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戰地記者和志愿軍老兵一起扒下美國的“人權”畫皮
“刺字”－朝鮮戰爭中美帝的又一罪行！
——冉宏圖: 我是一個兵
來源：鳳凰網
五十年前幾百萬各種膚色的軍人匯集在一條叫做三八線的狹長地帶，彼此傾瀉著鋼鐵和炸藥，這就是在世界的東方爆發的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當中，有二百多萬的軍人和平民喪生，他們或成為自己民族的英雄，或被叫做屈死的冤魂受到人們的祭奠和同情。然而其實這個戰爭當中還有另外一個群體，無論是死去的還是活下來的，只要他們被劃為這一群，他們就很難享受這份殊榮，他們被稱做戰俘。
朝鮮戰爭當中，志愿軍戰俘有兩萬二千多名，其中六千六百七十三人在戰爭結束之后返回了祖國大陸，而有一萬四千多人被送往臺灣。比起那些在戰俘營里殊死搏斗最終回國的人來講，這一萬四千多去臺灣的戰俘，他們的命運其實絕少有人提起，而在我們曾經提到的那些戰俘營里的斗爭故事當中這一群人也不過是一些模糊的或者我們愿意忽略的背景。那么他們是不是懦夫。他們究竟是不是叛徒？就此一別之后，他們還能不能走上回家的路？我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冉宏圖就是其中一人。
冉宏圖：被抓走那時候哭了幾天，把我抓到鄉里，去了三天，關了三天三夜。前后人押著就送我去當兵去了。
一九四六年，冉宏圖在團長張劍秋的帶領下全團投誠并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冉宏圖所在六十七軍二百師六百團于一九五一年六月突破聯軍的封鎖跨過鴨綠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冉宏圖：那么粗一個口袋，那么長圍在脖子上，八個手榴彈、三百發子彈。班長背一個大鍋副班長背一個小鍋，中間組長也背大鍋小鍋，辣椒生姜醬油鹽巴都要背著，花生米也要背著，辣椒面也要背著。晚上行軍，白天不敢走，在樹林里面躲著。不準你冒煙，一冒要是發現了那就是死路一條，不管你有人沒有人那個海岸炮就往那個島上打。
隨著戰線的延長，志愿軍供給線被聯軍封鎖，志愿軍戰士只能依靠隨身攜帶的口糧自給自足。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美軍聯合李承晚部隊以四個師的兵力，以飛機、大炮、坦克時向六十七軍堅守的沿三八線二十五公里的正面防御陣地發起進攻。經過了十多個日日夜夜激戰雙方傷亡慘重。冉宏圖所在的預備隊最后也沖上了前沿陣地。
冉宏圖：一上去我們那個班就去了一半，班長和組長當時就打翹了，我們就只有進入掩體。有一個雕堡口，那個雕堡口做得很小，做得不理想，打過去都是平的，你打下一點打不到，你往左邊右邊也打不到。
飛機掩護和步兵 工兵伴隨下，聯軍一面以陣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進行密集射擊，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軍前沿各個高地的防御陣地，再由其步兵進行“逐山占領”。冉宏圖和他的戰友最終陷入了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
冉宏圖：我那個弟兄說班長這樣子不行了，我們是死路一條，我們不如放下武器。我說你胡說，‘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就把你打死’。他說，‘我走’。我說，‘你走，我可以替你報仇’。我就把他打死，我也不會放下武器，不會輕易讓你把我抓走。結果說著說著，槍伸進來了敵人的槍，我還沒反轉過去，槍響了，把我的腿打得鮮血成流。
冉宏圖出身農民，從小他說他根本沒想到過要當兵，當年在村里已經定下了娃娃親，那時候他全部的夢想就是娶妻生子，守著自己的家，守著自己地。讓他沒想到的是自從十七歲那年的某個下午被抓了壯丁，這一別會是如此的漫長，遙遙無期。他參加國民黨打過抗日戰爭，解放之后又加入解放軍，朝鮮戰爭爆發他又成了志愿軍。青春歲月始終是在戰場上度過的，一不經意間就成了個身經百戰的老兵。但即便是這樣，在他十幾年戎馬生涯當中他有過種種揣測，想到過會流血會犧牲，甚至想過在異國的土地上迷了路，可能被人們說成失蹤，單單沒有想到過會做俘虜。也沒有想到過，會被一支外國的軍隊抓了去。戰俘這兩個字為冉宏圖的軍旅生涯下了一個他無法接受的定義。
朝鮮戰爭中，聯合國軍在朝鮮最南端的海港城市釜山及巨濟州海島上修建戰俘營，用于關押十七萬中朝戰俘。一九五二年十月，冉宏圖被押送到巨濟島，以七一八七三三號戰俘的身份被關進八十六聯隊二中隊十二小隊的戰俘棚里。
冉宏圖：那個后方部隊接受的那些小子不是東西，天天晚上打，把老子吊起來。你是不是共產黨，你是不是個干部，你是個什么人物，你是個什么階級，你是什么部隊，你講也打，不講也打。都是十五六歲的、十七八歲的，凍死的人上千、上萬。你還沒看到，想到掉眼淚，還有很多女同志。
一九五一年七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針對戰俘問題，中朝堅持按日內瓦戰俘公約無條件遣返全部戰俘。而美方為達到丑化共產主義等政治目的，堅持“自愿遣返的原則”。戰俘問題成為停戰談判爭論最為激烈、拖延時間最長的一個問題。停戰談判開始后，美方在戰俘營大力推行“情報和教育計劃”，“以俘制俘”扶持反共勢力，臺灣也先后派遣了七十五名特務進入戰俘營建立反共組織、誘導，迫使盡可能多的戰俘拒絕遣返回國。
冉宏圖：為什么叫戰俘整戰俘呢？他有旁邊人指揮，你不整也不行，就拿硬刷子來刷，在腳板心刷，你不承認要你笑死。這個辦法過了整的也不服了，那天晚上就要下毒手了。挖的廁所跟我們這個房子一樣，口子有那么寬，剛好可以解手（上廁所），越下去就是這樣下面寬，上面的口子那么窄，都是封死的。你知道里面埋了多少人，晚上天一黑就把你的嘴巴一捂，就把你往那個廁所里在塞，是我們親眼看到的。還有挖心挖肝的呢，挖著給你吃掉，掏心挖肝、包人肉餃子。
這聽起來似乎有些荒誕，尤其是發生在有聯合國管理，重兵把守的集中營里，更加讓人難以置信，然而當年在戰俘營中確有其事。為了阻止戰俘回大陸，有一個叫李大安的戰俘帶著一批臺灣特務、一批戰俘營里的變節分子對志愿軍實施了滅絕人性的打擊報復。僅僅四月七號到八號的一夜之間就有九十九個人慘遭殺害，有三百人被割肉挖心。幾十年之后，那一段恐怖的日子仍然像一個揮不去的惡夢讓冉宏圖每每提到每每老淚縱橫。因為也正是從那一陣子，他變成了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在兩萬兩千多名志愿軍戰俘當中有參加過革命多年的黨員干部、戰斗英雄，也有解放戰爭當中起義或者是被解放的國民黨官兵，有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也有混入志愿軍隊伍當中的國民黨特務、地痞流氓。面對著死亡和白色恐怖，他們有的用生命捍衛著自己的信仰和尊嚴；有的和臺灣派遣到集中營的特務同流合污；有的渾身發抖、暗中流淚；也有的面對著一身的反動口號不知所措、六神無主。冉宏圖承認，他是這最后一種。
他在心底里其實非常敬佩英雄，他說他自己多么希望能夠像他們一樣為著某種信念忘卻生死 超越生死。但是更多的時候，這個連小學也沒讀過、連封家信也不會寫的普通士兵意識到的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他在責怪自己，但在未知的命運面前他變得那么得無奈、那么得無力。
一九五四年元月二十，一萬四千九百名志愿軍戰俘被美國第七艦隊送往臺灣。同樣是離開異國他鄉，同樣是回到自己祖國，這一萬四千九百名戰俘與六千六百七十三名回到大陸的志愿軍戰俘卻有著各自不同的心境。因為年齡、出身、信仰，他們做出各自不同的選擇，因為這次選擇他們有了各自不同的命運。
冉宏圖：從韓國到臺灣運走的時候有的偷著就跳船、跳海了。他說‘我去到臺灣也是死，我回到大陸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說‘我知道，我也了解部隊的情形，沒有辦法交待，死路一條，今天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陸去也是死，那我干脆去到臺灣，去了臺灣想法不一樣、變了的話，我還是死了算了’。我說‘你不要那樣想，不是個辦法，我們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么樣的情形’。不聽勸，你怎么拉得著，他頭一低就跳海了。
兩萬兩千多人，在分別的那一刻因著不同的選擇徹底登上了兩條不同的軌道。當運載去臺灣的戰俘的船只和運送回大陸的戰俘的車輛駛向不同的方向，這兩萬名戰俘的命運也從這里分道揚飆。未來的日子當中，如果說還有什么共同的東西，那或許只有一點，就是他們曾經是戰俘。這共同的起點將永遠被標記在他們的身上。
冉宏圖抱著活一天看一天的想法，最終活了下來。為了種種政治目的，臺灣當局并沒有實現他們的諾言，允許這一萬四千九百名戰俘回鄉務農經商。冉宏圖被迫再一次扛起了槍，由一個志愿軍戰士變為國民黨軍人。冉宏圖在國民黨軍隊里，口是心非的日子并不好過。他每天喊著反攻大陸的口號，但并不相信國民黨真的有這個能力，他選擇沉默只是為了生存，為了平平安安的活著。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福建前線萬炮齊轟。火光煙霧之中，從前線傳來的一些消息讓冉宏圖難以平靜。
冉宏圖：第一次就炮戰，有的會水，跑了。帶著美國鬼子的步槍、自動步槍，連槍浮水游走，浮到廈門跑掉了。有一次我也想要干那個事情，我帶的沖鋒槍，我可以把船頭控制。那個連長的傳令兵和指導員的傳令兵是一個人，是江西人，就跟我講‘人家報告了，說你有行動’。我心里就知道了。我說‘什么行動’。他說‘駕駛班的班長、第一班的班長跟連長指導員報告說你有投降的舉動’。我說：‘你怎么聽到的’。他說：‘我跟連長倒開水拿香煙的時候，第一班班長叫劉承林親自跟連長、指導員講的那個話’。我就警惕了，以后也不叫我押水運就讓我調回去換班。
頻繁出現的逃跑事件讓國民黨當局意識到加入國民黨軍隊的志愿軍大部分人在曹營心在汗，他們并沒有被完全改造好。于是針對戰俘，國民黨開始了新的政治攻勢。
冉宏圖：他要我參加他的組織，我說我不參加。指導員找我個別談話，要我講原因。我講不出什么原因，我說我是共產黨員就不能參加國民黨。他說你們來的時候脫離了，你不參加，你沒有希望了。我說沒有希望我也不后悔。所以過那個生活夠黑暗了、夠羞恥了，他不說你是中國人，（說你）是戰俘。他說我們都是壞人。
好人、壞人、中國人，來到臺灣之后冉宏圖內心始終被這些混亂的概念糾纏著，他再也無法給自己下一個定義。他來到這塊陌生土地的時候已經知道在家鄉父老面前沒有做一個好人的機會了，但是讓他沒想到的是到了臺灣他依然還是個兵，依然背負著戰俘的標志，依然還是別人口中的那個壞人。他自己明白，他沒有超越一切的勇氣，不可能改變眼前的一切，但他在放棄升遷、拒絕加入國民黨這個問題上總算讓他自己體會到了一點點自尊。可能正是這殘存的一點點自尊讓他還覺得自己不是個徹底的行尸走肉，他還活著；但也正是因了這點自尊，他依然痛苦、無法安寧。
冉宏圖在臺灣的所見所聞讓他心灰意懶，此時他以不在關心政治，不考慮自己的前程。每到清明節前后，他總是面對著大海，故鄉成為他唯一的牽掛。
冉宏圖：在臺灣燒紙，晚上做夢都想到想到母親，想到弟弟，現在還在想我爺爺、我奶奶他們，也想鄰居、我的家婆。我現在回想那個面容，現在看都一樣；聽到哭的聲音，上氣接不到下氣。見到我婆婆的面容就是不講話，那是個夢。那個時候我們說回不來大陸，干脆死了算了，來了臺灣還受了很多折磨。往床上一躺，那個腳就把扳機扳著，槍抵著胸口。我跟他們講了好多次，我都沒有自殺，只能夠晚上掉眼淚。我說我還要活下來，回來看一下，對家里有一個交待，活不下來就算了。
冉宏圖一輩子當兵，國民黨兵、解放軍、志愿軍、戰俘，被迫去了臺灣，又在那兒當了二十年的臺灣老兵。一九七五年退役的時候，他已經五十開外，仍然是個小兵，軍銜中士而且孤身一人。冉宏圖說他不知道這一輩子究竟是怎么了，好像被一種莫名的力量控制著，從來沒有機會選擇自己的人生，似乎就是抓壯丁的那一個下午改變了他所有的命運。他不知道應該怨誰，或許只能怨恨他所在的這個年代里太多的戰爭。當一切都破滅之后，對冉宏圖來講只有家鄉還依然真切而且竟然變得越來越真切。他在家訂下的那個娃娃親早已經杳無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著那個他只見過一面的女人，因為父母死后這個女人已經成了冉宏圖唯一擁有的具體的思念。
冉宏圖：很多女孩子的父母只要你叫我個媽，喊一聲老子，三層樓的房子我給你，多少田地給你，我都不搞。我說我家里有。臺灣的叫我們老頑固，他說你還這樣子想，你回去你做夢。我們是想回來，想到回來看一看。
隨著反攻大陸的破滅，很多臺灣退役的老兵對葉落歸根、榮歸故里也漫漫地失去了信心。冉宏圖退役后，靠微薄的退休金一個人生活。此時，一些偶爾從街頭巷尾聽來的小道消息會給冉宏圖帶來些許的安慰。
冉宏圖：偷渡，上船偷渡，朝菲律賓。有錢的私下給人家塞腰包買通，從香港轉回來或者從印尼那邊那樣轉。跑回來的不回去了也有，我們都知道了。我們人也老了、退伍也沒有錢，你叫我們怎么去過日子。有的就想不開就自殺了。我這一輩子我說我要扛下去，我說我們只要身體好、不生病，活到有一天。等到今天，結果我的話實現了。
一九八七年底，臺灣當局開放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兩岸同胞隔絕狀態被打破了。然而冉宏圖卻不能回家，他囊中羞澀也沒有親人和朋友資助他回大陸探親的路費。
冉宏圖：想回來沒有錢就必須要賺錢，打那個工。開始語言不通，那是相當辛苦，相當受人家的歧視。我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就在水里泡著，擦去擦來的，洗膠袋。我的手為什么起那個點點，一個是我下來打工受不了。晚上就睡覺，沒有鋪沒有地方睡，我們就上樓梯口、在梯子旁邊，睡在角落里。人家說你還這樣做啊？我說我沒有錢，有幾個錢想回大陸。他說你在做夢。我說不管怎么樣還是要賺錢，弄幾個錢，一心想回家來看看自己那塊土地。
從十七歲抓壯丁，一別幾十年，冉宏圖再也沒有回過家，雖然天天念叨著回家，但真的想到回家他的心情仍然很復雜，既急切又有點擔心。擔心回去無顏見江東父老，而且跟在別人后面喊了二十幾年的反攻大陸，他做夢也想不到還可以真的大搖大擺地回到他的故鄉。
一九八九年以來，回鄉探親的人越來越多，冉宏圖的思鄉之情更加的熱烈。但是每每想到身上那無處不在的口號，想到自己是被釘在恥辱柱上的人，他突然又覺得這條路看起來那么近，其實又是那么得遠。冉宏圖一邊打工賺錢一邊也做著回家的各種打算。他不知道像他這樣被刻了一身反共標語，由志愿軍戰俘變節為國民黨軍人的退伍老兵回大陸探親會遭遇一種怎樣的情景。家鄉還是兒時模樣嗎？四十八年的鄉音變了嗎？游子歸鄉的路上還會有眼淚嗎？
冉宏圖：一個成都人他說：‘老冉，我已經回來了，安全得很，你回去。’他說：‘我身上刺的字前后左右都給鄉長、縣長都看了、都見了，沒有問題’。我就覺得沒有問題了。三月二十九號，我就決定和我們同鄉一起回來的。到成都，到機場下飛機，那高興得不得了。一路簡直是，有的在車上掉眼淚，高興得掉眼淚，那不是悲傷掉眼淚。說起認識，看面容不認識了，都掉著眼淚講著話。我還記得我們旁邊老家的柿子樹和橙子樹相當好吃的，我說那棵樹還在不在？他說‘那個橙子樹不在了，那個柿子樹和桃子樹還在’。結果我去看，那個柿子樹和人一樣也已經老了。
回到大陸的冉宏圖沒有選擇回家鄉，而是在宜昌度過余生。其中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里是他當年抗日的時候打過仗的地方。他說其實在家鄉，他覺著很難向別人解釋他的身份，但至少在這里如果有人問起來，他可以簡單回答一句說我當年在這兒打過日本鬼子。不過這唯一的一點點驕傲，平時冉宏圖很少向別人提起，因為他始終覺得在他身上那一段恥辱是那么的大，大于所有的光榮。
冉宏圖離鄉背景五十多年之后回到他日思夜想的那一片故土。當然他并沒有給家鄉父老帶來一段讓他們引以為豪的經歷，但是對他來講這一切他可以平靜地接受，因為至少活著見到了家鄉，見到了親人，他已經覺得知足了。如今，冉宏圖和侄子一家養了十幾頭奶牛，在一個很僻靜的小山村里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可能這樣的隱居生活對他來講多少是種慰籍，因為他用不著再向別人表白，也用不著再爭辯那段歲月的是是非非。他說面對孫女對滿身刺字的疑問，他只是沉默不語。不管怎么說，八十歲了，冉宏圖終于過上了一段屬于自己的生活，雖然周圍沒什么朋友，也幾乎沒什么親人。可是在這塊土地上，他終于可以不再做惡夢，他總算可以睡得踏實了。用他的話來說，能活到這把年紀，能這樣了此一生就是他的福分。
英國記者揭開朝鮮戰爭中俘虜問題內幕
這是我國出版的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寫、全面論述朝鮮戰爭俘虜問題的書。作者（英）艾倫·溫寧頓、（澳）威爾弗雷德作為新聞記者，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對前線、板門店談判會場、朝中方的戰俘收容所，以及被釋放的朝中方的被俘人員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和采訪，在本書中，他們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現將其中一些內容摘編于后，以饗讀者。
根據停戰協定的有關條款，正在巨濟島和濟州島被扣押的大約8000名朝鮮俘虜和1.5萬名中國俘虜及在北朝鮮被扣押著的350名“聯合國”軍俘虜在非武裝地帶內交換。
國際遣委會成立后的幾個星期之內，其成員每天都可以聽到從印度管理部隊的集中營內逃出來的俘虜們講的中世紀式的野蠻行為和令人發指的其他一些事情。最初這些委員們都是半信半疑。但是，即使是對此最抱懷疑態度的人也注意到，從不同的集中營、在不同的時間逃出來的人們――在他們之中有朝鮮人，也有中國人――所講的故事差不多是毫無二致。而且他們剛從把人們自集中營運來的卡車上下來就講起來，并回答了很多記者們提出的問題，這樣就更顯得它有令人信服的力量，顯然沒有一個人得以在他講述之前命令他們如此這般。
給人以印象最深的一次記者招待會是在9月27日舉行的。那天是65名中國人民志愿軍人員歸來，其中絕大部分是軍官。他們還沒有下車的時候，就撕碎了印有國民黨旗幟的內衣，露出了刻滿全身標記的身體。在這個大廳里，只聽得見久久持續著的、漸漸變大的哭泣聲。按照預先的安排，應該一人接一人地談自己所經歷過的事情。但剛開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兩天前遭到嚴刑拷打歸俘帶到外面去進行搶救。還有一個人在敘述自己同胞們所遭受的痛苦時難過得昏厥過去，又不得不把他們背到外面。有一個被割掉了耳朵，同時他的腹部還有一條被國民黨刀子割開后留下的彎彎的大傷疤。他們中間有半數以上人的“犯有”拒絕刻上妨礙回到祖國的紋身標記之“罪”，因此，他們四肢上的肉都被割爛了，留給人們看到的是一條條慘不忍睹的傷痕。
被俘的志愿軍們回憶，新的紋身從8月20日開始了。因為特務們在調查的時候，發現許多俘虜把在1951年4月刺上的紋身標記割掉或烙掉了。特務們暴跳如雷，命令對集中營里的所有人開始進行紋身。在胸部上刺上國民黨的旗幟和徽章，兩條胳臂上刻上口號，甚至在背的中部也刺上了國民黨的旗幟或中國及臺灣的地圖。拒絕紋身的遭到毒打，并被綁在床上。一次由三個家伙進行的紋身一直要持續4個小時。
到8月31日，10個集中營內的1.5萬名俘虜，除極少數外，都被紋了身。年齡最小的田忠俊被安排在最后。他說，“那時，我覺得好像國度和人間從塵世上消失了。如果在我身邊出現那些花紋，我定會羞恥得無地自容，決沒有臉再回到祖國了。怎能在陽光下露出我的背呢？別的且不說，我的身上已有那些花紋就夠壞的了。”9月1日清晨，田忠俊從鐵絲網中爬出來了。當他快爬出最后一道鐵絲網時被發覺，子彈打穿了他的腳踝骨。他在醫院里受到好心的護士的幫助，混進了最后一批被遣返的俘虜群中，田忠俊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俘虜，他無法了解在大規模的紋身的幕后策劃者的心理。現在人們已很清楚，當時美軍心理作戰部東京分部負責人海思森以為，只要把紋身進行到底，就可以達到“保證俘虜人們不抱有回家念頭”的目的。
在交換戰俘場地，普利策獎金獲得者，《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凱奇·比奇在看到一位患了肺結核的中國人民志愿軍俘虜用最后的一點力氣把美制軍靴脫下來時十分驚訝，他用悲傷的語調問道：“那么，這些人為什么連軍靴也不愿意帶走呢？這又軍靴是相當好的啊！我想，在朝鮮和中國像這樣好的軍靴是不多的。”但是，比奇和其他美國記者沒有問一問，俘虜們為什么對于回想起美國人施加的拷問和那個鬼蜮的東西如此刻骨仇恨，并把對它的據有看成是一種恥辱。
其實，殺人和恐怖的氣氛一直蔓延到俘虜們離開集中營。
這位女俘，是個海州大學畢業的學生。戰爭爆發后不久她加入了朝鮮人民軍。美軍在仁川登陸后，她在仁川被俘。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好看的黑發一直垂到雙肩。她叫金京淑。她和她的難友回憶：敵人以搜查為名，把她們的全身衣服都剝光后，趕進一個房間里，幾分鐘后，一絲不掛的男俘們也被拉了來，一個美國軍官說：“我們聽說你們共產主義者很喜歡跳舞，那么現在就舞吧！跳吧！”在刺刀和手槍的威逼下，他們被迫起舞。美國軍官們吸著煙，心滿意足地哈哈大笑，用煙炙烤姑娘們的胸部，做出了只有從醫學雜志和法律記錄冊里才能找到的丑行。”
集中營里，沒有人能逃脫敵人的獸行。一個以“戰俘”的罪名被捕的14歲的女孩子遭到奸污。在仁川集中營，兩位身背嬰兒的母親曾幾度在刺刀威逼下遭奸污。當時他們把嬰兒的嘴堵上了。一位受電刑后神經錯亂的姑娘，在去廁所時被一個美軍下士截住，盡管其他同伴奮力搶救，她還是被污辱了。結果她完全瘋了。
許多被當做游擊隊員和朝鮮人民軍的成員遭捕的孕婦們，在連下等的醫療措施也沒有的情況下分娩。雖然后來設置了產婦房，但美國人沒有提供乳粉之類的食品，時常處于饑餓狀態的母親擠不出足夠的奶來哺喂剛出生的嬰兒。臉色很白、異常美麗的23歲的母親、平壤金日成綜合大學畢業生金淑子說：“她和她的小女孩幸運地活了下來，可她親眼見到一位同志，在神智不清的狀態中，因為不忍聽嬰兒由于饑餓而發出的凄慘的啼哭，把嬰兒掐死了。只是在我們舉行了多次示威表示抗議之后，美國人才給嬰兒發了一些吃的東西。但他們隨時可作為處罰手法中斷給我們的糧食供給。我們把寫著‘嬰兒們不是俘虜，他們必須得到人道主義的待遇’等口號的標語牌掛在鐵絲網上，然而無濟于事。”
“三八節”，我們背著嬰兒愉快地放聲歌唱，美國人向我們扔了催淚彈。他們向23名母親和23名嬰兒投擲了30多枚催淚彈，許多孩子從那以后都病了好幾個月。“從停戰那一天起，到女俘們被遣返，敵人差不多一天就向她們投擲一次或兩次催淚彈。
用內科及外科醫療方法對人施加暴行的證據，可以從美國的死亡集中營里回來的歸俘們中間找得到。美國的訊息也確認了這些已經超出內、外科治療范圍的驚人的犯罪行為。對于這種行為的證據確鑿性，大概美國人也是不會否認的。
1953年第4期的《美國醫學協會月報》刊登了一篇論文，在文中，作者分析試驗者對1408名細菌性痢疾患者使用的6種治療方法。其第6種療法是：臥床休息、烤電療法、必要時服用鎮靜劑、營養的滋補和維持療法等。說得輕松點，這等于不治療。把患者們按倒在床上讓他們發汗，以致他們的體質更加虛弱；為了檢查不給予治療的時候這種疾病會以何種速度擴散及各種治療法的效果，讓這些病人變得愈加孱弱，但又不至死去。也有一些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療，其實這不過是試驗。僅四環素片，有的患者每天服用8粒，有的是16~25粒，甚至32~48粒，以測驗由饑餓引起的各種疾病在不同情況下吸收璜胺類藥物的能力，這種試驗下，許多病人都中毒而后死亡了。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有4000名以上的患者死去。死者幾乎全是患痢疾的。當時集中營里死了多少人無法統計，只是醫院當局仍把腹瀉得厲害的人送回集中營，他們在那里繼續傳播著這種疾病，并在那里死去。
在外科方面實行的試驗中表明出的大量證據更是無可否認。在板門店，所有人都普遍注意到多得令人驚悸的四腳被截斷的人們。據調查，為數很多的人們的手腳或全部四肢像割牛尾巴那樣，被截成幾段。甚至一條腿就被截了5次或6次。一些得了與產治聞療完全無關的氣管炎和胸膜炎的人也要數度被截斷肋骨。從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之間，第一集中營在經營這些窮極惡的手術之后僥幸活了下來的，只有37個俘虜。其中一個名叫金春山的俘虜被截斷了5根肋骨，每次都是由不同的醫生截斷的。他追述說：敵人闖進醫院里來，根據自己的需要為挑選病人。如果有誰抵抗，就給打一針，然后強行將他拉走。
中國軍事外科醫生們對凍傷病俘們進行了徹底的診察，據他們提供的統計報告，凍傷者一共失去了267條胳膊或腿，這些人在中國歸俘的全體凍傷者中所占的例之大是令人吃驚的70％。他們指出，正是駐朝鮮前線的美軍醫療部隊人員們說過這樣的話：“從很久以前開始，保存性療法就是凍傷治療的基本準則。”然而在美國方面這樣的純屬凍傷范圍的肢體下部的截肢手術中，有84％是從正確手術部位的1分米以上的地方實行的，甚至有一個患者是在正確手術部位的5分米以上的地方實行的。
在2172名中國病傷俘虜中，有近一半的人被截斷了兩條肢體。在所有6000名中國歸俘中，有1172名是外科病人，其中84％成了殘廢和喪失了活動力能力，有4人的四肢全部被截去，只留下毫無倚恃的胴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整個美國軍人被截去四肢的不過22，在朝鮮戰爭中，全部“聯合國”軍部隊里遭此厄運的也只有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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