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我在成都參加了楊帆教授組織的研討會。與會者有：秦暉、蕭功秦、曹錦清、張木生、黃紀蘇、祝東力、李偉東等。原定主題是討論近代史，但是很多發言都超出了這個范圍。
10月上旬，我在成都大邑參加了由楊帆教授組織的一個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秦暉、蕭功秦、徐友漁、曹錦清、張木生、黃紀蘇、祝東力、李偉東、陳永苗等約20人。有些是熟人，有些是新認識的。原定主題是討論近代史，但是并不嚴格，很多發言都超出了這個范圍。
我也有一個時段的主題發言，主要內容是：中國歷史學界應該拋棄西方中心論，重新回到中國本體論。西方也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學家提出拋棄西方中心論，但是，離開西方中心論的立場，西方學者應該在什么立場解讀歷史？斯塔夫里阿諾斯說，他是站在月亮上看待人類歷史，意即采取一種超越的客觀態度。這種心態值得贊賞，但是，斯塔夫里阿諾斯也難以擺脫自身的文化影響。這個問題對于中國學者也一樣，拋棄西方中心論的立場，回到中國本體論，是否就能客觀解讀歷史？對此我認為，中國本體論本身是否客觀還可以探討，但至少可以在歷史研究中呈現一個多樣性，以沖淡西方中心論造成的對歷史的大量片面、單向的解讀。
基于這一觀點，我舉了一個例子。歷史分期是西方歷史學的一個重要內容，近代以來，西方最重要的歷史分期就是歷史階段論，所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階梯式劃分。這一對西方比較適用的歷史階段劃分運用到中國歷史，便將秦始皇之后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統統歸入封建社會，從而預設了中國2000多年都比當今西方資本主義落后的理論前提。對此，斯塔夫里阿諾斯也不贊同這一歷史階段論，他對人類歷史只做了一個簡單的劃分：西歷1500年前，人類處于相對封閉、隔絕的世界，此后，伴隨歐洲人的大航海，人類進入一個真正全球化的時代。他的這一歷史分期也可以看成是一個特殊的視角或歷史切面，在研討會上，我簡單說了我對歷史分期的觀點。
我沒有像斯塔夫里阿諾斯那樣用一個較為精確的時間點來劃分歷史，而是提出以人類社會的形態來劃分歷史。我認為，從進步的意義上說，世界各地的社會形態都有一個從等級制度向平民社會轉變的過程，當今西方社會或理論界對于自由、民主、平等的熱衷，實際上就是等級制度廢除后在平民社會形成的廣泛社會心理。參照中國和西方的歷史，我認為，中國的平民社會出現得很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商鞅變法。西方的平民社會只是近代才出現的，英國的克倫威爾革命不是很成功，法國大革命是歐洲進入平民社會的標志，美國則在一定意義上建立了相對歐洲來說較為純粹的平民社會。
中國歷史上戰亂不已的春秋戰國時期，是等級制度向平民社會轉變的時期，那一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新思潮的不斷涌現，也正是這一巨大社會轉型的必然。與之相對應的是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同樣是西方新思潮蓬勃興旺的時期。社會形態的轉變還導致以前由貴族分權制衡的模式被打破，新的權利方式開始出現，其典型就是中央集權，這一點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后同樣極其鮮明。此外，平民社會導致廣大平民的社會權利擴大，同時導致戰爭規模的擴大。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與西方近代歷史上的頻繁戰爭都是這個原因。因此，簡單說，中國早就在春秋戰國時期經歷了思想解放和戰亂，西方直到啟蒙運動之后才經歷這一時期，從而把中國和全世界拉入世界范圍的春秋戰國。這對于西方主導的世界來說，是一個進步，但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倒退。此外，中國由于有2000多年平民社會的歷史，因而積累了很多歷史經驗，但中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等級制度的回潮，例如元代。比較而言，西方對于平民社會尚缺乏經驗，今天西方進入平民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很多都可以從中國的歷史實踐中找到答案。
對于我的這個觀點，秦暉教授表示不認同。他質疑道：“在秦制（本人注：指秦朝的制度）下所有的貴族都被掃平了，所有人都成了皇上的奴才，在這點上他們都平等了。但是皇上的奴才和領主的奴才有個非常大的區別，領主的奴才是在熟人社會的背景下的，而皇上，天高皇帝遠，還有一點，領主是可以具體管這些奴才的，而皇上幾千萬人他根本不認識，怎么管呢？所以皇上管奴才，一般來講都是用受寵的奴才去管不受寵的奴才。”秦暉還點評說：“秦漢以來，有了布衣卿相，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說布衣卿相就是代表布衣的卿相，布衣卿相對布衣要比貴族對布衣殘酷一百倍，不光是中國這樣，古往今來的歷史都是這樣。”
蕭功秦先生對我的觀點也表示反對，他說：“我承認它是平民社會，但是這個平民社會是用專制造成的，專制就是集權，是東方專制主義的普遍奴隸制，它那個平等是普遍奴隸制意義上的平等，它和我們現在意義上的平民平等不是一個概念。”對于蕭功秦先生的觀點，本文暫且不多討論，只想指出一個問題：按照蕭功秦先生的這個說法，中國自秦始皇之后的2000多年歷史，究竟是以前說的封建社會，還是蕭功秦先生認為的奴隸社會？本文主要對秦暉教授的一些觀點做一個分析。
秦暉教授在我發言的前一天也有一個專題發言，他說道：“這里我還要講，軍國主義在抗戰以后是個貶義詞，但是在戊戌一直到抗戰都是褒義詞，很多人都講過中國的前途就是由宗法社會走向軍國社會，很多人都講過這個話。”事實上我的觀點與秦暉教授差別不大，但是，為何軍國主義在抗戰之前“都是褒義詞”？因為就是我所說的，西方啟蒙運動以后，將全世界拉入戰國時代，惟能戰才能生存，所以軍國主義像2000多年前中國的戰國時代一樣，成為一個國家生存的必然條件。為何現在軍國主義遭到批判？因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像秦始皇掃滅六國后一樣，產生了厭戰情緒，大家都需要和平。對于當今西方來說，至少理論上也反對用戰爭解決問題。與中國歷史不同的是，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但西方并沒有統一世界，因而，理念上反對戰爭、反對軍國主義，實際上西方依然經常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秦暉還說道：“這個‘封建’就是這個社會有很多的貴族，每個貴族都各自有自己的權力基礎，這不是皇帝，他和官僚是不一樣的，貴族不是皇帝任命的，所有人都依附于一些貴族，中世紀也是這個邏輯，中國的西周也是這個邏輯，三代也是這個邏輯，所謂的周制就是這個意思。”我之所以贊賞秦暉的一些觀點，的確是因為他說得對。比方說這段話，秦暉告訴大家，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對應于中國的周朝，即秦暉所謂“周制”。那么，春秋戰國以后取代“周制”的“秦制”呢？這也就是我與秦暉的一點點差別。我認為“秦制”就是平民社會，但秦暉似乎認為“秦制”倒退成了奴隸制。所以他才會說：“皇上管奴才，一般來講都是用受寵的奴才去管不受寵的奴才。”我也不能說秦暉的說法全錯，在中國歷史上，至少在元朝和清朝，又倒退回較為明顯的等級制度，奴才盛行。
秦暉的發言多次強調了等級制度下依附關系存在的溫情一面，他說：“這個人身依附是指的直接的人身依附，也就是說依附者和被依附者是熟人，是彼此可以有直接的交道可打的，就像孟嘗君和他的門客，就像很多小領主和他手下的農奴。”對此我完全認可，但是，秦暉教授是否應該解釋一下，為何孟尚君等四公子“養門客”的現象，春秋戰國以后就沒有了，或者很少了？在我看來，就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等級社會向平民社會的過渡階段，所謂“四公子”不過是等級制度最后的夕陽余暉。
用秦暉教授自己的話說：“馬克思都講過中世紀有一種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到了近代就不行了，所謂的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被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里。”我想，秦暉教授肯定知道馬克思的這番話指的是歐洲中世紀，之所以后來“溫情脈脈”“淹沒在利己主義的冰水里”，就是因為等級制度變成了平民社會。那么，馬克思描述的歐洲中世紀的這個狀態，在中國發生在什么時候呢？秦暉教授說：“走出封建的人往往有一種很深的失落，這種失落不僅表現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也表現在走向秦制的過程中。我們現在都講西方多么個人主義、多么糟糕，其實類似的一句話，漢朝曾經講過秦，那個話講得幾乎和我們現代人講西方的墮落是一樣的，說秦的人都六親不認……，說父親到兒子家借一把鋤頭，兒子就罵罵咧咧的，跑到母親那里去借一個簸箕，母親的臉色就掉下來了，媳婦生了一個兒子，就不把公公放在眼里，聽起來就現在一些人講的西方據說兒子到父親家吃飯也要交錢幾乎是一樣的邏輯。”
既然秦暉教授把這一現象看成是“走出封建”的必然，那么，秦暉教授為何不直接承認“秦制”就是西方后來平民社會呢？秦暉教授說：“我對秦制也是持理解的態度，我并不認為可以簡單地用什么正確與錯誤之類的話來概括這個例子。”在我看來，秦暉教授對于歷史的理解基本是正確的，只是因為西方中心論使得他的思想受到了局限，跨不出最后的一步，從而不能痛快地承認“秦制”就是平民社會。其實，以秦暉教授的博學，他對此并不是不知道。秦暉教授說：“康有為講過一句相反的話，說秦漢以來，中國就已經現代化了，廢了封建，實現了平等，除了一些符號以外，已經完全平等了，法國大革命追求的兩種平等早在秦始皇時代我們都已經有了”。可見，秦暉教授對這種觀點完全了解。順便說一下，商鞅變法之后中國已經進入平民社會，這一觀點并不是我的首創，康有為說過，錢穆等其他學者也說過。
那么，秦暉如何反駁這種觀點呢？我認為，秦暉教授幾乎使用狡辯的方式做最頑強的抵抗，他說：“從廢封建角度講，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但是我要講，實際上當時人們也都清楚，這個所謂的平等只是說皇上以一個至高無上的主人的身份，把全國人民都變成了他自己的奴才，在這個意義上是平等了，全國人民都是編戶齊民，都屬于皇上，在這一點上是平等了。那么他們和皇上之間的主奴關系是沒有什么變化的，他們和皇上是絕不能平等的”。事實上，秦暉教授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我在前面說過，中國后來的歷史上，元朝和清朝是等級社會不同程度回潮的時期。但是，首先，以清朝來說，滿族八旗的確是一個特殊利益的等級階層，然而，八旗并沒有像歐洲貴族那樣有較大的自由，而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居住限制、職業限制等。大多數八旗成員到后來都成為不愁吃穿、游手好閑的社會腫瘤，而非像歐洲貴族那樣成為社會財富和權利的主要掌握者。其次，當一個社會大多數老百姓都能擁有土地這樣的私人財產，并且可以自由買賣，還可以自由遷徙，將這樣的社會稱為奴隸社會，肯定是說不過去的。對照歐洲而言，對私有財產的確保是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后才蔚為大觀，而在中國，它早就不是問題。所以，“秦制”究竟是皇帝集權的奴隸制，還是平民社會，是我與秦暉教授最大的差別。
對于這個問題，還不得不說到儒家思想。秦暉教授認為，“周制”即封建制廢除后，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被冰冷的利己主義取代。對于這一點，我也表示認同。在交流中我提到，美國廢除奴隸制后就有人指出，在資本家工廠勞動的工人，某些時候待遇還不如奴隸制下的奴隸，秦暉教授對此也表示認可。這實際上是對美國平民社會的一個解讀。當我們說美國是繼承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在西方較早出現的一個平民社會時，我們不應該忘記，美國在相當長時間內還保留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只不過，這一等級是建立在種族基礎上，而非像歐洲中世紀那樣在同一民族內部的等級制度。因而，它在強勢民族內部還能取得認可，并延續較長時間。對照中國來說，如果秦暉教授認為“秦制”依然是奴隸制，那么，他又如何解釋“秦制”社會中利己主義泛濫呢？我們說平民社會就是每個人都有相對平等的權利，這才可能導致人人利己。如果每個人都是沒有權利的奴隸，他如何能利己？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只有每個人的權利都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護，個人主義才有可能泛濫。
秦制之后中國進入平民社會而出現的利己主義泛濫，與當今西方進入平民社會后利己主義泛濫是一樣的。西方對此尚缺乏解決的手段，目前西方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法制。當秦暉說“皇上幾千萬人他根本不認識，怎么管呢？”實際上，從商鞅開始，中國對于平民社會的管理，就提出了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就是在那個時代出現的。然而，用嚴格的法制取代依附關系來管理平民社會在中國有過實踐后，中國古人認為這個辦法不能絕對，而應該修正。西方人至今還沒有走出平民社會法制化的初級階段，而中國由于有了2000多年的平民社會歷史，已經找到了解決它的手段，這就是儒家思想。
關于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地位，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之一是對孔子的評價。某種批判孔子的強大觀點認為，孔子的思想代表的是西周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因而是倒退，是“復辟”。這種觀點的基礎是，運用西方歷史階段論的理論工具，將周朝及以前定為奴隸制，秦始皇以后定為封建制。所以，孔子“崇周”是向往復辟奴隸制。秦暉教授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逃脫這一文革時期批判孔子觀點的影響，秦暉教授說：“孔孟要捍衛周制不是說說而已的，比如說他就對兼并過程是非常不滿的，大家都知道一句話，孔子的理想就是‘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就是恢復八百諸侯的狀態。”因此，按照秦暉教授的這一說法，孔子實際上是主張諸侯“分權”的，但是，今天的主流學術界都認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中國2000多年封建集權統治的愚民工具。面對這個極為矛盾的現象，我不得不對當今中國學術界感到失望。我認為，秦暉教授其實已經涉及到了這個問題的本質，但他沒有說清。
孔子的確有分權的思想，秦暉教授說到：“大家知道明治時代是反儒的，而且明治時代的那些思想家都主張效忠天皇的。一方面反儒，一方面效忠天皇，他就說，儒家講忠君是假的，因為孔子周游列國，根本就不去見周天子等等。我說孔子說尊王并不是假的，但是孔子講的尊王和秦以后的尊王是不一樣的，孔子講的尊王只是說諸侯應該尊王，卿大夫應該尊諸侯，士應該尊卿大夫，每一個人應該尊自己的父親或者自己的直接領主，用孟子的話就叫做‘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平’，每個人都和自己的小家長、和自己的直接依附者保持關系，這是一種什么制度呢，其實說簡單點就是古漢語講的‘封建’。”觀察者網
這里我們遇到秦暉教授留下的一個巨大的困惑。顯然，秦暉教授認為，孔子要捍衛的“周制”并不是奴隸制，而是封建制，那么，“周制”之后的“秦制”又是什么？秦暉吞吞吐吐地認為，如果將其稱為平民社會，“從廢封建角度講，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但是，秦暉內心對此有極大的不愿意。在西方中心論影響下，中國從來就是比西方落后的，怎么可以比西方早這么多年就進入“平民社會”？秦暉教授雖然沒有明說，但在言語中多次使用“奴才”這樣的字眼，以表示他對“秦制”的看法。如果我們把秦暉教授的這一言辭理解為“秦制”就是奴隸制，其實也說得過去，但我想，這也不是秦暉教授的真實愿意，這只是他的混亂。秦暉教授更愿意把“秦制”稱為“帝制”，彷佛“帝制”是中國人創造發明的一個獨特社會形態——既不是奴隸制，也不是封建制。那么，“帝制”究竟是什么？
歐洲從等級制度向平民社會的轉變，都伴隨著一個從分權到集權的過程，幾乎每一個進入平民社會的國家，都會進入中央集權的狀態。中央集權在這個過程中的意義就是，國家政府將原先分散在世襲貴族手中的權利，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對此，秦暉教授提到的日本明治維新，在形態上與歐洲是一致的。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天皇長期沒有實權，徒然是個擺設。但是，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天皇的權利大大增強，以前封建時期的幕府貴族淡出歷史舞臺。這實際上就是日本開始進入秦始皇的中央集權時代。與之對應的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為歐洲的國王進入中央集權提供了整套理論，并率先在法國得到實踐，使得法國成為歐洲較早進入中央集權的國家，這也是法國當年成為歐洲強國的重要原因。因此，我認為，秦暉教授所稱的“帝制”就是平民社會必然伴隨的中央集權狀態，但秦暉教授始終不愿爽快地承認這一點。至于后來的“民主”并不是分權，而是誰來掌握或控制“中央集權”。
那么，在限制和控制“中央集權”被濫用方面，中國又是怎么做的？我認為，中國用儒家思想，從下層和上層兩個方面做到了這一點。秦暉教授說：“每個人都聽家長的，誰聽我的，大家都知道當年儒家是一直講孝要高于忠，父要高于君，子思就講過‘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韓非有一句罵孔子的話，魯國有一個人去打仗，三次都開了小差，孔子問他你為什么開小差？那個人說因為我是獨子，我要盡孝，孔子就說你做得對，韓非就罵得很厲害，說你看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國家能強大嗎？”我對秦暉教授對歷史細節的敏感性表示高度贊賞。那么，這兩個歷史細節說明什么？
韓非作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極力提倡中央集權的。孔子與韓非的對立，實際上說明孔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對中央集權的。但是，我覺得秦暉教授對此沒有深入地明確，孔子與中央集權的對立，究竟是封建狀態下的分權，還是其他什么？我認為，孔子與中央集權的對立并不是封建制下的分權，而是家庭團結對于中央集權消解。秦暉說到：“這個依附制度就有一種天然的權利和責任的對應，而且這種權利和責任的對應是不依賴于制度的，就是依賴于倫理的”。“家庭關系的確是除了私欲以外，人類社會自發產生的一種利他的情結，或者說是一種比較高尚的情結，以后所有的理想其實都是想把這一套東西推到陌生人社會去，因為這套東西只對熟人社會或者親人社會有用，以后所有人都希望做到四海之內皆兄弟或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希望把這個東西外推，這就說明這個東西是有道德美感的。”
這里要說到中國與歐洲的一個巨大不同。雖然我認為中國自秦始皇以后進入了平民社會，但是，中國文化對于人人平等的理解，與西方有顯著不同。簡單說，西方把人抽象化，把人看成是社會的原子狀態，因而傾向于得出人人絕對平等的結論。但中國人認為，人與人之間肯定是有差異的，長幼之間、男女之間、尊卑之間，差異其實難以消除。因而，中國的平民社會很現實地接受應有的社會差異。在這個意義上說，認為儒家維護高低尊卑也沒錯。問題是，等級制度高低尊卑是永久固定的，而儒家主導的平民社會，高低尊卑是可以流動的，尤其是，這一高低尊卑的流動標準，主要是知識，這也是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長期得到中國人推崇的原因。相對來說，等級制度中，教育只是貴族的權利。等級制度是把所有的流動都取消，高低尊卑永久固定。在西方社會，與之相對應的另一個形態就是共產主義，所有人從財產上就平等，因而在一切權力上，理論上都平等。這顯然也不是儒家的主張。
儒家高低尊卑的流動性，在社會基層就是家庭。在一個家庭中，父母與孩子、男人與女人，總是有天生不平等的，儒家并不試圖消除這一不平等，而是用天然的倫理形成道德，維護家庭小團體的穩定，使之成為平衡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砝碼。相比較而言，商鞅變法時有一項政策，大家庭要拆散為小家庭，這是法家向個人單子化發展的一項措施。儒家后來占據上風后，幾代同堂的大家庭成為主流，其中的家長權威就成為另一種“分權”方式，這也正是秦暉教授所說的“父要高于君”。
儒家以大家庭為核心的分權不同于等級制度，首先，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熟人社會，而是親人團體，因而，道德感更自然，但同時也像熟人社會同心圓般地擴散。其次，家庭內部高低尊卑也是可以自然流動的，孩子總有一天要成為父母，小媳婦總有一天會熬成婆。因而，這一自然狀態的流動性與社會地位的流動性也是一致的。第三，大家庭即便對中央集權有分權作用，所分的程度也有限，不像一個貴族可以掌握一個縣、幾個縣的權利，或者以一個省的分權形成割據。換句話說，貴族分權分成大塊，比方說分成10份；而家庭分權，即便是大家庭，也分得細碎，好比是分成1萬份、10萬份。因此，貴族分權很容易出現貴族聯合起來對抗最高權力，而家庭分權聯合起來的難度就比較大。儒家也就以這種方式，找到了中央集權與基層分權的平衡。秦暉教授在發言中提到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天高皇帝遠”，意思是說有些事情皇帝也管不著，這正是儒家社會消解中央集權的方式之一。觀察者網
對于中國社會、中國人的評價，還有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只要稍微動一下腦筋就會發現，“一盤散沙”與惟命是從的“奴才”是矛盾的。我們不得不說，“一盤散沙”和“服從尊長”這兩種現象在中國都存在，這實際上是儒家主導中國社會后，在平民社會中，在個人、家庭和中央集權之間形成的“中庸”。我覺得，這一中庸不管怎么說都比當今西方只強調個人為好。
儒家對于中央集權產生限制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上層。儒家政治對于皇帝的制度制約在這里不必多說，想必秦暉教授對此也不陌生。儒家思想對于中央集權的制約還在于對于掌握權力者、對于冰冷法制的道德約束。諸葛亮、岳飛等都是儒家著名代表人物，這兩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軍紀嚴明，并且賞罰分明。但是，軍紀嚴明、賞罰分明其實是法家倡導的嚴格法制，賞罰分明的基礎更是肯定人性的自私，而不是犧牲奉獻精神。那么，這兩個人物為何成為儒家的典型呢？關鍵就在于誰來公平執法？儒家認為，只有具有天下為公理念的人來執法，法制才是有益的；否則，自己有私心的人來執法，法制再嚴格也不會好。所以，當秦暉教授指出“走出封建后”，社會陷入個人主義泛濫的“冰水里”，在中國的結局是，儒家用親情和道德感對其進行了中和。因此，我不得不說，中國由于進入平民社會的歷史比歐洲、比西方悠久的多，因而在平民社會的管理上，比當今西方社會更有經驗、更加合理。
秦暉教授的發言中還多次提到中國人反對帝制的傳統，秦暉說：“從有了帝制以后，從有了秦制以后，中國人的不滿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以后不滿帝制的原因就是從這里來的，在西學進入以前，包括黃宗羲，黃宗羲罵帝制的那些文章，全是拿周制反秦制的，或者說拿封建反秦制的。”我認為，秦暉教授的這個論斷基本上也是正確的。由于歷史的局限，中國進入平民社會以后，皇帝制度始終未能取消，現代西方社會以選舉來取代，對此我們同樣不能以西方中心論的觀念來苛求古人。以中國的幅員遼闊和人口眾多，在古代社會，沒有現在的技術手段，選舉是一件很不現實的事情。但是，儒家主導的中國平民社會，在維護皇帝權威的同時，的確如秦暉教授所言，始終對其感到不滿，因而設置了種種限制皇帝權力的制度和道德教化。但這種不滿并沒有因此消失，所以在辛亥革命時，時機一旦成熟，皇帝制度很容易就推翻了。雖然有人為此痛哭流涕、悲痛欲絕，但更多的人是泰然處之。袁世凱復辟帝制時，反對聲浪也出乎意料地強大。這不完全是受西方觀念的影響，要知道，當時強大的西方列強不少還維持了“君主立憲”的政治框架。然而在中國，弱化皇帝權力的“君主立憲”也很快煙消云散。這不能不說是秦暉教授指出的中國人長期“對帝制不滿”的結果。到如今，中國也找不出幾個還試圖恢復帝制的人。在這個問題上，我實在覺得中國人比崇拜王室的英國人等要先進得多。當然，現代西方國家大多采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實現最高權力的交接和過渡，中國是否也要這樣？民主問題是另一個巨大的話題，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開。
最后總結一下。拿西方理論來套中國歷史，往往得出自相矛盾的結論。西方理論對于西方社會適合程度更高，對于中國社會則不完全適合。這一現象在分析中國歷史的時候，顯得尤其突出。由于很多中國學者接受了西方中心論的系統化理論，因而先入為主地為自己的學術研究設定了符合西方的標準，從而難以跳出西方中心論的框框。以至于秦暉教授這樣當今難得的歷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也時常陷入不能自圓其說的境地。我不得不承認，秦暉教授在很多歷史細節上把握準確，令我敬佩。但在整體歷史觀上，由于受西方中心論的嚴重影響，秦暉教授沒能跨出最關鍵的一步。這一步對于他來說，也許是非常艱難的，然而，如果不能跨出這一步，我只能為秦暉教授感到莫大的遺憾。隨手寫了這么多，似乎還有很多要說，但是真要寫清楚，怕是一本書的容量，以后再說吧。
附文1：重塑歷史觀：研討會我的主題發言
參加這個會很高興，今天借這個機會給大家講一下我的想法。我覺得從歷史來說，我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比較重要的問題是我們需要拋棄歐洲中心論。前兩天李偉東先生和其他各位嘉賓都講到中國現在的思潮分派，包括陳子鳴以前講的分派我也聽過，大家都不太一樣。我感覺后面有一個原因是，很多理論基礎都以歐洲中心論尤其跟歷史上或者學術上標準相關以后產生的。西方中心論本來也沒有非常一致統一的，西方最簡單的有左派、右派。這樣的一個背景使得我們在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潮分派的時候，評價標準和基礎都不一樣。所以每個人分的派和另外一個人分的派，大家的評價標準和基礎都不一樣，這件事情就變成了很難統一了。
這個只是很小的一些事情。我覺得在歐洲中心論里，在歷史領域里，湯因比已經說過要對這樣的問題，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要拋棄，重新寫歷史。但是湯因比自己也沒有做到，他的很多觀點還是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到后來斯塔夫里阿諾斯寫歷史的時候，為了強調這個問題，他說既然你拋棄了西方中心論，那么我站在什么立場來看歷史呢？他說我站在月亮上看歷史，這樣就顯得好像是我要寫得比較客觀一點，我也不站在誰的角度。事實上用他的這種方式說，離開西方中心論的立場，站在月亮的立場看人類的歷史，這是比較理想化的一個狀況。實際上你在對歷史的評價、對歷史事實的評價方面還是很難擺脫某些價值觀的。對于中國來說，如果我們要拋棄歐洲中心論，當然也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像斯塔夫里阿諾斯說過我們也站在月亮上，我們甚至還可以站得更高一點來看待，顯得我們更加客觀一點，但是我覺得這樣其實做起來也比較難。
前兩天秦暉老師也講到一個問題，說我們描述歷史的多元化可能使得這種客觀能夠實現，所以我覺得對于中國來說可能還有一個可以選擇的描述歷史的方式，就是中國本體論。我們描述歷史應該以中國人自己的眼光來描述中國人的歷史乃至于世界歷史。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現在的歷史界是比較弱的，我們整個歷史基本上經常陷于一些西方的概念里，比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分期論和歷史分析的工具，如階級斗爭等。這樣使得我們歷史當中存在的很多東西都很難歸入他們的學術系統，造成對于我們歷史的不重視和偏見，使得我們對于中國自身歷史價值的認識，我覺得是比較欠缺的。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是不太主張用階級斗爭理論來分析歷史。我認為階級斗爭理論在歷史的某些短暫的時期有臨時性的需要和作用，對于中國歷史來說，大多數時間階級斗爭這樣的方式分析歷史是很難讓人信服的。我基本上把中國這個歷史就分成兩種情況，一種就是等級社會，另外一種就是平民社會。至于以前的那種歷史分期論，我覺得都可以在中國歷史里換一種方式來考慮。人類歷史我覺得就是從一個等級社會，換句話說由一個特權的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的演進過程。我們今天講資本主義社會至少理論上是一種平民社會的方式。這樣一種平民社會在中國我認為很早就出現了，這兩天我們多次講到商鞅、周秦，我覺得商鞅以后中國已經開始比較明確地進入平民社會了。整個春秋戰國時期，講春秋無義戰，戰爭非常多，整個狀況我認為這是一個破除貴族等級制度向平民社會轉化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造成大量的戰爭，這個戰爭的殺傷力非常嚴重的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向平民社會的發展，普通人投入戰爭的數量越來越多。這種現象在歐洲歷史上后來其實就是拿破侖發動的戰爭。春秋（戰國）時期大規模的戰爭在我看來和歐洲歷史上法國大革命以后進入平民社會、打倒貴族、大量平民投入戰爭，從拿破侖戰爭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秦暉：是春秋時期還是春秋以后？
劉仰：春秋戰國時期。
秦暉：肯定不是這樣，這絕對是一個錯誤，春秋時代絕對是貴族所為，應該是戰國時期。
劉仰：我剛才說春秋戰國時期是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的一個過渡狀態。這樣的一個轉變時期形成大量的戰爭和歐洲歷史上從法國大革命以后形成大量的戰爭我認為是相對應的。中國從商鞅、秦以后建立這樣的中央集權社會，其實它的概念就是在過去的貴族社會里，社會權力確實是分權的，是由少數的貴族分享社會權力。在進入平民化社會以后基本是把貴族擁有的世襲特權大多都廢除了，權力變成一個中央集權的狀態，這是一個比較鮮明的事實。與這個相對應的是在歐洲歷史上，在文藝復興以后也是大量進入中央集權的時代，當然在中國，商鞅變法以后進入這樣一個平民社會，在以后的兩千多年歷史上，它是有反復的，而且有的時候反復還相當大。
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中華文明的最高峰是在宋朝，我理解他這個話就是說宋朝相對來說是中國社會平民化程度比較高或者說最高的一個階段，在宋朝以后，元朝基本上是等級制度的大倒退，把人分成幾等，明朝相對元朝朝中華文明原來的方向又有所恢復，但確實還沒有達到像宋朝這樣的高度。到了清朝的時候等級制度又有一次回潮。
我們講等級社會和平民社會的時候，到今天我們也經常講一個概念叫民主。我們現在講民主的時候，大家比較多的注重把民主看成一種政治權利，我認為我們同時應該看到民主是一個經濟權利。其實政治權利上面的民主的推進是否和經濟權利上的民主是否一致，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為什么講商鞅那個時候的變法就進入平民社會呢，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他是把土地分給老百姓，到了宋朝的時候，老百姓又可以自由買賣土地。大家相對平等地擁有土地的狀態，在我看來是一種經濟民主。這樣的一種經濟民主和它的政治民主是可以對應的，如果你的經濟狀態就是少數人擁有大量的財富或者大量的資源，在這種狀況下要形成政治上的民主，某種程度上說可能也就是少數人的民主，所以我們在講民主的時候，我們應該分一下民到底是什么樣的一些人。在這個問題上我倒是比較認可馬克思的觀點，經濟基礎還是決定上層建筑的，如果經濟基礎問題不解決，我們的政治民主的問題要解決也很難。這個就是我關于民主的一些觀點。
在這個問題上，我曾經和韓德強探討過一個問題，我們說中國古代社會的傳統形態，我們現在經常用一個詞叫小農經濟來描述它，我認為小農經濟，用現代社會的概念來說就是農業經濟狀態下的中產階級社會，它把農業經濟條件下最重要的財富——土地，作為一個相對平等的、相對平均擁有的狀態。但是它又沒有說我們都是平均擁有土地，小農經濟狀態下還是允許土地買賣，允許土地私有化。在小農經濟狀態里很重要的原因是限制土地的高度兼并，某種程度上來說，以限制土地兼并實現小農經濟這樣的中產階級社會，在我看來同時也是一種反壟斷的方式。中國從中央集權形成以后，它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反各種各樣的割據，不管是軍事割據也好還是政治權力割據也好，在我們今天其實當一個經濟大的壟斷出現以后也就是一種經濟割據。經濟割據的出現，用我剛才的說法就是經濟狀態的不民主和政治狀態的不民主一定是對應的。所以我們以前老是說中國小農經濟社會效率很差，我覺得這個只是跟工業社會相比的結果，在農業經濟條件下小農經濟社會就是一個經濟相對民主的中產階級社會，這使得他的社會政治形態相對民主。問題是我們對過去的民主和今天的民主在概念上的理解可能也有不一樣，我覺得這樣一種理解在這里也沒有詳細區分的必要。
最后講一個問題，在小農經濟社會里，當形成一個相對平等的經濟民主以后，它會面臨一個問題：如果這個社會沒有外部壓力，沒有競爭的時候，它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穩定的狀態。一旦發生外部壓力、外部競爭尤其是戰爭的時候，這樣的一個社會會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什么而打仗？對于每個老百姓來說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而打仗。經濟上的動力對于這樣的社會來說，打仗的經濟動力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缺乏的，因為這個制度使得大家就是相對平等的小農經濟的社會，每一個老百姓要投入戰爭的動力相對來說是缺乏的。在其他的一些文明程度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的一些族裔來上，他的戰爭動力比你鮮明得多，因為很簡單，打仗我就能發財。所以在這樣的一種狀態里，小農經濟社會的農業文明的戰爭到最后只能是一種道義，如果沒有道義的話，幾乎戰爭是沒有動力的，你很難解決這樣的問題。謝謝大家！
（注：這個發言當場遭到批判。）
附文2：秦暉、蕭功秦對我發言的批評
本人注：前面一篇博文是我在成都大邑討論會上的主題發言。我發言后，其他人展開了討論。秦暉教授和蕭功秦先生是搶在前兩位發言的，后面的發言對我的觀點沒什么批評，我就不貼了。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楊帆的博客上看。對于秦、蕭二位的批評意見，尤其是秦暉的觀點，我沒有當場辯駁。回來后寫了一篇較長的文章，后續將會貼出。以下是秦、蕭二位對我的質疑。
秦暉：我上次就講過關于秦漢譚嗣同的說法和康有為的說法，很有歷史，譚嗣同說秦漢是個強盜制度，康有為就說是個平等制度，幾乎就是你這個觀點。我覺得這兩種說法其實是有它的一致的地方的。在秦制下所有的貴族都被掃平了，所有人都成了皇上的奴才，在這點上他們都平等了。但是皇上的奴才和領主的奴才有個非常大的區別，領主的奴才是在熟人社會的背景下的，而皇上，天高皇帝遠，還有一點，領主是可以具體管這些奴才的，而皇上幾千萬人他根本不認識，怎么管呢？所以皇上管奴才，一般來講都是用受寵的奴才去管不受寵的奴才。宰相和乞丐是一樣的，皇上都是想殺就殺，都是奴才，但是宰相和乞丐沒有主人和奴才之分，他們是平等的，唯一的不平等就在于宰相是受寵的奴才，而乞丐是不受寵的奴才。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常識，受寵的奴才去整那些不受寵的奴才，往往比主人整奴才殘酷一百倍，這就是流官往往比土官更能夠官逼民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在中國帝制中那些更受寵的奴才比如宦官比一般的朝官，盡管這些宦官就是苦大仇深的老貧農。秦漢以來，有了布衣卿相，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說布衣卿相就是代表布衣的卿相，布衣卿相對布衣要比貴族對布衣殘酷一百倍，不光是中國這樣，古往今來的歷史都是這樣。原因就是主人對自己的奴才是當做自己的財產來對待的，但是受寵的奴才把主人的奴才是不當作自己的財產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討好主人，至于不受寵的奴才的生死對他是沒有什么關系的。所以我覺得一方面講這是平等社會，一方面講這是強盜社會，這兩者完全可以統一起來，沒有什么矛盾，就是強盜社會它也平等，平等就平等在大家都是奴才，只不過你受寵我不受寵，你受寵你也可能是會變的，皇上一變臉就把你株連九族了，這和我是一樣的。
很多人講反對西方中心論，老實說，很多觀念就是西方中心論的非常經典的代表。比如說我們會議當中很多人在講說中國是唯一沒有失落的文明，西方文明都已經崩潰了。這個我知道，斯賓格勒和湯因比都講過，其實這里有一個非常大的原因就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國。西方人往往容易把他不了解的東西就看成一個整體，最典型的就是印第安，印第安怎么能說是一個文明呢？它語系就幾十個之多，而且瑪雅人是城邦，印加帝國是一個中央集權非常厲害的國家，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印第安都不是一個整體。但是在西方人看來你就差不多。但是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好像從古到今都差不多，于是他就說你是延續下來從來沒有變過的，而他們是變了的。如果按照湯因比的說法，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已經死亡了，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就是另外一個文明，可是老實說，你憑什么這么說？有人說這是因為甲骨文和今天的漢字差不多，我們可以從甲骨文中看到漢字的一脈相承。我做過這個試驗，完全沒有受過甲骨文訓練的人，現在的中國人，你去看甲骨文，和一個完全沒有受過拉丁文訓練的人去看拉丁文，哪個認得的字數多？我敢肯定，因為現在拉丁文的文本到處都有，羅馬法的那些法典都已經傳文出版了，都是羅馬法的原文，里面有30%的詞匯一直延續到現在，哪怕我沒有學過拉丁文，我一看就知道這個詞指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現在沒有學過甲骨文的人幾個人能看得懂甲骨文，看得懂幾個字？別說不懂，就是現在研究甲骨文的專家，現在的甲骨文中還有70%的符號是不能被辨認的，這一點黃紀蘇很清楚。你憑什么說中國文明就是連續的？他們的文明就不連續呢？這個是西方人制造的一個假象，這就是西方中心論。西方中心論可以把他不了解的印第安甚至印度都搞到一塊，如果按照這種觀念，那印第安文明是更偉大的文明，從印度一直蔓延到南北美，而且從盤古開天地一直到現在就一直延續著，這是真的嗎？這就是西方制造的一個神話。我覺得這個神話都要打破的。
蕭功秦：我覺得劉仰先生的建構能力要強于他對史料的掌握。平民社會，我承認它是平民社會，但是這個平民是用專制，專制就是集權，專制集權，東方專制主義普遍奴隸制，它那個平等是普遍奴隸制意義上的平等，它和我們現在意義上的平民的概念不是一個概念。普遍奴隸制，東方專制主義，東方專制主義當然就是專制主義，專制主義就是一人在上，那就是集權主義。剛才劉仰先生自己也談到了這是集權主義，突然出現了“相對平等的經濟民主的中產階級社會”，這個概念我覺得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我沒有太大興趣談這個問題。當然這是我個人不愿意談這個事情，這是非常基本的東西，這是極端專制主義的社會，怎么變成一個相對平等的中產階級社會？而且是經濟民主的？
平者無立錐之地，土地兼并是任何一個王朝到中期以后的一個基本事實，既然是基本事實，土地兼并到這個程度，怎么又叫經濟民主呢？因為什么叫經濟民主呢？所以我覺得這些事實作為一個歷史學的一年級學生都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事實。所以我不愿意說。這個問題太基本了，當然我們這是討論，我承認這一點，劉仰先生確實有很強的建構能力，從《中國可以說不》可以看出來他的建構能力也強，也可以說他也確實有很多創新的東西，這個東西我覺得中國學生當中很少。他談到平民和貴族的區別，而且恰恰相反，貴族社會的特點，因為它是貴族社會，所以它是分權的，是等級的。但是分權、等級恰恰是一個民主發育出來非常基礎的條件，因為權力受到制衡，他受到其他同等級的貴族的制衡，逐漸走向資本主義是正常的，東方專制主義這個東西如果說有資本主義萌芽，或者說民主的萌芽，說萌芽是抬高了它，它的結果就是死胎，永遠長不大，因為它在這種體制下面。（本人注：蕭功秦先生的反對意見我不專門寫文章了，在這里說幾句。蕭功秦先生說“我承認它是平民社會”，但又說它是普遍奴隸制，不覺得自相矛盾嗎？主流觀點都說中國秦始皇以后的2000多年是封建制，蕭功秦先生卻說是奴隸制，是否很創新？是否是歷史系一年級學生的常識？按蕭功秦先生的說法，民主是從等級制度上孕育的，那么，現在西方的民主是否擺脫了等級制度的影響？）
本人注：隨后其他人發言，內容不貼了。最后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回應。
劉仰：大家討論的跟我剛才說的可能也有關，我簡單回應一下。一個是剛才講的西方中心論問題，我覺得如果我們沒有中國本位的觀念的話，我們討論很多事情的時候，如果要有基礎，就要把我們的基礎全部重新按照別人的標準來一遍。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沖突意見就會很大，就會使得各種各樣的重建方案就沖突非常大。在歷史觀的問題上，以中國作為一個基本的參照，并不代表著要拒絕一切外面西方的觀念和理論。也就是說你要有一個中國的基礎才能做出一個相對適合中國現實的判斷，哪些東西是西方的、國外的，哪些東西是適合中國的，哪些是不適合的，這樣做出一個參照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比如我們在講革命史觀的時候，我覺得革命史觀是一個很典型的西方中心論的結果。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說兩千年封建社會，大家都是奴才，這樣一種說法其實很難從道理上說清楚，當每一個農民都可以自己買賣土地，自己擁有土地的時候，你說他還是奴才，怎么也說不過去。（本人注：我說提到革命史觀是因為蕭功秦先生專門講到要拋棄革命史觀。）
秦暉：有一點，羅馬的奴隸，現在有確鑿的證明，他就是可以買賣東西，奴隸還可以考試做官。但他還是奴隸。（本人注：討論到此結束。對秦暉教授意見的辨析，稍后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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