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的歷史觀究竟是什么貨色？

李銳的歷史觀究竟是什么貨色？ 

—評李銳非毛反毛(51 )     岳青山 

李銳2009年9月在香港拋出的《李銳新政  何時憲政大開張》(以下簡稱《開張》)，是一本惡毒攻擊毛澤東、公開反黨、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大黑書。他在這里完全剝去“馬克思主義衣衫”的偽裝，徑直地“打著白旗反紅旗”，狂熱鼓吹復辟資本主義。 

在這本黑書里頭，李銳反復叫喊，要解決中國向何處去，必須弄清有關的三個問題。他說：“中國向何處去？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也是有心人最關心的問題。要回答好這個問題，必須弄清有關的三個問題：即人類歷史的發展究竟依靠甚么？載入憲法的馬列主義等的‘理論領導’如何認識？中國共產黨所起過的作用及今后應如何執政？”(第23頁) 

這三個問題的回答，就是《李銳新政》的理論基礎和政治綱領。有必要分別、系統地加以評析，看一看他所販賣的一套理論究竟是何種貨色？看一看他的“新政”究竟新在哪里？看一看他這個“有心人”究竟安的是一顆什么“心”？ 

本文先就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即他的歷史觀，“社會歷史發展究竟依靠什么”，作一番評析和批駁。 

在這里，李銳儼然是擺出一幅“理論家”的姿態，和盤托出的他經過二、三十年思考而得出的歷史觀。他說：“簡單地說，第一個問題，不論東方西方，古今內外，人類是從科學與愚昧、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的較量勝負過程中走過來的。1949年后，我們曾走過三十年大彎路。現在也認識到這一普世規律。”(第167頁)一靠科學，二靠民主，三靠法治，四靠市場經濟。“這四項屬于全人類，也屬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恐怕不必再爭論了吧。”(第32頁)“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尤其是近代以來，主要靠三個方面的勝負較量，即民主同專制，法治同人治，科學同愚昧；而科學知識乃基本動力。”(第15頁) 

這就是李銳的歷史觀。這個問題，實質上是怎么看待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李銳經過長期的的反思得出的歷史觀，原來就是“不論東方西方，古今內外，人類是從科學與愚昧、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的較量勝負過程中走過來的”，就是把“科學與愚昧、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的矛盾、斗爭一，看成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基本規律”。乍看起來，似有道理，實則大謬不然! 

這是因為，在李銳的歷史觀中，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因、動力只是“民主、法治和科學”，而把社會的物質方面和經濟動因、階級斗爭、人民群眾的作用，就統統地被排除出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之外。 

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觀! 

一、從歷史觀的基本問題談起 

李銳所謂“如何看待歷史”，是歷史觀問題。 

這就把我帶進了比較抽象的哲學領域。我們就先從歷史觀的問題談起。 

李銳所鼓吹的“民主”、“法治”、“科學”實質究竟是什么？能不能說民主、法治、科學果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能不能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簡單地說歸結為“科學與愚昧、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的較量勝負過程”？  

無庸置疑，科學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中，確實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民主和法治則是具體的，有階級性的，一定階級一定時期的“民主、法治”，對社會歷史的發展確曾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誰要是否定這種“動力作用”，那是不正確的。 

然而，真理問題具體的，有它自己適用的條件和范圍，如果超出了這種 條件和范圍，就會像列寧講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的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謬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257頁)李銳就是這樣。只不過他在這里不是“多走一步小”，而是把“民主、法治、科學 ”的作用，無限夸大，推向極端，以至于完全否定社會發展的“終極動力”—經濟動因，把人類社會歷史簡單地歸結為就是“科學與愚昧、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的較量勝負過程”，這就大錯特錯了!不能不搞清“民主、法治、科學”在實質上究竟是什么 ？  

李銳提出歷史觀問題，就不能不承認，它的基本問題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所謂社會存在，是指社會的生產方式，而社會意識即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科學等等。前者屬社會的物質方面，后者是社會的思想方面。這種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究竟怎樣？用哲學術語來說，就是它們兩者究竟“何者是第一性的”、“何者是第二性的”？究竟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還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所有的唯心史觀，都是把社會意識看成是“第一性的”，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社會存則被認作是第二性的。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發現，第一次科學揭明“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這個歷史觀的基本問題，對于一切探索、研究和解決“如何看待歷史”的人，是永遠躲避不開的。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是解決其他歷史觀問題的前提和基礎，規定和制約著其他歷史觀問題的解決。就拿李銳所謂“如何看待社會歷史”、“社會發展究竟依靠什么”、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是什么而言，就有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兩條截然不同的思路、兩種根本對立的結論。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主義“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個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德意志意識形態》第33頁)  

如果把社會存在看成第一性的，這就理所當然從社會存在、物質生產方式、社會經濟基礎方面去尋找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進而探尋上層建筑(包括社會意識)怎么受制并反作用于社會的“物質關系”。 

相反，如果把社會意識視為第一性的，也就勢必從上層建筑(包括社會意識)方面去尋找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否定社會的經濟基礎、物質關系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 

李銳擺出一幅“理論家”的態式，說什么要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首先解決“如何看待歷史”。他得出的結論，是把古今中外，社會的歷史視為就是民主同專制、法治同人治、科學同愚昧勝負較量”的歷史，把這三者的矛盾即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試問這種所謂”民主、“法治”，乃到“科學”在實質上究竟是什么？它們是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還是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 

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來看，民主、法治、科學畢竟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它們固然也屬社會發展的“動力系統”之列，問題的癥結在于這種“動力”的后面還有不有經濟的、物質的動力？李銳的歷史觀則只是停留在上層建筑方面尋找社會發展的動因，完全無視社會發展的經濟動因、物質動因，只是承認社會發展的“思想動因”，完全無視這種思想“動力的動力”。 

這就從根本上顛倒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當然也就不能不重蹈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  

二、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發現，科學地揭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宣告了長期以來把社會的思想方面，或社會意識的某種形式作為社會發展“基本動力”的唯心史觀的破產。 

李銳的歷史觀荒唐可笑，只不過是把唯心史觀的理論重新檢起，而把社會基本矛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抹殺得一干二凈。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客觀真理性是否定不了的。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經典地概括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生產中產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馬恩選集》第2卷，第82－83頁） 

 在這里，馬克思從“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這一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石出發，揭示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揭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這就在人類的認識史上第一次科學地解開了社會歷史發展之“迷”。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社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文集》第7卷，第214頁） 

李銳的歷史觀，用“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 、科學與愚昧”的矛盾取代社會基本矛盾，根本不是“與時俱進”的創新理論，而是重陷唯心史觀的窼臼。 

在探尋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上，唯心史觀的共同特點，就是都在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中尋找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終極原因”。諸如在德國古典哲學的黑格爾那里，“絕對精神”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終極動因”。李銳所謂的“民主”、“法治”，特別是“科學”，不管在歷史上起過何種作用，但它們畢竟屬于上層建筑、社會意識的范疇。要“正確看待歷史”，就不能不進一步深究這種特定社會的“民主”是干什么的？“法”是怎么產生的？“科學”的背后又是什么 ？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要深入尋找“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的動力的動力”。“而我們由此得出得出結論，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自己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起作用的精神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后面的是什么，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么。不徹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于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物質的動力、經濟的動因(《馬恩選集》第4卷，第244、245頁)  

曾幾何時，李銳在80年代剛跳出來向毛澤東發難時，還煞有介事地責難毛澤東“不懂得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夸大了上層建筑的反作用，歪曲了社會基本矛盾，可如今亮出他自己的歷史觀里，卻把社會基本矛盾、社會發展的物質動力，完全排除出歷史的動因之外，從而使自己的唯心史觀真面貌暴露在陽光之下。這是李銳堅持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全力要把中國引向“民主社會主義”，即歐美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 

其實，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近百年來，始終貫串著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的斗爭，這就是堅持“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和主張“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夠救中國”之間的斗爭。 

毛澤東遵循唯物史觀的指導，深刻分析了我國社會的社會基本矛盾，確認了資本主義的占有制的私人性和生產力的社會性的矛盾，及其“階級表現”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因而社會主義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是一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  

而李銳卻把資本主義看成人間的天堂，無比美妙，完全抹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生產關系、資產階級專政的上層建筑與生產力的社會性之間矛盾。他竟然說：“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和私有制，無論遭到多大誤解，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被人類認同的。人類就這樣不顧平等、正義的呼喊，脫離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后，在科學、民主、法治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是不能消滅的，消滅了還得請回來。這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后世的根本教訓。”(第105頁)李銳這里把資本主義的“美妙”喊得振天價響：“資產階級和私有制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不是阻礙而很好地推動生產的發展；無產階級受“先進”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是天經地義的；不管馬恩列斯，直至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抨擊如何把它“妖魔化”，它終歸被全人類“認同”，資本主義萬歲，是客觀規律，“消滅了還得請回來”。 

這就活神活現表現這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兇惡面目! 

 李銳販賣的歷史觀，究竟是什么貨色，不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三、   李銳的歷史觀要害是否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李銳早就胡謅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看成階級斗爭的歷史“有問題，不科學”。這里提出人類社會的歷史，是“民主同專制、法治同人治、科學同愚昧勝負較量”的歷史，其良苦用心乃是妄圖以此來取代《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提出的“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的著名論斷，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就是李銳的歷史觀的要害之所在。 

從唯物史觀看來，人類社會的歷史首先是生產和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歷史。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其“階級的表現”也就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因之，自從階級產生以來，社會歷史也不能不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斗爭是“歷史的偉大動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必然導致無產專政。這是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否定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就背叛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振聾發聵地提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恩選集》第1卷，第250頁) 恩格斯1883年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說：“《宣言》始終貫徹的基本思想，即：毎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進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同上書，第232頁) 

這種核心的基本思想，可以解讀為如下相互聯系的三層意思：第一、闡明了“毎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生產關系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乃社會歷史的根本動因；第二、闡明了原始公社解體以來，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第三條、闡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結果，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   

毛澤東堅持《宣言》的這個“核心的基本思想”，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馬克思和毛澤東的科學論斷，是社會歷史真實的科學概括。李銳妄圖代之以“民主同專制、法治同人治、科學同愚昧”斗爭的歷史，顯然是徒勞的。  

這是因為，歷史終究是在人的意識之外，并不依人的意識的“客觀實在”，不是胡適所說的“任人打扮的婢女”。 

先看中國，鴉片戰爭以來10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能說不是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劇烈階級斗爭的歷史？李銳口口聲聲反對“封建專制”，難道廣大農民，乃至全國人民的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不是階級？ 

放眼世界，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哪個國家不是《宣言》指出了的“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陳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縱觀歷史，奴隸社會分裂為奴隸階級和奴隸主階級，封建社會分裂為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難道不是客觀的真實嗎？ 

凡此種種，李銳一概視而不見，堅持“不承認主義”，斗爭階級斗爭就不存在了嗎？至于詛罵階級斗爭只是“消極的破壞力量”，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其實，革命階級所進行的階級斗爭，破壞的只是舊制度，而對于新制度的建立則是巨大的推動力量。恩格斯早就指出：“自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組成各個社會的各階級之間的斗爭，總是歷史發展的偉大動力。”(《馬恩全集》第22卷，第560頁)廣大奴隸階級反對奴隸主階級的斗爭，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王朝的階級斗爭，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殊死斗爭，能說都不是“歷史發展的偉大動力”？ 否定這些鐵的事實，就是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早就指出，“發現”人類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并不是他的功勞。在他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諸如，法國復辟時期的歷史學家梯葉里、基米和米湼，把17世紀的英國革命和18世紀的法國革命，都描繪成資產階級和貴族之間的斗爭歷史，而斗爭的根源則在于各階級之間財產利益的矛盾。法國重農學派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還對社會各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 的歷史學家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以下幾點：(1)階級 的存在僅僅同生習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2)階級 斗爭必然 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中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 社會的過渡。”(《馬恩選集》第3 卷，第332頁) 

有趣的是，李銳一方面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思想家提出“民主、自由、平等”，吹處天花亂墜，另一方面卻又把這些資產階級的“老祖宗”就發現和肯定社會存在著階級的對立和斗爭否定得一干二凈。這是什么緣故？原因無他，只是因為李銳代表的資產階級已經處在沒落的階段，不敢直面基本的歷史事實罷了! 

應當看到，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根本談不上什么“創新理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1878年10月，德國實行俾斯麥“反社會主義非常法”以后，社會主義工人黨驚惶失措，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立即糾合一起，形成了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斯坦所謂“蘇黎世三人團”。他們否定階級斗爭，鼓吹取消革命，推行投降主義。說什么：德國的黨不應該是片面的工人黨，而應該成為“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的“全面”的黨；無產階級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應當服從“有教養的和有財產的階級”(資產階級)的領導；不應當以暴力嚇跑資產者，等等。面對黨內修正主義如此囂張的嚴重的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1879年9月17一19日，在致倍倍爾等人的《通告信》中，尖銳地批判了“蘇黎世三人團”否定階級斗爭、否定無產階級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理論。他們尖銳指出：“三人團”異想天開，“如果取消了階級斗爭，那么無論是資產階級或是‘一切獨立人士’‘都不怕和無產者攜手前進了’!但是讓當的正是無產者。”馬克思恩格斯最后莊嚴宣布：“至于我們，那么，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一條路。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馬恩選集》第3卷，第347頁） 

李銳既然鐵心“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那就不要死皮耐臉賴在共產黨里，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們一道走!” 

綜上所述，李銳的歷史觀，狂熱鼓吹人類社會的歷史是“民主同專制、法治同人治、科學同愚昧勝負較量”的歷史，是把社會的思想方面看成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這就顛倒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否定了社會的物質動因、經濟動因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的動力”；否定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而其險惡用心更在于以此取代馬克思主義“迄今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否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李銳的歷史觀乃不折不扣的唯心史觀! 

三、        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作用歷史作用。 

李銳既然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那么邏輯的推演，社會的發展自然只能靠“改良”，也就勢必否定暴力革命的歷史作用，陷于改良主義的泥坑。他說：社會歷史的發展，“不外革命和改良兩大類、兩大過程。革命的結果則不外以暴易暴，尤其是農民戰爭的結局為新皇帝代替舊皇帝，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往往不僅難以創造且遭受破壞。改良(在西方同改革是一個詞)則是和平手段，暫進的理性結果。反觀歷史，人類進步基本靠改良，而不是靠戰爭和“運動”(階級斗爭)”(第24頁)” 

李銳明目張膽鼓吹改良主義，反對革命，既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脫離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真實。 

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看，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改良不可或缺，改良亦屬進步，完全抹殺改良的作用，當然是不正確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改良畢竟只是社會運動過程中的量變，而非質變。馬克思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乃是“自然歷史過程”，遵循著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社會量變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引起質變、“飛躍”、“暫進過程和中斷”。 自從社會發展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當著生產力發展要求生產關系、社會制度進行根本變革之時，腐杇的統治階級不可能自愿退出歷史舞臺。這就決定各個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之時，暴力革命乃普遍的“一般規律”。舍此不能實現社會制度的“飛躍”、質變，不能有舊制度的滅亡和新制度的產生。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說就振聾發聵地提出：只要革命的條件成熟，“那時無產階級就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馬克思在總結1848—和851年的革命經驗時，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必要性。這就是他所說的：“迄今一切政變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摧毀它。”基于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后的教訓，馬恩提出《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摧毀”舊的國家機器，這正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李銳胡說什么恩格斯晚年放棄“共產主義”、放棄“暴力革命”，成了“民主社會主義”。這是無恥地歪曲和誹謗!只要看一看恩格斯去世前五年，即1889年在《致特利爾》中把暴力革命看成通往社會主義的“唯一大門”，也就再清楚不過的了。他是這么說的：“無產階級不通過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奪取自己的政治統治，即通往新社會的唯一大門。”（《馬恩選集》第4卷，第469頁）怎能 說恩格斯放棄了“暴力革命”？ 

毛澤東歷來認為，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早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針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明確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對此，他自己后來作過這樣的解讀：“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過一句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里是槍桿子里面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么一句現存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樣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并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里頭跑出一個政權。”（《文集》第7卷，第105頁）   

毛澤東又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毛選》第2卷，第541頁） 

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理論是經過社會實踐反復證實檢驗并且證實了的客觀真理。 

李銳鼓吹改良主義，決不是什么“理論創新”，只不過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魯曉夫“議會道路”、“和平過渡”這類修正主義“再版”。 列寧痛斥考茨基鼓吹“議會道路”，這“是把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使用的革命暴力化為烏有，他也就是用自由主義來曲解馬克思主義這方面打破了世界記錄。”（《列寧全集》第28卷，第224頁） 

再從社會歷史的真實來看。中國在從奴隸制社會轉變到封建社會的過程中，秦皇朝在戰國如果不經歷長期的戰爭，哪能統一中國，確立新興的封建制度？至于清王朝已經腐敗到了那般程度，如果沒有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能靠“改良”變成“民國”？ 

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英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哪個不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問題”？就連李銳夢襪以求的那個“民主美國”，難道不是華盛指揮下，經過長期的戰爭，“槍桿子里面出的政權”？  

如果從一種剝削制度轉變到另一種剝削制度尚且如此，那么要從資本主義轉變成為社會主義要說無須經過暴力革命，豈不是天方夜譚？ 俄國的十月革命、朝鮮的革命、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哪個不是槍桿子出的政權？ 

至于中國革命，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緊急關頭率領湖南工農起義軍登上井岡山，創立工農紅軍，建立革命根據地，經過長達28年人世罕見的、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終于推翻國民黨的的反動政府，建立中國。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方針》中論及中國革命離不開刀槍時有過這么一段名言：“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的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按照我們的方針，是不要打內戰的。不要內戰的只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可惜不包括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個不要打，一個不要打。所以內戰危險十分嚴重。”他接著說：“蔣介石對于人民是寸權必奪，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的。蔣介石總是要強迫人民接受戰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這是經過調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辦法。這個調查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著東西了，我們就要調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處？可以殺人。他要殺誰？殺人民。調查了這幾件事，再調查一下：中國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沒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發現了這個真理。”（《毛選》第4卷，第1125、1126頁）否則，中國的勞動人民就不能從“三座大山”的壓迫得到翻身解放。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人民的大幸，中國黨的大幸。 

試問李銳：你睜著眼睛看不到蔣介石“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極力鼓吹社會進步“只靠改良”，那又何必跑到延安“投身革命”？延安是干什么的？它是“改良”的會所，不是革命的中心？你把暴力革命詆毀得一無是處，把“改良”吹得天花亂墜，卻又居然自稱“老革命”，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不是“老革命”，而是“老改良”、“老機會”! 

四、否定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李銳的歷史觀既然看不到社會歷史發展中“思想動力的動力”是經濟的動因，否定階級的存在和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否定革命的歷史作用，那么，其邏輯的必然，也就勢必抹殺人民群眾是歷史 的創造者。他公然提出科學技術的發展“同工人無關”，說什么：“科技發明和經營管理(20世紀的進步，計算機、電子手術等起決定作用)，這些都是知識分子的事，同工人無關 ”“人類到底依靠甚么來推動社會歷史進步，非常值得研究。現在不是全球化嗎？？我在一篇文章里寫過，知識和知識分子在人類社會歷史進步，中間它所處的地位絕對 不是皮毛關系。用人體打比文的話，人類歷史的進步，知識分子是頭腦，工農是手腳，沒有知識分子就沒有文字，就湍科學發明，就沒有先進生產力，也沒有先進文化。”(第50頁)過去卻眨為皮毛關系。”(第24頁) 

李銳還說：“毛澤東實質上人他的作為就是農民領袖”，而中國農民卻是一個落后階級。“中國的士壤是甚么？具體來講，第一是農民。嚴格地講，農民是一個從人類歷史社會上來講一個落后的階層。中國的農民基本上是文盲，而且農民是眼睛向上邊，靠一個人來管，需要一個皇帝。“(第129頁)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是新生產力的代表者。農民是落后的階級。  

這是十足的唯心歷史觀!而李銳自以為這是了不起的偉大創新。其實，只是把其老祖宗的東西加上新的包裝而已。  

在人類認識史上，剝削階級總是把自己看成歷史的主宰，而把歷史的真正主人勞動群眾，視如寇仇，完全排斥在歷史之外，這種唯心史觀的共同特點。為了詆毀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李銳極力推崇古希臘的“民主傳統”、人道主義 ，卻又竭力掩飾它階級性。拿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圖來說，他是較早鼓吹“人性論”的人。在他看來，統治和被統治是基于人的本性，而這種本性是“神”賦予的，不可抗拒的，根本不把奴隸當人看。他把人分為三等級，認為這三個等級的人是“神”用不同金屬造出來的。統治者是“神”用金子造出來的，所以最高貴；武士是“神”用銀子造出來的，因此成了統治的輔助者；而農夫、手工業者等勞動者是“神”用銅和鐵出來的。這就注定他們只能被統治被壓迫。 

這種唯心史觀在馬克思之前鮑威爾那里達于極致。鮑威爾認為，唯有精神是歷史的動力，而群眾只是無精神的物質，是“精神的空虛”，是“精神的唯一對頭”，胡謅什么 “精神的真正敵人應當到群眾中去找”。 

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這種唯心史觀時深刻提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他們尖銳批判鮑威爾污蔑是“工人什么都沒有創造”的謬論，指出“這個論點簡直就是瘋話”。并且針鋒相對地提出：“批判的批判(指鮑威爾-引者注)什么都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一切，甚至就經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會使整個批判感到羞愧。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馬恩全集》第2卷，第104、52頁) 

這就明確 提出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 

毛澤東1944年1月9日在致楊紹萱、齊燕銘》中尖銳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也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真面目。”(《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88頁) 

194 5年 月 日 以在《論聯合政府》振聾發聵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32頁) 

1970年8月 30日毛澤東在批判陳伯達鼓吹天才論甩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說：“這個歷史 家和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 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 屬知識 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 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決不能跟陳伯達鼓的謠言和詭辯混 上一起。”(《建國以來毛澤東 文稿》第13卷，第115頁)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堅信人民群眾創造歷史者，始終不渝地把地無產階級視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看成中國社會各階級中“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階段，一貫堅持和維護無產階級的領導， 對于任何無視、詆毀和否定無產階級領導的思潮，總是進行不調和的原則的斗爭。 

勞動知識分子是勞動群眾的一部分。在科學技術的發展中有著重要的貢獻。李銳斷言：科學 技術 的發展進步，只是知識分子的事，“與工人無關”，完全違背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科學包含自然科學 和社會科學。能說社會科學 的發展“同工人無關”？工人農民的偉大實踐難道不是一切科學技術發展進步的源泉？知識分子的“科學實驗”全都 “同工人無關”？歷史上的技術進步和技術革命能說不農民直接地是工人農民實踐經驗的結晶？在科技發明創造的征途中，由勞動人民直接參與創造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至于把中國農民階級說成“保守階級”，否定其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是最基本的依靠力量，那就更不值一駁了。 

五、請列寧小結。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中對于唯心史觀有過精辟的概括：以往的歷史 觀有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的歷史 理論，至多是考察人們歷史 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 動機的原因，沒有找到到社會生產關系體系發展的客觀 規律，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 關系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歷史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以自然 史的精確性去考考察群眾 生活的社會條件的變更。”(《列寧 選集》第2卷，第658頁) 

綜上所述，李銳“怎么看待歷史”？他只承認古今中外的“整個歷史”只是“民主同專制、法治同人治、科同同愚昧勝負較量”的歷史，只承認“民主”、“法治”和“科學”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看不到這些“社會意識”背后的經濟動因，不承認這種社會經濟基礎上產生的階級 和階級斗爭的歷史作用，否定人民群眾 是歷史的創造者。顯然是地地道道的歷史 唯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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