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干部思想“僵化”是一個重要因素。斯大林時代自然不必說，隨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去世，蘇共中央領導層多數來自經濟和組織部門。到了赫魯曉夫主政的20世紀60年代前后，雖然形式上還保留著黨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傳統，但思想干部經常受到經濟和組織工作領導人的蔑視。另一方面，社會思潮中對物質享受的追求也排擠了理論和思想的對話，不少黨員和群眾感到信仰迷失。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由于害怕出現赫魯曉夫所謂“新聞改革”帶來的混亂局面，蘇共把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倒退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水平，把斯大林模式與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勃列日涅夫等黨的高層領導自我標榜為卓越的“列寧主義者”，其內容空洞的“著作”被成百萬冊地出版發行，導致越來越多人以譏諷的態度對待列寧和馬克思主義。“僵化”模式導致意識形態領域空話套話連篇，形式主義讓人們感到厭煩，加劇了信仰危機，使得在蘇共對意識形態高度控制和對新聞嚴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動。
蘇聯的悲劇在于，在出現了把社會主義教條化的干部后，又出現了放棄社會主義的干部。1986年3月，戈爾巴喬夫掀起“重評斯大林”運動，鼓勵各報刊“成為獨特的反對派”。于是，一些對“反思歷史”特別激進的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等開始全盤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公然打出向資本主義方向“改革”的旗號。被稱為“文學炸彈”的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一經問世發行量即突破100萬份。接著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登臺，蘇共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
原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主張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蘇聯社會中頭腦清醒、忠于社會主義的人變成少數，將他們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成為眾人恥笑的對象”。面對這種宣傳攻勢，戈爾巴喬夫不僅不斗爭，反而取消新聞審查制度，主動為西方媒體進入蘇聯打開大門。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曾評價稱：“蘇聯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
在蘇聯媒體主動向西方交槍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失去了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從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短短兩年內，有290多萬蘇共黨員聲明退出黨組織。可以說，是媒體領導權的喪失帶來的媒體失控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和理想信念大廈，加速了蘇共亡黨的步伐。（朱繼東 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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