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共產黨領導了兩個革命

抗日戰爭：共產黨領導了兩個革命

    
    
    在抗日戰爭這次全民族參加的規模宏大的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革命人民和進步力量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尤其是成功地實現了兩個革命并行的目標：民族革命——驅逐日本侵略，民主革命——發展了革命力量并為建立新中國做好了準備。

                      抗戰只是打日本？如此理解太偏狹

    近些年來，有關抗戰史教育出現了一些片面性傾向，即只單純地講國內團結打日本，而淡化了對當年階級斗爭的記述，使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的作用產生了模糊認識，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也不理解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的磨擦及其必然性。其實，當年抗戰的國內各階層除了“打鬼子”這個共同點外，還有各自不同的奮斗目標，進步的中國人浴血抗日不僅是為了不做“亡國奴”，還要打碎國內的舊制度。按當年解釋就是要使“勝利果實屬于人民”，不能在戰后恢復中國舊政權的黑暗統治。
    全面抗戰開始前，因“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正被國民黨“圍剿”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體現了全民族共同利益。代表大地主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國民黨政府當時也接受了這一要求，是因為日本入侵也影響了他們的利益。不過，各黨派把抗日當作首位任務時，國共斗爭為中心的國內階級斗爭也只是退居第二位，在整個抗戰期間并未消失，且屢有激化。
    在整個抗戰期間，蔣介石從未承認過“國共合作”一詞，只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說“允許共黨輸誠”，在內部又強調“抗敵除奸”，“敵”指的是日本，“奸”指的就是共產黨。國民黨政府對待共產黨軍隊的態度，就如同宋朝招安梁山再讓其打方臘，想用“收編”方式讓其到前線借助日本的飛機、大炮消滅之。至于共產黨的抗戰指導路線，美國記者斯諾有清楚記述。斯諾在《我在舊中國十三年》一書中說，當走進由幾百眼破窯洞構成、滿目風塵的陜北保安（今改名志丹）縣城后，毛澤東與他徹夜長談時便談到抗戰的規劃──“他要我預先設想到日本將贏得所有重大的戰斗，占領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線，而在戰爭初期，就摧毀了國民黨的精銳部隊。繼后產生的是一個持久斗爭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中，紅軍游擊隊將起主要的作用”。斯諾又總結毛澤東談話宗旨說：“他決不隱瞞這樣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心要最后完全奪取政權。抗日戰爭不過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準備階段罷了。”
  后人不能不欽佩，抗戰的局勢發展，恰恰同毛澤東這一預見完全吻合！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抗日戰爭是一個承前啟后的中間階段，回顧歷史就要看其前篇和后續。

  日本敢于侵略中國是利用了舊中國統治集團的腐朽和無能，抗日期間革命力量需進行內外雙重斗爭

    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舉侵華，除了其自身狂妄，也是利用了舊中國統治集團的極度腐朽和無能。否則，偌大中國也不會如此受盡欺凌且喪師失地。在抗戰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揚長而入一縣城、省城，不僅未遇抵抗，還會有一些漢奸忙著掛“維持會”牌子并打太陽旗相迎之。當年的中國抗日力量要想有效抗日，除了直接打擊日軍，同時也要鏟除偽軍、偽政權，在聯合尚能抗日的舊勢力一同對日作戰時又要設法對其加以改造。

    由于當時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強國分成不同陣營，各自又在中國尋找代理人，抗戰時國內反動勢力也產生了分化。清王朝的殘渣余孽如溥儀、蒙古德王和社會上一些不得志的黑惡勢力主動投靠日本，為其充當傀儡。當政的國民黨政府也分為兩派，汪精衛代表的投降派認為“抗戰必敗、再戰必亡”而在戰時降日，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南京政權。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首的重慶國民政府，在美英蘇支持援助下堅持了抗戰，不過仍具有反共和壓迫人民的一面。中國共產黨對這些不同勢力只能是采取不同政策，把斗爭與聯合結合起來，才能在削弱國內反動勢力時壯大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抗日政權。
    日本以少兵臨大國，其主力只能占領“點”（各城市）和“線”，要控制大片農村不能不利用漢奸和偽政權。日軍對廣闊的后方只能定期分區“掃蕩”和分散設立據點，這就為共產黨發展力量實行持久抗戰創造了有利條件。1937年8月八路軍出師之前，毛澤東便在洛川會議上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9月下旬八路軍首戰平型關獲勝后，針對一些領導急于打大仗的心情，毛澤東又強調“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接著，八路軍根據“敵進我進”的方針，躍進到日軍占領區建立根據地，“到敵人后方去”的戰歌一時傳遍了華北、華中大地。
    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只用了兩年多時間便由5萬余人發展到50萬人，根據地人口曾達到1億，在各地打擊日軍孤立的據點和分散的部隊，并鏟除了偽政權。共產黨的武裝到敵后迅速壯大，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從1939年以后便連續出現了反共高潮和軍事進攻，共產黨也針鋒相對地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如國民黨軍制造了反共的“晉西事變”，八路軍便以反頑戰斗打垮了晉豫邊頑固軍。國民黨軍韓德勤部叫嚷要把新四軍蘇中部隊“趕到長江里喝水”，又在陳毅、粟裕指揮的黃橋戰役中被殲大半……不過為了維持抗戰大局，中國共產黨的反擊都適可而止，隨之蔣介石同周恩來還能一再在重慶談判握手。
    近些年一些描寫抗日戰爭的作品煽情式地說什么“抗戰中只有華夏兒女，沒有黨派之分”，這豈不是抹煞歷史的欺人之談？抗戰中除了有愛國者抗日、打漢奸的激烈斗爭，抗日營壘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也貫穿了戰爭全過程。

  八路軍、新四軍主要靠輕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戰，就必須用人民戰爭的“持久戰”來對抗強敵

    國民黨政府污蔑共產黨軍隊在敵后“游而不擊”“乘機坐大”，這種說法根本違背了戰爭基本規則，即只有消滅敵人才能保存自己。國民黨掌握國家政權并有外援的飛機、大炮和坦克，有雄厚的彈藥補充，抗戰時消耗子彈就達17億發，有條件與日軍打正規戰。而在落后山村活動的八路軍、新四軍基本沒有外援，主要靠輕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戰，平均一支步槍僅十幾發子彈，只能用人民戰爭來對抗強敵。
    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敵后開創根據地后，日軍面對其后方基地和運輸線受到威脅，長期以其在關內的約半數兵力對根據地進行“治安戰”，并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實行了“鐵壁合圍，捕捉奔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等戰術，還以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摧毀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1941年和1942年間，敵后解放區人口曾降到5000萬，八路軍、新四軍的數量降到40萬。在這種艱苦環境中，敵后解放區通過粉碎一次次“掃蕩”才得以堅持下來，并在1944年后再度迎來大發展。侵華日軍總頭目、支那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晚年在回憶錄中對八路軍的評價便是“作戰勇敢，內部團結，只是武器裝備太差”。事實證明，當年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只有“抗”方能“大”，光“坐”豈能變“大”？
    在只有“小米步槍”的簡陋條件下，八路軍、新四軍沒有本錢打大規模正規戰，除了“百團大戰”這樣少有的集中作戰外，正確的指導方針是分散的游擊戰。如在1941年以后的最艱苦時期，華北200余縣的抗日武裝提出的任務是一個縣一天打死一個鬼子，每月便合計能斃日軍6000人，從而積小勝為大勝，以持久戰將日軍拖得日夜不寧和疲憊不堪。
    八路軍、新四軍能在最艱苦的敵后堅持抗戰，靠的是人民擁護。做到這一點的關鍵，主要是以大生產減輕群眾負擔。共產黨的軍隊紀律好，切實做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燒，缸滿院掃凈”，同時更重要的是解決農民最期盼的土地問題，通過減租減息改善了農民生活。當時國民黨派到敵后的兵力遠比共產黨多，游擊戰卻沒有打成，關鍵也在于不能解決民生特別是土地問題，其軍隊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間掠取更會結怨于百姓。在日軍“掃蕩”下，敵后國民黨軍倒真是陷入“游而不擊”的狀態之中，最后或逃回或投敵當了偽軍。至1943年以后，敵后抗日武裝力量中就只有八路軍、新四軍的一統天下。

             抗戰勝利的一個重要成果，是戰后很快迎來新中國誕生

    中國抗日戰爭尚處在相持階段時，就因國際形勢的劇變在1945年8月結束。當時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曾回憶說：“美國扔原子彈，蘇聯出兵，加速了日本投降。勝利的到來是很突然的。”由于促成抗戰勝利的內部外部原因復雜，怎樣認識其勝利的意義，在不同立場的國人中便一直有著不同看法。
    如果從宏觀的角度看抗日戰爭史，首先就要涉及到用什么尺度看待當年國內各政治力量在抗戰中的功績。有人只是單純地使用對抗日軍這一把尺子，就是只從表面數字看誰同日軍打了多少仗，誰在抗日陣營中擁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這樣得出的結論肯定是狹隘和片面的。抗日戰爭既然擔負著民族、民主革命雙重任務，就要使用兩把尺子來衡量，除了看誰抗擊日軍的數量多以外，更重要的是看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當年擁有的兵力、武器都遠居劣勢的中國共產黨能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除了能以游擊戰牽制大量侵華日軍，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據地內建設起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雛形，向全國人民展示了社會改革的方向。“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這一當年國內廣泛流傳的說法反映了戰時的人心所向。除了全國多數知識青年向往陜北，紛紛投奔延安外，連華僑領袖陳嘉庚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許多人都公開表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當年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主要是以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進行的，戰爭的進程和勝利本來為兩黨的發展都提供了機會，只是國民黨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機會，逃到臺灣后其史書多嘆息“贏得了抗戰卻丟失了大陸”。對整個中華民族而言，戰爭勝利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解除了民族存亡的危機，而共產黨的力量在戰時的發展又為戰后的民族復興創造了基本前提。
    全面看待抗日戰爭可以有很多視角。從中日兩國戰爭的角度來看，中國以“熬時間”持久抗戰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國久拖不決深陷泥潭，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便走向衰落。從中國革命的宏觀角度看，可以看到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國革命力量有了空前發展。經過8年全面抗戰，解放區軍隊發展到120萬，根據地從原來僅150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一隅之地發展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人口達1.3億。這不僅為奪取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積蓄了雄厚的力量，也準備了廣闊的戰場。
  抗戰勝利后，中國革命力量便同反動勢力進行了最后決戰，并驅逐了繼日本之后而想控制中國的美國侵略勢力，很快贏得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從而徹底結束了國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就此驕傲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建設的輝煌成就，已經雄辯地證明廣大中國人民在抗戰期間和勝利之后選擇共產黨的正確，抗日戰爭所書寫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業績也將永遠銘刻于史冊。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8期，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