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國農民問題

毛澤東與中國農民問題

崔振生

來源：《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本博網摘編犮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毛澤東始終關注著中國農民問題，他以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為指導，對中國農民問題進行過多次系統調查、長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沒有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就不可能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認真學習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深入研究農民問題，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仍然是一個根本問題。正如《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所說：“農民和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

　　一、農民問題是毛澤東始終關注的一個根本問題

　　美國哈佛大學 歷史學博士龔忠武在《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一文中寫道：“中國廣大的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從古到今，誰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就能夠控制農村，誰就能夠統治中國，就能使中國長治久安。當然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早就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政治上的這個訣竅，這個千古不易的中國歷史規律，所以中國共產黨勝利了，國民黨失敗了。”①這段話說得很精辟。中國革命之所以勝利，就是因為毛澤東敏銳地抓住并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一農民問題。

　　毛澤東生于農村，自幼與農民有較多接觸，對貧苦農民懷有真摯而深厚的感情。學生時代，他多次深入農村，調查農村和農民情況。投身革命后，他長期從事農民運動，領導農民進行武裝斗爭。因此，毛澤東以對農民的深厚感情，始終關注農民——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早在童年時代，毛澤東在讀舊小說時，有一件事感到很不平。他說，“這些舊小說里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于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后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②1917年，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曾用一個月的時間，行程900里，徒步考察了長沙等五縣。他后來回憶說：“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歷了五個縣。”“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③毛澤東童年的農村生活和學生時代對農村的調查，培養了他對農民的深厚感情。直到建國后，他還保持著若干農民生活習性，自豪地稱自己是“農民的兒子”。當警衛戰士把農民吃的糠菜窩頭送給他時，他竟雙手顫抖，流出同情而又內疚的眼淚；當他得知江西省余江縣消滅血吸蟲時，竟浮想聯翩，夜不能寐。

　　懷著對農民的深厚感情，毛澤東開始了對農民問題的研究。1925年毛澤東回到家鄉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經過和農民接觸，他發現農民不僅是個受苦的階級，而且“非常富有戰斗性”。④可見，他對農民的認識已經實現了巨大的思想升華，即不僅把農民做為被同情者，而且，把農民看做革命的基本動力。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農民問題。他把學生按不同省籍，組成各省農民問題研究會，組織學生到海豐、韶關等農村搞社會調查，并把學員的調查材料加以選編，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農民的歷史文獻《農民問題叢刊》中。同年，毛澤東對江浙及長江流域農村進行了考察，于同年9月寫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鮮明地提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⑤他號召從事農民運動的同志，“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工人學生等革命力量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軍閥的國民運動。”⑥為了回擊國民黨右派對農民運動的污蔑，1926年底，毛澤東回湖南，步行1400里，走訪了五個縣，做了32天調查，并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做出了“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的科學論斷。可見，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及時把部隊轉入農村，建立農村根據地，并不是無路可走時的權宜之計。長期以來形成的關于農民問題的思想，是他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思想基礎。

　　在奪取政權的斗爭中，毛澤東緊緊抓住農民這個根本問題，把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十年內戰，毛澤東一邊指揮武裝斗爭，一邊深入研究農民問題。他先后搞了永新調查、寧岡調查、閩西調查和興國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寫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關于土地斗爭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1934年，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階級路線。他說：“土地斗爭的階級路線是，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與消滅地主。這一路線的正確應用，是保證土地革命斗爭勝利發展的關鍵，是蘇維埃政權對于農村的具體政策的基礎。”⑦這標志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已經成熟和系統化。他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融為一體，創立了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道路。而武裝斗爭，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根據地建設必須依靠農民；土地革命，是為了解決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進而調動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可見，這條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正是毛澤東長期以來形成的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由于毛澤東對農民問題進行了長期調查研究，所以他能夠站在正確立場上，對錯誤路線加以抵制。1931年共產國際發出“加緊反對富農”的指示，王明路線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于1933年制定了“削弱富農”的政策，并指出“消滅富農的傾向是錯誤的”，“對地主取消滅的政策，對富農則取削弱的政策。”⑧

　　抗日戰爭中，為了團結中小地主階級抗日，同時又減輕農民負擔，我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為發動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戰爭打下了基礎。解放戰爭轉入戰略反攻后，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則列為三大經濟綱領之首。可見，毛澤東對解決農民問題是何等重視!

　　全國解放前夕，當全黨工作重點即將由農村轉入城市時，毛澤東及時告誡全黨，“決不可以丟掉農村，僅顧城市。”⑨建國后，他又指出：“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⑩為了使農民走上富裕道路，毛澤東首先在農村發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并確立了依靠貧農、下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的階級路線。在極少社會震動的情況下實現了農村根本性變革。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為了領導全國人民渡過難關，首先從農村入手，糾正“左”的錯誤。他親自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進行調查研究，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對農民關心的若干問題，如供給制、按勞分配、食堂問題進行了比較恰當的解決，從而穩定了農村，調動了農民積極性，恢復了農業生產。

　　不難看出，農民問題始終是毛澤東關注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充分說明，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

　　二、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

　　關于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曾做出許多科學論斷，如農民是無產階級天然同盟軍的思想，工農聯盟的思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不能用暴力剝奪小農的思想，通過示范和提供社會援助引導農民“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11)的思想。毛澤東繼承了這些光輝思想，并結合中國革命實踐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

　　1.關于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的思想。馬克思在總結1848 年歐洲革命失敗的教訓時說：無產階級如果把農民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下爭取過來，作為自己的同盟軍，那么“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會變成孤鴻哀鳴的。”(12)恩格斯從法國農民支持波拿巴的投票中認識到，違反農民意志，任何變革都是不可能的。他提出，為奪取政權，德法諸國的社會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跑到農村，成為農村中的力量。”(13)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當時主要是從政治上考慮，無產階級只有爭取農民這個同盟者的支持，才能孤立無產階級的敵人，奪取政權。他們并沒有把農民做為革命的基本動力，而是把農民視為介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中等階級”，是無產階級應該爭取的同盟者。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中等階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都是為了維護這種中等階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14)法國農民投票支持路易·波拿巴上臺后，馬克思說：“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袋馬鈴薯是由袋中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15)

　　列寧根據俄國國情，對農民的革命性做了比較充分的估計。他說：“只有當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群眾以積極革命者的資格同無產階級奮斗的時候，俄國革命才會真正開始發展起來。”(16)列寧還提出，東方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注重農民革命斗爭。但是，列寧在俄國1905年革命中，也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在實行革命轉化時，“要麻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十月革命后，列寧認為“農民和任何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處于中間地位”，即一方面是要求擺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勞動群眾”，另一方面又“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動搖不定”(17)。可見，列寧是把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同等看待的。

　　毛澤東沒有照搬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農民問題的個別結論，而是從中國社會性質這個基本國情出發，充分肯定了中國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特殊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首先，在階級劃分上，他第一次明確提出，農民中只有“自耕農”屬于小資產階級的范圍，占農村人口70%以上的貧農、半自耕農則是農村半無產階級，雇農是農村無產階級。這就在階級劃分上確立了農民的主力軍地位，避免了籠統地把農民視為小資產階級的模糊觀念。其次，在社會性質的分析上，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敵人，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這就決定農民不僅是無產階級反帝反封建的同盟軍，而且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實質上是農民戰爭，“新民主主義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18)這樣，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19)

　　這里，毛澤東完全是從中國的社會性質和農民的實際出發，突破了馬克思主義根據西歐情況對農民做出的結論，第一次充分肯定了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為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在農村找到了自己強大的依靠力量，農村根據地在敵人的包圍中得以鞏固和擴大，工農武裝割據成為現實。正如毛澤東所說，“由于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的斗爭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之下”。這樣，就使得“中國革命有在農村區域首先勝利的可能。”(20)

　　2.關于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聯合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多次闡述過工農聯盟的思想，特別是列寧把維護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工農聯盟的思想，特別強調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并把工農經濟方面的聯合看做鞏固工農政治聯盟的基礎。早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指出：“為著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為著這一切，就需要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21)他認為，“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是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領導的前提(22)。因此，毛澤東始終注意給農民看得見的物質利益，通過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鞏固工農政治上的聯盟。在民主革命中，他把解決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做為開展農村武裝斗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基礎，把土地制度的改革做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先后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抗日戰爭中，為減輕農民負擔，在抗日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解放戰爭前夕，中央發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消滅封建剝削，實現耕者有其田。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在土地制度改革中，毛澤東沒有照搬蘇俄土地國有的土地政策，而是從中國農民的切身需要出發，不僅給予農民以土地使用權，而且給予貧苦農民以土地所有權，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從而調動了農民參軍參戰的積極性，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

　　解放戰爭勝利前夕，全黨工作重點即將由農村轉入城市，毛澤東及時提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業和農業，緊密聯系起來。”城鄉關系、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實質是工人和農民的關系。城鄉兼顧的思想，是毛澤東戰爭年代從經濟上鞏固工農聯盟思想的繼續和發展。1956年，毛澤東在總結蘇聯教訓時說，“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好地處理國家同農民的關系”(24)，并提出對工農業品交換采取縮小剪刀差，實行等價交換或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而反對蘇聯那種把農民挖得很苦的做法。1958年后，他率先糾正“一平二調”“左”的錯誤，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農民利益，鞏固工農經濟方面的聯合，調動農民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

　　3.關于團結農民大多數，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級關系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不僅建立了關于農民問題的系統理論，而且確立了科學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澤東把農民做為革命主力軍，是就農民整體而言。實質上，革命主力軍主要指占農民總數70%以上的貧農。他稱贊貧農是“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力量”(25)，是“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革命大業的元勛”(26)。同時，他又十分注意團結農民中的其他階層。團結農民大多數，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是毛澤東基本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對于中農，毛澤東一向采取非常審慎的政策。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中農的向背，關系土地革命的成敗”(27)。同年，他首次提出“富裕中農”的概念，而把中農中的其他階層做為土改中的依靠對象。無論在土改中，還是社會主義改造中，他都一再重申不得侵犯中農利益，“容許一部分中農保有比較一般貧農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為高的土地量”(28)，并要求“各地在平分土地時，仍須注意中農的意見，如果中農不同意，則應向中農讓步”(28)。為了調動中農的積極性，迅速恢復農業生產，他強調，在老區應“吸收中農中的積極分子參加農村的領導工作”(30)。土改后，毛澤東根據農村階級關系變動情況，把中農分為上中農、下中農，對下中農又分為新中農中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的下中農，把新老中農中的下中農做為依靠對象，從而解決了合作化時期依靠和團結農民大多數的問題。

　　對于富農，毛澤東則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俄國的政策和策略。在俄國，富農經濟比較強大。十月革命后，富農站在反革命勢力一邊，瘋狂反對十月革命。所以列寧稱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死敵”(31)，把反對富農的斗爭稱為“最后的決戰”(32)。毛澤東則根據中國富農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同時為了孤立封建地主階級，穩定中農，使貧農免于孤立，對富農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30年5月，他作了尋鄔調查，專門了解富農與地主的問題，1930年6月，并在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上通過了《富農問題》的決議。在查田運動中，他對共產國際“消滅富農”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富農進行“無情堅決斗爭”的指示進行了抵制，提出了“削弱富農”的政策。在土改中，他把富農區分為舊富農、新富農；惡霸分子和非惡霸分子；封建富農、半封建富農、資本主義富農。對富農的財產又區分為富農經營的工商業和多余的土地，而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50年，為了發展生產、減少土改的阻力，防止四面出擊，他又把原來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中立富農的政策。直至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才制定了最后逐步消滅富農的政策，從而孤立了地主階級，穩定地團結了中農，壯大了貧農的力量。

　　毛澤東為黨在農村制定的階級政策和策略原則，其出發點是最大限度地團結大多數農民，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孤立敵人，奪取勝利。

　　4.關于既要尊重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又要對農民進行教育引導的思想。尊重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和歷史主動性，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在中國，尊重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就不能不尊重占群眾大多數的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正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毛澤東一向尊重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國民黨右派攻擊農民運動為“痞子運動”時，毛澤東旗幟鮮明地稱贊貧苦農民是“革命先鋒”。毛澤東滿懷激情地稱贊農民運動：“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里打翻他們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33)請看，他對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何等尊重!

　　做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在尊重農民革命首創精神的同時，清醒地認識到，農民做為小生產者，并不能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信念。由于小生產的限制，農民自身有很多弱點，只有加以正確的思想引導，農民的革命積極性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提出對農民加以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他說：“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34)他指出，由于農民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業群眾則具有無政府思想)，所以他們不能成為戰爭的正確領導者”(35)，因此，“應該長期地耐心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斗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36)為了抵制農民小生產者的消極的思想影響，他一貫強調在思想上建黨、政治上建軍，把以農民成分為主體的黨建成無產階級政黨，把以農民成分為主體的軍隊建成無產階級軍隊。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對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的嚴肅批評，實際上就是對農民小生產者落后思想的批評。毛澤東尖銳地指出，“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37)解放區的土改開始后，他嚴厲批評了反映農民小生產者思想的絕對平均主義，指出絕對平均主義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38)。同時，他對“群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等反映農民小生產者狹隘思想的非無產階級口號都及時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建國前夕，當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即將提到日程的時候，他又嚴肅地把教育農民的問題提到全黨面前。他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39)。

　　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是系統的、豐富的。除上面論及的以外，還有許多思想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如，不斷提高農業社會生產力是黨在農村工作中心的思想；相信農民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通過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國家幫助，逐步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工人階級和農民在新的基礎上結成更加鞏固的聯盟的思想；農村的社會改革與技術改革同時并進的思想；根據農民的覺悟程度確定黨的農村政策，當農民未覺悟時，要積極引導，不要逼著他們去干的思想。這些寶貴的思想遺產，對于我們仍有重大意義。

　　三、學習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的幾點啟示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中，農民問題仍然是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仍然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1.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西方資本主義是靠掠奪農村、剝奪農民來進行資本原始積累、以促進城市繁榮和現代化實現的。我們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不能走使農民破產來實現現代化道路，而必須堅持城鄉兼顧、共同繁榮，使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都實現現代化，使工人和農民都富裕起來。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不僅是農業和農村自身的要求，而且是全面實現現代化的要求。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實現，需要工業的支援、城市的幫助，但主要還是靠農民自身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和素質的提高。沒有農民自身的努力，農業現代化不可能實現。其余三個現代化也不可能實現。這說明，農民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主力軍，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都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農業的穩定發展，是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農村的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安居樂業，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是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村穩定的保證。農業發展了，農村穩定了，就會為工業發展、城市繁榮和整個社會的穩定提供堅實的基礎。鄧小平說：“對內經濟搞活，我們首先從農村入手。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40）可見，農民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力量。

　　既然農民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推動改革的主力軍，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力量，那么很自然地應該得出結論，農民問題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

　　2.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中，我們仍然要十分注意鞏固工農兩大階級經濟方面的聯合。工農聯盟是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只有建立起鞏固的工農聯盟，才能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3.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中，我們仍然要十分尊重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尊重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是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的一條重要內容，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基本要求。在中國，離開占人口80%的農民來談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是不可思議的。對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是否尊重，從本質上說是對群眾的態度問題。

　　列寧說：“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37)。我們通過改革所要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一種生機勃勃創造性的社會主義。建設這種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答案，也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靠哪個天才頭腦的憑空構想，它需要千百萬群眾的智慧和創造性的實踐。因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中，更需要十分尊重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

　　4.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中，仍然要十分注意對農民進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導，以幫助他們擺脫歷史的包袱，提高自身素質，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民。

　　總之，農民問題是毛澤東始終關注的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今天，我們學習他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就要吸收其思想精華，調動9億農民的積極性，把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推向前進。

　　(作者單位：遼寧省阜新市細河區政協)

　　注釋

　　①《中流》1992年第1期。

　　②③④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09頁，第122頁，第135頁。

　　⑤《農民運動》第8期，1926年9月21日。

　　⑥轉引自張寧一《中國共產黨大事典》第64頁。

　　⑦(27)轉引自曲折《歷史大潮中的毛澤東》第131頁，第130 頁。

　　⑧1933年10月《斗爭》32期，1933年6月14日在八縣查田運動大會上的報告。

　　⑨(23)(28)(29)(30)(38)(39)《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427頁，第1427頁，第1314頁，第1251頁，第1277頁，第1314頁，第1477頁。

　　⑩(24)《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6頁，第274頁。

　　(11)(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上)，第310頁，第296 頁。

　　(12)(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下)，第699頁，第693 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上)，第261頁。

　　(16)《列寧選集》第1卷，第590頁。

　　(17)《列寧選集》第4卷，第92頁。

　　(18)(19)(20)《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92頁。第692頁，第635頁。

　　(21)(22)(25)(26)(33)(34)(35)(37)《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19頁，第130頁，第20頁，第21頁，第16頁，第77頁，第183頁，第91頁。

　　(31)(32)《列寧選集》第3卷，第583頁，第584頁。

(36)《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849頁。

(40)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66 頁。

　　(41)《列寧全集》第26卷，第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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