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否定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60周年，也是全世界法西斯戰爭勝利的60周年。5月 9日，俄羅斯已經舉行了空前盛大、隆重的紀念反法西斯衛國戰爭勝利的60周年活動。引起比較強烈、廣泛的反響。我們的黨中央也已經就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紀念活動做了明確的部署。

最近接觸到境內的一些網站，包括人民網、新華網的網絡論壇和報刊，覺得在關于這段歷史的認識和評價方面，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分歧和觀念上的混亂、模糊，其間不斷夾雜著一些比較大、比較多的爭論。現在看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關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60周年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60周年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連俄羅斯都把他們的紀念活動定位在“紀念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這應該說是比較確切的。實際上法西斯德國的投降，只是反法西斯戰爭在西方、歐洲戰場的終結，而決不是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終結。日本帝國主義的正式投降才是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終結。有些報道（包括網絡）竟然把俄羅斯和歐洲關于二戰的一些紀念活動，都說成是慶祝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這是并不符合實際的。

這里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國的偉大抗日戰爭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二次世界大戰，應當說是開始于中國的 9•18事變（它事實上是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接著是七七蘆溝橋事變，實際上意味著反法西斯戰爭的正式爆發，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終，應當說是結束于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最后正式投降。

而中國人民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做出的犧牲和付出的代價，產生的巨大歷史作用，是決不應當低估的。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媒體和網絡實際上卻似乎并沒有給予充分的估計和肯定。

最近國內的一家報刊就作過這樣的報道：“近來，歐洲各地都在紀念二戰勝利60周年，英國一些媒體指出，中國對二戰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一點卻被西方忽略了。如果不是中國付出3500多萬人犧牲（注：何止是3500多萬！至少有五六千萬以上）的代價，在亞洲戰場拖住了日本軍隊，日軍就會在中國迅速取得勝利后，控制太平洋地區。沒有亞洲盟國的抵抗，西方盟國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這種情況發生在一些西方國家，似乎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可是在我們自己國家，有的宣傳媒體竟然也出現了上述的情況，就不能不令人感慨、遺憾和深長思之了！

更加令人痛心和難以置信的是，不久之前，有報刊報道，就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前夕，我國北方的某些房地產業的經營者，在沈陽竟然為了賺錢牟利，把“九一八事變”時當地（沈陽）的最后的一個遺址：“北大營”，給徹底炸毀了。聽到這個消息，我不能不想起早在193 8年九歲時，在紀念“九一八事變”七周年的晚會上看過的活報劇：《撤退北大營》和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中唱過的《新編“九一八” 小調》：

“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
先占火藥庫，后占北大營，
中國的軍隊有好幾十萬，恭恭敬敬讓出了沈陽城！
九月十八又來臨，東北各地起了義勇軍！……”
當晚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曾引起多么大的震撼呀！

今天出現這樣的炸掉“北大營”遺址的惡劣作為，簡直是一種忘卻中華民族災難歷史的犯罪行為了！也在這之前不久，當日本正在大力篡改、否認侵略歷史，修改教科書之際，上海又發生了將的《狼牙山五壯士》的課文從語文教科書中刪除這樣的咄咄怪事！這兩件事，遭到了國內有起碼良知人們的尖銳指責、批評和憤慨、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更早一點，也是最近一兩年，一位曾在《人民日報》擔任過評論工作（也曾是《交鋒》一書的作者之一）的人，自2003—2004年以來連續發表了《對日關系新思維》等書，和一系列十分露骨的親日、媚日的漢奸言論，在國內外大肆張揚（曾連續在日本、香港、臺灣和大陸接受“訪談”，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昭示了他親日、媚日的卑劣嘴臉，遭到眾多愛國人士的嚴斥后，不久前（大約在2005年3月間）他又進一步恬不知恥地在日本正式公開發行并簽名出售了他的又一部更加肆無忌憚的新著：《中日戰爭的啟示與思考》一書，不僅繼續為日本侵華戰爭罪惡行徑辯護，甚至還公然為大漢奸汪精衛翻案，稱之為實行“曲線救國”的“愛國者”，甚至還為“臺獨”張目，受到了國內許多網站網友們的嚴密關注，并引起了極大的震撼、憤慨和一致聲討。

忘記過去，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為日本侵略者辯護，甚至為大漢奸汪精衛公然翻案，還是中國人嗎？

第二、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國民黨軍隊在八年抗戰中的實際地位、歷史影響、作用和業績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存在著十分明顯分歧的問題。

有一些言論在實際上也就把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影響和作用，都極力加以貶低、抹殺，甚至一筆勾消了。例如，在一些論壇介紹抗日戰爭時，有人大量列舉所謂“正面戰場”的許多重大的戰役，如八一三松滬戰役、臺兒莊戰役、印緬戰役、大武漢保衛戰……等等。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南方抗日游擊隊，似乎微不足道，僅僅不過是打了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并認為兩者根本無法比較。也就是說，在整個抗日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理所當然就是所謂的“國軍”了。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嗎？

在整個抗日戰爭服中，在國難當頭的危機時刻，蔣介石不僅長期實行“攘外必先安內”，堅持“不抵抗”政策，“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排除異己，在中央軍的一些機槍火炮武器裝備并不劣于日軍，軍隊人數幾倍于敵的情況下，望寇而逃，使中國喪失了幾乎大部分領土，使南京30多萬同胞被屠殺，全國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失去保護，像牛羊一樣任寇宰割。并且還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繼續堅持反共政策，一再制造磨擦，不斷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共高潮，甚至在關鍵時刻，發動了對新四軍下毒手的“皖南事變”。國民黨領導下的大量軍隊則紛紛在敵后廣大地區投降日本，成為偽軍，在敵后到處建立了偽政權，充當了日本帝國主義殘害中國人民的急先鋒……。這樣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也被一些人視而不見，甚至一筆抹殺了。這符合歷史實際嗎？

我認為，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應當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包括正確處理雙十二“西安事變”，“逼蔣抗日”，積極推動、倡導實行了第二次的國共合作，更在敵后廣泛建立抗日根據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并對農村的政策做了重大調整，從“打土豪、分田地”，到“減租減息”，聯合一切社會階層和力量，團結一致，共同與日寇艱苦奮戰，英勇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真實的歷史事實和決定性偉大歷史功績。人們不要忘記一個簡單的事實，“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如果共產黨不真心抗戰，人民怎么會支持解放軍呢？如果國民黨真心抗戰，那么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呢？這是不言自明的。

應該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也就不可能有后來解放軍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

第三、與此相密切聯系而且具有關鍵意義的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和地位的評價問題，這些年來竟然也成了不同的人們所共同關注和引起爭議的問題。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歷史作用和巨大貢獻，更是根本無法抹殺的。他早在剛剛到達陜北不久，就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7年5月）等一系列論著，在七七事變后更連續發表了《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反對投降活動》《論聯合政府》、《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等等關于抗日戰爭的戰略和策略的大量重要論著。（這方面的論著在《毛澤東選集》四卷集中，占了大約五分之三的篇幅）。他從理論和實踐上對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大量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展廣泛抗日人民戰爭的歷史功績，更是早已載入了史冊，是不能也決不應該根本抹殺的。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我們的輿論陣地，是應當著力給以足夠、客觀的關注、闡明和肯定的。

不久之前，那位動亂“精英”分子劉曉波，在境內的一家網絡上面，公然肆無忌憚地發表了題為《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國—毛澤東批判》的長達幾萬字的長篇文章，他竟然在文章中說，毛澤東在整個的抗日戰爭中，實行的實際上是“假抗戰而為內戰積蓄實力”的戰略意圖和方針。

這符合歷史實際嗎？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60周年的時候，對此應不應當做出澄清和回答呢？

再例如，最近有的網絡論壇上，包括在劉曉波的上述文章中，就又一次引用了若干年前作家鄧賢的一部著作——《落日》中的觀點。書中對當年的蔣介石就曾經做出過如下空前高度的評價：

“蔣介石，1925年接替孫中山的權力直至1949年末敗退臺灣。他的主要作為在于基本上削平地方軍閥統一中國，和在中國近代史上唯一打贏那場史無前例的抗日戰爭充當大國領袖的角色。”

這位作者在書中還竟然認為，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根據蔣介石的原意寫出來的，實際是對蔣介石的一種“抄襲”、“剽竊”行為。

這符合歷史實際嗎？這不是荒唐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嗎？

這種處心積慮地“褒蔣貶毛”，趁此機會為喪權辱國的竊國大盜、歷史罪人蔣介石歌功頌德、樹碑立傳，抹殺毛澤東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的歷史功績的情況，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和憤慨，更不能不根據歷史事實真相，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做出明確地回答。

因此，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作為這場戰爭的一個部分的親歷者，作為從9歲時成為敵后一個村莊的“抗日兒童團長”，從不滿11歲的童年時代開始，在抗日烽火中的敵后根據地的戰火中成長起來的普通一個“小八路”，我不準備，也沒有水平做高度概括的、長篇大論、系統、全面的理論論述，而是不能不在此表達自己的一些親身經歷、感受和發自內心的一些最基本的看法，對上述那些對那段歷史肆無忌憚的褻渙和歪曲，做出個人明確的回答。

問題其實是并不復雜和難解的。如果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真的是“假抗戰而為內戰積蓄實力”，我們怎能在當時極端不利和困難的情況下，取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站住腳跟，克服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不斷壯大，并贏得了最后的勝利呢？

實際上，從共產黨成立到第一次國共合作，一直到第二次國共合作后，毛澤東和我們黨都曾經把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之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決裂，不恰恰是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后果嗎？就是在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發動內戰之后，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后，東北的抗日義勇軍、抗日聯軍，不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起來的嗎？紅軍剛剛到達陜北后，北平爆發的一二九學生抗日愛國運動，不同樣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起來的嗎？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也就不可能有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而這種偉大歷史業績，恰恰是在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而由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指導，共產黨領導下堅持進行的偉大抗日戰爭，不但是在中華民族的漫長歷史上，而且在整個人類世界的歷史上，也包括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上，都堪稱是創造了一個絕無僅有的歷史奇跡。

我們說這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偉大歷史奇跡，是不是符合歷史實際呢？下面我只能根據自己親身的經歷和所聞所見，說一點自己的基本看法：

第一、首先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特別是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時，東西方的大多數參戰國家，不論德、意、日法西斯國家，還是英、美、法等西方國家，都已經是工業比較發達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有比較強大的經濟和國防軍事的實力。而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起主導、關鍵作用的國家蘇聯，經歷了偉大十月革命和戰勝外來帝國主義干涉，以及內部戰亂，也不僅取得了世界最廣袤國土的統一，而且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已經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工農業和國防軍事建設的基礎，也就是已經具備了抗擊法西斯的基本條件。

人們只要不閉上自己的眼睛，就不能看不清楚，當時的中國卻是根本不具備這些基本條件的。那時的中國不僅還沒有最終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地位和經濟極端貧困落后的基本狀況，而且正面臨著國土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內亂不已、民不聊生的極端復雜、混亂的嚴峻局面。在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廣袤國土被日本侵占，建立了由日本主宰的“滿洲國”偽政權。在國難當頭之際，背叛了孫中山的蔣介石卻仍在繼續堅持內戰，傾其全力進行圍剿工農紅軍。正是在這種極為嚴峻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工農紅軍不得不沖破蔣介石的瘋狂圍剿，舉行了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在遵義會議以后，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發布了北上抗日宣言，率領中央紅軍歷經千難萬苦，在1935年末到達了陜北，到達了抗日戰爭的最前線。

這兩萬五千里長征本身，不是早已被看成一項人類歷史上絕無僅見偉大的歷史奇跡，被載入史冊了嗎？而這正是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重大轉折點和新的起點。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下，開始扭轉了十分被動、落后、挨打的局面，從而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第二、如果說兩萬五千里長征是一項偉大的歷史奇跡，那么，在長征到達陜北之后的困難當頭危機時刻，在八年抗戰歷史進程中的業績，就堪稱更加偉大的歷史奇跡了！

實際上長征最后到達的陜北和延安，是一個中國西部最落后、最貧困的地區，比長征之前的中央蘇區還要落后、貧困得多。1936年，周恩來同志在一次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就這樣說過：當時“陜西的農民極端貧困，他們的土地產量很低……江西蘇區的人口曾經有300萬，而這里的人口至多不過60萬……在江西和福建，人民參加紅軍的時候隨身帶著包裹；這里，他們連筷子也帶不來；他們簡直是一無所有。”（轉引自埃德加•斯諾：《1936—1945年紅色中國雜》1957年哈佛版）。

可是，就是這個極端落后的邊緣城鎮—延安，卻在抗日戰爭中產生了難以想象的巨大歷史作用。據有關的歷史資料，在抗戰八年中，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和南方游擊力量，就在軍隊數量、武器裝備遠遠落后于敵人（小米加步槍），并且被日寇和反共力量分割、圍堵的嚴峻條件下，抗擊、牽掣了日寇軍事力量的 60%以上，抗擊了偽軍和投降派軍事力量的 100%，至少在90%以上。成為抗日戰爭中名副其實的“中流砥柱”。

這是不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呢？這算不算一個名副其實的偉大歷史奇跡呢？

劉曉波的文章，用了《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國》這樣的標題，恰恰可以證明，那個所謂的“昨日小延安”，竟然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實際的中心所在，成為舉國仰望的、名副其實的抗日“革命圣地”。被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稱之為“照耀中國”的“紅星”（又名《西行漫記》）。當時全國各地成千累萬的革命熱血青年、愛國志士，優秀、先進知識分子，拋棄比較優裕的生活條件，離開大城市，離開國民黨統治區，沖破國民黨的嚴密封鎖，紛紛投奔延安；一些國際友人，包括白求恩、埃德加•斯諾、斯沫特萊、柯棣華、胡志明、野板參三、陽早、寒春，以及最近幾天剛剛過世的愛潑斯坦等等……，也都紛紛先后來到延安，其中許多人并且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如白求恩）。這確實是一個國內外歷史上僅見的偉大歷史奇跡。難道他們是受“假抗戰而為內戰積蓄實力”的“蠱惑”，沒頭沒腦，愚不可及、上當受騙、自投羅網，甘當幫兇，或被強迫來到“小延安”的嗎？

而這個“昨日小延安”，不但承擔了統一動員、指揮、領導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任務和重大的決策，也并沒有教條式地照搬照抄別國的經驗，而是根據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和實際情況，及時創造性地制定了高瞻遠矚的戰略、策略，以至戰術，并且通過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等等、等等……，培養了大量的優秀抗日領導骨干，向各個抗日根據地輸送，還通過他們，也通過當時十分有限的新聞媒體，向各個抗日根據地輸送了比物資和武器裝備更加重要的最先進的精神食糧和理論武器，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關鍵性的歷史作用。在世界的戰爭史和革命史上，包括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也包括中國的辛亥革命在內，也都是很難找到這樣的先例的。

美國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莫里斯•梅斯納在他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一書中也說到，紅軍當時到達延安并“把它當作陜甘寧邊區的首府的時候，它不過是一個冷冷清清的貧窮市鎮，人口也許只達一萬人……可是當那塊地方那樣不利的時候，那個時代是怎樣成為中國人頌揚的時代呢？一支孤立地處于那么偏僻、物質那么缺乏的地區的、衣衫襤褸的革命家部隊，如何在10年間成長成為一支超過100萬人的強大軍隊，并且獲得它賴以取得巨大勝利的廣大農民的支持呢？”

這不正是值得歷史和人們從根本上思考，并應該給以解釋和回答的問題嗎？這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上恰恰是找不到任何先例的歷史奇跡！

第三、至于當時廣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迅速、廣泛建立和發展，那就更堪稱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前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偉大歷史奇跡了。

當紅軍到達陜北時，從長征開始的二三十萬人，已經減少到不過兩三萬人，加上當地的紅軍也不過近七八萬人，頂多不到十萬人（這個數目大概不過是當時國民黨的兵力的至多是幾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在武器裝備上更是無法比擬了。當時的許多軍閥，在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上，在占據的地盤上，也遠遠勝于我們）。可是就在那以后不久，我們的八路軍卻立即開始東征，從東三省、華北、中原、華南，都陸續、迅速地建立了大量的、大大小小的敵后抗日根據，轟轟烈烈、前赴后繼地、十分廣泛地展開了敵后抗日武裝斗爭，并不斷地壯大起來。

這些敵后的抗日根據地到底有多少，因為那時情況千變萬化，現在恐怕已經很難做出精確的統計。恐怕全國至少有幾百個之多吧。就拿當時我所在的山東抗日根據地山東軍區來說，就被分割為魯南、魯中、渤海、濱海、膠東等五六個二級軍區。而我所在的膠東軍區，又下轄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四個軍分區。他們不僅處于被日本軍隊和投降派的分割的狀況之下，連一些縣城和較大的村鎮都陸續被他們所占領，成為他們的“據點”，所有的交通線都控制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并且連續不斷對我們的敵后抗日武裝力量，進行瘋狂、頻繁的大掃蕩、大清剿，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在最艱苦的40年代初，我們膠東的有些根據地，已經被幾乎縮小到一顆步槍子彈就可以穿透的危險地步。就是在這樣十分艱險、嚴峻的情況和環境之下，在如此分散、被分割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卻能夠在那個“小延安” 的統一領導、指揮之下，統一行動，統一思想，艱苦奮戰，開展敵后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開展反掃蕩、反投降，用大規模的游擊戰、運動戰、襲擊戰、地雷戰～地道戰，就憑著小米加步槍，甚至土槍、土炮、大刀片、手榴彈、紅纓槍，憑著大量正規軍、游擊隊、民兵、自衛隊，武工隊，甚至少先隊、兒童團……的同心協力，團結一致，艱苦奮戰，使日寇和漢奸陷入一場貨真價實的、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當時在敵后廣泛傳唱的《游擊隊歌》、《保衛黃河》、《八路軍軍歌》等就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樹林里，到處都安排同志們的宿營地，在高高的山崗上，有我們無數的好兄弟。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我們生長在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如果誰要強占去，我們就和他拼到底！”

“……萬山叢中，杭日英雄真不少，青紗帳里，游擊健兒逞英豪。端起了土槍洋炮，揮動著大刀長矛，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

當時的《八路軍軍歌》，更鮮明地表明了這一點：

“……一旦，強虜寇邊疆，慷慨悲歌奔戰場，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游擊戰，敵后方，鏟除偽政權：游擊戰，敵后方，堅持反掃蕩，鋼刀插入敵胸膛……，爭民族獨立，求人類解放，這神圣的偉大責任，都擔在我們雙肩”。

這充滿抗日激情和樂觀主義的嘹亮的抗日歌聲，不就是當時宏偉的、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鮮明、生動寫照嗎！

就拿我所在的山東和膠東抗日根據地來說，近十年前，我所尊敬的原膠東軍區參謀長、老紅軍賈若瑜將軍（解放后曾任軍事博物館館長，也是我父親的老朋友）就曾對我說過一個數字：“在抗戰8年中，山東八路軍共作戰兩萬一千多次。消滅敵人50多萬人。膠東八路軍則作戰七千多次，消滅敵人13萬6千人。在抗日戰爭結束時，我山東部隊共27萬人，膠東就有10萬人多一點。在抗日戰爭中，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萬7千多人。”至于普通老百姓被日寇殘害和屠殺的就更不計其數了！

僅僅從當時的山東和膠東的抗日根據地，不是十分有力說明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的真實情況嗎？

在這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就包括了敵后千千萬萬的孩子們。我本人就有過這樣的經歷。1938年，不滿九歲，我就成為我們村的兒童團長，在當年我們縣城舉行的紀念“九一八事變”七周年大會上，作為兒童代表還發表過慷慨激昂的“演說”。（見《萊州文史資料》）1941年春，我不滿12歲，從當時的膠東孩子劇團暫時抽調到膠東“平、招、萊、掖邊區根據地工作團”工作。當時我的任務就是在根據地宣傳抗日，教唱抗日歌曲，組織兒童團，優待抗屬。我教唱的就是當時已經流行的歌曲之一，《抗日兒童團歌》：

“月兒彎彎，星光閃閃，我們都是兒童團！站崗放哨，又當偵探，盤查行人，捉漢奸！鬼子來了，我們就跑，跑到八路，去報告。領著八路，手拿槍刀，打退鬼子，家鄉保！”

最近我才知道，這首歌的歌詞，竟然是在這之前的1940年，由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小“大姐姐”于恒嘉同志在13歲時創作的。

其實，在那個時代，“小紅軍”、“小八路”，是很多很多的。埃德加•斯諾在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就專門有一個“紅小鬼” 的篇目。其中就講到，1936年他在陜北保安遇到過一個不滿15歲的“小紅軍”，是一個蘇區農村討飯的窮孩子出身，卻已經是有了四年軍齡，經歷了萬里長征的“老”戰士了。當時陜北還有稱為“列寧兒童團”的兒童組織，其重要任務就是站崗放哨、“查路條”，嚴防漢奸混入。有一次，彭德懷同志路過這個村莊，沒帶“路條”，這些警惕性很高的孩子們，不認識他，堅決不放他進村。經彭德懷同志親自簽了“路條”，才得以放行。

就在那一年（1941年）的春節前夕，我和當地一個村莊的民兵叔叔睡在一個炕上。恰恰在第二天拂曉前，遭到附近敵人據點的偽軍的突然襲擊。這位民兵叔叔并沒有在危機的關頭只顧自己逃命，反而把睡夢中的我，抱將起來抱到后院藏到一口空棺材里躲過了敵人的搜索。這是我一生都不會也不應當忘記的。沒有我們的人民大眾的支持，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當時我們在敵后流行和傳唱的一首關于“兒童團”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根據真實的故事創作出來的。描述的就是當時晉察冀邊區的兒童團員王二小，被鬼子抓去帶路，他為了掩護山溝里的后方機構和幾千老鄉，很機智地把敵人帶進我們的埋伏圈，最后遭到敵人的殺害。不久前有關報刊報道，僅僅在當時晉察冀邊區，就有數十萬兒童團員，他們當時在孩子中開展了叫做“五不運動”：“不給敵人帶路；不給敵人送信；不吃敵人的糖；不念敵人的書；不告訴敵人藏糧的地方。”在當時反掃蕩中出現的王二小式為抗日救國獻出小小生命的小英雄，就已經數不清了！

這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不是從未有過的戰爭奇觀嗎？這是絕對找不到這樣的先例的。

我們憑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不乏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和民主革命的先例，像李自成、太平軍、義和團，甚至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武裝起義……。可是他們要就是起義后很快歸于失敗，要就是在起義之后卻無法形成統一的領導，團結一致，往往形成內部四分五裂，爭權奪利，各自占山為王，最終被統治階級各個擊破；再就是在取得政權后，腐敗變質，喪失了革命性，最終歸于徹底失敗。

可是我們卻能夠在國難當頭，四面受敵，在如此嚴峻的、被分割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壯大起來，團結一致，統一目標、統一指揮、統一行動，沒有成為各自為政、各自為戰、各行其是、各自獨霸一方、占山為王的“山大王”、“流寇”，而是以寡敵眾、以弱勝強，終于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當時的那個“小延安”到底靠的是什么？遍布四面八方、鞭長莫及的大量敵后根據地憑什么聽你“小延安” 的統一指揮？延安的魅力到底何在？是像一些人所說的，靠什么“封建、專制、獨裁”嗎？靠的什么“造神”和“個人迷信”嗎？如果是這樣，憑什么要“迷信”你毛澤東？憑什么聽你毛澤東的話？不聽你的話你又能怎么辦？你管得了嗎？那時的蔣介石、汪精衛、張作霖、馮玉祥、張宗昌……，在名氣上就要大得多，掌握的軍事力量更是強大無比。在廣袤的淪陷區，不僅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已經為日寇和解所占領，而且在極端落后的農村還到處遍布土豪劣紳各自“占山為王”的武裝力量、土匪、流寇，包括反動的道會門（僅在山東的敵后的農村，就有“一貫道”、“紅槍會”、“黃沙會”等大量迷信組織，橫行鄉里，連一些地主大家族內部也都是內斗不已，無法整合）。而分處敵后、十分分散的抗日根據地為什么卻要“迷信”邊緣山區的那個山溝里的毛澤東，并形成了團結一致、聽從延安統一指揮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當時的黨中央、正處于最貧困的地區，不僅無法向敵后根據地提供任何金錢、物資、武器，而且還需要接受許多稍微富裕一點的抗日根據地的支援。例如，當時我所在的山東膠東抗日根據地，相對來說是比較富裕一些，是一個盛產黃金的地方。那時很多膠東的同志去延安，都有一個特殊的任務，就是用長布袋裝著金條，捆在腰部，穿過日寇的數十層封鎖線來支持延安的。而在膠東當地的抗日武裝力量卻往往過的卻是吃糠咽菜的生活。這是被迫的嗎？是一種為謀取私利“塞紅包”、“進貢”的行為嗎？

前面提到的賈若瑜將軍也曾告訴我，當時的膠東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過程中，光是上交黃金一項，就達130萬兩之多，十分有力地支持了敵后的抗日戰爭。

在人類的歷史上是找不到這樣的先例的。

第四、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方面：也就是在發動群眾、聯系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開展廣泛的、共同一致的人民戰爭方面，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上，確實是很難找到這樣的奇觀和先例的。這恰恰是我們能夠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甚至是決定的因素。在這方面我們和當時的國民黨軍隊就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照。當時的國民黨的重要兵源，來自強迫“征兵制度”，甚至靠所謂“抓壯丁”。而很多國民黨的上層軍官，不但在國難當頭之際大發國難財，并且欺上壓下，實行軍閥統治，不遺余力地榨取民脂民膏。而我們的敵后根據地的軍事力量卻是緊緊依靠、發動廣大人民群眾自愿參軍和支援前線。當時我們唱的抗日歌曲，對此就有很生動的描述：

“八路軍，真好心，殺鬼子，救人民，要當好妻好母親，快勸丈夫兒子去當八路軍！……”；

“母親勸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我們在太行山上……”?

“兄勸弟，兒別娘，前呼后應上戰場，齊心協力打東洋……”；
“軍政民，一條心，拿起鐮刀拿起槍，武裝割秋糧……”。

我們的抗日軍隊就理所當然被人民群眾親切稱之為自己的“子弟兵”。而們的抗日子弟兵，則一直是嚴格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就包括：“不拿群眾一針線”、“買賣公平”、“借物歸還”、“不調戲婦女”等“群眾紀律”。而們的人民群眾，對自己的子弟兵，則愛護、體貼有加，如當年沂蒙山根據地的《紅嫂》，掩護、救治子弟兵傷員，就是一個生動的事例。這樣的事例，是舉不勝舉的。那時不分軍民、不分男女、不分大人和孩子，都齊心合力，投入了抗日戰爭。在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命運，維護群眾利益，為群眾服務，依靠群眾方面，毛澤東同志恰恰是這方面的一個最光輝的典范。毛澤東，作為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1944年在延安親自參加因燒炭塌窯而犧牲的普通警衛戰士—張思德的追悼會，并親自發表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悼詞，在人類的歷史上，（更不必說封建社會的帝、王、將、相）就是根本找不到這樣的先例的。它表達的恰恰是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本性質和宗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看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毛澤東同志不僅是這方面的倡導者，而且是一個身先士卒的實踐者。2003年，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我曾經寫過一篇紀念文章：《和勞動人民共命運、同呼吸——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感言》（《炎黃春秋》作為“特稿”刊登時，則改題為《毛澤東和延安老百姓》），就通過我所掌握的資料和親身的體會，表達了自己的這方面的許多感受。我不準備在這里重復了。我只想舉其中涉及到的一個十分典型的例證。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在最貧困的延安地區，為革命圣地延安的存在，當地的農民不得不承受沉重的公糧負擔。當時延安附近的一個村莊貧困的農民家庭婦女伍蘭花，因生活困難，交不起公糧，情急之下，在村干部面前罵了毛主席，說：“雷公為什么不打死毛主席”！這件事引起有關部門的震驚，并決定作為“反革命事件”對她執行槍決處置。毛澤東聽到這個信息后，非常震驚，立即決定把這個善良的農婦請到自己的窯洞，親切與之對話，當他了解了實際情況后，不僅立即表示， “她是敢講真話的好人”，馬上派人送她回家，并且立即展開了邊區農村經濟負擔的調查和研究。從此，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在邊區首先正式拉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生產自給“大生產運動”的序幕。不但產生了“開辟南泥灣” 大生產運動的重大舉措，而且從中央領導人、老一代革命家（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開始，就自上而下都參加了紡線、織布、開荒、種菜的行動。后來這個軍民合作，自力更生，共度難關的“大生產運動”，也陸續在整個敵后抗日根據地展開。當時流傳的救亡抗日歌曲《南泥灣》、《墾春泥》、《邊區十唱》、《生產大合唱》和秧歌劇《兄妹開荒》，就是十分生動的藝術寫照。我們文藝界的老前輩呂驥同志當時作曲的《開荒》，更是生動地闡述了這個歷史的真相：

“開荒、開荒，前方的戰士要了軍糧?
織布、織布，前方的戰士要了衣服！
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記他！
我們努力生產，不少他們穿吃，打敗鬼子好回家。”

這真實的軍愛民、民愛軍的歷史不但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度過難關，減輕人民沉重的負擔，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人類的戰爭史和建軍史上，不是也找不到這樣的先例嗎？第五、在這里我們還不能不提到當時的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建設。可以這樣說，這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也是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極為光輝的一頁，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產生了極大的動員、團結、鼓舞作用。實際上早在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前后，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文化運動，和后來在大后方開展抗日文化運動，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促進下開展起來的。當時上海的大量抗日電影、話劇、歌曲、詩歌、小說，很快在全國流行、傳播，風靡一時，所產生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即現在的國歌，和他的《畢業歌》等，就是產生在那個時期）。而延安時期，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就突出強調建立、堅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方向。特別是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后，更使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化、文藝工作明確了目標，端正了為人民服務的方向，產生了眾多足以名標史冊，影響深遠、巨大的一代、一長串優秀作家、詩人、演員、作曲家、歌唱家和優秀文藝作品，形成了一支龐大的文藝大軍。在這里我就不必一一列舉了。這里還不能不提到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所領導的新聞工作。不但在延安有《解放日報》，在重慶有《新華日報》，而且在幾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敵后根據地，也都有了自己的報刊和雜志。毛澤東同志不僅給這方面以高度重視和關注，還常常親自為之撰稿。當時那些生動活潑、尖銳潑辣的文風，是當今許多套話、廢話連篇、不痛不癢的言論，根本無法比擬的，在抗日戰爭中的影響更是巨大、深遠，在最遙遠的邊緣地區，都能夠傾聽到來自延安的聲音。在各個敵后抗日根據地，我們的軍隊和農村的文化活動也都是十分活躍的。不僅有大量的專業抗日文工團、宣傳隊、劇團，而且在廣大的農村也都有很豐富、活躍的精神文化生活。我所在的山東膠東抗日根據地，就至少有幾十個文藝團體。我本人就是在不滿11歲成為當時膠東孩子劇團的最小成員之一。1941年末，我們膠東的幾十個文藝團體，還和山東軍區魯迅宣傳大隊在一個深山溝里共同舉行過隆重的“聯合公演”。我們當時的膠東孩子劇團，是一個由十一二歲到十五六歲的孩子組成的抗日兒童團體，跳舞、唱歌、演戲，到處宣傳抗日救國，幾乎走遍了整個膠東半島。在多次反掃蕩中，為了躲過敵人的搜索，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一律剃成光頭，根本分不出男女來，我剛剛到孩子劇團時就曾經把那些小“大姐姐”，當成了小“大哥哥”了。有好幾個孩子劇團的小戰友，在敵人的大掃蕩中，獻出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來到孩子劇團的哥哥。他遭到敵人殺害時，只有14歲。當時在抗日根據地還開展了掃盲，普及文化知識的教育活動，我作為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小成員，就參加過掃盲活動。1938年膠東抗日根據地剛剛創立不久，我當時還是只上了兩年小學只有九歲的小學生，我們村莊的學校就一律換上以抗日救國為主題的“國防課本”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我也就成為我們村莊的第一任兒童團長，每天放學回家時，我們都是排著整齊的隊伍，慷慨激昂地大唱抗日歌曲，其中就包括《救亡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流亡三部曲》、《犧牲已到最后關頭》……，表達了當時這些孩子們的愛國激情。當時敵后抗日根據地，大都處于十分落后的農村，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數。我們的延安和敵后根據地，就大規模地開展了掃盲活動，辦夜校、識字班。當時的延安有一個秧歌劇，叫《夫妻識字》，就是當時這方面的十分生動的寫照。我們當時還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解放后，在學術界對此曾有過不同的見解。但是在當時的“掃盲”活動中，它卻曾經起過不容低估的作用。我們當時有一個照料我們生活的事務長，是一個一字不識的文盲，他在短短時間內掌握了拉丁化拼音，就不僅可以用來記賬，而且也能夠用來記日記，寫信了。在抗日戰爭中，我們共產黨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抗日武裝部隊所進行的文化建設，成為一支有文化的、最文明的軍隊，不是就和國民黨、軍閥軍隊，更不必說歷史上的“幫派”、“流寇”，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嗎？這在人類的歷史上，也是堪稱奇跡的。

第六、在此我們不能不特別強調的是，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我們黨始終加強自己的思想、理論建設，始終保持了自己的革命性和先進性，因此我們的黨和人民軍隊，就成為當時，甚至中國的歷史上唯一不腐敗、和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溶為一體”、“打成一片”、“血肉相聯”、“同甘共苦”（而不僅僅是居高臨下的“貼近”）的最先進的政治力量。1942年開展的整風學習運動，盡管現在有不同的評價，但它產生的歷史作用，卻是決不能低估的。當時出版的《整風文獻》和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就不僅在當時產生過巨大的歷史作用，至今也并沒有喪失其現實意義。當時，毛澤東同志在整風時向全黨推薦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來在黃炎培訪問延安時，就如何防止包括李自成在內的歷史悲劇下場，打破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始興終亡” 的“周期律” 問題，做了深謀遠慮的思考、回答和警示。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明確向全黨倡導和提出的堅持共產黨的“三大作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就更是具有特別重要、根本意義的。他當時明確指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所壓倒。”“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這“三大作風”的提出和真正貫徹，不就是我們的黨能夠始終保持自己的先進性，保持自己的堅不可摧的戰斗力和生命力，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永不腐敗變質，并取得最后勝利的關鍵因素嗎？當抗日戰爭勝利解放敵占城市時，我們的黨和軍隊就沒有像國民黨軍隊一樣，“紛紛然、昏昏然”，大肆橫行霸道，大發“勝利財”，從而獲得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和信任。這對后來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不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嗎？這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真正的“力量之源、立黨之本”和掌握政權以后的“執政之基”。就拿當時我所在的孩子劇團的五、六十個小成員來說，當時在毛澤東思想和革命傳統的培育下，在戰爭期間，就可以無愧地說：沒有產生過一個逃兵，沒有一個成員叛變投敵，許多小戰友還在戰爭中獻出了小小的生命。在抗戰勝利和全國解放后，這些人，雖然都有過不同的經歷，不同的際遇，處于不同的地位，至今卻沒有聽說產生過一個貪污腐敗份子，沒有聽說一個人是被“糖衣炮彈”所擊倒。這正是當時毛澤東思想和革命教育的結果。這對于我們當前我們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育，也仍然具有根本的啟迪和指導意義，甚至具有關鍵、核心的意義。我們的共產黨員，只有實實在在，言行如一、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和理想，接受人民群眾的檢驗，全心全意為勞動大眾服務，而不是表面走走過場，做做樣子，說一套、做一套，才能夠取得真正的實效，并真正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親身的感受和基本看法。盡管我們當時前進的道路上面臨的情況十分復雜，變化萬端，道路十分艱難曲折，（包括敵人打入內部進行瓦解、破壞），往往難免出現一些內部不同的看法和判斷、分寸把握上的失誤，比如在延安時期出現的“搶救運動”，就曾傷害了一些好同志。但是毛澤東同志發現了這種情況后，不但承擔了責任，而且親自出面，脫帽道歉。這不也是歷史上很少見的先例嗎？如果像有些人把延安時期說得那樣一無是處，自相殘害 勾心斗角，它能夠站住腳維護自己的一致和生命力、戰斗力嗎？各個敵后根據地也恐怕也就早就四分五裂、各自為戰、各行其是、分崩離析、不打自敗了。在這里，我們還可以參照一下莫里斯•梅斯納作為一個美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是怎樣看待回答這個問題的。我認為聽一聽這位學者的比較客觀、公正的看法，對我們是不無啟發意義的，因此有必要向人們加以介紹。他說：“日本人的侵略削弱了國民黨政權的基礎，因為國民黨人被迫從那些他們過去獲得主要財政支援和政治擁護的大城市撤退了。對于國民黨來說，戰爭破壞的結果，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濟混亂和官場腐敗——而且最終導致士氣幾乎完全消沉。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在中國農村勉強實施的那種行政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毀了。構成那個脆弱權力基礎的紳士階級，或者逃離鄉村地區，或者被迫處于軍事上和政治上毫無防御能力的境地。而那些鄉村已有豐富的農民工作經驗并且擅長于游擊戰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有很多機會進入廣大的農村地區。因為日本侵略者雖然能夠占領域市，卻沒有人力去有效地控制農村，于是共產黨的游擊根據地于戰爭期間在農村迅速成倍地增加。國民黨軍隊在日本侵略軍進攻下撤退到西部地區，加上國民黨的政府權力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同時崩潰，使共產黨人能夠沖擊他們在陜西的那個偏僻的圣地，把他們的軍事和政治勢力全面擴展到華北和華中的廣大農村地區。雖然日益強大的延安根據地當時仍然是中國革命的政治、思想中心，可是共產黨的干部在中國的許多農村地區進行工作，在日軍防線背后獲得了數以千萬計的農民的政治擁護，組織許多農民進行了游擊戰爭。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許多地方的政治軍事活動中獲得農民越來越廣泛的擁護，后來當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于1946年重新展開激烈的內戰時，這一點起了決定性作用。“共產黨人在戰爭歲月所以獲得人民的廣泛擁護，主要是由于共產黨人以愛國熱情號召人民抵抗外來侵略者。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旗幟已經作為20世紀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取代了那個過時的“天命”。國民黨領導人所丟失的那些民族主義標志（初期是由于他們似乎不愿意抵御日本人的威脅而保衛祖國，后來是由于他們顯然沒有能力進行抵御）許多已經由共產黨人繼承。在戰爭期間，延安不僅是革命中心，而且（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說）是中國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義象征。數以千計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離開城市前往延安參加共產黨的（當時也是民族主義的）事業——在那里，許多人首先在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受訓，并且在思想上“接受改造”，以便成為迅速發展中的共產黨根據地和游擊區所需要的政治、行政和軍事干部。“日軍的占領不僅加劇了農村的經濟危機，而且激起了農民最激烈的愛國情緒：共產黨人能夠把這些情緒變成現代群眾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并且利用來為革命政治目標服務。日本侵略者所推行的慘無人道的政策（日軍在華北和華中進入鄉村殘酷地大肆進行搶掠，他們在那里雖然能夠搶劫和整治中國人，卻不能保持和占領土地）在很大程度上使共產黨人更容易利用上述政治機會。在共產黨人能夠進入的那些地區，根據抗日民族主義綱領動員農民群眾的工作，對于延安時期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最后的結論是：“要理解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取得各種成就的原因，要評價延安時代革命遺產的意義，就必需既考慮那個時代的客觀力量，也考慮主觀力量一一特別是毛澤東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特殊傾向……”。這些論斷，不就是對一些中國的所謂“精英”所做出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是“假抗戰而為內戰積蓄實力”的，非常明確、客觀和很有說服力的回答嗎？他不是在實際上肯定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嗎？這就不僅能夠說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表達了我自己的親身的感受。我不屬于在抗日戰爭中建立過豐功偉績、身居高位的一員。但那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己懷念的年代，對于當時做出的歷史選擇，我無怨、無悔、無愧、無憾。我當時參加的孩子劇團，就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充滿團結友愛、生動活潑的戰斗集體，是一個真正革命大家庭和培育自己成長的大學校。我們當時唱的《孩子劇團“團歌”》就是這樣唱的：

“咱們是一家，咱們是一家，
咱們都在革命搖籃里長大！
共產黨是咱們的保姆，
咱們生長在紅星旗下……”。

解放后我們孩子劇團的戰友們每一次聚會時，大家都是流著眼淚，共同唱起這首難忘的歌的。離開孩子劇團后，我1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進入抗大膠東分校學習。我們當時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就是這樣唱的：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
中華民族憂秀的子孫?
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
    同學們，努力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
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
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我們就是唱著這樣的歌，遵循這樣的“作風”和“傳統”，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能夠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下，在抗日烽火中成長，是一種十分難得的歷史機遇。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我寫過一篇紀念文章，用胡喬木同志的詩句《千年不遇我逢辰》作為標題，就表達了我發自內心的感受。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和一個13歲的小詩人田曉菲小朋友交流思想和情感時，曾寫過一首朗誦詩：《童年的色彩和生命的韻律》，更表達了自己在那個歷史時期發自內心的感受：

“……
我也有過自己難忘的童年！
童年的歡樂，
童年的幻想，
童年的苦難，
也有過十三歲時稚拙的詩篇！
那不是溫和的金春，
卻是戰火紛飛的嚴寒！
那條路，漫長，漫長……
被鮮血染成紅色，
卻不曾鋪設過金色的花瓣！
然而，我青春無悔
生命無憾，
因為，我曾把幼小的生命
以至我的一生，
融進了毛澤東時代的狂風巨瀾！
你佩戴的那條紅領巾上，
就浸透了我的親人、戰友的血跡斑斑！
你幸福嗎？
是的，我也有過自己幸福的童年，
我的周圍，
曾環繞過革命大家庭的真正溫暖。
我曾俯在大哥哥的背上，
在深夜里淌過泥濘的路。
在阿姨的戰馬屁股上，
像嬰兒在媽媽懷中恬靜入眠。
農民叔叔，在空棺材里，
掩護過我小小的生命。
大姐姐們，在冰水中，
浣洗過我這最小弟弟的骯臟衣衫！
戰火，給我以洗禮，
戰友的愛，滋潤我幼嫩的心田。
毛主席、共產黨啊！
把我這棵初露土的小苗澆灌。
革命的大家庭啊！
是-我-生命的搖籃！
……”

我所尊敬的革命前輩，同樣是在抗日烽火中奔赴延安并成長起來的著名詩人賀敬之同志曾經有這樣的發自內心的詩句：“生，一千回，生在中國母親的懷抱里，活，一萬年，活在偉大毛澤東的事業中……”。

他所表達的，也恰恰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他不僅肯定了毛澤東在八年抗戰中的地位，更表述了毛澤東同志在我們心目中永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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