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中的腐敗越來越厲害，這不禁讓大家回想起文革來。目前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是，文革中沒人敢腐敗。這其實是相當言過其實的，即以如今官場中盛行的世襲干部和蘿卜招聘而論，早在文革后期就已經特別嚴重了。今天的《歷史上的今天》介紹了讓廣大知青刻骨銘心的一件史實，那就是毛主席當年復李慶霖的信印發(fā)全黨，這是知青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值得我們知青永遠銘記。但大家從李慶霖給毛主席的去信中，難道就不能讀出當時的后門腐敗特別是領導干部在招工招生上的世襲特權？
李慶霖給毛主席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
在我們這里已經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勞動，并不認真磨練自己，并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后門，都先后優(yōu)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xiāng)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zhí)掌大 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xiāng)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 命干部子女優(yōu)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guī)定。這么一來，單剩下我這號 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 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作為一名在農村呆了三年的知青，而且是一家三知青中最小的知青，筆者可以“向毛主席保證”地發(fā)誓證明：李慶霖信中的這些描述絲毫也不夸張。筆者三兄妹中除哥哥由代課轉正外，筆者和姐姐都是恢復高考后才離開農村。而在此前哪怕有再多的招工招生機會，都輪不到我們這些只有表現好這一“優(yōu)勢”的普通家庭的知青們。比如1976夏天，復旦大學招工農兵學員，筆者本來很得招生老師喜歡（因為一段文言文能夠順利翻譯而且已經在省報上發(fā)表詩歌），但最后還是區(qū)革委領導的花花公子得到指標。這種后門腐敗一直延續(xù)到改革開放初期，甚至給筆者埋下了做法律人的伏筆。1980年師專畢業(yè)前夕，筆者隨同學們一起去旁聽一起刑事案件的庭審，當時坐滿大禮堂的幾乎全部是知青，因為三位被告人是知青。他們也是因為縣上領導干部在招工招生中走后門把真正優(yōu)秀的知青擠下來而組織群眾上訪，致使縣城到省城的公路被阻斷數小時，因而被控擾亂社會秩序罪，最終的結果是三被告人都被免予刑事處分，避免了知青鬧出更大的動靜。三被告人沒有請律師，但他們的自辯相當精彩，時時激起知青們熱烈的掌聲，因為后門腐敗太傷知青及家長乃至社會的心了！
現在回過頭來反思文革后期的后門腐敗，發(fā)現與那些被解放出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很有關系。相當一部分這種老干部都有一種補償心理：自己被打倒后吃了苦，讓子女們特殊一點正好作補償。再一往深處想，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聯(lián)想到毛主席發(fā)動文革的目的以及當時一篇關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著名文章。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黨在進京趕考之后，黨內其實始終就貫穿著搞腐敗與反特權兩種傾向的激烈斗爭，只是誰輸誰贏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看得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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