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民：毛澤東、斯大林、朝鮮戰爭與臺灣問題

毛澤東  斯大林  朝鮮戰爭與臺灣問題

——從一篇舊文《中蘇同盟阻礙解放軍攻臺》說開去

張亦民

一、問題的由來與遲到的評說

去年（2010年）是毛澤東周恩來訪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60周年，也是抗美援朝60周年。中蘇同盟早已成為歷史，但它對中蘇關系的確立和建國初期經濟建設的援助永不能忘。至于抗美援朝問題，隨著時間推移和現實形勢，一方面是越來越顯示其中國價值和國際意義；另一方面是，一部分別有用心的精英、權貴，不顧歷史實事地在抹黑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和價值性，其目的值得嚴重關注。

不久前，我從女兒女婿家里翻閱舊報書刊，發現一本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的《文史參考》201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上有一個“特別關注”的“中蘇同盟60年祭”專欄，其中有一篇題為《中蘇同盟阻礙解放軍攻臺》的“專稿”。據說，作者沈志華是一位研究朝鮮戰爭問題的專家、教授。乍看標題，令我驚奇，覺得這是幾十年來的新發現、新問題，急欲看個究竟。雜志編者還為該文作了按語說：“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中國志愿軍在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挽救了臺灣和蔣介石的政權。朝鮮戰爭的爆發、特別是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最終阻斷了中共對臺的收復。然而，沈志華根據中、俄、美三國最新解密檔案研究表明，解放軍武力攻臺取決于國民黨軍隊的抵抗能力，蘇聯對解放軍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國援臺的政策取向等三個因素，真正阻止中共攻占臺灣的，不是朝鮮戰爭和第七艦隊，而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段編者按，足以表明雜志社對該文的重視。特別是當中蘇同盟早已被人們淡忘的時候，該刊獨僻專欄，刊登特稿，加按語凸顯主題，實屬全國唯一。讓我很想在最新解密的檔案中尋找當年阻礙解放攻臺的新答案時，令我失望的是覺得作者提出的命題只不過是屁股坐向問題。讀后頗有“一篇讀罷頭飛雪”之感。所以，即使是一篇舊文，也想作一點遲到的評說，并請讀者批評指正。

二、顛倒的哲學與邏輯的錯位

該文緊緊圍繞中蘇同盟和臺灣問題展開布局。文章用了四個小標題用來顯示主題思想：一、毛澤東訪蘇，中共備戰攻臺；二、中蘇同盟促美改變對臺政策；三、蘇聯軍援轉向朝鮮；四、朝戰爆發，攻臺無限期推遲。這四個似是而非的問題，其實一個也不能成立，完全是作者與編者用“倒過來”的哲學推論出來的。

作者把文章的邏輯基點放在中蘇同盟問題上是用過一番心思的。據改革開放后的解密資料看到，簽訂中蘇友好條約確實并非斯大林所愿意的事，而是毛澤東“逼著”斯大林簽訂的。但鑒于蘇聯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斯大林又不能不答應用中蘇同盟新約取代舊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矛盾心態？文章為此作了這樣一段敘述：

“面對毛澤東簽訂新約的堅決態度和美國試圖分裂中蘇的陰謀（注：指美國總統杜魯門1月5日“棄臺聲明”），斯大林被迫于1月28日接受了中方提出的關于中長鐵路、大連和旅順港協定草案。這意味著斯大林謀劃多年的以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核心的戰后蘇聯遠東戰略，不到兩年后就將失去其存在的基礎。

為了保證蘇聯在亞洲的戰略利益，以朝鮮半島南部的港口取代旅順港，1月30日，斯大林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同意金日成對朝鮮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并召他來莫斯科密談。在4月10日-25日的秘密會談中，斯大林與金日成詳細討論并最后批準了發動戰爭的計劃。這一決定不僅改變了朝鮮半島的命運，也對中共進攻臺灣的計劃產生了嚴重影響。”

這兩段話是縱攬文章的核心內容。該文利用毛澤東與斯大林在會談中的矛盾糾葛與事后朝鮮戰爭和臺灣問題相聯系，乍看，既有前因后果的分析，又有嚴謹的邏輯推論，讓讀者看魔術師變戲法一樣，來不及思考變幻的環節所在，就被迷糊信服了。何況作者是專家學者，加上所載刊物是人民日報社的權威刊物，更有各省市區報業集團創辦的大小報刊雜志的傳播，其影響不言而喻。

有一本寧夏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看天下》雜志，2010年6月出版的抗美援朝60周年專集，封面誘人，白底紅字，用《誰逼毛澤東出兵》大字標題，覆蓋著三八線為中心的朝鮮半島地圖。該文的內容就是對沈志華文章意涵的延伸。兩家報業集團，一家中央報刊，一家地方雜志，一前一后，一唱一和，都在告訴讀者，斯大林支持金日成的民族統一戰爭與“逼”毛澤東出兵抗美援朝，無論是勝利還是失敗，蘇聯都是贏家。文章指出：“假設戰爭勝利，蘇聯就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而半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釡山，無疑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的作用。”如果戰爭失敗呢？不容分說，蘇聯在中國東北特別是旅順大連港的權益會依舊保持不變。毛澤東對金日的態度也“從開始不贊成”到“最后極為不利的條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鮮”。

正如有人所說：西方文化的一個特點是有邏輯而無道理。當無法實現人們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完善的時候，便用宗教來補償。這就是霸道邏輯的一大特色。美國正是運用這樣的邏輯推廣他們的所謂普世價值。大家可以想想，前述兩篇文章的邏輯基點是正確的話，就可以將命題轉換為“金日成阻礙解放軍攻臺”因為是“朝鮮戰爭爆發，攻臺無限期推遲”；也可以轉換成“斯大林阻礙解放軍攻臺”，因為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用武力統一朝鮮；更可以推論到“毛澤東阻礙解放軍攻臺”，因為是毛澤東“逼著”斯大林結成中蘇同盟。極而言之，現實中的一切問題，都可以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聯系在一起，為“告別革命”的邏輯打開思路。這才是文章和按語的出發點。

臺灣問題與中蘇同盟聯系起來，正是學習和運用西方邏輯的典型。

三、毛澤東訪蘇是為“備戰攻臺”嗎？

將毛澤東訪蘇與中共備戰攻臺聯系在一起立論作文，本身就是強詞奪理、強加于人的霸道邏輯，至少犯了喧賓奪主、主次顛倒、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錯誤。

眾所周知，毛澤東訪蘇是解放戰爭后期就提出來的一個愿望。該期《文史參考》沈文之后就有一篇題為《毛澤東首次訪蘇軼聞》的文章，第一節標題就是“斯大林三拒毛澤東訪蘇”，講到1947年解放戰爭正酣時就提出訪蘇的要求，斯大林以“毛澤東離開崗位，可能對戰事有不利影響”為由拒絕了。而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長達二個多月的訪蘇活動，正是7月間就先前派劉少奇秘密訪蘇安排的。

人們知道，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中養成了一種極其可貴的品格與信念：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辦自己的事。當然，也不放棄可能爭取到的外部援助。毛澤東正是憑著這種精神，為了鞏固中蘇兩大國的邦交，第一次出訪蘇聯進行國事活動的。當時，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海島有待攻占，在此背景下，落后貧困的新中國離不開向蘇聯提出經濟、軍事方面的援助，也免不了要談及臺灣問題。但如果說成為攻臺的訪蘇就不免肆意歪曲了。有的著作更把毛澤東訪蘇與金門戰斗失利聯系起來，決定親自到蘇聯去。這就更加離譜了。須知，毛主席是管大政方針的，具體問題都是交給部門去做的。如1949年先后成立海空軍，急需得到蘇聯的幫助，就是在劉少奇秘密訪蘇和劉亞樓率空軍代表團先后訪蘇中就得到解決的。毛澤東周恩來回國后，還留下李富春同米高楊談經濟問題的。

至于攻臺問題，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后有過多次變化。開始是進軍福建的十兵團負責攻臺任務，但真正準備解放臺灣是在舍門戰斗失利之后，將攻臺部隊由原來8個軍增加到1949年底的12個軍，1950年5月，解放軍解放海南島與占領舟山群島時，國民黨軍有17萬（其中舟山12萬）撤退到臺灣，加強了蔣軍的防守兵力。解放軍在粟裕領導下再次修改了攻臺計劃，除了三野七、九、十兵團外，還從四野、華北調四個軍支援攻臺任務，從而增加到16個軍。盡管在攻臺作戰計劃中有蘇聯空軍海軍裝備技術支援的因素，但總體上始終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點上。

為了解決渡海作戰“過得去”的問題，粟裕領導的指揮班子還反復論證有關渡海數據。按攻臺兵力50萬人計算，每人所占面積0.6平方米，加上所帶武器，第一梯隊以6萬人計算，共需登陸艇2000艘，裝備物資13054萬噸，共需千噸以上船只575艘，而在1950年3月時，征集到百噸船只1292條，只有按需數2282條的一半。因此，正在參加七屆三中全會的粟裕建議中央在華東、華南、華北（包括東北）大力籌集、建造船只，支援攻臺任務。鑒于準備難以在短期內完成，憑著“攻臺作戰如無絕對把握，不僅不應輕易發起，而且寧愿再推遲一些時間”的想法，預定在1951年攻臺作戰。那時蘇聯軍事援助將如期實現，海空軍（特別是空軍）在海峽取得國民黨海空軍相對優勢，攻取臺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誠然，最初的攻臺計劃是建立在三大戰役后，美國已有“棄蔣換馬”和“棄臺”跡象基礎上作出的，加上渡江戰役中解放軍炮擊“紫石英號”后，英美海軍艦艇一一退出長江口外的分析，估計攻臺作戰不會援蔣死守的情況下作出的。粟裕在1950年初的一次軍事會議上講到，美國不可能派軍隊保護國民黨，如果人民解放軍進攻臺灣，它沒有理由進行干預（大意）。正是在此背景下講的，而不單是杜魯門發表“棄臺聲明”之后才有此認識。

當年，鄙人參軍入伍在三野七兵團二十一軍。這支部隊經過渡江戰役，挺進浙江，解放杭州后，三個師就分別向浙江沿海進軍，其中63師一直進至閩東北，解放福安、霞浦、寧德、羅源等地后于11月北上參加舟山戰役。舟山解放后，又于1950年6月南下溫州、閩浙邊，并在途中得知朝鮮戰爭爆發。當時也不知南下任務是什么，“陳司令員嘀嘀嘀（發電報），小兵拉子嗒嗒嗒（拔腳跑）。”領導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直到近些年才知道這次南下，在粟裕的攻臺計劃中，已將七、九兩個兵團作為攻臺第一梯隊任務之中，只是因美國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被迫推遲攻臺任務。接著，1951年春再次北上浙東，集中整訓、換裝、學文化。1952年“三反”、“五反”結束后投入海上訓練，準備解放上下大陳島。后經軍委彭德懷批示，將解放大陳島與解放臺灣一起考慮而未執行。直到年底接受入朝參戰的任務。總之，入伍三年多的經歷，從浙江沿海到閩東北，往返多次，任務多變，直到參加志愿軍行列，都沒有聽說過毛澤東訪蘇同朝鮮戰爭和解放軍攻臺有過什么直接聯系。

其實，要說毛澤東訪蘇是為攻臺，不如說他要向斯大林訴說自己長期受打擊排擠的怨氣。在民主革命中斯大林雖然對中國共產黨有過誤會或發出過錯誤的政策指示，使中國革命受到某些影響，但他畢竟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在劉少奇密訪蘇聯時，斯大林就曾帶著歉意地表示了“勝利者是不受審的。不能譴責勝利者，是一般的公理。”據師哲回憶，毛澤東第一次與斯大林會談，就談起他在黨內受打壓的事，斯大林歉意地用他同劉少奇說的那句話作了回答，毛澤東也沒有再說下去。但當周總理于1950年1月20日到達莫斯科開始正式談判后的一次會議上，斯大林認真地聽了毛主席講起十年內戰期間受過錯誤路線打擊排擠的情況，主席還指著王稼祥說：“就是他打擊我，他就是在蘇區犯錯誤的一個。”弄得在坐的王、周很緊張。斯大林接著說：“啊，王大使！你還這么厲害！也是在蘇區犯錯誤的一員。”毛主席立即接著說：“他早改正了，而且現在還是得力的干部。”

誠然，毛澤東面對周恩來、王稼祥等向斯大林訴說自己受過打擊排擠的情況，如果簡單地歸結為個人發泄私憤怨氣，不如說是通過國事訪問，在斯大林當面一傾衷腸，旨在總結兩黨之間經驗教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維護兩黨兩國真正的平等關系。這才是毛澤東親自訪蘇的目的所在。

四、斯大林不想簽訂中蘇同盟新約的原因何在？

毛澤東訪蘇，表面上是去為斯大林祝賀七十壽辰，實質上是要同斯大林談判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以展示新中國的獨立自主的地位，加強中蘇友好關系。

許多史料表明，中共對重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問題，是劉少奇訪蘇時就提到的一個問題。斯大林對劉少奇說：“1945年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因為那時是與國民黨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他對此還解釋說：“蘇聯在旅順的駐兵是抵制美蔣武裝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護蘇聯，同時也保護中國革命的利益。當時蘇共中央內部決定，一旦對日和約簽定后，美國從日本撤兵，蘇聯可以考慮從旅順撤兵。如果中國同志要求，蘇聯現在就可以撤兵。大連政權應當與東北政權統一，現在大連港口應為中蘇兩國所利用。”斯大林與劉少奇的談話表明，蘇聯對在中國東北權益問題，早已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而廢除的考慮，但鑒于受雅爾塔協議的牽制，總的傾向是：可以撤軍，但不想用新約取代舊約。并說待到新中國成立，毛澤東即可來莫斯科再商解決這個問題。

斯大林和劉少奇的談話，對沈志華等文章中所謂要在朝鮮半島找到取代旅順大連的港口，并因此轉變對金日成積極支持其發動武裝統一半島的說法是無稽之談，完全是想象性的分析和毫無根據的推理與捏造。

誠然，毛澤東與斯大林會談中存在不同的想法與不愉快的事，也是客觀存在，但不存在誰“逼”誰的問題。毛澤東第一次與斯大林會談，斯大林的態度很明確，因為受雅爾塔協議的制約，所以，“我們內部表決暫不修改該條約的任何條款。”至于涉及中國主權的旅大港和中長路問題，可以采取變通辦法，形式上保留，實際上修改現條約，即從旅順口撤走蘇軍。

毛澤東面對斯大林的這一解釋是怎樣回答的？按照同期《文史參考》的另一篇文章《毛澤東首訪蘇聯軼聞》中說：俄羅斯檔案記錄了毛澤東當時的回答：“怎么對共同事業有利，我們就怎么辦，這個問題要慎重考慮”。不過，現在已經清楚“目前不要急于從旅順撤軍，也不要急于修改條約。”有的文章把毛的這一回答說成是完全贊同斯大林的傾向，放棄簽訂新約。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認為“毛澤東第一次見斯大林就被迫同意‘目前不必修改條約’”。這未免有些絕對化。其實，也可以解說為毛澤東對斯大林態度的認知。因此，要看到毛澤東回答中的兩個關鍵詞：“共同事業”與“慎重考慮”，即不要從單方立場出發考慮問題。蘇方聽得出，毛澤東還是立足于簽訂新約的。特別是隨后又提了一句：“是否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解決條約問題？”這才是毛澤東對斯大林解說后的實質性回答。

到12月22日，即斯大林70壽辱第二天，在毛澤東要求下與斯大林舉行兩人會談，斯大林談了許多國際問題，但對中蘇新約問題只字未提。這使毛澤東感到惱火。于是閉門不出，在別墅里“睡大覺”。隨后，英國一家通訊社放風說，毛澤東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軟禁的傳言。這讓蘇方有些著荒。莫洛托夫到別墅看望毛澤東時，毛澤東再次提出讓周恩來來莫斯科問題。斯大林欣然同意周恩來到莫斯科進行實質性談判。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前來傳達斯大林的想法，并征求毛澤東簽訂新約的意見。周恩來于9日從北京動身，20日抵達莫斯科。

其實，斯大林不想簽訂中蘇同盟新約，有個誤會在作怪。一次，毛澤東、周恩來和斯大林會談時。周總理針對蘇聯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舊約說：“關于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中國準備發表一項聲明。”斯大林一聽蒙古問題立刻緊張起來，愣了一下，不等周說完就插話，說：“蒙古問題不是早已解決了嗎？并不存在問題，有什么要聲明的？！再說，蒙古同志不在，我們談蒙古問題干什么？我們有什么權利談論人家的命運。”

接著，周總理解釋說，我們之所以要發表一項聲明，是因為新中國成立時“我們宣布舊中國的一切國際協定、條約一概不予承認。蒙古獨立是國民黨經手辦的。國內的民 主人士提出來，既然國民黨簽訂的一切國際協定、條約不予承認，那蒙古獨立的問題，你們承認不承認？”斯大林聽后好似放下一塊大石頭，大大地松了一口氣說：“我們兩國都可以發表聲明，還是中國政府先發表，蘇聯政府支持中國的聲明，蒙古政府也表個態。”這個問題一解決，用新約取代舊約的障礙沒有了，談判也隨著順利進行。

從這個誤會中看到，斯大林不想簽訂新約，主要擔心毛澤東會提出蒙古問題，因為早在1949年2月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毛澤東就提及過此問題，當時有這樣一段對話：

毛問：“我們如何看待內外蒙古的統一？”

米答：“我們不支持內外蒙古的統一，因為這會使中國喪失很大一塊領土。”

毛說：“外蒙古和內蒙古可以統一起來，重新回到中國的版圖里來。”

米表示：“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一天外蒙古與內蒙古聯合起來，那結果大概只能是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蒙古國。”

任弼時插話說：“可是，內蒙古有300萬人，而外蒙古只有100萬人。”

當晚，米高揚就電告斯大林，毛澤東有把外蒙古重歸中國版圖的設想。

顯然，簽訂新約提及外蒙古問題就復雜了。凡涉及雅爾塔協定的內容，都會給美國與英國提供法律上借口，還會乘機提出修改有關千島群島、庫頁島、南薩哈林等地條款。經周總理說明，斯大林一直耿耿于懷的心結解開了，事情就順當了。

歷史早已證明，將斯大林不愿簽訂新約是怕失去旅順大連港與支持金日成的民族統一戰爭聯系起來，是毫無根據的妄猜，是很不嚴肅的，其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五、明訴中蘇同盟阻礙攻臺，暗指毛澤東不該抗美援朝

文章命題之所以能將中蘇同盟條約與臺灣問題聯系在一起，一個中間環節就是抗美援朝。怎樣看抗美援朝中的毛澤東是文章要害所在。

關于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問題，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同志有一句話講得很好，他說：“朝鮮戰爭不該打，抗美援朝戰爭不能不打。”不過，還得補充一句，朝鮮半島從分裂為互相對立的兩個政權之后，南北雙方都在試圖通過武力實現統一的情況下，不論誰打第一槍，這場南北戰爭是必然的，可預料到的，至于如何發生、怎樣發生？這會有它突發的偶然性。而內戰升級為國際性的朝鮮戰爭之罪魁禍首是美國，它不僅操縱聯合國干涉朝鮮內戰，從而改變戰爭性質，而且還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侵犯中國主權，于是就由“不該打”的朝鮮戰爭，逼迫中國舉起正義之旗，投入“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戰爭。這是在世界上存在霸權主義條件下歷史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近些年來，那些西化派人士打著所謂“解密檔案”的幌子，利用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和話語權，學著洋腔洋調，大肆歪曲、褻瀆、詆毀抗美援朝戰爭，把矛頭集中指向毛澤東。還說：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最大的敗筆。

反面教員的作用實在不該低估。如果沒有那些人士對抗美援朝偉業的踐踏和否定，就不會引發更多人對抗美援朝的深入研究。“對毛澤東罵得越恨，毛澤東越神。”國內外對毛澤東的研究正開啟著新的起點、新的高度。徐教授的“朝鮮戰爭不該打，抗美援朝戰爭不能不打”這句話，正是透視毛澤東在朝鮮戰爭前前后后的言行分析的結果。

憑心而論，朝鮮戰爭之發生，根本之點在于美蘇雙方對局勢誤判的結果。朝鮮戰爭是二戰后美國在亞洲通過軍事手段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具體嘗試，也是冷戰中美國全球戰略目標與政策策略的實際演練。從這一基點出發，首先是金日成對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魯門和艾奇遜本來旨在離間中蘇關系而分別宣布將臺灣排除在美國的遠東防御線之外的聲明和演講，把現象當本質來判斷，認為這是有利朝鮮統一的機會，并向斯大林保證：美國來不及出兵，我們已解放了祖國。從而采取“后發制人”的辦法，打響了“六二五”的第一槍。想不到美國的迅速介入而引入被動，上了美國遠東政策的當。其次，從美國而言，它壓根兒沒有想到中國會出兵，認為“中共面臨復雜而嚴重的國內問題，不可能單獨出兵卷入朝鮮戰爭”，加上仁川登陸的順利實施，戰場形勢發生逆轉后，麥克阿瑟更不顧中國政府發出的警告而越過三八線，直逼鴨綠江。還十分自信地向杜魯門保證：中國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結果遭到中國志愿軍的迎頭痛擊。戰爭雙方對局勢的誤判，其結果造成了從“不該打”到“不得不打”的結果，最終由中國出兵參戰，從根本上改變了朝鮮戰爭的最終走向。

回顧歷史告訴我們：當時世界的領袖人物中，能正確認識形勢，掌控自己行動的，既不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也不是杜魯門或麥克阿瑟，而是毛澤東。首先，毛澤東沒有把杜魯門于1月5日對臺政策的聲明作為政策變化來看待，事實是2月14日中蘇同盟條約公布后，美國軍政首腦看到離間中蘇關系已不可能，美國國安會隨于4月提出第68號文件，確定采取強硬措施，已從根本上動搖了白宮剛宣布的對臺政策。6月25日朝鮮全面內戰爆發，既給他們利用的借口，也曝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正如毛澤東28日在政協會議上講的，“杜魯門在1月5日的聲明還說，美國不干涉臺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是假的。”斯大林和金日成沒有看透這一點，想利用美國政策的調整啟動了統一戰爭，結果是被反利用而吃了虧。毛澤東沒有改變因白宮聲明加速攻臺的行動，而是按照粟裕的計劃，周密部署，準備在1951年實現解放臺灣任務。其次，在朝鮮統一戰爭的態度上，說毛澤東開始反對，中間動搖猶豫，最后被逼出兵等等，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武斷。事實上，毛澤東對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支持與反對的態度，從來十分明確，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誰也沒有毛澤東掌控自如得心應手。毛澤東早在1949年5月，還在北平西山“雙清別墅”接見金日成的特使金一時就明確表示支持，并答應將解放軍中的朝鮮籍官兵交給朝鮮作建軍骨干，但有一條就是希望朝鮮統一戰爭能待到中國解放臺灣以后，1950年4月，金日成先密訪莫斯科，再訪北京時仍然持這種態度，要求他等到中國統一之后，以便更有效地支援朝鮮。再是戰爭打響后，毛澤東每天關注著朝鮮戰事，并在順利進軍中告訴金日成關注后方突襲。10月1日接到斯大林和金日成要求出兵支援時，堅定不移地持支持態度，說服高層通過抗美援朝決策。但當8日派周恩來前往蘇聯交涉軍援時，卻是帶著出兵與不出兵兩種方案去同斯大林談判的，其目的無非是作為談判條件要求蘇聯的空軍支援。然而，10月11日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后聯名電告北京和平壤準備放棄朝鮮，讓金日成及其政府和軍隊暫時退到中國東北。當時的中國和毛澤東在無力改變斯大林決策的情況下，毛澤東雖然無奈地復電表示同意，但在腦子里翻騰二天中，經與已在東北的彭德懷和高崗及在京政治局同志商量后，一致認為：即使蘇聯不出空軍支援，中國出兵不變，并電告周恩來說：“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這又是一次多么艱難的抉擇啊。有的人將這一突然破局的過程誣為“動搖”“猶豫不決”，豈不是惡毒攻擊。斯大林還是斯大林，當他得知中國在沒有空軍支援下決定出兵時，他流下眼淚，連說：“還是中國同志好，還是中國同志好。”

總之，回顧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到朝鮮戰爭的發生，再到臺灣問題的處置，毛澤東提出先解決中國統一，再解決朝鮮的統一，絕非出于民族利己主義，而是立足于兩大陣營對立基礎上的一著高棋。盡管當時中國的實力和毛澤東的影響改變不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決策，但事后也表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

六、臺灣問題至今未解決的癥結在哪里？

沈文將中蘇同盟與未能解放臺灣聯系一起，成為直接的因果關系。那么臺灣問題至今未解決的原因何在？

在毛澤東、周恩來時期的中共對臺政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武力解放臺灣（1949-1955）；二是周恩來在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上宣布臺灣問題力爭不訴諸武力而和平解決。此后，周恩來在60年代初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相關談話精神，歸納為“一綱四目”的對臺方針（“一綱”即臺灣必須回歸祖國。“四目”：一是臺灣回歸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于蔣；二是臺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是臺灣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須條件成熟并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后進行；四是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這一方針實際上為后來鄧小平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談話，再經編輯濃縮概括發表在1984年10月15日出版的《瞭望》周刊雜志上的“一國兩制”思想的先導；三是1972年《上海公報》開始至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到中美建交前。是在不放棄武力解決的前提下，在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逼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讓步，先掃清客觀障礙，再推動中美關系（即正式建交），促進兩岸和平統一。

眾所周知，阻礙臺灣問題解決的客觀因素是美國，主觀因素在于自身政策的正確與否。凡經歷過七十年代的中外人士都會知道，當時中國在美蘇爭霸中的外交戰略，過關斬將，進軍國際，通過尼克松訪華，幾乎只差一步形成膠著，未能正式建交。但確乎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創造了極為有利條件。

臺灣能否和平統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的對臺政策。1972年尼克松訪華未能達成建交，主要是尼克松怕國內反對派罵他出賣老朋友的壓力。當時中國是要先請美國從臺灣走開，徹底撤手臺灣，即同國民黨“斷交、廢約、撤軍”，三條都實現了，中美關系就可以正常化。而美國方面的態度是：如果完全按照中方三條件辦，美國總統會被指責為出賣臺灣，因此要找到一個讓美國可以交代的方式，兩國就可以正常化。對此，美方曾要求中國發表不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聲明，理所當然地遭到中方的拒絕。美方又以蘇聯威脅中國，好像中國對付蘇聯必須依靠美國不可！毛澤東知道美國是玩的以中國壓蘇聯、以蘇聯壓中國的兩面手法。中方一再指出：蘇聯是聲東擊西，在蒙古布軍是假象，西進歐洲是目的。顯然，對蘇聯，中美雙方都在互相利用，而在越南問題上是美國有求于中國，處于主動地位。1974年以后，中國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表示懷疑美國談判的動機。毛、周讓復出的鄧小平擔任這個惡人角色來對付基辛格的糾纏戰術。所以，美國人都曉得基辛格將鄧小平稱為“討嫌的小個子”。

要打開局面，只能是美國打消耍鬼，接受中國條件，否則，寧拖也不急于建交。對此，毛、周看到了美國有可能堅持不松手，但當時美國有求于中國，中國不急美國急。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認為必須徹底解決，不留尾巴；機會只此一次，建交后再要美國讓步就難了。毛、周懂得，美國沒有長遠的政治，全是短期的考慮，同中國建交，不僅是歷史成就，更是選舉上的現實利益。如果不是水門事件，尼克松是肯定會在任內同意建交的。

不幸的是，隨著毛澤東、周恩來的去世，中國政治風云突變。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就是那位當初同美國談判強硬的D公，很快改變了毛、周原來的部署，反其道而行之，把美國的一套引進來取代毛澤東的一套。隨著形勢翻了個戈，建交談判也從中國不急美國急，轉變為美國急、中國更急，迫不及待地在私下默許美國對臺“軍售”條件下得以建交。在國際史上開創了用“國內法”取代國際法的先例，支持臺獨勢力，干預中國內政，阻礙中國和平統一。使中美關系經過20多年的努力取得即將完全勝利的時刻，喪失在只須“堅持一下之中”。讓臺灣問題上被美國玩弄在股掌之中。要不是前總統卡特在建交28年時訪華，用演講的方式把D公私下許諾和盤抖了出來，澄清中美建交的這段歷史公案，中國人民至今還蒙在鼓里呢！

臺灣在蔣氏時代雖然離不開美國的保護，但也反對美國制造“一中一臺”，在島上講獨立是犯罪、要坐牢的。八九十年代以后呢？由于私下允許美國賣武器給臺灣，形成了表面上撤軍廢約，實際上支持臺獨，從而出現臺獨勢力越來越強，去中國化越來越厲害，幾乎將臺灣推向臺獨邊緣，這才是臺灣問題至今未能解決的癥結所在。

七、遠未結束的結束語

總而言之，沈的這篇文章雖然講的是中蘇同盟與臺灣問題，其實矛頭所指是整個毛澤東時代艱苦創業的偉大成就。這里不妨將該雜志在“特別關注”欄目的前言《中蘇同盟60年祭》抄錄如下供讀者償析：

“60年前，新中國百廢待舉，毛澤東率團訪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份‘一邊倒’的盟約，將中國納入社會主義陣營，推上美蘇對抗的冷戰前沿。其影響所及，不但給我們帶來156個工業援助的項目、塔尖高聳的蘇式建筑，帶來影響整整一代人的蘇聯文學、電影和歌曲，還帶來一場傷亡重大的朝鮮戰爭，一個久拖不決的臺灣問題，以及‘大政府、小社會’的政治模式，短缺而僵硬的計劃經濟，文理分科的蘇聯教育，遍布各地的筒子樓……而條約本身，也伴隨著中蘇論戰的喧鬧，在珍寶島的槍聲和兩國邊境百萬大軍的對峙中，無疾而終。

60年后的今天，蘇聯已經解體，中國外交也轉向不結盟方針。中蘇同盟條約徹底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是其一系列正面或負面的遺產，還在影響甚至左右著我們的現實生活。重溫這一段歷史，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中國曾經進行的改變歷史命運的抉擇。”

夠了。這段前言表白得夠明確了。這里將雜志欄目“前言”作“后語”結束本文，使讀者看到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意涵和矛頭所向。有文章指出：在蘇聯蘇共自毀中，《真理報》為首的輿論機器起到了反對黨的作用，立下頭功。今天中國的一些媒體，豈不是也在按照西方邏輯思維、唯美國馬首是瞻，告別革命，挑戰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時代，渲染歷史虛無主義，向社會主義發起全面攻擊嗎？要警惕“換旗改號”先改歷史的陰謀野心！

201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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