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東北抗日聯軍

毛澤東與東北抗日聯軍

尚金州

內容摘要   毛澤東對東北抗日聯軍一向極為重視和關懷，曾多次給予高度評價和重要指示。東北抗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始終心向黨中央，自覺地以毛澤東思想指導東北抗日斗爭。

關鍵詞   毛澤東  東北抗日聯軍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率先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創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敵后戰場，以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指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制訂并貫徹執行了一整套“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1]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這其中就包括孤軍苦斗14年的東北抗日聯軍。這支英雄部隊一直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和關注，曾一再給予高度評價和重要指示，東北抗日聯軍及其主要領導人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也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盡最大可能學習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力圖把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貫徹到東北地區的具體斗爭中去。長期以來，囿于東北抗聯與黨中央在組織上長期失去聯系這一事實，對毛澤東與東北抗日聯軍關系的研究幾乎是空白。但最近幾年來，隨著大量史料的公布，已經奠定了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的基礎。

一：高度評價東北抗日聯軍的英勇斗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歷時14年的侵華戰爭。國難當頭，國民黨當局卻奉行“無論日本軍隊以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2]的賣國誤國政策。蔣介石在日記中自承“剿除長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后，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余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3]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正處在國民黨當局重重打壓之下，面臨生死存亡考驗的中國共產黨率先舉起了抗日救國的旗幟，號召全國人民奮起保衛祖國，并派遣羅登賢、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趙一曼、張甲洲等大批干部來東北，與已在東北的楊靖宇等一起組織和領導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并在這一斗爭中組建了東北抗日聯軍，寫下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起始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犧牲最為慘烈的光輝一頁。

早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就對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給予高度評價，尤其對東北抗聯的前身東北義勇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極為關注，指出這一斗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反帝愛國的主張，是中國革命走向新高潮的標志之一，也是中華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主要組成部分。早在1931年12月11日，毛澤東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革命政府主席名義發表宣言，重申中國共產黨“對于滿洲事變，我們主張立即無條件地撤退日本在華軍隊，廢除一切中日舊約，沒收一切日本帝國主義在華銀行、礦山、鐵路、企業，收回一切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在尊重蘇維埃中國獨立與自由的條件下，重訂新的平等條約，不然，則與日本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民族解放的戰爭”。[4]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6日舉行的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東北人民抗日斗爭成為毛澤東報告的主要內容之一，毛澤東高度評價這一斗爭，指出“在這種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之下，全國革命民眾的反帝運動便極端猛烈的發展起來，東三省幾十萬義勇軍的奮斗，上海十九路軍兵士和工人群眾的血戰，普及全國的反帝運動，曾經達到了空前的高漲”[5]，他還以大會主席名義電慰東北人民革命軍和義勇軍，表示“大會向你們英勇抗日的戰士致熱烈的革命的敬禮！大會對你們堅持進行著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表示無限的同情”。[6]長征到達陜北后，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毛澤東再次以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的事實作為“中國有力抗日，有力來收復失地，并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7]的最好證明，指出“東北和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正在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8]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對東北抗日聯軍和東北戰場在全國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科學的評價，指出以東北抗聯為代表的東北人民抗日斗爭乃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和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牽制日軍力量，策應關內戰場的重要任務。早在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就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把“援助東北抗日聯軍，破壞敵人的后方”[9]作為執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特別是全國軍事總動員的重要任務之一，1938年5月，毛澤東又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精辟地論述了東北抗日聯軍在全國抗戰中的價值所在，指出“東三省的游擊戰爭，在全國抗戰未起以前當然不發生配合問題，但在抗戰起來以后，配合的意義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那里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鉗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給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利影響，給予整個我軍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10]這和他在“七大”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領沈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占領了。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11]的論述一起，成為毛澤東對東北抗日聯軍歷史地位和貢獻所在的經典評價。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東北抗聯重新回到了黨中央的懷抱，與挺進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一起整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繼續為建立新中國而英勇戰斗。在新的征途上，東北抗聯幸存同志受到了以彭真、陳云、羅榮桓、劉亞樓為代表的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親切關懷和熱情幫助，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顯著提高，但也遭到了高崗等人的排斥、打擊和歧視。對此毛澤東曾一再予以批評糾正。1946年7月11日，毛澤東在修改東北局關于東北形勢及任務的決議（即東北七七決議）時，刪去了原稿中反映高崗和林彪意見的“我們在東北人民中的影響還很小很淺”[12]一語及其全部闡述，概述了“去年八月，英勇的蘇聯紅軍來到中國，進攻日本侵略者，我東北民主聯軍與東北人民配合紅軍作戰，消滅日寇與偽滿，替東北人民開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黨在東北，從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領導東北人民組織抗日義勇軍，反對了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進行了長期英勇斗爭”[13]的東北抗日斗爭全過程，1949年5月16日，毛澤東又在為中央起草對抗聯總評價電文時指出“抗聯干部領導抗聯斗爭及近年參加東北的斗爭是光榮的。此種光榮斗爭歷史應當受到黨的承認和尊重。但抗聯同志在過去的工作中亦和黨內其他各地從事革命斗爭的同志一樣，是難免有缺點和錯誤的，應該著重檢討自己過去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的為黨工作”。[14]在此前后他還指示對抗聯要“承認東北黨的組織，承認保中，承認山頭”[15]。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又在訪蘇回國視察哈爾濱時接見了原抗聯第4軍軍長李延祿，囑咐他“東北抗日聯軍，有成績，有缺點，應該寫出來。寫出來，對黨對人民有益處”[16]。

毛澤東的上述一系列評價是極具意義的。這些評價充分肯定了東北抗日聯軍的獨創性歷史貢獻，指出這些貢獻是東北人民解放事業不可替代的組成部分，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地區的基礎。同時恰如其分地指出抗聯的缺點和不足乃是中國革命事業經驗教訓的組成部分，是中國革命逐步成熟進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不能過分夸大和苛求。強調反對貶低抗聯和抗聯同志居功自傲兩種片面性，黨要承認和尊重東北抗聯的歷史功績，抗聯同志則要在這一光榮基礎上深刻總結和剖析自己，提高黨性修養和工作能力，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再立新功。要求發揮抗聯同志的力量，整理和編寫抗聯歷史，弘揚革命傳統，總結經驗教訓。因為這一切原因，毛澤東的指示和論述體現了他和黨中央對東北抗聯的關懷和肯定，奠定了科學評價和研究東北抗日聯軍的基本原則，與高崗造成的貶低抹煞抗聯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對此，以周保中為代表的抗聯同志深有體會，正如周保中所說“中央是肯定成績的”[17]。問題的實質是“高崗是有意識的搞混亂”[18]。

195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授銜授勛儀式上與馮仲云談話時深情地說“你們抗聯比我們長征還要艱苦呀！[19]”話雖不多，但聯系到長征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及其艱辛曲折，就不難理解毛澤東對東北抗聯的評價程度了。

二、肯定和關懷東北抗日聯軍同志

在東北抗日聯軍長達14年的悲壯苦斗中，涌現出了以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為代表的一大批領導同志和先烈。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親切關懷。

楊靖宇是東北抗日聯軍最優秀的代表，也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民族英雄和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在1934年的中華蘇維埃“二大”和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會議上，楊靖宇先后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共中央“七大”準備委員會委員。1938年2月，毛澤東在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就曾指出“中國共產黨和東三省抗日義勇軍確有密切關系。例如有名的義軍領袖楊靖宇、趙尚志、李紅光等等，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堅決抗日艱苦奮斗的戰績，是人所共知的”[20]。1951年10月和1952年4月，經毛澤東審閱批準，楊靖宇和由他主持創建的長白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被寫入《毛澤東選集》第1、2卷注釋。1958年2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向吉林通化楊靖宇陵園敬獻花圈。這是建國后毛澤東唯一一次給烈士敬獻花圈，也是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僅有的一次集體為烈士敬獻花圈。中共中央為楊靖宇舉行了迄今為止烈士規模最大的萬人國葬，對他作出了“楊靖宇同志英勇奮斗的一生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崇高品質。他對革命最堅決最勇敢，任何困難不能把他壓倒，他對黨是最忠實的。時時刻刻都尊重黨的組織和黨的紀律。他熱愛人民，和人民真正打成一片。他善于團結群眾，能夠把各族人民為共同地事業而團結一起。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21]高度評價。

楊松（在東北時化名吳平）是東北抗日聯軍最主要的政治和黨務工作者。他曾先后擔任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吉東特委書記等職。在實際領導東北工作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楊松是唯一親臨前線的同志。在東北工作期間，楊松全面貫徹黨中央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35年《六三指示信》精神，加強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和部隊整編工作，努力糾正在統一戰線和對待朝鮮同志問題上的嚴重“左”傾錯誤。積極探索東北地區革命斗爭的規律，制訂實施符合東北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并對國際交通線的暢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被周保中贊譽為東北地區“毛澤東思想的代表者”[22]。“東北抗日聯軍”的名稱就是楊松在總結東北抗日斗爭實踐的基礎上率先提出的。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期間，楊松還主持或參與了《八一宣言》、《東北抗日聯軍統一建制宣言》等重要文獻的起草工作。與王明、康生迫害抗聯干部的行徑進行了堅決斗爭，保護了一批在蘇聯學習的抗聯同志。1938年返回延安后，毛澤東與他多次長談，并提議由他向黨中央匯報東北抗聯的斗爭經過和經驗教訓。以后又在工作中進一步深化了對楊松的了解，同他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和私人友誼。毛澤東曾數次與楊松散步聊天，并請他們夫婦到家中進餐作客。這在毛澤東與其他同志的交往中是很少有的。在延安期間，楊松先后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兼秘書長、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總編、六屆六中全會抗聯代表兼秘書、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多次出席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并被毛澤東指定為他與蘇聯同志會見時的翻譯。成為毛澤東和黨中央在思想理論、外事特別是東北問題的主要助手。他在六屆六中全會和1939年1月26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所作的抗聯工作報告，為黨中央了解東北情況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起草的六屆六中全會致楊靖宇和東北抗聯將士的慰問電，對激勵東北抗聯的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發表的《論七年來東北抗日游動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再論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使全黨全國人民對東北抗日聯軍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同時也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總結東北抗聯經驗教訓的初步嘗試。1942年楊松積勞成疾后，毛澤東兩次親臨醫院探望，并用自己的稿費為他購買營養品。同年11月23日楊松病逝后，毛澤東又為他題寫了“楊松同志辦事認真，有責任心，我們應當記住他，學習他”[23]的挽聯。

周保中是在東北前線堅持領導抗日斗爭全過程的東北抗聯負責人和后期最高領導人，也是除楊松外唯一與毛澤東深入接觸的東北抗聯最主要領導人。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曾從楊松、彭真等處聽說過周保中及其率領的抗聯五軍、二路軍在吉東堅持抗日的事跡。1945年黨中央與東北抗聯恢復聯系后，毛澤東從東北局的電報中得知“周保中系原抗日聯軍現有干部的領袖”[24]，即于11月4日向全黨通報《增兵東北之部署》時指示組建東北人民自治軍，任命“周保中（義勇軍領袖）為……第四副司令”[25]，參與“統率東北全軍，部署作戰”[26]。（此后周保中在副司令中的排名位次不斷前移，至1947年9月已排名第一位）[27]。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周保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他領導下的吉林省和吉林省軍區共與敵作戰800余次，殲敵4萬余人，為主力部隊輸送兵員近19萬人，繳獲武器近3萬件[28]。特別是他在1946年4月指揮的第一次解放長春戰斗，對穩定東北局勢，堅持國共和談具有重要意義，一度打亂了蔣介石集團的戰略部署，得到毛澤東“長春占領，對東北及全國大局有極大影響，望對有功將士，傳令嘉獎”[29]的好評。1949年5月10日，毛澤東在北平用整整4個小時聽取了周保中的抗聯工作匯報，這是他們之間的第一次見面和唯一的一次詳談。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對東北抗日聯軍及其主要領導人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指示“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成部分，在最困難的時期，抗聯為了保存實力，過渡到蘇聯，也是正當的”[30]。接見中毛澤東盛贊周保中是“我們的民族英雄”[31]，在以這次談話為基礎的5月16日電文中，毛澤東手書肯定周保中是 “一貫地執行黨的路線的抗聯同志”的代表[32]，同時要求東北局等“根據上述估計對周保中同志予以積極的幫助，啟發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這個同志會有更大的進步”[33]。會見后周保中因過分激動而心臟病發作，毛澤東得知后又委托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前往探望，指示“讓保中同志住院治療、休養一個時期，不要急于去云南”[34]。在此前后，毛澤東和朱德曾一度考慮將周保中留在中央軍委工作，后鑒于周保中家鄉云南形勢復雜，經劉少奇、周恩來提議將他派回去云南工作。參加了新政協和開國大典后，周保中南下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主任兼民政部長、云南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黨組書記（實際主持工作）等職，對西南地區的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1954年因積勞成疾和舊傷復發赴京療養，受到黨中央和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葉劍英、彭真等的多方關照，先后擔任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曾被毛澤東譽為“人民解放軍的骨干” 之一[35]，并被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列為上將軍銜候選人，后因本人堅決辭謝而作罷[36]。在養病期間，周保中仍對毛澤東懷有深厚感情，反復學習毛澤東著作，教育戰友“毛主席有很多經典著作和精辟論述，對我們的工作很有指導意義，要多讀毛主席的書”[37]，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研究總結抗聯歷史，留下了大量寶貴資料和精辟論斷。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逝世后，毛澤東及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送了花圈，黨中央成立了以彭真為主任，周恩來（當時在國外）、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毅、賀龍、聶榮臻等53人（含林彪、康生、謝富治）為委員的治喪委員會，舉行了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彭真、楊尚昆、李富春、薄一波等和近萬名群眾參加的隆重悼念活動，作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周保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積極工作，艱苦奮斗，為黨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他在擔任東北抗日聯軍指揮員期間，長期堅持艱苦英勇的游擊戰爭，給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在艱難的戰爭歲月里，他始終堅定地表現了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他對干部熱情關心，作風樸素。他所具有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值得我們學習”[38]的高度評價。這一切在建國以來黨的候補中央委員中是絕無僅有的。

在毛澤東對周保中的多次高度評價中，“一貫地執行黨的路線的抗聯同志”和“保中同志在東北十四年抗日救國斗爭中寫下了可歌可泣的詩篇”[39]兩句話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兩句話對東北抗日斗爭，對東北抗日聯軍及其主要領導人的歷史地位作了熱情洋溢而又恰如其分的界定，對東北黨內斗爭作了科學結論。毛澤東對黨內同志評價如此之高是很少有的。聯系到東北抗聯在組織上長期與黨中央失去聯系這一事實。足見毛澤東對東北抗日聯軍和周保中的重視程度，也是對高崗等人散布的“東北過去是王明思想影響下，不好”[40]等等貶低東北抗聯的錯誤觀點最有力的駁斥。

除楊靖宇、楊松和周保中外，毛澤東對其他抗聯干部和主要烈士也都有所關心。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毛澤東提議全體同志為童長榮、金伯陽等抗日烈士和羅登賢默哀，高度評價“我們許多同志……在東北領導反日游擊戰爭，被日本強盜殺害了……他們是在前線上，在各方面的戰線上，在敵人的槍彈下屠刀下光榮的犧牲了。我提議我們靜默三分鐘向這些同志表示我們的哀悼與敬仰”[41]。大會期間毛澤東還接見了滿洲省委書記何成湘，向他詳細了解了東北情況，并提議將時已調到中央蘇區工作的東北抗日游擊隊原主要領導人之一楊林（即畢士梯）的妻子李秋岳（楊、李后均犧牲）調來使之團聚，后因敵人封鎖嚴重未成。[42]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多次接見在延安的原抗聯干部劉海濤（后犧牲）、李范五（即張松）、趙毅敏、韓光、李延祿、李荊璞等，詳細了解東北情況，并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予以照顧。對此，當年的抗聯干部及其后代至今仍記憶猶新。[43]原抗聯二軍參謀長陳龍（劉漢興）和五軍干部蔣澤民還曾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深受他的賞識和信任。

三、總結東北抗日聯軍的經驗教訓，部署與抗聯恢復聯系和支援抗聯斗爭工作

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中與日本侵略者作戰最早、時間最長的部分，也是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先聲，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在黨中央與東北抗日聯軍長期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毛澤東多方收集材料，分析研究東北抗日斗爭的狀況，初步總結了東北抗日聯軍的經驗教訓。在這方面，黨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和在延安的一批由蘇聯返回的原東北抗聯干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對東北抗日聯軍在斗爭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經驗，毛澤東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要求全黨在抗日斗爭中重視和借鑒。這其中主要包括：發動群眾特別是武裝農民的經驗。毛澤東曾對斯諾指出“抗日義勇軍從日本壓迫者手中贏得了自由，并以同樣的方式武裝了自己。如果中國人民都到訓練、武裝和組織，他們也同樣能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44]。開展游擊戰爭和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以東北抗聯的斗爭作為“整個游擊戰爭，在敵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敵人、鉗制敵人、妨礙敵人運輸的作用，和給予全國正規軍和全國人民精神上的鼓勵等等，都是戰略上配合了正規戰爭”[45]的最有力的證明，對由楊靖宇主要創建的長白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毛澤東把它列為“抗日游擊戰爭最能長期支持的場所，是抗日戰爭的重要堡壘”[46]的首位，號召以長白山和其他根據地為榜樣，“我們必須到一切處于敵后的山岳地帶去發展游擊戰爭，并建立起根據地來”[47]。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經驗。毛澤東曾對合眾社記者王公達指出東北“也是民族統一戰線，除共產黨員外，還有其他的派別及各種不同的軍隊與民眾團體，他們已在共同的方針下團結起來了”[48]，在堅持斗爭中振奮民心士氣的經驗。如毛澤東所說“滿洲人民與軍隊的經驗，大家知道了。中國軍隊不能消滅，這是肯定的”[49]。實踐證明，這些經驗不僅對東北抗聯，而且對全國抗戰都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和全國其他革命力量的經驗一起，構成中國共產黨制定抗戰路線方針政策的實踐基礎，是作為集體智慧的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在總結東北抗聯斗爭的經驗教訓時，對3個重要問題作了精辟的論述。這些論述都已被東北抗聯正反兩方面的斗爭實踐所證明，成為研究東北抗聯斗爭史的指導原則。

首先是關于東北抗日斗爭工作重點的論述，1939年1月26日，毛澤東在討論抗聯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話，充分肯定了“東北義勇軍抗戰最久，有七年的歷史，現在雖只有一萬人，但成為很好的基礎”[50]的成績，指出能否取得和保持這一成績的根源在于“東北抗日聯軍，如果有好的領導，在有山村及反對民族敵人等條件下有發展的可能，否則也有削弱的可能”[51]。在這里，毛澤東已形成了關于三大法寶的基本輪廓，同時也把這一重要思想同東北地區的實際結合了起來，指明了東北抗日斗爭的中心任務和東北抗日聯軍成敗的關鍵所在。1938年以后，東北抗聯之所以遭到嚴重挫折，除去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鎮壓之外，也是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撤消滿洲省委并因而導致黨的領導缺失、與游擊根據地全部喪失并因而失去戰略依托、與北滿地區主要軍事負責人在統一戰線甚至黨內的嚴重“左”傾關門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錯誤分不開的。

其次是關于東北抗日游擊戰爭在遭受嚴重挫折后的前途問題。1939年6月13日，毛澤東在《反投降提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的提綱·結論》中指出“地域小（謂直接根據地小，但國度大），人數少，但陣線鞏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紅軍戰爭，某種程度上說來一個時期內的東北義勇軍。將來假定有大部叛變之事，留下的小部分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斷打破‘圍剿’，這種相持形勢就有了”[52]。1940年以后，在游擊根據地全部喪失，楊靖宇等數萬指戰員殉國，個別軍師級指揮員叛變導致部隊潰散，整個東北抗聯從3萬人銳減到千余人的情況下，周保中和李兆麟等抗聯領導同志審時度勢，通過兩次伯力會議，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下爭取了蘇方的援助，確定抗聯主力入蘇整訓，在東北開展小部隊活動的基本方針。“指定了一定的人數，分編十多支小部隊，每小隊十人至十五人，分遣北滿地區者三，吉東及延敦（延吉、敦化——引者注）地區者八，樺甸、蛟河地區者二。北安于天放同志率領的部隊，樺甸郭池山同志率領的部隊，敦化曲玉山同志率領的部隊，均留原地活動。這些小部隊的基本任務是：1、偵察敵偽統治狀況（以軍事設施為主，特別是鄰近蘇聯邊境的要塞工事地帶）；2、經營在必要時期游擊部隊臨時依據的場所；3、秘密聯系群眾，進行口頭的、文字的抗日救國的各種宣傳。各小隊以曾擔任過連長、營長的最堅定者為隊長，每隊內有黨小組，小組長負責政治領導。各小隊獨立行動，避免相互聯系。各小隊由周保中、張壽錢（即李兆麟——引者注）等直接領導。小部隊活動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夜，其中如于天放、郭池山、曲玉山同志所率各隊，曾遭受打擊和損失。曲玉山同志在敦化戰斗中犧牲。盡管如此，各小隊基本上完成了任務”[53]。東北抗日游擊戰爭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斗爭的事實，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是科學的。而這一預見之所以科學，根源于它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東北斗爭實際情況作為觀察分析的基礎，而不是生搬硬套關內敵后戰場的斗爭經驗。

最后是關于東北抗日聯軍內主要錯誤傾向及其原因的論述。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一部分。1945年4月9日，毛澤東在修改《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7稿時，親筆加寫了“應當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黨曾領導了東北義勇軍……等項抗日的方針與工作，這些都是正確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認同中間階級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聯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傾錯誤”[54]一段。這段話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是東北抗日斗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共產黨組建和領導的抗日革命武裝，同時在全面研究“九一八”后中央各項宣言決議、1932年6月北方會議文件、“一·二六”指示信等黨中央對東北抗戰指導文件的基礎上，指出東北抗日聯軍和全黨一樣受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干擾，因而沒能很好地區分民族戰爭與階級戰爭，對包括東北在內的全國社會結構特別是其政治狀況作了脫離實際的教條式的判斷，采取了“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55]的“左”傾關門主義態度，從而損害了抗日斗爭和革命事業。東北抗日聯軍勝利與挫折的正反兩方面事實都足以證明，毛澤東的這一論述是符合東北抗日斗爭實際的。這其中既貫徹執行“一·二六”指示信和“六三”指示信而獲得發展的經驗，也包括貫徹執行北方會議決議而遭到挫折的教訓，包括北滿地區主要軍事負責人“左”傾關門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惡性膨脹，造成嚴重后果的教訓。

在總結東北抗聯經驗教訓的同時，毛澤東還一直關注恢復黨中央與東北抗日聯軍的聯系，多次部署紅軍和八路軍作好支援東北抗聯的準備。1939年1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抗聯工作研究會議上指示“現在的問題是使中央同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聯系，首先派交通員并設法派電臺去”[56]。遵照這一指示，黨中央和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把恢復中央與東北抗聯的聯系作為東北地下黨的重要任務，并和冀熱遼根據地一起向東北多次派遣聯絡員。其中王鵬曾于1940年6月與抗聯第七軍部隊接頭并見到了周保中，但因不久即犧牲而未發揮更大作用。關于紅軍和八路軍設法援助東北抗聯問題，毛澤東也多有論及。早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在親筆起草的軍事問題決議中要求在積極發展東北三省和熱河、察哈爾、綏遠游擊戰爭的同時“還應估計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軍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軍隊發生部分的戰斗（晉綏察方面）”[57]，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又于1937年7月至9月間數次致電前線八路軍主要領導同志，部署組建部隊挺進熱河事宜，特別要求“多派紅大干部隨去，擴大義勇軍運動”[58]。1938年后，在與東北抗日聯軍完全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毛澤東對八路軍挺進東北的工作更加重視，對冀熱遼根據地的建設極為關注。在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領導下，冀熱遼根據地截至抗戰勝利時已發展到遼西綏中地區一帶，建立了15個聯合縣一級的抗日民主政權。[59]

勿庸諱言。在黨中央與東北抗日聯軍長期失去聯系的情況下，上述種種指示和努力均未能達到東北抗日聯軍。但這一切并不因此而失去意義。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為科學總結東北抗聯的經驗教訓奠定了基礎，冀熱遼根據地與東北抗聯戰略上形成了遙相呼應的態勢，為最后收復東北作了初步但是必要的準備，并且這一切集中體現了黨和人民對東北抗日聯軍和抗日斗爭的關懷，給日本侵略者以巨大的震懾。正如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在其絕密文件《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中所供認的那樣，“揚言收復東北失地之共產黨第八路軍開展勇猛果敢之抗日游擊戰，意欲給我軍招致相當之困擾。此項活動絕非僅為擾亂我軍后方，而是基于企圖與在東北地區之抗日勢力東北黨（軍）密切聯絡，從而導致對在關內的所謂全民抗日戰爭有利，對此大致可以予以肯定。在這種情況下，在滿東北黨（軍）做為在中國抗日戰線上有力之外線勢力而受到重視……中共黨不僅從未放棄其長期抗日之迷夢，還希望東北黨（軍）亦與之相策應，頑強且積極地開展抗日游擊戰。對此點乃不難預想，因而絕不能輕視其將來之動向”[60]。

四、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心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自覺堅持以毛澤東思想指導東北抗日斗爭

正如毛澤東和黨中央在領導全國抗戰時一直關注和重視東北抗日聯軍那樣，東北抗日聯軍及其主要領導人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在創造著“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李兆麟《露營之歌》語）的人間奇跡和孤軍抗敵14年的民族奇跡的同時，也在以始終心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自覺地以毛澤東思想指導東北抗日斗爭的實際行動創造著共產黨人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奇跡。

早在東北抗日斗爭剛剛開始之際，毛澤東的名字、事跡和著作就已開始在東北紅色游擊隊和人民革命軍中流傳。楊靖宇曾在磐石根據地翻印散發毛澤東起草并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日宣戰通電[61]，向戰士和群眾宣傳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央蘇區革命斗爭和建設成就，據當時在西安（今遼源）煤礦工作、建國后任全國水電工會副主席的陳潤田（即張金）回憶，他生平第一次聽到毛澤東的名字就是楊靖宇告訴他的。[62]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34年前后，楊靖宇等東北抗聯主要領導同志已開始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并將其基本原理與東北地區斗爭實際相結合。據韓光回憶“1933年至1935年之間，我參加東北抗日游擊戰爭，曾經得到一本中央蘇區傳來的關于郵寄戰爭的小冊子，講的是朱、毛領導的紅軍在敵強我弱情勢下如何進行游擊戰爭，根本點是真正依靠人民群眾，密切軍民間的魚水關系，游擊戰就是人民戰爭。當時我任中共滿洲黨、團省委特派員，經常到各地巡視工作，看到楊靖宇、趙尚志等著名抗日游擊隊領導人都把這本小冊子帶在身邊，學習蘇區游擊戰爭經驗，適用于抗日戰場。從這時開始，我就日益加深地產生了向往朱、毛領導的紅軍的心情，設想如果能見到他們，該是多么令人高興的事啊！[63]”結合韓光的回憶和《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的相關記載，這本小冊子很有可能就是毛澤東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蘇區中革軍委印發的《游擊戰爭》（即《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游擊隊活動的指示》）一書。在這本小冊子和其他一些文件的指導下，楊靖宇總結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經驗，形成了以“半路伏擊、遠途奔襲、化裝襲擊，不能予敵以痛擊的仗不打、于群眾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據有利地勢的仗不打、無戰利品可繳的仗不打”[64]為主要內容的戰略戰術，被《救國時報》譽為“東三省第一個執行游擊戰術的人”[65]。對于學生出身的李兆麟來說，這本小冊子成為他學習軍事理論的主要源泉。直至1939年他回顧歷史時還對此書記憶猶新，指出“我們中央各方面已經解答和指示東北游擊運動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擊運動問題小冊子，次后又有游擊戰術，目前全國抗戰的情況之下，又有我們第八路軍將領彭德懷同志關于戰略與戰術的發表，這些文件是包括著蘇聯游擊運動的經驗與中國紅軍幾年來游擊戰術經驗的總和，內容是非常豐富”[66]。當然，這一時期東北抗聯對毛澤東的認識同全黨一樣，都是在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尚未確立，毛澤東思想尚未成為全黨指導思想的根本前提下得出的。

1935年以后，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消息漸漸沖破日偽嚴密封鎖而傳入東北，在這其中楊松和《救國時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楊松在東北工作期間，曾以很大精力宣傳毛澤東和長征。金日成回憶說“通過同吳平的談話，我了解到，中國共產主義者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沖破蔣介石的包圍，在北上抗日的旗幟下開始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中國革命因第一次國內革命的失敗而退卻，現已轉向部分進攻，正在擴大成果，這使我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國共產主義者北上抗日的滾滾洪流，在中國大陸蓬勃開展的抗日救國運動，也為包括東滿在內的滿洲地區朝中兩國共產主義者的革命斗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67]。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出版、吳玉章為主筆的《救國時報》在當時條件下起到了中央黨報的作用，成為東北抗聯了解黨中央精神和國際國內形勢的唯一渠道，曾被楊靖宇定為部隊政治和文化課教材[68]。在該報總計152期（自1935年12月9日至1938年2月10日）中，對毛澤東的宣傳始終居于突出地位。該報先后發表毛澤東的著作、生平和照片30余次，幾乎等于宣傳中共其他領導人的總和。其中《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3篇著作建國后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對斯諾的口述自傳和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紅軍帽的照片也曾見于該報。正是通過《救國時報》，東北抗聯了解了長征和遵義會議后的黨中央。1936年12月12日，周保中在給李荊璞等人的信中首次使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全體委員，以毛澤東為首名”[69]的提法，標志著東北抗聯對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已有所認識。

在這一時期傳入東北的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文獻中，《中央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及結論（即《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發揮的影響和作用最為顯著。這3篇文獻是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政治路線的繼續和發展，集中反映了瓦窯堡會議特別是1937年5月全國黨代表會議以來黨和毛澤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精神。以學習和接受這3篇文獻為標志，東北黨組織和東北抗日聯軍開始在組織和思想上接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正如周保中指出的“看到過‘黨中央告全黨同志書’，毛澤東同志的路線，被吉東首先接受了，以后轉給南滿，也表示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依據這個文件”[70]。北滿臨時省委主要領導同志則結合實際深入學習了毛澤東的兩篇著作，李兆麟在1938年2月29日致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率先提出“毛澤東同志在中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綱及結論，這是我們工作的主要根據”[71]，在此基礎上，北滿臨時省委于4月底5月初舉行第七次常委會議，系統糾正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宣布以毛澤東“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尾巴主義作斗爭，是我們黨的任務的必要的條件，我們黨在民眾運動中，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傳統傾向，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爭取多數群眾的惡劣的傾向，在每一個具體的工作中肅清這個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的要求是依靠多數和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將必然引導革命趨于失敗，我們的要求是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為了達到克服上述這些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只有這種理論，才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指南針”[72]的論述為會議結論，事實上成為以后北滿地區黨的建設的指導方針。這次會議也因此成為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政治路線在北滿地區的補課，是全黨反思和糾正“左”傾錯誤歷史進程的組成部分。

1938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鎮壓，東北戰場上敵強我弱的的態勢進一步惡化，加之抗聯內部“左”傾錯誤的后遺癥相繼暴露，東北抗聯的斗爭進入了最為艱苦的階段。但他們仍以堅定的民族精神和革命信念為支柱，堅持戰斗在白山黑水之間，承擔著解放東北人民、響應關內抗戰的歷史重任。在這一時期，通過國際交通線傳遞的《新華日報》等黨報黨刊，《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九一八”十年》、《論蘇德戰爭及反法西斯的斗爭》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著作和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調查研究的決定及六屆六中全會給楊靖宇及東北抗聯的致敬電等黨的文件相繼傳入東北，通過這種特殊形式，東北抗聯在思想和精神上接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對于上述所有重要文獻，東北抗聯都組織干部戰士深入學習，楊靖宇每逢戰斗間歇時都要閱讀《論持久戰》[73]，周保中指出《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同志依列寧主義的觀點，就中日戰爭整個進程而給予現實的和可能的一種估計”[74]，號召黨員干部要“以毛澤東、朱德為榜樣”[75]，東北人民要“擁護首先倡導抗日救國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澤東先生、朱德將軍。實現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國，收復東北失地”[76]。他還力圖與當時在新疆的陳潭秋、毛澤民建立聯系。[77]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部決定在部隊內懸掛或張貼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肖像，以陳云《隨軍西征見聞錄》為教材學習長征傳統。[78]1942年8月1日抗聯教導旅成立后，抗聯主力轉入野營整訓，政治學習的力度進一步加大。當時在野營工作的劉亞樓（即王生）和盧冬生（即宋明）對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周保中親自主持了高級干部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學習[79]和黨員的整風學習，留下了“1、思想2、黨內外關系3、語言文學。學風，主觀主義。文風，黨八股。黨風，宗派主義，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現狀，歷史，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應用——實踐，理論與實際統一。主觀主義，把感想當政策，反黨性；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實事與客觀，詳細占有材料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80]的整風筆記，并指示當時部隊中唯一會畫像的彭施魯繪制毛澤東像在野營中懸掛。[81]直到今天，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還保存著抗聯部隊翻印學習的《論新階段》單行本，名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82]，這一名稱標志著東北抗聯在斗爭實踐中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認識更加深刻。

在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毛澤東著作的同時，東北抗聯及其主要領導人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還把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與東北抗日斗爭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制定和實施符合東北實際情況的政策策略。1940年2月至3月，周保中主持起草了《關于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經中共吉東、北滿省委聯席代表會議（即第一次伯力會議）通過，這份文件以《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的基本精神為指導，對東北抗日斗爭的歷史和現狀作了詳盡分析，指出“黨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在東北目前應根據以往的斗爭經驗教訓，更正確的堅持和運用……在東北是要發動廣大人民，進行堅持繼續抗日游擊，使日賊后方——‘滿洲國’統治動搖，牽制日賊侵略”[83]。并據此制訂了黨務、軍事、群眾工作的各項要求，成為東北抗聯后期斗爭的指導性文件。李兆麟則總結西征和黑嫩平原游擊戰的經驗教訓，指示部隊“利用各地帶的山林隱蔽主要的據點，各處建立堅強的鞏固的戰斗單位，保持獨立自由的活動的精神，以支隊作為單位分布在于有戰略意義的區域，應當懂得據點有時以江套作依據，有時以葦塘作依據，設法接近群眾，以靈活的小部隊，在湯、蘿、綏、樺、富（即湯原、蘿北、綏化、樺川、富錦——引者注）邊境頑強的、耐心的根據黨總的正確路線，開展我們的歷史任務。這是解決你們桎梏的基本武器，但是盡量防止‘輕舉躁進’和‘打硬攻堅”式樣的伸張，和防止被敵人的大批包圍的危險，慎之慎之。一味蹲溝，不計劃行動是異常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是瓦解自己實力的傾向。要堅決反對。密營建立問題，根本不是簡單問題，隱蔽深山與群眾隔離太遠，敵人同樣能深入‘追剿’，江南（松花江以南——引者注）這樣密營無一幸免者。現在你們必須了解布置密營的藝術，不但利用森林，同時還要得用河套，不但利用野塘，同時還要利用孤林草甸，必須因地域，因群眾關系的不同、敵人的統治力量的不同，靈活布置部隊活動的據點”[84]，總結小部隊活動的經驗教訓，教育部隊“‘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黨的政策決定是根據周圍環境詳細情形來決定的。特別是戰爭環境中，尤其要詳密的明了和研究敵友我三方面的情況’的指示，我們必須執行。目前東北的情況下，我們對于多年侵占東北國土的全部情形，必須采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隨時隨地加以詳細偵察和研究，這是東北黨組織和黨同志斗爭任務之一。應當將每個地方群眾組織改為群眾運動與偵察工作二位一體的斗爭組織。每個游擊隊目前必須把堅持發展秘密抗日群眾組織，特別是武裝組織，來繁殖游擊戰爭的任務，與積極進行偵查工作的任務，緊密聯系起來”[85]。1941年后，以周保中為代表的東北抗聯領導人又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爭取到了蘇聯的援助，確立了主力隱蔽整訓，堅持小部隊游擊偵察的斗爭方式。在上述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指導下，東北抗日游擊戰爭不斷打破敵人的“圍剿”，造成了敵我相持局面，并在配合蘇軍反攻和迎接關內主力部隊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5年7月，東北抗聯教導旅集體學習了“七大” 精神，為配合反攻作了思想上的重要準備。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后，東北抗聯主力立即按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部署配合蘇軍進占東北57個大中小城市，進行建黨、建軍、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爾濱指示電臺廣播《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使淪陷敵手14年的東北人民對全國政治狀況，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思想有了初步了解。[86]進駐沈陽的馮仲云為恢復東北抗聯與黨中央的聯系作出了巨大努力。9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正副書記彭真、陳云在沈陽接受了周保中、馮仲云等移交的組織關系。在抗戰勝利的凱歌聲中，東北抗聯回到了黨中央的懷抱，踏上了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征途。

同樣毋庸諱言，在組織上與黨中央長期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東北抗聯對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貫徹、理解、運用都存在著明顯不足。但這是東北艱苦斗爭環境的產物，不但不應苛求于前人，而且正因為如此，東北抗聯所作的一切才更加難能可貴。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旗幟，東北抗日聯軍及其主要領導人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同樣是在這面旗幟下進行戰斗的。毛澤東思想又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其中也有東北抗日聯軍的一份貢獻。對此，周保中曾明確指出“東北黨，從總的路線上說，問題是不大。對毛主席作為全黨的領袖、主席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個問題的認識，過去在東北較之關內是差得多，但不是一點沒有，有多少呢？要說出來”[87]。

大量歷史事實充分證明,毛澤東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東北抗日聯軍一直是重視和關心的，東北抗日聯軍的光輝業績是一直受到黨和人民承認和尊重的。這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的光輝篇章，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光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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