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民主化”別有用心——評何方同志《一定要解決好民主化問題》

　　這樣的“民主化”別有用心

　　——評何方同志《一定要解決好民主化問題》

　　蕭 甫

　　2011年第七期的《炎黃春秋》刊登了《適應時代，與時俱進——建黨九十周年筆談》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是何方同志的《一定要解決好民主化問題》，并在編者按中說明“幾位作者都是老黨員，他們深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奇文共賞之，我們就好好看看這位“老黨員”是如何在字里行間“深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

　　一、何方其人 何方，研究員，男，漢族，1922年10月生，陜西臨潼人。中共黨員。1945年畢業于延安外語學院俄文系。1949年被任命為遼東省青委副書記，時任遼東省委書記的張聞天將其調至身邊直至工作到1959年。現任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中俄友協副會長等。對于作為《炎黃春秋》的核心作者之一的何方同志讀者一定不會陌生，從2001年到2011年7月，在《炎黃春秋》雜志有多篇大論發表，如《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是不是總書記?》(載2001年第1期)、《送劉英大姐西行》(載2002年第10期)、《張聞天的民主追求與實踐》(載2003年第7期)《從陳獨秀張聞天到胡耀邦》(載2006年第6期)等等。同其他“核心作者”一樣，何方同志也是“術業有專攻”，大多數文字都是關于張聞天的，正如那位誓死捍衛朱老總的趙于平一樣。雖然研究的領域不同，但都不是無的放矢，所射出的“矢”都是朝著毛澤東去的。

　　二、陳獨秀、張聞天真的是“最大力氣發揚黨內民主”嗎 何文開頭便說：“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開始的1942年說過，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兩個生動活潑時期，一個是五四運動到大革命，一個是遵義會議到現在。”、“第一個時期的總書記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第二個時期的總書記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張聞天。”，并把二人說成“盡最大力氣發揚黨內民主”。

　　首先，關于毛澤東的這段話我查閱了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的講話和著作，都沒有找到出處。而同樣是出自何方同志之手那篇《從陳獨秀張聞天到胡耀邦》中卻說“毛澤東同志1941年所說，我們黨的兩個生動活潑時期”，也許是何方同志年事過高，記憶力衰退所導致的偏差，但是，作為一名研究員、一名專家，有可能會給人造成不嚴謹的印象。究竟毛澤東在何時何地說過這樣的話，還是請何方同志給出詳細的出處。

　　第二，何文所說的“兩個生動活潑時期”之一的陳獨秀主導時期“黨員享受到應有的知情權、發言權和選舉權，可以公開討論黨的方針政策，批評黨的各級領導。”甚至“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約束和干涉，這一時期的民主制度與民主生活還會更加健康和更加活躍”，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當然不是的。據李達回憶說：“陳獨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當時雖相信馬克思主義，卻完全帶著惡霸作風，領袖欲極強。每逢同志們和他辯論的時候，他動輒拍桌子，摔茶碗，發作起來。”;1980年7月《光明日報》發表《從陳獨秀的封建家長制作風談起》，張靜如在文中認為：“陳獨秀為人自信，常以長輩和先知者自居，他指導青年是認真的，卻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做事很積極，但喜獨斷。”“為了推行他那條路線，他完全實行封建家長制統治，凡是與他不一致的認識、意見，他一律排斥，不予考慮，并且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采取組織措施……陳獨秀既不要群眾，也不要集體領導，唯我獨尊，就完全破壞了黨的建黨原則。”

　　第三，既然歷史上陳獨秀不像何方同志所說那么“民主”，那么“開明”，那么張聞天是不是“最大力氣發揚黨內民主”了呢?同樣也不是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他們根本不顧中國的國情，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卻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堅持“城市中心論”。錯誤的批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在這種形式下，王明、張聞天等人粗暴的干涉中央蘇區的內部事務，在贛南會議上取消了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外。對不同意臨時中央意見的同志進行無情打擊。1931年10月3日至8日的第一次寧都會議上，蘇區中央局秉承王明、張聞天的旨意，解除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權，強迫毛澤東離開紅軍，這就導致了后來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喪失。1933年，進入中央蘇區的的博古、張聞天掀起了一場批判“羅明路線”的運動，撤銷堅持正確意見的羅明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另外，省軍區司令譚震林、省蘇維埃主席張鼎丞也被撤職。此后張聞天又領導了對江西“羅明路線”的清算，毛澤覃、謝維俊、鄧小平、古柏被作為是“毛派”受到了殘酷打擊，蕭勁光作為“羅明路線”代表被判了刑。其實反對“羅明路線”的真正目的就是反對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

　　何文中說“他(張聞天—引者注)履行總書記職責的四年(1935-1938)中”“堅持真正民主的集體領導，一切重要問題由會議討論決定，絕不個人說了算”。在這里，何方同志仍然是老調重彈，據1982年12月28日陳云對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會議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的親筆批復：“六屆四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也沒有設常委。……說遵義會議毛主席增補為書記處書記也好，說他被增選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而不表明當時中央正式設有書記處和常委。”、“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和博古雖然先后擔任過黨中央的負責人，但他們都沒有總書記的稱號。所以，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負總的責任，而不是接替他任總書記。我記得，自從向忠發以后，我們黨直到八大沒有再設過總書記。”在這里可以看出從1931年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56年的八大黨內根本就沒有總書記一職，說張聞天“履行總書記職責的四年”也就更無從談起。實際上自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就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長征途中，毛澤東指導紅軍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沖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后來更是領導全黨全軍戰勝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奠基西北。從瓦窯堡會議的召開、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到抗戰的全面爆發后毛澤東在一時期是當之無愧的領導人。

　　由此可見，何方同志對研究歷史并沒有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是憑著個人的好惡去評價歷史，顛倒黑白的臆造出“兩個生動活潑時期”。當然，陳獨秀、張聞天所犯這些錯誤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有著極大的關系，要進行具體的分析才能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三、召開會議的多少不能成為衡量黨內民主的標準 何文中提出“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黨中央的會議就大為減少了”，并把七大、八大、九大、十大沒有按“五年一次”召開作為衡量黨內民主的標準。其實，七大的召開是經過長期準備的，只是由于抗日戰爭形勢的不斷變化才于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4月23日召開。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中說，中共中央決定于最近半年內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為五百人，希望共產國際派代表指導。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繼續討論了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問題。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最后一個問題談了“召集黨的七次代表大會”的問題。1939年6月14日，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于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1941年至1943年，中央先后通知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北方局書記彭德懷等來延安參加召開七次大會的準備工作。至于八大的延期召開也是由于三年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后嚴峻的形勢所限，所以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后的1956年9月15日舉行。九大的召開受三年自然災害和與蘇共的論戰的影響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當1969年4月九大召開時，恰恰是全國革命委員會基本建立，文化大革命進入到“斗批改”的最后階段，意義深遠，根本不是何文中說的“這兩次會(九大和十大——引者注)的重點都是要在黨章中確定林彪的地位”。

　　黨的會議是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實際的需要而召開的，正如九大黨章所說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四、駁何文對恩格斯的謠言 何文在解釋“黨內沒有民主”根源的時候說恩格斯把“馬克思主義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以《共產黨宣言》、《法蘭西階級斗爭》、《哥達綱領批判》三大名篇為代表，堅持共產主義理念，主張暴力奪取政權。后期的馬克思主義不再堅持共產主義理念與目標，主張和平過渡和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其實這種說法早不是什么新鮮東西。最遠可以上溯到19世紀末恩格斯逝世，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伯恩斯坦提出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最近就是2007年十七大召開前謝韜先生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在何文作者依然拾人牙慧：恩格斯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明確宣示放棄共產主義理念。可惜列寧生前沒能看到這一重要文獻。”也可能何方同志根本就沒有看過這篇著作，道聽途說的將謝文中“恩格斯放棄暴力革命”說成恩格斯“明確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念”，當時，謝韜先生的這一理論已經提出，就遭到了理論界和史學界的反駁，最著名的就是奚兆永教授的《二十論民主社會主義》。即使這樣，還是有必要把這個問題做一個簡要的說明。

　　上面提到的恩格斯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即《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載于中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頁。這篇著作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間為《法蘭西階級斗爭》單行本寫的。下面這段話曾經被歷代修正主義者視為恩格斯晚年轉變的重要依據：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聯系全文我們可以看出“一八四八年的斗爭方法”指的是“舊式起義”，即“筑壘的巷戰”和“突然襲擊”，這個可以在后文中“在19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得到印證，根本不是謝韜之流宣揚的那樣。從這里還可以看出，面對資產階級強大的軍隊，“舊式起義”已是不可能了，這就直接提出了一個現實問題，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就必須要有自己的軍隊。從這點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并不是要放棄暴力革命，恰恰是堅定了暴力革命的信念。正如恩格斯后來的信中所說：“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么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如果說當時恩格斯放棄的暴力革命的主張，又怎么能有后來的這些話呢?

　　五、毛澤東是黨內民主始終如一的踐行者 從何文對陳獨秀和張聞天的吹捧不難看出作者是想說明毛澤東破壞了黨內民主。實際上，毛澤東不但是指出和使用“黨內民主”一詞的第一人，更是黨內民主始終如一的踐行者。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就熱情贊揚的農民運動，而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固執己見，不愿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說工農運動是“過火”、“妨礙統一戰線”。毛澤東經過32天的考察，寫下那篇著名的《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稱贊農民運動“好的很”對陳獨秀的錯誤意見進行抵制。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一文指出：“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說明了軍隊內民主的重要性。在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批判了那種“極端民主化”的傾向，闡明了極端民主化“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斗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1937年5月7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統一戰線而斗爭》里第一次使用“黨內民主”，指出了黨內民主的極端重要性。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更加重視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如他在《關于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這些這著作中進行系統的總結。

　　建國以后，毛澤東針對執政黨普遍產生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領導開展了多次整風， 1957年毛澤東發揚民主，主張開門整風，但是一些人趁機提出一些右派論調，如，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楊玉清的“下轎下臺”等，中國共產黨不得已進行必要的反擊，開展了反右運動。后來在中央書記處的直接領導下反右運動出現了擴大化，許多敢于講真話的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此后，毛澤東多次提出要敢于講真話的主張，他指出“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扣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面上無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么都不怕了。沒有精神準備。當然不敢講話.難道犧牲可以封住我們的嘴巴嗎?我們應當要造成一種環境，使人家敢于說話，交出心來。……這對群眾來說是對的。先進分子應該不怕這一套，要有王熙鳳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22日)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就是李云仲針對大躍進中一些人的極“左”做法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毛澤東高度贊揚的他的這種直言精神，在批示中說：“他不穩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他認為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不過時間要長一些，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信的作者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評，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認為很中肯。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在官僚主義越發嚴重，黨內和黨外民主遭到巨大破壞的情況下，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因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澤東：《和卡博、巴魯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8日)他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結合。”不論黨內還是黨外都享受了大民主帶來的權利，“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一度被作為群眾的權利寫進了《憲法》。文化大革命后期，福建一位普通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出現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抱病對李慶霖的信作出批示并對李慶霖高度稱贊。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何方同志這樣的“民主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黨員的民主，勞動大眾的民主，而是戈爾巴喬夫那種的虛偽的“民主化”、“公開性”的翻版，只能是“包容異質思維”的翻版，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化”，而這種自廢武功的“民主化”前蘇聯人民和東歐人民已經領教過了，何方同志再撿起來販賣是不是別有用心呢?

　　2011-7-13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