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蘇分裂。中國結束了向蘇聯“一邊倒”，從此對美蘇“誰也不向”。如前所述，只要中國不夠強大，中國在冷戰中就始終處于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中受欺負的地位：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中國在中蘇分裂之后遭到美蘇兩面夾攻一點也不奇怪：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
在一般人看來，當時的中國實在是毫無希望：外有強敵，內乏糧草，壓力空前巨大，處境極端艱難，“黑云壓城城欲摧”。中國既沒有力量對抗蘇聯，更沒有力量對抗美國，又沒有辦法勸說美蘇改弦易轍改變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別忘了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在如此絕望的情況下，中國除了屈服投降還有別的出路嗎？
歷史結果是：13年后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從敵對走向緩和，從聯蘇反華走向聯華制蘇。中國的“誰也不向，兩家一起收拾你”的處境被徹底扭轉，從被前后夾擊走向左右逢源。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包圍孤立從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從兩極走向“三國演義”，整個冷戰局勢徹底改觀了。
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是怎么來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個大餡餅，讓中國白揀了個大便宜嗎？是美國突然良心發現，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從此跟中國講友好親善了嗎？是中國運氣太好，啥也沒干世道就突然之間變好了嗎？
如果當真如此，那這個世界就是個童話世界。然而童話不是現實。現實中的這一切變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來的，而是一場驚心動魄空前絕后大較量的結果。
尼克松為什么訪華？因為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美國為什么改變對華戰略？因為第一，美國終于認識到真正威脅美國利益的不是中國；第二，美國有求于毛澤東——幫助美國“體面地撤出越南”。美國為什么會改變對中國的認識，為什么會有求于毛澤東？因為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美國為什么會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因為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為什么當時美國認為越南事關美國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蘇論戰。第二，援越抗美——中蘇論戰使美國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援越抗美使美國認為越南是中國破壞美國利益的突破口。結論：美國必需在越南跟毛澤東較量。在越南取勝就等于打敗了毛澤東，就保住了美國的核心利益。
今天的美國政要精英們一說到越南戰爭，幾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澤東。而整天絞盡腦汁標新立異的中國歷史學者“精英”們雖然連“一個章子怡頂一萬個孔夫子”這樣的匪疑所思的命題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來，但在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和毛澤東的關系這個問題上卻對美國人非常“體貼入微”、“為尊者諱”，絕不在這個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發掘。中外“學者”們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計抹殺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與毛澤東的關系——否認了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失敗是毛澤東的杰作，自然也就否認了美國改變對華戰略、尼克松訪華是毛澤東的勝利這一歷史事實。這樣一來就可以讓普通人以為整個中美關系的歷史性變化、中國戰略環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國單方面的恩賜，與毛澤東沒什么關系。歷史就這樣偽造出來了。
判斷歷史，真正有價值的是當時的事實，而不是“事后諸葛亮”們的信口開河。判斷美國當年卷入越南戰爭的真正目的，看看當年美國政要的們為美國卷入越南戰爭辯護時的各種講話、宣言、文件、決定等等白紙黑字的事實就夠了。好在這些資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來。
且看如下事實：
1959年，中蘇分裂。越共中央委員會決定武裝統一越南。
1960年，“中蘇論戰”爆發。
1960年，中國出版發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外電紛紛報道評論。10月17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表題為《毛想使美國成為一只“紙老虎”》的文章，稱：“毛澤東奪取世界的計劃在要赤色中國人民學習的一本新書中作了概括的說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澤東公開接見并宴請古巴游擊戰英雄格瓦拉。頓時，“激進的赤色中國試圖用游擊戰征服世界”的“中國威脅論”風靡一時。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中國政府立即予以承認。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將“大規模報復戰略”改為“靈活反應戰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澤東著作，尤其是游擊戰的理論。肯尼迪親自閱讀毛澤東有關游擊戰爭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勝強人民戰爭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對他的妻子杰奎琳說，毛澤東把軍人與人民的關系比作魚兒與水的關系，多么巧妙。杰奎琳聽后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澤東會見《西行漫記》作者斯諾時說：“美國總統肯尼迪為了對付亞非拉的新興力量，提出了特種戰爭和局部戰爭。有消息說，他也看我寫的軍事文章，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遠陪同歸國的李宗仁見毛澤東時，也告訴毛澤東，肯尼迪生前在他的辦公桌上擺著一部《毛澤東選集》，看來是要人們研究中國。）
肯尼迪任命號稱“冷戰斗士”的臘斯克為國務卿。臘斯克經常把毛澤東、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臘，把和平抗議者比作對納粹德國的綏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剛就職一個星期就向其高級顧問們表示他對越南問題有了危機感和緊迫感。不久，美國國務院通知駐西貢使館：白宮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亂”確定為美國對外政策最優先的事務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準在南越建立一個作戰發展與試驗中心，用以發展反越共的新技術。5月，美國派遣特種部隊和軍事顧問到南越，同時向南越提供財政支持幫助西貢政權推行“戰略村”計劃。“特種戰爭”爆發。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對NBC電視臺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維布林克利說：“中國的領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個巨大的龐然之物一樣，屹立在邊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們，那將比較會為他們在馬來亞開展游擊戰爭提供有利的地理條件，而且，也會給人們造成深刻的印象，即東南亞的發展趨勢將掌握在中國的手中。”
美國駐蘇大使湯普森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聲稱：“中國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戰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我們肯定不應站到中國人一邊，同蘇聯人相比，他們倡導一種至少在短期內對我們更危險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個由中央情報局、國務院情報處、陸海空參謀長、所有美國情報委員會成員組成的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委員會，對中國的外交意圖做了仔細的剖析，認為：“一旦形勢適宜，北京就會以常規政治戰爭形式，支持當地的游擊戰爭和恐怖行動，或充當后盾和幕后操縱者。”
1961年11月3日，美國國務院智囊班子——政策規劃委員會主任羅斯托（Rostow,WaltW.）和泰勒給肯尼迪的報告中認為：“南越的失陷將導致共產主義的極度擴張，使東南亞和馬來群島的其他國家處于共產主義的控制之下，其戰略影響特別是在亞洲的影響將是非常嚴重的；如果美國軍事力量沒有實質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羅斯托宣布，中蘇分裂顯然是“史無前例的事件”，美國應該支持共產陣營中鐵托那樣的右傾分子，而不支持中國那樣的“左傾分子”。
1962年2月，“美國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貢成立，直接統一指揮南越吳庭艷軍隊和美國“特種部隊”作戰。
1962年3月26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共產主義問題研究所所長布熱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發表文章《和平交戰的政策——我們如何能從共產主義的不團結中得到好處》，建議美國政府：因為“中國人對美國的極端敵視”，所以應該“把友好和敵視區別對待的政策應用于中國”，“至少在現階段繼續排斥中國”。
美國中央情報局1963年1月14日的備忘錄中指出，“因為北京的尚武和強烈反西方的路線，一個單獨在中國領導下的亞洲共產集團對美國的遠東安全利益有嚴重影響。”
1963年12月13日，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宣布：“中國是一個‘敵視西方、威脅鄰國的激烈的敵對力量’，美國在遠東面臨的‘最大麻煩’的問題就是中國”；“蘇聯在核時代的現實面前似乎認識到某些利益——特別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類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卻仍然堅持正統形式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強調暴力革命，即使將使世界文明遭到毀滅的危險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認什么超越意識形態的界線的共同利益。”“美國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要中國不對‘自由世界和鄰國進行顛覆或發動侵略’，這需要在中國周圍建立一個包圍圈來‘遏制’中國。”
1964年3月2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的備忘錄宣稱：“就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喪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聲稱：“中國人的利益是十分明顯的。每當蘇聯發出警訓式的調子時，他們就會公開譴責莫斯科，指責他們已背叛了革命的事業。他們將美國視為一只紙老虎，并堅持認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務和常規防務面前，通過緩慢而卓有成效的運動，越南就可以進行其‘解放和統一’的革命斗爭。因此，北京似乎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一個絕好的時機，運用越南作為試驗品來展現自己的新戰略。北京認為，越南的勝利將為中國的論點提供有力的佐證，為其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意識形態斗爭服務。”
1964年8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的報告結論如下：“南越和老撾落入中國人之手中，將會極為嚴重地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造成這一結果的特殊原因是，長期以來，美國已經引人注目地公開承擔了義務，要阻止中國人強占這兩個國家。失敗于此，將對美國的威望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并且，在遏制共產主義在其它地區的擴散方面，美國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將受到嚴重的貶低。我們的敵人將會為此受到鼓勵，而在其它國家中，以更大的規模向中國人靠攏的傾向，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
“除了北越會因為實現了國內目標而感受到直接的歡欣鼓舞外，中國人也會受惠無窮。這不僅使他們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進一步的助長，而且，也使他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領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論認為，未發達國家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美國是一只虛張聲勢的紙老虎，地區性的暴動和起義不會導致國際間的大戰，可以毫無風險地走向最終的勝利。他們早已將南越視為這些理論的試驗場，并大造輿論。相比于蘇聯比較謹慎的姿態而言，南越和老撾的最后結果，將更為顯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戰略立常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結果對世界各地不發達國家出現更為積極的革命運動，將無疑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964年12月，約翰遜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組特別報告稱：“如果我們不采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致總統的備忘錄說：“中國聲明，南越的沖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我堅信，如果允許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后果。”“我還認為，應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擊河內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規模擴大戰爭的風險”。“以談判為掩護把東南亞拱手讓給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里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國開始大規模地轟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南方峴港登陸。美軍在越人數短短數月之后已達22萬。（1966年達38萬。1967年達42萬。1968年達52萬。）“特種戰爭”變為“局部戰爭”。
1965年5月13日，約翰遜說：“中國希望戰爭繼續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價”。約翰遜講話后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報告說，“南越是東南亞斗爭的基石。”
1965年8月，約翰遜在同高級幕僚們討論是否增派10萬美國戰斗部隊、從而接過地面戰爭的主要責任時說，若不如此，世界各國會說美國是紙老虎，其威望將受到無可挽救的打擊，“最嚴重的打擊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無法打敗一小批游擊隊”。威廉邦迪在1967年5月說，越南戰爭在“亞洲人”的眼里是一塊試金石，美國的失敗或軟弱將使他們喪魂落魄。
美國前駐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題為《我們在越南能夠獲勝》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爭，是戰后斗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北越勝利，中國的做法就會被證明是正確的，蘇聯也會被迫采取更好戰的立場，盟國將不再相信美國的保證，國內也將要退出世界而實行固守‘美國堡壘’的戰略。美國只要堅持下去，是能夠勝利的。”
美國參議員蓋耳麥吉在國會辯論越南問題時發言說，“南越如丟失，柬、泰、馬、印（尼）、菲也將丟失；美國‘已投下過多的資金，不能前功盡棄’。現在指揮中心正在轉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討厭、最骯臟、最難得出定局的游擊戰’，因此，必須在東亞劃一條堅定的界線并堅守之。”
《紐約時報》軍事編輯漢斯鮑德溫說：“哪怕是以最大的力量打擊我們，我們也能在南越和老撾打贏一場朝鮮式的戰爭。”
1965年11月7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給美國總統的備忘錄說：“中國是威脅到我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一個主要國家，其組織整個亞洲反對我們的可能性雖然較小，但威脅性極大”“......長期以來，有三條防線在竭力遏制中國（另外有蘇聯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國）：一、日本——朝鮮防線；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線；三、東南亞防線。”“對遏制中國之事，美國仍需繼續給予關注，投入金錢，有時還需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麥克納馬拉在回憶錄《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中承認：
“艾森豪威爾政府全盤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觀點，即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表了他著名的預見，如果印度支那落入中國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后’，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
“我們——當然包括我——只能相當膚淺地理解中國的動機，錯誤地認為，那些好斗的言詞中包含著建立地區性霸權的意圖。同樣，對于胡志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
“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
“中國聲明，南越的沖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
“撤離也意味著，美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中國人對其它東南業國家的壓力，則大大加強了。最后，撤離還將意味著，全世界與西方為敵的勢力將倍受鼓舞，他們也會效仿越南的做法，嘗試進行暴動的滋味。”
“沒有人愿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全文引述這些段落是因為現在回頭來看，它們集中體現了當時我們頭腦中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想法：‘中國威脅’我國的安全。”
“迪安臘斯克、沃爾特羅斯托和世界上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至今仍回答說值得。他們斷言：如果沒有美國對越南的干涉，霸權——蘇聯和中國——將會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張，包括控制印尼、泰國，甚至可能還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國國務院顧問漢斯摩根索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在越南我們是在欺騙自己》說，美國試圖在外圍對中國實行軍事遏制、結果必然導致中美戰爭，那時美國的核力量和海空優勢都不會起決定作用，勢必要派幾百萬地面部隊到亞洲去。這將是美國最大的悲劇。美國必須適應中國在亞洲的政治和文化優勢；在越南達成一個保全面子的協議；同蘇聯暗中合作來扶植一個“鐵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總統顧問阿貝福塔斯聲稱，從南越撤軍“這是給中國人在世界上擴大影響的一劑補藥，是我們在亞洲多米諾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華爾特李普曼著文說：“根據所謂多米諾骨牌的理論，如果美國在同中國共產主義對抗的時候顯示出自己是一只紙老虎，而不采取軍事行動，美國就會喪失亞洲各國人民對它的尊敬和支持。自從2月以來的3個月中，我們越來越大力地運用這個理論。結果是什么呢？同預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國不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亞洲每個主要國家越來越大的反對。”“亞洲人民中間的所有這種日益增長的反美情緒的根源是什么呢？這個根源就是：他們認為我們在越南進行的戰爭是一個富有的、強大的、白種人的西方國家對一個軟弱而貧窮的亞洲國家進行的戰爭，是西方白種人對亞洲非白種人進行的戰爭。”“我們可以隨意大談我們如何為越南人的自由而戰斗。但是，對亞洲各國人民來說，這顯然主要是一場美國人對一個亞洲國家人民進行的戰爭。”
所有這些事實確鑿無疑地證明美國當初卷入越南戰爭確實就是沖著毛澤東來的，就是要和毛澤東“單挑”。也就是說，美國之所以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為毛澤東——“中蘇論戰”使美國認定中國是比蘇聯更危險的敵人，“援越抗美”使美國認定中國的的確確正在通過“人民戰爭”挖美國的墻角。二者合起來就使美國精英認定：美國的最高國家利益在越南的叢林中。結果：美國傾舉國之力“奮不顧身”地沖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
美國幾十萬大軍陷在東南亞的沼澤水網山川叢林中盡情地、無止無休地耀武揚威卻又無法自拔。蘇聯則趁機大舉擴張。60年代末，蘇聯軍事力量已經與美國不相上下，在全球到處挖美國墻腳。1967年，蘇軍進駐中東。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和“國際主義義務論”。美國精英們此時此刻突然如夢方醒，恍然大悟：壞了，上當了，上了毛澤東的大當了。原來美國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東南亞的爛泥潭里，而是在中東和歐洲；真正威脅美國利益的不是“好戰”的中國，而是美國以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蘇聯。美國敢情被毛澤東誘進了越南戰爭的沼澤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進井里——有力沒處使，進不得退不得，眼睜睜看著蘇聯坐大而無可奈何。如果還不顧一切繼續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于自我了斷，把世界霸權拱手讓給蘇聯。不管是誰當美國總統，借他八個膽他也不敢走到這一步。
1969年尼克松上臺后宣布美國從越南撤軍，使戰爭“越南化”，通過談判取得“體面的撤退”——不再說“打贏”而說“體面的撤退”，這實際已經是認栽了：如果能打贏還用得著談判嗎？還有什么樣的撤退能比凱旋而歸更“體面”呢？所謂“體面的撤退”真正含義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國得走人了。我走后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沒本事就聽天由命。我真正關心的是別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美國脫身后只垮掉一個南越，那就謝天謝地，就算“體面的撤退”了。而要實現這“體面的撤退”，就只得求毛澤東：得饒人處且饒人，千萬別我前腳走你后腳乘勝追擊，來個橫掃東南亞。解鈴還需系鈴人，我美國當初因為你毛澤東才掉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現在只好求你毛澤東高抬貴手，讓我“體面”地從這泥潭里爬出來，好全力以赴去跟蘇聯爭個高低。
美國既然有求于毛澤東，那就不得不滿足毛澤東開出的價碼。最終結果：
一．美國得出結論：不要在軍事上大規模卷入亞洲大陸。
二．美國重新檢討對華政策。放棄敵視中國的立場。放棄“以冷戰為綱”的對華政策和理論思維方式。總統親自出馬改善對華關系。承認中國大陸的政權（從想方設法推翻的準戰爭狀態到不承認，從不承認到最終承認）。原則上停止了直接顛覆、騷擾中國的行為，停止了對流亡的西藏叛亂分子的援助。
三．美國承認“一個中國”。承認臺灣屬于中國。同意廢除與臺灣簽定的《美臺共同防御條約》（1980年1月1日正式廢除），停止了海軍在臺灣海峽的巡邏，美軍撤離臺灣。
四．美國解除了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全面經濟封鎖禁運和外交孤立政策。
五．美國承認中國的政治大國地位。支持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和常任理事國地位。
六．美國采取聯合華制蘇的戰略--這意味著美國不僅實際承認了中國大陸的政權，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而且更進一步，承認中國已從“前蘇聯陣營的一員”上升為世界力量中的“一極”，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開始從“美蘇兩極世界”演變為“美、中、蘇”三極的“新三國演義”（如果僅僅把中國看成世界上一個普通的大國，何須如此大費周折？）
所有這一切都在毛澤東和尼克松、周恩來與基辛格的會談、《上海公報》和而后的中美關系發展過程中得到了體現和證實。這一切都是戰勝國才能得到的東西--這才是毛澤東進行中蘇論戰和援越抗美要達到的真正的戰略目標，才是毛澤東自建國以來一直孜孜以求的東西：使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兩面夾擊中突出重圍，徹底擺脫美蘇冷戰的支配，變“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為“誰也不向、兩家一塊巴結你”，使中國的戰略處境從“前后夾攻”轉為“左右逢源”。也就是說，根本改善中國的戰略處境，捍衛中國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今天要問越南戰爭的失敗者是誰，幾乎眾口一詞會說是美國——美國自己都不否認美國輸掉了越南戰爭。但如果要問越南戰爭的勝利者是誰，那答案就各式各樣了。有說是北越的，有說是蘇聯的，就是少有說是中國的——如今中國的官方“精英”對“越南戰爭勝利者”這頂桂冠似乎毫無興趣，那當然怪不得別人要貪天之功為己有。然而歷史自有其邏輯。美國卷入越南戰爭是沖著毛澤東去的，毛澤東又從頭奉陪到尾。美國失敗了，越南戰爭的真正勝利者舍毛澤東其誰耶？
這個勝利是毛澤東誤打誤撞憑僥幸得來的嗎？如果真是這樣，那美國這個世界頭號超級大國也太徒有其名了，居然稀里糊涂就破了自己號稱“建國二百年從無敗仗”的歷史記錄，輕而易舉就把有史以來頭一個“戰勝美國”的勝利桂冠拱手送給了毛澤東。世界上哪有這種美事？！這一切都是毛澤東精心策劃巧妙運籌的結果，是毛澤東跟美國斗智斗勇斗力、反復較量的結果。
如前所述，冷戰期間中國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是擺脫冷戰，打破美蘇對中國的圍攻。要打破美蘇對中國的圍攻，關鍵在于美國——中蘇是為了美國而鬧翻的：對美國對中國民族利益的侵犯，毛澤東主張堅持斗爭，蘇聯主張中國做犧牲以適應蘇聯的冷戰需要——中蘇分裂使毛澤東可以不必再顧忌蘇聯，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斷對付美國：要打破美國對中國的圍攻，就必須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敵視。要使美國放棄對中國的敵視，就必須記住俾斯麥的名言：“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也就是說，必須讓美國吃個史無前例的大敗仗，使美國自己得出結論：跟中國敵對沒有好處，不得不有求于中國。
然而要讓世界頭號超級大國、號稱“建國二百年從未打過敗仗”的美國吃個史無前例的大敗仗談何容易？當年的德國辦不到。身為超級大國的蘇聯辦不到。處于美蘇兩強的前后夾攻、處于三年經濟困難中的中國哪有這個力量辦到？怪不得國內外當時幾乎所有的“精英”都認為毛澤東是“發瘋”。（中國今天的“精英”們不還在如此喋喋不休地鸚鵡學舌嗎？）所有這些“精英”都是“智叟”級人物，有知識，懂邏輯，會算計，但算來算去怎么算也算不出毛澤東有任何勝利的希望——當然這也不算多丟臉：從井崗山到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所有給毛澤東“算命”的“精英”“智叟”們哪次沒得出過同樣結論？所以他們這一次算不出毛澤東能以弱勝強、扭轉乾坤也不算太低能。
他們算不到的是：以弱勝強恰恰是游擊戰出身的毛澤東的拿手好戲——我弱，那就不跟你正面較量，而是設法把你引到你的強項發揮不出來的地方，使你整體雖強，但局部為弱；我整體雖弱，但局部為強。只要在局部造成如此強弱逆轉之勢，那勝敗就由不得你了。如此持之以恒打持久戰，隨著時間的推移，局面就必將改觀——“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看透強弱的辯證關系，調動敵人為我所乘——這正是毛澤東過人之處。
毛澤東經過五十年代與美國的三次大較量（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島、炮擊金門），對美國已經摸了底：美國雖強，但不是沒有致命弱點：
第一，驕傲狂妄，自我迷信——世界上頭號超級大國，“上帝的寵兒”，經濟力量第一，軍事力量第一，科學技術第一，文化優勢、心理優勢，世界上沒有美國辦不到的事。難怪肯尼迪就職演說會如此牛氣沖天：“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忍受任何重負，應付任何艱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任何”、“任何”、“任何”，沒有“任何”限定詞。
古人云：“驕兵必敗”。美國國力再強也不是無限的。認識不到這一點而盲目妄自尊大，這正是當時美國的致命傷，為日后的失敗奠定了基礎。
第二，意識形態掛帥，“以冷戰為綱”——美國當年把全世界簡單分成非黑即白的兩大類不承認民族主義，不承認民族獨立，一切都是“共產主義全球擴張的陰謀”。中國內戰是“共產主義擴張”，朝鮮戰爭是“共產主義擴張”，越南戰爭也是“共產主義擴張主義”。
麥克納馬拉說：“我們對敵友分析上的失誤，反映出我們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征與習慣。”“對于胡志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美國這樣簡單粗暴地對待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結果只能走到與人民戰爭為敵的地步。
意識形態掛帥的另一個后果是麥卡錫主義陰魂不散：當年為“誰丟掉了中國”不知整了多少人。從此誰不主張強硬、建議妥協誰就有“同情共產主義”的嫌疑。麥克納馬拉在國會流露出對擴大轟炸效果的懷疑，馬上就挨了當頭一棒：“部長先生，我對您的話感到異常失望。我認為它會令共產主義者們感到欣慰。這是對共產主義退讓的言論，這是一種失敗的言論。”結果：美國政府官員明知越南戰爭打錯了、打不贏也沒人敢反對，惟恐被戴上“誰丟掉了越南”的大帽子。
第三，唯武器論——只要武器先進、訓練有素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看不到也不肯相信人民戰爭中人心的向背才是最關鍵的，持久戰才是最無法招架的。因為自持武器天下第一，所以敢毫不猶豫大包大攬往越南戰爭泥潭里跳。
第四，包袱沉重，輸不起——“歷史上從未打過敗仗"這一歷史記錄誰也不敢破。”白種人優越、不能輸給東南亞“螞蟻之國”的“鄉巴佬”的自負誰也不肯破。既然是“自由世界領袖”，那就必須有威信：有“威”別人才怕，有“信”別人才跟。打了敗仗就沒了“威”，半途溜號就沒了“信”。
約翰遜說：“如果我撒手不管這場戰爭，聽任北越人接管南越，那么我就會被看成是一個懦夫，我的國家就會被看成是一個綏靖者，我們和我們的國家都將發現，我們在整個世界上將不可能再為任何人做成任何事情。”1965年3月下旬，麥克瑙在為麥克納馬拉起草的一份備忘錄中直言不諱地分析說，美國在越南的目的70%是為了避免丟臉的失敗，20%是使南越及其鄰近地區“不落于中國人之手”，10%是讓南越人民享有“較好、較自由的生活方式”。
麥克納馬拉說：“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里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栗。”——如同黑社會老大，無威無信今后在道上可還怎么混？所以面子比天大，一旦卷入就無論如何不能容許失敗，代價再大也得硬著頭皮頂住撐下去。
第五，戰略重點意識薄弱——在美國眼里，全世界到處都是“美國利益”。結果：美國在全世界到處設防，哪里有動靜就手忙腳亂調兵去救火。面面俱到必然顧此失彼——到處都是重點結果就是沒了重點。毛澤東通過1958年炮擊金門已經發現了這點：美軍登陸黎巴嫩，中國大陸向金門一開炮，美國就趕緊把航空母艦從中東調往臺灣海峽。等弄清楚大陸并不準備攻占金門，又趕緊把航空母艦開回去。哪里吃緊往哪里跑，證明美國對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點心中并無成算。這樣的對手容易被調動--否則美國怎么會把越南的沼澤地當成美國的核心利益？
毛澤東不但善于知彼，更善于知己：對付美國，最有效的辦法是人民戰爭，最有利的地方是越南的叢林——作為游擊戰的大行家，毛澤東非常清楚什么樣的地方最不利于現代化武器威力的發揮（蘇聯就不管這一套，跑到中東的沙漠去跟美國和以色列比試現代化武器，結果人所共知）。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統一戰爭是民族解放戰爭，地地道道的人民戰爭。只要得到中國的大力援助就能夠戰勝最強大的敵人。中國援越抗美，選擇在越南跟美國較量是“天時、地利、人和”樣樣俱全，決不會失敗。不怕美國不來，只怕美國不肯上鉤。
結果是美國非常合作地上了鉤，乖乖地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1965年中國國慶時一位西方記者如此評價當時的中國：“政府廉潔有效。外交咄咄逼人。正帶著滿意的心情地看著美國在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美國為什么會心甘情愿地跳進了越南戰爭的泥潭？陽謀。毛澤東的陽謀——“中蘇論戰”+“援越抗美”。“中蘇論戰”是虛招，“援越抗美”是實招。毛澤東一虛一實雙管齊下，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虛實結合，出神入畫，在全世界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出空前精彩的謀略大戰，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玩弄于股掌之上，把美國這個頭號超級大國的“戰略思維”拿翻在地，使其自己闖進越南戰爭的泥潭里動彈不得，最后不得不向毛澤東認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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