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文匯周刊》刊登《梁漱溟與毛澤東》一文后，關于梁漱溟是否向毛澤東認錯的話題一直熱議不斷。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南方系勢力一直制造輿論稱梁漱溟沒有向毛澤東認錯。
比如騰訊網《梁漱溟：我是在自省，不是向毛澤東認錯》
http://news.qq.com/a/20110728/000646.htm
再比如共識網《星遠：梁漱溟向毛澤東認錯了嗎？》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72741158.html
這些文章的特點就是抓住并歪曲梁漱溟的一句話，將其解讀為“梁漱溟：我是在自省，不是向毛澤東認錯”。甲跟乙吵架，甲后來反省原因是自己態度不好引發言語沖突，南方系卻強調這不是向乙認錯，他們為何偏要如此強調？南方系及其主子中情局一直借【毛梁之爭】這段歷史丑化毛澤東，將毛澤東描繪成聽不進不同意見的獨裁者、暴君。如果【毛梁之爭】，其錯主要在梁，那么南方系的這種把戲便徹底落空。
其實認真研讀下這些南方系的文章，會發現，其文章內容剛好否定了其文章結論。
比如騰訊網《梁漱溟：我是在自省，不是向毛澤東認錯》一文的編輯按語中這樣定論：
【編輯注：據《世紀風采》雜志2008年第9期刊登的賀吉元先生《梁漱溟受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歷史公案真相》一文的說法，梁漱溟在1953年與毛澤東公開發生爭執沖突之后，“在反思中，梁漱溟覺得闖了大禍，不應該這樣冒犯毛主席這個領袖。在許多至親好友和家人的規勸、幫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檢討了自己。”“從這些話語不難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澤東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實意地檢討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沒有絲毫的做作。”又說“1975年9月，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時提及了梁漱溟，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之類的話，表達了對梁老先生的諒解之意。”，言辭之間，似乎梁漱溟已然“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毛澤東亦對其錯誤予以了“諒解”。
但事實之真相究竟如何？梁漱溟晚年有無“向毛澤東認錯”？恐怕還是應該以當事人自己的說法為準。1988年4月，美國華文報紙《世界日報》曾發表了署名翟志成的文章《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認錯》，梁漱溟先生在看到美國親友寄來的該文章剪報后，于當年5月20日口授，由其長子梁培寬先生執筆寫就一封信函，用讀者投書方式，對翟志成的文章作了回答；該函寄往美國的《世界日報》編輯部。此乃晚年梁漱溟對當年“梁毛之爭”最終態度最直接的史料。編輯特將該文（《梁漱溟1988年致函《世界日報》》）附錄于后，至于梁漱溟晚年有無“向毛澤東認錯”，讀者自可有自己的判斷。】
共識網《星遠：梁漱溟向毛澤東認錯了嗎？》一文也引用了《梁漱溟1988年致函《世界日報》一文，該文結論是：
【賀某還對梁漱溟先生的話語刻意加以“舍取”③，歪曲了梁漱溟先生的本意，以營造出“梁漱溟先生早已向毛澤東認錯”的假象。
……
梁漱溟先生對待1953年“毛梁之爭”態度很是明確--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
然而，騰訊網編輯及共識網星遠無法否認賀吉元《梁漱溟受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歷史公案真相》中這樣的事實：
【此事過去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國政協提出，不再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以便用更多的時間讀書學習，閉門思過。
在反思中，梁漱溟覺得闖了大禍，不應該這樣冒犯毛主席這個領袖。在許多至親好友和家人的規勸、幫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檢討了自己。其內容這里也予以抄錄。梁說：“我的錯誤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無疑是自己階級立場的不對。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階級立場之說，由來已久。共產黨運用階級學說創建了新中國之后，我在事實面前有所覺醒，亦曾懷著慚愧心要求自拔于舊立場而改從無產階級立場，但實則只是旋念旋忘，并沒有真正離開舊窠臼。比如我親眼看見勞動人民那樣感激共產黨、愛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沒有自拔于舊立場，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滾成一堆。又比如許多會上看見有那么多的人頌揚共產黨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應和而止，卻很少出口響應。每當我想起百多年來我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向下沉淪的厄運，終被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扭轉時，讓我喊一千聲一萬聲‘毛主席萬歲’亦不覺多余。無奈滿身舊習氣的我，閑思雜念太多。我還一直把這當作‘倔強精神’、‘骨氣’而沾沾自喜。須知勞動人民是不會向共產黨講倔強講骨氣的。正是我的階級立場的不對和對待中國共產黨認識方面存在的偏頗，造成了我于9月18日達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誤。我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共產黨、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與毛主席爭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因此別人批我誅我，實在是情理中的舉動。回顧我1953年以前走過的近五十年的歷史，自以為革命而歸落于改良主義；而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改良主義則又落于反動；又因為是一貫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貫的反動。因此毛主席說我以筆殺人，在會上我聽了很不服氣。待明白過來，才曉得這話，是指我長時期的反動言論流毒于社會。主席又說我是偽君子，我當時聽了同樣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義才稱得上是一個純粹、清白的好人，夾雜著嚴重個人英雄主義的我，不能一片純誠而無偽，那就是偽君子了。主席又說，我是能欺騙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騙，那自然是說我這樣一個并不真好的人，卻仍有人相信我，而獲得了好人名聲，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從這些話語不難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澤東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實意地檢討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沒有絲毫的做作。
1953年9月當眾頂撞毛澤東之后，梁漱溟從此便失去了單獨同毛澤東見面談話的機會。然梁漱溟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分。】
以上這些情況毋庸置疑，梁漱溟確實在毛梁之爭后真心實意地檢討自己。他認為自己的錯誤有兩個：
1、是思想和理論之錯誤。【我的錯誤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無疑是自己階級立場的不對。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階級立場之說，由來已久。……正是我的階級立場的不對和對待中國共產黨認識方面存在的偏頗，造成了我于9月18日達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誤。】
2、是態度和方式之錯誤。【無奈滿身舊習氣的我，閑思雜念太多。我還一直把這當作‘倔強精神’、‘骨氣’而沾沾自喜。……我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共產黨、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與毛主席爭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因此別人批我誅我，實在是情理中的舉動。】
這是在1953年，事發不久梁便已經在態度問題上向毛認錯了。這一立場，在改革開放后，梁也一直堅持。
搞笑的是，共識網星遠的文章引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P.42）一段話試圖證明梁漱溟沒有向毛主席認錯：
【一直到今天我沒有向領導上承認我反對總路線，因反省的結果深知自己錯誤嚴重，而其錯卻不在此。我不能囫圇吞棗把什么錯誤都承認下來，這樣是不解決問題的。】
這段話說的很清楚，梁漱溟認為自己錯誤嚴重，但其錯誤并不是【反對總路線】。那梁漱溟認為自己有什么錯誤？很顯然，是以上所述兩點，1、是思想和理論之錯誤。2、是態度和方式之錯誤。是由于錯誤的思想根源，導致了錯誤的方式及態度。因此主要是態度和方式之錯誤。
更搞笑的事，共識網星遠的文章批賀吉元說：
【賀某還對梁漱溟先生的話語刻意加以“舍取”③，歪曲了梁漱溟先生的本意，以營造出“梁漱溟先生早已向毛澤東認錯”的假象。】
星遠這樣批賀吉元：
【梁漱溟先生原話是：“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合，正象我的話也有些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毛、周他們（第一代中共領導）迄今已經故世已有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參見1986年《良友》雜志第八期刊出的《風號大樹中天立》署名：任華，該文后被收入《行云流水記往》作者：沈鵬年，出版：上海三聯書店）。而梁漱溟先生講話經賀吉元“取舍”后就變成了：“當時是我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其實這兩段話中，梁漱溟向毛澤東認錯的意思都很明顯。看看共識網星遠所承認的原話--【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這不是明顯的認錯嗎？這段話和賀吉元的文章其實是大同小異。這里梁漱溟強調的是自己態度方法不好。
另外，涉及當事人故去，為何賀吉元文章中是【他故世已經10年了】，而其他人則是【毛、周他們迄今已經故世已有十年了】？縱觀賀吉元全文，可以看得很清楚，賀吉元之所以對梁的原話有所取舍，其目的是避諱周恩來總理。根據《物來順應--梁漱溟傳及訪談錄》（作者：白吉庵，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一書，毛梁之爭升級，梁漱溟感覺事情很嚴重，是在9月17日周恩來帶頭系統批評梁之后，而在之前，毛澤東從未點名批梁，在此前一天，毛澤東還邀請梁去談話緩和關系：
【次日星期天，會議休息，晚上懷仁堂有文藝演出，毛主席派車邀梁去談話，在開演前作了簡短的交談。梁要求毛主席解除誤會，而毛主席則表示梁的言論是反對經濟建設總路線，只是不愿承認而已。
次日，周恩來總理在大會上作系統發言，批駁梁漱溟反對總路線的言論。在周總理發言中，毛主席也隨即插話批評了梁漱溟。至此，梁感到問題嚴重，認為是“遭到很深誤會”，于是請求發言作答。主席同意他的要求，囑他準備次日發言。】
關于周恩來帶頭系統批判梁一事，賀吉元一文完全隱去。只是用【9月17日，有位與會者作了一個長篇發言……】這樣的曲筆為尊者諱。同樣，賀吉元一文把【毛、周他們迄今已經故世已有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改為【他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是出于同一目的。
至于騰訊網和共識網試圖用梁漱溟1988年致《世界日報》的信來做文章也是枉費心機。
該信寫到：
【當年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對我不點名批評之后，某日午后將再次開會，我準備在此會上就毛澤東認定我的發言為惡意一點予以辯明。是日上午，曾在家中言道：“今天將一決勝負。”會議進行時，在對方態度的刺激下，我的發言亦因之較前更欠冷靜。于激烈爭執之后，我突憬然自己已落入意氣用事。善意卻是善意，不容指為心懷惡意。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曖昧；據理辯明就是，何必言勝負？進而憶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一句話：“忽毫不能昧，斯須不敢瞞。”（明儒羅近溪語）我既省察到自己有雜念，自不當隱瞞，雖事過多年，但每與人言及此事，總是承認自己亦是有錯。爭執產生自雙方，唯中國古人有“反求諸己”的教導，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
1974年，所謂“文化大革命”，以群眾運動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贊成批林，于孔子則不當以全盤否定，以《當今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一文表達自己的見解，招致大小會議批判。對此強詞奪理，以勢壓人的所謂批判、我只引用一句古語回答會議主持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顯而易見，首先，梁漱溟承認自己有錯，自己當時是【意氣用事】。正如他在80年代反復提及的：【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也就是說，梁認為自己態度和方式有錯誤。但是梁在80年代也認為：【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合，正象我的話也有些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也就是說，所謂【毛梁之爭】這個事件，第一有內容、理論方面的問題，第二，有態度方法上的問題。態度方法問題，當然很重要，因為毛梁之間發生了面對面的言語沖突，導致雙方矛盾升級為言語沖突，梁的態度方法不恰當是主要原因。如果梁的態度方法沒有問題，那么這件事便是毛澤東以勢壓人獨裁專制的表現。
梁顯然認為，毛澤東對他有誤解，認為他【反對總路線】。但他其實并不【反對總路線】。那么毛梁之爭，在梁看來，就是先是梁遭受誤解，隨后由于梁不恰當的態度及方法，引起公憤，引發與毛的言語沖突。
梁承認自己態度有問題，但是同時沒說毛的態度方法有問題。顯然，之所以鬧成言語沖突，梁自己知道自己應負主要責任。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梁的態度引起了人們的公憤。
正如梁在當年毛梁之爭后的檢討中所寫的：
【正是我的階級立場的不對和對待中國共產黨認識方面存在的偏頗，造成了我于9月18日達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誤。我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共產黨、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與毛主席爭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
既然梁引起了公憤，如果按照民主程序，梁當然是極少數。絕大部分人站在梁的對立面要求梁停止發言，而帶頭系統批判梁的便是周總理。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是毛澤東一再地表示了寬容和民主作風。
孔和尚的讀書筆記《向梁漱溟先生學習》展示了這個過程，為使讀者了解大概過程，這里較多地引用該文：
【過了兩天，梁漱溟在大會上做長篇發言，復述了他前兩次發言的全部內容，又強調自己“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大會變成了梁老先生一個人的表演舞臺，當時沒有人回應他。梁漱溟不知道，這次發言等于是他一個人向共產黨發起了全線進攻，他就想著自己說得痛快，沒有考慮執政黨受到了怎樣的傷害以及受傷后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倘若承認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說，共產黨的全部功績豈不頓時化為烏有？難道要把建國后農民生活還很艱苦的賬，算到共產黨的頭上嗎？
但毛澤東還是忍耐的，因為梁漱溟畢竟是僅僅代表個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國證監會或者代表中國足協，哈，那問題就嚴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領導對梁漱溟展開反擊，舉出他一貫“反動”的歷史事例。而梁漱溟卻想，你們光說我反對共產黨的那些事兒，我也反對過國民黨，你們咋不說呢？“這難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態度嗎？”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點的同時，還要指出你的優點，可見梁漱溟已經不大理性了。他要求發言辯解，主持人讓他回家準備，其實是給他個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識好歹”，準備決一死戰——我們想想，換了鄧小平或者華國鋒，哪怕是許世友，都不會這樣做的。中央一再給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給對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開始發言，就宣布要從歷史上講起，“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這需要給我較充裕的時間。”這未免過分了，從普通與會者的角度來看，這次政協會的議題本來是討論總路線，但是卻被“民主”成為梁先生的個人表演。如果你開過上百次的學術會、政治會，就不難明白會議中出現一個這樣表演欲極強的人的時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討厭。別人的“民主”權利跟你是一樣的，為什么非要聽你講上五六七個小時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講兩天兩夜都沒問題。所以有些代表就轟他下去。其實這是梁老師最后一個下臺階的契機，可是他又一次選了錯項，“我把話頭轉到主席臺上，特別是毛主席身上，以爭取發言權，這是我闖下大禍，把錯誤擴大的開端。我在語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顧一切后果，是事后連我自己都大吃一驚的。”既然你講民主，就不該利用領袖的權威來獲取發言權啊，梁老師的行為邏輯自相矛盾，這是我們所有書生都該記取的。
梁漱溟槍法一亂，于是就說了那段著名的話，把讓不讓他繼續發言看做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考驗”，“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這話表面上很文雅，其實已經包含了嚴重的個人品格攻擊。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有沒有“雅量”，要由梁老師來判定，要由是否給他一次長時間發言的特權來判定，倘若答應了這個特殊要求，共產黨的“骨氣”何在？共產黨的“人格”何在？梁漱溟當時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對毛澤東進行“話語要挾”，更不是事先策劃好的“反共妙計”。假如對蔣介石，梁漱溟敢這樣說么？用老百姓的話講，都是共產黨給“慣的”。
而毛澤東也是，干脆讓他講，或者不讓他講，任憑他說共產黨沒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論。可是毛澤東也像個大專辯論賽的學生似的，忘記了自己的領袖身份，在主席臺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辯起來了，簡直是“成何體統”。也許有人說毛澤東也是性情中人，不偽裝，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畢竟是會場上的最高領導人，黨和國家形象的代表，與一位著名學者任性爭吵，影響肯定是壞的，而且給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這種爭辯延續下去，當然是對梁漱溟有利，對毛澤東不利，好比普通教員跟校長在大會上爭論，受損害的當然是校長的形象。于是會場大嘩，亂成一團，倘以局外立場看來，也夠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沒有什么偉人，也不給老毛面子，左手握著“雅量”，右手舉著“敬重”，死活就是堅持要講。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協說，你不要講長了，“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點多了，“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在俺們北大當過教授的，潛意識里不耽誤學生的吃飯，就顯得自己講課沒本事啊。一個政協委員在國事大會上跟國家最高領導人這般講話，這種情況今天能有嗎？不論梁漱溟的做法對不對，我們能說今天的“民主”比那時候進步了？如果說民主和專制都是相對的，那時候的民主不但勝過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時代，也是今天難以相比的。
隨后會場又多次大嘩，老毛幾次維持秩序，讓他“再講十分鐘”，過一會又讓他“再講十分鐘”，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時間不夠，但又不說要講多長時間。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長篇大論，而不具備在短時間內把基本問題說清楚的、或者暫時維持一個可以下臺的局面的能力。這也正是現代中國多數知識分子的通病。最后大會鬧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復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籌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決是否讓梁漱溟繼續講。毛澤東和中央委員都支持梁漱溟講，而大多數與會者不贊成。梁漱溟無視民主投票之結果，還要繼續講——簡直是瘋了。主持會議的高崗只好請他另找時間再講。
……
梁漱溟雖然跟毛澤東“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處理，也從未戴過什么政治帽子。】
孔和尚對這個場景十分客觀地評論到：【一個政協委員在國事大會上跟國家最高領導人這般講話，這種情況今天能有嗎？不論梁漱溟的做法對不對，我們能說今天的“民主”比那時候進步了？如果說民主和專制都是相對的，那時候的民主不但勝過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時代，也是今天難以相比的。】
顯而易見，毛梁之爭，恰恰表現了毛澤東及當年共產黨的民主作風。
至于如何認識梁漱溟1988年致《世界日報》的信中所說【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的含義，需要看梁漱溟回信的背景：改革開放以來，梁漱溟一直被國內外反共的自由派勢力有意塑造成反共代表人物。而《世界日報》正是當時反華反共勢力的一個重要陣地。梁漱溟這個人物形象，被海外反共反毛勢力附著了太多的一廂情愿的想象和無比惡毒的曲解。1、反共勢力一直將梁塑造成一個徹底的反共斗士，就如前蘇聯那些異議知識分子、不同政見者群體那般，刻意突出反共、擁共兩個立場兩條道路的較量，進而宣傳共產主義道路的陰暗。2、他們希望通過將梁塑造成一個民主斗士形象，而借此襯托毛澤東及中共的獨裁專制。
當1988年《文匯周刊》刊登《梁漱溟與毛澤東》一文，將梁的真實態度表現出來后，反共勢力的陰謀完全破產，他們自然感到很失望。因此，1988年4月《世界日報》翟志成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認錯》一文會說，翟對梁漱溟非常仰慕，但讀過1988年《文匯周刊》刊登的《梁漱溟與毛澤東》一文后，發現梁漱溟曾向毛澤東“認錯”，他因此感到失望，如果梁對1953年與毛澤東發生語言沖突一事有認錯的表示，不僅僅是梁個人的得失榮辱問題，而“是關系著民族的良心與運氣”，翟希望《文匯月刊》文中所寫梁“認錯”的一些話是訪問者的筆誤，并希望梁能對此事加以澄清。
在這個背景下，梁漱溟說【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不過是強調，梁自己是主動認識反省到了自己的錯誤，是【不假外力的自省】，而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沒有骨頭骨氣，向毛澤東、共產黨的權威和勢力屈服。
在說完【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之后，梁緊接著寫到：
【1974年，所謂“文化大革命”，以群眾運動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贊成批林，于孔子則不當以全盤否定，以《當今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一文表達自己的見解，招致大小會議批判。對此強詞奪理，以勢壓人的所謂批判、我只引用一句古語回答會議主持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這顯而易見是在申明自己的骨氣。這段話也證明，梁回信的真實含義正是，自己的認錯并不是向對方中共及毛澤東的勢力屈服。而是他自己確確實實感到自己錯了，自己態度有問題。在梁漱溟看來，毛梁之爭，和文革期間群眾對梁的批判，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是梁自己的態度有問題。而后者對梁的批判則有點【強詞奪理，以勢壓人】。而在反共勢力看來，這些都是毛澤東、中共對梁的迫害，因此梁向毛認錯，他們當然很失望。梁寫信特此申明事實真相。
梁一直認為，當時毛澤東對其有誤解，其實他并不反對總路線，因此，梁回信的含義還有，在毛梁之爭中涉及的內容和理論問題，他沒有向對方認錯，當然也沒有說對方的意見就是完全錯誤的。梁漱溟多年來一直強調，當時雙方所說的話，都有與事實不符合之處。
毛梁當時發展到言語沖突，主要責任在梁。梁承認自己的態度有問題，【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這不是明顯的在向毛澤東認錯嗎？在自己的態度有問題并向毛認錯這一點，梁是絲毫不含糊的。相信如果1986年毛澤東還活著，梁對他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你很為難，傷了你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這不是確鑿無疑的梁漱溟向毛澤東認錯和道歉嗎？當然這種認錯并不是反共勢力想象的向權威屈服，而是一種客觀和實事求是，這一點也不損傷所謂【民族的良心和運氣】。如果因為梁漱溟坦誠地指出兩人吵架主要原因是因為自己【態度不好】，而讓《世界日報》們很【失望】，這種【失望】，很好，這種【失望】是必然的，自80年代以來，這種【失望】已經必然地越來越多了。
在1988年國內外反毛反共浪潮此起彼伏波濤洶涌的情況下，梁漱溟十分坦誠的說明自己當年【落入意氣用事】。并承認，自己的話和對方的話都有不符合事實的地方。梁還表示仍然堅持自己基本的理論觀點。這樣，梁回信的客觀效果十分明顯，最起碼，毛梁發生言語沖突之事，并不能證明毛澤東及中共的獨裁專制。如果真實地再現毛梁之爭這個過程，只能證明毛澤東及當時中共甚至要比今天要民主許多。更可怕的是，梁申明自己一直堅持自己的理論和觀點。在《世界日報》之類反共勢力看來，一個和中共理論思想路線十分不一致的所謂異議知識分子、不同政見者，不僅可以在毛時代常年堅持并發布自己的觀點，而且可以在大會上以【目空一切】、【意氣用事】、【講話不分場合】等不恰當的方法態度傷害毛及公眾的感情，向毛澤東及黨中央發難，引起全場公憤并幾乎被全場反對之后，毛還對梁多次包容讓其發言，梁漱溟雖然跟毛澤東“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處理，也從未戴過什么政治帽子……這一切簡直是不可思議。把梁漱溟的事討論清楚，等于說明了毛澤東是多么的民主和可愛。
因此，梁漱溟希望他的回信能夠在《世界日報》發表，但《世界日報》舊金山負責人表示，此信能否見報須由臺北方面決定（名為在美國的《世界日報》，實為國民黨操作）。自然，此信被《世界日報》拒絕發表。
這就是美國、中情局及西方反華反共勢力的民主自由：在其控制的媒體上發反毛反共的文章，一般有無限的自由。但是澄清事實、展示毛澤東和中共真實形象的信息，如梁漱溟的信，他們則堅決封殺，進行堅決實行獨裁專制。
毛梁之爭是一段歷史，對這段歷史如何解釋，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戰斗。二十多年過去了，雖然都是由中情局指揮和控制，但今天的南方系、騰訊網、共識網們的素質遠遠比當年的《世界日報》要低得多。當年《世界日報》的臺北方面果斷地封殺了梁漱溟的回信，以防止公眾最終了解事實真相。但是今天的愚蠢的南方系、騰訊網、共識網卻折騰出幾篇自相矛盾的文章來論證【梁沒有向毛認錯】，試圖繼續利用【毛梁之爭】這件事來丑化毛澤東和當年的中共。其實他自己的文章就否定了他們自己的結論。
從南方系、騰訊網、共識網等腦殘文章中，人們發現的是偏執的反毛怪癖，這種怪癖使南方系發表的文章喪失了基本的理性和邏輯，其腦殘程度在人類歷史上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當然，他們也許是【假裝腦殘】，是在玩戈培爾【謊言重復一萬遍就是真理】之類的伎倆。
南方系自由派反共勢力人才凋零、江河日下，由此可觀之。
附錄：
文章1：梁漱溟受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歷史公案真相
賀吉元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088909.html
梁漱溟是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邀請來到北京，成為全國政協的一名委員。
1953年9月，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梁漱溟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這以后，他便從毛澤東的座上賓變成了“反面教員”；也使他與毛澤東長達幾十年的交往幾近結束。
這樁公案的全部過程，發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舉行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梁漱溟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列席了會議。
9月8日，國務院總理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周恩來給先期召開的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作了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9日上午分別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在小組召集人章伯鈞發言后，梁漱溟就《人民日報》開辟讀者來信欄發表了一番感慨，他說：“這樣做，一面看出人民能關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黨和政府能夠隨時聽取老百姓的意見解決問題。這種精神，在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應該繼續發揚。只有自始至終發揚民主，領導黨又能聽取意見，這建國運動才能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其效果就能倍增。”9日下午，因為言猶未盡，臨散會時，周總理宣布，第二天繼續由個人作大會發言。在離開會場時，周恩來對梁漱溟說：“梁先生，明天的大會請你也說一說，好不好？”梁漱溟沒有半點猶豫便答應了下來：“好！我明天上大會發言。”
回到家后，梁漱溟想，現在領導黨的負責人要我在大會上說話，我就應該說一些對領導黨有貢獻的話。于是，他秉著這個思路進行了認真的準備。
10日的大會發言非常踴躍，梁漱溟沒能安排得上。中間休息時，他寫了張條子給周總理，說在北京的人講話機會多，請盡可能先讓外地人發言，自己準備的發言可改為書面提出。周總理答復他說，你不必考慮時間問題，會期可以延長，你明天可以在大會上發言。
在11日下午的大會上，梁漱溟作了發言。就是這篇發言，成了毛澤東批評他的導火線。
因為是回眸，也為了論述的需要，這里不妨將梁漱溟的發言做較為詳細的摘錄。
梁漱溟說：“連日聽報告，知道國家進入計劃建設階段，大家無不興奮。我亦愿從我的崗位（政協一分子）和過去的背景說幾句話。我曾經夢想在中國能展開一場偉大的建國運動。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隨過舊民主主義革命，那時只曉得政治改造，不曉得計劃建國。幾十年來我一直懷抱計劃建國的理想，雖不曉得新民主主義之說，但理想和目標卻大體相合。由于建國的計劃必須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經給我們講過的建設重工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兩方面之外，像輕工業、交通運輸等等如何相應地發展，亦必有計劃，希望講給我們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國運動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完成計劃，這就使我想到群眾工作問題。在建設工業上，我推想有工會組織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營工商業上，亦有店員工會、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在發展農業上，推想或者是要靠農會。然而農會雖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漸微。那么，現在只有依靠鄉村的黨政干部了。但據我所聞，鄉村干部的作風，很有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其質其量似乎都不大夠。依我的理想，對于鄉村的群眾，尤其必須多下教育功夫，單單傳達政令是不行的。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還有其三，是我想重點說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后，工作重點轉移于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干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梁漱溟發言后，當時并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甚至還有人表示贊同。到了第二天，即9月12日，政協常委擴大會議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彭德懷作抗美援朝情況報告后發表即席講話。他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許，毛澤東加重了語氣，說：“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雖未點梁漱溟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說梁漱溟，因而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此時的梁漱溟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氣。他想，我何曾反對總路線呢？我是真心實意地擁護總路線的啊！我哪里是在損害工農聯盟，而是希望工農聯盟的基礎越來越牢固啊！因此他要申辯，要澄清。在會上就給毛澤東寫信，但信沒寫完，會就散了。回到家，他繼續寫這封信。信的內容是說明自己的發言沒有一丁點兒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的意思，我的本意是希望政府好。請求主席在大會上收回講話，解除對我的誤會。9月13日，梁漱溟在會場上當面向毛澤東呈上了自己的信。毛澤東約他當晚談話。由于時間倉促，當晚談得不深，并沒有解除誤會。梁十分失望，且不想就此罷休，要再一次在大會上復述自己的觀點，以讓與會人員進行評議。
9月16日，梁漱溟被允準作大會發言。他先后復述了9日和11日發言的內容，再三表明自己并無反對總路線之心。當天仍沒有人批評梁漱溟。
9月17日，有位與會者作了一個長篇發言，將梁漱溟解放前的歷史稱為“一貫反動”：“你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的。”“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下一屆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農業，雖見解糊涂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這位中央領導人下的結論使梁漱溟心緒煩亂，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誤會已經很深很深了。在倔強個性的支配下，他視一切于不顧，要求當場發言作答。
在9月18日的大會上，梁漱溟說：“昨天會上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很出乎我的意外。特別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中共領導人追溯過去的事情，證明我一貫反動。這就因此增加了我交代歷史的任務，而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卻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就需要給我比較充裕的時間……”
梁漱溟的答辯發言剛開了頭，就被會場上轟他下臺的聲音打斷。這么一弄之后，梁更不認輸了。那么多人叫喊，他都不理，盯著毛澤東，以爭取發言權，說：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昨天的會上，各位說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領導黨以及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同時我也直言，想考驗一下領導黨。現在我問毛主席有沒有這個雅量，聽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完以后，你說誤會我了，梁漱溟原來沒有惡意。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澤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澤東回答說，但我有一個雅量，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是可以當下去的。讓你繼續當政協委員，是有充當活教材的作用的。此時梁漱溟沒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緒，回答得很干脆，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另一回事。毛澤東生氣地說，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說的了。梁漱溟接著又說，共產黨是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我今天就試一試你這個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澤東說，對你這個人，不是自我批評，就是得批評。
會場上發生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與毛澤東頂撞的局面。忽然臺下有人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臺來！這時，毛澤東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給你十分鐘說說要點好不好？”梁漱溟回答道：“我有很多事實要講，十分鐘怎么夠？我希望主席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
會場再一次嘩然，大多與會人員對梁漱溟的態度表示憤慨，紛紛要求梁漱溟下臺。毛澤東又說：“不給他充分的說話時間，他說是不公平，讓他充分說吧，他就可以講幾個鐘頭，而他的問題又不是幾個鐘頭，也不是幾天，甚至不是幾個月可以搞清楚的。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問題并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這個人的反動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嚴厲批判也不行。現在我再提議讓他再講十分鐘，簡單地講一講，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是“十分鐘不夠，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的回答。
毛澤東最后說：“梁先生，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說大家都沒有‘雅量’嗎？不給你充分的時間講話你又說是不公平的，可現在大家又都不贊成你講話，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辦？”梁漱溟滿臉的不悅：“聽主席決定。”
這時，有人提出付諸表決，看贊成他繼續講話的人多，還是不贊成他繼續講話的人多，然后采取少數服從多數。毛澤東帶頭舉手贊同梁漱溟講話，其他中共一些領導人也都舉了手。但大多數與會者表示反對。梁漱溟不得不走下臺來，一場相持許久的僵局這才宣告結束。
此事過去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國政協提出，不再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以便用更多的時間讀書學習，閉門思過。
在反思中，梁漱溟覺得闖了大禍，不應該這樣冒犯毛主席這個領袖。在許多至親好友和家人的規勸、幫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檢討了自己。其內容這里也予以抄錄。梁說：“我的錯誤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無疑是自己階級立場的不對。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階級立場之說，由來已久。共產黨運用階級學說創建了新中國之后，我在事實面前有所覺醒，亦曾懷著慚愧心要求自拔于舊立場而改從無產階級立場，但實則只是旋念旋忘，并沒有真正離開舊窠臼。比如我親眼看見勞動人民那樣感激共產黨、愛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沒有自拔于舊立場，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滾成一堆。又比如許多會上看見有那么多的人頌揚共產黨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應和而止，卻很少出口響應。每當我想起百多年來我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向下沉淪的厄運，終被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扭轉時，讓我喊一千聲一萬聲‘毛主席萬歲’亦不覺多余。無奈滿身舊習氣的我，閑思雜念太多。我還一直把這當作‘倔強精神’、‘骨氣’而沾沾自喜。須知勞動人民是不會向共產黨講倔強講骨氣的。正是我的階級立場的不對和對待中國共產黨認識方面存在的偏頗，造成了我于9月18日達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誤。我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共產黨、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與毛主席爭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因此別人批我誅我，實在是情理中的舉動。回顧我1953年以前走過的近五十年的歷史，自以為革命而歸落于改良主義；而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改良主義則又落于反動；又因為是一貫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貫的反動。因此毛主席說我以筆殺人，在會上我聽了很不服氣。待明白過來，才曉得這話，是指我長時期的反動言論流毒于社會。主席又說我是偽君子，我當時聽了同樣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義才稱得上是一個純粹、清白的好人，夾雜著嚴重個人英雄主義的我，不能一片純誠而無偽，那就是偽君子了。主席又說，我是能欺騙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騙，那自然是說我這樣一個并不真好的人，卻仍有人相信我，而獲得了好人名聲，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從這些話語不難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澤東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實意地檢討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沒有絲毫的做作。
1953年9月當眾頂撞毛澤東之后，梁漱溟從此便失去了單獨同毛澤東見面談話的機會。然梁漱溟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分。
梁漱溟依然有著對毛澤東的那份敬意，那份情懷。毛澤東在心底里也仍然記掛著與自己同歲、1918年就見過面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梁漱溟將自己的手稿《中國——理性之國》作為特別的賀禮送給了毛澤東。1975年9月，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時提及了梁漱溟，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之類的話，表達了對梁老先生的諒解之意。
30多年后，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再聊起這件事時，梁漱溟又一次感傷地說：“當時是我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字里行間顯示出，梁漱溟雖脾氣倔強，卻是性情中人。
（《世紀風采》
文章2：周恩來批梁漱溟
核心提示：次日，周恩來總理在大會上作系統發言，批駁梁漱溟反對總路線的言論。在周總理發言中，毛主席也隨即插話批評了梁漱溟。至此，梁感到問題嚴重，認為是“遭到很深誤會”，于是請求發言作答。主席同意他的要求，囑他準備次日發言。
18日，梁做好充分準備，午后到會發言。但當他上臺發言不到10分鐘就被群眾阻止，轟他下臺。據他在“日記摘要”中說：“我登臺發言，氣勢甚盛。我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雅量！’我正待再說下去，會場內群眾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臺，不容我再發言，我只得下臺歸座。卻還好，我頓然清醒了，自知高狂傲慢不成樣子。心氣平靜、敬聽幾位斥責我的人發言。”在陳銘樞、史良、榮毅仁、許德珩等人的發言過程中，毛主席也隨時插話批評梁漱溟。
本文摘自：《物來順應－－梁漱溟傳及訪談錄》，作者：白吉庵，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會上傳達和解釋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第一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此外，會議還討論了經濟建設，提出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同年9月8日至1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49次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梁漱溟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出席了這次會議，不料在學習和討論總路線過程中，由于發言不慎，竟犯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錯誤，這對他本人和出席會議的人士來說，都是非常意外的事。其經過情形，據他本人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時間內的事情》一文里的記載，略記如下。
11日，梁作長篇發言，先是說要總路線實施有效，必須發動群眾起來協力行之。又說，國營企業有工會組織，可以發動工人，工商業有工商聯的組織，亦可由他們去發動，惟有農民，土改后大率各自為謀，雖有成立互助組者亦不多，似應促成其組織以便動員。說到這里，他便以其在京之見聞宣稱：城市工人工資生活為鄉下農民所歆羨，充當一個臨時工每天工資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農民紛紛涌向城市，市政當局又把他們推送出去。可見工農生活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人才、物力集中都市，雖不說遺棄吧，不說脫節吧，恐多少有點。
政協常委會到此結束。次日，全體政協委員列席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會議，聽取彭德懷司令員作抗美援朝報告。報告完后，毛主席在講話中不指名地對梁昨天的發言進行了批評。他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幫助了美國人。梁聽后，知道毛主席是在批評他，于是當晚寫一信向毛主席申辯，希望有機會當面復述原來發言，而后請求指教。
次日星期天，會議休息，晚上懷仁堂有文藝演出，毛主席派車邀梁去談話，在開演前作了簡短的交談。梁要求毛主席解除誤會，而毛主席則表示梁的言論是反對經濟建設總路線，只是不愿承認而已。
次日，周恩來總理在大會上作系統發言，批駁梁漱溟反對總路線的言論。在周總理發言中，毛主席也隨即插話批評了梁漱溟。至此，梁感到問題嚴重，認為是“遭到很深誤會”，于是請求發言作答。主席同意他的要求，囑他準備次日發言。
18日，梁做好充分準備，午后到會發言。但當他上臺發言不到10分鐘就被群眾阻止，轟他下臺。據他在“日記摘要”中說：“我登臺發言，氣勢甚盛。我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雅量！’我正待再說下去，會場內群眾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臺，不容我再發言，我只得下臺歸座。卻還好，我頓然清醒了，自知高狂傲慢不成樣子。心氣平靜、敬聽幾位斥責我的人發言。”在陳銘樞、史良、榮毅仁、許德珩等人的發言過程中，毛主席也隨時插話批評梁漱溟。幾天所批評的大致內容為：
（一）不是以刀殺人，卻是用筆桿子殺人。
（二）反對總路線，提出所謂“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會可靠，農會卻靠不住，黨、團、婦聯等也靠不住，質、量都不行，比工商聯也差，因此無信心。
（三）關于雅量。在梁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是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是可以繼續當下去。
最后，毛主席指出，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對分清大是大非，貫徹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總路線是有現實意義的。他說：“梁漱溟問題并不是對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不要以為是小題大作，不值得辯論。跟他辯論可以把問題搞清楚。要說它有什么好處，就是有這么一個好處。現在辯論的是什么問題呢？不就是總路線的問題嗎？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對我們大家是有益處的。”
最后，會議以舉手方式表決，把梁漱溟的問題交付政協全國委員會去開會討論處理。之后，梁即向政協請假，在家閉門思過，聽候處理。但久不見下文，而政協的某些開會的通知和請帖依然照常送到家。在這種情況下，經友人們指點，他便銷了假，從1954年元月起，又開始出席政協會議及一些社會活動。此事至此告一段落。后來他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反思34年前的這樁公案，關于我自己的過錯問題，則大體如前所述，即階級立場的不對，與中共理論認識之差異，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等等。”
梁這次錯誤，雖未受到什么處分，但對他的思想的批判卻持續了相當長一個階段：1954年春夏之交，在政協雙周座談會上及中國科學院皆組織了小型的批判會。梁在這些會議上均作了檢討。科學院的批判會由學部主任潘梓年主持，院長郭沫若首先發言說：“我過去很尊重他，稱他為梁先生，其實我還長他一歲。解放前在上海某次會上，我們二人并排坐，我發言時，梁很不客氣地用臂肘使勁戳我，很痛，阻止我發言。現在他反對黨的總路線，我們要嚴加鎮壓！”郭說這句話時聲色俱厲。由此可見，當時批判會之氣氛。如果說在這年里開的是小型的批判會，那么發展至第二年，即1955年，開的就是大規模的批判會了。這年全國主要報刊雜志，皆對梁的思想理論展開了全面的大批判，到9月10日達到高潮，大多知名學者都投入了大批判的戰斗。后來出版社將其論文收集起來，出了兩本《梁漱溟思想批判》（論文匯編）。
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梁漱溟仍然過著極為平靜的生活，除參加一般的政治活動外，多是在家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的著作及黨的政策文件，有時也寫一點回憶錄之類的文章。
文章3：孔慶東：向梁漱溟先生學習
今天上午秋高氣爽，令人食欲大振，于是中午吃了6個包子兩根黃瓜。飯后天色忽轉陰沉，有點鬧肚子，遂以孔門秘訣“四面出擊法”治之。一邊看電視，一邊打棋譜，一邊逗小貓，一邊讀點舊書。先讀了本《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這是張申府、梁漱溟、湯用彤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重點閱讀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瀏覽一遍。不知不覺陷入對梁漱溟問題的思考，遂又讀了一本《梁漱溟問答錄》，15萬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同年6月，梁漱溟老人就以95歲高齡仙逝了。這本問答錄，是汪東林陸續整理的，86年就在《人物》雜志上連載過，我曾看過一部分。這次完整地讀一遍，勾勾畫畫，寫點心得。抬眼一看，已經是明月在窗，晴光滿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點火。其實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師一樣，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見過其人，也未曾讀過其文。只不過聽說梁漱溟曾經跟毛澤東當面叫板過，于是就推崇為“反共大師”。當今的漢奸陣營也真是可憐，既無學問，也無德操，只要聽說誰跟共產黨紅過臉，馬上就認作親爹。怪不得汪精衛先生一氣之下，憤然填了海呢。
梁漱溟祖上并非漢人，所以請漢奸弟兄們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來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為“梁王”，住在河南汝陽一帶。元朝滅亡后，就改姓梁了，說是取自“孟子見梁惠王”。其實他們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著，這么說大約是為了顯得有文化。不過孔老師覺得，孟子見梁惠王那一篇，講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設理想國，什么“仁者無敵”啊，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啊，可以說就是中國古代的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吧，這些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驚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這個也先家族，跟漢族通婚了幾百年，從河南跑到廣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時候就給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時候就給愛新覺羅家做官，早已忘卻自己是蒙古人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融合性，家譜里寫著祖先，但不搞種族優越論，自然融合，平等競爭。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當個四品官的內閣侍讀，“意趣超俗，滿腔熱忱，一身俠骨，不肯隨俗浮沉”，這樣的人在時代轉折處，有時候會想不開。當張勛復辟失敗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無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壽的前夕，一頭扎進積水潭，以身殉清，頓時轟動了京城。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一代文豪都寫了文章，對這種封建余孽進行批判。但孔老師認為，凡是對自己的思想立場忠心耿耿，并不惜以身相殉者，不論那思想“對錯”，這個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親歷過八國聯軍闖進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壞了。那些污蔑義和團是“暴徒”的漢奸們口口聲聲說八國聯軍是“文明之師，正義之師”，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則一定會讓他們失望的。
梁漱溟七歲進了北京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后來多次轉學。他學習比較差，最高學歷是中學畢業，卻年紀輕輕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資聰穎，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從小就體弱多病，腦子愚笨。他6歲了還不會系褲帶，一天早上，母親隔屋喊他，責問為何還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幫我穿褲子呀！”招得全家大笑。進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學的智力才開始發達。所以大家明白孔老師為何推薦梁漱溟為學習對象了吧？像魯迅胡適錢鐘書張愛玲那類人尖子，平常人是學不來的。而梁漱溟這種資質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后來居然成為一代大師，這足以激勵千萬個在班里排名到三十以后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在《民國報》當記者時筆名壽民或瘦民。總編輯孫炳文（參見孔慶東《十大元帥情緣》系列文章）曾給他題了一個扇面曰“漱溟”，從此就用這個名了。按東博釋名法，此名的三個字中都含水，所以后來才能跟毛澤東叫板，“毛澤東”加上“毛潤之”才兩個水，只好讓他一籌，必須的。而毛澤東當時雖然生氣，過后并不計較也。
梁漱溟一生關注兩大問題：人生問題，國家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在中國，是互相聯系的。孔老師認為，作為1840年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誰要是不關心國家問題，或者號稱只關心“普世價值”，而放棄中國的具體問題，那他就連一個“普世的人”也不配。我們把梁漱溟當作佛學大師也好，儒學大師也好，都不該忘記他首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是一個思想實踐家。他早年參加同盟會，參加國民黨，都是為了救中國。后來退出國民黨，組建民盟，也是為了救中國。梁漱溟通過觀察思考認為，人生的苦樂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閑居了兩年，大量研讀佛經和佛學著作（跟魯迅相似），19歲開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來進一步看破，29歲那年結了婚。正像孔老師認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別是現代商業社會，廟里已經沒有一個真僧，世上也沒有一座真廟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帶口戰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給自己當博導，讀了兩年自費博士，24歲就被蔡元培請到北大當了哲學教授。現在很多糊涂人一窩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們不知道蔡元培當年之所以創造了北大神話，全靠“獨裁專制”。蔡元培想請誰就請誰，想開除誰就開除誰，根本不用開什么教授會，也不用投什么狗屁票。層層負責，每個人用自己的名譽來擔保自己的工作業績。今天中國的大學為什么辦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學校長，連個門衛也指揮不了，想開除一個后勤的科長，都要先打聽打聽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燒鍋爐的。從評職稱到賣饅頭，萬事無人負責，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實就是一堆爛柿子淹死傲霜花，80個庸才（包括5個漢奸5個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擠陷害20個英才。蔡元培不問學歷，不看出身，憑著自己的學術眼光，請梁漱溟到北大講印度哲學。梁漱溟說自己一沒上過大學，二沒留過洋，對印度的六派哲學“素不留意”，“怕不能勝任”。蔡元培便說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也沒有發現旁的人對此更精通。于是，梁漱溟就當了北大的哲學教授。
蔡元培還干過更出格的事兒，他想聘請陳獨秀擔任北大的文科學長，為了過教育部那一關，他親自偽造了陳獨秀的學歷。都說造假不好，但如果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個英雄，因為大學是為人民辦的，不是為教育部辦的！這樣的神話在今天是不可再現的，因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樣的伯樂，他也過不了教授們那嫉賢妒能的一道道鬼門關也。
梁漱溟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舊，所以往往能客觀看人。比如他肯定陳獨秀的偉大歷史功績的同時，也指出“陳這人平時細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釗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產黨朋友誰也不曾介紹他入黨，梁漱溟便知道“顯然我這人條件不合。”他贊同胡適的白話文主張，但不佩服胡適的人品，“感到作為新文化運動之靈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備”。梁老師上課第一天，到校長室問蔡元培對孔子什么態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們也并不反對孔子，儒家的學說作為一門學問，是必須認真研討的。”章士釗有獨立不羈的性格，不過“多才而多欲，細行不檢，無所不為，甚為可惜，然其個性甚強，氣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處。”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載后辭去，是因為對教育有了新的認識。他總結當時的青年學生有兩種，一種是墮落鬼混來謀取文憑的，一種是自尊自強卻煩悶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學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戰場。可惜那時候沒有博客，否則漱溟先生一定會開辟一個“梁博書院”的。
從此梁老師就投身于鄉村建設，奔走于山東、廣東、河南、河北、江蘇、山西等地。在那軍閥割據兵荒馬亂的舊中國，教育救國是遠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賭禁毒、反對纏足、掃盲識字、指導農牧、保健防疫、移風易俗等活動，總體上是促進社會進步的，總不能要求每個知識分子都去領導人民鬧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東搞教育實驗時，得到了山東主席韓復榘的支持。民間有很多韓復榘不學無術的笑話，孔老師也會講七八個。但實際上韓復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讀四書五經，在縣衙和部隊里都當過“司書”，是以文武雙全的本事當到一員大將的。傳說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舉，孔老師認為一部分是民間文學的“集合”作用，將發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個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則可能是韓復榘故意裝傻充愣，其中又可分為幽默調侃和憤世嫉俗兩種。比如蔣介石推廣“新生活運動”，強令國民上街一律“右側通行”，韓復榘說：“蔣委員長腦袋瓜子進水啦？讓人走道都靠著右邊走，那他媽的左邊誰走啊？那馬路不浪費了一半嗎？”一個省主席，是斷不會弱智到此種地步的，韓復榘假如確實說過此話，那就是故意裝傻來反對蔣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運動”。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實驗，韓復榘就不但支持，而且親自考察。韓復榘個性倔強，又佯狂傲物，所以馮玉祥蔣介石都很討厭他。馮玉祥打過他一個耳光，老蔣則終于尋了個“不戰而逃”的罪名，把韓復榘給誘殺了。
梁漱溟跟國共雙方許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負是同盟會老資格，志向又高，學問又大，所以雖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實沒幾個人。抗戰期間，他兩赴延安。第一次與毛澤東徹夜長談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澤東把即將寫成的《論持久戰》的觀點向他和盤托出，梁漱溟頓時眼前一片光明。他說：“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都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我說這些，毫不帶主觀上的隨意褒貶，而是歷史事實。”毛澤東能說服梁漱溟，后來當然也就說服了整個國民黨和全國人民。第二次徹夜長談建設新中國問題，在階級斗爭和改良主義上發生了爭論。梁漱溟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按照傳統文化的倫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設好，而毛澤東強調“普世價值”，強調“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歷史重任。“兩人相持不下，誰也沒有說服誰。”但談話從容親切，“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數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承認中國不但存在著階級，而且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這并非是毛澤東說服了他，而是抗日戰爭的現實喚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學生，都參加了共產黨的抗日部隊，有的還犧牲了。目睹抗戰現實和國民黨畸形抗戰積極反共的高壓政策，梁漱溟參與創建了“民盟”，成為國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參與政治，就難免會說錯話，辦錯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兩句話：一曰在人格上不輕于懷疑人家，二曰在識見上不過于相信自己。”孔老師認為這兩句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梁漱溟自負要“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家書中說“今后中國大局，建國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險，都幸免于難，自以為是老天爺保佑他這個民族偉人的。后來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來都是共產黨的地下英雄保護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慶不能說的關于建設國家的理想大大暢談了一番，毛澤東找了十位中共領袖來聽他上課。梁先生反內戰、反腐敗，可是對現狀無可奈何，以為和平遙遙無期。沒想到短短三年，共產黨就打敗了蔣介石，創建了新中國，“終于在中國開始了長時期的經濟建設”，他的理想可以實現了。梁漱溟也曾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企圖在國共之間和稀泥，甚至幫助國民黨要削除中共的武裝，導致那場著名的周恩來大怒事件。周恩來罕見地大發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說了！我聽著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辭所利用，所以他從此采取“只言論，不行動”，只代表個人，不代表任何組織的原則。這一點，孔老師十分贊成。我們知識分子關心天下大事是對的，但是政治問題錯綜復雜，不可輕易涉入，在拿不準的情況下，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盡職盡責了，最好不要拉幫結黨。具體的操作，則還是由專門的政治家去干，比較合適。書生滿腔熱忱地做了有損人民利益的事情，歷史上是很多的，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熱情錯解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學教授，當真搞起政治來，恐怕并不是一個街道老大媽的對手啊。
梁老師決定了只代表個人，他說話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師了。他一方面批評國民黨，要國民黨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下野認罪，接受懲辦戰犯。另一方面他認為共產黨雖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應該向人民道歉。對于共產黨建立的一黨專政的新中國，梁漱溟并不認為是理想的。1950年毛澤東請他參加政府，梁漱溟不答應，他認為“全國的大局還不會從此穩定統一下去。而我是曾經以第三方面的身份，為國事奔走過的人。一旦大局發生變化，仍需要我這樣的人為國事奔走。”梁老先生確實自負得太可愛了，總覺得自己這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沒正式出場呢。所以建國后，他總是給中共挑毛病，而毛澤東也總是虛心聽取他的意見。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對老毛稱贊鄧小平的才干，毛澤東笑著大聲說：“梁先生看得蠻準，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會實踐家，從具體的社會考察中，他逐漸發生了思想轉變，公開發表文章，說“在階級、階級斗爭、武裝革命能不能解決及如何解決中國問題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錯和中共的對。”這不是見風使舵，而是服從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一是因為他搞的鄉村實驗，并未真正深入到窮鄉僻壤的底層；二是因為他把“斗爭”簡單理解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澤東說的斗爭是哲學意義上的“對立統一”；三是因為他主觀地認為共產黨主要是農民，后來讀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過是共產黨員的“歷史出身”，共產黨的實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先鋒隊，其中包括了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這本來是好事，但卻導致了他的自我膨脹意識長期未能解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了漢”，是“個人英雄主義”。所以才發生了1953年政協會上跟毛澤東的沖突。
那次會上討論總路線問題，國家已經確定了要大力發展重工業，這是走向現代化、避免再度成為殖民地的千秋大計，而且國家并沒有輕視農業。而梁老師和孔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總是喜歡說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問題，而且喜歡夸大一點地說。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農民還很苦，一個在九天，一個在九地，所以國家不應該遺漏農民。此話單獨看沒有毛病，但放入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抗美援朝的具體語境，就犯了“導向錯誤”。翌日，毛澤東未點名地批評此種論調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難道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倘若毛澤東直接批評梁漱溟，可能還不至于發生沖突，可是毛澤東采用了魯迅筆法，希望給梁漱溟留面子，沒想到梁漱溟最喜歡的就是單槍匹馬挑戰一個黨，他偏偏要“頂風作案”，“我就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給我機會當面復述一遍我原來的發言而后指教”。這實際上是下了要求辯論的戰書，此種“好強逞能”之舉，孔老師也干過，很能理解那種“英雄主義情懷”也。
梁漱溟將信面交毛澤東后，老毛當晚就約了他談話，而梁老師有個毛病，凡事非要長篇大論給人家上課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堅持自己立場不放松。這點就跟我們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辯論的目的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那還辯論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風范，不僅體現在事后反省能夠承認錯誤，更可貴的是當場認錯，撥開云霧見明月，晴光滿天。二人談得不歡而散，梁漱溟卻還要求“再覓機會復述自己的觀點，讓公眾評議。”這話里的意思不但堅持自己是對的，而且還有一層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壓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這是俺們知識分子跟領導發生沖突后經常會產生的心理，先不考慮對錯，首先就把自己確定為一個“遭受了冤屈壓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憤怒，越想越正義。于是就不會考慮別人的感受了。
過了兩天，梁漱溟在大會上做長篇發言，復述了他前兩次發言的全部內容，又強調自己“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大會變成了梁老先生一個人的表演舞臺，當時沒有人回應他。梁漱溟不知道，這次發言等于是他一個人向共產黨發起了全線進攻，他就想著自己說得痛快，沒有考慮執政黨受到了怎樣的傷害以及受傷后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倘若承認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說，共產黨的全部功績豈不頓時化為烏有？難道要把建國后農民生活還很艱苦的賬，算到共產黨的頭上嗎？
但毛澤東還是忍耐的，因為梁漱溟畢竟是僅僅代表個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國證監會或者代表中國足協，哈，那問題就嚴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領導對梁漱溟展開反擊，舉出他一貫“反動”的歷史事例。而梁漱溟卻想，你們光說我反對共產黨的那些事兒，我也反對過國民黨，你們咋不說呢？“這難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態度嗎？”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點的同時，還要指出你的優點，可見梁漱溟已經不大理性了。他要求發言辯解，主持人讓他回家準備，其實是給他個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識好歹”，準備決一死戰——我們想想，換了鄧小平或者華國鋒，哪怕是許世友，都不會這樣做的。中央一再給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給對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開始發言，就宣布要從歷史上講起，“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這需要給我較充裕的時間。”這未免過分了，從普通與會者的角度來看，這次政協會的議題本來是討論總路線，但是卻被“民主”成為梁先生的個人表演。如果你開過上百次的學術會、政治會，就不難明白會議中出現一個這樣表演欲極強的人的時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討厭。別人的“民主”權利跟你是一樣的，為什么非要聽你講上五六七個小時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講兩天兩夜都沒問題。所以有些代表就轟他下去。其實這是梁老師最后一個下臺階的契機，可是他又一次選了錯項，“我把話頭轉到主席臺上，特別是毛主席身上，以爭取發言權，這是我闖下大禍，把錯誤擴大的開端。我在語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顧一切后果，是事后連我自己都大吃一驚的。”既然你講民主，就不該利用領袖的權威來獲取發言權啊，梁老師的行為邏輯自相矛盾，這是我們所有書生都該記取的。
梁漱溟槍法一亂，于是就說了那段著名的話，把讓不讓他繼續發言看做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考驗”，“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這話表面上很文雅，其實已經包含了嚴重的個人品格攻擊。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有沒有“雅量”，要由梁老師來判定，要由是否給他一次長時間發言的特權來判定，倘若答應了這個特殊要求，共產黨的“骨氣”何在？共產黨的“人格”何在？梁漱溟當時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對毛澤東進行“話語要挾”，更不是事先策劃好的“反共妙計”。假如對蔣介石，梁漱溟敢這樣說么？用老百姓的話講，都是共產黨給“慣的”。
而毛澤東也是，干脆讓他講，或者不讓他講，任憑他說共產黨沒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論。可是毛澤東也像個大專辯論賽的學生似的，忘記了自己的領袖身份，在主席臺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辯起來了，簡直是“成何體統”。也許有人說毛澤東也是性情中人，不偽裝，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畢竟是會場上的最高領導人，黨和國家形象的代表，與一位著名學者任性爭吵，影響肯定是壞的，而且給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這種爭辯延續下去，當然是對梁漱溟有利，對毛澤東不利，好比普通教員跟校長在大會上爭論，受損害的當然是校長的形象。于是會場大嘩，亂成一團，倘以局外立場看來，也夠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沒有什么偉人，也不給老毛面子，左手握著“雅量”，右手舉著“敬重”，死活就是堅持要講。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協說，你不要講長了，“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點多了，“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在俺們北大當過教授的，潛意識里不耽誤學生的吃飯，就顯得自己講課沒本事啊。一個政協委員在國事大會上跟國家最高領導人這般講話，這種情況今天能有嗎？不論梁漱溟的做法對不對，我們能說今天的“民主”比那時候進步了？如果說民主和專制都是相對的，那時候的民主不但勝過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時代，也是今天難以相比的。
隨后會場又多次大嘩，老毛幾次維持秩序，讓他“再講十分鐘”，過一會又讓他“再講十分鐘”，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時間不夠，但又不說要講多長時間。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長篇大論，而不具備在短時間內把基本問題說清楚的、或者暫時維持一個可以下臺的局面的能力。這也正是現代中國多數知識分子的通病。最后大會鬧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復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籌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決是否讓梁漱溟繼續講。毛澤東和中央委員都支持梁漱溟講，而大多數與會者不贊成。梁漱溟無視民主投票之結果，還要繼續講——簡直是瘋了。主持會議的高崗只好請他另找時間再講。
其實梁漱溟這次與毛澤東的沖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內容并不嚴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對總路線，他就是喜歡標新立異，仗著自己是共產黨的老朋友，學問大，名頭響，就大耍個人風頭。越是以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覺得自己英雄。好比一個熱戀中的青年，越是以為對方誤解了自己，就越是覺得自己的愛情堅貞無比，感天動地。
不過，梁漱溟畢竟是修養高深的大學者，事后別人的攻擊批評他不為所動，但兒子和學生、好友的勸告卻使他省悟，他歸結為“有個人英雄之氣而無一片惻隱之心”。孔老師覺得這句總結非常精彩，說出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在沒有生命危險的前提下，罵罵政府，罵罵領袖，其實是很出風頭的一件事，能夠博得社會贊賞甚至國際聲譽。實事求是地說，政府和領袖也需要經常聽到批評的聲音。但是有些知識分子，首先不是從事實出發，而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標新立異，不顧自己的言論是否對民眾有利，是否對國家有利，其實是有膽量而沒心肝的。而梁漱溟卻能夠從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問題，他說看到中國共產黨一舉扭轉了中國百年沉淪的惡運，讓他喊一千聲一萬聲“毛主席萬歲”亦不覺多余，可嘴上就是喊不出來，為什么，就是因為自己的階級立場問題。把狂妄當作“骨氣”，把虛榮當作倔強。孔老師看到這里，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雖然在文革中長大，但從未自己主動喊過“毛主席萬歲”，反而有幾次跟同學打賭，喊過“打倒毛主席”。這并非是什么“反對個人崇拜”的先知先覺，而是多讀了幾本書后，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不肯面對另一個生命彎腰，隱隱覺得這是一種高貴的證明。有時候，我們明明深深地愛上了一個異性，折磨得自己寢食不安，卻不好意思表露出來，裝得鎮定自若，甚至還要貶低挖苦對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沒戲了，或者把對方氣跑了，才開始反省。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雖然跟毛澤東“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處理，也從未戴過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幾十年中，梁漱溟雖然不再“大鬧會場”了，但遇事仍然堅持自己的獨立觀點，堅持“不跟共產黨保持一致”。不論他說得對錯，這種立場真不愧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
比如60年代兩會上，大家都說新中國的偉大成就是因為抓了階級斗爭，而梁漱溟卻說這是毛主席共產黨尊重科學依靠群眾的結果。其實兩種說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說點跟別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運動中，梁漱溟主張逐步用教育代替處罰，他認為讓犯錯誤的人去打掃廁所是不對的，因為掃廁所在社會主義時代應該是光榮的事，干部學生去淘糞是正常的勞動，不應當作為處罰。他的這個思想，可以說比共產黨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與眾不同。1966年，一群紅衛兵來抄家后，他卻開始撰寫《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他不反對林彪，但反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進憲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動主張”，都會引來批判。但是上級卻指示說：“某些人因為思想一貫反動，借機放毒也不足為怪，可不必糾纏”。看來說話做事光明正大，心底無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說林彪跟孔子關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這也是孔老師的主要觀點；二說毛主席雖然有反孔的一面，但還有贊揚孔的一面，不能偏廢——這也會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說林彪根本沒有路線，因為路線不管對錯，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并沒有公開的系統的治國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動路線”也。這可是等于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運動，于是遭到圍攻。沒想到批了他一陣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來，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哼，你們不給俺面子，那俺也不給你們面子，這脾氣跟孔老師何其相似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梁漱溟更來神了，提出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不過沒有那么多的與眾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鸚鵡學舌者千萬次地復制著。梁漱溟總結國家發展的三要素為：集體領導、發揚民主和健全法制。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經成了老生常談，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異同論”吧。
梁漱溟作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學，更非得益于跟隨名師名校或者留學東洋西洋。他的經驗，孔老師總結為內外各四點，內四點：一是認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欲，四是自省。外四點：一是儒家的進取，二是佛家的悲憫，三是熱愛祖國，四是社會實踐。這八點，我們普通人能學習其中的四點，就足夠“漱杯水于滄溟”了。
文章4：星遠：梁漱溟向毛澤東認錯了嗎？
2011-07-2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72741158.html
對于1953年梁漱溟與毛澤東的沖突，海內外評說不一，褒貶懸殊；莫衷一是。個人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緣故便是：盡管“毛梁之爭”距今已有近58年了，當事人毛澤東、梁漱溟二位均已先后作古。可惜當年的會議記錄等原始檔案，根據“中國特色”依舊嚴格對公眾封鎖、保密。（依據普遍的國際慣例通常這類大型會議的原始記錄早就公之于眾了）所以，我們依然難得窺1953年“毛梁之爭”的部分歷史真相，只能憑所謂“學者”的“定制”文章，或個人的回憶、坊間傳聞，知曉些只言片語……
在與毛澤東沖突后不久，眾多親友、學生紛紛對梁漱溟先生多有勸慰，尤其是其長子梁培寬先生與他的交心長談，梁漱溟先生對自己的錯誤頗有省察，并很快寫出檢討文章送交毛澤東。因梁漱溟先生的自我反省檢查材料長期未公開，除中共的部分高層領導人，政協小組學習會成員、以及他的親友之外，外人多不知曉梁漱溟先生自己對這場沖突的真實態度。但他曾明言：“一直到今天我沒有向領導上承認我反對總路線，因反省的結果深知自己錯誤嚴重，而其錯卻不在此。我不能囫圇吞棗把什么錯誤都承認下來，這樣是不解決問題的。”①
直到上世紀的80年代，“梁漱溟向毛澤東認錯”的消息才漸為公眾知曉，但其真相依然若隱若現。當然也有不少人并不希望梁漱溟先生向毛澤東認錯。
1988年4月，在美國出版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就曾發表了署名翟志成文章——《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認錯》。梁漱溟先生從居留于美國的親友寄來的剪報，才得以看到這篇文章。
梁漱溟先生于5月20日口授，由其長子梁培寬先生執筆寫就一封信函，用讀者投書方式，對翟志成的文章作了回答；該函寄往美國的《世界日報》編輯部。因此這一信函或可稱之為梁老自己對這場爭執態度的真實寫照。
寄出此函后僅一個月，梁漱溟先生便在北京溘然長逝。
進入21世紀后，隨著社會、時代的前進，特別是執政黨開始大力倡導、實施“實事求是”的方針以來，海內外各界對于1953年“毛梁之爭”的關切并未衰減。不過根據“言之有據”的基本原則，在原始檔案依舊“缺失”的今天，人們仍然難見真相。
《世紀風采》2008年第9期曾刊出賀吉元所作的《梁漱溟受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歷史公案真相》②一文，不幸該作者卻移花接木地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白紙黑字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硬說成是“梁漱溟受毛澤東嚴厲批評”。而賀某還對梁漱溟先生的話語刻意加以“舍取”③，歪曲了梁漱溟先生的本意，以營造出“梁漱溟先生早已向毛澤東認錯”的假象。因該文曾被人民網轉載，而廣為散布。
對照梁漱溟先生襟懷坦蕩，“獨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一生，眾人不免被“梁漱溟已就1953年的‘毛梁之爭’向毛澤東認錯了”訊息搞得如墜五里霧中！
而今，為響應、落實黨和政府大力倡行的“實事求是”的正確方針，也為了混淆大眾視聽的無良言行，特將1953年“毛梁之爭”的當事人之一的梁漱溟先生，留在世間最后的一封信函④公之于眾。全文如下：
編輯先生：
近年海外報刊時有論及本人的文字發表，關心本人的親友多剪寄于我。不久前，又收到居留舊金山的甥女寄來的貴報4月5、6兩日剪報，刊有翟志成先生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認錯》一文，對本人多有指教。
翟先生“在文中指出，若我對1953年與毛澤東發生語言沖突一事有”認錯“的表示，則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得失榮辱問題，而”是關系著民族的良心與運氣“的事。同時翟先生表示，他但愿《文匯月刊》文中所寫我”認錯“的一些話是訪問者的筆誤，并希望我能對此事加以澄清。翟先生的用意甚為可感，故敢借貴報一角，就此略作說明。
當年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對我不點名批評之后，某日午后將再次開會，我準備在此會上就毛澤東認定我的發言為惡意一點予以辯明。是日上午，曾在家中言道：“今天將一決勝負。”會議進行時，在對方態度的刺激下，我的發言亦因之較前更欠冷靜。于激烈爭執之后，我突憬然自己已落入意氣用事。善意卻是善意，不容指為心懷惡意。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曖昧；據理辯明就是，何必言勝負？進而憶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一句話：“忽毫不能昧，斯須不敢瞞。”（明儒羅近溪語）我既省察到自己有雜念，自不當隱瞞，雖事過多年，但每與人言及此事，總是承認自己亦是有錯。爭執產生自雙方，唯中國古人有“反求諸己”的教導，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
1974年，所謂“文化大革命”，以群眾運動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贊成批林，于孔子則不當以全盤否定，以《當今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一文表達自己的見解，招致大小會議批判。對此強詞奪理，以勢壓人的所謂批判、我只引用一句古語回答會議主持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當今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一文，兩年前已傳布海外，如翟先生亦嘗寓目，不難明白，我于是非是不敢茍同的。
今年老體衰，我僅僅寥寥數語奉答，倘未符翟先生所望，尚祈見諒。
梁漱溟口述
培寬筆錄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日
從上述信函可見--梁漱溟先生對待1953年“毛梁之爭”態度很是明確--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
而今再此閱讀此函，使人們不難看到--梁漱溟先生通透人格中最令人嘆服的兩大要素：
首先是，為了明辨是非，尊重真理；梁漱溟先生能夠全然不計個人得失，毫無畏懼。其次是，梁漱溟先生肯于反求諸己，勇于自律省察；一旦覺察自身有不當之處，無論巨細。即坦然認承，絕不自欺自瞞。
①見《梁漱溟全集）第七卷，P.42
②《世紀風采》2008年第9期，作者：賀吉元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088909.html
③梁漱溟先生原話是：“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合，正象我的話也有些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毛、周他們（第一代中共領導）迄今已經故世已有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參見1986年《良友》雜志第八期刊出的《風號大樹中天立》署名：任華，該文后被收入《行云流水記往》作者：沈鵬年，出版：上海三聯書店）。而梁漱溟先生講話經賀吉元“取舍”后就變成了：“當時是我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④《鵝湖月刊》1988年第十二期，臺北。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