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主席痛斥外交部奪權
王力1967年8月7日“講話”對外交部文革的干擾
鄒一民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同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你不搞這個東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涂。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里。……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這一來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數還是好的，有少數人是壞人。”
文革初期，周恩來總理多次申明，“外交部大權屬中央，誰也不能奪！”“外交部奪權應是領導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監督業務，成立部、司兩級業務監督小組”。
1967年1月和8月，外交部一些持過激觀點的人先后兩次篡奪外交部的大權，打倒陳毅外長，拼湊領導班子，妄圖推行“左”傾外交路線。但他們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只不過是作了一場黃粱美夢。
一、1967年1月第一次奪權
1966年文革開始后不久，中央部委的黨委幾乎都受到沖擊而且大多數黨委被沖垮或處于癱瘓狀況。外交部黨委在陳毅外長主持下，仍然行使著領導權，部內各級當權派和所有群眾（即一般干部）堅守工作崗位，只在業余時間搞運動，保證了我國對外活動的正常運行。
1967年1月初上海掀起奪權風暴后，各地造反派紛紛效尤，國內迅速出現奪權浪潮。1月17日晚，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領導人召集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的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周總理嚴正指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單位奪權的經驗不是每個單位都可以學過來的，因為奪權是一件十分復雜的事情，首先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其他方面可先實行監督。
1月18日中午12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以下簡稱《聯絡站》）（由外交部新聞司科員王中琪和國際司科員張殿清發起，串聯部內各單位近300名群眾，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于1966年12月20日成立的一個沒有當權派參加的群眾性組織。當時它是外交部唯一的全部性組織，奪權后發展到擁有1700多人，那時外交部總共有2300多人。）決定向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以陳毅為首的外交部黨委“奪權”。他們發表聲明稱：當此部黨委繼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時，特鄭重聲明：自1967年1月18日中午12時起，我部運動和業務的領導權全部由我站掌握。我站建立監督小組，凡有重大問題和決定（包括政治和業務方面），部黨委必須取得我站同意。部黨委任何成員，均不得以任何借口消極怠工，否則即以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論處。
是日中午12時20分，《聯絡站》造反派第二把手張殿清（國際司科員）帶領數名造反派將仍在辦公的姬鵬飛、羅貴波、韓念龍、喬冠華、徐以新（以上五人皆為副部長）、龔澎（女），宦鄉（以上二人為部長助理）等部黨委委員召集到外交部大樓（東交民巷15號）部長會議室開會，宣布《聯絡站》決定向部黨委“奪權”，聲稱：“由于外交部黨委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不能領導外交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能有力地領導對外斗爭。因此，《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立即接管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權力，成立監督小組，對部黨委的工作進行監督；部黨委在對外的重大問題上作出決定和采取行動前，必須取得監督小組的同意。”在場的七位部黨委委員都緘默不語。
會后常務副部長姬鵬飛即向總理辦公室作了匯報。下午4時，《聯絡站》向總理辦公室匯報奪權情況。
當晚10時20 分，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受周總理委托，在人民大會堂山東廳接見《聯絡站》核心組全體成員，代表周總理和他本人對《聯絡站》奪權表示支持，代表部黨委表示祝賀。但他明確指出，《聯絡站》所奪之權是“外交部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權”，外交部業務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仍由部黨委研究決定，可由造反派組成的《業務監督小組》實行“監督”。陳毅說：“希望你們很好地掌握這個權，要把過去的業務大大地提高，要真正體現毛澤東思想，那么這個權才能真實。我希望你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陳毅還補充說：“你們走了第一步，就要走第二步，你們還要團結其他同志，要和他們商量，爭取他們完全站到革命方面”。
1月19日上午，《聯絡站》所屬各戰斗隊（群眾組織）在各自單位向當權派宣布奪權時，都沒有遇到任何阻力，很順利地將權奪了。因為外交部工作人員的組織紀律性很強，絕對服從上級的命令和指示。既然周總理、陳外長已表示支持《聯絡站》奪權，非《聯絡站》的群眾組織和各級當權派們也就接受和服從。
可是，一些單位持過激觀點的造反派砸爛外交部“一切舊的官僚機構”。他們把本單位的黨、政、財以及人事調動、文件批閱等權力，全都奪了過來。有的單位成立監督小組，監督司、處長的工作。有的單位取消司級、專員級、處級的“官銜”，司長、專員、處長等當權派和科員（一般工作人員）一起辦案，大家都做具體工作。他們取消按級別閱讀機密文件的規定，認為這項規定是“封建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東西”。有些單位全由造反派掌權，帶長字號的領導干部全都靠邊站。造反派指令當權派們集中時間和精力寫檢查，交代揭發問題。“有問題”的當權派還必須參加打掃衛生等體力勞動。1月19日下午，外交部造反派召開慶祝奪權勝利大會。
1月25日周總理接見我國駐外使領館先期回國參加文革的同志時，再次明確申明，“領導革命（指文化大革命），監督業務，不算保守”。
外交部《聯絡站》核心組中持過激觀點的人對監督形式甚感不滿，覺得權還不夠大。2月2日《聯絡站》召開戰斗隊隊長會議，研究撤銷《聯絡站》，計劃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員會”，實現徹底奪權。會上有人表示反對，有人建議必須先請示周總理同意后再采取行動。
2月9日下午1時至5時30分，周總理、中央文革顧問康生、陳毅外長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外交部《聯絡站》負責人及其所屬各戰斗隊（群眾組織）隊長，聽取匯報。
《聯絡站》核心組第二把手張殿清（國際司科員）說，“我們現在成立了兩個班子，一個是領導運動，一個是領導業務。”
周總理嚴正地詢問：是“領導”還是“監督”？我跟你們講過主要是領導革命，監督業務。我提的是“監督”，從來沒有提過“領導”。你們罷免了司長、處長，我們都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得到外事口批準？你們這樣做要不要通過中央？你們奪權只限于監督業務，人事權力直屬中央批準。……你們現在做的超過了中央授權給我和你們談的“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監督業務”。我沒有提過你們可以把舊機構砸爛。這個班子是直屬中央的。
第一亞亞洲司的一位造反派辯解說，剛解放時毛主席指示新中國外交工作“要打掃干凈房子，再請客；要另砌爐灶”。
周總理耐心地解釋說：那是主席對國民黨舊的外交說的，那時侯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陽人，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1949年逃到臺灣。——筆者注）的外交我們一點沒要，只有三個起義（指國民黨政府駐法國“大使館”凌其翰等三名起義外交官——筆者注）過來的做了（外交部）顧問；整個外交大權都是掌握在我們手里。…… 有些要另砌爐灶，有些修修補補，有些修改，修改還可以用。上海沒有全部另砌爐灶。
談到建國后的外交工作時，周總理斬釘截鐵地說：十多年來，外交部執行的是主席路線，這條路線是主要的，至于有沒有反主席思想的言行，肯定是有的，總是不斷斗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貫穿在黨、政、軍、民，任何一個單位不能排除。
周總理還說：我們希望年青一代超過我們，我們犯過的錯誤你們不要再犯，我們走過的彎路你們不要再走。在奪權形式沒有解決前，造反派應該和部黨委很好配合，部黨委應很好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困難面前腰桿要挺，腰要挺直，不要怕責備，沒有勇氣還行？！不管戴多大的帽子，要有勇氣。同時也希望你們給他們積極性，使他們敢做工作，不要都靠邊站，而要反復的做工作。
陳毅補充說：希望（《聯絡站》）監督小組和部黨委很好合作，這樣對我們斗爭有利。我們相信年青人要掌權的，但是從監督到掌權不是一下子。這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但是要有階段，不是跳就跳過去，象跳高一樣，一點點升。……對部黨委幾個同志叫他們靠邊站，我看是不公平的。讓他們工作還是可以的。對大使、參贊一下飛機拉去斗，我是不贊成的，章文晉我打了電話去也沒制止住。（章文晉時任我國駐巴基斯坦大使。1967年2月初他回國抵達機場后，造反派不讓他先回家而直接把他拉倒東單外交部街33號外交部大樓進行批判。——筆者注）……在中央我是挨斗出名的，現在看到同志被斗，我的血管就緊張了，以前是斗完馬上拉出去槍斃，不容你說一句話，我是刀下投生。我自己也犯過錯誤，我也斗過人。我在這里大膽地說，這種斗爭方式，這樣下去要犯方向、路線錯誤。在中央會議上我講過這個話，在這里我對你們還講這個話。 …… 在國外不要搞戰斗隊組織，不要搞奪權斗爭，這是主席批準的。要一致對外，不要讓大使、參贊前面和敵人斗，后面失火，自身難保。（文革開始時，我國駐外機構共有48個，即45個大使館、2個代辦處和一個總領事館。1967年初，有些大使館成立了戰斗隊，橫掃“四舊”，批判當權派并計劃奪權。為制止駐外使領館的混亂局面，2月6日，陳毅將外交部起草的一份電報送周總理審批。電報中明確指出：內外有別，駐外使領館一律不準搞“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參照軍委的作法，外交部也規定幾條，如：不得揪外國人來批斗；不得強迫外國人接受紅色宣傳品；不得逼外國人背誦毛主席語錄；并決定我國駐外人員分批分期回國參加文革。周總理閱后呈送毛主席。2月7日，毛主席簽發了這份電報，即外事系統的“二七”指示，從而扭轉了我國駐外使領館運動向逆境發展。）
根據周總理指示，2月下旬《聯絡站》核心組被迫進行整風。《聯絡站》第一把手王中琪（新聞司科員）迫于形勢，勉強作了“檢查”，但仍認為他們的大方向沒有錯，頑固堅持錯誤立場。
4月初，社會上掀起襲擊陳毅等老帥的“二月逆流”（現稱“二月抗爭”）。北京航空學院等大專院校的一些紅衛兵組織在社會上貼出“打倒陳毅！”的標語后，外交部形勢突變。《聯絡站》中持過激觀點的人聞風而動，積極響應，借機反撲。
《聯絡站》核心組多數人認為，陳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要求召開大會批斗他，而且發誓非要打倒他不可。由于周總理根據毛主席“一批二保”的指示保護陳毅，他們開始對總理有意見。他們對群眾大搞一言堂，順我則昌，逆我則亡。支持《聯絡站》的都是“造反派”，反對的則是“保守派”。對各級領導干部采取宗派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態度，支持《聯絡站》的，就是“革命領導干部”、“結合對象”，反之就是“保皇派”、讓他們“靠邊站”。在對外業務上，他們硬把十八年來毛主席制訂的我國外交路線誣蔑為“三降一滅”（向帝、修、反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胡說什么“陳毅是劉少奇在外交部推行‘三降一滅’反革命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代理人，是劉少奇干擾和沖擊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外交路線的大幫兇，是外事系統頭號走資派”；公然叫囂“我們的外交路線和外交政策到了改變的轉折關頭。”
4月5日，外交部《聯絡站》通過了“炮轟陳毅聲明”。4月13日外交部《聯絡站》與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紅代會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相繼糾合外事口和首都紅代會的35個單位的造反派組織成立外事系統《批判陳毅聯絡站》（簡稱《批陳聯絡站》，成員見注一）。11日和12日，外交部連續召開了“揭發批判陳毅大會”、“反逆流大會”。14日，外交部舉行“打倒劉、鄧，炮轟陳毅大會”。17日，通過了“打倒陳毅”決議。他們的口號是“堅決打倒陳毅”、“誓與陳毅血戰到底”。在大字報中，他們在陳毅的名字上打上叉叉，還把他的名字倒著寫。筆者稱《聯絡站》為“打倒派”。
陳毅沒有出席上述會議。周總理不同意他們的過激作法。于是他們向周總理施加壓力，要求周總理交出陳毅讓他們批斗。周總理卻千方百計地保護陳毅，頂住了這股揪斗陳毅的惡浪，并且不斷地對他們進行嚴厲批評。
為打破外交部“一言堂”局面和抵制《聯絡站》核心組的無政府主義思潮，4月10日非《聯絡站》的200多名群眾（其中絕大多數是總務司交通科的司機、修車工人和辦公廳文印處的排字印刷工人，少數為亞非司、國際司、禮賓司、總務司供應處、總務司財務處、機要局、干部司業余學校、干部司調干支部等單位的科員）組織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簡稱《總部》）。他們在對待總理、陳毅、奪權、干部亮相等問題上與《聯絡站》有原則上的分歧。他們認為，陳毅犯有嚴重錯誤，必須進行徹底的揭發和嚴肅的批判，但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范疇，按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采取“一看二幫”的態度。他們與《聯絡站》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筆者稱《總部》為“批判派”。
5月毛主席聽取了外交部王海容（外交部辦公廳綜合組科員）和唐聞生（辦公廳翻譯室英文翻譯）的匯報，同時也從一些材料中獲悉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炮打周總理的逆流，特別是外事系統一些過激派因周總理保護陳毅而遭到非難和攻擊。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道：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5月27日與6月3日，中央文革兩次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代表，指出他們炮打、攻擊周總理的言行均屬極“左”派行徑。
《聯絡站》核心組“打倒派”王中琪等人不斷受到中央和群眾的批評后，被迫在6月份進行第二次內部整風。他們雖沒有倒下去，但已風光不再，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經過兩次整風后，《聯絡站》所屬戰斗隊內的一些群眾在對待總理、陳毅、外交路線、群眾、干部等重大問題上的看法和觀點與他們的核心組“打倒派”產生原則性的分歧，同時也不滿核心組的過激行徑。他們醞釀倒戈。6月10日領事司、美洲大洋洲司、條約法律司、西亞北非司、蘇聯東歐司、西歐司、第二亞洲司、政治部、辦公廳、翻譯室等單位的二百多名群眾，從《聯絡站》內分裂出來，成立《攀險峰野戰兵團》（以下簡稱《攀險峰》）。他們的政治觀點基本與《總部》雷同。筆者也稱其為“批判派”。《聯絡站》遇到了第二個對立面。《總部》與《攀險峰》并肩戰斗，同《聯絡站》分庭抗禮，發現他們的問題后即予以公開揭露或上報中央。外交部形成鼎足局面。
《聯絡站》“打倒派”的日子每況愈下。在他們處境極端困難時，王力、關鋒和戚本禹跳出來拉姚登山、王中琪等人一把，煽動他們反擊“右傾保守勢力”，鼓動他們徹底奪權，所以外交部才會爆發第二次“奪權”。
在敘述第二次“奪權”前，有必要簡單提一下姚登山這位曇花一現的人物，因為他在外交部第二次“奪權”中扮演了打頭陣的角色。
姚登山(1918年-1998年)是山西襄汾人，出身貧農，上過高小。1935年他加入山西軍閥閻錫山部隊混飯吃，當過班長、副小隊長。1938年抗戰時，20歲的姚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派往213旅任中隊長。在黨的領導下，他發動群眾，組織地方武裝——襄陵自衛隊，開展游擊戰爭。他在山西襄陵汾東一帶率領游擊隊英勇抗擊日本鬼子和偽軍，歷任大隊長、教導員、副政委。
1945年抗戰勝利后，姚登山任中共曲襄縣委書記。解放戰爭期間，他帶領襄陵獨立團參加了解放臨汾、太原、蘭州等戰役。這支部隊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18兵團62軍，姚任獨立團團長兼政委。
1950年姚被調到外交部工作。文革前，他在外交部西歐司和總務司任專員、副司長；在我國駐芬蘭、錫蘭（現改名為斯里蘭卡）、印尼等國大使館任參贊和臨時代辦。
1967年印尼反動派發動反華排華浪潮，姚登山臨危受命到我國駐印尼大使館任臨時代辦，領導抗暴工作。4月22日，印尼政府下令“驅除”姚登山。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達北京時，在機場受到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等政府領導人以及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負責人和數千群眾英雄式的熱烈歡迎。
姚回國第二天在天安門城樓“五一”焰火晚會上，經周總理引見，毛主席接見他，后來林彪和江青也來了，并照了相。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一張大幅照片（見下圖）：姚登山左手挽著毛主席，右手挽著江青，他站在毛主席與江青中間，頤指昂然。國內媒體稱姚為“紅色外交戰士”，報道我國駐印尼使館外交人員的英勇斗爭事跡。姚一躍而為一棵迅速“登天”的政治明星。
一時間，姚登山利令智昏，從此走上了不歸路。姚登山在外交部和其它部門對造反派作“抗暴斗爭”報告，號召他們“敢于斗爭，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敢于勝利”。姚誣蔑國內對印尼抗暴斗爭的指示“右傾”，說他“沒有執行那一套”，“那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報告會上，他同過激派一起狂呼“打倒陳毅”，儼然以響當當的“造反派”、“革命領導干部”自居。
5月份在極“左”思潮席卷下，外事系統一些單位的過激派組織貼出矛頭對準周總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例如：“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絕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親密戰友，絕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來絕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等。《聯絡站》“打倒派”第一把手王中琪分析形勢后認為，五月中以前，北京文化大革命中心在學校，從五月中開始，運動中心轉移了，已經從學校轉移到機關，特別轉到外事口，而外事口是總理管的，因此把斗爭矛頭直向總理是運動發展的必然趨勢。王說：“我們也要在總理身上打開一個界限”。他認為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來自總理，要打倒陳毅，要徹底揭開外交部階級斗爭的蓋子，就得“動一動”總理。他認為，對總理有意見可以貼大字報，這是“造反精神”。于是外交部進入揪斗陳毅、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高潮。5月11日《聯絡站》組織外交部群眾游行到中南海，示威“揪陳”，向中央施加壓力。周總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姚登山作勸說工作。周總理對他說，國家機關不能同學生一樣，不能上街，無論如何不能采取這種行動，要考慮國際影響。姚站在過激派一邊，胡說什么“群眾情緒很高，都發動起來了，正在禮堂開會，就準備出發了。”周總理在電話中一再指示他要進行“勸阻”，但姚竟叫嚷說，“《聯絡站》的小將們造反精神很強，熱情很高，我無能為力，不好勸啊！”姚甚至借機向周總理轉達過激派的無理建議，要求“停止陳、姬、喬對外活動”，“撤銷姬鵬飛常務副部長職務”。周總理嚴厲駁斥了姚的一派胡言。《聯絡站》仍組織外交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去了中南海。
姚登山的所作所為極大地鼓舞了“打倒派”。他們表示要以姚登山為榜樣，狂稱要敢于把外交斗爭中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臭東西掃個精光，把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條條框框砸個稀巴爛。要向姚登山學習，敢于斗爭，敢于勝利，要把外交部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辦成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紅色陣地。
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相中了這位“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也在伺機蠢蠢欲動，妄圖在國內政治舞臺上亮亮相，大展宏圖。在外交部“奪權”問題上，他們共同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聯合演出一場“奪權”丑劇，攫取中央的外事大權。但他們的惡劣表演卻宣告他們政治生涯的終結，自掘墳墓。
二、1967年8月外交部第二次奪權
7、8兩個月是外交部文革中無政府思潮泛濫最猖獗的時期。7月毛主席離開北京去大江南北視察。王力、關鋒、戚本禹錯誤估計形勢，瘋狂地煽動外交部、北京外國語學院（現該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大學》。當時受外交部領導——筆者注）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當時受《對外文委》領導——筆者注）的“打倒派”揪斗打倒陳毅，妄圖實施徹底奪權。
7月15日傍晚，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和《六一六造反兵團》二百余名頭腦發熱的學生組成“揪（斗）陳（毅）大軍”，在東交民巷30號外交部辦公樓對面的正義路的廣場上“安營扎寨”。7月16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紅衛兵團》派了數十名造反派前來助陣。兩校持過激觀點的學生抄寫、張貼所謂“陳毅罪行”的大字報、漫畫，搞廣播。他們還將大字報貼在北京最繁華地區王府井大街上。他們進行街頭演出、街頭演講，聲討陳毅。
7月19日，外交部《聯絡站》發表聲明支持“揪陳大軍”，宣稱他們來外交部“安營扎寨”是“百分之百革命行動，好得很!”表示堅決支持，并表示將和他們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連續數日，所謂“揪陳大軍”在正義路廣場上召開“揪斗陳毅誓師大會”、“陳毅推行劉鄧‘三降一滅’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罪行報告會”、“陳毅問題答辯會”、“陳毅黑歷史報告會”等。這幫人表示要“舍得一身剮，誓把陳毅拉下馬。”他們決心“把陳毅從中南海揪出來斗倒斗垮斗臭！”，“誓死與陳毅血戰到底！”
8月1日至4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造反兵團》（極端派）頭頭劉令凱等十余人強行沖入東交民巷15號外交部（部長辦公和接待外賓的地方），封鎖外交部大門，不準任何人員進出。他們在外交部院內張貼“打倒陳毅”大標語、漫畫、傳單，樹立仿制陳毅的稻草人。他們還張貼“外交部里有大鬼”、“周總理要實現自己的諾言！”“周總理說話要兌現”等大標語。他們毆打外交部大門值勤的警衛，沖撞與他們說理的外交部工作人員，辱罵他們是“洋奴”，誣蔑外交部為“賣國部”。他們闖入部長辦公室，揪走姬鵬飛、喬冠華、徐以新等三位副部長。外事活動被迫中斷四天，在國內外造成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
8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聞界和電影界的造反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聲討港英當局罪行大會。關鋒和戚本禹出席會議。外交部的姚登山也與會。會前，戚本禹、關鋒和姚登山就陳毅問題進行了短暫的晤談。
戚本禹和關鋒竭力鼓動姚登山“站出來革命”。當他們討論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沖擊外交部揪陳毅時，戚本禹說，“革命小將不怕艱苦，不怕困難，艱苦奮斗，這種革命精神很好。這是大方向，這是主要的。進入外交部，這是方法問題，這是次要的。”戚本禹接著又說，“陳毅，二月份是保了他的，但是他翻了案。如果他不翻案，他就過了關，也就沒事了，可是他翻案，我們的保也就收回了。這是二月的事了，現在三、四、五月過去了。為什么到現在幾個月了不讓下去。我看了陳毅的材料，陳毅的問題是嚴重的。他應該下去，到群眾中去檢討和接受批判。為什么不下來？外交部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見。”最后，戚本禹說，“外交部領導思想上就是顧慮重重，害怕這個，害怕那個，甚至在挨罵的時候，自己還在那里說兩國友好關系。看來，今后外交戰線上的希望寄托在這些革命小將們身上”。關鋒向姚登山表明，陳毅不下來同中央文革無關。姚登山問，那么是不是總理一個人不同意？關鋒未作回答。
行文至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就陳毅下來接受群眾批判的問題，稍作說明。戚本禹所云完全不符合事實。筆者愿將事情真相敘述如下：
1966年文革爆發后，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在外交部和外事系統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工作組到外事系統各單位。1967年初在京西賓館和懷仁堂的會議上，陳毅發表了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言論。陳毅的這些言行應該聽取群眾的批判。毛主席的態度是“可以燒一燒，但不能燒焦”。
外交部人員在對待陳毅問題的性質以及如何批判陳毅錯誤等方面，有原則分歧，存在著兩種態度和兩種批判方法。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即“打倒派”）認定，“陳毅是外交部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在對外事務中推行“劉鄧陳‘三降一滅’修正主義外交路線”，主張“堅決打倒三反分子陳毅”，“誓死與陳毅血戰到底！”開批陳會是為了徹底打倒陳毅。實際上，這是一條“先定性（打倒）后批判”的方針。
《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即“批判派”）認為，陳毅犯有嚴重錯誤，必須進行徹底的揭發和嚴肅的批判，但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范疇，按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必須發動群眾進行深入的揭發和批判，執行周總理“先批判后定性”的指示，采取“一看二幫”的態度；最后根據中央對陳毅問題的精神、已經核實的材料和陳毅本人的態度，判定是挽救還是打倒他。口號是“陳毅不投降，就堅決打倒他”。后來成立的《攀險峰野戰兵團》（簡稱《攀險峰》）也持這種觀點。
外事系統在對待陳毅問題上也是兩派。它們在批判陳毅的方式、口號、批判的目的、兩家聯合批，還是分開批等問題上，意見相左。1967年4月13日成立的《批判陳毅聯絡站》（成員見注一），屬于“打倒派”。他們堅持只有他們這一派有權批陳，并且反對另一派批陳。4月10日成立的《外事系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委員會》（簡稱《外事聯委》）（成員見注二），屬于“批判派”。
鑒于外交部和外事系統兩派意見不統一，6月至8月初期間，周總理多次召集外事口兩大派代表和外交部三群眾組織代表開會，磋商如何批陳。所以遲遲未能達成協議，因為“打倒派”一直在從中作梗。最終于8月4日達成協議，決定于8月6日外交部兩派三組織的200余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第一次聯合批陳小會，之后再召開幾次小會，最后外事系統兩大派在人民大會堂分別召開萬人批陳大會。兩派通過批陳，實現革命大聯合，然后進行斗批改。
周總理規定，開批陳大小會議時，會場不得懸掛“打倒陳毅”的標語，會議期間不呼喊“打倒陳毅”的口號，不準對陳毅采取侮辱人格的動作等。造反派答應完全照辦。周總理還囑咐陳毅：在會上只聽取批判，不要回答問題，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以上是陳毅遲遲沒有下來接受群眾批判的情況。
就在外交部和外事系統達成協議準備付諸實施時，8月5日戚本禹、關鋒和8月7日王力先后粉墨登場攪局，致使陰云籠罩了外交部和外事口。
8月5日下午，外交部《聯絡站》召開全體大會，由姚登山傳達戚本禹的講話。傳達過程中，持過激觀點人的狂熱情緒急劇升溫，好像打了一劑強心針，刮起了一陣猛烈陰風，長時間無數次地狂吼“打倒劉鄧陳”、“打倒陳毅”等口號，歡呼擁護戚本禹。會后，《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批判陳毅派”）認為，戚本禹關于陳毅問題的講話與周總理對陳毅問題的指示精神不符，影響惡劣。當晚該組織即致函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匯報實情。全文如下：
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
我部姚登山同志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動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了個人接觸，曾談到批判陳毅問題。姚不顧八月四日總理關于批陳會議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講話作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傳達，在傳達過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北外六一六及紅旗革命造反團（主張堅決“打倒陳毅”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造反兵團》和《紅旗革命造反團》——筆者注）聽了姚的傳達后也紛紛貼出“號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為自己沖外交部的錯誤行動打掩護。
我們認為，姚這樣做的結果，給人造成總理與中央文革在批陳問題上有矛盾的錯誤印象。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會上傳達后，聯絡站某些戰斗隊的代表上臺表態，只提戚本禹同志八月四日的講話，而不提總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現寄上姚的傳達全文和有關傳單、號外供參考。
此致
敬禮！
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誰知這封信和附件竟全部落到代表中央剛處理完7•20武漢事件返回北京的王力手中。8月7日晚9:00-11：45，王力拖著傷腿在釣魚臺他的辦公室專門“召見”姚登山和《聯絡站》核心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七人。在他們匯報外交部運動、批判外事系統“頭號走資派”陳毅及其“三反”言行、奪權、北京外國語學院狂熱派沖堵外交部等情況時，王力不斷地插話，拋出了臭名昭著的“講話”，射出他自己政治生命中的最后一顆子彈。（王“八•七講話”后被毛主席斥為“大大大毒草”）。王竭力鼓動姚登山站出來“革命”，贊賞和支持北京外國語學院“打倒（陳毅）派”沖擊外交部，煽動《聯絡站》徹底篡奪外交大權。他還打一派拉一派，宣布反對“打倒陳毅”的《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為“保守組織”，挑動群眾斗群眾。
下面是王力同姚登山等人的部分對話：
《聯絡站》代表：我們認為，陳毅是外事口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陳毅的“三反”言行，我們認為是敵我矛盾；我們的口號是：“誓與陳毅血戰到底！”有關對陳毅問題的看法，我們多次與總理談過，但現在外交部運動阻力仍很大。
王力：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干。你這外交就這么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問題比這復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他們說你們方向錯了，那陳毅方向、路線倒對了？
王力：你們一月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么不能動一下班子？戚本禹那天對姚登山同志講的話是對的。總理不是講過老、中、少三結合，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結合？
《聯絡站》代表：我們一月份奪權后，有些不稱職的司處長、副部長讓他們靠邊站，那時候我們搞的還可以。
王力：那為什么又退了？原來沖了一下，后來又縮回來，現在停止不動，下階段怎么辦？沒有很好考慮吧？
《聯絡站》代表：整風時有人批評我們奪權過頭，說業務大權是中央的。
王力：這話不對。外交業務權指路線方針政策，這個權集中于中央、集中于毛主席。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如果你們奪了權，搞另一套路線方針那就不對。按照中央的方針政策，具體執行和貫徹，誰執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個問題。干部司掌握人事權不能動，那么照這樣說來，中央組織部要恢復了啰？！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權嘛！你們要充分運用監督權，人事也要監督，干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二十幾歲可以當中央部長，毛主席說的，為什么不可以呢？二十幾歲可以出來做領導工作。……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有點權才有威風。……因為要辦外交，要幾個“長”，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誰合適就誰干。組成的新班子堅決批判“三降一滅”，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以此為分界的條條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王力：今天請你們來要和你們談一件事。8月5 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傳達了關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談話。現在我們知道有人反對，現在有人竟告狀告到我們這里，告到總理、伯達、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組。這件事證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來是正常的常識，而外交部竟有人還告狀。名義上攻擊姚登山，實際上攻擊戚本禹，這不正常。這不是革命勢力，這是保守勢力。我反對《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做法，鮮明的反對！姚登山同志傳達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狀，說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對他們來說，這成了罪過。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竟在外交部出現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們來談談。（王力讀這封信的全文）我反對《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這種做法，這是錯誤的。關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講話是正確的，姚登山同志傳達是對的，群眾高興是好事，是革命表現，長了革命派的志氣，做得完全對，我們支持你（指姚登山）。為什么竟成了罪狀呢？……戚本禹看了，他說那些話是他講的，他負責任。揪陳毅有什么不對？！不是革命行動，是反革命行動。堵了外交部大門，這當然是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們的方法上的問題夸大、上綱，說的那么嚴重。……老早就說要找你們，排不上來，沒有辦法，有的省的事更緊迫。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我過問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說的。………你們有什么過火？我沒有看到有多少過火的地方。當然不是叫你們去過火，去搞打砸搶，打砸搶我們是堅決反對的。要你們徹底革命，徹底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徹底搞掉“三降一滅”。監督小組不能成為花瓶、點綴品。…… 從這封信我們看出這代表一種錯誤思潮，我們認為問題嚴重，找你們來談談。革命不能半途而廢，堅決支持你們，將革命進行到底。
會見后，姚登山、王中琪等人欣喜若狂，對王力感激涕零，解救他們擺脫困境，使他們有恃無恐地倍增對抗周總理的邪念和蠻勁。事實上，“王八七講話”并非是王力有講稿、有頭有尾的講話，而是《聯絡站》“打倒派”代表在匯報外交部運動過程中，王力時不時地插話，發表他的“高見”。《聯絡站》“打倒派”為突顯王力謬論的重要性和權威性，把王力的”插話”說成是“講話”，視同“中央文革的指示”，以震懾和驅使外交部和外事系統的群眾無條件地言聽計從。
王力覺得對姚登山和《聯絡站》點燃的這把火還不夠旺，冀望再添上一把陰火。次日（8月8日）上午，他還專門寫信給姚登山，以書面形式確認他8月7日晚上的講話內容。
王力給姚登山信的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們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講話的一個摘要。這封信和材料，關鋒、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認為，革命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志講的幾句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這些話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號，是好事，是革命的景像。這些，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對呢？斗爭的矛頭究竟要指向誰呢？在要陳毅到群眾中去檢查的問題上，總理同文革小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圖從中尋找什么裂痕是徒勞的。現將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 禮！
王 力（簽名）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
（王力信的影印件見下）
外交部又大亂起來了。8月8日上班時間一到，《聯絡站》“打倒派”第一把手王中琪急如星火地召集其所屬戰斗隊隊長開會，傳達“王八七講話”和王力8月8日來信。王中琪宣稱，王力講話是正式指示，決心要堅決打倒陳毅，要徹底砸爛外交部的“三降一滅”。會議決定要借王力講話的“東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隊伍，采取行動。
8月9日下午先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全體大會上宣讀王力來信，大談王力如何支持他，要他站出來，要旗幟鮮明。接著《聯絡站》核心組反復傳達“王八七講話”。會場狂熱氣氛達到無可比擬的地步，極“左”思想肆虐。他們咒罵《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和《攀險峰野戰兵團》是“保皇狗”，呼喊“打倒保皇派”等口號，決定對《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和《攀險峰野戰兵團》開展強大“政治攻勢”，壓垮它們。他們印發“王八七講話”，人手一冊，并將“王八七講話”傳到我國駐外使領館。他們把這株大毒草捧上天，胡說它“吹響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進軍號”，是“毛澤東思想的凱歌”，是“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新十六條”等等。他們憑借“王八七講話”所造成的聲勢，大造“奪權”輿論，采取更加激烈行動，再度進行“機構改革”，使大批干部徹底靠邊站。他們貼出大標語：“徹底改組外交部黨委！”“打倒三反分子陳毅！”他們決心徹底砸爛以陳毅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義特權階層”。無政府主義浪潮惡性泛濫，把外交部的的極“左”思潮推向頂峰。
8月10日外交部召開《批陳小會》，批判陳毅推行“三降一滅”的投降外交。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國語學院“打倒派”拼湊的《批陳聯絡站》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批斗陳毅大會”。周總理陪同陳毅與會。會前，他們向周總理保證不舉和張貼“打倒陳毅”標語。但當周總理步入會場時，主席臺上有人發出暗號，突然從二樓拋下四幅“誓與三反分子陳毅血戰到底！”的大幅標語，前排30多位女學生也即展開“打倒陳毅”的標語。他們在向周總理示威。期間，他們不斷要陳毅低頭彎腰。個別好斗分子還跳上主席臺妄圖毆打陳毅，被事先安排坐在前排的警衛戰士制止。大會主持人宋遠利（北京外國語學院“打倒派”頭頭）宣讀“批斗陳毅大會通令”，要陳毅在十五天之內向外事口無產階級革命派遞交有關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的“認罪書。”大會主席團還建議中央，“停止陳毅的一切外事活動，責令他在家老老實實做交待，接受群眾的批斗。”
隨后外交部《聯絡站》“打倒派”成立所謂“反迫害大隊”。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和“反迫害大隊”頭頭黃安國（新聞司科員）多次開會籌劃對外交部政治部進行奪權。8月13 日，他們成立以姚登山和王中琪為首的“總指揮部”，通過了接管政治部的《通告》和《聲明》。當晚，姚登山和王中琪“請示”王力。14日清晨，王力通過秘書轉告他們說，“要敢于斗爭，大方向對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姚登山和王中琪決定實施他們的預定方案。當天上午10時，他們派遣數十人包圍位于東交民巷40號外交部政治部辦公樓，查封所有檔案柜、所有公章和鑰匙。由12名造反派組成的“領導小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權。在政治部原有130多名工作人員中，僅留用少數幾個人。他們還竟然委派“反迫害大隊”頭頭黃安國（新聞司科員，非黨員）出任《聯絡站》駐政治部代表，充當政治部“主任”。他們就這樣簒奪了中央外交人事大權。下午三時在外交部政治部大院內召開“徹底砸爛舊政治部祝捷大會”。會上姚登山吹捧《聯絡站》是“響當當的革命造反派”，辱罵《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和《攀險峰野戰兵團》是”保守派“。他還聲稱：“打倒不打倒陳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顯的分界線”。他還煽動說：“今天砸了外交部舊政治部，現在我們還要砸爛外交部黨委；…… 有人要我到部黨委工作，我不去。同志們，修修補補是不行的，革命不能改良，要徹底砸爛”。
政治部所謂“領導小組”接連發出兩道通令：第一道是通知駐外使領館，他們已經奪權，篡改中央口號為“打倒劉鄧陳”，并立即停止輪換駐外工作人員。第二道是，已經辦理了出國手續而尚未出國或正在辦理中的出國人員，暫不出國。他們將根據王力講話精神對出國人員進行重新審查。據不完全統計，有17人被留了下來不準出國，嚴重影響了一些使領館的工作。
針對他們的極端作法，周總理指示說：政治部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如果有人要砸，要勸阻。政治部的領導干部有缺點、錯誤，可以批判，不要砸。總理還指示外交部，今后政治部的有關業務用外交部黨委名義，不再用政治部名義。
8月15日《聯絡站》核心組內部進行改組。凡不緊跟王中琪為首的“打倒派”的成員也被稱為“保守勢力”，被“改選”掉清洗出核心組。隨后各基層戰斗隊的領導班子也都效仿進行“整改”。他們的口號是“保字號靠邊站”。
8月16日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近百名狂熱學生在《聯絡站》某些人的指引下，沖進外交部東交民巷15號外交部大院，砸毀《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和《攀險峰野戰兵團》兩個群眾組織的辦公室，圍攻和毆打正在值班的數名工作人員，刷寫誣蔑性大標語，勒令這兩個群眾組織解散。他們橇開《總部》、《攀險峰》辦公室的辦公桌、材料柜的鎖，搜查并搶走它們的文件、資料、錄音帶等，查封它們的辦公室。他們還狂叫“打倒保皇派！”“炮打中央文革罪該萬死！”在《總部》辦公室內貼滿了侮辱性的大標語，“砸爛總部”、“踏平保皇總部”、“保皇總部罪該萬死！”等等。這伙暴徒用大字報形式對《總部》和《攀險峰》核心組下達最后通牒，限令他們在兩天內交出“認罪書”，并解散。與此同時，《聯絡站》核心組對《總部》和《攀險峰》發出一道道“通令”、“通緝令”、“勒令”，一張張“通告”、“警告”等。什么檢討會、批判會、斗爭會、揭發會、反戈一擊會，在各個單位一個接著一個地開。《聯絡站》核心組欲借機徹底打垮這兩個群眾組織。
8月17日，《聯絡站》在外交部大禮堂召開“批判右傾保守思潮大會“，揭發、批判《總部》和《攀險峰》。與此同時，20多位過激人員到王海容工作的辦公室（外交部辦公廳綜合組），批判7月8日外交部辦公廳綜合組和研究室王海容、劉華秋、陳德和等十一位同志《對陳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報。他們名為“辯論”，實為圍攻，說綜合組是“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指責“一批二保”是“保皇理論”，是“批造反派，保走資派”，要王海容“回到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
18日下午，《聯絡站》召開外交部“干部亮相大會”。會上，董越千（外交部部長助理）、邵宗漢（研究室副主任）、吳亮璞（國際司副司長）和冼依（政治部副主任）按照《聯絡站》“一捧（捧姚登山）、二罵（罵《革命造反總部》”和《攀險峰野戰兵團》）、三打倒（打倒陳、姬、喬）”干部亮相的標準，爭先恐后登臺亮相，妄圖一舉鉆進“革命領導干部行列”。
經過這場批、打、抄、砸、封后，《總部》處境極端困難，無法在外交部內生存。為躲避災難，不少人宣布退出《總部》，最后剩下不到30人。但他們沒有屈服，被迫轉移到日壇公園活動，繼續斗爭。《攀險峰》頂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和暴力威脅于8月18日被迫宣布解散。
8月18日，《聯絡站》核心組通過了由姚登山抓總的外交部《業務領導小組》方案和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命委員會》方案。
8月19日上午，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打倒派”頭頭宋遠利派遣百余名狂熱學生 “進駐”外交部，強行封閉部黨委辦公室，成立所謂“臨時指揮部”，發布三項“通令”：①從即日起，所有黨委委員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開會議，無權批閱任何文件，無權處理任何業務工作。②部黨委成員中，姬鵬飛、喬冠華二人必須于今日下午三點前來指揮部報到，其他成員必須根據自己的罪行和錯誤情節進行自我交代和檢查，必須對陳毅及其部黨委進行認真具體的揭發，每晚八點到我指揮部匯報。③外交部不能同時存在兩個政權，在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前，外交部一切黨政事務均應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處理。
外交部《聯絡站》核心組悠然地接受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臨時指揮部”授予的“外交部一切大權”。
《聯絡站》核心組王中琪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關于立即創造條件建立革命委員會和成立臨時業務領導班子的決議》，并決定由姚登山等人組成“臨時業務領導小組”開始工作，強行取代外交部黨委。
外交部第二亞洲司“新愚公”戰斗隊在部內貼出大字報“要求姚登山當外交部代理部長”。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狂熱派在天安門刷大標語，“強烈擁護姚登山當外交部代理部長”。
當晚，姚登山向王力匯報了封閉部黨委的情況和他們拼湊的領導班子方案。王力對封閉部黨委十分滿意，對“兩個權利機構不能同時存在”的提法十分欣賞，連聲說：“講得不錯”，“提得對”，并建議他們派人先去煤炭部學習戚本禹炮制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經驗，然后再根據外交部的實際情況研定自己的方案。
據不完全統計，8月19日至22日，外交部所謂“監督小組”擅自處理重大案件42起；擅自通報所有駐外使領館，提出“打倒劉鄧陳”口號；宣布暫停駐外人員輪換等。這一切引起駐外使領館的混亂，它們紛紛回電質詢。部內17個司局級單位中的14個單位（包括機要局）實現了“徹底奪權”。中央早有明文規定，各單位機要局的權不能奪，也不準對機要單位行使監督權。
8月21日深夜，外交部機要局八一八《大喊大叫》等五個戰斗隊的極端派沖入張聞天（建國初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私宅，將張和他的夫人劉英劫持到外交部關押。23日召開《斗爭三反分子張聞天大會》。
8月22日上午，外交部機要局《大喊大叫》戰斗隊的一些極端分子沖擊中央機要局，妄圖批斗該局的“走資派”，但陰謀計劃落空。當日深夜，北京某些大專院校過激組織臨時拼湊組成的所謂《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極端分子打著“反帝”的幌子火燒了位于日壇公園附近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這是建國以來政治影響最惡劣的一次震驚中外事件，極大地敗壞了新中國的國際聲譽。
8月23日凌晨三時，周總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陳伯達和公安部長謝富治等緊急召見外交部《聯絡站》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制止了丑劇越演越烈。
周總理憤怒地說：你們為何不和我們商量，各省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必須向中央報告，中央不批準就不能登報，不合法，在中央眼前一個部，為什么不報告？…… 外交大權中斷了四天，這個大權能斷嗎？我跟你們講了多少次了，你們就是不聽，還要不要國家榮譽。今天把英國代辦處燒了。……你們(指外交部《聯絡站》、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可以自由發報，中央也不大招呼。你們提“打倒劉鄧陳”，中央的口號是“打倒劉鄧陶”，你們給換了一個人，各使領館不能接受。……這樣的電報副部長要簽字，送來我看，才能決定。 你們不能拿你們的觀點強加給中央，這樣的電報還得送主席看。…… 四天中斷，這是犯罪。我們再不來講話，這是犯罪，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犯罪。…… 一千三百人（指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的總人數——筆者注）授權給外交部，這不是可笑嗎？我沒有幫助好你們，你們招呼也不打，嚴肅一點說，就是目無中央。
周總理當即責令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的狂熱份子立即撤出外交部，封條完全無效。
會見后，周總理又單獨召見外交部《聯絡站》核心組，否定了他們上報的奪權方案，即“關于徹底解決部領導班子的意見”。周總理氣憤地說，“你們的方案行不通。”
8月25日部黨委封條被啟封，重新開始辦公。外交部“打倒派”短命的奪權丑劇再次遭遇挫敗。
8月31日，周總理再次召見外交部《聯絡站》頭頭、姚登山及部黨委成員。周總理說：當前最大的兩個錯誤，一個是沖擊解放軍，一個是從“左”的方面動搖黨中央的領導。你們內部是有敵人的，你們要提高警惕。你們要堅信黨中央，堅信中央文革，堅信中央軍委。最近一個時期，我講話不靈了，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姚登山最近考驗還不夠，在外面的幾個報告，煽動性很大，在外貿部的講話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一個剛回國的代辦，客觀上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
姚登山狡辯說：我是根據王力講話精神，我有錯誤，我負責。我是點革命之火。
周總理怒斥道：你這是推卸責任，批評你們嚴的不是我，我是愛護青年的。…… 姬鵬飛、喬冠華，你們給定了性，可以留用。多一種意見還是有作用的。副部長、部長助理，都叫他們工作。
9月2日周總理在接見國務院財貿系統群眾組織代表時說：“外交部奪權錯了。一個學院的一派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營扎寨，授權《聯絡站》奪取大權！現在撤銷了，看來非把中央抬出來才相信。外交部奪權是錯誤的，已受到批判了，你們不要學外交部，不要受外交部影響，不要再受一次批判，希望你們就此止步。”
正在南方視察運動的毛主席看到“王八七講話”后，斥之為“大大大毒草”。巡視期間，毛主席對各地駐軍及有關省、市負責人指出，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陰謀集團是有，它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后再攻別人；外事口里有壞人、“黑手”、反革命。
1967年9月底，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陸續被隔離審查，極“左”狂潮被扼制住了。隨后在外交部揭批兩面派王力罪行和徹底肅清其“講話”流毒運動中，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也受到應有的懲罰。他們的政治生涯終告完結。
此后毛主席、周總理還多次痛斥外交部奪權。
1970年12月批判陳伯達反黨亂軍罪行時，毛主席指出：“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涂，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1年8月周總理對來訪的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說：“運動發展到（1967年）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鉆進去奪了權”。
1972年6月，在揭批林彪運動中，毛主席又痛斥那幫人說，我們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后天要打倒葉劍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里，在那些所謂“左派”的手里；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最后，筆者認為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王力家屬委托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和發行《王力反思錄（上）（下）兩冊——王力遺稿》。全書共1293頁，約80萬字，定價港幣200元。在《反思錄》中，王力不但沒有深刻反思自己，反而美化自己，嫁禍于毛主席、周總理。在《反思錄（上冊）》第261頁，狂妄自大的王力提到他的“八•七講話”。他說，他的講話“貫穿當時毛主席基本的指導思想”。他還說：“文化大革命全過程他（指毛主席）都是反右為主，但他還是不斷提出反左。可是他的特點，每次都是以反左開始，以反右告終”。（《反思錄（上冊）》第262頁）
在《反思錄（上冊）》第268-270頁中，王力專門談到外交部問題，他辯解說：“現在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說8月7日王力講話煽動奪外交部的權，這個根本不對。外交部之所以不能控制局面，同王力沒有任何關系。…… 外交部是受了一個文件的影響，這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后，有那么一個文件，說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燒一燒。在毛主席那里議論時，我不同意這個方針。…… 外交部不但都燒，而且把駐外大使都調回來燒。…… 外交部癱瘓了。…… 外交部失去控制，主要領導人不能控制局面，這決不是『八•七講話』造成的。”王力還說：“江青因為自己搞亂外交和國防，控制不了局面，蓄意轉移目標，推卸責任，并乘機鏟除王力這個眼中釘，借此煽動一場風波”。（《王力反思錄（上）》第17頁）
王力還詭辯說：“問外交部群眾組織《革命造反總部》的情況，我沒有說什么。我事前奉命說它是保守組織。江青暴跳如雷，說它是保守組織” 。（《王力反思錄（上）》第272頁）他說，“《革命造反總部》被中央文革定為保守組織”。（《王力反思錄（上）》第276頁）事實上，1967年8月王力赤裸裸地煽動外交部“打倒派”制造了不少重大禍亂。
為表白自己反對打倒陳毅和喬冠華，他在1971年11月20日寫過一首詩“懷喬冠華”，聲稱喬是他的好朋友。1972年他寫過一首詩“悼陳毅”，宣稱陳毅是他華東時的老上級，關系一直很好。（《王力反思錄（上）》第14頁和第16頁）
文革初期，王力一伙是有直接發動群眾權力、“左得出奇”的耍筆桿子的幾個文人。他們手握“文革”的重要權力，煽動極“左”思潮，推行無政府主義，促成了運動的消極面，是“文革”的一大禍害。文革運動之所以失敗，重要原因之一是來自“左得出奇”、形“左”實右的干擾以及一些別有用心兩面派的恣意對抗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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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外事系統的兩大派群眾組織
注一：《批判陳毅聯絡站》（打倒陳毅派）的成員有：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紅代會外交學院革命造反兵團、駐外使領館九·九戰斗兵團、歸國留學生遵義兵團、外語專科學校革命造反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首都紅衛兵團、新華社新華公社、紅代會科大東方紅、紅代會農機東方紅、紅代會清華井岡山、紅代會郵電學院東方紅、紅代會師大井岡山、紅代會北醫八·一八、紅代會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紅代會北二醫東方紅、紅代會人大《三紅》、紅代會輕工紅鷹、紅代會礦院東方紅、紅代會化纖紅旗、紅代會地質東方紅、紅代會化工紅旗、紅代會北京工農兵體院毛澤東主義兵團、紅代會師院革命造反大隊、北京語言學院紅旗兵團、紅代會北京林業學院東方紅、中央民族學院東方紅、紅代會商學院革命造反軍、對外文委革命造反聯隊、紅代會機械學院東方紅、紅代會外文局外訓班紅旗、石油學院北京公社、外專局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團、鋼鐵學院延安公社和首都歸僑東方紅公社。辦公地點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學樓《紅旗革命造反團》。
注二：《外事系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委員會》（批判陳毅派）的成員有：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紅旗造反團、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戰斗大隊、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紅色造反聯絡站、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紅色戰斗隊、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革命造反委員會、歸國留學生延安兵團、歸國留學生紅衛兵勤務站、對外文委井岡山革命造反聯絡站、國家科委對外局、全國科協國際聯絡部、國家體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農業科學院紅旗戰斗團、外文印刷廠紅色造反團、外文印刷廠全無敵兵團、外專局毛澤東思想造反團（新總部）、紅代會新北大公社、紅代會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紅代會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紅代會北京第二外國語紅衛兵、紅代會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紅代會北京輕工業學院紅鷹縱隊、紅代會河北北京師范學院東方紅革命造反團、紅代會北京中醫學院紅旗兵團、紅代會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東方紅、北京經濟學院紅旗公社、中央民族學院紅衛兵總部抗大公社。辦公地點在西單貿促會大樓五樓。后來陸續加入的有：駐外使領館革聯、外交部攀險峰野戰兵團、中僑委革命造反公社、北航紅旗、人大三紅、礦院東方紅、郵電學院東方紅批陳聯絡站、北京化學纖維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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