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七大”

一、朱毛會師
1928年4月，毛澤東接應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殘部和湘南起義部隊上得井岡山后，“會師”的喜悅和部隊的壯大之下，也同時存在著某種潛在的分歧。而且，這種潛在的分歧，大多是根本性和方向性的。
朱德堅持率領南昌起義殘留的幾百人的部隊不“散伙”，是朱德不同于其他南昌起義領導人的根本一點，更是朱德對中共武裝革命的突出貢獻。南昌起義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起義，根本原因是李立三等人雖然也看到了中共必須走自己武裝道路的必要性，但是，起義前委和當時的中央，卻沒有對起義一旦失利采取什么樣的方針對策有什么成熟的思考。1927年7月14日的中央會議，討論南昌起義問題時，毛澤東明確提出一旦失利就引兵“上山”以保存武裝力量的觀點，但卻被一心首先“奪取中心城市”以取得革命在“一省或幾省”勝利的“留洋派”把持的中央所排斥。因此，起義占領南昌后，在國民黨當局反撲時，幾萬人的部隊“瞬間”便一哄而散，甚至一萬多人趕來參加起義的部隊快走到南昌時因起義已經失敗而被就地解散，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起義的領導人，也是一哄而散。其中幾個主要領導人又向廣州進發，再次走了一遍南昌起義的“過場”。原因依然是不知道國民黨軍事反撲下，該如何繼續進行“武裝斗爭”，而對毛澤東的“上山”則不屑一顧。朱德并沒有執行“解散”的命令，而是率領幾百人繼續堅持武裝斗爭，與后來趕來的陳毅一起，跟井岡山的毛澤東相呼應，走出了中共革命武裝斗爭的成功道路。
朱德率領的部隊，最初是朱德陳毅自己“摸索”著進行，而且，在低潮時還曾“投奔”國民黨的一個部隊“寄人籬下”。與中央聯系上后，又舉行了“二次”起義，即 “湘南起義”。“左傾”的“留洋派”中央，發來一個又一個指示，對群眾基礎較好的地區給予“燒殺”政策，“逼迫”農民革命。結果，使得部隊疲于奔命，幾無立足之地。于是，又命令朱德陳毅向井岡山進發，與毛澤東的部隊會師。
會集在井岡山的部隊，主要有“四股”或者“三股”。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湘南起義后加入的部隊。說“三股”，是因為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此時已經被毛澤東完全“赤化”了過來，成了毛澤東的“嫡系”。
幾股部隊的情況大不相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的部隊（二十八團）軍事基礎好、武器也好：“正規軍”出身，而且，多數參加過葉挺將軍領導的北伐，打仗非常勇猛，但是，由于缺乏毛澤東似的軍隊“政治化”教育，組織紀律性較差，舊軍隊的習氣比較嚴重。毛澤東的部隊（三十一團）則大多工人農民出身，沒有什么軍事經驗，但是，政治素質很高。
“兩軍”的“摩擦”，也是“以子之長攻人之短”：二十八團嘲弄三十一團不會打仗、土氣，三十一團則嘲弄二十八團軍閥作風、少組織沒紀律、流氣。二十八團打勝仗多，人多槍好，不愿意拿出來武裝“土氣”的部隊，三十一團，根據地建設成績突出，物資豐富，則不愿意資助“流氣” 的部隊。“摩擦”勢必影響毛澤東和朱德二人，“朱德到三十一團講話不大受歡迎，毛澤東也輕易不到二十八團講話”（譚震林語）。
湘南起義部隊組成的“二十九團”，則“兩邊不占”，即戰斗力不強，紀律性又差，而且，一心想回“老家”：“餓飯也回家里餓去”。朱德也控制不了這支自己帶來的部隊。
中央代表杜修經“銜命”而來，指示部隊打回湘南，毛澤東堅決不同意。朱德陳毅等也不同意：他們知道，湘南已經失去了部隊生存的群眾基礎。但是，朱德等卻同意分兵“下山”，下山的結果就是“八月失敗”。
面對“慘敗”，朱德“我怎么有面目去見潤芝”？毛澤東親自下山接應：玉階兄，我有責任，沒能阻止得了。
“朱毛”的“二次會師”，是朱毛之后無論產生什么爭論也“棒打不散”的重要原因：毛澤東朱德之間，是真正的戰友情誼。但是，戰友情歸戰友情，摩擦也是避免不了的。公道的說，“摩擦”的原因，主要還是朱德對毛澤東的“家長制”頗有腹誹：毛澤東對軍隊在軍事和政治、甚至在生活方面，幾乎是面面俱到。而這種腹誹的原因，則是對紅軍建設和任務等主要方面存在不同的見解。毛澤東從“三灣改變”開始，就始終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接著，規定了紅軍的“三大任務”：打仗，建設根據地，籌款。打仗和籌款大家理解，根據地建設大家也理解。不理解的是，毛澤東把根據地建設看得跟打仗一樣重要，而對軍隊“籌款”則要求十分嚴格，這對“吃糧當兵”慣了的“正規軍”來說，無疑是一種反感。
“朱老總寬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寬和”也就是缺少嚴格的紀律約束。毛澤東缺乏這種 “寬和”，則是毛澤東面對部隊改造和原則紀律貫徹不太理想的一種力度。人們慣常喜歡用毛澤東當眾訓斥弟弟毛澤潭的事件，當作“朱老總寬和”、毛澤東缺少 “充分寬容”的典型例子，更當作毛澤東“家長”作風的典型例子：毛澤潭率人把一個豬販子當土豪打了，把豬收了要給部隊改善生活，毛澤東聽說后，當面訓斥甚至動手要打毛澤潭，朱德旁邊勸了一句“事情已經這樣了，付了錢算了”，被毛澤東毫不留情的捎帶上了。
這個事件的本質，實質上也體現了毛澤東對朱德在部隊紀律要求上有些松弛的不滿，當眾訓斥毛澤潭，則有著“祭旗”的味道，也就是首先“拿自己人開刀”。而效果則完全相反：朱德沒能理解，毛澤潭也沒能理解，其他人就更甭說了。不但沒能理解，而且，還“開罪”了朱德和毛澤潭。毛澤潭私下牢騷“紅軍不是毛氏宗祠”，朱德則對毛澤東的“家長制”作風體會更深了一層。
“三軍會師”后，暴露的問題越來越明顯。不但士兵對新型軍隊不理解，即使高級指揮員也不甚理解。毛澤東改造全新軍隊的工程，實質上比指揮打仗和根據地建設更加繁難，這也是毛澤東身兼數職的根本原因。前委書記、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后來在大家決定插銷四軍黨委成立政治部時又親自兼任政治部主任，都是因為上述原因。看看政治部的“任務”，就能理解了：政治部的職權與軍部相平衡、共同受前委領導，“對內擔任軍隊政治訓練，指導士兵委員會，對外作群眾運動，在一個區域群眾政權機關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務”。政治部的職責，明顯的是毛澤東“特色”。毛澤東始終把軍隊的政治建設和軍地軍民關系當作部隊的生命線，其他干部還不理解這個“生命線”的情況下，只好“攬權”親為了。
陳毅之后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寫了毛澤東“喜歡攬權”，朱德則對毛澤東的“家長制”甚為不滿。有道理么？有也沒有。表面上看，毛澤東確實“攬權”，三個職務，沒有一個是別人能夠在其上的，“四軍政治部主任”按說該受四軍節制，但卻規定“政治部的職權與軍部相平衡、共同受前委領導”。實質上說，毛澤東并非攬權，更非家長制，而是包括朱德陳毅在內，都缺乏對新型軍隊、尤其是紅軍“三大任務”的真正理解和接受。紅四軍“七大”后，陳毅取代毛澤東不到兩天，就徹底理解了毛澤東：陳毅說，不干不知道怎么回事，干了才知道毛澤東確實不容易，自己也確實擔負不了這個重任（大意）。
這是陳毅元帥堅決請毛澤東回來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毛澤東提出“打倒折中的陳毅主義”后，陳毅元帥也堅決打倒“陳毅主義”、頂住壓力堅請毛澤東回來。有人說毛澤東與陳毅的關系“好”在“詩文”上，其實并非這樣，毛陳關系主要體現在人格上。陳毅從此對毛澤東忠心耿耿，毛澤東則對陳毅始終量才使用。陳毅逝世時，毛澤東拖著病體，在攙扶下堅持參加追悼會。
毛澤東具有超人的政治遠見，朱德陳毅則相對缺乏這些，但朱德陳毅一個寬和，一個爽朗質樸，井岡山上磨合出來的友誼，因而常青：毛澤東對朱德陳毅，該批時則批，但始終不棄；朱德陳毅無法理解毛澤東時，也會直言相向，但始終追隨。

二、摩擦
“朱毛分歧”，實質上源于朱德等人對毛澤東的不滿，這種不滿則源于毛澤東有著明確的主張而又在原則上毫不退讓。朱德等也不是不贊成毛澤東的主張，而是不滿意毛澤東集權力于一身。換句話說，是不滿毛澤東對軍隊干涉太多：部隊行動、戰略決策、軍隊政治建設和紀律的貫徹，尤其是給部隊加注的“額外”任務，都得毛澤東說了算，一句話，指揮員缺乏對部隊的獨立權力。
這也是四軍領導同意“分兵”的原因，而且，即使在經歷了“八月失敗”后，一旦又落入毛澤東的“窠臼”，這“分兵”的念頭自然也就復燃。尤其是，朱德等人跟毛澤東對“民主”的理解和主張不同。朱德等主張“自下而上的民主”，毛澤東則強調黨領導下的民主。而“黨領導下”，恰又是朱德對毛澤東不滿的最極力處：“黨的領導”，實際是“毛澤東的領導”。
對“自下而上的民主”，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觀點，即使在最高領導層也一樣：對下，都絕對不希望什么“自下而上的民主”，但在內部，除了最高領導人的其他成員，又希望對最高領導人能夠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毛澤東在建國后倒是進行了一場“自下而上的民主”，讓民眾著實高興，卻讓一些劣質的官員著實仇恨。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毛澤東身后，官員們對這種“民主”深惡痛絕：任何民主，都意味著對官員特權的限制，甚至剝奪。
其實，毛澤東建國后進行的“自下而上的民主”，也不同于井岡山時期朱德等所提倡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毛澤東的“自下而上的民主”，依然是置于黨領導下的民主方式，而非近似“無政府主義”的民主。問題是，誰代表黨？
還是陳毅元帥豪爽，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元帥直率的說：那時，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誰服氣誰？盡管都認為毛澤東“本領最大”，但這并不意味著甘愿事事服從而無自己的主張和雄心。
從井岡山下來到贛西南，離“八月失敗”不足八個月，“分兵”的情緒又在一些領導人之間開始醞釀。毛澤東這次汲取了教訓，尤其是，沒有中央代表在，給了毛澤東汲取教訓挽回“分兵”的土壤。毛澤東以前委書記的職權，強行壓制住“分兵”的主張，并布置了一次戰斗，即“大柏地”戰斗，斬獲頗多。“大柏地”戰斗，毛澤東身先士卒揮槍沖鋒，也有資料說，毛澤東“折木為棒”沖向敵人，士氣由此大振，反敗為勝，分兵的情緒也被戰爭的勝利所分解。
也是該著，剛穩定下來，中央的指示信立馬來到，即史稱“二月來信”。“二月來信”的主題內容，除了對革命的悲觀情緒外，具體的指示部隊“分兵”，分成小股部隊分散活動，并指示朱毛去蘇聯學習。可以想象出毛澤東內心的憤怒：幾股人馬會聚而成的部隊，本來就不容易整合，各自有各自的主張，尤其是，剛剛費力平息“分兵”的情緒，馬上又給挑動了起來！毛澤東有些惱怒的表示，我堅決不去，就是用八臺大轎抬我去我也不去！明確對中央指示提出反對，并給中央去信表明自己的態度和介紹形勢與主張。
這一下，又增加了朱德的“反感”，認為毛澤東對抗中央指示，“不服從中央調動”，盡管朱德自己也不贊成離開部隊，但朱德認為自己是遵守中央指示的。正在情緒又被“二月來信”鼓噪起來之時，中央的瞿秋白和周恩來，又派來一位“欽差”劉安恭。從毛澤東上井岡山之日開始，只要中央一來人或來信，根據地和紅軍沒有不受損失的。劉安恭一到蘇區，就表現“非凡”：留著蘇式小胡子，叼著斯大林式的煙斗，對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得天花亂墜，迷住了許多將士。
毛澤東朱德對劉安恭表現出應有的尊重：不管如何，總是中央的瞿秋白和周恩來兩位主要領導派來的。但是，劉安恭卻不成熟得很，“宗派”習俗是其最大的缺陷，在蘇聯，就有參與“托派”的嫌疑。一到來，就積極的參與、甚至挑動原本就存在的“朱毛分歧”。由于劉與朱德相識多年，觀點又與朱德相近，頗受朱德的支持。而劉安恭又“深入”干部戰士宣揚“自下而上的民主”，主張占領城市，非議和攻擊毛澤東等，搞了一系列的“小動作”。
這也是林彪后來給毛澤東寫信指責個別領導人“政客的手段”“拉攏部下”“希圖成立軍委以擺脫前委羈絆”“卑污的行為”的原因。林彪在信中寫道：“現在四軍里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眾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屁的攻擊別的同志”“但是許多黨員遠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并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的同志蒙弊陰謀，（附）和這少數有領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息的現象”。
有人認為林彪信中所說的“政客手段”“領袖欲望非常高漲”等，是指責朱德的。其實，從信的內容看，不是專門指責朱德的，而是包括朱德在內：林彪顯然是把朱德和劉安恭看作“一體”，也就是“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
對劉安恭到來后的一系列“挑唆”而引起的分歧加大，毛澤東做出讓步，他辭去四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由劉安恭接任。陳毅林彪堅決反對，但人數太少。陳毅認識劉安恭較早，對此人很看不上，曾當面說劉頂多當個副連長或副營長，而林彪則根本看不起劉安恭。但毛澤東為了緩和跟朱德之間的分歧主動妥協讓步，朱德則支持劉安恭，而劉安恭卻意猶未足，之后又煽動重新成立四軍黨委。
就是說，毛澤東為了緩和分歧退讓，朱德因為增添了劉安恭這個“生力軍”而進逼。朱德、劉安恭提出恢復“軍委”，反對者依然只有陳毅和林彪。毛澤東對這種沖自己而來的“進逼”，只能保持沉默。在朱德的支持下，劉安恭成了四軍軍委書記。紅四軍的領導層形成一個可笑的局面：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軍委書記劉安恭。
毋庸諱言，朱德從中起了主要作用，目的就是為了擺脫毛澤東這個“家長”。5 月23日，朱德、劉安恭二人便撇開毛澤東，聯署給中央呈送了《紅軍第四軍報告》。毫無疑問，朱德是受了劉安恭的迷惑：劉口若懸河的吹牛，使朱德把其當成了又一個“政治領袖”。《紅軍第四軍報告》的內容少有披露，但卻不難猜測：對毛澤東進行了“排揎”。
毛澤東依然顧全大局，于6月1日以前委的名義也上書中央，“紅軍數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顧不過來，遂決定組織軍的最高黨部，劉安恭同志為書記兼政治部主任，黨內現發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但是，毛澤東的一再讓步并未能得到諒解：“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情緒，再加上少數人夸大毛澤東的“家長制”并以此做文章，高層分歧的問題，就交由下面“自由討論”。毛澤東再次妥協：如果以前委書記的職權強行否決，在“家長制”的問題上，無疑又成了“把柄”。
但是，劉安恭一方“步步進逼”，在獲得軍委的權力后，把目光又對準了“前委”。毛澤東召開前委會議，劉安恭則從中也召開軍委會議，并且做出決定：前委只討論紅四軍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其它事。事實上是要脫離前委的領導，軍委決定前委的職責，也就是“下級”指揮“上級”、“槍指揮黨”。而且，劉安恭四處散布“紅四軍中有派別，朱德是擁護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的”，還提出以“完全選舉制度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不但如此，就是紅四軍召開軍事會議時，也不讓前委書記、紅四軍黨代表的毛澤東參加。
對于此，不得不說，朱德應當負主要責任：有分兵下山的“八月失敗”，還有“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民主的教訓，尤其是軍事上撇開毛澤東根本不行，等等教訓為時尚近，卻支持新來的劉安恭胡來。
部隊開到白砂，毛澤東只好要求辭去前委書記的職務，指出“共產黨人不要爭個人的兵權，要爭黨的兵權”，軍委攻擊前委，“前委軍委成分權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歷史上，毛澤東三次提出“辭職”，這一次是第一次；“寧都會議”被剝奪“總政委”的職務后，又有第二次辭職；“遵義會議”后，自己的正確意見被否決后，第三次提出辭職。辭職并非要挾，因為根本不存在“要挾”的基礎，包括“遵義會議”后的第三次辭職——一些人巴不得毛澤東辭職呢！毛澤東是由“辭職”緩解矛盾，以防止矛盾激化而不可收拾。
毛澤東焦慮成病，朱德代理前委書記。代理了前委書記的朱德，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會議撤銷了四軍軍委，劉安恭不但失去了軍委書記的職務，也失去了軍政治部主任一職，該職先由李任予擔任，隨后又換成陳毅。劉安恭被下放到一個縱隊任政委，后在一次戰斗中犧牲。連毛澤東這樣英明的人，也被以“家長制”反對，何況劉“輪流坐莊”的“家長夢”！
這次會議，實質上是紅四軍“七大”的準備會，會上決定召開紅四軍“七大”。 毛澤東因病未能出席這次會議，而朱德做為爭論的一方，為“避嫌”，決定陳毅負責籌備和主持紅四軍“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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