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的反抗，血腥的屠殺：1900年中國人被殺幾十萬

　　疑是義和團，“凡見路旁黑影即開槍擊之”

　　1898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后，清政府一直進行鎮壓，但“拳匪”卻越剿越多，義和團和信基督教的中國民眾的沖突日益擴大。不過，在華的外國人此時仍得到清政府很好的保護。

　　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駐華公使照會清政府，限其2個月內“剿滅”義和團，否則將派兵代為“剿平”。這是明顯違反國際法的挑釁，中國此前被迫簽訂的任何一個不平等條約，都沒有授權列強出兵中國來保護中國國籍的基督教徒。

　　在義和團進入北京后，清政府派兵保護使館和教堂，并在列強壓力下被迫允許各國向北京的使館區增派衛隊。6月2日，列強增加衛隊的數目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當代不少海外學者，如珀塞爾(英)、周錫瑞(美)等都認為，列強派衛隊進京是導致戰爭的關鍵之一。

　　1900年6月10日，英國東亞艦隊司令西摩爾指揮的英、俄、德、法、美、日、意、奧聯軍2000人，不顧清政府的勸阻，強行從天津租界向北京開進，在廊坊受到義和團阻擊。6月12日，各國外交官指揮衛隊和在京外國人“志愿者”，開始所謂“獵取拳民行動”，在北京街頭向他們認為是義和團的中國人肆意開槍。英國使館人員普特南·威爾承認“凡見路旁黑影即開槍擊之”。外交官和使館衛兵在派駐國首都擅自大開殺戒，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駭人聽聞的。6月13日，義和團才開始進入北京內城大規模襲擊教民。但直到這時，駐京清軍也并未進攻外國使館衛隊。6月17日，八國聯軍攻陷清軍駐守的天津大沽口炮臺。到了6月21日，慈禧才以光緒帝的名義向列強宣戰。在外國已經不宣而戰并威逼首都的情況下，恐怕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很難不抵抗。

　　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國聯軍對北京發動總攻。俄軍攻東直門，日軍攻朝陽門，美軍攻東便門。上午11時東便門被攻破，部分美軍最先攻入外城。英軍中午始攻廣渠門，至下午2時許攻入。晚9時，俄、日軍各自由東直、朝陽破門而入。

　　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中國所受毀損詳數永查不出

　　義和團在反教會斗爭中殺害過一些外國人，慈禧在1900年6月24日也下令處死了一些外國人，其中確有兒童等無辜者。但是，八國聯軍對中國人的屠殺和掠奪更狠。

　　外國教會的統計是，共有241名外國人在1900年夏被殺。其他材料，對于外國平民被殺的最高統計是500多人。這些被殺的外國人中，有些是向義和團、清軍或中國民眾先開火的。八國聯軍官兵陣亡總數約2500人，而八國聯軍方面承認，在侵略戰爭中有大量的濫殺無辜行為。

　　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給德皇的信中寫道：“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對於此次戰事有罪之人(指義和團和主戰的清朝的官僚等)，反受損失極小。又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奸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亦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據八國聯軍中的美軍中將查飛的記載：“可以保險地說，每當有一個真正的義和團員被殺……就有50個無害的苦力或農民被殺，其中包括相當多的婦女和兒童。”也就是說，中國平民與作戰者死亡數之比是50比1。

　　英國記者辛普生也記載他在淪陷后的北京目擊的情況：“法國步兵之前隊路遇中國人一團，其內……義和團丁、平民相與攙雜，匆遽逃生。法國兵以機關槍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關槍……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外國在華傳教士也參與了搶劫。據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國梁供稱：“我該不該下令教徒搶劫呢?我于是去會見法國公使……公使認為這個請求是合理的，就立刻準我所請。”

　　八國聯軍經常強指人為義和團，不由分說加以殺害。中國的受害者也包括許多達官貴人。同治皇后的父親、戶部尚書崇綺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其家屬盡為聯軍所拘，驅至天壇，數十人輪奸之”。其妻瓜爾佳氏不堪受辱，歸來后率領全家同日自斃。躲在保定蓮池書院的崇綺聽聞噩耗，也服毒自殺。

　　中央電視臺播出的紀錄片《庚子國變》中，僅北京一地，被八國聯軍殺害的中國人估計達幾十萬，中國北方因侵略者的劫掠和破壞損失的財產價值達數億兩白銀。按照這個說法，說是“北京大屠殺”真是一點也不為過。

　　德國《前進報》：“是誰給了外國人瓜分中國的權利?”

　　在戰爭期間，歐美各國的主流輿論都是譴責中國的。但也有左翼力量認為，戰爭爆發的根源在于列強政治、經濟和文化侵略，因此對中國寄予同情。

　　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政黨。該黨執行委員會主席奧古斯特·倍倍爾在德國議會上慷慨陳詞：“不，這不是什么十字軍東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戰爭。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掠奪戰爭和報復行為，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暴力行為。”1900年6月19日，該黨的機關刊物《前進報》發表社論《鐵拳》。該文稱：“是誰給了外國人瓜分中國人的國家并強迫他們接受外國工業品的權利呢?如果說有所謂‘神圣的戰爭’，那么，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場‘神圣’的民族戰爭……中國在其維護本國領土和民族獨立的斗爭中，應該同布爾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蘭、法國和德國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一樣，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1900年12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領袖列寧，在該黨機關報《火星報》上發表《中國的戰爭》一文。列寧寫道：“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哪一種歐洲人呢?并且為什么憎惡呢?中國人并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并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既然我們不準中國人到我們這來……”

　　1901年11月23日，美國作家和政論家馬克·吐溫，在紐約公共教育協會上發表《我是一名義和團員》(I　am　a　Boxer)的演講，馬克·吐溫說：“為什么不讓中國擺脫那些外國人，他們盡是在她的土地上搗亂。如果他們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國這個國家將是中國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們并不準許中國人到我們這兒來(當時美國政府嚴格限制中國移民)，我愿鄭重聲明：讓中國自己去決定，哪些人可以到他們那里去，那便是謝天謝地的事了。……義和團是愛國者，他們愛他們自己的國家勝過愛別的民族的國家，我祝愿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要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日本的宮崎滔天在《二六新報》上連載《獨酌放言》，稱“你如果生在中國，你也會參加義和團去和八國聯軍拼個你死我活吧?”日本的青柳猛在1901年2月的《女學雜志》發表《義和團贊論》稱：“為了防御手持兇器的強盜而拿起刀槍，決沒有罪，在哪一國的法律上也應屬于正當防衛，不能問罪。”

　　甚至曾被義和團圍困在使館區的曾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也對義和團有所同情。曾于1905年至1909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的柔克義，在致美國國務卿約翰·米爾頓·海伊(John　Milton　Hay，又譯海約翰)的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

　　赫德還認為，列強只能暫時地迫使中國政府鎮壓愛國者，將來中國愛國者必將成功恢復中國的主權：“軍事示威能持續到全部現有以及可能出現的團民都被斬盡殺絕為止嗎?但是怎么能把中國的四億人民消滅光呢?……兩千萬或兩千萬以上的人武裝起來，經過操練，受過訓練而且又受愛國的——即使是被誤解了——動機所激勵的團民，將使外國人不可能再在中國住下去，將從外國人那里收回從中國取去的每一樣東西。……今天的這段插曲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一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是遠東未來歷史的主調;公元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國!”

　　1900年后，中國不再出讓租借地

　　眾所周知，義和團裝備落后，組織松散，缺乏訓練，是難以戰勝侵略軍的。但從敵方記述來看，義和團的英勇奮戰，確實讓此后侵略者有所收斂。1900年6月底，八國聯軍指揮官愛德華·西摩爾在敗退到天津后說：“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軍覆滅。”

　　八國聯軍中的英軍上校情報官璧閣銜在其《在華一年記》中說：“可以看出義和團的戰術相當簡單。……他們在訓練上所缺少的東西，卻由他們的勇猛來補足了。他們在優勢的敵人面前表現出的勇敢，不斷地使我們信服：中國人并不像我迄今為止所相信的那樣，他們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卻是愛國心和信念。”

　　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在《瓦德西拳亂筆記》中這樣寫道：“吾人對于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無德行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之生氣，……彼等之敗，只是由于武裝不良之故。……世人動輒相語，謂取此州略彼地，視外人統治其億萬眾庶之事，若咄嗟可立辦者，然實則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之四分之一也。……茲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事實上，1898、1899兩年，中國每年被列強強占的租借地有好幾個香港那么大，而1900年之后，中國不再出讓租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