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節、肖磊：錢鍾書是如何滅日本漢學和日本史的

李節、肖磊：錢鍾書是如何滅日本漢學和日本史的

欲亡一國，先滅其史。說錢鍾書先生滅日本漢學，意思是說他的史學研究水平在日本漢學之上；說錢鍾書先生滅日本史，意思是說他對日本國家的起源做了非常好的提示。

一、《管錐編》與《<史記>會注考證》

《談藝錄》出版時，錢鍾書正在日本占領的上海。錢鍾書對待日本的態度，除了說《談藝錄》是憂患之作外，在序里也有所反映。序言落款沒有使用公元紀年或再版時的民國紀年，用的是壬午年。六十年一甲子，此前的1882年也是壬午年，這一年朝鮮發生壬千兵變，中國、日本因介入朝鮮問題開始交惡，10多年后爆發了甲午戰爭。

從文化上說，日本很長一段歷史時間內都曾是中國的學生。鴉片戰爭后，日本看到過去的老師被歐洲打敗，實行明治維新，在一段時間內科技、學術水平超過了中國。中國老師到那里講學，自然不能示弱。1980年錢鍾書訪日，選取《詩可以怨》，對孔子這個文學兼美學觀點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他的開場白是這樣的：“日本對中國文化各個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認的；通曉日語的中國學者也滿心欽佩和虛心采用你們的成果，深知道要講一些值得向各位請教的新鮮東西，實在不是輕易的事。我是日語的文盲，面對著貴國‘漢學’或‘支那學’的豐富寶庫，就像一個既不懂鎖、又沒有開撬工具的窮光棍，瞧著大保險箱，只好眼睜睜地發楞。”[①]

這篇講演后來改定正式發表，并被收入《七綴集》，這表明錢鍾書對這此文的重視。以錢鍾書對文字的慎重，上面所引的這段話應該不是可有可無的客套。如果我們聯系到當時的背景，我們就能知道，這段話既肯定了日本漢學的卓越研究，也是錢鍾書用自謙之詞提示日本學者注意他的研究。

人文社會科學按經濟學、政治學、歷史、法學、哲學等等分類，是中國受到西方影響后形成的。經、史、子、集是中國的傳統分法。眾所周知，《史記》是中國二十四史中打頭的，是中國史學的鼻祖，同時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對《史記》的研究也成了學問。1934年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出版了《<史記>會注考證》，這部中文寫成的漢學著作是又一次集大成之作。

實際上，錢鍾書不僅對這部代表日本漢學水平的著作相當了解，而且還有批判。1972年錢鍾書開始寫《管錐編》時，正值中日邦交開始正常化。這部書第一冊設專章《<史記>會注考證五八則》，58則就是58篇甚至更多篇的論文，因為有的文很長，探討了不只一個問題。這實際上是錢鍾書接著日本漢學的杰出研究《<史記>會注考證》說的。第一冊還設了專章討論六經之中的史書《左氏春秋》，放在《史記》研究之前，比較了《春秋》與《史記》的傳承關系。80年代他訪問日本時，《管錐編》剛出版不久，日本學界可能還來不及吸收錢鍾書的成果，故他說了上面那番話。

不過中國學者眼大漏神，錢鍾書的研究并沒有引起國內史學界的注意。盛世修典。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編纂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對于條目編撰者，總編委主任胡喬木具體地提出“由最合適的人寫最合適的條目”的原則[②]。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史記》”條[③]，就沒有提到錢鍾書在《<史記>會注考證》基礎上的研究。如果說撰寫此條時離管錐編出版的時間比較近，不識錢鍾書真面目。那么時間過去了30年，應該有所發現。可是撰寫者在2005年《史記》新釋時還沒有注意到。此外，新世界出版社在2009年新版影印的《<史記>會注考證》編輯序言中仍然說：“《<史記>會注考證》問世七十余年來，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

那么，《管錐編》出其右了嗎？茲舉下例。

二、錢鍾書對日本國家起源的研究與提示

中國解放前文盲很多，就是侯寶林先生這樣的語言大師也認字不多。司馬遷時想來文盲應該更多。一些歷史事實往往變成口口相傳的故事，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司馬遷在世時離秦亡并不久遠，隨同漢武帝到過魯地封禪。齊魯一家。文學家兼史官司馬遷在那里聽到齊人徐福東渡的故事，應該可能。他做了一番研究把它記在了《秦始皇本紀》里。

瀧川資言在這篇本紀里考證了徐市、徐巿、徐福三者之間的關聯，認為是同一個人，把名字搞錯了。《管錐編》認為這個看法并不新鮮，中國元朝時的吾邱衍就已經辨析過了，而清朝說了黎庶昌把兩個字的關系弄反了[④]。看起來寫得很淺：就是有幾個人把徐福的名字弄錯了，元朝、清朝都有人說過這事。這是錢鍾書以虛涵實的歷史研究。文中提到吾氏精于篆刻，可能有著錢鍾書好友戈革的背景。戈革不僅是玻爾著作中文全譯本的譯者，還精于篆刻，錢鍾書經常用的幾方印就出自他手。搞篆刻的人容易注意漢字這細微的差別。這從一個方面強調說明，這樣的辨析不是穿鑿附會的文字游戲。

日本自己的史學文獻最早是公元8世紀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⑤]。這個時間已經是中國唐朝中葉了。這時中國已經有了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早期日本國家的歷史是中國幫助記載的。最早的記載是公元前一世紀成書的《漢書·地理志》，其次是史學界目前普遍采用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漢書》是《史記》之后的官修正史，在史家們看來，徐福東渡最多是文學家司馬遷寫的傳說，而不是史官司馬遷的成果。《漢書》作者班彪、班固父子批評司馬遷的史學觀，而錢鍾書卻不這樣看。他認為《史記》恰恰不僅僅是后來一般史書那樣的大事記[⑥]，他沒有局限于一般史家們所根據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而是由此一面上溯至《史記》，一面下接清朝駐日使節黎庶昌的游記，以文、以游記證史，這比陳寅恪詩以證史又進了一步，是他文史相通的觀點具體運用。

徐福為何不在與朝鮮或中國隔海相望最近的地方—九州—而在本州登陸日本？我們以為，學者多半是“后”入為主了，用今人去套古人。我們今天看地圖，已經有了地球、世界、日本國家、地圖等的預設視角，要知道，日本列島的海馬全貌、地球是一個球等等這些視角對于徐福都是不存在的。在陸地交通條件相對較好的情況下，秦始皇尚且沒有通西域，直到漢武帝才解決這個問題。那么，始皇時海船制造、導航技術并不好，徐福為何就一定會在離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最近的九州登陸呢？因此，徐福隨波逐流地漂到本州，這樣一種情形是可以設想的。按照這樣的設想，我們重新調整思路，從附錄黎庶昌所提到的地點，結合GOOGLE地圖把黎庶昌所訪的徐福墓的時間、地點，與大和國(今奈良)的時間、地點，聯系起來，可以直觀而方便地看到一條由海邊向內陸先建立邪馬臺國、再擴散到九州建立其它諸多國家的演進線路。

錢鍾書的研究既提示了日本國家的起源可能來自徐福東渡，也具體支持了畿內大和說。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徐建新2009年的文獻綜述《30 年來中國大陸學術界對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的研究》。

三、錢鍾書研究的意義

錢鍾書先生的研究采用的文獻考證的辦法，并且由于《管錐編》不完全是專業的歷史書，只能點到為止，是以文學之虛涵歷史之實，因此，我們不能很肯定地講錢鍾書說過“日本國家可能起源于徐福東渡”，但是這個研究非常富于啟發意義。

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但具體到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怎么決定、怎么反作用卻不能一概而論。我們知道社會發展的五形態說：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但是不是每一個地區、國家、民族都嚴格按照這個次序發展，學界對此是有爭議的。不少學者們回頭研究發現馬、恩、斯對此的論述是有差異的。如段忠橋的研究。

以中國為例。中國何時開始封建？有西周封建說，如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楊向奎等；有春秋封建說，如20世紀50年代初的李亞農；有戰國封建說，如郭沫若；還有魏晉封建說。如果說秦朝是封建制國家，而徐福東渡日本開國說成立，那么，徐福東渡不僅把標志當時先進生產力水平的鐵器和鐵器制造技術帶到了日本，同時可能自立為王把秦國的政治體制也移植了過去。這樣一來，日本開國就具有了雙重革命意義，既是原始社會跨越奴隸社會直接進入封建社會的社會形態變化，也是國家的誕生。并且日本國家誕生伊始的邪馬臺國就不是奴隸制國家，而是跨越這個階段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國家。日本的國家起源模式就不是生產力水平發展下的本土自我生成型的，而是外部輸入型的。也就是說，在本地生產力達到一定的條件下，在先進型的影響下可以輸入形成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中國的封建殖民國。我們知道，奴隸制下有人殉，封建制下人殉大大減少了。如果日本的國家始于封建制，相對奴隸制比較文明，那么，日本開國時可能人殉就少，今后出土人殉可能就比較難。指望出土人殉來證實彌生時代是奴隸制國家就會有難度。錢鍾書的研究提示了一個戰略方向，就是日本的考古和文物發掘的方向。

在我們看來，如果日本開國的徐福東渡說成立，反而證明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原因。我們知道，人類歷史發展有著前慢后快的加速趨勢，我們看看18、19世紀歐洲的發展，如果沒有工業化，200多年人類可以發展到哪種程度。彌生時代的日本的生產力當時是金石并用，如果沒有外來的影響，以這樣的生產力水平從原始社會進入階級壓迫的國家，發生這樣革命性的變化，200多年的時間顯得太短了。階級壓迫要求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產品，而要占有就得有可占有的東西，也就是剩余產品。剩余產品具有雙重意義，既要用于增殖人口再生產勞動人口本身，也要養活不勞而獲的人。有了剩余產品才可以生產人，而有了更多的人從事物質生產，才可能有更多的剩余產品去供養不事生產的人及其他們的繁衍。用既笨且重的石頭去耕地或砸死野獸，我們可想而知，以這樣的勞動生產率可以生產多少剩余產品。

我們不妨今為古用。美國的國家就是外來殖民帶給印第安土著的結果。再如，如果沒有蘇聯援助中國156個項目，如果不擁有生產設備這樣一些現實的生產力，如果全部自力更生，新中國的工業化可能還要花更多長的時間。

說點題外的話。研究歷史當然不完全和不單純是為了過去，更主要地是為了現在和將來。中日歷史一向很糾結，特別是近現代史。從文化方面看，眾所周知，中國兩大文化旗手魯迅先生和郭沫先生都曾留學日本。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影響了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陳豹隱先生、王學文先生，可以說，馬克思經濟學很大程度上經日本傳到中國的。又如，今天不少孩子喜歡日本動畫，可能有所不知：“日本的宮崎駿，就是在看了《大鬧天宮》后，才萌發將動畫創造作為自己終身目標的想法。被稱為日本‘漫畫之神’的手冢治蟲，抗戰期間，在上海看到了動畫片《鐵扇公主》后，大為贊嘆，決定放棄學醫，轉向動漫創作，并將動漫引入日本，創作了《鐵臂阿童木》。”[⑦]日本女排對中國女排的成長幫助很大，武宮正樹與中日圍棋擂臺賽的關系，風靡一時的山口百惠據考證是末避亂逃往日本的，等等。這些都是可以展開的文化話題。日本向何處去？中日關系該怎樣？值得我們思考。有的學者借日本核災難對偽自由派的批評我們是贊同的，但把“中國認識日本的最大誤區：‘同文同種’潛意識”這樣一種觀點扯進來[⑧]做論證，應當慎重才好。

附錄

黎庶昌《訪徐福墓記》 （清朝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八月） （來源：互聯網）

紀伊。日本南海也。斗入海中。號為多佳山水處。與大和國中隔大山。紀伊在其南。大和在其北。大和者。神武天皇始都之橿原也。由大和出紀伊。多險絕難行。非五七日不至。而海道一日夜可達。紀伊有那智瀑。高百余丈。自海中望之。如白霓下垂。以此名尤著。其地今屬和歌山縣牟婁郡。當上古未立郡時。概稱熊野云。熊野三山。曰那智。曰本宮。曰新宮。新宮近海。徐福在新宮山下。余以七月二十四日。自神戶赴南舶抵三輪崎。登岸入山行十余里。至其地。新宮人士導而前。復逾一山。得平田八九頃。禾苗盈望。福墓在其中央。循田稜數百武。至墓所。面山背海。僅余荒土一丘未墾耳。縱橫可四五丈。無所謂冢。有古樹二株為記。墓前一碑。題秦徐福之墓。傳為朝鮮人書。元文元年。新宮藩主水野氏所立。元文元年。當中國乾隆元年也。碑左右積竹筒百余。中插花朵樹枝。新宮人常祈禱于此。以此為獻。旁有二十余冢。各距數十百步。傳為福之親近。陵夷僅存其七。余見者才二墓。東北又數百步。為神倉山。山麓有飛鳥祠。福祠在其旁。久圮。故址猶可辨識。反至新宮神社。觀所謂福之遺物。事甚荒渺。不足道。獨古老傳言。福始至時。尚在新宮東北七里許。日本里每里約中國七里。海岸名秦須。地尤狹隘。后乃徙此。其言致足信。以余游歷所經見。日本平原廣澤甚多。福胡為而獨取此。豈當日風漂所至。無暇細擇歟。抑將以近其國都歟。非可得而詳已。福之子孫。或言多姓秦。今皆分散各處。維新后。悉易他姓。或言。藤澤驛福岡平一郎。為福之后人。常有贈物寄新宮神社。或言。有徐某在和歌山縣。充醫士。皆疑莫能明。方秦始皇之遣福入海求神仙也。豈意其止王不來。及福挾童男女三千人以至。如欲廣強支庶。貽之無窮。今二千一百余年間。而族姓無一存者。古與今相續其事。皆大氏如是也。然而，人之欲為福而猶不止老。則又何也。光緒十六年八月。歸后十日記。黎庶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