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心理戰之“戶口問題”和“餓死三千萬”

　　信息心理戰之“戶口問題”和“餓死三千萬”

　　任憑(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7-30/3765.html

　　本文要點：

　　1、毛時代的戶籍制度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戶籍政策也和國企等等一樣，被特色精英們轉了基因。毛時代城市缺少勞動力時，會從農村大量招工，國家會給這些勞動力城市戶口及相關待遇。大躍進期間，曾有幾千萬農村人進城獲得城市戶口和相關待遇。70年代，也有大量農村戶籍人口進城獲得城市戶口。

　　2、戈培爾說，謊言重復一萬遍就是真理，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謊言漫天飛的年代，我們面臨著一場史無前例的“信息心里戰”，這場戰爭直接針對毛澤東針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歷史。每個人的心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即便是經歷過毛時代的老年人。

　　3、所謂大躍進導致餓死三千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4、國家統計局，國家民政部編寫的《中國災情報告》曾經指出：我國1959-1961年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4萬，其中1959年1.8萬人，1960年37.5萬，1961年64.7萬。該書特別說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凍、餓、自殺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腫病死亡的。

　　所謂“大躍進餓死三千萬”完全是彌天大謠言。當然，餓死一個人也是悲劇。但其責任，在中央主要由狂熱鼓吹浮夸風共產風的當時一線領導人承擔，而不是毛主席承擔，毛主席是最早發現最早糾正浮夸風等大躍進失誤的。在地方上，則是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這類熱衷于搞浮夸風共產風的干部承擔。有意思的是，像這些大搞浮夸風的干部，都在文革期間受到群眾批判，而改革開放后卻被平反。大躍進失誤的責任則被離奇地推倒毛澤東頭上。

　　正文：

　　在百度等搜索引擎搜索“戶口制度 毛時代”，會得出一大堆攻擊毛時代的文章，比如：

　　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度就是毛時代搞出來的(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度就是毛時代搞出來的，當年如果國民黨也搞這么嚴格的戶口控制，就沒有gcd了)、只有在毛時代才實行了城鄉戶口隔離制度!(中國歷史幾千年，只有在毛時代才實行了城鄉戶口隔離制度!老毛制造的最大人分貴賤差別，莫過于黑、紅五類政治成份劃分了) 、毛時代的垃圾被拋棄：遼寧擬取消城鄉戶口界限、分配不公 源自毛時代及制度(建國將近30年，當時占中國人口85%以上的農民被戶口制度牢牢地拴在土地里)、毛時代的中國--名為共和實為專制的政治體制(“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是兩 種不同的身份)、再簡單不過了，戶籍制度(城鄉隔離制度)等同于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毛時代農民沒有多少人身自由，是隔離制度的最低階段，農奴制階段!)…………

　　1958年1月9日，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戶籍制度由此建立。一些人出于對戶口制度的痛恨，把今天種種問題的根源歸結到毛時代建立的戶籍制度，把今天由戶籍制度帶來的種種不公都歸結于毛澤東，這是十分不客觀的。

　　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后的國企和毛時代的而國企已經不是一回事，改革開放后的官員和毛時代的干部也不是一回事。不能因為今天的共產黨干部腐敗軍隊也腐敗，而去痛恨創建了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毛澤東，因為在毛時代的三十年，干部總體上是非常清廉的，而且在毛時代清廉指數是逐漸上升的。

　　比如，改革開放后徹底否定文革，全社會所有的文人資源都用來妖魔化文革，許多文革及毛時代中不存在的事情，還有就是毛澤東的政敵所搞的破壞，都加到毛澤東和文革頭上。但是文人們費盡千辛萬苦，也沒找到多少文革期間干部們貪污腐敗的案例。改革開放初期，搞“清查三種人”運動，一大批造反派出身的干部被整肅，這是共和國60年來規模最大、涉及干部人數最多，鎮壓和處理最殘酷的政治運動，即便是這些人中，也沒有發現什么貪污腐敗分子。要知道在文革前，“三反”、“五反”、“四清”都是查出不少腐敗分子的。可見，毛時代是一個腐敗越來越小的過程。

　　當然，這里只是描述一個客觀情況：由于文革那種特殊的政治環境，每個干部都整日戰戰兢兢，生怕被群眾抓住把柄批斗，造反派保守派之間的相互監督，普通群眾的大字報也起到重要的自下而上的監督作用，尤其是對基層干部的監督作用。這種大字報的監督作用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初期，直到四大在憲法中被廢除，西單那個著名的minzhu墻被取締為止。

　　這里并不是為文革平反和辯護，文革期間，由于一些投機分子的誤導和破壞，毛澤東的文革初衷和意圖并沒有得到落實，一大批忠誠于黨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的老干部如陳云、李先念、王震、黃克誠、鄧力群、馬賓、魏巍等都遭受很大沖擊和迫害(這些人在改革年代卻堅決捍衛毛澤東和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文革的嚴重失誤，這些是需要徹底否定的。但是，當然像吳芝圃這樣搞浮夸風的官員和茅于軾這樣的反共文人在文革中受群眾批斗那是應該的。

　　歷史真實情況是，當毛澤東思想及其所設立的制度被改革和拋棄后，針對高級干部的冤假錯案的確也很少了，但是干部腐敗越來越嚴重。即便是在80年代，受毛時代遺風的影響，腐敗和黃賭毒也沒有今天那么嚴重。可見，隨著毛澤東思想及制度被拋棄的過程，正是腐敗加重的過程。如果毛時代國企、干部、社會風氣比現在更腐敗，隨著改革和拋棄毛思想及毛制度，腐敗被清除了一些，但是還有殘余，你去痛恨毛時代和毛澤東才是有道理的，但是歷史事實剛好相反。

　　如果客觀分析毛時代，我們發現毛澤東及其他的干部們一直在努力縮小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東西差距，這包括：將城市的醫療衛生資源下鄉(六二六指示、合作醫療、赤腳醫生)、將東部發達的資源和人力投入西部(比如三線建設)、大學招生工農子弟優先(文革時期的工農兵大學生)、知青上山下鄉支援農村、限制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發展，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資源向落后地區轉移、在農村搞社隊企業-即80年代的鄉鎮企業，使農村轉變成城市……一定程度上，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精神在毛時代得到了很大程度實施。另外一點許多人不清楚的事情是，毛時代的戶籍制度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戶籍政策也和國企等等一樣，被特色精英們轉了基因：

　　在毛澤東時代，有很多農民及農民子弟通過招工、參軍、升學的方式十分順利地進入工廠、拿到戶籍、定居城市。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戶籍政策，當城市勞動力缺乏時，會從農村招農民進城當工人，農民進了工廠當工人就會比較快地獲得城市戶口，獲得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也就是說，按照毛時代的政策，今天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擁有固定工作的農民工，都應該獲得城市戶籍。在毛澤東時代，根本不會出現一個工廠常年使用一個勞動力，而不給這個勞動力解決戶籍、教育、住房、養老等問題的現象。

　　在大躍進時期，有大量的農村人進入城市并取得過城市戶口，這一點在國家統計局數據及相關研究人員的分析中已經十分清楚。這個事實有力地證明了以上的結論：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戶籍政策，當城市勞動力缺乏時，會從農村招農民進城當工人，農民進了工廠當工人就會比較快地獲得城市戶口，獲得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董志凱《從建設工業城市到提高城市競爭力--新中國城建理念的演進(1949-2001)》一文說：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101446865.html

　　【自1958年開始的3年“大躍進”中，由于龐大的工業建設，特別是全國大辦鋼鐵，各地紛紛增加新職工，農民大量涌進城市，使城市人口驟增。1957年底全國城鎮人口為9949萬人，占總人口的15.4%；1960年底，增加到13073萬人，占總人口的19.8%，3年凈增3124萬人。全國設市城市數，增加得也很快。1957年底，設市城市有177個；1960年底達到199個；1961年時又增加到208個，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12年中設市最多的一年。】

　　另外，寧波市委黨校楊黎源研究員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網站所發文章《淺論人口流動機制——以建國后三次人口大遷徙為例》一文中說：

　　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ld/t20070912_13462.htm

　　【1958年起，在急于求成、急于趕超的“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農村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城鄉各地大辦工業、大辦鋼鐵，大批農民經招工進入工礦企業，城鎮居民人口極度膨脹。1958年一年間，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猛增到4532萬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萬。城鎮人口由1957年的9949萬猛增到1960年的1.3億多人，3年增加3124萬。同期所增人口中約有90%屬于機械增長，其中2000萬來自農村，流動主要集中在1958年。

　　違反經濟規律的實踐必然失敗。由于三年自然災害，糧食大幅減產，農產品供給短缺，工業經濟效益下降，國家無力負擔龐大的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在經濟形勢危急關頭，國家被迫從1960年底開始將1958年以來新招職工中的原農村人口大批下放回農村。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共下放城鎮人口2600多萬，其中職工2000多萬，干部100多萬。當時的提法是“增強農業戰線的勞動力”。】

　　還有，《蘭州學刊》 2006年06期，陳建蘭《1961-1963年中國城鎮人口精簡淺析》一文：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ZXK200606065.htm

　　【1961-1963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即通常所說的困難時期。在這一時期,面對嚴重的國民經濟困難,黨和政府將1958-1960年大躍進期間激增的2000多萬城鎮人口遣返農村,這可以說是繼大躍進之后新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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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大量事實證明，在毛時代，當城市缺少勞動力時會從農村大量招工，這種人口流動是國家的一種整體安排，進城的農民會很快獲得城市人一樣的待遇，擁有城市戶口及住房、教育、醫療等在城市的福利。

　　在對那個年代人口遷徙的研究中，孫景澤(x大學數學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的《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關于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問題》一文相對詳細和客觀。

　　與之上幾位研究人員的結論類似，孫景澤根據《1983年統計年鑒》中市鎮人口和農村人口的變化計算出：

　　由于城市建設和工業大躍進，大批農民從農村遷移到市鎮，成為工業戰線的職工。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形成了一只數量巨大的從農村到市鎮的戶籍遷移大軍。從1956到1959年間，有三千多萬人從農村遷入到市鎮并且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由于遇上經濟困難，我國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間進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簡工作，形成了從城市到農村的人口大遷移。另外，孫景澤也指出，隨著我國經濟的恢復和進一步發展，1970年到1979年，工業戰線和市鎮其他部門又需要補充大量的職工，又有許多人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

　　總而言之，大量的事實證明，包括統計局的統計年鑒都可證明，在毛時代，城市缺少勞動力時，都會從農村大量招工進城，這和今天農民工進城一樣。不一樣的是，那個時候是國家根據整體需要，統一安排，統一計劃，看起來是不“自由”的，但農民進城后國家會給這些勞動力城市戶口及相關醫療、教育、住房福利，因此實質上是自由的。而今天，看起來農民進城是“自由”遷徙，但城市資本家僅僅是利用農村勞動力來給自己打工，而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了，有關方面都不給農民工城市戶口及醫療、教育、住房福利，在所謂農民工“自由”遷徙的背后，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雇傭奴隸制度。并且，隨著國企改革、國資流失、工人下崗，原本城市工人所享受的醫療、教育、住房福利也基本被剝奪了，原來的國企工人和進城的農民工之間相互競爭，壓低了工人工資。

　　看看今天的電視和媒體及網絡上的文章，絕大部分都把今天的腐敗和城鄉差距及所謂戶口問題帶來的種種不便都歸罪于毛和毛時代，甚至于對毛和毛時代進行大規模的造謠污蔑，而毛時代真正發生的事實卻完全被遮蔽了。

　　比如，談到毛時代的人口遷徙，就是城市人往農村遷，而農村戶口大量往城市遷卻閉口不提。所謂“毛澤東創造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度”等謠言到處飛：這種城市長時間、大規模用農村勞動力，卻不解決戶口和相關福利，明明是資本主義改革所導致的，卻被右翼文人們成功地誤導成毛澤東制造的惡果。

　　更令人氣憤的是，許多年輕人對毛時代的事實不了解，而且許多經歷過毛時代的老年人，可能也受到右翼文人制造的大量垃圾信息和言論的影響，喪失了對毛時代的客觀理解，因為一個人所經歷的往往是有限的，他對歷史的認識，容易被廣泛流行的信息所誤導：

　　比如，一個老年人，他在大躍進前后他挨過餓，而大躍進導致“餓死三千萬”的信息到處都是，那么盡管他沒見到人餓死、他身邊也沒有人餓死，他也會相信這些謠言。而大躍進期間幾千萬農民進城并曾經獲得城市戶口的事，由于他自己沒有親身經歷，網絡上相關的信息非常少，主流媒體如央視和南方報系又從來不宣傳，這樣他反而不相信這個事情，就容易相信“毛澤東制造城鄉隔離制度”等謠言。盡管統計局的人口統計放在他的面前，他也看不明白或者不相信。

　　戈培爾說，謊言重復一萬遍就是真理，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謊言漫天飛的年代，我們面臨著一場“信息心里戰”，這場戰爭直接針對毛澤東針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歷史。每個人的心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即便是經歷過毛時代的老年人。

　　這場戰爭從何而來？

　　歷史上，深得納粹真傳的美國中情局曾制定一套方案專門妖魔化列寧等社會主義領袖。這在什羅寧《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書有所披露，該書中文版出版社2003年6 月出版，譯者趙云平在莫斯科國立語言大學東方語言教研室任教，2003年6月當選世界人民精神統一國際科學院院士。

　　什羅寧將軍早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畢業后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工作。曾長期從事戰略情報分析，擔任過各種負責職務。曾任克格勃局長、顧問。（注：什羅寧曾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個分析中心(A局)，任蘇聯反偵察局副局長，后來任部門領導。）作者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此書。書中首次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實。

　　什羅寧將軍在書中介紹，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按照美國專家的設想，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中情局曾慷慨撥款進行了一系列專門研究方案，最終得出了這個結論并開始實施這項任務。這種最機密的方案之一是“加爾瓦爾德方案”，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后蘇聯克格勃才得以了解。這個1949—1951年在慕尼黑擬定的“加爾瓦爾德方案”其內容包括對蘇聯叛逃者的心理研究，由一些最好的“蘇聯學”家們來進行，數百名蘇聯難民受到專門的心理研究。中情局的專家們通過心理分析【查清各種不同的微妙的心理綜合系統】。就是通過這種細微的分析，中情局鎖定了“列寧綜合系統”。

　　心理戰進行的很順利。正如今天人們已經眾所周知的，什羅寧將軍痛心疾首地寫道：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克格勃X檔案》–p65

　　什羅寧將軍分析，中情局多年前設計的方案在蘇聯無懈可擊地啟用了，其高峰正好趕上新的幾代蘇聯人——而這些人剛好不了解十月革命領袖的準確信息：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于‘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于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我想，任何看到上述內容的中國人都會不由得冒出一層冷汗。如果將蘇聯兩字換成中國，列寧兩個字換成毛澤東，上述的邏輯和歷史也完全吻合。只是在中國，妖魔化毛澤東的系統性謠言(諸如毛澤東眾多女友、毛澤東稿費上億、毛澤東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吃大餐、毛澤東61處行宮，大躍進餓死三千萬等等)，出現在90年代和00年代。但一切都是蘇聯所發生事情的翻版。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中，“大躍進導致餓死三千萬”傳播最廣影響最大，對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殺傷力也最大。

　　筆者發現，很多人相信這個謠言，而人們之所以相信這個謠言，主要就是因為這個謠言被當做真理在媒體上、網絡上宣傳了無數遍。

　　以上所提到的孫景澤(真名孫經先，徐州師范大學數學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關于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問題》一文的主要結論是，所謂大躍進導致餓死三千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另一篇文章《關于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六期)中進一步披露：

　　【國家統計局，國家民政部編寫的《中國災情報告》曾經指出：我國1959-1961年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4萬，其中1959年1.8萬人，1960年37.5萬，1961年64.7萬。該書特別說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凍、餓、自殺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腫病死亡的。(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中國災情報告(1949-199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第267頁。)

　　按照本文的研究結果，我們認為這一數字是可靠的。】

　　可見，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一百萬左右。1959年之前，主要是凍、餓、自殺等原因導致非正常死亡，有兩萬人左右。1960年以后，主要由腫病導致非正常死亡約100萬左右。所謂“大躍進餓死三千萬”完全是彌天大謠言。當然，餓死一個人也是悲劇。但其責任，在中央主要由狂熱鼓吹浮夸風共產風的當時一線領導人承擔，而不是毛主席承擔，毛主席是最早發現最早糾正浮夸風等大躍進失誤的。詳見：

　　《毛澤東力糾五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4436.htm

　　張宏志：《還清白于毛澤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12/62259.html

　　在地方上，則是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這類熱衷于搞浮夸風共產風的干部承擔。有意思的是，像這些大搞浮夸風的干部，都在文革期間受到群眾批判，而改革開放后卻被平反。大躍進的責任則被離奇地推倒毛澤東頭上。

　　孫教授《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關于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問題》

　　比較長，原文見：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7-28/3732.html

　　當然孫教授發在網上的此文章僅僅是初步研究。

　　最后，本文對孫教授此文做些摘錄，讀者可以詳細了解毛時代人口遷徙概貌，以及為何說餓死三千萬是子虛烏有：

　　一、國家統計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統計數據的重大矛盾

　　孫景澤認為：

　　【從理論上講，在不考慮國際移民的情況下，當年歲末人口數減去上一年歲末人口數應當等于當年出生人口數減去當年死亡人口數。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出現的重大的令人難以解釋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間中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我們把這一差異稱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即

　　某年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當年歲末戶籍人口數-上一年歲末戶籍人口數)-(當年戶籍出生人數-當年戶籍死亡人數)。人口非正常變化數大于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變化數小于0表示非正常減少。

　　根據國家統計局《1983年統計年鑒》的數據，把1954—1982年期間人口非正常變化數(按絕對值)超過100萬的所有年度列表如下：

　　表1

　　歲末人口數

　　(萬人)自然增長率

　　(‰)人口非正常變化數(萬人)

　　19576465323.23344

　　19586599417.24215

　　19596720710.19534

　　196066207-4.57-695

　　1961658593.78-598

　　19626729526.99-361

　　19636917233.33-397

　　19647049927.64-603

　　19708299225.83207

　　19718529923.33344

　　19738921120.89192

　　19759242015.69123

　　19769371712.66119

　　19779497412.06119

　　19789625912.00138

　　19799754211.61158

　　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間大多數年度的人口數，都出現了數量很大的非正常增加或減少的情況。這就是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出現的令人難以解釋的重大矛盾。】

　　隨后，孫景澤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計算出1954年—1982年期間每一年度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和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變化累計數，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變化累計數是指從1954年年底起，到這一年年底期間的每年人口非正常變化數之代數和。(因為1954年我國進行了首次人口普查，這一年的數據可以作為標準。)

　　【

　　表2

　　歲末戶籍人口數

　　(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

　　(‰)人口非正常變化數(萬人)人口非正常變化累計數(萬人)

　　19546026624.79　0

　　19556146520.32-38-38

　　19566282820.58951

　　19576465323.23344395

　　19586599417.24215610

　　19596720710.195341144

　　196066207-4.57-695449

　　1961658593.78-598-149

　　19626729526.99-361-510

　　19636917233.33-397-907

　　19647049927.64-603-1510

　　19657253828.389-1501

　　19667454226.2276-1425

　　19677636825.53-100-1525

　　19687853427.3845-1480

　　19698067126.0861-1419

　　19708299225.83207-1212

　　19718529923.33344-868

　　19728717722.16-33-901

　　19738921120.89192-709

　　19749085917.4874-635

　　19759242015.69123-512

　　19769371712.66119-393

　　19779497412.06119-274

　　19789625912.00138-136

　　19799754211.6115822

　　19809870511.87-220

　　198110007214.55-79-59

　　198210154114.498-51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戶籍人口再也沒有出現過大幅度非正常增加或減少的情況，這表明由1956年開始的戶籍人口大幅度的非正常增加或減少的情況到1979年基本結束。】

　　作者根據以上兩個表，做出如下推斷：

　　【推斷1. 1955年—1959年期間(主要是1957年—1959年)，我國有1144萬人在遷移中重報、虛報了戶籍;

　　推斷2. 1960年—1964年期間上述1144萬重報、虛報戶籍人口的戶籍被注銷;

　　推斷3. 1960—1964年期間我國有1510萬人在遷移中漏報了戶籍。

　　推斷2和推斷3所敘述的情況導致了這一期間我國戶籍人口非正常減少2654萬人。

　　推斷4. 1965—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間推斷3中漏報戶籍的1510萬人中的絕大多數重新申報了戶籍。】

　　二、人口非正常增加和減少的原因

　　孫景澤根據《1983年統計年鑒》中市鎮人口和農村人口的變化情況證實了以上推斷。《1983年統計年鑒》數據證明，1956到1959年間，有三千多萬人從農村遷入到市鎮并且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

　　【1.1956—1959年期間人口非正常增加的原因

　　1956年—1960年期間，由于我國工業發展的需要和大躍進運動，使得大批農民從農村遷移到市鎮，成為工業戰線的職工。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形成了一只數量巨大的從農村到市鎮的戶籍遷移大軍。根據我國《1983年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到1956—1959年市鎮和農村人口的變化情況。

　　表3 1956—1959年市鎮人口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市鎮歲末戶籍人口數人口自然增長率 (‰)人口自然增長數戶籍人口增長數戶籍遷移人數

　　1956918530.44266900634

　　1957994936.01345764419

　　19581072124.33251772521

　　19591237118.5121416501436

　　表4 1956——1959年農村人口變化情況(單位：萬人)

　　農村歲末戶籍人口數人口自然增長率(‰)人口自然增長數戶籍人口增長數戶籍遷移人數

　　19565364319.41036463-573

　　19575470421.7411781061-117

　　19585527315.91875569-306

　　1959548369.17505-437-942

　　在表3和表4中，人口自然增長數是指用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出的人口數，戶籍人口增長數是指當年歲末人口數與上一年歲末人口數之差，戶籍遷移人數=人口戶籍增長數-人口自然增長數，這也就是當年市鎮與農村之間的戶籍遷移人數，正數為遷入，負數為遷出。由此得到這四年市鎮與農村之間的戶籍遷移情況，見表5，最后一列的含義我們下面即將說明。

　　表5 1956——1959年市鎮與農村之間遷移情況(單位：萬人)

　　市鎮戶籍遷移人數農村戶籍遷移人數

　　1956634-57361

　　1957419-117302

　　1958521-306215

　　1959 1436-942494

　　合計 3010-19381072

　　由表3可知，1956—1959四年中，我國市鎮人口增加合計4086萬，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產生的增加)為1076萬，這兩個數之差3010萬(表5第二列的合計數)就是這幾年由農村遷入到市鎮并且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的人口數。這與當時我國確實出現的大批農村人口遷入城市的歷史事實是相符的。

　　另一方面由表5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國從農村遷移到市鎮并在農村辦理了戶籍遷出手續的人數合計為1938萬人。這個數字與上面所述的同期從農村遷移到市鎮并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的人數3010萬人之間出現了1072萬人的差。這個差額說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在這四年中有1072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市鎮并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是他們并沒有在原籍辦理戶籍遷出手續，即這些人在市鎮和農村同時擁有戶籍(其中有些人是虛報戶籍)。(表5最后一列是每年產生的這類人口的數字。)

　　以上是農村與市鎮之間的戶籍遷移造成重報、虛報戶籍的情況，由于市鎮與市鎮之間、農村與農村之間的戶籍遷移也可以造成重報戶籍的現象，所以全國這一期間產生的重報、虛報戶籍的人數要大于1072萬人。這與推斷1中這一期間重報，虛報戶籍的人數為1144萬人，是高度相符的。

　　這樣我們知道，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使得1956—1959年期間共產生遷移重報、虛報人口1144萬人。這就論證了推斷1。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表4中1959年農村戶籍人口增長數出現了負數(-437萬)，該表最后一列的數字也全部是負數。這是由于戶籍遷移的原因引起的，這絕不表明這些人已經“非正常死亡”了。但是一些文獻在研究我國那一時期人口非正常變動時，卻把類似這樣的數據解釋為多少萬人“非正常死亡”了，這顯然是荒謬的。

　　2.1960年—1964年期間戶籍人口非正常減少的社會原因

　　由于我國經濟狀況在1960年出現重大困難，中共中央做出精簡市鎮人口的重大決策。從1960年9月起，我國大規模精簡職工和市鎮人口的工作開始啟動。

　　下表是1961—1963年我國市鎮和農村人口遷移情況，這個表是用與表5同樣的方法得到的。

　　表6 1961—1963年市鎮與農村之間遷移情況(單位：萬人)

　　市鎮戶籍遷移人數農村戶籍遷移人數

　　1961-498-110-608

　　1962-13791018-361

　　1963 -44840-408

　　合計 -2325948-1377

　　由表6可知，在1961—1963年這三年因為精簡市鎮人口而遷出市鎮并辦理了遷出手續的人口數合計2325萬人。這與當時我國確實出現的大批市鎮人口遷移到農村的歷史事實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的人口合計卻只有948萬人。這兩個數據出現了1377萬人的差。這個差額說明了：有1377萬人已經遷出市鎮并辦理了戶籍遷出手續，但并沒有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

　　這僅僅是1961—1963年的情況，如果考慮到1960年和1964年，這五年中共有1510萬人漏報戶籍，就應該是可信的了。這樣我們就論證了推斷3。

　　由本節上面的討論知道，1956—1959年出現的遷移重報、虛報戶籍人口產生于1956—1959年大批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1960到1964年大規模的精簡市鎮人口工作中，精簡的重點恰恰就是1956—1959年這些從農村遷移到市鎮的人口。隨著這些人員返回農村，雙重戶籍現象在1964年就被基本消除了。這就論證了推斷2。

　　1960—1964年期間，既出現了大量漏報戶籍的過程(漏報戶籍總數1510萬人)，又出現了大量的重報、虛報戶籍現象被逐步消除的過程(被消除的戶籍總數1144萬)，這兩方面合計2654萬人。正是這兩方面的原因和在一起，造成了這一時期我國戶籍人口數大量非正常減少!

　　3.1970—1979年期間戶籍人口非正常增加的社會原因

　　1964年，雖然我國戶籍人口大遷移基本結束，卻留下了1510萬漏報了戶籍的人口，他們雖然從市鎮遷移到農村，卻沒有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甚至可能人還留在市鎮。

　　隨著我國經濟的恢復和進一步發展，工業戰線和市鎮其他部門又需要補充大量的職工，在1960年到1964年精簡到農村的人員也希望返回市鎮。這樣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1979年)這漫長的時間內，各級政府部門拿出很大的精力解決這一個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這樣在1960年到1964年戶籍大遷移期間漏報了戶籍的那1510萬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在1965——1979年，主要是1970年到1979年期間或者返回了市鎮，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這是主要的，大多數的)，或者在農村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這些人的人數為1532萬(即表2中所列出的這些年度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之代數和)，這個數字與推斷4中的1510萬是高度吻合的。而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再次論證了在1960—1964年期間確實有1510萬人漏報了戶籍。這樣我們論證了推斷4。

　　根據統計局數據：1979年以后，每年的戶籍人口再也沒有出現過大幅度非正常增加或減少的情況，這表明由1956年開始的戶籍人口大幅度的非正常增加或減少的情況到1979年基本結束。】

　　三、大躍進導致餓死三千萬--子虛烏有

　　作者得出結論，所謂大躍進導致餓死三千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一、 由于我國工業發展和生產大躍進，1956年­至1959年期間出現了從農村到城市人口大遷移，在大遷移中出現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44萬人。這些重報、虛報的戶籍在1960年至1964年期間被注銷。

　　由于遇上經濟困難，我國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間進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簡工作，形成了從城市到農村的人口大遷移，在大遷移中有1510萬人口漏報了戶籍。上述漏報戶籍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在1970年至1979年補報了戶籍。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減少2654萬，這是我國六十年代初戶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減少的根本原因。這一減少與人口死亡無關。

　　二、 1960年我國戶籍人口統計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其中695萬是由人口戶籍遷移的原因造成的，與人口死亡無關。由于1960年漏報出生人口420萬，所以1960年實際人口比1959年至少增加115萬。

　　三、1983年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是通過匯總全國戶籍登記得到的真實數據，沒有經過人為的修改和偽造。數據中的所有人口數字都是戶籍數字，所出現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釋。六十年代初我國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已經包含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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