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在工業化道路的選擇上是很艱難的，怎么艱難呢？在初始工業化階段必然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優先發展重工業這部分的啟動資金，我們稱之為原始積累的這些資金，從哪里來？不可能從工業本身解決，主要的不能靠工業本身來解決。當然輕工業的積累可以解決一部分，但是不能解決主要的部分。而且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去對外掠奪，中國的國情也不允許，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國的國情不允許這樣做。只有一種辦法就是要從第一產業，從農村經濟、從農業生產取得一部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資金積累。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毛也看到了，中國是一個農民為主體的大國，無糧國家是不穩定的，農民不穩定就會起來造反，政權就會不穩定，所以要發展農民經濟、改善農民的生活、發展農業。這就是毛面臨的一個兩難的課題。
新中國在資源稟賦上的特點，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資本極度短缺、勞動力資源極度豐富，土地資源則是既定的。因此新中國的發展就得“揚長避短”，發揮勞動力資源的優勢，設法快速積累資本，尋求更充分合理地利用資源。資本短缺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勞動條件，以吸納勞動力就業，因此就必須在資本主導力量之外，去尋找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整合因素，顯示社會中間實際上也只有唯一的選擇：政治權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了一個辯證的思維邏輯，他試圖把從形式邏輯來看是矛盾的東西，通過辯證邏輯、辯證思維統一起來。他講道，你要想多搞一點重工業嗎？那你就要優先發展輕工業，要優先發展農業，要多往這里投一些資，投資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資的目的還是為了從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積累，同時保持社會的穩定。他就是這樣把一個矛盾的東西試圖通過這樣一個理論統一起來。毛那個時代在這個問題上基本是兩頭兼顧的，做得還是比較好的。
從土改結束開始，中國農村就在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之下，逐步形成強大的基層政權，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最后穩定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上――生產隊、大隊和公社三級基層政權，具有的強大動員和組織能力，覆蓋全中國的人口和勞動力資源，所具有的動員能力遠遠高于資本所能達到的限度，動員能力一度顯示出超越了勞動力的存量的趨勢，從1958年秋天開始，毛針對這個過剩的動員能力的濫用現象，系統地進行糾偏。在資本和政權兩種可選的整合因素中間，能夠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是政權而不是資本，這是毫無疑問的。
毛時代的一個重大特點是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這一個方面是由于人地關系緊張、資本不足，所以個人奮斗的成功空間很小，社會上多數人轉而尋求一種集體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說到底就是個人努力無效的情況下，集體利益的成長和長遠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
如果僅僅局限于資本的整合力量而不強化農村基層政權，中國的豐富勞動力就肯定無法得到使用；而且，如果不象陳永貴說的那樣“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寨大隊的社員就無法肯定今天的“無報酬勞動”是否在未來可以取得適當的報酬，又或者陳永貴要把大寨梯田的增量收益大部分歸自己搞“經營者持大股”，顯然“大干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毛時代最重要的制度創新是著眼于充分利用豐富勞動力的，一是強化基層三級政權以增加組織動員能力，二是要在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之間通過取消精英們的剩余索取權以給勞動者適當的保障。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看來只有陳永貴那樣的老粗是清楚的，而且能夠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中國的精英們好像永遠不明白，所以毛特別愿意提拔陳永貴當副總理。
官僚集團在大躍進中，從原來一貫反對的立場，一變而為“左”的煽動。運動中出現的浮夸風、高指標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共產風都和他們的煽動分不開，其中尤以“共產風”為甚。
X不止發社論，他還繼續到河北、河南、江蘇，宣傳他的“共產主義”。他公然篡改北戴河決議關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五個條件，提出他自己“窮過渡”的五個條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搞集體宿舍，男女老幼分居。難怪河南一些地方這樣照做以后，還振振有詞地說：“有位中央負責同志當時就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X在這些地方的活動，《人民日報》都以重要新聞加以報道，流毒自然是全國。
毛發現后，十分著急。他一面身體力行，到河北、河南視察，一面組織調查組，到X視察過的地方再調查。（吳冷西回憶：調查地點毛已經選好，原有山東壽張縣--X去過的地方，因陳伯達去過而未去）毛還說：“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并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這些話，顯然是指X等人。毛要調查組帶兩本書：《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和X帶《大同書》形成鮮明對照。因為X認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斗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X 1958年6月14日 同全國婦聯黨組負責人的談話）
調查組向毛匯報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污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干部頭腦發昏了，怎么共產黨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為好。
針對X篡改北戴河決議，鼓吹“窮過渡”，毛說：“這樣的窮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那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毛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直到武昌會議上，毛公開批評“窮過渡”時，X、彭真插話，說什么窮過渡比富過渡容易。可見他們的立場多么頑固。
從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毛赴河北、山東、河南再調研，發現六中全會《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并未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問題。毛說：“'共產風'刮遍全國，”“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以更加尖銳的語言批判“共產風”，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為之賊，紅幫為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為了突破官僚集團的封鎖，毛甚至以“黨內通信”的形式，直接訴諸向省、地、縣、社、隊寫公開信，說：“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
有人對毛的糾左，包括寫和下令傳達《黨內通信》，說是“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文革期間李井泉的罪狀之一，就是收回《黨內通信》（據X力群的揭發）。曹為平說：最近我才聽說，南充在很小的范圍里--只限于各單位領導，還是傳達過。并且馬上把文件收了，并說不許說出去，要“承擔責任”。
說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其實農民何來的狂熱性？對這樣的“共產主義”避之不及。由于某些基層干部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無償調撥生產隊和社員的物資，使得農民驚恐不滿，紛紛殺豬宰雞，砍樹伐木，以殆工的方式消極抵抗。社員私下發牢騷說：“共產黨變成大炮黨”。有的說，“年年講增產，年年口糧低”。為了壓制群眾不滿，有些公社非法設立勞改場。對于官僚集團而言，利用公社體制隨意占用社員的勞動和財產，利用放衛星、深翻改土等形式主義做法升官，自然符合其階級利益，也符合其行為方式。
在此背景下召開的廬山會議，主要是為了糾左。彭德懷也主要是攻擊X等，因為他是一線領導。彭德懷就是要追究前一段錯誤的責任，要調整班子。實際上還是高崗案的繼續，即軍功集團因為不滿權力分配而向文官集團挑戰。這超越了毛的底線，毛始終認為這個班得由文官集團來接，不愿意交到軍功集團手中，何況彭德懷與又蘇聯領導集團有著曖昧的關系--這更犯了毛的大忌。所以他再次支持了X。彭德懷想撤退，寫撿查。當時X不干了，X和很多各省內一把手都認為，彭德懷這個事就不能這么不了了之，批判斗爭彭德懷，后來羅瑞卿的女兒有一篇文章說她爸對不起彭總，什么意思？是羅瑞卿打了彭德懷。
后來X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說明：
這里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斗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斗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斗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并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里。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余孽（毛、周恩來插話：是主要成員。）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毛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斗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于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彭德懷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后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斗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這里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區別開來。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么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后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這兩段話在收入《X選集》時被刪除了。
七千人大會是兩個司令部較量的先聲，較量的內容是如何看待大躍進中的得和失，特別是如何對待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和教訓。毛是承認錯誤，檢討錯誤，從錯誤中引出教訓，繼續引導廣大干部和群眾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XX集團則從鼓吹“五風”脫身，從極左轉到極右，全面否定大躍進，并企圖把錯誤的責任嫁禍于毛一人頭上，嫁禍于社會主義路線，從而為篡黨奪權制造輿論，推行他們的資本主義路線。
困難來臨以后，XX利用獲得的權力，從鼓吹“五風”的“左”的立場，一轉跑到右的立場，極力否定大躍進，夸大當時的困難，并且半句自我批評的話不講，一點責任也不承擔，還含沙射影地栽贓與毛同志。X從家鄉農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評語后，就到處講，只怕人們不知道“七分人禍”是什么。他一再講大躍進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但半句自我批評的話也不講。相反，毛對整個中國問題承擔了責任，做了自我批評，光明正大。
人民公社化當中，有許多的浮夸風，虛報產量等等，中央都有責任，許多干部，中央一線的領導，X、小平都有責任，把這個事都算到主席的身上，沒有道理。當時有兩種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一種是極左的，如陳伯達、張春橋寫文章的時候要消滅商品經濟，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另外，有的人是用陰謀的辦法，中央的有些領導，不同意公社化，故意往壞的搞，虛報。搞垮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反動派一直要干的，他們大搞浮夸風等其實是很陰謀的，想嫁禍于毛。毛說，你多報點產量，他一直說要實事求是，可是他們要虛報，什么畝產萬斤，鬼才信，干這些而且不是一般的干部，都是省和中央的干部。現在大家看清楚了，凡是在極左路線、特別是大躍進中像瘋子一樣的干部，在三年困難饑餓年代，大都持消極態度，甚至于放棄領導。所以毛說：“極左的根源是極右”。而在中央是誰在支持李井泉、吳芝圃、戴蘇理、趙文甫這些人呢？不就是X、X么。X建勛、紀登奎是支持張欽禮、焦裕祿的，而X建勛、紀登奎又是毛、周恩來信任的。真是壁壘分明。
在七千人大會以前，毛把許多問題看為是認識水平的問題，后來琢磨是怎么回事？這么胡來，大失水準，是故意干的，加上X等對三自一包等資產階級的東西感興趣，毛發現黨內有壞人，有資產階級。周恩來總理在文革中，對紅衛兵小將回憶起X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以后，毛對他說出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毛說：“此人（指X）我絕望了！”
X、X在七千人大會以后，繼續沿著右的道路刮風：即“單干風”、“翻案風”。“單干風”就是借調整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問題，想把農村集體經濟一風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風”則是在思想政治領域為歷次運動受批判的人翻案。田家英這樣在毛身邊工作多年的人，竟也認為“包產到戶”還退得不夠，只有分田到戶，才算退夠了。這種倒退意見，當時七位常委中，竟有四人贊同，X、X當然自在其中。周恩來沒有表示同意，但也沒有表示反對。田家英正是窺視出這種嚴峻的形勢，棄毛投X，并違背了秘書的基本道德，最終落得自殺身亡。
曹為平認為，正是XX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破壞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難，自然災害也是個因素，但大躍進中人民興修水利、抗災救災成績是巨大的，XX的“五風”造成的破壞處于第二位。最大的人禍則是后來的“三自一包”。除此以外，1960年還有利潤掛帥，當時叫鈔票掛帥造成了巨大的浪費。許多農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發了小財。這就造成了一個后果，有的農民不再安心集體勞動，而是棄農搞起了長途販運。對于農民中的這種情況原本應該教育，可X、X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讓農民安心于集體生產，反而鼓動“三自一包”大拆集體生產的臺腳，棄農經商之風泛濫了起來。大批農民離開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蕪。這就造成了農業大減產和大饑荒。--說大饑荒是相對于解放后說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饑荒。1962年由于土地荒蕪終于到了沒有什么可以買賣的地步了。所以毛在62年北戴河會議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之后棄農經商的風嘎然而止。對中共八大的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路線，毛在這次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了質疑，提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斗爭問題，路線就變了，實際上，北戴河會議很重要，等于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線，為以后主席進一步的發展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理論基礎。
1965年毛重上井岡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社香：《前奏--毛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今天的一切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的認識是多么的深刻，對事物的預見多么準確！如果，我們當時還看不清這一點的話，那么，現在已經非常的清楚了。
分田到戶了，農業機械化不搞了，牛沒有了，要靠人力拉犁了，還有其它種種事情，農民覺得怎么生產倒退到原始社會里去了。農村教育、醫療、農技推廣等行業全面退化，只有官僚組織全面進化了，以前才幾個干部，現在則七站八所。
既然人民公社辦得不好是干部隊伍問題，那么就應該努力解決干部隊伍狀況。可是七十年代后期的分田到戶，對于干部隊伍一點不準動，光分田到戶。如果分田后，農民只要交國家的稅，社隊干部一律解散，只建立一支很小的鄉村干部隊伍，開銷很少，那倒也是真正回到了五十年代初，農民也真的成了個體農民。可是現在鄉村干部隊伍不組織生產，已經失去了以前社隊干部的社會職能，什么都不干，或不干好事卻還保留著，他們的收入還必須保證，生活上要比農民好得多，對農民可以為所欲為，而且隊伍十分龐大，那樣的分田到戶算什么呢？憑什么理由要農民去養活那龐大的鄉村干部呢？農民得到了一小塊地卻要負起如此沉重的負擔，那和地主租土地給農民收取租稅沒有什么兩樣。實際上，包產到戶的問題不在于使農民變成了小農，而是使農民變成了農奴。結果農村出現“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現象，城里生產的工業品則大量積壓。然后精英就說國企效益不好，賣的賣了，分的分了。
（風之谷書院http://130012.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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