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辛亥革命與西方列強的關系。從價值觀上說，辛亥革命的很多領導人與西方的價值觀比較一致，例如孫中山，他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沿襲了林肯的觀念。辛亥革命中很多積極分子大多也在西方國家學習，或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思想，很多人還是基督徒。因此，以當今在很多非西方國家發生的民主變革為參照，按理說，辛亥革命應該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但事實上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國內矛盾已經積累到相當嚴重的地步，清政府大失人心，因而，沒費多大功夫，沒費多少彈藥，沒死多少人，很快就一呼百應地成功了。此后，對于孫中山領導的親西方力量，西方列強也沒有大力支持，反而迫使孫中山將權力交給了保守的袁世凱，為什么？
西方對于中國發生的變革所采取的態度，我們不能只從價值觀這一個方面來認識。如果僅僅以價值觀是否相同來解讀西方對于中國的態度，也許就會簡單化，或者過于想當然。孫中山與袁世凱相比，前者更接近西方的價值觀，袁世凱最后還在西方的支持下復辟當了皇帝，孫中山不會。但是，西方為何沒有像在當今很多國家發生的那樣，在財力或軍事上支持孫中山？相反，當孫中山初任臨時大總統，當時還屬于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居民想要慶祝，港英殖民當局居然不同意。我們應該看到，在價值觀是否相同之外，西方另一個更重要的取舍標準，其實是利益。
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西方列強從清政府那里獲得了大量的利益，今天我們稱之為“不平等條約”。由于孫中山更接近西方價值觀，因此，孫中山從反清的強烈愿望出發，內心不愿接受腐敗的清政府與列強簽下的“不平等條約”。他希望中國推翻清政府之后，能夠與西方處于平等的國際地位，這也是他接受西方思想、西方價值觀的必然。然而，西方列強卻不愿意看到這一幕。他們情愿樹一個在價值觀上與西方更遠的袁世凱，而不喜歡孫中山。因為，如果孫中山主導中國，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就會受損。如果袁世凱主導中國，他更容易將清政府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延續下去。為此，哪怕復辟也沒關系。這種現象在以后也多次出現。例如在伊朗，美國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權，扶持獨裁的巴列維國王上臺；在中東很多國家，只要符合西方的利益，像沙特、科威特那樣非民主制度的君主制國家，也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反而伊朗在推翻親美的巴列維國王后，重新開始民主制度，卻受到美國的打壓。這一現象在拉丁美洲也多次出現，在此不用一一舉例。
因此，辛亥革命“成功”后，權力轉移到袁世凱的北洋系手中。袁世凱死后頻頻發生權力交替，每一次交替，新上任的領導者首先要等待西方列強的認可。實際上這就是一個交換：新上任的北洋政府領導人如果繼續承認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西方就認可；如果試圖不承認或者廢除，西方就不認可，他即便掌握了權力，也不能長久。因此，說辛亥革命不徹底，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因為，此后在中國形成的領導者，大都是西方的傀儡，扮演著維護西方在華利益的角色。
西方援助孫中山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德國。德國支持孫中山是希望他不要加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美一方，但支持力度有限。還有一次是蘇聯，蘇聯是因為十月革命后與西方國家形成了對立，需要中國這樣的盟友，也是利益高于價值觀，否則，我們無法解釋蘇聯為何不主要支持價值觀上更接近的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獲得蘇聯支持后，接班人有點麻煩，蔣介石和汪精衛一時間難分伯仲。蔣介石率先“叛變革命”，原因就在于英美列強眼看北洋舊軍閥難以繼續掌控大局，不得不順應時代要求，在新人物中尋找代理，于是把蔣介石拉到了自已一邊，蔣介石也因此再次維護了英美列強的在華利益。例如開平煤礦在清朝時被英國人占有后，抗戰時被日本人占有，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又把它交還給英國。汪精衛原先還想堅持孫中山的路線，但眼看英美勢力強大，最后也隨了蔣介石。只是這一遲疑使他喪失了原先高于蔣介石的地位，最后居然想借助日本人再次崛起。此后，國共兩黨之間發生的內戰，實際上就是共產黨所代表的中國利益，與國民黨代表的英美在華利益的大決戰，所以才如此驚心動魄。西方對中國國內政治勢力的態度，利益是高于價值觀的，至今依然。
辛亥革命的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是凝聚力問題。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前出于對清政府腐朽無能的痛恨，提出“驅逐韃虜”的口號，的確具有鼓動性。但是帶來一個問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能夠將其凝聚在一起，除了文化原因外，其他主要民族接受、認可清政府的統治地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而清政府的核心正是“韃虜”。因此，“驅逐韃虜”只是一個漢族的口號。對于其他民族來說，漢族要翻身掌權，其他民族為何不能采用同樣的方式？革命者最初只考慮了自己的凝聚力，而沒有考慮整個國家的凝聚力，導致藏蒙疆地區的離心現象。當然，這多少也情有可原。革命黨最初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或者要多長時間才會成功、才會自己變成掌握權力者。等到革命形勢一片大好，革命黨立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很快廢除了“驅逐韃虜”的口號，改成“五族共和”，原先強化民族區分的的稱謂也改為“中華民族”。從而使得藏蒙疆等地的離心現象有所收斂。
這一問題對于今天依然有意義。中國國內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需要變革、改革這是共識。革命不過是較為激烈的方式之一。然而，如何使變革不影響國家的凝聚力？這個問題容易被忽視。當今藏疆地區離心現象也有抬頭，對此需有所分析。藏疆地區凝聚力下降主要是在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它彷佛是當年革命黨人為了實現變革而沖動行事的翻版。為了改革，有些人把需要改革的對象描繪成十惡不赦，如同當年革命者看待“韃虜”一樣，因而對中國社會的各方面過分地大肆鞭撻，甚至從根子上徹底否定中國的一切和所有歷史。不僅如此，在嚴重自輕自賤的同時，還樹立了一個“高大全、偉光正”的外國形象。我們設想，在這種情況下，文化上有差異的其他民族會怎么想？從邏輯上說，其他較大的民族一定會想：既然你這么壞，我何必還要和你在一起？既然你說外國“高大全、偉光正”，我為何不直接掛靠比你更高尚的“先進文明”？而且，這都是你自己承認的，并且拼命宣揚的。加上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凝聚力便因我們自己的失誤而受挫，離心力開始上升。
當年革命黨人在產生這一失誤時，還沒有掌握權力，考慮不周全可以理解。他們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立即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并及時做出了糾正?，F在的改革者本身就是掌握權力的，在國家凝聚力問題上的不慎重，就顯得很不應該。換句話說，我們不應該為了要改革，就把自己描繪的一無是處；我們不應該看到社會問題，就徹底否定自己的一切；我們更不應該為了借鑒別人的長處，就仰視別人，把別人描繪成人類歷史的最高目標。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應該是增強民族凝聚力，不應該為了改革而忽視了這一問題。辛亥革命的這一教訓和經驗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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