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觀”：反思“西方中心論”的一個代表

“全球史觀”：反思“西方中心論”的一個代表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問題成為世界學術界的顯學。不但當代中國問題是這樣，而且中國歷史上的問題如宋明經濟、朝貢體系等也是這樣。這其中，以“全球史觀”視角重新觀察中國的學術潮流，最吸引人們的注意。

                        “全球史觀”在當代中國意義深遠

    改革開放初期，“西方中心論”在學術界有相當市場，循著這種思路，有些人甚至把英國官匪一家的私掠政策當作西方先進文明介紹。同時，“西方中心論”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流行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礎。但是，隨著西方經濟不斷爆發危機，世界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不斷深入，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也日漸深刻。“全球史觀”正是這種反思潮流的一個代表。
    英國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論文集《處于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中，最先明確提出了“全球史觀”。他認為，主要從西歐觀點來解釋歷史已經不夠了，史學家應該“從歐洲和西方跳出，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和時代”，這樣才能“公正地評價各個時代和世界各地區一切民族的建樹”。此后，美國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兩卷本《全球通史》、美國史學家W.H.麥克尼爾的《世界史》、美國歷史學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現代世界體系》等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觀點。德國學者弗蘭克的代表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在學術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盡管有各種問題，并且堅持“全球史觀”的學者內部對歐洲為什么最終成為第一個工業力量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但通過布羅代爾、貢德•弗蘭克、杰克•古迪、王國斌、彭慕蘭、杰克•戈德斯通和布勞特的努力，更多的中國人開始相信，直到18世紀的某一時刻，在歐洲和亞洲的主要文明之間不存在經濟和文化上的本質差別。同樣得益于這些學者的努力，與“全球史觀”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拜羅克進行激烈論戰的安格斯•麥迪遜也不得不承認：“歐洲的進步歸功于更快的科學技術進步，也歸功于對美洲大面積地區的征服和殖民所帶來的收入，以及來自它同亞洲和非洲的貿易所帶來的收入。”
    與提供更多的中國古代史資料、推進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深度相比，“全球史觀”對“西方中心論”、對“洋教條”崇拜的破除在當代中國具有更重要和更深遠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思想源流

    當然，“全球史觀”尤其是其中的“中國中心觀”也存在相當的問題。筆者并不質疑這些學者的客觀公正和學術道德，但也無須諱言，任何學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諸如時代、文化甚至是個人因素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后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在西方國家的眼中一直是一個弱小國家，但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最近30年的發展顛覆了這個形象。正因為如此，一些西方學者開始用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現實和歷史。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提出研究中國歷史應該“走向以中國為中心”，亦即“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 而由于中華復興導致的自信心的回復（有些表現為過度膨脹），也使一些中國人自覺不自覺地迎合并推動了這個潮流。
    自“后現代”思潮興起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危機已經充分地暴露出來，一些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的前途喪失了信心，因而認為“西方的沒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樣都是歷史的“宿命”。《西方的沒落》的作者斯賓格勒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對未來世界的構建和想象只能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華文明。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推崇中華文明，并不是現代西方學者的專利，甚至也不完全是對西方文明喪失信心后的偶然現象，而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些西方學者的傳統。17—18世紀，西方世界流行著一種泛中國崇拜的思潮，從神秘的哲學、嚴肅的政治、精致的藝術到社會的經濟和生活風格，中國形象在歐洲社會面前展現了“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這種泛中國崇拜既建立在當時西方與東方實力的對比上，也建立在東方文化的神秘以及歷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因此并不完全以物質實力為限。“全球史觀”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從技術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解釋范式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這種心理。
    以史鑒今，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反思與批判多半來自外部力量的推動，這反映出了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歷史文化兩方面都受到西方壓制與影響的事實。物質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條件，缺乏歷史文化自信，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大阻礙。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5期，摘自2011年6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