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美聯儲的前世今生
今日世界的美聯儲扮演著世界央行的角色，通過執行各種貨幣政策，美聯儲可以影響全球經濟。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聯儲主席不僅是美國權力金字塔上僅次于總統的第二號人物，也是全球政治與經濟舞臺上的主角。然而，早期的美聯儲卻并非如此。
1907年，美國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第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奧爾德里奇法案》，成立了國家貨幣委員會，將美國金融控制權從私人金融家的手中轉移到政府的掌控之中。時任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的國家貨幣委員會奧爾德里奇是洛克菲勒的岳父。委員會其余17名成員都是外行的政客，因此委員會主要依靠華爾街金融家充當智囊，包括摩根財團控制的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行長喬治•雷諾芝、摩根好友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推薦的經濟學家派亞特•安德魯、委員會顧問則是摩根高級合伙人亨利•戴維森。
1910年11月，華爾街大亨們秘密勾結，齊聚杰基爾島獵鴨俱樂部。杰基爾島是超級富豪的度假勝地，島上的獵鴨俱樂部是直屬摩根財團的高級會所。這些聚集在一起的金融家包括：庫恩—洛布公司麾下的紐約國家城市銀行董事長弗蘭克•范德利普、紐約第一國家銀行總裁查爾斯•諾頓、皮爾龐特•摩根的私人審計師本杰明•斯特朗、戴維森、猶太金融家保羅•華伯格和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派亞特•安德魯。經過兩周的磋商，《聯邦儲備法案》草稿，改變美國金融發展進程的文件——《奧爾德里奇法案》出臺。法案要建立一個由私人金融家主導的中央銀行體系。
當時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很多美國人極為反感英格蘭銀行式的“中央銀行”。當參議員奧爾德里奇在1910年把奧爾德里奇法案遞交國會通過時，遭到民主黨的阻撓。1912年民主黨宣稱：“我們反對所謂的《奧爾德里奇法案》，也反對建立中央銀行。銀行的存在是為了便利大眾，所有跟銀行與貨幣相關的法律，應該確保這種便利，并對大眾有絕對的保障，同時徹底避免有錢人擁有銀行，濫用權力。”
為了避嫌，提交法案的政客們一再強調美聯儲不是央行，也永遠不會成為央行。1913年，眾議員卡特•格拉斯以《奧爾德里奇法案》為基礎擬訂了《聯邦儲備法案》。1913年12月，該法案在國會以壓倒性優勢通過，威爾遜總統批準法案。美聯儲體系的結構框架與杰基爾島秘密會議擬訂的方案相比，沒有任何不同。銀行巨頭們的宣傳活動非常成功地把金融業、政府和人民大眾拉到了同一戰線。1914年11月，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正式運行。
根據法案，美聯儲下轄散布全美各地的12家地區聯儲銀行，為較小的銀行提供交換支票、緊急救援等服務。每個地區銀行由9位理事組成董事會管理，其中6位由聯儲系統內部的會員銀行選出。另外3位由華盛頓的聯儲委員會直接任命，其中1位是內定的地區銀行董事會主席。這些地區銀行均由美聯儲委員會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財政部長和總統任命的成員。
美聯儲委員會沒有獨立的收入來源，也不能發行貨幣，但可以一次授權某一個地區銀行發行貨幣。聯邦儲備銀行被給予了發行紙幣即銀行券的壟斷權。也可以憑空造錢貸款給商業銀行，而財政部放棄了林肯時代發行紙幣的權力。并且，聯儲銀行金庫集中著全美聯儲系統會員銀行的黃金。用這些儲備作調控，會員銀行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步調一致地擴張貨幣供應量與信貸。隨著準備金被集中到了美聯儲的金庫中，在一定量的黃金儲備基礎上，現在銀行可以發放更多的信貸，可以憑空制造更多的錢。聯儲銀行以集中起來的黃金儲備為基礎增發紙幣和擴張信貸；會員銀行則以存在聯邦儲備銀行里的準備金基礎上擴張信貸；而那些放棄加入聯儲系統的商業銀行則必須把準備金放在聯儲系統會員銀行里，并在此基礎上擴張信貸。
聯儲銀行能通過調整會員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來控制貨幣供應量。例如，美聯儲只要將商業銀行法定最低準備金率削減一半，商業銀行需要維持20%活期存款總額的黃金作為準備金，因此可以以5∶1的比例進行信貸擴張，在聯邦儲備系統成立之后，最低準備金率被降低到了10%，現在銀行能以10∶1的比例擴張信貸，貨幣量得以增加了一倍。
美聯儲并非像很多人說的那樣完全由私人銀行家控制的中央銀行，只有各個地區銀行的行長是貨真價實的金融家，而董事會成員都是拿政府薪水的官員。因此，美聯儲本身不過是政府與金融家構成的利益集團之間相互妥協的產物。
在美聯儲成立初期確實被摩根財團為代表的私人銀行家所控制。在美聯儲系統中，華盛頓的聯儲委員會盡管是聯儲銀行的監督者，但權力卻被架空。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占有絕對統治的地位，誰控制了紐約聯儲銀行誰就控制了美聯儲。早期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相當于今天美聯儲主席。第一位登上這一寶座的是出身摩根財團的本杰明•斯特朗。“一戰”時，斯特朗將當時迅速增加的國債作為抵押票據，逐漸成為美國財政部唯一的財務代理，其他地區聯儲銀行因未能及時作出反應而被邊緣化，結果分散于12個美聯儲地區銀行的權力被集中到紐約美聯儲銀行手中。
由于斯特朗本人的特殊出身，紐約聯儲銀行成為摩根財團在美聯儲系統內部的代理公司。此外，繼威爾遜總統、哈丁總統之后的柯立芝總統、胡佛總統也均與摩根財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柯立芝在政壇上的崛起離不開摩根兩個合伙人德懷特•莫羅和托馬斯•柯克倫的幫助。胡佛總統的政治顧問是繼戴維森之后擔任摩根財團掌舵者——摩根合伙人托馬斯•拉蒙特，胡佛每周都會定期向他們咨詢3次。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財政部長安德魯•M.梅隆出身梅隆家族。該家族長期與摩根財團保持著合作伙伴關系。接替梅隆出任財政部長的奧格登•米爾斯也是摩根財團旗下紐約中央鐵路公司一位管理層的兒子，胡佛時代的國務卿亨利•史汀生是摩根私人律師伊萊休•魯特的學生和合伙人。結果，美國金融控制權仍然掌握在以摩根財團為首的大金融家手中。
威爾遜總統晚年時曾悔恨不已地作過這樣的反省——“我是最不快樂的人。我不知不覺中毀了我的國家。一個偉大的工業國被其信用體系所控制。我們的信用體系是很集中的，因此，國家的發展和我們所有的活動都被掌控在一小撮人的手里。我們成為文明世界統治最差的政府之一，完全被掌控和主宰的政府之一，它不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政府，不再是一個有信仰和多數人投票的政府，而是一小撮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想法和威脅下的政府。”
這樣的結果讓很多人感到，美聯儲是金融家操縱政治權力的一種陰謀。少數金融家通過控制美聯儲達到控制美國經濟乃至于控制全球經濟的目的。還有好事者制作出了金融家控制中央銀行與貨幣特權的路線圖：
第一步，發行銀行券或信用貨幣的特許權由政府授予金融機構。
第二步，政府稅收部門開始接受仍然由私人金融機構發行的銀行券來支付稅款而不必直接收取貴金屬貨幣。
第三步，政府在戰爭、災荒等緊急事件中需要籌措資金，于是金融家通過巨額貸款支援政府，由于數額太大，以至于政府無法在短期內還款，這些貸款都變成了長期借貸，由此金融家逐漸控制政府權力。
第四步，信用貨幣發行過量，無法兌換足量的貴金屬貨幣，結果變得分文不值。
第五步，公眾產生恐慌，拒絕接受銀行券。金融家控制的政權強行賦予中央銀行發行的銀行券法定貨幣的地位。法定貨幣無法兌換貴金屬貨幣，如綠背美元和人民幣等現在的各國紙幣。發行者也沒有將貨幣兌現為實物的義務；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為合法通貨的貨幣。法定貨幣的價值來自擁有者相信貨幣將來能維持其購買力。
第六步，法定貨幣使得金屬本位制無法實行。極少數金融家通過中央銀行調控信用獲得絕對的金融控制權。
其實，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結構非常復雜的大系統。越復雜的系統越難以預測未來的變化趨勢，也越難被極少數家族長期穩定地世襲式控制。因此，僅僅通過控制美聯儲這樣的機構并不能長期地、完全地控制整個社會經濟系統。各個金融勢力之間以及金融勢力與政治勢力之間的關系并不穩定，有時它們會像很多陰謀論者所說的那樣相互勾結，有時則相互利用，有時也會產生難以克服的矛盾。
羅斯福新政時，摩根財團對美聯儲以及美國金融的控制遭到了阻擊。洛克菲勒財團、華爾街新興的猶太財團如擊垮庫恩—洛布公司的雷曼兄弟和高盛投行、愛爾蘭裔天主教勢力代表肯尼迪家族、意大利裔創建美國銀行的賈尼尼家族與修建胡佛大壩的貝泰工程公司等結成強大的反摩根同盟要將摩根財團拉下馬來。
1929年經濟大危機開始時，洛克菲勒財團趁勢侵吞摩根財團所有的大通國民銀行。反摩根同盟推動了新政時期1933年和1935年的銀行法案，通過這兩個法案將美聯儲改頭換面：聯儲委員會直接下屬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負責公開市場操作，地區聯儲銀行的總裁任免權由聯儲委員會掌握。美聯儲控制權永久性地從摩根財團和紐約聯儲銀行手里轉移到華盛頓政府手里，包括紐約聯儲銀行在內的地區分行從此成為次要角色，摩根財團的權力也隨之喪失。
“二戰”以后，由以洛克菲勒財團為首的東部權勢集團掌控了美聯儲。東部權勢集團是美國統治階級的核心，決定了國家的經濟計劃與方針，控制了國家的國會兩院與總統選舉，制定對外政策，在道德文化方面也深深影響著全國其他地區。它由一系列美國東北部各工業大州的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費城的財團組成，包括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摩根等財團。東部權勢集團指美國東北海岸上層階級家族的首腦人物與他們控制的支配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機構網——第一流的金融、工業、媒體、法律事務所、制定政策的團體、高級俱樂部、大型基金會和名牌大學。前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是摩根財團的摩根保證信托公司決策委員會的一員。他的前任保羅•沃爾克則長期以來一直是洛克菲勒帝國的仆役，曾是洛克菲勒旗下的埃克森公司和洛克菲勒財團的總部大通曼哈頓銀行的經濟學家。
1933年，羅斯福政府放棄了金本位，美國公民禁止持有黃金，必須將手中的黃金兌換成美聯儲紙幣，而美聯儲紙幣自然順理成章地成了法定貨幣，可以被用來清償所有的公共或私人債務，還能用來納稅。此舉讓美國有價證券的投資者損失600億美元，相當于現在的8 000億美元。同年，羅斯福政府建立新的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為儲戶存在銀行里的錢提供保險來穩定金融市場，保證所有的銀行儲戶在銀行倒閉時能夠減少損失，而方法則是通過預先給銀行提供一大筆貸款擔保來扶持銀行系統。其實它的資產僅為存款總額的1%～2%。
美聯儲的資產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美聯儲將黃金交給財政部來保管，財政部則提供“黃金券”作為收據，保證按面值100%兌現儲存在財政部肯塔基州諾克斯堡金庫等處的黃金。另一個是美國政府國債。美聯儲負債主要由商業銀行持有的活期存款即存款準備金和聯儲紙幣即美聯儲發行的紙幣構成。而存在美聯儲里的活期存款是商業銀行進行信貸擴張的基石，只有在公眾要求將銀行賬戶里的現金兌現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才不得不去美聯儲取回他們的存款，然后美聯儲才需要開動印鈔機發行聯邦儲備紙幣。
存在美聯儲的商業銀行活期存款以聯儲紙幣方式兌現，因此，無論美聯儲制造多少紙幣都不會破產。比如，美聯儲指示在紐約公開市場上的代理公司購買1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美聯儲只要憑空向紐約聯儲銀行開出一張10億美元的支票，再將支票轉交給了某個政府債券交易商來交換10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國債，接著交易商就去了他開戶的商業銀行把這張支票存了進去，于是交易商在商業銀行里的活期存款就增加了10億美元。商業銀行拿到支票后迅即跑到美聯儲紐約分行，把這張支票存到它自己的活期存款賬戶上，于是它的準備金就增加了10億美元。于是，這家商業銀行可以發放更多的貸款，這些貸款再被存到其他銀行，很快，整個銀行體系的信貸和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將遠遠超出10億美元。因此，銀行存款準備金的變化，或者說美聯儲購買或出售資產導致的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的變化，會產生杠桿效應。那么，美聯儲想要調控貨幣供應量，可以購買或出售任何資產，購買資產，貨幣供應量就會增加；反之出售資產，貨幣供應量則降低。這就是所謂的美聯儲政策工具——公開市場操作，通常在市場上買入或賣出的資產是美國國債。
美聯儲另一個貨幣政策工具是調整法定最低存款準備金標準。如果先前銀行存款準備金為存款總量的10%，突然美聯儲宣布最低準備金率降低為5%，那么貨幣供應量就會翻番。如果最低準備金率提高到20%，則貨幣供應量會減少一半。通過這些貨幣政策，現在的美聯儲也幾乎具有了完全按自己意志決定貨幣供應量的絕對權力。
美國政府權力的擴張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獲得了美聯儲控制權之外，美國政府對經濟金融與工業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權也逐漸擴大。
“一戰”后期的1916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的《國防法》授予總統“直接采購包括任何供應來源的戰爭物資”和在必要時征用工廠的權力，并授權總統任命一個工業動員委員會。同年8月，國會通過的《軍事撥款法》授權成立由陸軍、海軍、內政、農業、商務和勞工部長組成的國防委員會負責協調工業和資源，并成立一個國防委員會的顧問委員會，其全部7名成員由總統根據國防委員會的推薦直接任命。被總統任命為顧問委員會成員中有很多人是金融與工商業巨頭：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總經理丹尼爾•威拉德、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哈德遜汽車公司副總霍華德•科芬、西爾斯百貨公司總裁朱利葉斯•羅森沃德、費城德萊克塞爾研究所所長霍利斯•戈德弗雷博士、勞聯主席塞繆爾•岡珀斯、芝加哥美國軍醫學院秘書長富蘭克林•馬丁博士。戰后的1918年3月，威爾遜總統改組戰時工業委員會，任命伯納德•巴魯克為該委員會主席，并賦予該委員會直接聽命于總統的權力。戰時工業委員會管轄工業原料的調配、生產，工業品和軍需品的采購等。
表面上看，這些金融家、鐵路巨頭和企業主控制了政府的各個戰時機構。其實，這些選出的委員維護的都是國家與政府的利益。比如在戰爭期間，政府需要將每一噸鋼鐵都用于支持軍事，但鋼鐵企業老板卻想從政府身上大發戰爭財。1917年9月21日，戰時工業委員會在華盛頓召集了一個與美國鋼鐵巨頭的65名經理人員協商價格的會議。剛開始，鋼鐵企業提出了遠高于政府期望的價格。戰時工業委員會就此發出威脅：“如果鋼鐵業由于價格已經固定而不愿意全力合作的話，那么，戰時工業委員會就將采取必要的步驟接管鋼鐵廠。”最后鋼鐵企業只能乖乖就范。
1917年5月，戰時工業委員會要求汽車大亨削減生產以降低民用汽車對鋼鐵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政府因戰爭需要而犧牲了汽車業，并將責任全部推到戰時工業委員會身上。但在政府的強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內的所有汽車企業只能服從政府，不僅削減汽車產量，還將一半的生產能力轉產大炮、卡車、坦克、航空發動機和飛機等，為政府提供軍需品。
財大氣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政府宰過一刀。1917年年底，陸軍部與杜邦公司簽訂了一份讓該公司承建納什維爾無煙火藥工廠的合同。無煙火藥在當時屬尖端技術產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夠生產。盡管這兩家公司大規模地增加了生產能力，但仍遠遠不能滿足美國政府和盟國對無煙火藥的需求。政府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和西弗吉尼亞州查爾斯頓市附近的尼特羅鎮開始興建兩個無煙火藥工廠。當陸軍部與杜邦公司之間關于承建納什維爾工廠的合同簽訂后，戰時工業委員會要求必須取消這份合同，絕不能讓政府出錢而杜邦公司卻白白賺取6 000萬～7 000萬美元的利潤。戰時工業委員會威脅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政府在建的工廠提供技術援助，那么政府將在民間專家的協助下獨立建設這座工廠。結果，陸軍部取消了與杜邦公司的合同。與此同時，巴魯克委托美國著名礦業工程師丹尼爾•杰克林全權負責尼特羅工廠的建設和運營。杰克林在9個月的時間內便將尼特羅火藥工廠建成，并于1918年9月生產出了該廠第一批無煙火藥。1918年1月29日，杜邦公司迫于無奈只能與杰克林簽訂了提供技術援助的合同，僅得到200萬美元的技術援助補償。戰時工業委員會完全將火藥生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為火藥原料的硫黃在當時的市價是每噸35美元，而政府采購價格卻只要每噸22美元。
美聯儲：全世界的中央銀行
“一戰”還讓美國政府對海外資本輸出占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在“一戰”之前，像英法這樣的國家都是以私人資本在國外的投資為先導，直接軍事占領自然資源豐富的落后國家與地區或與之簽訂不平等協議保證私人資本的投資利益。即便在發達國家，國債也是以鐵路、礦藏、銀行和工商業的資產為擔保被外國私人投資者持有。因此，以前的國際金融控制權主要掌握在如羅斯柴爾德、巴林和摩根這樣的私人金融家手中。但“一戰”卻改變了這種情況。
“一戰”讓歐洲參戰國的直接損失達到了2 090億美元。戰爭的全部費用消耗了英國32%的國民財富，法國為30%，意大利為26%，美國僅為9%。如果不是美國的貸款，包括英國在內的協約國所有國家都無法承擔這種不創造財富的戰爭損耗。在美國參戰前，協約國向美國私人金融家借債35億美元來購買美國軍火武器。與此同時，歐洲國家征用或轉賣本國公民擁有的美國資產來購買美國生產的軍需品，向美國人出售了價值近40億美元的鐵路債券、普通股和其他證券來換取美國軍火，結果有75億美元的凈資產轉移到美國人的手中。
美國政府對歐洲國家的貸款卻讓私人金融家的借貸黯然失色。“一戰”之初，美國政府卑鄙地誘惑歐洲國家上鉤。當時，美國政府暗示協約國政府，不需要考慮貸款的還本付息條件，大膽地借款即可，只要打敗德國及其盟國，貸款問題都好商量。甚至在一開始的時候，美國對歐洲國家執行了財政援助制度，尤其是對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給美國以巨大無償援助的法國。在美國公眾的支持下，法國收到價值10億美元的美國政府的援助，這激勵法國政府通過向美國政府借款的融資方式來購買美國生產的軍備。法國人以為這些借款實質上不過是國家同盟之間的援助，最終會不了了之。歐洲很多國家都像法國那樣迅速落入美國政府的貸款陷阱。1917年，美國政府借給歐洲國家的錢才30億美元，但到了1921年，協約國欠美國政府高達120億美元的債務。
“一戰”結束后，美國卻并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樣無須歐洲國家還款或少還款，而是要求歐洲國家的欠債連本帶利一個子兒都不能少地統統歸還。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無恥地解釋說，美國不是歐洲國家的盟友，而是一個合作者。因此，美國提供的不是財政援助，而是貸款。于是，美國與歐洲盟國之間的名義貸款轉化為政府之間的債權關系。
不僅是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存在債務債權關系，“一戰”還使一個國家的政府欠下了另一個國家的政府巨額的債務，比如歐洲大陸的國家都欠英國政府的錢。協約國之間的戰爭債務在1923年時高達280億美元。1921～1925年，美國國債占到總額達45.9億美元的債券市場的78.9%。英國發行的債券中的60.5%是政府債券，其中在紐約發行的有36億美元，在倫敦的有近20億美元。以1英鎊兌5美元的匯率計算，在倫敦發行的外國政府債券僅占協約國之間戰爭債務的7%，盡管不到盟國之間的全部戰爭債務加上德國的賠款義務的2%，但卻遠遠超過了1921～1925年間在倫敦的11億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發行的債券。這些數據表明，“一戰”后，政府已經從私人金融家手中接過了國際債務的控制權。
當然，國際債權主要集中于美國政府手中。美國與英法這樣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海外擴張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國以軍事占領或脅迫落后國家與地區作為基礎，為私人資本爭奪海外利益與國際金融主導權。而美國的對外貸款，主要通過戰爭債務方式以政府借貸為主要工具，流向歐洲那些工業化水平與科技水平比自己更發達的國家。
美國國際金融資本從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轉移到政府手中。國際金融資產集中于美國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資本集團手中。政府不僅要考慮金融利益，還要把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綜合在一起，從戰略高度來控制與調整金融體系。換而言之，政府要考慮所有金融與工業寡頭整體的長遠利益，而不是為某一個金融集團謀取短期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務于美國政府所認為的合適目標。這樣的政府不僅將積聚超大規模的國際金融資源，而且將通過外國政府向它們的公民，包括它們的統治階層借款和征收債權稅。換而言之，美國政府正逐漸變成世界警察，而美聯儲也逐漸變成全世界的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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