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得說明一哈，這位郭其僑先生轉述的肖老將軍的關于“三次站錯隊”的談話，不一定可靠哈。當時蕭老將軍已經病重，神志不清，可能并沒有仔細審核過這篇文章，也不一定會同意這位非當事人的轉述。但是，這篇東東登在了《炎黃春秋》上，言之又鑿鑿，這就沒法讓讀者不認為這是蕭老將軍本人的意思了！而如果這個轉述的確是蕭老將軍本人的意思，那么蕭老將軍關于這個事件的述說，不僅與三位當事人的證言不一致，也與自己曾經留下的文字不能互洽——“改開搞”時代的文字哈！而且，還有刻意誤導讀者接受“僅僅是因為沒有表態即被劃入‘站錯隊’之列……”這樣明顯歪曲性表述的嫌疑！
注：文中“蕭”和“肖”相通。
這類文章，表面在夸蕭老將軍，替蕭老將軍不平，效果卻是把蕭老將軍置于一個更加尷尬的位置上，而且有可能讓蕭老將軍蒙受另類的冤屈！
《炎黃春秋》不把蕭老將軍捧成小人絕不罷休
雙石
俺這人兒不太喜歡憑情緒說話，喜歡就事論事拿著證據說話。這里給出三位當事人的證言、蕭老將軍兩篇回憶文字的不同敘事以及一個非當事人對肖將軍的談話記錄。
一
朱德談紅二方面軍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后的經過情況（摘要）
（1960年11月9日）
……
二、四方面軍會合后，蕭克被他說動了，王震同志就好，任弼時同志原來知道張國燾的底細，是個機會主義者。會合后就開會吧，我們大家一說，他也就同意一起北上。我也和他談過，任是堅決擁護中央和國際的。這段歷史大致明白了，他細致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未擺開。
……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7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二
關于對張國燾作斗爭問題（節錄）
（1961年6月5日）
賀龍
張國燾對二、六軍團使用的手段：
⒈分化二、六軍團。派羅炳輝、劉型催六軍團快走。蕭克被分化出去了，說毛、周、張、博是反革命他同意。四方面軍的軍長（31軍）叫肖克當，成立偽中央蕭克不談？應該反省反省呀，這些關鍵的地方，當了他的軍長？
⒉物質收買我們。到絨壩岔，衣服、糧食、補兵，都答應給我們，當我們不同意他的路線時，什么都沒有了，要餓死我們，要把我們困死。他們先走，東西都帶走了，張國燾命令我把東谷喇嘛寺沒收（東谷，甘孜嗽嘛寺），我們未執行。我們還有些馱子，有現洋，有金子，用現洋買糧，到了哈達鋪還給了他們幾馱子現洋和金子。
⒊我們不同意他們的政治意見。他想以多數壓迫少數，我們第一天到絨壩岔，第二天開了個小會，我們不同意提一、四方面軍問題，張國燾提出來兩個方面軍開聯席會議，我們問：報告那個做？張做還是任做？結論那個做？不能以多數壓迫少數。這即是不同意張國燾的意見。
干部必讀（張國燾的反黨反中央的小冊子）是鄭位三【引者注：似為曾傳六，這里賀老總可能記憶有誤】交給任弼時的。我在絨壩岔一個廟前說：“干部必讀不準發，看了要處罰人，放在政治部”。
到甘孜時，我和關向應同志到劉紹文（博巴政府顧問）那里去，他說：“我有全部記錄在這里。”從菩薩肚子里拿出來，又單獨的和我們談。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79頁～第28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三
我們是井岡山下來的部隊，不能反毛！
（1960年11月22日晚）
王震
和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有陰謀瓦解二、六軍團。賀、任、關是老旗幟，賀是南昌起義的總指揮之一，是革命旗幟，任、關是中委。張認為我們是毛娃娃，張想把我和肖克及六軍團買過去，反對毛、周、張、博。張派羅炳輝和劉興來和我接觸。我們到稻城，他發反毛、周、張、博的小冊予。肖克被說動。肖有錯誤的。我拒絕了這個決議，我同關向應意見是一致的。但肖第三天就轉變過來了。【引者注:與后文的陳述來看,這個“第三天就轉過來了”可能是王記憶有誤——從甲洼到甘孜，紅六軍團行軍近20天】任很守紀律，任知道張國燾的底細，知道這次是搞宗派活動。我去開會關和我談起張的作風，所以我很警惕，我們在亂猜。后來賀、肖、張子意在我那里吃飯，把這個問題扯開了。【引者注：這應該是甘孜會合以后了】肖講，張國燾搞宗派活動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總認為將二、六軍團分開是中央決定的，我們執行就行了，不知道是偽中央。如果接受這個決議，二、六軍團就分裂了。后來經過斗爭，肖同意了我們正確的意見，后來把×頂回去了。朱老總對這個問題是明確的，劉元帥也是明確的。我們到甘孜，劉元帥就來通消息了，他說對張這家伙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這里。后來朱老總也來了，我和朱老總談了，朱叫我把肖叫來，當面問問他同意不同意。肖來了，聽朱老總一說，轉過來了。在甘孜，開了一次會，我在會上說，我們這個部隊，是井岡山的，是毛主席領導成長的，不能反毛。
肖后來調31軍去了。賀不愿意我去，那時朱、劉都說我不去好，去了張也不要我，他們說掌握原則是對的，不能沖，毛是對的，不反毛，因為我和張、陳昌浩拍桌子大罵過。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85～第2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四
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后（摘錄）
——獻給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同志
肖克
摘自1996年7月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首刊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我們雖然和四方面軍同志初次見面，但親如兄弟，一種階級的情感，體現在雙方的容顏舉止之中。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志雖去前方，但對兩軍團結非常關心，他在會合之前懇切的同其他領導人說，去年我們和一方面軍沒有搞好，現在二方面軍來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軍的同志們認真執行了徐向前同志的這個指示。當著我們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隊，四方面軍立即派馬數十匹去接回來。給我們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還從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給我們。這時張國煮也裝出一副偽善的面孔，然而他在兩軍會師前后，卻施展了兩面派的政客手腕。當二。六軍團進至南北盤江的時候，雖然總司令部以朱（德）、張（國燾）名義要二。六軍團西進，北渡金沙江與四方面軍會合，但他們二人的立場完全不同。朱德及劉伯承同志，是為了引二方面軍來，推動張國燾北上和三大主力會合，開赴抗日前線。張國燾則是妄圖拉攏、控制二方面軍，以繼續與中央路線對抗。他在兩軍會師后，派人來我軍宣揚他的錯誤路線，妄圖拉攏，但遭到任粥時、賀龍、關向應等同志的反對，逆謀未逞。這時（在甘孜）朱德同志建議任弼時同志隨總司令部行動，張國燾卻改換手腕，提出召開兩軍聯席會議。任弼時同志馬上看出張國燾企圖從組織上以少數壓倒多數來同意他的反黨路線，表示不同意，并與賀龍，關向應同志向他提出：誰作報告？如發生不同意見，怎樣做結論？他們堅持組織原則，使張國燾無可奈何。這時期由于朱德同志一年來在四方面軍的艱苦工作，對于部的影響越來越大，二方面軍又熱烈擁護他，他的發言權也大了，就推動了二、四方面軍的團結和一致北上。
講到這里，說一下我在會師之初的一個插曲。當六軍團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與遠道前來迎接我們的部隊見面時，有的老戰友對我說：張國燾與中央分裂了，責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來對中央根據地的損失和一方面軍在長征中的嚴重消耗與削弱有些不滿，加上片面的聽信了歪曲事實的說法，就把遵義會議前后中央的領導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對中央表示過不滿情緒，這是錯誤的。但當我見到朱總司令，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生的經過后，就改變了態度。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個最深刻的教訓，書此以志不忘。
——這個時候的肖將軍，很坦蕩磊落哈？知錯認錯，敢做敢當哈！
五
肖克《肖克回憶錄·長征》（摘錄）
摘自1997年6月版《肖克回憶錄》
翻過雪山，于4月30日到達藏民區中甸。接著，分兩縱隊向甘孜前進。6軍團在甕水、那坡又翻了兩座大雪山后，進至稻城。向理化前進。6月3日，在理化以南之甲洼與總司令部派來接我們的紅32軍會合。該軍由軍長羅炳輝，政委李干輝率領，總政和紅四方面軍政治部還派劉型同志和文工團來迎接。
我們雖然同四方面軍初次見面，但親如兄弟，一種階級的情感，體現在雙方容顏舉止和交往之中。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雖去前方，對兩軍的團結非常關心，他在會師之前懇切地對其他領導人說：“去年我們會師沒有搞好，現在二方面軍來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軍的同志很體會徐帥的指示，
當我們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隊，四方面軍立即派馬數十匹接他們回來。又給我們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還從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給我們。
在理化南之甲洼，6軍團與遠道而來迎接我們的32軍會合，我和軍團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張子意等一起同何長工、羅炳輝、劉型等同志見了面。他們原來都是中央蘇區的，有的還一起打過仗。老戰友見面，話題很多，他們說得最多的是中央紅軍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遭受嚴重損失的情況。大家心情沉重，從井岡山斗爭到轉戰贛南、閩西，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經過了多少艱難苦戰，才開創出中央蘇區的大好局面，現在不但根據地丟了，中央紅軍也只剩下萬把人。大家對造成損失的領導者有怨憤情緒。我聯想到在湘贛蘇區時，17師奉命北上，苦戰數月，結果勞而無功；第五次反“圍剿”，那些領導者要我們以堡壘對堡壘，同敵人拼消耗，結果把湘贛蘇區拼完了，我們不得不作戰略轉移；6軍團西征，又指示我們“搬家”；沿途我們不斷向中央報告多帶行李輜重的不利及損失情況，但中央紅軍出來，搬家更為厲害，損失也更大。大家都認為這些領導人博古、李德等太主觀，對革命不負責任。
在閑談中，他們又說起中央紅軍北上沒有告訴總司令、總政委就走了，關系沒搞好都有責任；還說到張國燾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銷的情況。我對這些問題過去沒有聽說過，沒有插話。幾天后［引者注：實際上是20多天后］，在蒲玉隆見到了許多年不見的朱德總司令，我們談起了中央紅軍在遵義會議前后的情況，談到中央撤換左傾錯誤領導博古、李德，確定毛澤東同志在黨和軍隊的領導地位的事情，都很高興；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憤慨。朱總司令還說，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錯誤，這個人有野心，但是，今后還要對他注意爭取、團結，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呵呵，這會兒的肖將軍，已經超脫超然得可以了哈！合著沒他啥事兒了哈？什么“政治生活中一個最深刻的教訓”，什么“書已致此永志不忘”，都被扔得無影無蹤了哈？前后如此不能自洽，“文責”如此不能自負，請問作為讀者，我們該怎么評判作者的文品與人品？
當然，在這種證據問題上，不能搞“舉一反三”。而應該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肖將軍在這個問題上所言有虛有錯，并不代表他在別的問題上所說的都是虛的錯的！更不涉及他的人生定位和整體評價！這個道理，對于論辯雙方都是有效的：有人在某種“政治氣氛”下所言有虛有錯，并不能推出此人在同樣“政治氣氛”所言都有虛有錯，或所有人在同樣“政治氣氛”下所言都有虛有錯！！！治學治史者，還是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證據說話！把問題推給“政治氣氛”，是不負責任沒有學品的懶惰之道！！！
不過越往后來有些事兒就越離奇了！有位叫郭其橋的老人兒，碼了篇東東，發在了《炎黃春秋》上。
六
蕭克將軍談“三次站錯隊”（節錄）
郭其僑
《炎黃春秋》2007年第7期
……
蕭院長調研的第一站是武漢。他當時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所以火車專為他掛了一節專用車廂。這種車廂一半是臥鋪一半是會議室。中午我在臥鋪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于是我就起來到會議室去看報紙。不一會兒，蕭院長也不睡來到了會議室。他一進來看到我坐在里面就問：“你怎么不睡呀？”我說：“睡不著，來看看報紙。”他也坐了下來。這時，我就想起了一個話題，等他坐下了我就問：“蕭院長，我過去在批林整風大會上聽你說過，你說你一生三次‘站錯隊’，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沒有人沒站錯隊，這我理解，你前兩次站錯隊是怎么回事啊？”蕭老一聽我提這個問題，一下來了精神，“你愿意聽這些嗎？”我說：“我很想聽。早就想問你，但沒有機會。”蕭院長說：“那好，我就簡單講給你聽聽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講了起來：
“第一次站錯隊是1929年6月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那時，軍召開的黨代表大會，幾乎都要重新選舉軍黨委和軍委書記。在這次選舉軍委書記時，我投的陳毅同志的票，大多數代表都投的陳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數幾個人投毛澤東同志的票，所以毛澤東同志落選了，陳毅接替毛澤東當了軍委書記。毛澤東同志一氣之下，據說跑到漳州‘養病’去了。那時剛建黨不久，黨內民主空氣很濃，選舉時愿意投誰票就投誰票。陳毅同志當選后，就化裝繞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軍委匯報紅四軍七大的情況。當時中央軍委書記是周恩來同志，周聽了陳的匯報后，指示陳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澤東同志請回來。陳根據周的指示，又化裝成商人，幾經周折返回了蘇區。陳回來后，請回了毛澤東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前曾于9月開過紅四軍八大），毛主席在會上作了報告，并根據這個報告做了決議——即有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毛主席又恢復了在紅四軍的領導職務。你想，我在紅四軍七大的這次投票，不是站錯隊了嗎！”
我當時聽了后，心想：難怪我以前聽老同志說過，毛主席曾經講到過以前什么重要會議上投的“一票”問題，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還一直耿耿于懷，還記著誰投他票了，誰沒投他票。難怪他以后那么欣賞和信任林彪呢！【引者注：毛的記憶真好哈，他能一一給選票對號入座哈——咦，不是說那時候很民主么？不知作者或表述者從哪里得知已經落選了的毛，在會后一一對照了選票？嘿嘿嘿，與能作出這種推測者或刻意引導人作出這種推測者相比較，各位說說，誰更象在“耿耿于懷”涅？】
蕭院長接著說：“第二次站錯隊是我們二、六軍團長征快到現在的四川甘孜時。那時張國燾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來迎接我們。這位代表來到后，就分別單個找我們二、六軍團的領導談話，說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他們率一方面軍（東路軍）北上如何如何錯誤，他們四方面軍南下如何如何正確，等等。我當時不了解他們長征會師后的具體情況。那時我們六軍團就一部電臺，還經常壞，再加上戰斗緊張，很少和他們聯系，所以對張國燾代表所說的話我沒有表態。也就是說，我當時沒有批評張國燾的錯誤，這不是又站錯隊了嗎？”
我說：“你沒表態算什么站錯隊呀！”
蕭說：“現在不是有一種說法，叫做不表態的表態嗎？”（意思是說，你沒有表態反對，就等于默認和支持。）
我說：“你們不是個別單獨談話嗎？別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蕭又說：“現在不是還有一種說法嗎，叫做沒有不透風的墻嘛！”
我心想：原來如此！【引者注：要按該文作者的這個描述，肖老將軍活脫脫地就是一搬弄是非活人欺負死人的怨婦哈？】
蕭院長又接著說：“我們到達甘孜后朱德總司令也在這里。朱老總立即召集我們二、六軍團領導開會，向我們講了張國燾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堅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錯誤。朱老總的話我們都是完全相信的。因為我從參加南昌起義，就在朱老總的領導下，以后南下廣東，轉戰湖南，發動湘南起義，到井岡山與毛主席會師，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我都是在朱老總的領導下。在甘孜時，朱老總又把我們和張國燾等四方面軍領導召集一起開會，在會上我們都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
也就在這個時候，黨中央指示由二、六軍團組成二方面軍，賀龍同志任總指揮，任弼時同志任政委，蕭克同志任副總指揮。
我聽了蕭克院長的這段談話后，感慨頗多。
……
已經年過百歲華誕了。好人長壽！
（作者退休前為解放軍國防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正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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