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異常死亡人數新探

三年困難時期異常死亡人數新探　　

姚 齊 源   宋 曉 麗　　

按：考慮到一般讀者閱讀方面起見，我們將本研究報告中涉及到的數學模型和具體計算，都放到附錄之中。本研究報告共有8篇附錄，其中最重要的是附錄1，它介紹了筆者為估算三年困難時期異常死亡人數，所建立的“階段人口生態曲線”模型。因此，建議了解概率論和模糊數學的讀者盡可能閱讀附錄1，為此我們優先將該附錄1刊出，可以到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tn3g.html　　

或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搜狐空間：、　　

http://songwenbin2010.blog.sohu.com/　　

查閱。其余7篇附錄，主要是正文中不便于詳細展開的計算過程，其重要性不如附錄1，所以我們今后陸續在上兩個博客中刊出?！　?/p>

引言：不盡其多，不盡其少，唯盡其真　　

“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損失”，已成為當今中國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各論點交鋒激烈，對抗性強。概而言之，目前有三種流行觀點：　　

“多派”觀點。“人口損失數”一案，最初可能是起自《墓碑》一書，該書可以說是這一派觀點之集大成。楊繼繩在算出“餓死1600萬人”的基礎上一加再加，從算“餓死”到算“少生”（即“應生未生”），使用的數據也是從國內到用國外，最后一直加碼到“三年困難時期中國損失7600萬”。此論帶有明顯政治需要的色彩，刻意將損失人數說到“多多益善”?！　?/p>

“少派”觀點。針對“多派”關于“餓死”的概念不清，所用統計數據“自相矛盾”、計算方法可疑等，一些論者又出現了將人口損失數說到盡量少的傾向。例如有人說當時“非正?！彼劳龅闹挥?00萬、100萬、20萬，個別論者甚至說根本沒有餓死人，也不真實，其政治色彩亦不可謂不強。　　

“真派”觀點。最近，孫景澤在《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一文中，針對國家統計局數據按自然增長率計算出的人口增加與按總人口算出的不相符合，提出了因戶籍人口“非正常變動”未能及時統計所導致的這一矛盾，初步解釋了五、六十年代人口統計中的某些疑惑，這將有利于研究向真實情況逼近。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對人口異常變動求真的“真派”觀點的代表作。不過，該文并未對“損失數”作出正面回應，所以其結果尚難差強人意?！　?/p>

由于“多派”目前實際上左右著輿論主流，引來了“少派”怒責，整個社會都被種種偏于極端的聲音所遮蔽，加之目前“真派”的人數不多，因此對此問題的研究一直難有突破。有人提出：能否在普查中增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數的調查項目，或者徹底清理當時戶口檔案等辦法解決之。此設想若能實現，固然可能徹底解決問題，但畢竟事過境遷50年，其間又經歷過“文革”人口檔案嚴重損失，此法顯然又不大現實。在實際中，更多的人采取的是典型調查，再加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為基礎的估算法。此法比較符合人們看問題的習慣，但在目前的輿論氛圍中，又極易帶上種種主觀因素，其結論亦難以置信，其實《墓碑》采取的就是這種做法。因此，“人口損失數”實際上已成了新中國的一樁最重大、也最難解難斷的歷史公案?！　?/p>

出于研究人員的職業特點，筆者對此堅持“真派”思維，努力立足于現有資料，從目前流行思路中找出問題，改進方法，走了一條與“多派”、“少派”都不同的新的探索路子：深入分析研究現有主要估算方法的問題，緊密結合中國當時的人口生態實際，通過對比研究，建立起“階段人口生態曲線”模型。據此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最可能”異常死亡人數，為812萬人?！　?/p>

誠然，筆者斷不敢言自己的數字就準確，但求其能最接近真實，并愿與那些求真者誠懇磋商，以期在不斷深入的討論中，更加逼近歷史的真相。　　

一、漏洞百出的“人口損失7600萬”　　

《墓碑》中的一個“7600萬人口損失”（“餓死3600萬人”，“應生未生”4000萬人），震驚了中國，轟動了世界。這個結論，是楊繼繩在種種計算和比較后，“基本同意”人口學家王維志估算的結果。《墓碑》先后引用了王維志等國內外10余人的研究，盡管這些人估算的具體方法各有不同，但歸納起來，其要點無非有二：一是怎樣確定中國人口的“真實”數據，二是如何確定合理的“正?！彼劳雎省⒊錾?。王維志估算也如出一轍?！　?/p>

1、關于中國人口數據的真實性　　

1）“少了1486萬死亡人口”究竟出自哪里？　　

據《墓碑》介紹，王維志在“尋真（實數據）”上做了兩件事：一是，根據國家統計年鑒（下簡稱“年鑒”）數字中的“總數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不相符，來了一個“兩劣相權取其最劣”：1959年取自然增長的低者，1960、1961兩年則取總人口的多減少者。二是，“根據1964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比原統計減少1486萬。”有了以上兩點，便把按自然死亡率算出的1959-1961三年的總死亡數，從3608萬增加到了5721萬。然后，再將1958年死亡“781萬人作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數”扣除，又經過楊繼繩的再加碼，最后便得出了3600萬這個舉世震驚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人數”（以上引文均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墓碑》p995-p999）?！　?/p>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次人口普查資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8.htm），1964年6月底的全國大陸總人口，為69458.2萬人（扣除臺港澳人口，下同），而王認為有“造假嫌疑”的年鑒人口數，為69835.5萬人（按照年鑒規定算法取前后兩年底數的平均數），只多了377.3萬人。拿普查數回推到1961年，用總數增長得出的比年鑒數少317.5萬人，用自然增長得出則少352.5萬人，都找不出那個“1486萬”。我們翻來覆去地閱讀《墓碑》的相關計算過程后，實在是找不到任何線索，無奈之下，只好把所有12種可能的回推都做了一遍，只有用年底數按自然增長算出結果少1387.7萬人稍微接近一點（詳見附錄2），但這又顯然屬于偷梁換柱。所以，這事確實需要王、楊兩先生出面解釋一下，否則，憑空捏造出一個“1486萬”，這也是要“上史書”的?！　?/p>

2）所謂“數據調整”　　

除了王維志外，《墓碑》舉凡的10余位論者，幾乎都要按照普查數據進行“回推”或者是“重算”。實際上，年鑒的數字已根據普查數據調整過，所以誤差都不大（附錄2）。例如，被認為是最不準確的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國內人口為58260.38萬人，而年鑒人口為58139萬人，誤差僅0.21%；被認為比較準確的1964年普查，誤差為0.54%。就其本意而言，普查本身就是為了彌補通常使用的抽樣調查的缺陷，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對年鑒數據進行合理調整，這在統計年鑒中是有說明的。而且應該承認，在政風比較好的60年代中期，除了“戶籍非正常遷移誤差”問題尚未很好解決外，多數調整是相對可靠的。王維志那種“找碴回推”，顯然是畫蛇添足。　　

3）有罪推定　　

《墓碑》中不厭其煩地提到按總數增長和按自然增長計算的人口數之間的矛盾，并據此推斷當時普遍存在著為了多得口糧、隱瞞過多死亡而搞數據造假。丁抒甚至提出了一個所謂“良知猜想”，說他同意金輝的一個判斷：“‘統計人員出于職業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而人口增長率就是他們保留的真實數據。”（《墓碑》，p996）。按照此“造假”邏輯，如果說1959-1961年自然增長數低于總增長數屬于多報有“好處”，那么1955-1958年少報了人口1180萬，又意欲何為？總不會是在那個“人多熱氣高”的年代干部們想展示自己計劃生育的成就吧？這種有罪推定法，使一些研究者可以隨意選擇甚至重編數據，以至于出現了“兩劣取其最劣”的劣行。　　

4）外國的月亮就一定圓嗎？　　

為迎合某些國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心理，《墓碑》還刻意用了三位外國專家的估算數據，并美譽其中某人如何地無偏見云云。筆者對此不想多加評論，只提及一件往事：1975年1月美國經濟聯合委員會發表的《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報告匯編中，有利奧·奧林斯《中國人口的矛盾能解決嗎》一文，刊登了美國商務部和作者分別估算的中國人口數據（《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p135-158），這里摘出1959-1961年部分與《墓碑》數據比較（見表1）。該報告是供美國政府決策參考的，應該說其治學態度更加謹慎。其中關于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數據變動方向，與《墓碑》中做引證的幾位完全相反：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是大增。這里是不是另一類的“立場所致”姑且不去論之，但人們至少可以看出，外國的月亮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圓。　　

　單位:萬人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字  《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中的估算  《墓碑》中引用外國專家的估算　　

　       　       美國商務部 奧林斯    班久蒂    科爾      卡洛　　

1959年   67207    66453.5  65110    65430    65400    66335　　

1960年   66207    67905.8  66280    65070    64510    65343　　

1961年   65859    68996.2  67410    64480    64626    64994　　

60年比59年增加    -1000    1452.3   1170     -360     -890 -992　　

61年比60年增加    -348     1090.4   1130     -590     116  -349　　

表1 同樣是外國人，對同一對象的估計怎么就那么不一樣呢？　　

2、關于“正?！睒藴省　?/p>

人們可能沒有注意到一件事：《墓碑》用外國數據算出的“‘洋’正常死亡率”，都高達16‰以上（見表2），比書中的中國專家的估計高出約4-5個千分點。須知，按照楊氏估算法，在三年時間里，這些千分點足以把“非正常死亡人口”減少約1000萬。于是，圍繞這個“正常”，出現了若干疑點?！　?/p>

“正常死亡率”（‰) 班尼斯特數 科爾數  卡洛數　　

55/57年  20.2     20.7     17.5 　　

64/66年  11.7     11.7     14.5 　　

總平均    16.0     16.2     16.0 　　

表2  “‘洋’正常死亡率”，大大高于11‰　　

1）11‰左右的死亡率“正?！眴?？　　

王維志用1958年死亡數作為三年正常死亡數，其實是把1958年不到12‰的死亡率作為了“正常”?！赌贡分卸鄶祵＜业淖龇ㄆ鋵嵍寂c此接近：丁抒的“正?！彼劳雎适?957年的10.8‰，曹樹基則用某些選擇出的年份算出“正?！痹鲩L率去推算“正?！彼劳鰯担徊芩鶐煆牡慕疠x，與楊繼繩一樣地用平均法求取“正?！彼劳雎?，只是時間點不同而已。他們的結果，是都得到了一個11‰左右的死亡率作為“正常”。那么，為何幾位洋專家的正常死亡率會比《墓碑》作者們高出那么多呢？　　

為此，筆者對一些亞洲和中東國家的死亡率變化過程進行了統計回歸分析（表3），發現：這些國家的死亡率從20‰下降到10‰，通常需要23-32年時間，遠遠多于中國建國初期的8年時間（1949-1957年）；而從20‰開始，8年以后死亡率平均只能大約降至15.7-17‰，也遠遠高于中國相應時段降至的10.8‰。如果再注意到它們的8年后平均死亡率為16.3‰，這個數字與《墓碑》中挑選出的幾位洋專家的數字很是接近，便不難猜出：見多識廣的洋專家們，多半是在做了類似比較后，不敢輕率接受11‰這個“正?！?。（附錄3）　　

　國家    從20‰降至10‰需要時間(年)   從20‰起8年可以降至的死亡率(‰)   從20‰起10年可以降至的死亡率(‰)　　

印    度  32.6               16.9     16.2　　

孟加拉國  20.7               15.3     14.3　　

印度尼西亞 22.3               15.6     14.6　　

伊    朗  23.5               15.8     14.9　　

韓    國  26.2               16.2     15.3　　

巴基斯坦  27.0               16.3     15.5　　

菲 律 賓  32.3               16.8     16.1　　

泰    國  35.8               17.1     16.5　　

土 耳 其  28.0               16.4     15.6　　

埃    及  29.0               16.5     15.8　　

平均      27.7     16.3     15.5 　　

方差      4.8      0.6      0.7 　　

表3 亞洲與中東若干國家死亡率下降的一些情況　　

須說明一點，當某一國家或地區出現大規模移民等特殊人口變化時，會出現特例，臺灣省就是一個典型。在1947-1952年短短6年中，其“粗死亡率”就從18.2‰快速降至9.9‰；但考慮到當時有100多萬大陸人口遷入（當時臺灣僅有700多萬人），且都是素質偏高的人口，無疑對其死亡率下降作出了“特殊貢獻”。　　

2）“正?！彼劳雎适且粋€“點”嗎？　　

注意到上面計算的一些亞洲與中東國家的死亡率變化規律時，用了“XX-XX‰之間”這樣的表達，這實際上暗示了一點：“正常”死亡率不是一個確定的點，而會有一個范圍。丁抒、王維志、曹樹基等，都確定地選擇了某一個數字作為“正?！彼劳雎剩ɑ蛘咚劳鰯担瑮罾^繩倒是不同，還計算了平均值（據他自己說是為了“消除偶然性”），那么作為國內一流工科大學清華出身者應該知道：他平均出的“正常”，就不會是一個點，而是一個有波動范圍的數字區間。更重要者，如果要提高數據的可靠性（或言“增大估計概率”），還必須把數字范圍擴大，比如楊計算出的10.45‰正常死亡率平均值，理論上只有50%的可能性（即0.5的概率，奇怪的是楊說這個數據造假那個數據造假，為何不說這個“超低死亡率”也是“人口政績造假”？），而如果要提高到使人信服的95%概率，這個“正?！彼劳雎示鸵獢U大到8.10-13.34‰之間；反過來，這才能使“非正?！彼劳雎手挥?%發生機會而成為“小概率事件”，具有足夠顯著的“非正常性”。但這樣一來，不同的“正?！敝g，卻出現了超過1000萬人之“誤差”。順便說一句，有95%把握的“正?！背錾试?9.33-40.87‰之間，這將把“楊氏少生人口”的誤差增加到2000萬左右?！　?/p>

在反駁《墓碑》的文章中，都對書中使用的“非正常死亡=餓死”說法提出了質疑。該書在969頁中提出了這一“公式”：“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钡胶髞韯t隨意使用，如在998頁就有：“王維志僅粗略估算……三年餓死3378.3萬人?！薄叭牮I死人口為3546.6萬人。”“……大饑荒餓死人在3500萬到3700萬之間?！逼鋵崳胺钦Ｋ劳觥庇泻芏喾N類，例如工傷、交通事故、戰爭……都不“正?！?，即便在饑荒年代，也會有類似這些“非正?！?。更重要者，即便是有饑餓因素，也有一個對某人死亡的影響程度問題，1957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57歲（http://www.100md.com/html/paper/1002-9567/2009/16/03.htm），1959-1961年差不甚遠，那么，一位70多歲的老人當時去世了，其中“饑餓因素”有多少？“壽命因素”又有多少？就很難界定。百度百科中對“餓死”的定義是：“生物長時間沒有進食后造成生命體的生命特征消失，死亡的一種方式和結果?；驹硎且驗轲囸I的緣故。（http://baike.baidu.com/view/637952.htm”）此概念其實也很模糊的：多長時間叫“長時間”？致死的“基本”原理是饑餓，那么還有沒有其它原理？　　

可見，“非正?！彼劳銎鋵嵤且粋€不確定性強、內涵很多、因此很模糊的概念。這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使用“正?！迸c“不正常”這樣具有截然不同概念的效果，很容易導致人們認為這二者之間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而實際中的“非正?！迸c“正常”之間是模糊的。據此，在估算非正常死亡時，還要能夠正確評估在何種程度上的“非正?！彼劳??！　?/p>

3）“正常”是單向的嗎？　　

上面的討論又帶出另一個問題：除了“超高死亡率”外，是否還存在著一種“超低死亡率”？因為，既然把高于正常死亡率上限作為非正常的“過多死亡”，那么，低于正常死亡率下限的也就不會是“正?！钡?。新中國建國后僅8年時間，就把死亡率從20‰降到了10‰，按照上述亞洲和中東10國的平均值計算，出現這一結果的可能性在1%以下，這種超低死亡率，與超高死亡率一樣，同樣也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因此也屬“非正常”——“第二類不正常”?？梢姡叩呐c超低的非正常死亡率雙向并存，是一個重要特點。　　

換成出生率，便不難理解這種“第二類不正?！?。如果把三年困難時期的超低出生率叫做“少生”，那么如果出現了超高出生率，就有點類似（但不等同）于計劃生育政策中所說的“超生”。推而廣之，與“多死”現象一樣，也還有“少死”。而《墓碑》一類文獻中，為了強調“損失”，其實在有意回避“正?！钡倪@種雙向特征。　　

4）“正?！笔恰爸本€”嗎？　　

楊繼繩在《墓碑》中有一段可算是高度概括其“算法原理”的話：“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沒有特別情況，出生率逐漸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谶@期間，死亡率確實是一條略微向下傾斜的直線，出生率是一條略微向上傾斜的直線?！保ā赌贡?，p968）按照楊繼繩說的兩條“直線”計算的結果是：到了1971年，中國“正?！钡某錾省⑺劳雎屎妥匀辉鲩L率，將分別應該達到40.47‰、7.05‰和33.42‰，比實際數字竟然可以分別高出9.82、-0.27和10.09個千分點。注意：當時10個千分點可就代表著七、八百萬人口！　　

可能是發現了其中漏洞，楊繼繩在2010年第78期“燕山大講堂”關于“餓死人”專題的演講中，悄悄做了一個改動：“……1957年—1964年人口趨勢是連續的，死亡率是一條略微向下的傾斜的曲線，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線?！保?STRONG>http://view.news.qq.com/a/20100827/000049.htm，黑體是筆者加的）把《墓碑》中的“直線”改成了“曲線”。數學不咋的但擅長文字游戲的楊先生，大概知道“直線”是“曲線”的特殊形式，所以要“‘曲線’救己”：既不讓人感到前后不一，又可以防止“楊直線”造成的上述尷尬。不過，他的“曲線”到底是個什么樣子？能否堵住他的漏洞？我們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這就對解決這一問題提出了又一個要求：必須能夠正確描述死亡率或者是出生率的變化趨勢?！　?/p>

3、關于如何驗證　　

楊繼繩在對蔣正華的研究結果進行了一番“驗算”后說到：“按數學常識，一種方法計算是否正確，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驗算。但不知道為什么驗算的結果有如此大的出入？”（《墓碑》，p991）此唐突不遜之言，多半要讓蔣正華心中暗笑：蔣明明說他的計算與一些學者“正常死亡扣除法”不同，而楊卻還硬要用自己規定的方法，甚至自己規定的“正常”年份，去“驗證”蔣的數據，算的結果與蔣不同，就說蔣經不起驗證，這無異于強加于人。不過，楊提出估算方法需要驗證這一點，還是可取的，只不過不能是“我加于人”，而是要“人加于我”，而且不能用單一方法驗算，還需要多種方法驗證（附錄6）。這里，我們用與楊氏算法無關的外部計算對他的方法進行驗證：按照《墓碑》中各省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和“少生”，用四川、山東二省之間三年困難時期基本數據關系，去推算山東省的總死亡或總出生數，最后觀察推算數與實際數的誤差。結果是：總死亡數的誤差為67.5%，少生誤差為114.1%，明顯偏高。楊繼繩可能要說各省數據都有造假可能（《墓碑》中卻說地方數據要真實一些），所以誤差依然很大。但是后面我們會看到，如果方法得當，誤差卻小得多?！　?/p>

二、“《墓碑》估算法”的根本問題，在于其“研究”遠遠偏離了建國初期的人口生態特征　　

綜上所述，除了在原始數據上做某些隨意“修改”外，《墓碑》中那些“人口學家”們的共同問題，是把本來不確定的“正常”，當作了確定的“正?！?；把本來是有高有低的“正?！保斪髁怂劳鲈降驮健罢！?、出生率越高越“正?！保话驯緛硎欠蔷€性變化的“正?！保斪髁司€性的“正?！?。當然，“專家”們可能要說這是在短期內的近似估算，但問題在于，如果竟然會“近似”地出現了1000-2000萬“餓死人口”誤差，對這種極其敏感的數字來說，就實在是離譜了?！　?/p>

那么，“《墓碑》估算法”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1、違反人口生態的階段特征　　

按照比較公認的人口學理論：　　

農業社會的人口呈現出如下特征：即嬰兒存活率低，階段性的饑荒和低營養，對流行病的抵抗力差，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死亡率呈現大幅度波動狀態，出生率也相應變化，平均壽命低?！　?/p>

即是說，建國初期中國人口，應該有著農業發展階段死亡率與出生率大起大落波動的明顯特征。以楊繼繩的年紀和農村生活經歷，應該了解建國前中國農村人口生態之惡劣和脆弱：農業生產力極度低下，基本沒有稍微現代化一點的大型農田水利設施，化肥、農業、良種培育等技術使用幾乎為零，但凡遇到一點點災害、戰禍，死亡率就會急劇提高。解放初期開始改變，但當時的中國畢竟還未脫離農業社會，人口生態脆弱的基本狀態短期內難以大變。　　

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由于建國后不久就開始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而后者的人口生態基本特征是：　　

（自進入工業革命時期后）死亡率就開始持續下降，這種下降趨勢一直延續到19世紀……　　

這就使新中國初期進入了一個人口生態的“轉變模式”：　　

……新中國成立后，死亡率劇降……屬于早期擴張階段?！　?/p>

……中國的特點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生育控制因素作用更強；另外，內部差異大，多種人口轉變階段同時并存。（以上三處引文均出自《人文地理學》第四章，http://wenku.baidu.com/view/219a61c76137ee

06eff91893.html，黑體字是筆者加的）　　

綜合上述兩點，中國建國初期的人口生態基本特征，是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兩個階段特征的并存：既有著工業社會早期的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相應變化的過程，又呈現出農業社會的大起大落，很不穩定的現象。楊繼繩為寫《墓碑》閱讀了汗牛充棟的書籍與資料，就應該了解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這個階段人口生態的脆弱與血腥：即便在那些“正?！眹?，也無法避免殖民主義戰爭的惡行，甚至制造出了人類社會的頂級災難——世界大戰。“《墓碑》估算法”，完全漠視、或者說完全不懂得這一基本特征，沒有從建國初期中國人口生態劇烈動蕩的“轉變模式”中，去研究“正?！?、“非正?！边@些概念的時代特征，及多重的、復雜多變的“模糊”內涵，以簡單代替復雜，以清晰代替模糊，去處理一個極其復雜的重大歷史課題，所以才會錯漏百出，經不起檢驗。　　

2、影響人口變動的是單因素還是多因素？　　

《墓碑》有一個實例，可以說是作者對當時中國人口生態缺乏常識的一個樣板：為了說明GCD的“壞制度”是導致饑荒的唯一因素，完全否定災害的影響。無須否認，“大躍進”的決策失誤，確實對那場饑荒起了主要作用，這與當時的制度也確實有一定的關系。但是，該書第十四章《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中，列舉了大量數據，說明三年困難時期是一個自然災害“正常年份”，還刻意挑選出其中災害最輕的1959年作為比較參考系：“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災面積都超過了1959年，都沒有出現大饑荒?！保ā赌贡?，p646）就顯得顢頇無知。　　

這種比較首先本身就很不嚴謹。實際上，如果分時間段（而不是僅僅比一年）進行統計比較，1959-1961這三年的成災面積大于其它四個年段（1956-1957，1962-1963，1977-1979，1980-1983）的概率，低者近60%，高者過80%。至關重要者，作者回避了一個農民出身者的基本常識：糧食生產條件的巨大變化。與災害“尾巴年”1962年相比，到改革開放開始前的1978年，中國耕地面積只增加了7%，而化肥、農機、機耕、灌溉等條件，都是以最低47%，最高1100%多的倍率增長，“保產”的強度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使得1978年的糧食單產比1962年增加了92%，到1983年更是增加了158%。自然災害所能起的影響，固然就會小而又小了。按照楊繼繩的邏輯，“文革”應屬“GCD壞制度”的登峰造極，就更應該是“餓殍遍野、尸骨如山”，但人口為何不僅未“多死”，按“楊氏法”反而會算出“少死”了3200萬人？為何未見“少生”，反而猛烈多生1.5億人？　　

所以，除了災害明顯低于三年困難時期的1956、1957兩年而無須比較外，楊繼繩提到的其余相比年份都不具有可比性（附錄4）。《墓碑》作者在搜集“災害資料”時，不惜篇幅用大量圖表、數字進行佐證，并刻意表現出自己和被訪者如何客觀，可惜，他把自己快要打扮成氣象學家的同時，忘記了自己是在研究人口而非氣象?！　?/p>

眾所周知，影響人口變化的因素是大量的，復雜的：種群、自然環境、經濟、社會、文化、政治……都會或多或少、此時彼時地影響著人口生態變化；僅就糧食這一基本影響因素而言，它本身又包含了諸多的增產與減產因素。因此，非一個簡單的“制度”即可以解釋一切。因此，對人口異常變動的估算，就決不能脫離這樣一個“大量性因素影響”的人口學基本特征?！赌贡分杏幸粋€頗能糊弄人的說法：“（王維志）知道各地報上來的數字是多么不準確，如果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處理這些數據，顯得滑稽。”（《墓碑》，p998）這里姑且不去說楊繼繩時不時把估算數字精確到小數點后一、二位叫不叫“滑稽”，這句話本身就有點缺乏統計專家的常識：“不準確”的存在，恰恰就說明影響人口的因素既多又復雜，恰恰說明需要使用概率統計學、模糊學這些專門解決這種“不確定性”問題的工具。否則，因為“不精確”，就可以像王維志那樣“兩劣相權取其最劣”，或者像楊繼繩那樣“精確”地計算出一個“超低（高）”的“正常死亡（出生）率”，甚至像丁抒那樣干脆就用自己猜想的“良知”去決定出一個“正?！薄Y果都把小概率的結論當成了大概率的，這又叫不叫做“滑稽”呢？　　

3、被刻意回避的人口失控　　

記者出身的楊繼繩極其渴望能制造轟動效應，他在妙筆生花地描繪出各地饑荒時期的“慘景”后，多半是感到缺乏“定量分析”，于是依仗自己有工科畢業的背景，貿然算起了“餓死人帳”，可惜的是，此公被“高級（記者）話語權”腐蝕到病疴沉重，為追求語驚四座而過于膽大心粗，在“餓死3600萬”震驚世界的同時，給自己招來了一個大麻煩：如果按照前面他講到的那條“楊直線”計算，中國到1971年的“正?！比丝诘目偭繎摮^94000多萬，比實際超出近1億人！　　

如此一來，我們自然也就應該重新回到“批馬寅初”的路子上去了，因為按照馬老的觀點，50年代中國超過的20‰人口增長率就已然過高，應該加以限制（見《新人口論——馬寅初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452516/）?！　?/p>

人們不難注意到，厚達1200多頁的《墓碑》，絕口不談馬寅初老人1957年就急切關注的中國建國初期的人口失控問題。書中所引用的一百五、六十篇專著、回憶錄類文章中，也找不出一篇與馬寅初有關的文章。這絕非苦心“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楊繼繩忘記了這一點，而是因為這位缺乏根底的“學者”把握不了中國人口中的一個矛盾和難題：如何解釋人口“重大損失”與“嚴重失控”之間的矛盾？其實，楊繼繩在“研究”中稍微多過一下腦子，就應該反問一下自己：被他大膽地提前10余年“實現”的11-12‰這樣一個“超低死亡率”，為什么連洋專家們都不敢用？用個人電腦普遍使用的辦公軟件office中的EXCEL軟件就可以觀察到的中國死亡率和出生率，到底是什么樣的“直線”？用“楊直線”可能算出什么樣的荒唐結論？……若此，他老人家也就不至于會制造出上述遠負母校培養、近辱個人智商的怪異數據來。　　

三、新方法：“階段人口生態曲線”模型　　

1、“階段人口生態曲線”模型簡介　　

1）模型基本特點　　

盡管《墓碑》在人口統計上很拙劣，但它所提供的教訓卻不能不認真吸取，以防止犯類似錯誤。根據上面的種種分析，筆者建立起了一種的新的估算模型——“階段人口（死亡率、出生率）生態曲線”。現以死亡率為例對其特點略加說明（有興趣者可詳見附錄1）：　　

——對于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的中國，客觀上存在著一條逐漸下降的指數型人口曲線——階段人口死亡率曲線，也可以說是“平均死亡率曲線”，描述著不同時點上不同的平均死亡率。例如，1958年平均死亡率是12.94‰，1960年降至12.03‰，1962年更進一步降至11.17‰。由于指數曲線比之線性模型更符合壽命變化的特征，這就不僅解決了正常死亡率的非線性變化問題，而且還引入了人口生態學規律。所以要以“生態”冠名?！　?/p>

——須用概率理論中的數理統計方法（回歸法），以實際數據為基礎求得這條指數曲線。熟悉概率統計學的人都知道，統計方法適合于處理人口在大量性因素影響下具有不確定性特點的問題，這就使“大量影響因素”和“不確定性”的人口生態特征得到了體現?！　?/p>

——在靠近平均曲線的上下范圍內，有一個“正常死亡率區間”。例如，1960年正常死亡率下限是11.65‰，上限是12.41‰，在這個范圍內，都屬于正常。這就解決了“正常”有波動范圍而不是一個點的問題?！　?/p>

——在遠離平均死亡率曲線處，有一個“異常死亡率界線”。須注意：根據前述人口生態描述，異常死亡率也應有高、低兩個。例如1960年的“超高”的異常死亡率的下限是14.33‰，“超低”的上限則是10.9‰。這就解決了前述“雙向”問題。后面會看到，雙向特征可以解釋清楚中國人口的“損失”與“失控”的矛盾?！　?/p>

——于是，在正常死亡率和異常死亡率之間，出現了一個特殊的“模糊死亡率區間”。這可以說是本模型最突出的特點。還是以1960年為例：在正常死亡率12.41‰到異常死亡率14.33‰之間，及11.65‰到10.9‰之間，分別有高低兩個“既非正常、又非異?！钡膮^間。這在模糊學上叫“二屬區間”，也就是正常因素與異常因素同時起作用的區間，不過1960年是饑荒年，所以不會出現死亡率的“低異?！保挥小案弋惓！薄Ｒ粋€70多歲的老人在1960年吃不飽飯后去世，其死亡原因，顯然既非全是壽命這一“正常因素”（因為他很可能本來更高壽卻因為饑餓而提前去世），亦非全是饑餓這種“異常因素”（因為他已超過了當時的預期壽命很多）。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死亡率越是靠近12.41‰時，正常因素影響就越強；而越是靠近14.33‰時，異常因素影響則越強。對此，下面我們將用模糊數學去分出三種“異常死亡人口”，以體現復雜因素影響下異常死亡率具有二重屬性。順便說到：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們為什么不再使用“非正常”這樣非此即彼的概念?！　?/p>

出生率的曲線特征類似，有能力的讀者不難類推?！　?/p>

2、三種異常（死亡率）　　

在正常與異常二種因素同時起作用情況下，用模糊論的方法，可以將異常死亡分成三種：　　

1）“最低（異常死亡）數”。此即實際死亡率高于異常死亡率時所多出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例如，1960年異常死亡率為14.33‰，而實際死亡率為25.43‰，那么，用二者差額11.1‰算出的那部分死亡人口741萬人（表4），就屬于這一類。顯然，這是沒有模糊性的“絕對異?！彼劳鋈丝?，所以真實異常死亡人口一般不會低于這個數字?！　?/p>

2）“最可能（異常死亡）數”。即模糊死亡率區間中靠近異常死亡率方向很近的區間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對這一部分可以用統計法估算之，并將之加到“最低異常死亡數”中，以提高異常死亡人數的可信程度。比如說，1960年的“理論模糊死亡人口”共有128萬，用“概率-模糊學”分析，其中有15.87%、即20萬左右，屬于異常因素影響遠遠大于正常因素的死亡，因此需要把異常死亡增加20萬，這就出現了“最可能異常死亡人口”761萬人。比起最低數，這一部分不屬于“絕對異?！?；但是如果不加上這一部分，異常死亡數估計就可能會偏低。　　

3）“最高（異常死亡）數”。即在模糊死亡人口區間里，異常因素影響超過正常因素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在1960年128萬既有正常性、又有異常性的模糊死亡人口中，由于無法確定二者中哪一種處于“更優越”的地位，便不妨認為各占了一半（64萬人）；反之，如果按超過一半計算其中有“異常屬性”的人口，就可能會被看成是異常因素多于正常因素了，這顯然沒有確鑿理由。于是1960年最高異常死亡人口為805萬人。當年一名65歲左右、有饑餓經歷的死亡者，大體就可能被算進這一部分人口中。　　

有興趣的讀者不難類推，出生人口也有這三種“異?！薄！　?/p>

3、“正常”、“異?！迸c“模糊”　　

至此，我們可以再概括一下關于“正?！薄ⅰ爱惓！币活惖亩x：所謂“正常死亡率（出生率）”，是指那種在一定人口生態階段中，可以持續下去的死亡率（出生率）；而所謂的“異常死亡率（出生率）”，是違背了某一個階段人口生態基本規律、從而無法持續下去的、過高或過低的死亡率（出生率）；而所謂的“模糊死亡率（出生率）”，則是既有某種可持續性、又有著某種不可持續性的死亡率（出生率），這種死亡率中有著偏正常的部分，又有著偏異常的部分?！　?/p>

有了這樣內涵比較確切、合理的定義，就可以使我們的分析與研究更加深入?！　?/p>

4、兩個重要的人口生態參數　　

本模型還有一個突出的人口生態學特點，就是提供了兩個重要的人口生態參數（附錄1）：　　

1）“半衰期”。即人口參數（死亡率、出生率）下降一半所需要的時間。它反映人口生態的改善速度：半衰期越長，人口生態改善速度越慢。　　

2）“穩定性”。即人口參數（死亡率、出生率）波動幅度的強弱，本指標越高穩定性越強。這對于深入分析處于轉變模式中的國家（尤其是在我國建國初期）人口參數波動，特別有意義?！　?/p>

一般而言，半衰期與穩定性之間往往是矛盾的：半衰其短（死亡率降速高）時，穩定性往往有所下降；穩定性高者，半衰期一般又比較長。這對于綜合評價一個人口系統的生態特征是很有意義，我們放到最后一節中再詳述?！　?/p>

四、三年困難時期中國“最可能”的異常死亡人數，為812萬人　　

1、異常死亡人數　　

用上述人口生態曲線模型估算，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異常死亡人數（見表4）：最低不少于769萬人，最高不多于942萬人，最可能數字是812萬人。根據前述分析可以認為，使用812萬人這個數字比較可靠。　　

考慮當時中國的基本情況，導致人口異常減少的主要人口生態因素，是糧食短缺引起的饑餓；但是，這不等于說這812萬人都是餓死的，尤其是在769萬最低異常死亡人口之外那一部分。因為前面我們已經闡明過：導致死亡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只能說饑餓是當時導致異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p>

年     實際死亡率(‰)    平均死亡率曲線(‰)       模糊死亡率下限(‰) 異常死亡率下限(‰)  楊氏“正常死亡率”(‰)       最低異常死亡人數(+)(萬人） 最可能異常死亡數(+)(萬人） 最高異常死亡數(+)(萬人）　　

1959  14.59   12.48            12.87           14.86          10.47         -18               3                 48　　

1960  25.43   12.03            12.41           14.33          10.47         741              761            805　　

1961  14.24   11.59            11.96           13.81          10.47         28                48               89　　

　     　       　       　平均   14.33   總計    769     812    942 　　

表4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口異常死亡情況　　

表4還將1959-1961年的平均死亡率、模糊死亡率、異常死亡率及楊繼繩的“正常”死亡率都列出，讀者不妨將之都與實際死亡率比較。對比表3可見，本文所估算的三年困難時期異常死亡率最低為13.81‰，最高為14.82‰，平均為14.33‰，仍低于那些亞洲、中東國家11年后（按照從1949到1960年為11年比較）死亡率達到的平均值15.5‰。　　

2、異常少生人數　　

用人口生態模型估算三年困難時期全國“異常少生人數”（詳見表5），估計不低于709萬人，不高于1386萬人，最可能人數約為922萬人?！　?/p>

年     實際出生率        平均出生率曲線(‰)       模糊出生率下限(‰) 異常出生率下限(‰)  楊氏“正常出生率”(‰)       最低異常少生人數(-)       最可能異常少生數（-）    最高異常少生數（-）　　

1959  24.78   32.52            33.83           40.51          35.1            -88               -142           -260　　

1960  20.86   31.96            33.25           39.82          35.1            -320             -373           -489　　

1961  18.02   31.41            32.68           39.14          35.1            -475             -527           -640　　

　     　       　       　      　      　總計  -709    -922   -1386　　

表5 三年困難時期異常少生人口數　　

必須再次提到的是，楊繼繩說1971年實行計劃生育之前中國的出生率是“一條略微向上傾斜的直線”，是違背實際情況的。建國后出現過兩次出生率正常下降：第一次是1954-1957年從約38‰下降到約34‰，第二次是1964-1971年從約39‰下降到約31‰。其實，計劃生育并不是馬寅初的首倡，目前查得到的最早提出這一看法的，是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的鄧穎超在1954年4月給鄧小平的一封信。有意思的是，信中講到：除了“目前我國人口出生數相當高”所以“（節育）不致有何不良影響”外，主要是考慮到下面反映的“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難”，可見，工業化初期人口自我抑制態勢，很早就已在中國顯現。如果楊繼繩不知道這個基本情況，倒還可以說他是“無知者無畏”；而如若他知道，那才真有造假之嫌了，因為他的“正?！背錾示褪怯盟菞l“楊直線”造出來的。　　

這兩次人口自我抑制，致使出生率比死亡率有更大幅度的波動。這本身也就意味著：當時的異常少生，雖然主要是源自饑餓（922萬人），但也有相當數量（約464萬）還受到了其它因素的影響，例如生育上的自我抑制因素等?！　?/p>

表中也列出了1959-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模糊出生率和異常出生率，及楊繼繩的“正常”死亡率，供讀者比較分析?！　?/p>

五、與“多派”和“少派”估算的比較　　

一開始就說過：本文的估算肯定不會精準，但由于種種歷史與現實的條件，要完全弄確切人口損失數字的可能性，業已不存在。所以，可取的做法，是比較各種不同方法估算的結果，以觀察哪一種更接近真實?！　?/p>

1、與“多派”的比較　　

本文提出的最可能異常死亡812萬人，比“多派”的3600萬損失少了約77%。這個“誤差”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1）“政治誤差”?！赌贡分锌桃馓暨x出的有名有姓的中外專家學者11人（包括楊繼繩自己，也包括“異見者”陳一咨等），他們估計“餓死人數”的平均值為2967萬人，方差為912萬人。以此計算，概率大于95%的“餓死人數”應該為不低于1142萬人，而超過3600萬人概率僅有25%。（附錄5）楊某選擇出一個可能性如此小的結論，顯然不是什么方法造成的誤差，而只能解釋為出于某種需要而產生的“政治誤差”了，而這個“誤差”居然可以高達77%。　　

2）人口學誤差。前已用亞洲和中東10個國家的樣本分析過《墓碑》在人口生態上的毛病，須特別提到的是，“被（楊繼繩們）正?！钡?1‰左右的這樣一個死亡率，美國是快到1950年才達到的，當時其人均GDP已高達9000多美元，如果按照這個被楊繼繩們推崇為“最正常”的國家的標準，當時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的中國，要么屬于“超正?！保淳褪撬劳雎什弧罢！钡氐汀＿@就意味著誤差又被增大了若干個千分點?！　?/p>

3）算法誤差。前面已多次講到，楊繼繩等人將一個本來誤差很大的數字，進行了“小概率、高清晰、無誤差”估計，這進一步增大了誤差?！　?/p>

顯然，如果對“非正常死亡”扣除77%的“政治誤差”，再扣除人口學誤差和算法誤差，楊繼繩3600萬“非正?！本鸵陆档?000萬以下。據此不難判斷：本文的估計，肯定會比“多派”的數字更接近真實一些。我們使用前面講到的方法進行了驗證（表6），誤差確實都遠遠低于《墓碑》（附錄6）?！　?/p>

山東三年總死亡數（萬人）驗證      　      推出結果    實際    誤差(%)　　

         本文最可能數  229      319     -28 　　

         本文最高數   264      319     -17 　　

         墓碑數       534      319     67.5　　

山東三年總出生數（萬人）驗證      　      推出結果    實際    誤差(%)　　

         本文最可能數  157      328     -51.9　　

         本文最高數   198      328     -39.7　　

         墓碑數       702      328     114.1　　

表6 用四川與山東1959-1961年實例驗證結果　　

“多派”對本估算一個最可能的批判，可能來自持“金輝-曹樹基估算法”思維的人士。對此，在附錄1的末尾將會給出一個說法?！　?/p>

2、與“少派”的比較　　

“少派”在反駁“多派”時，反復強調需要確義“餓死”概念。前已指出，在這一問題上楊繼繩等人的論點確實站不住腳，但如果過分地糾纏于這個概念的“清晰度”，不僅自己同樣犯了“多派”要“變模糊為清晰”的錯誤，而且多少會讓對手認為有回避問題之嫌。這就不是“少派”本來應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也失去了爭論的意義。還須看到的是，缺少數量分析是目前“少派”的一個重要缺憾。所以，筆者還是期望“少派”能夠認真面對這樁無論如何也回避不了的“新中國第一大歷史公案”?！　?/p>

與“少派”的具體比較數字接下來還要講到，這里先說兩個旁證。一是，時任四川省溫江地委書記的宋文彬在其“文革檢查”中講到：1957-1962年，該地區人口減少8-9%（實際數約50萬）。盡管這個數字與實際可能會有一定出入，但考慮到宋親歷過四川大饑荒中調“過頭糧”之事，90年代又曾為反駁東夫等人肆意夸大川西“大躍進”和饑荒情況寫過正視聽的文章，所以他的數字還是有參考價值的，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問題的嚴重性。二是，筆者先后找過四川的蒲江、彭縣、仁壽、樂至、雅安、資陽、遂寧等地的農友，所了解到的情況是：當年“過糧食關”、“吃食堂”（四川農民對1959-1961年饑荒的別稱）的情況，雖然不如《墓碑》說得那樣“陰風慘慘日月無光”，但因饑餓而早逝的情況卻比較普遍，從幼兒到青壯年，幾乎各年齡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早逝現象。所以，筆者希望那些出發點善良但思想方法不當的朋友，萬勿輕言“根本沒有餓死人”這種脫離當時實際的話。　　

3、兩派都自相矛盾說明了什么？　　

前已說過，按照“多派”的觀點，中國的死亡率1958年即降至約11‰，而這是類似國家需要20-30年才能完成的轉變，這就等于是默認了：中國的人口生態，在建國后短短10年內就完成了一個舉世矚目的飛躍式進步?！@與“多派”們常要指責的GCD執政下的中國長期“落后”甚至“倒退”，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p>

而按照“少派”的觀點，如果中國當時“非正常死亡”不超過300萬，那么，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推算（與“少派”觀點接近的孫景澤是肯定了這些數字的），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的“正常”死亡率仍高達21‰，這就意味著建國后的中國的人口生態甚至退到了1949年以前?！@與“少派”認為新中國實現了巨大社會進步，顯然也是自相矛盾的。　　

以旁觀者眼光看，觀點迥異的“多派”與“少派”各自都出現了論點上的自相矛盾，說明他們都多少采取了實用主義態度，來對待中國的人口異常變動問題。因此才會過度地用立場說話，缺乏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及至顧此失彼。那么反過來順理成章的是，接近真實的數字，也就很可能介于這兩派之間?！　?/p>

至于對人口的“損失”與“失控”矛盾的問題，我們放到下一節中去解決?！　?/p>

4、期待“真派”拿出更接近真實的結果　　

本文提出的估算法，是在分析研究“《墓碑》估算法”漏洞基礎上的改進，與現有方法比較可能與真實比較接近一些，但尚不敢言能最后解決問題。比如說，我們迄今為止的研究中就至少還有兩個疑點：　　

第一個疑點：四川的損失數占全國的比重問題。用本方法估算，四川三年困難時期“最可能”異常死亡人口約占全國的50%。盡管從了解到的情況看，四川異常死亡率占全國比重確實很大，與其人口所占11%左右的比例，還是顯得反差大了一點。當然，由于我們使用的是“概率-模糊法”，比例本身有某種不確定性；如果再考慮“異常遷入/出”因素，比重會有所下降（附錄8），但問題并未完全解決。 　　

第二個疑點：驗證誤差問題。表6顯示出的本方法誤差，低者近20%，高者超過了50%，尚屬偏大。盡管這其中有數據來源不同導致的出入、計算口徑等因素的影響，但畢竟存疑，也須進一步研究。　　

所以，本估算方法尚未能完全消除估算中的不確定性。我們很贊同“真派”從當時中國人口的實際情況出發研究問題（例如注意到中國人口城鄉之間大遷徙導致的“戶籍非正常變化”）。所以，如果本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促使更接近真實的“真派數據”出現，這也算是筆者期待的收獲。而最接近真實的數字，很有可能是多種“真派”方法綜合估算的結果?！　?/p>

六、深刻的歷史教訓　　

盡管812萬的異常死亡不及《墓碑》說的四分之一，但看了仍然感到格外沉重，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帶血的歷史教訓。為此筆者深感，對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異常變動一事，還須做更深入的探討?！　?/p>

1、面對脆弱的人口生態，須避免重大決策失誤　　

我們將中國與印度做了類似時期（大致在死亡率從17‰下降到7‰這個階段）人口生態參數的比較（見表7）。須說明的是，中、印兩國在人種、自然環境、發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差別，人口生態可比性不強；另外，由于原始數據的缺乏，兩國的死亡率生態曲線可比性也不強，印度的人口生態參數有被高估的可能。但做一個粗略比較還是有一定參考意義的?！　?/p>

　        半衰期（年）    穩定性　　

中國      30         20.5　　

印度      45.8       57　　

中國比印度(%)         -34.5 -64.0 　　

表7 中國與印度人口生態比較　　

1）在類似階段，中國半衰期比印度短了34%。即是說，中國只用30年時間就可以完成該階段的死亡率的減半，而印度則須用45年。說明在人口生態改善的速度方面中國明顯優于印度?！　?/p>

2）但中國人口生態的穩定性，卻比印度低了64%。換言之，印度在這方面又明顯好于中國?！　?/p>

一些人喜歡把做印度叫做“正常國家”，從上述數據看似有些許道理：印度或許未出現過中國那種突然的異常死亡，人口增長相對穩定；不過，印度的這個“正?！币嗖粺o值得商榷之處：其死亡率長期難以下降，說明該國異常死亡累計數不會很低。而印度“無為而治”的人口自發調節，導致其異常多生越來越多，不僅造成了經濟發展負擔，還可能成為世界資源的一個潛在威脅。　　

可見，建國初期的中國人口生態，是一個改善速度快但穩定性差的矛盾狀態。如果人們僅僅從比較習慣的方面去觀察（死亡率下降速度一般比穩定性更直觀一點），中國當時的人口狀態是相當令人樂觀的，這就至少在表面上為當時的決策者提供了一個可能誤判中國人口態勢的依據。而當時的人們卻無法觀察到：這又是一個那么不可靠的依據，因為當時中國的人口生態的穩定性方面，甚至比印度這樣的貧窮大國還要差。這或許是當時決策者們對后來的三年困難時期的災難性后果思想準備不足的一個潛在原因?！　?/p>

所以，三年困難時期在人口問題上的一個極其沉重的教訓是：面對于一個人口生態脆弱的系統，必須防止重大決策失誤，否則就可能出現災難性后果。作為剛剛開始工業化進程的新中國，與絕大多數處于同類時期的國家一樣，在劇烈的人口“轉變模式”中難以避免所謂的“工業血腥”；而真正需要防止的，則是重復犯這類錯誤，而不能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殖民主義戰爭不算，還要打兩次具有毀滅性的世界大戰，那才真正是歷史之大不幸。所幸者，這種“血腥錯誤”自1962年以后中國再未犯過，即便在“文革”那樣“最大失誤”中，亦未輕易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并在良種、水利設施、化肥等等方面，不斷提高糧食生產外部條件，為后來的人口生態不斷改善奠定了基礎?！　?/p>

2、“四川餓死人最多”的嚴重教訓：“犧牲局部”要適可而止　　

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的異常死亡人數占全國的49%（見表8），比其人口比例高出三倍多。這一特殊情況，使《墓碑》從大書特書一直到罄竹難書，制造出了“文革”后繼承造反派遺志第二次“搞臭”一個40年前的“走資派”李井泉的政治奇觀?！　?/p>

四川    最低異常死亡人數(+) 最可能異常死亡數(+) 最高異　　

常死亡數(+)        最低異常出生人數(+) 最可能異常少生數     最高異常少生數　　

1959     173                 180                 196                 -27                    -36                  -55　　

1960     187                 194                 209                 -59                    -68                  -86　　

1961     24                   30                   44                   -56                    -64                  -82　　

總計      384                 404                 449                 -142                  -168                -223　　

全國      769      812      942      -709      -922     -1386　　

四川占全國(%)      49.9     49.8     47.7      20.0     18.2    16.1 　　

表8 四川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損失及占全國比重　　

除了數據分析比較離譜外，《墓碑》中關于三年困難時期“四川餓死人最多”這個說法，本身應該說無大疑問。筆者在有關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lc7e.html）中，分析過四川在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口過多的兩個最直接的原因：一是1959年在“一線”負責的中央領導與四川領導一起確定在四川搞“1000萬畝‘萬斤田’”的決策失誤，導致了當年四川糧食比全國多出一倍的劇烈減產；二是在糧食已經減產過多的情況下，中央為了確保事關全國穩定大局的京、津、滬、遼等不出事，又對四川調“過頭糧”。不過，這些分析都僅只是從社會學、政治學角度進行的，筆者當時沒有機會去展開分析另一個問題：四川的人口生態的特殊性?！　?/p>

表9是四川與全國在人口生態方面的參數比較（考慮到可比性，這里的數據與前面中國與印度比較的數據不同）。從中不難看出：　　

1）四川的死亡率半衰期僅比全國長5.3%，遠比中國與印度的差別要小。這就表明，在人口生態上，當時四川與全國的在死亡率下降趨勢是基本一致的，都在短短20年左右時間里就完成了死亡率減半。這就很可能使人產生一種“四川糧食出現短缺即便有后患，也不至于過大，至多與全國其它省差不多”的錯覺?！　?/p>

　       死亡率　　

　       半衰期    穩定性　　

全國      19                   16.7　　

四川      20                   7.2　　

四川為全國的(%)     105.3    43.1 　　

表9 四川與全國人口生態比較　　

2）但如果看死亡率的穩定性，四川與全國的差別就很大了，低了一半還多。這就意味著，一旦出現某種對人口影響很大的因素，四川的人口死亡率發生的波動幅度（劇增或者劇減），就會更加強烈。這正是當年四川出現嚴重人口問題的一個突出的人口生態原因?！　?/p>

這里有一個人們容易忽略的因素。眾所周知，歷史上對中國人口生態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戰爭。從建國之前到建國初期，有兩場戰爭對四川人口影響很大：一是抗戰。“……四川壯丁實征數為2609748人，居全國壯丁額第一位……則四川的總征兵額遠遠超出300萬之數?！敃r四川總人口不過4000多萬。”（http://bbs.tiexue.net/post_4115579_1.html）再就是抗美援朝，四川出兵也是最多的，據介紹，這場戰爭志愿軍共犧牲183108人，四川犧牲21051人，占11.4%（傷的數字肯定要更多一些）。這個數字雖然不大，但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兩場戰爭時隔不久，有疊加效應；二是傷亡的都是精壯勞動力，所以對四川人口生態影響就特別大。（附錄8）　　

如果當時能對此有認識，中央就應該認真對待李井泉等地方領導的意見，盡可能分散壓力，多從那些人口生態比四川稍微好一些的地區調糧。這樣才不至于出現四川三年困難時期遭遇到的慘創，不至于多年后四川一些人對此心存怨恨。這種怨恨，不僅導致了“文革”中當地一些人的泄憤，武斗混亂甚于全國；也導致四川后來會出廖伯康這樣的謊言制造者，和東夫這種把建國后“文革”前的四川說到暗無天日的“作家”；還引出了李井泉這位川人怨氣久難平息的悲劇式人物，去作為“GCD壞制度”的“形象代表”，隔三差五地拿來說事。可見餓死人問題對四川影響之深遠。　　

當然，人類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人們無法用60年后才得出的認識去指點先賢，只能從“四川調過頭糧”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中，吸取極其深刻及至慘痛的教訓：如果拿一個人口生態十分脆弱的區域去為全局作過度犧牲，其不利影響將會是相當深遠的?！　?/p>

3、高度重視“第二類異?！薄　?/p>

前已反復說過，《墓碑》中一個突出問題是：用楊繼繩那種半瓶子醋的“人口損失學”，無法解釋中國建國后既出現過所謂的“人口重大損失”、但又主要表現為“人口失控”這種矛盾現象。本文最后來解釋一下這個矛盾（附錄7）?！　?/p>

首先來估計人口失控數。用出生率生態模型不僅可以計算異常“少生”人口，同樣還可以計算出異常“多生”人口（表10）：1962-1971年間，中國出現了異常多生人口2420萬，扣除1959-1961年最高少生1386萬人，凈多生仍高達1034萬人。這對于一個人口增長過快的大國來說，顯然是出現了人口趨勢重大逆轉，計劃生育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這就不像“《墓碑》估算”的那樣，得出的結果會把計劃生育政策置于尷尬境地。　　

年       最高異常出生數(+)（萬人）　　

1962     114　　

1963     592　　

1964     352　　

1965     312　　

1966     155　　

1967     120　　

1968     292　　

1969     226　　

1970     220　　

1971     37　　

總計多生  2420　　

表10 按照適度模型計算的“異常多生”人口　　

年       最低異常少死亡數(-)(萬人)　　

1953     -3　　

1954     -22　　

1955     -48　　

1956     -74　　

1957     -85　　

總計      -232　　

表11 異?！吧偎馈比丝凇　?/p>

其次，再來觀察另一個相當重要的、但又難以為人注意的人口學現象：“少死”。前已說過，死亡率也有“第二類異?！薄１?1便是1953—1957年中國出現的“異常少死人口”數字，這個數字不大，只有232萬，卻有重要影響。眾所周知，建國初期，為了使中國盡快從長期戰亂對經濟社會的巨大破壞中擺脫出來，GCD傾盡黨政軍全力，為廣大群眾提供了包括饑餓救濟、醫療幫助、社會救助等諸多的服務，以穩定政局，這就得以在短短期間里，使中國人口生態有了突飛猛進式的改善，不僅保障了超常的高出生率，還導致了超常的低死亡率。這在當時，無疑有其歷史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但這種“舉國體制”，卻又大大超過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可以承受的水平，最終是難以持續的。這最后造成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由于人為地提高了一段時間里的人口存活數，使得三年困難時期死亡率出現了一種反彈性的偏高；另一方面，由于“第二類死亡率”是一種缺乏可持續性的“推遲死亡”，使最多高達942萬的異常死亡人口中，有232多萬“推遲死亡”者，這最終使所謂的“人口損失”數，比人口失控數仍少了330萬（表12）。須特別指出的是，《墓碑》中給出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國應當達到的10.45‰這個“正常”死亡率，已與1959年的異常死亡率下限10.47‰幾乎相等。這就意味著，楊繼繩要求中國人口應繼續按照那種難以持續的超低異常死亡率去控制；換言之，也就是要求中國在人口發展方面，堅持楊繼繩們一直指責的“舉國體制”，來一次顯示GCD“政績”的“人口大躍進”。　　

　       人數（萬人）　　

“多死”  942　　

“少生”  1386　　

總“損失” 2328　　

“少死”  232　　

“多生”  2426　　

總失控    2658　　

總失控 – 總“損失”   330　　

表12 人口失控是主要方面　　

這就比較合理地解釋了：為何中國在出現楊繼繩們所謂的“重大人口損失”后，仍然會繼續“人口失控”。實際上，中國出生率的半衰期長達43年（實際穩定降到1949年的一半即18‰以下，是1993年），這就更是不容置疑地表明，人口失控是當時中國人口生態的基本方面，“損失”盡管有一定的影響，但遠不如人們想象得那樣大?！　?/p>

2010年11月14日——201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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