，保留軍機處，就等于否定了政治改革的方案。社會革命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統治階級試圖從內部進行改良的道路也沒有走通，革命的發生是難以避免的。說清末新政期間中國社會欣欣向榮，這是毫無根據的片面的觀察。庚子賠款4.5億兩白銀，每年需要付出本息1800萬兩，最終都分攤在老百姓身上。實行新政、練兵、辦新學堂也要攤派，這就使得民怨沸騰，各地民變甚多。清末社會動蕩，人民生活痛楚，這是真實的歷史現實。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怎么會發生革命？真是奇談怪論！

　　辛亥革命的歷史背景可以追溯很遠。就最近的背景來說，必須指出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兩件大事。甲午一役，中國敗北，損失巨大。條約規定：中國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遼南半島，賠償2億兩白銀。由于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清政府被迫答應用3000萬兩白銀贖回遼南半島。條約規定2.3億兩白銀要在三年內交清。清政府拿不出錢來，只好到俄法銀行、英德銀行借款，借3億兩白銀，加上回扣、傭金，本息共借了六七億兩白銀。

　　《馬關條約》的談判、簽約和批準，對清政府和全國人民心理的打擊極為巨大。談判過程中，不少朝廷官員連上奏章，反對割讓臺灣。簽約以后，更多的官員反對批準條約。康有為、梁啟超等率進京趕考的舉人先后約3000“公車”上書，要求拒和，反對簽約，主張變法。近代中國革命和改良的兩大源頭起源于《馬關條約》的簽訂。革命派的首領孫中山也是在這個時候產生了推翻清朝統治的思想。1894年11月，孫中山在夏威夷成立興中會，第一次在近代中國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發出了“驅除韃虜”的呼喊。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的呼吁，也從這時候開始。

　　《馬關條約》以后，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看到蕞爾小國日本都能打敗中國，大大刺激了它們的侵華欲望。它們以為中國已經躺在“死亡之榻”上，誰都想來分一點財產，于是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國勢岌岌可危。著名的戊戌變法運動，就是在這時候開展起來的。戊戌變法的失敗，對社會人心又是一次沉重打擊。改良派人士對改良失敗很灰心。革命派人士堅定了走革命道路的決心。這些人開始更高地舉起反清革命的旗幟。戊戌變法的失敗，緊接著是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和八國聯軍的侵華，其結果是1901年9月《辛丑條約》的簽訂。《辛丑條約》對中國的損害，這里只列舉兩條：一條是賠款，規定賠款4.5億兩白銀，39年還清，本息共計9.8億兩白銀。再一條是在中國境內駐兵。不僅北京的東交民巷使館區要由外國駐兵，且由北京至山海關共12處地方由外國駐兵。美國學者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一書中評價說，《辛丑條約》簽訂以后，中國的國家地位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

　　《辛丑條約》帶給中國的損失和屈辱，是自《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在條約談判過程中，列強感到無論是單獨一國還是多國都無力統治中國，便放棄了懲罰慈禧太后的設想，扶植慈禧太后繼續統治中國。1901年2月，清廷在批準奕劻、李鴻章報送的，由列強提出的《議和大綱》時，感激涕零。慈禧借皇帝的名義發布上諭說：“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憤交集”。為了感激列強不殺之恩，上諭特別提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句話，是以朝廷的名義，以“一切委曲難言”的心態，向“爾天下臣民”“明喻”的。這句話與后來革命派常常引用的“寧贈友邦，無與家奴”是一個意思。這是以國家的物力、財力求好于侵略者的表示。說朝廷賣國，莫過于此了。年輕的鄒容就是在看到了這個“上諭”后于1903年寫下了膾炙人口的《革命軍》，大聲疾呼地號召革命；青年革命家陳天華也是在這時候寫下了著名的《警世鐘》、《猛回頭》的通俗宣傳品。陳天華認為，清政府已經成了“洋人的朝廷”，這個朝廷，只不過替洋人做了個“守土官長”。這樣的朝廷，還不起來推翻它嗎？

　　▲：通過您的講解，使我們明白了辛亥革命的發生絕不是少數人制造出來的，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那么辛亥革命為什么首先發生在湖北武昌呢？這又有什么局限呢？

　　●：20世紀頭十年，全國各地猶如干柴，哪里都有爆發革命的可能性。問題是革命的火種是否有人去點燃，革命的分散的力量是否有人去集結去整合。辛亥革命首先爆發在武昌，主要是湖北革命黨人長期扎實的革命工作的結果。武昌起義前的各次起義，多依靠會黨，后來轉到在新軍軍營中發動革命，由于未能在新軍基層做士兵的工作，起義難底于成。同盟會領導人沒能解決的困難，被湖北的革命黨人解決了。

　　湖北有新軍一鎮一混成協，其軍力配備、軍人素質，除北洋六鎮外，在全國是最好的。武漢地區的革命黨人（主要是湖北人和湖南人）堅持了扎實細致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在各界群眾特別是新軍中聚集了雄厚的革命力量。自湖北科學補習所于1905年11月被迫停止活動后，在武昌陸續有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湖北共進會等革命團體的建立。1911年1月，武昌革命黨人在振武學社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革命組織——文學社。文學社主要在新軍士兵和學堂青年學生中發展成員，起義前已達三千多人。文學社還以《大江報》作為機關報，報紙免費送新軍各營隊，擴大了宣傳陣地。湖北共進會自1909年由一批留日學生建立后，很快就把工作重點轉向新軍，原屬群治學社的一部分人參加到共進會里來，起義前，共進會成員發展到兩千多人。正是由于這些革命黨人采用借矛奪盾的辦法運動新軍，把清朝的干城轉變為革命的勁旅，在湖北新軍中造成了雄厚的革命基礎。湖北新軍有良好的武器裝備，武昌、漢口有兵工廠，有新軍彈藥庫，這些都已為新軍中的革命士兵所掌握。他們不需要像組織沿海起義那樣花許多錢（湖北革命黨人只從同盟會領導人手中收到過八百元錢，另有湖北同盟會會員劉公捐出了五千元作為活動經費），去購買武器彈藥。黃花崗起義失敗后，1911年9月，湖北兩派組織在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實現了聯合。由于全國政治局勢的迅猛發展，四川保路運動的推動，武昌起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作為辛亥革命勝利標志之一的武昌首義是未經中國同盟會討論決策、沒有同盟會領導成員參與領導指揮，而是由一些中下層的同盟會成員和其他革命黨成員，在孫中山的旗幟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工作后獨立發動、指揮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這個事實所包含的優點和缺點是同樣明顯的。其優點在于：由于基本群眾組織發動起來了，在脫離領導的情況下，起義終于能夠掀起；缺點在于：起義士兵面臨沒有眾望所歸的領導人的苦惱，他們不僅找不到早已期望來漢的黃興、宋教仁等高層領導人，也找不到起義前確定的臨時總司令蔣翊武和參謀長孫武。在戰火紛飛中，起義士兵找到一個久已脫離革命行列的下級軍官作臨時指揮，而在攻下督署后，請出一個清軍協統作了革命軍的總首領。如果黃興、宋教仁在起義現場，或者蔣翊武、孫武能冒險挺身而出指揮，武昌起義的前景要輝煌得多，對推動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其結局將是另一個模樣。

　　▲:近年來，史學界有人認為辛亥革命的勝利主要是立憲派和舊官僚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們才使辛亥革命以很小的代價贏得了清帝退位的勝利。請問張老師，如何評價革命派、立憲派在辛亥革命進程中的作用？

　　●:有些人說辛亥革命是妥協的產物，不是斗爭的產物，這些說法不是完全正確的。辛亥革命首先是武裝起義，是打出來的。漢口、漢陽保衛戰都打得相當慘烈，據當事人的回憶，漢陽戰事血流成河。漢口十里商場被北洋軍焚之一炬。攻下南京也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而是相當大規模的戰爭行為。由于清政府眾叛親離，由于立憲派倒向革命派，由于掌握清政府實權的袁世凱上下其手，更大規模的戰爭沒有發生。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由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得并不是很好，資產階級的力量也不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就面臨財政匱乏，革命派無力實現北伐，直搗黃龍。在這種情況下，為達到推翻清廷的目的，南方革命軍與袁世凱進行了和談，促成了宣統皇帝退位。

　　如果我們把辛亥革命時期定位在1901－1911年的話，這十年期間活動在政治舞臺上的力量至少有三股：革命派、立憲派、清朝統治階級；還有一個隱性政治力量，那就是人民群眾。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人民群眾共同推動的。立憲派也發揮了一定作用。革命派的存在及其活動是關鍵，是社會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革命派這股政治勢力決定了辛亥革命的基本面貌。沒有革命派，就不會產生立憲派。因為立憲派是要反對革命才主張君主立憲的。清政府得罪了立憲派，促進了立憲派的態度轉變，立憲派的態度轉變，使辛亥革命的成功變得更加容易了，成為推動辛亥革命的一股力量。武昌首義后，各省紛紛響應，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辛亥革命之后，社會、經濟發展出現阻滯與倒退。有人據此認為辛亥革命搞糟了，如何評價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進入20世紀后發生的一次偉大的革命，是20世紀中國第一個最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還可以說是自秦統一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歷史性轉折。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可以分成以下幾個方面來講。

　　第一，推翻皇帝制度，是歷史的巨大進步。辛亥革命的最大意義在于，革命的發生動搖了中國人對兩千年來似乎萬古不變的封建專制——皇權統治的崇拜，用武裝起義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寶座。中國歷史上掀倒皇帝寶座的例子很多，每次掀倒后，又有新的皇帝重新登上那個寶座。近代中國也是這樣：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雖然號稱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免不了要登上皇位；戊戌變法也是一場以擁立皇帝為目的的改良運動；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旗幟上寫的是“扶清滅洋”，就是說反對外國侵略，擁護皇帝。辛亥革命則不同，不是以擁立新皇帝為目的，而是推倒任何皇帝。皇帝掀倒了，皇帝寶座廢除了，人民接受了與中國傳統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憲觀念，成立了共和國，這就是中華民國，從而結束了幾千年來習慣了的對皇帝、宰相、大臣的頂禮膜拜，轉而向總統、總理、部長行禮致敬。從此以后，形成了一個新的觀念：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便是天下共擊之的例子。政治鼎革，帶來了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一系列的變化，帶來了對外關系的一系列變化，影響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影響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第二，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從制度變革和社會轉型的角度說，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中國歷史了不起的轉折和成就。陳勝在秦末農民起義時說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過是說，你可以稱王稱帝，我為什么不可以稱王稱帝。這句話打開了中國歷史發展不同于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局面；換句話說，中國歷代的皇帝各有自己的姓。辛亥革命開創了這樣一個局面，中國人從此拋棄了對皇帝的信仰，不管這個皇帝姓愛新覺羅，還是姓袁，不管是滿族皇帝，還是漢族皇帝，都不能讓它存在！這當然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一成立，各種政黨組織、群眾團體公開成立，紛紛表達各個不同利益集團對時局的意見。這也是辛亥革命帶來的一種思想解放。封建時代，中國政治一向反對結黨，結黨就是營私，“黨人”往往是政敵攻擊對方的有力話柄。結黨就是對皇帝的不忠。不能結黨是封建時代的特征。否定了封建皇帝，自然就要肯定結黨的正當性。在時代的碰撞、打磨中，有兩個政黨逐漸成為大眾關注的重心。這就是1921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正式成立的中國共產黨，192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加以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國共兩黨的聯合與斗爭，成為此后半個世紀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基本現象。

　　武昌首義后，湖北軍政府成立，隨即發布文告，宣布“永久建立共和政體，與世界列強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萬國和平之福”。不久就頒布《中華民國鄂州約法》。《鄂州約法》以西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原則構建了近代中國第一個民主共和制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地區性資產階級民主立法形式，為以后南京臨時政府制定和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提供了范本。《臨時約法》貫徹了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等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共和憲法的基本原則，具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民主色彩，是中華民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國家根本大法。與清末新政時期清政府頒布的具有君權憲法性質的《欽定憲法大綱》相比，《臨時約法》具有鮮明的民權憲法性質，人民的民主權利在此得到較為充分的肯定；與湖北軍政府頒布的具有憲法性質的地區性民主立法《鄂州約法》相比，《臨時約法》則更具有全國性意義，內容也更加系統完備。因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中國憲政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用憲法代替封建專制，這是共和憲政最大的特點。盡管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破壞了《臨時約法》，法制觀念仍為民眾所接受。共和國的執政者只能在憲法的范圍內活動，這是辛亥革命留給后人的最大遺產。

　　第三，辛亥革命是以民族革命為起點的革命，從民族革命角度上說，反滿是推翻以滿族作為統治階級的少數民族對占人口大多數的漢族及其他各少數民族的統治。滿族統治中國，不是以滿族中的地主階級作為統治階級，而是以整個民族作為統治階級。滿族作為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特別是漢族相比，具有民族優越感，是中國社會的特權階級。反滿，是要反掉滿族作為統治階級的特權。這種統治特權反映在民族關系上，就是民族不平等。因此，孫中山曾說，民族主義，是要掃除民族的不平等。當然，這個民族不平等，也包括后來他所說的列強對中華民族的不平等。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以后，滿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取消民族不平等，是辛亥革命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孫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立即宣布：“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這就是“五族共和”的主張。五族共和是以取消民族不平等為先決條件的。隨著五族共和主張的提出，就是中華民族新概念的出現。中華民族新概念規定了中國境內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民族平等，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核心觀念。用中華民族概括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總和，最為恰當，沒有厚此薄彼之嫌。使用這個稱呼，為中國各民族消除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提供了豐厚的理論基礎。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在中國歷史上有非常積極的意義。辛亥革命以來，中華民族這個稱呼為全國各民族人民所接受。民族平等和中華民族，是辛亥革命留給現代中國人的珍貴的歷史遺產。

　　第四，辛亥革命為近代中國的歷史性進步打開了閘門。近代中國的政治進步與覺醒，是辛亥革命開啟的。毫不夸張地說，辛亥革命為20世紀中國的歷史性進步打開了閘門，拉開了序幕。不否定皇帝專制，就難得辛亥革命后的大幅進步，就難以發生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就難以有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就不可能取得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直到最后勝利的結局，就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就不會有現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甚至辛亥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辛亥革命反帝不徹底，辛亥革命未能成功地發動和解決農民的問題，都對后來的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讓他們思考，要完成全面地、勝利地社會革命，怎么樣才能做得更好些。

　　有人會問：辛亥革命后不是有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嗎？不錯，是有北洋軍閥的統治。一次大革命后，社會不會馬上平靜，立即進入發展的正軌，不獨中國如此，歐美也是如此。1640年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其后動蕩數十年，又有王朝復辟，直到1688年所謂“光榮革命”后，才安定下來。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又有幾次王朝復辟，直到1848年2月革命，最后確立資產階級的全面統治。美國獨立戰爭發生在1775年，1783年美國獲得正式獨立國家的地位以后，到了1860年還發生了南北戰爭——一場統一戰爭。在辛亥革命38年后誕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而言，我們用的時間不能說太長。

　　另外，需要指出，辛亥革命后，北洋軍閥統治，軍閥混戰，政治不上軌道，但是，經濟卻在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是清末以來最好的時期。這是基本的歷史事實，不能抹殺。

　　▲：既然辛亥革命有這么大的歷史意義，又為什么說是一次失敗的革命呢？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一次失敗了的革命。如何看待辛亥革命是一次失敗了的革命，很值得認真思考。辛亥革命的失敗表現如下。

　　第一，革命派奮斗的目標未能實現，中華民國的政權為清朝大臣袁世凱所奪取。響應武昌首義成立的各省軍政府，大權往往為立憲派掌握。南京臨時政府的大權雖然為革命派掌握，立憲派勢力也不小。革命派內部發生變化，立場觀點不盡相同。許多人希望宣統下臺后由袁世凱掌權。由于革命派的勢力不能打到北方，直搗黃龍，宣統皇帝只能由袁世凱以逼宮的形式趕下臺，臨時政府大總統的權位不得不由清朝最后一任內閣總理大臣取得。

　　孫中山雖然以中華民國臨時議會的名義制定《臨時約法》，試圖從總統權力上、首都地點上約束袁世凱，無奈袁世凱掌握了軍隊，反掌之間，就把《臨時約法》對他的約束解除了。1912年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4月5日，臨時參議院隨即決議臨時政府和臨時參議院遷往北京。資產階級共和國和南京臨時政府只存在了三個月，就夭折了。袁世凱終于實現他的愿望，奪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辛亥革命后在同盟會基礎上組建的國民黨，雖然在議會占了多數，也發生不了實質作用。追求議會政治的國民黨人宋教仁被刺殺，“二次革命”接著失敗，國民黨被袁世凱宣布非法，國民黨議員都被剝奪了議員資格。革命派通過辛亥革命獲得的權力喪失殆盡。

　　1913年10月，袁世凱強迫國會通過了《大總統選舉法》，又強迫國會“選”他當了正式大總統。1914年初，他下令取消國會和省議會。接著，他很快炮制了所謂《中華民國約法》，給他的獨裁專制披上合法的外衣。根據這個約法和選舉法的規定，大總統有無限的權力，可以不對任何民意機關負責。同時，他解散了國務院，在總統府下設政事堂。政事堂首領稱國務卿，協助總統處理政務。政事堂和國務卿，是脫胎于前清的軍機處和首席軍機大臣的。至此，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為中華民國所設計和規定的一套政治體制和政治結構，便被完全破壞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辛亥革命到這個時候是失敗了。

　　第二，由于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不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略方針。南京臨時政府對帝國主義存有幻想，不敢以獨立國家的姿態對帝國主義示以顏色。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的對外宣言，對于革命以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均認為有效；對于革命以前清政府所承擔的一切借款與賠款，均繼續償還；對于革命以前清政府讓與各國的一切特權，均照舊尊重。臨時政府企圖以這種舉措，邀得列強的支持和承認。但是，列強并不領這個情，直到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列強都不承認這個襁褓中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一心想學習西方，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使中國富強起來。但是，早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并且發展了資本主義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卻不希望中國也成為一個民主共和的強大國家，與他們鼎足而立。它們不希望中國富強起來。它們寧愿在中國保留一種比較落后的社會制度。在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前后，孫中山多次呼吁美、歐各國，支持中國的革命，支持中國的革命政府，美歐各國絲毫不為所動。但是，一旦袁世凱取得政權，當上了大總統后，事情就起了變化。英、美、法、德等國公使紛紛登門，向袁世凱表示祝賀，美國眾參兩院一致通過議案祝賀袁世凱政府的成立。1913年5月，美國宣布承認北京政府，當然，美國也從袁世凱政府手里拿到了不少好處。10月，日本在取得了我國東北修筑鐵路的權利后承認袁世凱政府。英國在取得中國政府同意與英國談判西藏問題的允諾后，為了支持袁世凱政府，也承認了中華民國。11月，在與沙俄簽訂的《中俄聲明》中，表示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自治，以及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權利后，沙俄承認了中華民國政府。這就是說，帝國主義不管中國強大不強大，不管是誰執政，只要能給它提供新的政治、經濟權利，它就支持誰。袁世凱做到了這一點，袁世凱的地位就穩固了。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始終不支持一切進步事業和一切推動中國進步的政府，卻支持對它奴顏婢膝，愿意給它提供好處的政府。袁世凱能夠上臺的總后臺，就是帝國主義國家。

　　第三，近代中國的歷史使命是兩個：一是進行民族民主革命事業，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另一個是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這兩個歷史任務，辛亥革命都未能完成。

　　第四，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其目的是要在中國推進資本主義，是要建立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國民黨曾經試圖這樣做，宋教仁為此獻出了生命，但是歷史事實證明此路不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前，要想在中國試驗資本主義道路，試驗政黨政治，都是走不通的。

　　▲：為什么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的真正繼承人？

　　●：辛亥革命為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進步打開了閘門，但是辛亥革命畢竟未能完成歷史給中國提出的救國使命。完成這個歷史使命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又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現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一，孫中山有關振興中華的理想，有關中國現代化的藍圖，社會主義中國已經實現。孫中山的理論創造與實踐活動，與辛亥革命是聯系在一起的，他是辛亥革命歷史的真正代表。孫中山早在1894年11月就提出了振興中華的號召。他在失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職位后，精心設計了中國現代化的藍圖，他提出中國應追上世界的發展，中國應該“駕乎歐美之上”。他諄諄告誡中國應該統一。這些都成為中國人的奮斗目標。1949年以后，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一定意義上說，都在為實現孫中山先生的社會理想而努力。除了臺灣與祖國的統一尚待完成，其他各項大體上達到或者超過了孫中山先生當年的預想。毛澤東在1964年寫道：“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我們今天可以說，這個預見已經實現了。美國著名中國近代史學者韋慕廷（C．M．WILBER），在他所著《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一書的最后一章寫下的最后一句話是：“孫中山為中國謀求解放的夢想，只是在半個世紀后才逐步實現的”，這的確是正確的結論。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憧憬，在今日已成為現實。

　　第二，辛亥革命以后的歷史證明，資本主義救不了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從近代歷史演變來看，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種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才能獲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國，哪一種政治勢力能夠領導人民贏得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它就能夠取得引導中國走何種道路的主導權。晚清時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的戊戌變法運動有可能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戊戌維新未能成功。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以及民國初年由同盟會改組的中國國民黨，是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它有可能通過推翻清政府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是由于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軟弱，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被袁世凱竊奪了。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國家分裂，人民涂炭。五四運動后，國家情勢發生很大變化，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1921年，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逐漸主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的前進方向有著清楚闡述：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了走向社會主義，第一步是實行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敵后根據地和解放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一向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相號召，鼓舞著廣大人民。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悍然發動以消滅中國共產黨為目的的內戰，結果在內戰中徹底失敗。這個結局，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主導力量，決定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證明，資本主義救不了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第三，在近代中國，救國強國的思潮非常多，只有馬克思主義引領中國人民實現了救國強國的夢想。在近代中國，各種救國思潮很多，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義是兩種：是三民主義救中國，還是社會主義救中國。這兩種思潮或者主義的傳播和實施，都將會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20世紀初國際國內情勢下提出來的政治思想主張，是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這種主張或者綱領在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經過孫中山的重新闡述，反映了那時國共合作反對北洋軍閥的要求。基本上說，反映孫中山社會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思想。孫中山去世后，隨著中國國民黨的分裂，三民主義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篡改。有改組派的三民主義，有戴季陶的三民主義，有蔣介石的“儒家化”的三民主義，有胡漢民的三民主義。這些“三民主義”，都一概違背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一改孫中山所說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好朋友的認識，反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反對并屠殺共產黨，鎮壓工農運動，反對社會主義學說。他們宣布“承認三民主義就要收起共產主義”，堅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國民黨、蔣介石脫離人民大眾的利益，違背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方向，終于在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大決戰中徹底敗北。“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就在這樣的大決戰中證實了。能夠救中國的只能是經過大決戰檢驗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理論。說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正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是歷史實踐檢驗過的。

　　那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歷史的必然性嗎？回答也是肯定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還是在清朝的最后時期，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觀點已經出現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遲早是要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作為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大大刺激了中國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再加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成果的推動，中國人進一步思考從晚清到民國初年中國的歷史發展道路，比較更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能夠在新的歷史起點和歷史經驗基礎上考慮國家發展的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方向。這就是說，五四運動后，或者說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人考慮國家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已經成為歷史的趨勢。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必然性。這個歷史必然性不是憑空建立的，是建立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力量弱小，資產階級政黨力量弱小，而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這個政黨的理論武裝終于掌握了人民大眾，掌握了歷史發展的大方向。

　　第四，大同理想與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主要反映在《禮記•禮運篇》。它是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對公平、公正社會的一種烏托邦追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不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普通百姓的追求。大同理想較易與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在這方面，孫中山的思想是一個典型。在三民主義中，被孫中山最看重的是民生主義。所謂民生主義，孫中山用的英文詞就是socialism。這個英文詞通常被翻譯成社會主義，孫中山以為翻譯成民生主義更好。有時候，孫中山直接用社會主義來說明他的民生主義主張。1912年，孫中山曾提出把中國建設成為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希望做到“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實際上，孫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沒有資本家的社會，而是不要大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孫中山又強調，他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好朋友。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講時強調指出：“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么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人民中是有影響的。這也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歷史選擇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

　　幾千年來，大同理想除了保留在思想家的著述中，還保留在歷代農民起義的口號中。近代維新運動的發起者康有為也曾撰寫過《大同書》，描述過沒有階級、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按勞分配的空想社會主義即大同社會，他主張公有制應該成為大同社會的經濟基礎。在大同社會里，農工商各業，一概歸公，個人不置私產。這種大同理想所設想的財產歸公，分配公平，社會成員人人都能發揮適當作用，“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些與社會主義所追求的財產公有、社會福利、分配公平，有某種契合的地方。“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就是在社會公平與公正的這一點上與社會主義建立了某種思想聯系。中國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對古代的大同理想是耳熟能詳的。所以，孫中山在廣州講民生主義，是能夠抓住聽眾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去教育群眾，是能夠為群眾所理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對大同理想的追求，在一定意義上，有助于他們接受社會主義的制度。

　　辛亥革命以后的歷史發展證明：是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歷史也已經證明，這一選擇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今天中國的繁榮昌盛，中華民族的民族復興偉業，以及中國的國際地位，都是這一選擇的必然結果！我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是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的真正繼承人，是孫中山理想的真正繼承人！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高度重視紀念辛亥革命？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是怎樣紀念與評價辛亥革命的？

　　●：新中國成立62年來，除了1951年、1971年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外，凡是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生辰、忌辰的逢十紀念，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都是以最高規格舉行紀念大會。這樣的大會總共進行了十四次。所謂最高規格，是指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全部出席，或者大部分出席；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發表專題社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主要領導人都要在當地的紀念大會上講話。這就是說，每逢十年一次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或者孫中山的活動，成為全國重要的政治活動，是全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像這樣五十年一貫舉行的紀念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中國共產黨生日可以與之相比擬。

　　為什么黨和國家這樣重視紀念辛亥革命呢？因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代表性事件。毛澤東說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毛澤東多次論述過辛亥革命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意義。1949年9月，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斗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1961年10月，周恩來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會上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后革命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他說：“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一次舊式的民主革命。這次革命是不徹底的，它沒有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任務……我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不僅完成了辛亥革命的英雄們未完成的事業，實現了一百多年以來中國許多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偉大理想，而且已經是我們這樣一個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偉大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康莊大道。”董必武在這次紀念大會上也指出：“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長期歷史中，占有一個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取得真正的勝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使得中國人民有可能找到徹底解放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關于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的評價，把中國共產黨人紀念辛亥革命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原由都講清楚了。這基本上成為此后紀念辛亥革命的基調。1981年10月，胡耀邦在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會上講話，進一步指出：“辛亥革命違反帝國主義列強的意愿，推翻了他們所支持的清朝政府，這就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證明了中國的命運畢竟不是帝國主義所能任意支配的”，“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各族人民，都把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勝利看作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對于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志們抱著崇高的敬意。”同年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真正的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辛亥革命發展的碩果。”1991年10月，楊尚昆在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特別指出，雖然辛亥革命沒有使中國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但是，“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為以后的一系列歷史發展開辟了道路。在中華民族振興和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10月9日的紀念大會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的深切愿望。”

　　紀念辛亥革命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辛亥革命的英雄們為了推翻清朝反動、腐朽的統治，而不屈不撓奮斗的革命精神，孫中山為了振興中華，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努力，正是新中國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需要借鑒的精神。楊尚昆在講話中指出：“在中華民族振興和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今天，生活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共和國中的每一個公民，都不應該忘記八十年前資產階級革命家在推翻封建帝制的斗爭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人民日報》在1991年的紀念社論中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投身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人們，不能忘記歷史，尤其不能忘記祖國的近代史、現代史，要善于從近代現代史上燦若群星的民族英雄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孫中山先生救國救民，‘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于將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的堅強意志，追求真理、不斷進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頭趕上’的雄心壯志，以及‘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可謂萬世楷模。孫中山先生這種戰斗不息的愛國主義熱誠，自強不息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永遠值得弘揚和光大。”

　　紀念辛亥革命還有一個現實的理由，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最廣泛的大團結，完成祖國統一，建設統一、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1949年以來，國家統一問題一直是一個有待完成的大問題。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歷次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祖國統一問題都是紀念活動的主題。把紀念辛亥革命和祖國統一的現實任務緊密結合起來，和建立中華民族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聯系起來，這是現實的政治需要，這就是現實的政治。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為什么紀念辛亥革命、紀念孫中山是全國重要的政治活動，是全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五十年一貫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這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足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中國共產黨生日相比擬了。同時，我們更加理解了，辛亥革命不僅僅是20世紀初期中國的一次革命運動，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這樣的一次革命運動，這樣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積淀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革命傳統和文化傳統，成為團結和凝聚中華民族力量的一個重要源泉。由辛亥革命所凝固起來的這樣的民族精神是永遠需要發揚的！

　　▲：張老師關于辛亥革命的分析充分體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辛亥革命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在今天的中國近代史學界，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辛亥革命似乎越來越趨向邊緣化。請張老師簡單總結一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主要成就，如何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辛亥革命的性質？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辛亥革命研究？

　　●：辛亥革命史的學術研究，嚴格說來，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開始的。新中國的歷史學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喜悅下，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展了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1956年，毛澤東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同時，中國史學會組織了以徐特立、范文瀾諸先生為首的編輯委員會，出版了《辛亥革命》大型史料叢書，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也在這時影印出版。從指導思想到史料準備，都促進了辛亥革命史的學術研究。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黨和國家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中國史學會和湖北省社科聯聯合舉辦了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這是第一次召開討論辛亥革命史的學術討論會，會后出版了論文集，進一步推動了辛亥革命史的學術研究。用唯物史觀作指導研究辛亥革命歷史從這時候就開始了。

　　對辛亥革命史作出必要的階級分析，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馬克思主義態度。確認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這種階級分析的結果。說辛亥革命是具有完全意義的民族民主革命，對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中下層分別作出有價值的研究，對封建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作出研究，這都是舊史學不具備的研究特點。

　　關注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是用唯物史觀觀察歷史發展現象必須具備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研究農民、會黨、新軍為主體的群眾斗爭，研究抗捐抗稅、反洋教斗爭、研究會黨起義等等，成為那時學術討論會的中心議題。

　　注意研究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研究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也是舊史學不大涉及的。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大特點。

　　研究歷史人物，注意人物的群體，注意多個人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不同表現，不像國民黨史學只注意個別人的研究，只突出個別人。

　　以上是用唯物史觀指導辛亥革命研究的基本特點。只有這樣，才能使辛亥革命史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才能認識歷史的本質，才能領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才能認識到辛亥革命100年來歷史的發展，何以是今天這個樣子。

　　我們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臺灣學者質疑道：領導辛亥革命的人哪一個是資產階級呀？我們回答：首先，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了資產階級，這些就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其次，辛亥革命的目的和方向，是推倒封建皇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就是判定辛亥革命的革命性質的中國式的現代化模式要避免形而上學的兩個極端：要么導致開放后的精神失重；要么導致封閉性自滿。對于中國百年來的現代化思潮，要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進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既要看到新文化運動在批判傳統文化中積極貢獻的一面，也要看到對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特點認識不深不透的一面。簡單提倡復興國學不是馬克思主義口號，必須在理論上用唯物史觀作指導，系統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通過分析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腐朽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學性的精華，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此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與現代化實踐提供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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