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彈”的“下馬”風波
原子彈語錄：
毛澤東：“原子彈是只紙老虎，實際上并不可怕”（1946）
毛澤東：“原子彈就是這么大的東西，沒有那東西，有人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1958）
林彪：“兩彈為主，導彈第一，努力發(fā)展電子技術”（1960）
毛澤東：“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ＸＸＸ：“我們的工業(yè)基礎薄，沒有蘇聯(lián)援助，技術上困難很多，原材料無法保證...”
ＸＸＸ：“不能為多打糧有所貢獻，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搞原子彈…”
ＸＸＸ:“不能為了一頭牛，而餓死一群羊”
林彪：“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陳毅：“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ＸＸＸ：“老總啊，你還是把褲子提上吧！”
聶榮臻：“‘兩彈’為主，導彈第一，不能動搖！”
張愛萍：“再窮也要有根打狗棍！”
對于原子彈這樣的新東西，毛澤東在1946年8月6日，即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一周年的時候，回答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提問時，舉重若輕地用了"紙老虎"一詞，于是“Paper Tiger”從而傳向全世界。
1950年，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回來之后說：“這次到蘇聯(lián)，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lián)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這個時候，毛澤東已經看過了蘇聯(lián)核試驗的紀錄片。蘇聯(lián)成功爆炸了原子彈，這無疑對毛澤東是一種巨大的鼓舞。
中國的高層決策
1955年1月18日，赫魯曉夫公開宣布“將幫助中國和四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4月23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通知說：“中央已經決定對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設事業(yè)，采取最積極的方針，并且在蘇聯(lián)的幫助下，爭取在較短的時期內接近和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
1958年6月，得知蘇聯(lián)援助的實驗性重水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消息后，毛澤東在6月21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充滿信心地說：“原子彈就是這么大的東西，沒有那東西，有人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在1958年8月，二機部明確提出了“軍事利用為主，和平利用為輔＂的方針。
不可否認，蘇聯(lián)的幫助，對中國核武器研制走上正軌，的確發(fā)揮了很大作用，特別是在導彈研制和試驗基地建設等方面，推進了中國的建設速度。
蘇方停止援建
然而好景不長，從1958年下半年起，中蘇之間分歧和矛盾的逐漸顯露。到1959年6月20日，蘇共致信中方，聲稱“由于正進行禁止核試驗的談判，暫緩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一年后，撤走了全部援華專家，并停止一切設備和資料的供應。
怎么辦？關鍵要有自己的專家隊伍。不管蘇聯(lián)愿不愿意幫助，幫助有多大，中國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發(fā)展國防尖端事業(yè)。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被迫走上了獨立研制核武器的道路。
1960年1月，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呈請的《戰(zhàn)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獲得中共中央批準。
林彪在中央軍委第六次擴大會議上做了長篇專題報告，林彪明確提出了“兩彈為主，導彈第一，努力發(fā)展電子技術”的發(fā)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方針。同時制定組織編制和裝備發(fā)展的八年發(fā)展規(guī)劃，明確提出在建立完整的現代國防的基礎上，大力發(fā)展空軍、海軍和特種兵，適當減少步兵的數量。
1960年3月，我國決定在西北導彈試驗基地進行蘇制爾-2型近程地對地導彈的發(fā)射試驗。中央軍委對此極為重視，因為用的雖然是蘇聯(lián)導彈，但試驗人員都是中國自己的專家。就在準備試驗過程中，蘇方提出要用他們提供的導彈試驗，必須經過蘇聯(lián)國防部的同意。
聶榮臻緊急向林彪報告：“林總，這是國防部蘇聯(lián)專家組組長建議的，我認為可以，請批示。”
林彪批示“同意！”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元帥林彪”的名義，致電蘇聯(lián)國防部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
“中國導彈試驗靶場第一期工程將在今年６月完成并交付使用。為了檢驗靶場建筑和測量設備，使靶場人員獲得實際發(fā)射的經驗，我們擬在５、６月間，用蘇聯(lián)供應的兩枚火箭進行一次實彈射擊。為了這次射擊能夠順利進行并獲得預期效果，我們請?zhí)K聯(lián)國防部給予幫助，供應兩枚火箭和進行點火所需的液氣等燃料。派遣9名專家來我國幫助訓練操作人員和進行實彈射擊的技術指導工作。”
經過政府間的交涉，蘇聯(lián)勉強同意。但卻提出導彈所用的燃料中國產的液氧不合格，要向蘇聯(lián)訂購。可中國訂購后，蘇方又以種種借口拖延交貨時間，5月拖到6月，6月又拖到7月。
最后，蘇聯(lián)國防部電告中國國防部，因西伯利亞液氧廠發(fā)生不可抗拒的事故，無法履行合同。中國決定就用自己的液氧發(fā)射蘇聯(lián)導彈。此后，中國的科技工作者采用土法上馬、土洋結合，又完成了三種推進劑的加注工作。
蘇聯(lián)撕毀合同的行為，更激起了毛澤東的雄心，他說：“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他什么國，管他什么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
毛澤東當時還說了一番極具氣魄的話：“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決策層的“下馬”風波
可是，到1961年夏天，“大躍進”之后三年困難時期的窘境日益顯現。“有人”開始提出“吃飯都成了問題，不能為多打糧有所貢獻，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彈”。原子彈是“上馬”、“下馬”，抑或“緩一緩”，在國務院內不斷有不同的意見爭論。
這種爭論不僅表現在國防科研內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門在制訂計劃時也有所表現。
在7月份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yè)委員會工作會議上，兩種對立意見就擺在了桌面上。最后，“緩建”的意見占了上風，好在沒有形成決議。
“下馬派”的主要理由：一是“經濟理由”：“國家的經濟面臨重重困難”，“搞‘兩彈’花錢不菲，如果硬拿，不僅影響常規(guī)武器的研制，還會拖累國民經濟的發(fā)展”；二是“技術理由”：“沒有蘇聯(lián)的援助，技術上困難很多。我們自己的工業(yè)基礎薄，原材料無法保證，特種材料的品種規(guī)格解決不了，新材料的研究也無以為繼”。
“下馬派”的結論是：“最好的辦法是暫時下馬”，形象的說法是，“不能為了一頭牛，而餓死一群羊”。
但贊成“上馬”的意見是：“從戰(zhàn)略上看問題，值得為長遠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暫停’只會使已經建立的基礎廢棄，隊伍解散，再上馬等于從頭再來，這并非解決問題的辦法”。
兩種意見尖銳對立，形成了兩軍對壘的陣勢。
軍方的態(tài)度十分鮮明：
針對“下馬派”提出的“經濟理由”，即“搞‘兩彈’花錢不菲” ，“勢必影響國民經濟的發(fā)展”，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說：“我這個外交部長，沒有原子彈，腰桿子就不硬啊！世界各國看中國兩件事，一是糧食，一是原子彈。搞不出原子彈，別的都是空的。”
陳毅元帥還說了一句很具有代表性的話：“中國人就是要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陳毅這句話后來廣為流傳，但當時與陳毅針鋒相對的譏諷話卻少為人所知：“老總啊，你還是把褲子提上吧，光著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彈的。”
這些譏諷的話，在原子彈成功后，似乎被有意掩蓋了。
關于針對“下馬派”提出的“技術理由”，即“我們自己的工業(yè)基礎薄，原材料無法保證，特種材料的品種規(guī)格解決不了，新材料的研究也無以為繼”等，時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的林彪元帥的態(tài)度十分堅決，并得到軍委其他幾位老帥、老將一致支持。
林彪元帥斬釘截鐵地說：“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關于“下馬派”提出的“搞‘兩彈’勢必影響常規(guī)武器的研制”，其實，林彪早在1960年的中央軍委會議上提出“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發(fā)展方針同時，就已經明確作了“在建立完整的現代國防的基礎上，大力發(fā)展空軍、海軍和特種兵，適當減少步兵的數量”的部署。
聶榮臻元帥也重申林彪在軍委擴大會上代表軍委向中央提出的方針，聶帥說：“第一，自力更生，'兩彈'為主，導彈第一，這是中央確定的方針，不能動搖。爭取三五年內突破尖端，這是歷史的任務，困難是有的，但我們有能力克服。第二，‘兩彈’為主，并沒有排除常規(guī)武器的發(fā)展，我們應該繼續(xù)兩條腿走路，既搞常規(guī)，又搞‘兩彈’”。
張愛萍的態(tài)度也很明確，他認為“再窮也要有根打狗棍”。
在政治局常委會上，雙方的爭論仍是相持不下。
劉少奇則提出：“原子能工業(yè)的現狀究竟如何，是上好還是不上好，是否把情況摸清楚以后再定。”
軍委老帥們的判斷和意見是基于核工業(yè)的整體狀況作出的，這樣的判斷能不能落到實處，尤其是究竟需要多少投入，國家是否承擔得起？
為此，林彪、陳毅、聶榮臻等幾位老帥認真商議了一番，就派決定派張愛萍帶隊下去調查摸清情況。
張愛萍接受了軍委布置的調查任務后，先找了劉西堯、劉杰等人，后來又找了核物理學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長朱光亞等組成了調查班子。從跑遍二機部的機關、廠礦和研究所，到拿出給中央條理清楚、數據充分的報告，僅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調查回來后，張愛萍向國防部長林彪作了專題匯報。張愛萍在提交的調查報告中說“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是可行的”。
林彪同軍委其他幾位老帥的意見完全一致，聽了張愛萍的這份報告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的調查匯報后，態(tài)度更加堅決，更加堅持“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
林彪斬釘截鐵地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爭論的意見自然也反映到了毛澤東案頭。剛經歷了“大躍進”的毛澤東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日本國內有關自己制造原子武器的爭論值得重視。我們應取什么方針，也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中國從此走進“說話算數”的大國之列。
時至今日，愈加為當時的老帥們的“長遠”的“戰(zhàn)略”眼光折服！
“當褲子”“用柴火燒”也要造“打狗棍”的堅定話語固然“給力”，更令人欽佩的是“‘暫停’只會使已經建立的基礎廢棄，隊伍解散，再上馬等于重頭再來”的正確判斷。“長遠地為核盾牌多些投入”戰(zhàn)略，何止是經濟上的“值得”啊！
歷史事實證明：這根“打狗棍”，“買”不來，也“租”不到－－只能“造”。
“運十”飛機下馬就從反面驗證了“重頭再來”的后果：比運十上馬僅早2年的“空客”已經成為“波音”的強大對手，而我們三十年來買飛機的銀子早可以買下幾個“波音”公司了，但你只能買“蛋”，永遠買不到“雞”。
更何況－－“兩彈”還不是民用大飛機。
關于當時那場“兩彈”的“上馬”與“下馬”爭執(zhí)，很糾結。人們在“被”選擇地記住了一些，也“被”選擇地忘記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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