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登賢：中國工運著名領袖

羅登賢：中國工運著名領袖

陳淑妍
2011-06-23

　　人物簡介：

　　羅登賢（1905~1933），原名羅舉，化名光生、達平、何永生，南莊鎮紫洞隔巷村人。1925年入黨。參加領導省港大罷工，曾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廣東省委常委、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六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先驅之一。中國工人運動早期的著名領袖，東北抗日武裝的主要組織、創建者。

　　“羅登賢是我的伯父，我從小就聽長輩提起他?！绷_仲利說。1945年出生的他未見過伯父羅登賢，卻經常能從姑媽羅才那里聽說有一位革命烈士伯父，心懷敬仰。他聽聞在伯父犧牲的地方南京雨花臺，有一個雨花臺烈士紀念館。1978年，羅仲利第一次到南京出差時，就到雨花臺烈士紀念館，以烈士家屬的身份緬懷伯父。參觀時卻發現館內資料上寫羅登賢是“廣東順德人”，羅仲利迫不及待地與接待人員提出糾正，“應該寫‘廣東南海人’?！薄?/p>

　　“可能是伯父從前為了掩護，說自己是順德人。又或者是經常跟戰友講家鄉的?；~塘，別人就誤以為他來自順德?！?羅仲利猜測誤會的原因。直到誤會糾正后，他安下心來，“雖然素未謀面，但畢竟是自己的伯父，也是從佛山出來的革命英雄，當然會記掛在心上?！?

　　在工人斗爭中成長

　　1905年，羅登賢出生在南?？h南莊鎮紫洞隔巷村。羅登賢小時候只在家讀了兩年私塾，便去廣州做工。不久，又轉去在香港的姐姐羅才處再讀了兩年書，然后跟隨姐夫進了香港英國皇家太古船廠當學徒。

　　在工廠期間，羅登賢目睹外國老板揮金如土，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而天天辛苦勞動的工人，卻過著貧窮的日子。這使他對帝國主義、剝削階級無比痛恨，對窮苦兄弟無比關心。

　　一天，一位新進廠的小徒工不熟悉工作，干活時出現了差錯。工頭火冒三丈，狠狠地毆打新徒工，還惡言惡語說要開除他。羅登賢站出來對工頭說：“你不要打他，出現差錯是我的過失，是我教錯了，該打該罰由我承擔！”工頭看見他為新徒工講人情，轉而遷怒于他，邊打邊罵。羅登賢雖然無辜遭受一頓打罵，但他這種敢于挺身而出幫助少年工人的高尚品格，贏得了工人們的尊敬。

　　1920年4月，羅登賢所在的太古船廠全廠工人參加了香港機器工人大罷工，罷工最后獲得了勝利。通過參加這次罷工，羅登賢深深認識到組織工會來團結工人力量的必要。

　　1922年初，香港爆發了著名的海員大罷工，羅登賢和太古船廠工人積極分子迅即發動廠內工人進行罷工，迫使資本家同意了工會提出的增加工資要求。但太古船廠的老板對羅登賢發動工人罷工十分仇視，以“煽動工人罷工”的罪名逮捕他，并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坐牢沒有動搖羅登賢的革命信念。在牢中審問時，羅登賢挺起胸膛，理直氣壯地揭發外國老板剝削工人的事實，申訴工人的痛苦生活。出獄后，羅登賢立即投入了新的戰斗，組織了香港金屬業工會，并成為該工會的領導之一。

　　經過一系列工運鍛煉和考驗，羅登賢于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香港早期黨員之一。

　　“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后，羅登賢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回廣州協助組織籌劃廣州起義。同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羅登賢任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隊長，帶領工人赤衛隊，配合教導團等攻占了廣州公安局。

　　廣州起義失敗后羅登賢返回香港。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組成特別偵緝隊，到香港四處搜捕由廣州等地轉移到香港的革命志士。羅登賢毫不畏懼，積極協助組織的領導，安排革命同志在香港的工作和生活，并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安排同志們開展工作。

　　羅登賢非常注重斗爭策略，處理問題機智沉著，危急時刻也不慌張。有一天，他在地下機關的三樓正與數名同志商議怎樣開展革命活動。突然，有人聽見二樓逐房搜查。有幾位同志急忙把手上的一些文件燒掉。羅登賢冷靜思考了一下，談笑風生，迅速把警號拿掉，然后鎮靜地擺出早已準備好的“麻將牌”，打起麻將來，裝作完全若無其事的樣子。過了一會兒，他們再去打聽：原來是警察來捉拿抽鴉片煙的人。

　　1928年2月，羅登賢作為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與省委代理書記鄧中夏及幾個常委在香港省委地下機關開會，突然遭到香港警察的搜查。羅登賢機智地將幾張以薄紙寫成的文件揉成小丸，吞到肚子里，使警察找不到證據。

　　此次被捕，是羅登賢第二次坐監。但他不畏敵人酷刑，寧死不屈，誓不泄露黨的機密，只說是找幾個老朋友在一起暢談友誼、敘舊。通過姐姐羅才和黨組織的極力營救，羅登賢等人得以保釋出獄。出獄后，他繼續在香港從事革命斗爭。省委秘書問他：“你不怕再坐牢嗎？”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我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1928年六七月間，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前，羅登賢被調往上海，與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李維漢、任弼時等主持與領導中共中央在國內的日常工作。后羅登賢被選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協助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工委書記蘇兆征指導全國工人運動。1929年2月，蘇兆征病逝后，羅登賢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東北抗日斗爭主要組織者

　　1931年春，羅登賢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東北。同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對我國東北的侵略，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命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把東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本帝國主義。

　　“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言。羅登賢和滿洲省委的領導同志堅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分析了當時形勢和這次事變的性質，于9月19日、9月21日連續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據滿洲的宣言和決議，積極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陰謀罪行，揭露國民黨反共賣國罪行，號召和組織工人、學生舉行罷工、罷課，游行示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同年底，羅登賢擔任滿洲省委書記，立即廣泛組織東北人民進行游擊戰爭，先后派出許多優秀黨員和黨的負責干部分赴東北各地建立抗日游擊隊，為以后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聯軍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同時羅登賢還非常注意團結東北各地的其他抗日隊伍，組成抗日統一戰線。正確的路線和策略，使東北各地掀起了抗日斗爭的熱潮，大大打擊了日軍的氣焰，延緩了日軍侵占全東北的計劃。

　　不畏白色恐怖抗爭到底

　　1932年12月，羅登賢受到錯誤路線的打擊，被調回上海。他并未消極退縮，仍積極領導工人運動，組織上海紗廠和鐵路工人大罷工，開展反對國民黨“圍剿”紅軍的斗爭。

　　1933年3月28日，由于叛徒出賣，羅登賢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在叛徒的指證面前，羅登賢憤怒地痛斥法官說：“你們加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回來，在那里我同義勇軍一道與日本強盜作戰；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難道這就是我被控告的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羅登賢義正詞嚴，駁得法官瞠目結舌，無言以對，趕緊搖鈴制止羅登賢的控訴。旁聽觀眾議論紛紛，對反動法庭無理審判表示不滿。最后法官強行宣判，于4月1日把羅登賢解送到上海市公安局關押。

　　國民黨對抗日愛國志士的無理迫害，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極大憤慨。宋慶齡于4月1日在上海發表了《告中國人民書》，號召各界人士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文中尖銳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賣國罪行，指出：“這個事件正是政府與帝國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壓迫中國人民的反帝抗日戰士的鮮明例證。”對羅登賢的堅強不屈精神給予了熱情的贊頌：“被捕者理直氣壯的論點和英勇不屈的態度，充分表現了他們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羅登賢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典型。”她呼吁：“全國人民起來要求釋放他們，要求不使他們遭受到酷刑與死亡……釋放他，釋放幾千個與他們一樣的人，就是釋放中國民族的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蔣介石在全國人民的抗議呼聲中，更加恐慌，于4月2日急急忙忙將羅登賢解送到南京，囚禁在警備司令部的監獄里。在獄中，羅登賢遭受到敵人慘無人道的酷刑拷打，遍體鱗傷，其革命意志卻絲毫沒有動搖。

　　4月5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代表宋慶齡、楊杏佛等不顧個人安危，到監獄里去探望羅登賢等同志。羅登賢堅定地對宋慶齡等代表說，“我自始至終站在無產階級方面，我為這斗爭貢獻了我的生命，什么也阻擋不了我。”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敵人決定秘密殺害羅登賢。當他被帶出牢房時，敵人問他還有什么話說，他凜然回答：“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羅登賢昂首挺胸站在雨花臺上，面對敵人的槍口，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時年僅28歲。

　　羅登賢犧牲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了紀念他，特把江西省的信康縣改名為登賢縣。1933年11月30日上海公開出版的《中國論壇》刊登了題為《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中羅登賢的名字將永遠光輝燦爛》的悼念文章，對他的革命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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