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干部們在做什么？
編者按：上世紀1959-1961年，是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確實出現了許多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因此九十年代以來成了一個熱門話題。最典型者，是《炎黃春秋》副總編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均簡稱《墓碑》）一書，根據這本書的“歷史邏輯”，這場大饑荒，既與自然災害無關，也與蘇聯逼債無關，其根源在于：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毛澤東為“皇帝”的極權專制國家，實行毫無效率的計劃經濟，各級官員對“皇上”卑恭屈膝，對下魚肉百姓，遇到麻煩時只顧保官升官，說假話，做惡事，是全然不顧百姓死活的一群惡官酷吏，才最終導致了那場饑荒。加之楊先生“治史”長袖善舞，搜尋到了大量史料，畫出一張張圖表，列出一個個被采訪者名單，這就使“楊氏饑荒論”成為了當下的“中國六十年代饑荒史權威作”。
然而，這里卻有一個稍有常識者就很容易提出的疑點：如果把極權專制（包括計劃經濟）作為那場饑荒的不二理由，那么，后來被認為“極權”到極端、“專制”到頂峰的“文革”，即便不大規模地餓死人，至少也該糧食產量持續下降，人口死亡率大大提高吧？否則實在難以佐證出“楊氏饑荒論”的權威性。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與“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其結束的1976年，中國糧食產量從19453萬噸增加到了28631萬噸，增長了47%，人口死亡率從0.95%下降到0.725%；而且，不知在《墓碑》中高唱“制度決定論”的“楊權威”，能否再解釋這樣一個更費解的對比資料：現在常用的體現“糧食安全”的“糧食人均占有量”，在“制度最惡”的1966-1976年，為何會提高了13.9%；而在“制度最佳”（市場化推進最快）的1993-2000年，反而下降了5.3%？
這里，摘編者決不是想說“文革”怎么地“就是好”，改革怎么的“糟得很”，筆者決不否認那場饑荒的嚴重性，也不否認《墓碑》中許多史料的真實性。不過縱觀數千年來的“治史史”，被“治”出來的“歷史”，完全可能是兩個截然相反的東西：本來，它是由“1、2、3、4、5、6……”這樣一個完整的事件系列組成的，但總有那么一些人，或是精心選出其中“好”的“1、3、5……”，或者刻意選出其中“壞”的“2、4、6……”，由此，各自去穿鑿出自己所需要的或者是“就是好” 、或者是“糟透了” 這樣完全相反的“歷史邏輯”，然后卻又都要說：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楊繼繩先生，大體就屬于這樣一個對改革前中國歷史的“246（糟得很）主義者”。當然還要再說一遍（以免自己也要“135”或者“246” ），決不能說“楊246”寫的東西都不真實，不能說他羅列的洋洋灑灑的數字與圖表都錯了，但通覽《墓碑》全書，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閱讀資料時，煞費苦心選出來的都是“246”，王顧左右而棄之的都是“135”。因為，下面這篇《三年困難時期干部們在做什么？》，就描述出“楊246”很不喜歡的那時的“135” ：共產黨的干部與民同苦，艱苦奮斗，克服困難。
本文是從原四川省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在1960-1962年那段最困難的時期的會議講話、工作談話、電話記錄等等的原始記錄（注意：不是“官史”）中摘錄出來的。溫江地區是著名的“天府之國” 的核心區域，人民歷來衣食豐裕，但在1959-1962“困難時期”，卻發生了慘痛的“有糧餓死人”情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四川要調糧食救京、津、滬、遼等重要大城市的急，包括要救當時正在北京念書的楊繼繩的命。對于這一段歷史，《墓碑》一書中略有涉及，但也是“246”筆法，不唯閃爍其辭地避開了“四川緊急救助北京”（宋在《我對原溫江地區農業大躍進中的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的交代》（下文均簡稱《交代》）一文中說，溫江第一次組織調糧時，北京僅有三天存糧）這一重大事件，甚至把李井泉不愿過多調糧，說成是“在中央部門領導面前他爭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條件使他在毛澤東面前說大話，說假話”(p203，以下引文頁碼均為《墓碑》2009年第七版)，這與“文革” 中造反派編造的李“用四川人的生命換來一個政治局委員”，可算是異曲同工了。
需要聲明的是，《墓碑》一書曾數次提到過宋文彬，且說得多不是壞話，甚至是好話，所以編者對楊本無私人偏見。但可以相信的是，如果宋尚在世，也會同意摘編者的做法的，因為楊對那個年代干部的“246”（“糟的很” ）的描述，實在難以為一個當時親歷了與民同苦艱苦奮斗的老人（溫江地委當時要求各級干部與農民吃一樣定量，宋與許多干部因此也患過浮腫病）所接受；況且，宋早就為正視聽對溫江“大躍進放衛星”和“有糧死人”之事有過一個客觀的說明，即《交代》一文（本博中已全文登出）。
這里須說明幾點：首先，本摘錄是“文革”初期造反派要宋文彬交待自己的“走資派罪行” 時，請其秘書帥韌從自己的記錄本抄錄下來的，既非登報的“宣傳品”，又非“表忠言”，既無隱瞞需要，也不敢隱瞞，所以可信度是很高的。其次，因為本摘錄主要涉及的是四川溫江地區困難時期的情況，對于其他省、市及地區的情況不盡了解，所以基本不去涉及。復次，為了歷史研究方便，本摘錄完全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的。再次，原記錄本中提及的一些當時有問題的人，由于已是過去了的歷史，本文均隱去其真實姓名。最后，為閱讀方便，編者在不損害其真實性的前提下，進行了一些必要壓縮。由于是談話的原始記錄，一些話語有語意不確切的情況，還有一些話語背景比較復雜，在盡可能保持原來的語言前提下，編者都做了一些必要的交代或者解釋。而編者可以保證的是：這篇摘編絕非“135”、“246”那種東西。
最后，摘編者聲明：幾篇《附錄》及《后記》等，均為摘編者為進一步說明問題而寫，文責自負，與宋文彬無關。
一、困難開始顯現，抓“生活問題”成為工作重點
編者按：根據宋文彬記載，農業生產條件較好的溫江地區，最初出現嚴重饑荒是在1959年秋季，宋與各級領導當即已開始注意此事。雖然有廬山會議影響而不敢更多講及，但實際中則在著手解決。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要求各級領導“抓生活問題”，這與楊繼繩說的當時的共產黨干部只顧自己保官升官，魚肉鄉里，根本不顧老百姓死活，似相去甚遠。
1960年1月2日，常委會議上的講話
多種多收和少種高產多收相結合問題。多種多收的意義，既要擴大耕地面積，又要擴大復種指數。丘陵地區利用田坎搞成陡坡地，像梯田那樣種，可以擴大10—20%的面積。（注（以下“注”均為摘編者注）：“大躍進”時出現“浮夸風”后，一度強調提高畝產，認為可以通過高產實現休耕（包括“務實”的鄧小平在內，到1958年鄭州會議后還在催四川搞“1千3百萬畝‘萬斤田’” ），所以宋這里強調“多種多收”和“少種高產多收”相結合，而其實質，是要解決當時已經開始的糧食實際產量不足問題。）
小麥我不放心，派人下去具體檢查，到底有多少苗子，總得這樣一個決心，搞到三十萬苗以上。要立即布置，普遍檢查一遍，達到三十萬苗以上的有多少，不到、但現在正在分離可以達到三十萬苗以上的多少，分離不到三十萬苗以上的有多少，應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突上去。（注：根據宋《交代》一文，由于在1959年11月底已經發現糧食產量出現短缺問題，除了挖地區庫存解決燃眉之急外，增加產量是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所以需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突上去”，以防后患。）
……
組織整頓當中，劃為右傾分子1%上下，撤職，除此以外，還有5%左右有嚴重右傾思想的，讓他掛帥不掛帥的問題。出身貧苦，忘本，教育后痛哭流涕改正錯誤的，可以保留掛帥，出身富裕農民，一貫對社會主義不滿的，不能掛帥，通過改選做一般職務，這是組織路線問題。”（注：必須看到，在糧食出現問題的同時，還有一個要針對“反對大躍進”的“右傾”思想進行斗爭的問題，這無疑給工作增加了許多困難。這一點，楊繼繩講得倒是真話，當然，他本來就是要專講“糟得很”的一面。）
1960年1月5日，縣（委）書（記）匯報會
溝邊河邊地，每人平均1—1.5厘米，見縫插針地1—2厘米，合起來2—3厘米，最多4厘米，給社員。告周秘書長（注：指時任四川省委副秘書長周頤）（問問）可否，社員搞點小自由，種點煙，海椒、生姜、養點小家禽。正種面積管理區的，田坎歸生產隊，溝邊河邊地歸社員。
（你們去）問賈光后（注：時任省委副秘書長），早點（通知）下去，可種點春菜，煙等。
……
要把食堂問題提高到階級斗爭的高度來認識，是爭奪食堂領導權問題。整群眾最厲害的辦法，是把食堂的領導權交給敵人，這是當前最主要最緊迫的問題，誰抓到食堂領導權，誰就抓到生死大權，壞人抓到領導權，比什么辦法整群眾都厲害。……
……
1%食堂不好，就是五萬人的問題。一切的一切，歸根到底，歸到階級上去。
注：顯然，由于饑荒已經開始，在四川，解決糧食問題的“新政”已經開始顯現苗頭：
一是考慮給社員以“小自由”，在田坎、溝邊地、河邊地上做文章。做農村工作的都知道，在農村集體所有制下，這算是一種靠個人努力的救急辦法。
二是開始注意“公共食堂”問題。這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人們多未注意到，當時對于公共食堂，其實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食堂主要弊端是“大鍋飯”，劉少奇、朱德等持此種觀點；另一種則認為食堂主要問題在基層干部作風上，用現在話來說，也就是“腐敗”，毛澤東持此種觀點。宋文彬此時的觀點屬于后者，但這并不是“學習毛澤東指示”的結果，因為，此時毛澤東也才剛剛開始調查公共食堂問題，而非楊繼繩所說的毛澤東一味地支持公共食堂。
還要客觀看到的是，上述做法還是受到了當時政治氣候（廬山會議）的影響，所以一些干部不敢說真話，使問題解決被拖延了，這一點，楊繼繩的敘述，除了在穿鑿歷史邏輯上有偏見外，本身還是基本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1960年2月18日，縣書會議
……一，在工作方面突破薄弱環節，改變落后面貌；二，安排好群眾生活，是實現更大躍進的先決條件，那個地方生活好的，干勁沖天，情緒高，生產就搞得好。安排好生活是關鍵。（注：從宋的語言看，“大躍進”仍在影響著各項工作，包括被李井泉說是“想躍進又不敢躍進”的宋文彬，亦不能免。所以，楊繼繩說四川在出了問題以后繼續堅持“大躍進”錯誤，是李井泉的特產（p234-p246），其實不然，應該說是全國性問題，不過還是要肯定：楊對此的看法總的看無大問題。）
各縣不管有無問題，一定要來一次大檢查，一個食堂一個食堂的深入檢查，縣社區隊群眾都參加，及時發現問題，避免造成損失。各縣委隨時隨地都要開保票。有困難及時反映，幫助你解決。一個食堂不正常也不允許。每個食堂的情況都要掌握了。（注：到此時，缺糧問題已經暴露，“有困難及時反映，幫你解決”，是用地區掌握的糧食解決各縣群眾吃飯問題。但須注意：此時溫江尚未開始向外調糧，所以當時問題暫不突出。）
1960年春，縣書會議上
一年內領導干部不吃豬肉、雞蛋。高空、高溫、井下、產婦、病人、小孩加以照顧。機關吃糧和農村拉平，吃19斤。再和群眾一樣勞動。提倡艱苦奮斗作風，同甘共苦，以此為榮。關鍵在領導。埋頭工作，埋頭勞動，搞他十年，把四大指標搞上去。……
一個人儲備三個月菜，吃糧平均十兩（注：此處應為16進制的“兩” ）貿易糧，其余蔬菜頂，不堅決這樣作，就要犯錯誤。要求各級黨委百分之百堅決貫徹執行，誰打折扣，政治上犯錯誤，要講死（注：“講死”是“把話說死”的意思）。（注：已經開始壓縮定量，每人19斤糧食顯然已經是一個很低的量，而一年內領導干部不吃豬肉、雞蛋，就預示著上下都明白當時問題的嚴重性了。）
注：大多數共產黨干部在困難時期與群眾同甘共苦，這是“楊246”最不愿意讓讀者知道的事，在《墓碑》中全然看不到這方面的介紹。因為這與他描述的“惡慣滿盈”的各級官員，實在差之萬里。
無須諱言的是，當時的干部中，確實有楊所說的多吃多占，魚肉鄉里者。同時也要承認：即便是與民同苦，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多少還是有一點特權的，在宋文彬的《交代》中也說到，在下鄉工作的干部出現浮腫后，每月給他們補貼三斤黃豆。這里的問題是，楊對此大書特書，真真假假，給人以干部擁有極大特權的印象，就成了“246串史”了，因為，即便是有一點特權，當時也是極其有限的，要么，怎么會有那么多干部包括中、高級干部的浮腫？
此且不去多說，值得一提的是，“楊246”的一些揭露方式則頗為可疑。例如揭露李井泉“追求享受”，就引用了與李有深度個人恩怨的廖伯康所提供的材料（p220），即便有某種真實性，這種筆法亦為史家所不屑。順便要說到，摘編者之一在1984年因公聆聽過這位“李井泉罪行權威”廖某的一番豪言壯語，他說：希望中央拿人口只占全國1%的重慶做“改革試驗”，“失敗了也無關大局”。如果廖是楊繼繩要納入“246”的人，那么這番話多半要被翻譯為“重慶改革失敗，中國最多也就損失1000萬人，也沒什么了不起”了。對廖這種直到改革初期骨子里還透著“好大喜功”到不顧百姓死活的人，其對宿敵李井泉事后諸葛亮的“揭露”有多少可信度，就要打點折扣了。
還須注意的是，宋文彬上面的許多話，都是在溫江大規模向外調糧之前說的，調糧之后只是進一步把干部定量減到與農民相同的15斤，當時在他們那一級干部中，并沒有聽說“毛澤東不吃肉”一事，也就是說，對于一名地委書記來說，困難時刻要與民同苦，是一個無須上級要求自己就該明白的事。對宋的與老百姓“同甘共苦”，楊繼繩可能要言之以類似于毛澤東那樣的“造神者宣傳”（p628），然而，正是這種“宣傳”，讓包括宋在內的大批領導干部，也患上過浮腫病。
附錄一：做事不循道做人不厚道的楊繼繩
盡管我們說楊繼繩用“246法”研究歷史，但首先還是要肯定，他的確說了不少的真話。只是，他是在選擇性地說真實中的“246”，而不說同樣也真實的“135”，之后當然也就可以放心大膽地用“壞”邏輯，去穿鑿出當時共產黨干部是全面徹底地“壞”。
不過，《墓碑》一書是否都是真話，亦不無可疑之處。書中談到別的省的事，摘編者不甚了解，不敢妄言，而在寫四川的《天府饑魂》一章，一開頭就漏出了馬腳。楊想穿鑿出的“壞”邏輯是這樣的：因為毛澤東是一個皇帝，所以他去了四川就一定會是“皇恩浩蕩”狀，子民們就一定會是“誠惶誠恐”狀；因為子民們是誠惶誠恐狀，就要迎合“毛皇帝”的好大喜功，于是就一定會搞迎合毛的“大躍進”。所以，該章在一開始，就用了若干“事件”，描述出毛澤東的“王氣”所指下“子民們”的“誠惶誠恐”：
——事件一：在敘述毛澤東對“城墻文化”的批判后，書中道“（毛）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墻全部拆除。”（p180）
——事件二：在敘述了毛澤東不喜歡茶館后，“隨行的四川領導人心領神會，四川省的茶館一時絕跡”。(p181)
——事件三：毛澤東到耀華餐廳吃過飯后，“餐廳就把進過餐的地方設為紀念館，供人瞻仰。”(p181)
幸好摘編者都是老四川，對這些事都多少了解，為謹慎起見，又特別找了些老成都了解之，知道上述寫法帶上了作者過多的想象力：
——建國后，成都市城墻有過多次變遷，一直到現在都還有少許保留（例如現成都軍區所在地北校場），即便到“文革”結束時，仍保留不少，例如摘編者所在的樹德中學，就有一面墻是老城墻，到1969年老三屆下鄉時都還保留著。所以，說1958年毛澤東一句話之下城墻就被“全部拆除”，真不知何人能有此無中生有之“大變術”？
——成都人一貫有“坐茶館”嗜好，所以茶館一直興旺，除了1958年大躍進最忙時，和“文革”初期“破四舊” 時，各有過一小段停業外，從未“絕跡”過。60年代中期，賀龍等還特意體驗過“坐茶館” 滋味。楊用“一時絕跡”之詞語，既可含糊其詞地指“一段時間里消失”，亦可含沙射影地指“一剎那間，從此絕跡”，總之，此足以讓人們感受到“龍顏大怒”之后果，實在是高明筆法。
——摘編者“文革”中曾去過耀華餐廳，也問了去過的其他人，如果有《墓碑》中說的“紀念館”，那個火紅年代無疑要大吹特吹，然不知何故，去過者均不知道餐廳中有此“紀念館”，亦未“瞻仰”過。大概是該餐館員工“文革”中敢于不“誠惶誠恐”吧？
其實不難看出，上述“毛澤東皇帝相”描述，多半是出自一個叫做東夫的人所寫《川西大躍進紀實》一書，這是《墓碑》寫四川時引用得最多的一本書。據楊稱，東夫告訴他說：“書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經得起查證的”，于是就更是放心大膽地使用其材料。然而，東夫書中關于“身經百戰的傳奇英雄閻XX從來不講假話”，“資歷比他（李井泉）老的省長李XX就不買他的賬”之類的陳述，“文革”初期在清華念書、近年來更是異常關心GCD歷史的楊繼繩，不該不知道閻XX在小說《劉志丹》問題上扮演的尷尬角色，不該不知道李XX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不光彩歷史，僅此，被稱“嚴謹”的楊繼繩，在2008年寫《墓碑》第一版時，就有理由去對東夫的“經得起查證”多問幾個“為什么”，進而就不難查到宋文彬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為了澄清東夫種種錯漏寫的《交代》一文，但楊先生依然故我地堅持他的“246法”。——如此研史態度，又怎么“經得起查證”？
原以為楊只是不說真話，沒有想到他還是要不失時機地編造假話，這就不僅僅是做事不循道，而是做人也很不厚道了。
二、一邊救災，一邊探索新體制，
四川并沒有“楊246”說得那么“左”
1960年4月1日，討論會
過去高級社時采取三包一獎（注：“三包一獎”，是指包工、包產、包成本和超產獎勵的簡稱，是在集體所有制范圍內的一種激勵機制）辦法就可以了，但現在管區大了，不適應了，既要以管區統一分配，又要承認各隊差別，只有采取南充辦法。
承認差別采取三包一獎，在過去范圍小，采取過去辦法就可以；現在規模大，差別也大，只有采取這個辦法——南充的（辦法）（注：指在四川南充縣榮溪區試驗的一種“以產量定獎勵”的包干制，比過去以面積定獎勵的辦法，是更強調差別，這也就是下面要多次提到“榮溪經驗” ），既統一分配，又承認隊的差別，是進一步，退一步。（注：在5、60年代，所有制向“公”的改變，叫“進”；而向“私”的改變，叫“退”。）
1960年4月2日，討論會
在一個核算單位內，有懸殊，在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內各個隊付出同樣勞力的同樣報酬。以這個觀點，按榮溪辦法來計算，算來算去窮隊吃虧。這個問題是先平（均）了，挖富隊，填窮隊，又平加平減拿富隊照顧富隊，富隊也不滿，窮隊也不滿。而按勞動價值看，勞動創造價值不同，承認這個差別，這是客觀存在。按照榮溪辦法就是這樣。懸殊大劃片，也是對窮隊的照顧。按照榮溪辦法，窮隊不但沒有吃虧，還要增加收入。
1960年4月2日，縣書會
主席說，賠退只解決了一半的問題，克服平均主義才能解決另一半的問題。（注：編者不得不佩服《墓碑》的標題寫得之巧妙，例如《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p804），透出毛澤東表面要糾偏，內心則要“左到底”。在具體內容上，也不斷寫了這樣那樣的“兩面狀態”，例如毛澤東自己“唱低調”，又“希望”（這顯然是楊繼繩穿鑿出來的）要別人繼續“唱高調”（p808）；又如所有制不得不退讓，但又不能否定“一大二公”；再如，既要允許實行責任田，但僅僅當作臨時措施（p820）……這種表述，到底是彰顯共產黨的“反復無常”，還是客觀上表達出了一種探索過程，就只好去見仁見智了。其實，從這里講到的反對平均主義的實際過程看，毛確實已在注意克服之了，否則就無法解釋被認為“左” 到極端的李井泉，與毛同唱“低調”，在饑荒開始不久就要創造頗“右”的“榮溪經驗”。）
窮隊與富隊的矛盾在高級社也存在，那時范圍小，差別小，用原來辦法即可以解決，現在規模大，差別大，用原來辦法不能解決，先平后承認差別再照顧，這是原辦法，還是先承認差別再照顧，這是榮溪的辦法。扶持窮隊，不能削富隊。
* * * * * *
我們扶持窮隊，過去有個問題，即先進帶落后，把先進帶垮了。現在要（求）分的，大都是這樣的情況。
為什么這個問題鉆了半天，有個焦點問題。
一、隊與隊有差別，要不要承認？要承認。如果承認，要通過“三包一獎”來解決。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我們過去多年來用的，以面積定包工，一個是榮溪辦法，以產定包工。開始我也是主張以面積定包工，不主張以產量定包工，為什么？知道這方面有平均主義，但適當降低富隊指標，主要是先平后照顧，而榮溪辦法是先承認差別，后照顧富隊。這是第一步考慮的問題，一直考慮不通。（注：《墓碑》中《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一節有這樣的描述：“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東能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p1073）而這段宋文彬與縣委書記們的討論，以及下面要一步一步展開的思索，卻反映出許多象宋文彬這樣長期從事農村工作的干部的實際探索與獨立思考過程。這實在不象楊繼繩說的那樣，似乎共產黨干部在“左”的體制下，就必然個個會義無反顧地一“左”到底。）
二、由上引申出第二個問題，所謂吃虧不吃虧的問題。一個管區內有差別，我們所謂吃虧有一個概念的東西，即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內各隊之間付出同等勞動應得同等的報酬，不得同等的報酬，這就是所謂的吃虧。按級差地租道理在一個核算單位內有差別，付出的勞動一樣，而價值不一樣。有的同志說承認差別就不能按勞付酬，按勞付酬就不能承認差別。承認差別是隊與隊之間的問題，按勞付酬是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問題。承認了隊的差別，才能按勞付酬，否則不能保證90%以上的社員增加收入。
三、緊接著又引申了一個問題，除“三七開”供給部分，基本上各隊分各隊，這不是動搖管區所有制嗎？這要以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來研究這個問題。高級社比初級社進了一步，但高級社也有它的缺點（前面補充一點，過去辦法在高級社能用，為什么現在不能用呢？高級社時大百十戶，幾個隊，各隊二、三十戶，有差別，但不大，因此采取以面積定包工，再適當照顧富隊，問題可以解決；現在以管區為基本核算單位，幾百戶，范圍大，規模大，差別大，隊是原高級社，用原來辦法不解決問題，用現在辦法才行，加在“二”內）我們公社化，就是要解決高級社的缺點，但是我們企圖包起來解決（吃飯不要錢），這是群眾的要求（注：對于經常在農村作調查的宋，每天涉及到的都是農村的實際問題，他這里說“吃飯不要錢是群眾的要求”這句話，絕非空穴來風。所以，這對于深入研究公共食堂為何會出現，是一個啟示，而不要像“楊246”那樣把歷史簡單化），但受生產水平還低的限制，出現了平均主義。怎么辦？按現在辦法行不行？不行。那就要退一下，退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退回原來高級社？不是，還有一大二公，原來幾十戶，現在幾百戶，一個核算單位，有三七開，70%按勞分，30%供給。
注：根據“楊246”先生的描寫，四川饑荒時間持續時間長的基本原因，就是極“左”的李井泉統治下的四川，是全國實行的政策最“左”的地方。然而“楊246” 難以解釋的是，為何早在1960年初，四川就出了“包產到隊”的雛形——“榮溪經驗”？眼下一些熱衷于篡改歷史的人，除了立場所致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總要以現在的眼光去取舍材料，所以也就看不到李井泉也有“右”的時候。
這里真需要給“楊246”上一點點歷史課。“文革”中，李井泉被批判以“積極主張單干倒退，大搞資本主義復辟”，“揭露材料”中提到，李曾說過：“有些紅旗不太紅，如人民公社吃不飽就是不太紅”；“扶也扶不起來、拉也拉不起來的老落后隊解散它”；“包工到戶，一包三年”……，如此等等的“右派言論”，幾乎比比皆是。如果把這些“楊246”以為的“135”抽取出來，并連貫一體，是不是應該給李授一枚“改革先鋒勛章”才是？
非也，李井泉確實有“左”的一面，甚至“左”的時候還多一點，對此，在楊繼繩精心挑選出來的材料也有所展示，并非都是假的。宋文彬在《交代》中關于李在大躍進時的表現，也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一個人思想中有“左”的一面，不等他無時不刻都“左”，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地“左”，他完全可能有時又“右”起來。這種情況并不矛盾，因為這恰恰說明共產黨在解決經濟問題過程中，有一個曲折反復、艱難探索的過程。“楊246”史學研究方法的最大漏洞，就在于把GCD看成一生下來就壞透了的東西。——如是，又如何解釋中國會在共產黨、而不是別的什么黨手里，變成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人民公社是聯合經濟組織，下面是基礎，它是一級又不是一級，就政權來講它是基礎單位，就經濟組織來講，它不是基礎，大隊才是基礎。公社又代表著全民，又代表著集體，但這兩方面都不完備，這個性質聯系到一系列問題，不能平調，不能管得過死，黨如何領導等等，總之一句話，不能以領導全民的辦法領導集體經濟。
附錄二：一個偽命題：建國后就該搞市場經濟
“吳市場”敬璉等人，最近總在喋喋不休地嘮叨：中國建國初期就應該實行市場經濟，而不要搞計劃經濟。《墓碑》一書中雖然沒有直接這樣說，但無疑是持這一觀點的。
這是一個缺乏歷史常識的偽命題。考察一下三年困難時期的體制探索過程，就不難看出這一點。
的確，在困難時期出現了“三自一包”等改變生產關系的措施，但最終未能走上“聯產承包”之路。這在今天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是這里有幾個難題：
第一，當時完成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只有四年時間，離推翻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三座大山”時間還很近，當時就要多數人接受“倒退”，實在不易。到改革開放開始時，計劃經濟的反面教訓已然很多，那時提出改革本來似乎很自然，尚且有很多人想不通，要求60年代甚至50年代就去改，無異于妙想天開。
第二，中國長期滯留在“農業周期”，農業生產力低下了數千年，都證明了土地私有化是萬惡之源，這不僅從30年代國民黨十九路軍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時搞的“計口授田”（即按人頭平均分地）可以看出，還從國民黨到臺灣后搞的土改得到了證明。土地問題，也是導致中國歷史上無窮無盡的戰亂的一個重要根源，所以，困難時期將包干到戶進行下去——這離退回土地私有制只有一步之遙，是當時的多數共產黨員所難以接受的，可能除了楊繼繩這種“事后諸葛亮”外。
第三，還要看到的是，1960年離建國只有十一年時間，階級對立面還存在，不管后來的人怎么說那種對立怎么地不合理，對于經過了30多年階級斗爭的共產黨人和反對階級之間，無疑還保留著仇恨。所以，對于“倒退”問題會極度敏感，亦在情理之中。
可見，“包產到戶”改革，至少在60年代，還遠不像“吳市場”、“楊246”等人說得那么容易，而確實象鄧小平所說，是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而宋文彬在地委和縣委書記討論會上提出的各種疑問、問題、矛盾、困難……才真實地反映了這樣一個“艱難的探索” 過程，要了解真實歷史，倒是值得認真去讀一讀這種最原始的資料。
三、為了“顧全大局”，干部必須也作出犧牲
1960年7月3日，郫縣
宋講：“機關干部，除過（注：山西口語“除了”的意思，后同）守門面以外，通通下，連管區干部一掃光，不能遲到早退，到困難的時候，干部不帶頭沖鋒陷陣怎么行？城鎮人都集中下去，除留門面的外。農村勞動力要向主要戰線集中，公社企業、廠子，通通停辦，突擊薅秧。公社干部吃飯都在社員食堂吃，檢查先到群眾再到干部。”（注：楊繼繩對度過難關的原因分析中，故意漏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宋文彬這里所講的要求干部“通通下”，和后面要反復提到的“干部與群眾同甘共苦”，如果沒有這一點，靠什么“政治鎮壓”、“消息封鎖”等，是斷然解決不了問題的。）
1960年9月某日
給家里（注：指地委）打個電話。……整個蔬菜要很好抓一下，拼命種，多多益善，集體種，個人也種，田坎、邊荒，生產隊種不了的，下決心劃一部分給社員，種得滿滿的，糧少菜多，使群眾吃飽，糧食十五兩不能超過（注：原文如此，疑為“五兩不能超過”），要大抓蔬菜，到處種得滿滿的，而且種一季早熟蔬菜。”（注：與糧食相比，蔬菜是速生食物，而且又不影響上繳，這就是困難時期“瓜菜代”產生的背景，如果不是干部“通通下”調研，不是高高在上，就在那里禍害百姓，肯定是找不到這個克服困難的重要辦法的。）
1960年11月4日，溫江縣書匯報
（車逢宏（注：時任溫江縣委書記）：“一個管區派一個吃國家飯的管糧食。”）
管生活的書記兼糧食局長，一個管區派一個人。抽調一批優秀的干部專門管糧食，樹立對立面，兩根線。不然，生活我管，糧食我不管，結果管不好。（注：宋經常在基層，說話中口語很多，此話的意思，有點類似于現在的“兩手抓”，指管糧食的干部不能不管生活。）
專門尋個辦法，下這個決心，從下放干部中，專門挑選一批好的，經過訓練，專管糧食、生活，縣委和公社黨委，都要有一個書記專管生活。
這次代表會，XXX的（問題）搞透沒有？這是個代表人物，資產階級思想，陽奉陰違，弄虛作假，欺上壓下，貪圖個人享受，不顧群眾生死。身上反映的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識別出來要吃虧，如果未搞透，再來一次。現在有些人對這種人識別不出來，有的識別出來和平共處，這不是右傾是什么。不止一個XXX，都要識別出來，壞事就壞在這些人身上。（注：這看似是一個“欲加之罪”——將腐敗與“右傾”掛鉤，但當時確實有一些干部脫離群眾，只顧自己享受，不能不嚴加懲處。）
蔬菜、淀粉（注：即細谷糠，當時作為充饑品。后同）有9%的管區未搞起來（注：當時“抓生活”已抓到91%，如果能達到100%，又要少死一些人。此亦可見當時形勢已相當嚴峻），立即搞起來。這些未搞起來的地方，不是官僚主義就是手足（腳）不干凈。回頭檢查一下，凡是那個地方蔬菜、淀粉未搞起來的，就是他們吃高標準的。這10%要下死命令解決，不是手腳不清，就是官僚主義，這些地方就搞得有小灶，他們吃飽了，不管群眾的死活（注：從上述種種嚴厲表達可以看出，在困難時期，干部問題中的最突出者，其實，就是“多吃多占”這種腐敗，也是后來“四清”中最初清查的重要內容之一）。
不好的地方立即挑選一批干部去把生活抓起來，在那里住，在那里當事務長（注：指當時的“公共食堂”的經濟管理人員），要對黨忠誠的。這些地方一個食堂派一個干部。”
1960年11月4日，郫縣縣書匯報
征購尾欠免了（郫縣的），生活按自己掌握糧食安排，四個“三八線”必須守著（半斤糧，二斤菜，二兩淀粉，一定數量的小球藻（注：一種速生的藻類植物，當時作為充饑品）”。一部分半斤細糧不夠，但有四兩淀粉，或者二斤紅蘿卜也可。種籽要全部退回去。還有社辦工業用糧，一如實報，不準隱瞞；二開支要經過審核批準，不經批準不能動用，動用以貪污論處；三多余部分全部交回。城市供應很好研究，可適當壓縮，供應地區的人口要核實。減征購宣布了，自己安排生活，好的搞生產，節約過日子，精打細算，保證群眾吃飽吃好。總之最低“三八線”要守住。（注：對食品供應宣布“三八線”一事，是在省委重慶會議中告知溫江，中央要四川調糧救京、津、滬、遼等地之急之后。此時，情況已經進入了最緊急狀態。）
組織問題，一種是對社會主義不滿的富裕農民，掌握了領導權，或者出身貧苦蛻化變質，或者地富反壞混進來。地富反壞堅決清洗，富裕農民或蛻化變質的非換掉不可的，采取改選辦法，個別民憤很大的才撤職，生活搞得不好的地方，派一些好的干部當事務長。
你（注：指郫縣的縣委書記）的毛病是抓不到綱，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是兩條道路的問題，去年主要反映在體制上有右傾倒退，今年主要反映在管理區掌握糧食斗爭上，在干部上反映，一種干部不做艱苦工作，貪圖個人享受，陽奉陰違，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以個人得失為出發點。（你的）缺點是對這些東西嗅不到，因此領導沒力。好的要認真總結他們的經驗，樹立旗幟，壞的要堅決整，剎他們的歪風。
1960年11月5日，電話會議
……農產品收購情況很不好，按現在情況很可能完不成任務。今年秋收以來打了兩仗：一統糧，二油菜，現在是收購農產品，面積越來越少，產量越來越低，刮右傾風，刮低產風，富裕農民思想作怪，想多吃多用，不想給國家，性質就是這樣一個性質，就必須和糧油一樣打一仗，主產區責成第一書記親自抓棉花、花生和其他農產品，一天抓三次，15號以前全部拿起來。……（注：此時，省委關于貫徹中央對四川“過度調糧”指示的會議已經開過，收購已成為重大難題，而從宋這番講話可以看出要“犧牲局部”矛盾之尖銳。）
1960年11月15日縣書會總結
……
（三）安排群眾生活。征購邛崍短700萬，全部減了；大邑短500萬，也減了；郫縣短700多萬，也減了；華陽短1100萬，減600萬；我們短國家2300萬，崇慶多賣1000萬，彭縣多賣300萬，銷售各縣自己安排，可節約點，自己解決。灌縣多交了300萬，拿給郫縣。我們還有3200萬，做后盾。（交國家的）要堅決拿上來，（安排群眾生活的）堅決拿下去。
具體安排生活四句話：
1、低標準，半斤貿易糧“三八線”要守住；
2、瓜菜代，代用品至少二兩，蔬菜二斤；
3、粗糧細吃；
4、干部和群眾完全一樣，和群眾通通拉平。（注：不難注意到，干群一致，是處處都要講到的話。楊繼繩關于干部是否與民同苦，從不做正面介紹，倒是在《關于“毛澤東不吃肉” 》一節中處處暗示：所謂“與民同甘共苦”純粹是一個“神話”。（p626））
二條要勞逸結合，不打夜戰，八個鐘頭的睡覺必須保證，誰也不準侵犯，放假男的半月一天，女的半月兩次。
附錄三：“楊246”繼承造反派未完遺愿痛批李井泉
《墓碑》中有一段的標題是《四川省的饑餓時間最長》，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李井泉……（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糧食不能掌握在個人手里，堅持辦食堂），正是四川饑餓時間長的根本原因。”(p202)對于此事，楊繼繩的“246治史筆法”，可以說是發揮到了“神來仙去”的最高境界。
根據一些老人的判斷，即便有大躍進對農業生產力的破壞，溫江（注意這里是“天府之國”的核心區域）本來是餓不死人的；而且，只要溫江不往省外過度調糧，就可以解決四川其他許多地方的缺糧問題，四川也餓不死那么多人。與1958年相比，1960年全國糧食產量下降了28.2%，而同期四川則下降了40.4%（此事與鄧小平有直接關系，待以后行文介紹），即便如此，四川占全國糧食比重仍有9.3%，比人口比例10.4%低得不算多。所以，從根本上講，四川饑餓時間長，與四川李井泉本人當時所作所為，并無太大關系。
注意一下宋文彬在《交代》中的這樣幾段話：
“（在1960年冬研究國家調糧的四川省委的重慶會議上）……省委意見，農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糧。我和其他一些地委書記的意見是，農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糧留口糧。李井泉同志說：農民留多了，國家過不去。我說：農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糧留口糧，不僅生產不容易恢復，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來。李井泉同志說：問題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滬、遼，出在成都、重慶，還是出在你們專縣，出在京、津、滬、遼是全國性的問題，出在成都、重慶是全省性的問題，出在你們專縣是局部性問題。”
“有的地委書記建議，把我們四川的情況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況，少調四川的一些糧食，我們好安排群眾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說：我們已反映了，而且話說到這樣的程度，多調一億斤糧，多死多少人（具體數字記不得了）；中央還要調。”
“就在這個會議（注：指四川省委在重慶召開的傳達中央要求四川外調糧食的會議）期間，中央來電報說，北京只有三天的糧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內運五百萬斤糧食到北京。省委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溫江地委完成。我計算了一下時間，只有新都縣火車站倉庫的糧食，動員于部、群眾連夜搬運才能趕得上，又把這個任務交給新都縣委完成。在這種已經造成全國嚴重缺糧的局勢下，只好局部服從全局。”
從上述介紹不難看出，四川如果不往外省調糧，許多地方都可以給農民留人均一天一斤的原糧——這無論如何都是餓不死多少人的定量。所以，調“過頭糧”導致后果之嚴重性，上下都明明白白。事實上，1960年調“過頭糧”后，四川糧食產量占全國的比重，很快就從9.3%下降到1961年的7.8%的歷史最低點。而在少調糧后的兩年（1962、1963年），體制還是那個“壞體制”，領導還是李井泉那些“壞領導”，四川糧食產量的比重卻上升到9%、10%。可見，楊繼繩的所謂的“根本原因說” 實在經不起推敲。
特別有意思的是，楊繼繩從右的角度批李井泉之“左”，與“文革”中造反派從左的角度批判李之“右”，竟然有異曲同工之妙。下面是“文革”中《李井泉在農業戰線上的黑話》一材料中的摘錄：
（李說：）“生病，死了些人……出這些問題，主要是去年……要支援全國、支援中央而出現的。”
（造反派對此的按語是：）“李井泉竟把因生產下降而出現的疾病和非正常死亡現象的責任，推到黨中央和毛主席身上……”
（李說：）“中央要人找四川要，要糧找四川要，要錢找四川要，連木頭也找四川要。”
（造反派寫的注腳：“（這話是）在一次會議上大發雷霆時說的。”
不知楊繼繩在寫李井泉對四川餓死人的“特殊貢獻”時想過沒有，他的觀點，與三十年前造反派居然會如此雷同。而這兩種“246筆法”的共同之處，當然也是最精彩之處，就是一筆抹掉了導致四川餓死人的最重要原因：向外調“過頭糧”。而這，甚至也是四川廣大群眾和干部長期形成的看法。——這就是李井泉的可悲之處。
這里須誠懇地提醒一下經歷過“史無前例”的“246”先生：“文革”時造反派曾掌控了全部檔案資料，并據之“深入揭批”了李井泉及其他《墓碑》中涉及到的那些“極左”官員們的種種右的言行，而按“楊246”的標準，這些當屬“135”之列，因此完全可以得出一個“改革派”的李井泉。就此一點，希望“246先生”在將來出版他的《墓碑》的第N版前，還是老老實實地做一點“文革”資料的功課，免得詒笑大方。
四、困難中還必須狠抓“干部腐敗”問題
注：《墓碑》中寫得最多，也是最駭人聽聞的，就是困難時期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種種惡行：貪圖享受，貪污腐化，多吃多占，吊打捆綁群眾，甚至逼死人命，搞到各地折骨而薪，易子而食……一言以蔽之：GCD的罪惡謦竹難書！
勿庸諱言，無論楊繼繩所說的這些現象數量是多是少，都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因為封建帝制時期、國民黨時期遇到饑荒時情況更惡劣，就原諒之（這無異于五十步笑一百步）。所以，不承認當時干部問題嚴重，又屬于一種“135”筆法了，與“楊246”無本質區別。
不管是“246”還是“135”，其問題之所在，就是站在某一“立場”上去敘史。應該看到，三年困難時期，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歷史現象，而楊繼繩用他半瓶子醋的經濟學知識，做了一種“平面” 解釋——以今日之“最先進標準”，去衡量舊時之情況，得出了一些奇形怪狀的結論。關于這一點，將在《附錄四》中將專門討論。
1960年12月5日省委三干會溫江小組會議
一、我們的情況估計問題。……具體分析三種情況：一種是好的，例如三江，這是代表，這個同志們報的公社總數是314個，好的103個，占32.8%；二種是基本上好的，問題還比較多的，例如清平，這類155個，占47.8%（注：應為49.4%）;三是問題多、大、嚴重的，里面又有各種類型，有61個，占19.4%(注：這幾處的數字均有些出入，原因尚不清楚)。大體是三、五、二。……第三類，情況再進一步分析，總的講問題多、大、嚴重，但有三種不同情況，例如紅光公社，“共產風”一直在刮，二種例如XX公社，公社化初期“一平二調共產風”，去年算帳大會糾正當中，又搞右傾倒退，去年冬天反右傾倒退回來又刮共產風，即左、右、左。再一種如廣漢新豐，民主改革不徹底，地富反壞蛻化變質分子鉆進來，掌握領導權，進行階級報復。就這三種情況你們考慮，情況不同，問題的性質也不同，這是很重要的。……情況錯綜復雜，有的什么都有，比如說紅光，“共產風”一直在刮，右傾倒退未發現，而違法亂紀很嚴重；又如柑棒，思想問題肯定有，不純問題有沒有？新豐則思想作風、兩條道路、民主改革不徹底三種問題都有，但主要是民主改革不徹底。而從結果看，都是很壞的。（注：以現在一些人的觀點看，這種“問題分類”似乎很無聊，他們會以為，只要不搞階級斗爭，一切都是多余的。然而不能忘記的是，那個年代距解放僅僅過去十一、二年，確實有一些被剝奪者對新政權懷有仇恨，確實有蔣介石特務竄犯大陸，確實有美國在那里與中國為敵……這些都是難以掩蓋的歷史事實。所以，那時并沒有“階級斗爭應該不應該搞”的問題，只有面對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怎么做更加合理的選擇。縱觀宋文彬關于這方面的談話，當時能夠分類對待，注意政策，就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了。）……
二、“五風”都是歪風，兩年來中央、省委一察覺就糾正，從全國講就是鄭州會議，全省講就是重慶萬人大會，我們來講就是各縣五級干部會議。（注：楊繼繩有一個很美妙的觀點：認為當時的根本問題不在基層干部身上，而是體制問題。這就使人們會反過來問：如果體制問題一時不能解決，是不是就不該抓干部問題了呢？推而演之，封建帝制是吏治腐敗的根本原因，那么，是不是要等到建立現代民主憲政國家才去解決問題呢？再推而演之，美國以其“最完美的民主”，選舉出了經濟上持續新自由主義而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社會上留下一個百孔千瘡的醫療體制，政治上犯伊戰錯誤的布什總統，這至少說明美國的民主制度不是“最美妙的”，眼下甚至一時還無法“完善”，那么，是不是要等到“完善”后再根本解決“根本問題”呢？這種歷史觀，就是一種“平面”思維：以最先進的標準去衡量歷史。而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了歷史。）
1961年1月14日，縣書會
紅光管區開始主要說“五風”嚴重，不知死了那么多人。原社干部周桂林、蕭紹群未揭出什么問題，后來發現死人多，又連到XXX問題，群眾沒飯吃，他們開小灶，兩個月吃肉六百斤，另外對群眾帶小偷帽子，捆綁吊打，這段權力是XXX，周桂林無實權，成了“民主人士”。又進一步揭，蕭紹群土改積極分子，建社蕭、周各任支書和社長，到58年組織是好的，工作是好的。而紅光問題是58年秋季開始變的，一個是“五風”，恰在這時紅光的領導成份就開始變，XXX直接間接整死七個人，他住五、七隊，是最壞的。X死在那里，開會也不到。以后XXX又兼了管理區主任。前冬XXX當支書，實權完全變了。一隊長鐘發田是好的，被打擊下去，如果紅光情況是這樣，不會是作風問題，而是階級問題，則要放手發動群眾揭發，堅決斗。（注：在這件事情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楊246”書中引用的東夫資料里，紅光管區的“問題干部”的姓名，與這里的幾乎是完全不同。凡此種種，東夫“每一件事都經得起查證”的材料到底從何而來，就應該有了疑問，他也就應該去“查證”一下，時任地委書記當時的材料，為何會與從東夫那里得來的會不同。另外，《墓碑》中關于郫縣“放衛星”一事的描述，李井泉、閻秀峰、宋文彬、郭嵐等重要角色都出場了，卻少了一個時任郫縣縣委書記的劉致臺，而在宋文革中的有關“檢查”和《交待》一文中，甚至在東夫的書中，劉都是這個事件的一個核心人物，這是否也被楊先生“135” 掉？只有他自己心直肚明了)。
運動中查明是處理錯了的干部，要恢復名譽職務。（注：一邊運動，一邊糾偏——這就是那個“探索時代”的特點。）
在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殘余勢力與農民的矛盾，他們篡奪領導權，搞破壞，因此這些地方的迫切要求是奪取政權。性質一肯定以后，一開始就揭蓋子，把壞人搞掉，把權奪回來。
1961年1月1日，縣書會
確實有這么一些干部，不是地富反壞，也不是蛻化變質，腐化墮落，這方面材料也不充分。說他們是搞右傾倒退，也沒查出他大退。但是有一條，工作、生產、生活里面的問題，他不解決，使問題一個一個積累成堆，垮下去了，他認為不是工作問題，而是公社制度問題。要讓他講啊，有些是公開反對公社化，有一種是既不擁護也不講，如XXX一樣。從表面上看也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是中間派，實質上是右派。（注：可見，“根本原因在體制論”，不是“楊246”們的新發明，早在上世紀60年代的基層干部中就已有之。可惜這種“平面史觀”是沒有實際意義的，空想而已。）
1961年2月中旬，電話會議
二，整風整社。第一批三類社領導權基本解決了，該斗的斗了，該捕的捕了，該集訓的全部都集中了。第二批也展開了，中心是賠退，有幾個問題講一講：（1）重要意義，貫徹中央十二條，中心是徹底糾正“共產風”，關鍵是堅決賠退。“共產風”是對農民的剝奪，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我們只能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采取剝奪的政策，對勞動人民任何時候也不能采取剝奪政策，否則將破壞生產力，影響工農聯盟。主席把這個問題講得很嚴格，違反馬列主義原則，黑手起家，土匪行為，要堅決糾正，徹底賠退，意思是把剝奪了農民的給農民，傾家蕩產也得給。（2）有劫財難舍，不愿賠退。看來不經過一場斗爭是不行的。有三場斗爭：一場奪取落后社區隊領導權斗爭，已取得巨大勝利；二場賠退斗爭；三場是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注：同時要糾“左”與糾右，而非“一左到底”。）……
1961年2月19日，電話會議
今天開個緊急會議，專門講小春生產問題，今晚十二點以后，李政委打了一個電話，省委派了12個工作組到我區各縣，檢查小春生產，匯報小春生產很不好，今天我到大邑韓場看了一下，生產壞透了，公路上看，土地成片未種，九千多人，二萬六千多畝土地，只種了40%的小春，60%未種，而且已種上的未中耕。小麥好的打過二、三百斤，一般百把斤，不好的幾十斤。一千多畝油菜沒啥收成。小春下來，種籽一留，征購一完，基本上就完了。為什么這么壞的情況，XXX（此處不清），精神面貌也不好。毛豬還有1500頭，每戶不到一頭，肥料無X，耕牛800多頭，每頭負擔70多畝（黃牛），田也耕不過來，這么壞的情況從來沒有過。整風工作團是高山負責，曾書記不到一月前去過，這么嚴重的情況，既未采取措施改變，也未報告。這天沿路看的就不止這一個。從大平到方興都不好，到順江看基本上種上了。從黃水到溫江好的少，壞的多，發現一個大的落后片。一根“扁擔”擔兩個“包袱”。扁擔——從武隆到白家，包袱——成都一面，華陽、白甲、黃甲，新津普興、金花、溫江、黃水、中心、集體，沿川陜路十幾個公社；大邑那面，安仁、三岔、韓場、重義，邛崍冉義、平馬等，反正是個大包袱，情況很嚴重。其他地方怎么樣，請各縣立即加以檢查，把情況搞清楚。
怎么辦？搞一個加強小春田間管理的突擊運動，立即張開，搞得轟轟烈烈，熱火朝天。干部全部下去，親自掛帥，出馬上陣，帶領群眾去搞，今天運動就搞起來了。（注：用“運動”的方法搞生產，今天看起來有點可笑，其實在當時一點也不可笑。經過大饑荒，勞動力減少，干部精神狀態差，出現這種狀況不奇怪。關鍵在于怎么辦？是等待那個二十年后才可能出現的“體制”，還是積極想辦法？顯然，按照“楊氏史觀”的前面一種美妙設想，只能是一種空想而已。）
關鍵，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親自出馬上陣，帶領群眾去搞。整風整社，糾正“共產風”，留少數幾個人算帳賠退，其余一律下田，大白天不準開會，晚上用個把鐘頭檢查，研究工作。
常委開了三鐘頭的緊急會議，地委除留下一個搞工業的以外，其余全部出動，每個縣兩個負責人，落后的三個人。宋去擔扁擔，張到華陽，楊到大邑，其他下去的主力到主攻方面去。這是用實際行動一掃而光，不但到前線去指揮，而且參加戰斗，戰地正風，橫掃“五風”。
要求各縣委、社區隊通通這樣操作。一面生產，一面賠退。屁股住到落后片、點，并帶上自行車，橫沖直撞（注：川西平原農村居住分散道路狹窄，此話意思是不管路好不好走都要去），了解全面情況。
緊急動員起來，現在緊張生產，否則以后緊張肚皮。
注：需要再三強調的是，無須諱言，困難時期，干部中確實有《墓碑》中說的那種貪圖享受，貪污腐化，多吃多占，吊打捆綁群眾，逼死人命，這對于克服困難帶來了阻力。
而《墓碑》一書的特征，就是將所有最壞的狀況集中起來，于是給人一個感覺：在整個困難時期中，這種極端的惡行，似乎是當時干部狀況的主要方面。
這就違背了一個基本常識：如果真是這樣，能度過那個難關嗎？如是，GCD早就該垮臺了，所以，楊的鋪張敘述，不可能是當時干部狀況的主要方面。而宋的談話，則顯示了當時干部的主流的真實狀況：面對客觀存在的問題，努力消除腐敗，振作精神，千方百計，度過難關。
1961年2月29，對郫縣
這個期間壓了你們幾個問題，主要是干部作風問題，要從你們縣委起，來一個大轉變。具體講三個問題：
一、老老實實，情況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有問題就是有問題，問題小就是問題小，問題大就是問題大。絲毫不要講假話。（注：按照《墓碑》的描述，一個地委書記應該只知道阿諛奉承，諂上欺下，是決不可能說這種話的。）
二、和群眾打成一片，絲毫不要脫離群眾，堅決做到“四同”，脫離群眾的事就不干。（注：這是一次又一次講到的基本狀況，不斷告訴我們“楊246”確實在閹割歷史。）
三、做艱苦工作，具體要做到三條：
（1）作風大變；（2）工作大變；（3）政治風氣大變。做到三條有個過程，要盡量縮短。
又有三條：
1、時時刻刻歡迎反映問題，有問題不反映，倒是要批評。
2、實事求是，下面匯報又信又不信，然后自己下去了解情況，和匯報一致，是老實的，要鼓勵，哪怕他們反映的問題很嚴重，幫助解決；如反映出入很大，抓住批評。（注：從這里及后面多次要談到的可以看出，當時已經十分注意防止說假話的問題，而非“楊246”說的當時到處都是說假話者。）
3、干部多吃多占的壓到（注：口語，“強制”之意）退賠，從縣到公社一律這樣。每次開會都講這個問題，講上若干次，若干時刻，作風轉變了，就不講了，特別是先進地區更要注意這個問題。羅仕發（注：當時的一位基層上來的模范干部）的態度是好的，生產拼命搞，分配寧估99%，不估100%，這是兩回事，而我們前一段混為一談。……
1961年3月1日，地委支農會議
全區壓（縮）十萬人回農村。
1、工交壓32000，占三分之一。
2、財貿按剛才講三條措施，壓一、兩萬人。
3、文教，按廣漢辦法，壓二、三萬人，加農中教師8千人。
4、社辦工業，廣漢辦法一社50人，共壓16000人，按過去高級社時辦法，農忙生產農閑搞。按這個精神，壓10—12萬人。
58年大躍進以前，我區標（準）勞（動力）150萬個，年產44.5億斤，每勞產3000斤糧食，我們今年計劃增產4億斤糧食，壓10—15萬個勞動力回去，即四億多斤，而浪費勞力的現象到處都有。
1961年3月3日，研究調勞動力問題
不準買什么搭配什么，或者拿什么來才賣什么。下死命令，今晚停止這樣辦。
再強迫搭配東西，今天下命令，明天派人檢查，再發現，即執行紀律。（注：解決糧食問題，壓縮非農人口是一個重要條件。撇開用以充實“246”邏輯外，《墓碑》中對此事描述的本身，還是基本客觀的。）
五、上下一心，努力度過最艱難的階段
1961年3月22日地委擴大會
……
一、生產渡荒。……三年大躍進，大家看的清楚，兩年大災害，就體會不深刻，我們要多拿糧食支援國家災區，影響是三個情況：一個是我們吃低標準，每人半斤；二吃的低標準節節糧；三沒有儲備。為什么要給同志們講清楚我們吃的低標準、“節節糧”、沒有儲備，目的是要弄清楚家底，扎扎實實做好工作，把全區幾百萬人的生活搞好，不要脫節。我們對國家的征購最好多拿一點，支援重災區，至少也不能少于去年。現在發現有的同志有這樣的念頭，打國家的主意。地委反復考慮，大有大的困難，小有小的困難，國家有困難，我們也有困難，要局部服從整體。最近一段，我批評了幾個同志，通不通反正是批評了，情況估計足，工作中扎實，日子可以過。現在估計不足，工作不扎實，情況就那樣發展下去的時候，那要出問題，看得清清楚楚。現在嚴格批評你們，免得將來犯錯誤。現在工作是一點點漏洞不敢出的，因為吃的低標準，“節節糧”，沒有儲備。要把工作做好。
（1）當前生活安排。地委掌握的糧食全用光了，重慶會議省委給了我們5500萬斤，在上一次工業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全部拿下去了。重慶會議各縣報的糧食差1300多萬斤，拿了1300多萬斤，回來后兩次解決的飼料拿了900萬斤，有3200萬斤左右，上次會議做種子全部拿下去，現在X（寬？）了。分配這個糧食是一舉三得，并且里面有活動性，靠各縣做好安排。首先解決種子，不夠20斤的通通補夠，紅苕按150斤補起來。這樣把種子解決了；二是解決春耕開始，每人加二兩糧食，一筆糧食兩筆用，即種子中有不飽滿的，把它煽（注：四川農村使用一種將癟的稻谷分離出來的木制“手搖風谷機”）出來，可煽20%，就是四斤，16斤就做純種，4斤解決加二兩口糧，壩子（每人）96兩（注：四川把平地叫“壩子”，這里指溫江平原地區每人每月供糧），一天三兩可吃32天，接上小春了。紅苕地區按150斤留的，下種的可選一些不好的、爛的種子吃，早下種，撥專用化肥催芽，早割一道藤子（注：這一段指種紅薯過程中，多利用一些可吃的紅薯藤）。三是有些地方生活安排差幾天，（要）我們格外拿糧食沒有了，有這個問題的地方，不下田的加一兩，下田的加二兩，把不下田的糧食拿來解決差幾天的問題，如果還不行，不下田的不加，下田的加一兩。如果還不行，就大搞瓜菜代。是這么個精神，再說一下，請各縣要好好安排，結果勉強能過得就勉強過了，實在過不了的，再專題報告，我們再想法幫你們解決。地委精神同志們都清楚，除非不得已不向省委要糧。另一方面，你們想盡辦法還不行的，報告地委設法解決。各縣的工業用糧也可以擠點出來，比如城鎮供應指標下勞動力比原來時間和數量都少一些。還有些公社口糧留到五月底的，可以遲十天就加上去了，如似新民社的情況，都可以采取這個辦法，要會過窮日子，大少爺的辦法是管不了家的。（注：從正常供給，到利用種子，到雜糧安排，從勞動力到非勞動力，從條件好的地區到不好的地區，從下面自己解決到上面幫助，一筆一筆地算糧食如何安排的細帳，甚至連從20斤種子中扇出來的幾斤癟籽都要算進來，真可謂挖空心思，絞盡腦汁。無此，當時斷然是克服不了那么大的饑荒的。這些，都是“楊246”很不愿意、也很害怕讀者知道的。）
……
1961年5月22日，在清平公社研究食堂問題
一、要進一步宣傳政策。食堂真正按群眾意見辦，愿意參加的參加，不愿參加的即不參加，什么時候參加就參加，什么時候不參加就不參加。全家人參加，還是部分人參加，都可以。辦什么樣的食堂，以隊辦，林盤辦，作業組辦，院壩辦，完全由群眾自己討論決定，干部不要干涉。食堂垮了對人毫無責任，各按各的意見辦，參加食堂不參加食堂都光榮。在經濟上完全一樣對待，完全平等，糧油肉菜鹽完全一樣。糧食分配到戶。（注：“楊246”根據1959年5月11日李井泉給毛澤東的一封中說到有些農民不愿解散公共食堂的信，就說李對公共食堂“情有獨鐘”。而從宋5月22日說的“宣傳政策”的話看，“真正按群眾意見辦”，“完全由群眾自己討論決定，干部不要干涉”，其實四川省委的態度是很清楚的，而中央正式通知是6月會議結束之后。所以，“情有獨鐘”，其實是楊的一種“李井泉246”歷史邏輯的穿鑿。從策略角度講，四川采取的“完全按群眾意見辦”，是一種過渡辦法，即不搞硬性規定，歷史經驗證明，實現一次大的轉變，如果大起大落，忽左忽右，甚至心血來潮，倒是要弄出亂子的。）
二、進一步解決顧慮。
三、立即兌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主張怎么辦，就立即怎么辦。
四、有困難的，幫助解決困難。
1961年夏，邛崍，匯報生活安排問題
這條戰線缺乏力量，我們實行吃糧低標準，就必須瓜菜代，勞逸結合，搞不好，病人增加，非正常死亡加大，問題看得清清楚楚，疾病增大或減少，是反映這方面工作搞得好不好的問題。這方面搞不好的，就是對人民生活疾病生死關不關心的問題。不關心，不是官僚主義，就是蛻化變質，就是地富反壞。為什么沒有力量，就是沒有對官僚主義、蛻化變質、地富反壞開展斗爭。這里面有階級斗爭問題，不搞斗爭，工作就會軟弱無力，不抓這一條是不行的，官僚主義就是地富反壞、蛻化變質分子的間接同盟軍。病人多的地方，既不想辦法解決，又不報告，不是地富反壞當權，就是蛻化變質分子當權，不然就是官僚主義當權。你們去查，查出來要懲處的，說你們缺乏力量，就是沒有深入到這方面看問題。（注：對干部嚴厲，提到“階級斗爭高度”，意思是“你不管老百姓死活，我就不管你的死活了”。這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1961年，四川人口已經降至四年來最低點，再不恨施“厲政”，是過不去的。）
腫病規定兩條：一，腫病不管輕病重病，一律集中治療；二，沒有恢復健康不準出院，如果經過教育批評仍不照辦的，去查究竟是什么人。要提高到階級斗爭的地位上來。
病人一天三錢油，三錢糖，三錢肉，口糧在原來基礎上加四兩貿易糧。以十萬人兩個月計算，150萬斤糧，十萬斤油，十萬斤糖，十萬斤肉。發現克扣的從嚴懲辦，糧食菜從管區統一拿。（注：楊繼繩引用許多資料（p214-p218）說，將病人集中起來，百害而無一利。不能說他舉的例子都不對，但這其實是需要分析的，像溫江這樣，許多政策要地區給，不集中，倒是可能把政策“散漏”掉了。）
1961年夏，生活安排問題
生活問題，40%—50%蔬菜有問題，20%以上代食品有問題（注：這里的“問題”是指難以落實），辦法是撥專用化肥，調劑谷糠，要像解決糧食一樣去解決。蔬菜要搞到三斤，代食品要搞到四兩。勞逸結合再檢查一下，要堅決貫徹執行。
對幾種人照顧：
一、腫病：輕重病一律進醫院，未恢復健康，不準出院，并報上級派人檢查驗收批準。
二、對病（人）照顧：糧食在原來基礎上加四兩，油、肉、糖每天吃到三錢，按10萬病人計算，才10萬斤油，10萬斤糖，10萬斤肉，蔬菜每天包三斤，由生產隊包干供應，優先。把需要集中的病人都集中起來，被子原則上自帶，不夠給公被。
三、孩子：幼兒園一般好，托兒所的差，三歲以下的二十二萬，加一些四歲的，共二十五萬，一天補助一斤糧，做成肥兒粉，可三分之二用肥兒粉，三分之一代食品。三個月共需300萬斤，其中100萬科研用代用品，一月4兩油，一兩糖。
四、孕婦：5萬多，奶婦11萬多（有重計算的），按小孩照顧辦法對待，體質很好的集中起來休養。有7.5萬人。
以上共45萬人，病死都在這里面。以50萬人計，糧食600萬斤（其中200萬代用品），30萬斤油，30萬斤糖。休養員一天補助一兩糧（三分之二糧）和小孩一樣。（注：宋文彬作為一個“有糧食餓死人”地區的地委書記，那時幾乎天天要算這種細帳，就是為了盡最大可能地減少損失。在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的干部就在干這些事，而這些，都被楊繼繩“135”掉了。）
……
我們考慮三條：一，普遍提高標準；二，勞逸結合；三，照顧四種人，可以防止病死。
病人的東西直接發到醫院，休養員的直接發休養院，幼兒園的餅干、肥兒粉和孕婦奶婦的直接發到本人。
油糖由國家供應，肉自己解決，糧食能夠自己解決的自己解決，沒有的國家供應。
三條辦法，保證健康，減少疾病，制止死亡。同時群眾體質（得到）保持，還可以增強，保證身強力壯，投入生產。從政治上來講，深得人心，心情愉快，黨對人民群眾關心無微不至。
1961年12月15(或16)日，省委電話會議傳達鄧小平同志在中央農業、計劃會議指示
鄧小平說：……要保證征購，不然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哪里？全國來講，今年教訓是征購少了。買過頭（糧）不要，今年四川買過了頭，我贊成四川的風格，各省應向四川學習。總的講，要看到大局，不要只看到小圈子，要克服困難，要當老實人，不要怕吃虧，要有志氣。（注：在公開文獻中，幾乎沒有人提到過鄧小平這番“表揚李井泉”的話，而且表揚的是四川征購“過頭糧”。在原省委書記廖志高的回憶中，是把過頭糧當作問題看待的。其實，不僅有這里的“左”，鄧小平還有要求四川搞密植之“左”，強推“萬斤田”之“左”，但這并不排除鄧小平時不時也有“右”的時候，例如60年代就提出“貓論”。誰也不是生來就“左到底”或是“右到頭”，這本來是一種正常現象，但是，不敢說、也不好說“總設計師”鄧小平這一點，卻成了《墓碑》的一個尷尬和心病。）
1961年12月，縣書會布置搞農村干部投機倒把問題
……農村基層干部搞投機倒販活動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地方還很嚴重。李政委（注：當時習慣以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職務簡稱李井泉為“李政委” ）講，農民有兩重性，不認真加以解決，農村生產就搞不上去，增加國家的困難。不僅是這個問題存在，而且有些干部對這個問題認識不足，各縣擴大干部會議后期，用兩天半時間加以解決。
二、搞法。首先縣委根據李政委指示精神，結合自己情況先做報告，有些典型調查做典型發言，然后以小組進行討論，進行檢查揭發，最后把政策界限搞清楚。
三、紀律處分要經過監察部門，法律處分要經過司法部門。
既達到解決這個問題的目的，又防止出亂子。
各縣會議完了，在有工作團的地方，都搞一個公社，進行調查研究，把各種情況、政策界限摸清楚，怎樣解決，準備在整風整社運動中解決這個問題。各縣摸得差不多了，由少克負責開專門會議，政府有關部門參加研究，選一個好的典型批轉，在整風整社中解決。（注：其實，宋心里明白，基層干部“投機倒把”，是當時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對于許多與老百姓差別不大的農村基層干部，也是解決燃眉之急的一種不得已。所以要求穩妥地深入調查分析，不能出“亂子”。）
1961年12月23日，對溫江縣委書記車逢宏講
一面要提倡同甘共苦，一面要愛護干部，注意干部身體。要教育干部對群眾生活要照顧得無微不至，想盡辦法去解決，那生產的力量就大得多。沒有一個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不正常情況。
運動往深里搞，就抓到XXX，既不想辦法把食堂搞好，又把群眾鍋灶砸了，抓到群眾煮東西就往死里整，這不能設想是作風問題，這是階級問題。（注：這里須注意一點，當時講干部中的“階級問題”，并非后來許多人所說的是一種“純政治性”行為，更不是簡單的“階級清算”，而是針對一些嚴重脫離群眾的干部的作風而言的。）
1962年3月4日地委會
……
五，領導方法。開會多，下去少，下去既不反映情況，又不解決問題，說得多，做得少，實際是一種官僚主義，各級各部門都存在。有些工作團下去也不反映情況，解決問題，要下決心改變這個作風。
（1）少開會，多下去。要解決這個問題，派同志做點調研，弄清問題，情況，開小型會往下貫（徹）。
（2）要說到做到，不放空炮。
（3）派人下去檢查，不能聽聽匯報，檢查要反對木頭人，既不反映情況，又不解決問題。要提倡唱對臺戲，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改變情況。
（4）檢查組報告里面選擇一些典型通報。（注：按照“楊246”的說法，當時的各級干部只知道說假話，這好象與宋這里所要求的“要提倡唱對臺戲，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改變情況”差異很大。人們該相信誰呢？看來，不改改“246法”（或者是“135法”），確實是無法看到“真實的歷史”了。）
1962年3月13日地委常委會
今天給李XX（注：因是文革初期抄寫材料，估計應該指的是“李政委”，即李井泉，下同）匯報了一下，傳達一下。”
“大春大的問題不會出，小的問題免不了。糧食五個問題，保六兩的問題解決了（注：溫江只能從五兩提高到到六兩，可見難度之大）。還有四個問題未解決，需要一千多萬斤的安排。李XX說，省委指標沒有了，從你們自己保成都的指標中解決，供一千多萬斤，最后還。研究今年生產如何回升，看來干部、群眾精神面貌基本上是好的，政策基本上貫徹下去了，中心是災荒問題，我們報了個帳，小春征購八千萬不能動，最后可能減千把萬斤。再下決心抓早熟玉米，把7%的自留地劃夠，種南瓜、豆角、蓮花白，再加上返銷一點，可以過去。
全年的問題，我們意見都講了，調整基本核算單位不變，只是把國家的征購定了，其他的都是自己的，就是那么回事，宣布一下就行了。征購，李XX說，八億斤不能變。基本核算就是那三條：一，變不變由群眾決定，反正一句話，征購確定后，除過國家的就是自己的；二，定征購，同意我們地委的意見，以去年為基礎，一般不動，個別調整，高的調低，低的調高。三，大隊提留，同意我們的意見，中央原提10%，就是叫好的地方多拿，還有災荒，我們征購已經不少，災荒一般沒有，大隊只提他需要的部分，為了保證征購，縣的機動可以不動。（注：被楊繼繩描寫得對“左”的東西總是“情有獨鐘”的李井泉，對征購節余安排、大隊提留等等“小自由”，卻處處同意“我們（地委）的意見”，是“改邪歸正”？還是“形右實左”？還是不斷“左-右-左-右……”的探索過程？估計，已被《墓碑》的“246”玄妙筆法弄得暈頭轉向的讀者，只好靠自己恢復常識再去判斷了。）……
……李XX說，這幾年的運動，凡是反瞞產私分撤換的干部，要否定，反右派、反貪污、打擊投機倒把要肯定，反右傾擴大化，把擴大的部分解決。賈XX（注：此應為當時任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賈啟允）說，禾囤近年來只需要處理干部5%的樣子。……
談到調糧食問題，我們意見只能調3800—4000萬斤，但省上底子是8000萬，要救全省的命（注：這就是廖志高說的省里征的“過頭糧”）。允許城市安排到8月底，少安排一個月，小春下來不調糧，萬一八、九月有問題，調糧來解決。省委現在是從各方面擠糧食往農村安（排），并張口向中央借糧食，不是扣住糧食不往下拿。現在我們和省都是采取邊沿政策。（注：“省委現在是從各方面擠糧食往農村安（排），并張口向中央借糧食”，這也是李井泉之所為，只是因為與“楊246”翻來覆去不斷揭批的李“不顧百姓死活”形象不一致，所以也被“135”掉了。）……
1962年4月18日縣書會
只要夏荒勝利度過去，今年大春生產豐收還是很有希望的。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問題是個別解決的。你們和其他專區的同志撞到一起，不要亂吹，給省委出難題。前三年我們在糧食問題上未講話，因為全省全國困難很大，自去年以來，我們困難比較大，給省委提出的要求，省委還是按我們的意見解決，李政委還鼓勵我們，相信你們這些同志不會鬧本位主義，反過來，我們也不要本位主義。我們的打算和看法與省委的打算和看法是一致的。當前有困難，希望省委多照顧一點，逐年翻上去，對省上多支援一點，和省上看法也是一致的。友鄰地區也主張我們吃八兩，他們吃六兩，有的還說額外給我們兩千萬斤度過饑荒，問題都給我們解決了，剩下的就是我們的工作問題。（注：應該說，這段敘述，確實體現了共產黨內各級上幫下，下幫上，上下一心，左鄰右舍相互支持的實際。如果不是如此，哪里能度過那么大的難關？！這與《墓碑》中描寫得那種黨內勾心斗角爾虞我詐，實在是天淵之別。）
附錄四：“楊246”半瓶子醋的經濟學知識
看到這里，對于三年困難時期及其克服困難的過程，讀者可能多少有了些感性認識：至少，這是一個很復雜的認識、探索和“試錯”過程，而不象“楊246”說得那樣，完全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一幫暴民出身的“TG”的胡作非為之“表演”。希冀以一書揚名于世的“246”先生，為何會犯這種實在不高級的錯誤？——這就不能不提到楊的“春秋筆法”基礎：他的半瓶子醋的經濟學知識了。
本來，《墓碑》是一本很“熱鬧”的書，寫了大量動聽至駭人聽聞的故事，這已足以飽其“顏色”了；再者，“246先生”是學工科的，后來干的又是“熱鬧”行當（記者），演繹復雜的經濟學理論，非其所長，所以當揚長避短才是。但是先生不揣冒昧，硬要玩一把“深刻”，似非此不能上升到“理論高度”，結果不僅弄出諸多敗筆，還亂了自己的思維。
讀過《墓碑》的人都不難看出，他的整個所謂“理論分析”，基本上是圍繞著這樣一番話展開：“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不同，則在于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一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p1060）
眾所周知，哈耶克是“新自由主義”的鼻祖之一，該學派早已有之，但真正被付諸實踐，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福利市場經濟的“撒切爾-里根主義”。盡管它有其歷史合理性，但是，新自由主義只是諸多西方經濟學派之一，屬于“右極端”，這跟同樣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凱恩斯的“左極端”學派一樣，其歷史作用都因“極端”而受限，不如新古典綜合派那樣可以管得稍長遠。楊繼繩的毛病，就在于他所選擇的理論依據，恰恰是一種“右極端”，而做出這種選擇者，往往自覺不自覺地要“立場”多于“理性”——這就最終導致了楊始亂而終難棄的“246思維”。
要弄明白這一點，先要回到編者按中提到那個并不能證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糧食產量問題上來。其實，“楊246”只要多查證并處理一些數據，就不難看出問題之所在：建國以來，以改善水利設施和大量使用化肥為代表的農業技術革新，一直在推進，恰恰就在十年“文革”期間，化肥的使用量幾乎增加了三倍。這顯然會大大提高產量。而這種提高農業技術的做法，并不是某一種制度的“特權”，所以比“大躍進”更極端的“文革”餓不死人，也就不足怪了。
但事情還不能到此為止。如果再指出一個基本事實：在“制度最好”的1978—2007年，中國農業使用化肥的效率，是每增用1公斤化肥可以增產4.7公斤糧食，而在“制度最壞”的1952—1978年，該增產率則高達16.1，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壞制度” 的效率是“好制度” 的近4倍呢？
顯然不是。因為熟悉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一個常識：“邊際報酬（指效率）遞減律”，按照該規律，與最初使用化肥時的效率相比，在以后越來越多地使用中，效率是會逐漸遞減的，所以這也與制度“好壞”無直接關系。
然而問題仍未就此而結束，因為，這里畢竟出現了一個在“壞制度”下也可以提高效率的情況，于是人們進而就會問：如果一個制度可以提高效率，它還能叫“壞制度”嗎？
這就要從經濟學上弄清楚：什么是制度的“好壞”了。其實，按照“楊246”拾哈耶克牙慧而得來的觀點，對于“壞制度”，是要“打擊一大片”的——因為哈所指責的“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一目標” 者，包括了“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按照這個劃分，臺灣的農業合作社，日本的農業組合，尤其是“大鍋飯”色彩最濃的以色列的“莫沙夫”，盡管本來都是姓“資”的，但都要因其同時還姓了“集（體主義）”，而要被打入“壞”制度的“另冊”了。
其實，“246”先生只要多讀幾本書就會知道，在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中，多數是承認農業存在著“市場有效性”不高的問題的，著名的“蛛網效應”，就是研究農副產品易于偏離市場均衡點的特征的。所以西方國家對農業多數有國家干預政策，即便是最自由主義的美國也是如此。所以，按照這個觀點，中國改革以前實行的農業集體化，無論怎樣地被人們指為“超前和魯莽”，至少在理論上還是有其依據的。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也不是一個“私”字就解決了，就是從國情與中國稍微接近的印度看，其土地倒是實現了私有化，但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于中國，就是一個頗費解的現象。所以，只有半瓶子醋經濟學知識的“246”先生在高談闊論體制問題時，實在也是“超前”和魯莽了太多。
如果再繼續研究下去，“246”先生的尷尬就更大了去了。因為，他如果真能把自己“半瓶子”里的“醋”裝得稍滿一點，就要進一步去研究中國當下面對的更多的“市場失效”問題，這樣一來，他就被迫不得不去再研究一個讓他更加郁悶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在學習“美國式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制造出的民怨沸騰的住房、教育、醫療“新三座大山”，對于推動“楊246”們很害怕的民粹主義起了主導作用。在《后記》中要講到，這是“246先生” 眼下心理矛盾的一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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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又要面對放寬政策以后出現的新問題
1962年4月20日縣書會
……依靠集體，意思是困難要依靠集體積極性來克服，不能依靠單干。包產到戶問題不能麻痹。在省委會議上我講，首先一個問題是農民兩重性，在兩條道路中間，他站在十字路口；第二集體化過程中的歷史，開始集體化，60—70%的貧下中農很積極，因為單干有很多困難克服不了，20—30%的富裕中農猶豫動搖。隨著生產發展，也有變化，他也算帳，集體比單干優越他就參加，否則就不參加；還有隨大流進來的，一有風吹草動就動搖；還有堅決單干的。……另一方面，我們由于種種原因減了產，吃穿用發生了困難，富裕農民動搖，貧下中農也抱有權宜之計，這種思想反映到黨內來，特別是在農村黨組織內。這不奇怪。（注：這里關于農業實行集體經濟中的不同階級的不同觀點的分類，該說的都說到了。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要么，共產黨的“暴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
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再復查一遍，貫徹下去沒有，沒貫徹的要繼續貫徹，已貫徹下去的看看有什么具體問題，中央、省委已定了的照辦，未定的請示，與中央、省委不同的，提出意見請示。
1962年4月21日縣書會
反瞞產私分、火線整風是錯誤的，一律平反。
反右傾擴大化，甄別擴大部分；反貪污運動是對的，也可能有極個別錯了的，在甄別當中明知有的可以結合進行甄別。不能反貪污和其它幾個運動混同起來。政法部門甄別范圍只限于奪取政權那一段。（注：明確了不同問題政策，即現在所謂的“分類指導”，這也是“有差別才有政策”的工作方法的體現。共產黨似乎沒有“楊246”說得那么顢頇愚蠢。）
1962年5月，常委會討論基本核算單位問題
一、總的情況（概念）要搞清楚，大包干勢在必行，少數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原來是大搞高級化，公社化又是一個大隊，“五風”不嚴重，如郫縣先鋒一類大隊，56—58年都搞得好，58—60年也搞得好，生產未減，隊與隊吃糧高，生產也比較平衡，這類大隊為什么現行辦法不行，省委和清平試點都沒有這個材料，要進一步摸一下。
有些大隊過去好，現在好，變以后會不會更好？沒有這個材料。派人到唐思學那里去，研究他們采取什么辦法。
二、生產隊，究竟是劃小好，還是不劃小下面設作業組。省委材料是一律劃小（注：這話比楊眼中的“改革旗手”趙*紫*陽改革開放以后才提出的“核算單位越小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要早了20年。再一次證明了李井泉既沒有那么“左”，也沒有那么“霸”），清平材料是一半以上隊。從我們壩子來講，二、三十戶是個新問題，對發展生產是否有利？值得進一步研究。高級社是大核算單位小生產隊，現在是大核算單位大生產隊，以隊核算，就是小核算單位，小生產隊。
三、大隊提留，全省提征購的10%左右，相當于產量的3%，而我們即相當于產量的6%，現金來講，全省占7—8%，我們占20%，如果我們的比例與全省一樣，就不能使分給社員的現金占到60%，如果提留的糧食不算在積累中，等于又增加一倍的積累，農民的收入就更少了。我意見，真正儲備要占公積金數內。
四，公社折價款，現在的由誰來償還，減少的由誰來償還，今后補充的由誰來負責，牽涉到公積金如何來提，公積金、折舊費主要歸誰。
五、“三定”的糧食如何分配，牽涉到三個問題：（1）基本口糧是多少。（2）既要鼓勵社員勞動積極性，又要保證基本的最低需要。（3）口糧水平到多少，這兩者關系都要照顧到。
注：《墓碑》的p230—p233中，用了整整一節，把四川農民“英勇斗爭”大搞包產到戶改革、而李井泉陰險毒辣阻礙改革，寫得活靈活現，“文藝腔”十足。而對比“文革”中對李井泉“走資本主義道路罪行”的揭發，人們又得到了一個不同的面貌。到底什么是一個“123456……”的、或者說真實的李井泉？
宋文彬這里關于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之對比思考，（須注意：這是常委討論會上的發言。按照楊氏“246法”，“毛皇帝”屬下的臣子們，是不能“討論”的；即便“討論”，也是不能有異議的），從實際工作的各個方面展開了分析對比，應該是一個理解當時干部思想實際狀況的好線索。
1962年8月8日，常委會
（宮蘊書（注：時任溫江地委第二書記）說：……自由市場吸引力很大，泛濫。有管不住完不成任務（指征購糧食）的危險。）
（一）征購任務未完成，不開糧食市場；
（二）打擊糧食二道販子；按品種關大米、谷子、黃豆、玉米，開專門代表會。對公開哄鬧搶劫的堅決打擊。搞上個試點，安置市場管理，一承認，二納入軌道。
（三）市管制度，開市代會，宣傳教育，研究辦法充分發揮工商聯的作用。
（四）搞好安置，城市學生、居民、職工到附近農村去。
1962年8月20日，在郫縣時講話
經濟作物到恢復時不恢復，對三者不利。國家輕工業沒原糧，集體沒資料，社員沒錢。等價交換，提高積極性。
現在要研究搞錢。
國家首先撥一批木材換糧食。（注：當時不僅要解決糧食問題，還要發展副業，解決農民增加收入問題。）
1962年8月29日，常委會
（針對精簡問題時說）手工業需要有些單干的，但要有一定限度，一定范圍，農業搞副手工業的社員，又是另一個問題。專業手工業如何搞，未解決。
1962年12月上旬會上布置
（一）……
……
（2）干部四同，所有干部取消一切特殊，真正和群眾一樣同甘共苦，仍在鬧特殊的嚴厲批評，屢教不改的要處分。
（3）壓（縮）勞力加強第一線，繼續貫徹，有抵觸的干部嚴厲批評，再犯的給處分。
（4）生產責任制很快建立起來，四定三包一獎，克服無人負責現象。
（5）抓群眾生活，豬飼料、肥料、群眾生活必須安排好，有困難的你們反映，出了問題要追究責任。
……
（三）回去縣監委力量專管人民來信和上下左右反映出來的問題，那里出了問題，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告社、區、隊干部的信，由縣上負責直接查處。還建議所有人民來信，都要第一書記通通看過。再把政治工作抓一抓，防止敵人破壞，加強對敵人的斗爭。
注：四川還有一個特別的情況：相對于老解放區而言，四川屬于“新區”，共產黨的基礎較差，所以，出現問題后就很容易“退”回去。而另一方面，按照前面附錄四關于農業的“部分市場失效”特征，以及中國在一段時間內須由農業提供積累的客觀需要看，實行農業集體經濟，又不能說不是一個進步，否則，農業本身也難以得到機械、化肥、排灌等設施等外部提高生產力條件的支持。還須考慮到的一點是，四川干部很多來自晉綏老區，所以出現一個“防止倒退”過程，亦屬歷史“123456……”序列中之難免的一個環節。其實，從改革開放在短期迅速解決農業微觀效率問題以后，“集體經濟”問題——農田水利建設、基礎設施、機械……就開始突出起來了，也證明了這一點。
這就使得制度探索成為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而不象“楊246”那樣，似乎早就先知先覺地知道了“市場經濟就是好！”——姑且不去說市場經濟是不是就那么地完美無缺。
后記：畫蛇添足透出“楊246”的不自信
宋文彬在《我對原溫江地區農業大躍進中的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的交代》一文中說：“我對黨、對人民、對有關同志、對歷史負責，寫的都是當時的真實的情況，不夸大，不縮小。”這篇《三年困難時期干部們在干什么？》，也是本著宋的這個意思整理出來的。與那些朝三暮四的種種“歷史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宋敢于面對歷史完整的“123456……”中的所有事件，不否定正確，不回避錯誤；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墓碑》，就是前者的一個典型。
最近，對“右”倒是真可以算得上是“情有獨鐘”的辛子陵，在談到對近年來中國有“左”轉傾向憂心忡忡之后建議說：“回擊毛派，一不要動軍隊，二不要動警察，只要叫出版社出兩本書就行了，一本是《墓碑》，一本是《千秋功罪毛澤東》。”拿《墓碑》去與鎮壓工具甚至屠殺工具相比較，這本書的基本特征，究竟是“史學著作”，還是一種“煽動性宣傳品”，便不言自明了。
《墓碑》以其中國史學中并不罕見的“新春秋筆法”——“246法”，把1979年以前的中國，寫到暗無天日，慘絕人寰，說到底，無非就是一個目的：以最快的速度結束GCD的“獨裁統治”。辛子陵之所以張狂至極地宣傳這本書，是因為他近年來有諸多的積郁：一是，國內勞資階級沖突使“民粹主義”風潮疊起，讓他很害怕“文革”卷土重來；二是，“新三座大山” 把國民推到貧困邊緣，導致了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廣大群眾不滿；三是，以“唱紅打黑”為標志的“薄熙來新政”，更讓他擔心“毛澤東陰魂不散”；四是，俄羅斯等轉制國家在從“醒悟”到受騙之后，有點可怕的“左傾”；五是，美國惹下的“08金融危機”，把資本主義搞得很沒面子；……辛老人家把“反擊左傾翻案風”的希望，氣急敗壞地寄托在了《墓碑》上。
然而，不知辛老人家注意到沒有，正是在他翹首以待的《墓碑》中，也透出了與他一樣的不自信。《墓碑》的《前言》最后，有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于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體制改革，總是可以找到減輕震動、減少破壞的辦法的。”（p26）
與全書那種刻骨仇恨心理和歇斯底里煽動相比，這段話來得實在有點畫蛇添足，看看《墓碑》中介紹各地“大饑荒”的標題：不是“禍起”、“饑魂”、“饑號”，就是“饑饉”、“悲歌”、“大饑荒”（p3）……。既然，這個國家的執政黨是“最后一個皇帝”毛澤東（p638）的遺產，既然，這個政權是一個“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那么，在世界憲政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歷史潮流”中，不立馬推翻之，更待何時？！不難想象，這無疑是《墓碑》作者的初衷。可惜，“楊246”面對“辛獨鐘”先生同樣面對的現實，再三再四再五地思慮后，還是惟恐別人不理解他的憂憂苦心，于是又在書的正文最后，加上了長長的一段話，猶抱琵琶地說了“激進的做法可能使社會失控”，“反對專制過激、過急的那一群人，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專制制度的那一群人”， “……使社會制度的過渡造成的震動保持在中國社會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等等更不自信的話。(p1146)
這種語言，倒是與張維迎“要憲法不要民主論”的說法頗接近了。張倒是絲毫不遮掩：中國眼下還處于工業化階段（周期），從西方歷史經驗教訓看，與這個周期相適應的，是要建立殘酷剝奪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因此，也就暫且不可能建立一個許多人想象的美好的“中產階級國家”，因為，這種國家是“服務業周期”的政體，中國離那兒還很有一段路呢。
花了那么大的工夫，“碼”出1200頁的“歷史巨著”，最后還是心緒很悶很矛盾：本來是想用它去迅速煽動起一場大“革命”的，結果由于根本方法就弄錯了，又怕“巨著”真會去惹事生非……
怎么辦？唉，看來“楊246”有點茫然。
是他的“246治史法”，把自己搞得很茫然。
（摘編者：宋曉麗，姚齊源）
提示：本文不可能把將陸續刊登在“宋文彬文史資料博客”中的有關照片及一些相關文件（例如文中反復提到過的《我對原溫江地區農業大躍進中的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的交代》一文）登出，感興趣者可到http://blog.sina.com.cn/u/1219308682中搜索。
2010年3月22日—2010年5月8日，四稿
附文：
我對原溫江地區農業大躍進中的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的交代
“大躍進”運動，是全國性的“左”傾錯誤，黨中央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作結論，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我衷心擁護，沒有異意。當時，我是溫江地委第一書記，溫江地委對黨中央和四川省委“左”傾錯誤的高指標、瞎指揮、高估產、高征購等，一般都接受了，執行了，所造成的重大損失，我這個第一書記負主要責任。這我在一九六二年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就講了。當時，毛主席在大會上講，第一中央負責，第二省委負責，不要地委、縣委負責。我在溫江地區的小組會上講，我們地委也有責任，上面“左”的錯誤的東西我們向下面貫徹了，下面浮夸虛報的情況我們向上面報告了。“文革”中溫江地區機關的造反派把我揪回去，召開地區機關干部、群眾大會進行批斗，喊打倒我和打倒曾在我領導下工作的干部的口號，我不舉手，打我也不舉手。他們問我喊打倒你的口號你為什么不舉手？我說，我在溫江地區工作中有很多錯誤，但我不是“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他們又問我喊找倒宮韞書(我在溫江地委時地委分管工業、交通工作的書記，我調離溫江地委后的第一書．記)的口號你為什么不舉手?我說，我在溫江地委工作期間工作中的錯誤我主要負責，我調離溫江地委后不了解情況沒有發言權。但地委比較接近實際，我們考慮問題比較細一些，做工作比較謹慎一些，因此，對過分“左”的東西和我們在工作中覺察到的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把能說的話說了，能做的事做了，能不執行的沒執行，避免了一些更大的錯誤和損失。黨中央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精神是宜粗不宜細，我沒看見各省、市、區和地方總結這方面的具體的經驗教訓，我也除給四川省寫歷史的部門和成都市寫黨史的部門寫送過一些需要說明的情況的材料外，也未講什么意見，我也從未想講什么意見。現在有人在寫原溫江地區的農業“大躍進”，這關系到溫江地委的這一段工作，關系到溫江地區的這一段歷史，特別是關系到溫江地區有糧死人的特殊問題，我必須以史實說話，把我親自經歷過的而檔案資料和別人都不可能完全說清楚的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交代清楚，以免給后人留下弄不清楚的情況，被沒有經過查證核實的、不能全面正確反映當時客觀實際情況的材料歪曲了這一段歷史。這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是：
（一）水稻畝產萬斤問題的主要情況。
一九五八年春黨中央成都會議提出總路線以后發動“大躍進”運動，當年秋黨中央北戴河會議提出糧食產量翻番，人民日報放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我叫地委辦公室以地委的名義給各縣委發了一個通知，如有水稻畝產萬斤的田塊，報地委驗收，沒經地委驗收的，地委不承認。有一天郫縣縣委報告，他們犀浦鄉有一塊水稻畝產萬斤以上的田，要收打，請地委去驗收。同時，他們報告了省委。我們地委去時，省級和成都市級機關已去許多人參觀，省委分管農村工作的書記廖志高同志、省法院院長張書時同志、成都市市長米建書同志也來看了，四川日報社和農民報社記者拍了照片。水稻已收打一部分，谷子堆放在那里，農民在休息，還有一部分待地委驗收后收打。我們當時頭腦發熱，沒作調查，也沒現場檢查，就讓他們繼續收打，由地委常委組織部長兼監委書記郭嵐同志親自掌稱稱谷子，稱的結果畝平三萬多斤。我們興高采烈回到縣委，接到省委書記兼秘書長閆秀峰同志的電話說，省、市機關參觀了的同志中有人反映是假的。我當晚就找縣委書記劉致臺和鄉、社的同志談話，做工作，動員他們講真話，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是真的當然好，如是假的，早點說清楚，現在影響范圍不大，還好挽回。不然，省委通知各地來參觀了，影響范圍擴大了，就不好收拾了，工作一直做到深夜，他們始終堅持說是真的，只好第二天到現場檢查和調查。第二天早飯后我和劉致臺同志一起到現場，田已耕，谷樁已看不見了。省委派農村工作部史立言同志先來了，他在這里駐過社（即蹲點），干部、群眾都熟，很快就把情況了解清楚了，是假的。因此，他一見我就說：“老宋，不用調查了，假的”。我發火了，當時就對劉致臺同志講：“此風不可長，要剎”。回到縣委，我給劉致臺同志講了三條具體意見：一、要檢討；二、這個假現場是那個搞的，弄清楚叫他在群眾大會上公開承認錯誤，挽回不良影響；三、要處分他，給什么處分，你們縣委研究提出意見，報地委審批(后來縣委報告是趙忠福同志搞的，處分了趙忠福同志)。然后，我就到省委，向閆秀峰同志作了匯報，閆秀峰同志同意我的處理意見。我回到地委，已搞兩天一晚上精疲力盡，就睡覺了。第三天郫縣縣委又打電話來說，他們又有一塊畝產萬斤的水稻田，請地委去驗收。我們地委去時，他們已收打完了，我們沒驗收，即返回地委。有一天，省委辦公廳通知我們溫江地委常委到成都市紅照壁禮堂聽報告。我們去時，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同志作報告，參加會議的是省級機關的干部，有沒有成都市的干部不清楚，地委的干部只有我們溫江的。李井泉同志在報告中講到郫縣犀浦鄉水稻畝產萬斤田塊問題時說：“不要大驚小怪，這塊是假的，再搞一塊真的嘛!”后來我在四川日報上看見新繁縣有一塊水稻畝產萬斤的田，叫地委辦公室打電話問該縣縣委書記曹云生同志，他說是并栽的，我們沒有管它。又后來我在四川日報看見郫縣也有一塊水稻畝產萬斤的田，我們沒有理它。此后我就奉命上山大辦鋼鐵去了，地委的日常工作由分管農村工作的書記曾笳同志主持了。當年冬省委在重慶召開地、市、州委書記會議，李井泉同志在報到當天晚上召開的地、市、州委書記預備會上問我：“你們郫縣有十三塊畝產萬斤的水稻田?”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中央廣州會議已印發材料，你還不知道”。我說：“不知道”。他說：“你回去了解一下”。我說：“好么”。省委地、市、州委書記會議開完，我從重慶回溫江，劉致臺同志從郫縣到重慶，我把上述李井泉同志問的情況給他講了，請他給李井泉同志當面匯報。我回來問地委的同志，大家都不知道。后來弄清楚，是我上山大辦鋼鐵期間，省委廖志高同志去郫縣檢查工作，郫縣縣委向廖志高同志匯報，他們有十三塊畝產萬斤的水稻田。廖志高同志把這些材料帶到中央廣州會議印發了。但我們地委始終沒有承認一塊水稻畝產萬斤田，這股水稻畝產萬斤田的浮夸風沒在溫江地區其他縣刮起來。
一九五八年冬黨中央鄭州會議提出，農業“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具體解釋是，耕地三分之一種糧食，三分之一種經濟作物和飼料，三分之一輪息。黨中央鄭州會議以后，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同志來西南視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鄧小平同志到貴州省視察工作，給省委打電話回來，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種畝產一萬斤的水稻一千萬畝，畝產五千斤的水稻多少萬畝，畝產兩千斤的水稻多少萬畝(后兩個數字記不得了)，省委召開地、市、州委書記電話會議，省委書記、省長李大章同志進行了傳達，具體布置我們溫江地區種畝產一萬斤的水稻四百萬畝。曾笳同志和有關部門的同志反復研究，一畝栽多少窩，一窩栽多少根，一根結多少顆粒，怎么也算不到一萬斤。一九五九年初，省委在成都召開省、地、縣三級干部會，會前開地、市、州委書記預備會，我感冒了，派曾笳同志參加。李井泉同志講：四川搞一千萬畝萬斤田，給溫江地區分配四百萬畝萬千田的任務。首先就問：“曾笳你們溫江怎樣?”曾笳同志說：“我們全區只有五百三十萬畝水稻田，要搞四百畝萬斤田有困難”。李井泉同志說：“你們不是有畝產萬斤田嗎?”曾笳同志說：“那靠不住”。李井泉同志說：“你不相信，叫劉致臺來”。劉致臺同志來后，李井泉同志對著劉致臺同志說：“你們的萬斤田有人不相信，你說是不是有?”劉致臺同志非常肯定地說：“肯定有”。李井泉同志轉過臉問：“曾笳你說呢?“曾笳同志說：“有沒有是不是調查一下再定”。李井泉同志很不高興的說：“啊!我們會場上就有懷疑派呢”。曾笳同志對劉致臺同志很有意見，公開同他唱對臺戲，所以就派地委農工部副部長申培林同志去郫縣調查，申培林同志到紅光公社調查。
曾笳同志回來，把上述情況給我講以后，我說不能這樣做，這樣硬頂起來不好，查清有一萬斤你下不了臺，查清沒有一萬斤李政委（李井泉同志兼軍隊政委，人們習慣叫李政委）下不了臺，我的意見，把申培林同志叫回來，先想辦法緩沖一下，以后把情況弄清楚再說。他同意我的意見，把申培林同志叫回來。申培林同志回來要給我匯報他初步了解的情況，我沒要他匯報。另一面，李井泉同志要郫縣在省委三級干部大會上介紹水稻畝產萬斤田的經驗。我給劉致臺同志說，你給李政委說一下，這次會議不講，以后弄清楚再說。
他說，他不好說。在這種省、縣夾攻地委的情況下，我含著眼淚對劉致臺同志講了兩句話：“你們縣委講，我們地委檢討”。省委開三級于部大會，紅光公社黨委書記鄭功瑤同志介紹他們公社青年種植小組種的水稻試驗田畝產萬斤的經驗，講得有聲有色，活神活現。李井泉同志當場就嚴厲批評曾笳同志：“曾笳你為什么要吹了，你從心不良”。鄭功瑤同志講完，我走到主席臺前請示李井泉同志：“要不要我們地委檢討?”李井泉同志說：“不要”。我們地委沒檢討。但是，四百萬畝產萬斤水稻的任務怎么辦?這是我們地委在會中和會后考慮的主要問題。執行，危險很大；不執行，省委又不允許。正在這樣為難之際，毛主席的<黨內通訊》發下來了，我們以為這一下解決問題了。省委通知，將毛主席的（黨內通訊）發到縣委，傳達到生產隊長。并傳達李井泉同志的指示，“要從積極的方面理解”。我們遵照執行了。傳達后，省委又通知收回去，我們也遵照執行了。李井泉同志和廖志高同志在重慶召集川東南的地委書記座談貫徹執行毛主席（黨內通訊）的意見，寫了個（會議紀要）的稿子。廖志高同志把這個稿子帶回成都，由李大章同志主持，召集川西北的地委書記座談。這個會我報到得早，我去時田家英同志（毛主席的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已從新繁縣大豐公社點上回來（當時他帶中央辦公廳一個工作組在那里蹲點），我們二人談了一會。談到水稻密植問題，我說，我們研究最密也只能栽窩距四寸，行距七寸。他說，他們和農民研究的意見是“一尺見方”或“一尺兩頭栽”。（具體栽的密度的尺寸記得不準確了）按這些密度栽插，畝產萬斤的問題就不存在了。第二天座談會開始，田家英同志沒講他的意見，我講了我的意見，會議沒指名的批評我“吹冷風”。我頭腦發熱了，在吃中午飯時冒了兩句：“我是穩健派，不是激進派”。會后，李井泉同志從重慶經川北回到省委，親自給我打電話批評說：“你吹冷風，瓦解士氣，動搖軍心”。同時，通知我們溫江地委常委和各縣縣委書記到省委金牛壩招待所開會，意思是我貫徹不下去省委地委書記座談會的會議紀要，省委直接往下貫。我到省委開會，帶了大邑搞小麥高度密植畝產一千斤的試驗結果只收六百斤的材料，給李井泉同志看。這塊試驗田我看過，是精心選擇的一塊容易通風透光的包包地，進行高度密植，防止倒伏，苗期長的很好，最后還是由于過密倒伏了，產量不很高。我給李井泉同志看的意思是，小麥搞高度密植畝產一千斤沒成功，水稻大面積搞高度密植畝產一萬斤要考慮。李井泉同志沒看這個材料，就講他的意見。在講話中沒指名批評我是“二元論，又想躍進，又不敢躍進，前怕龍，后怕虎，壞事不做，好事做不成”。會議完了，我們地委常委回到地委，開常委會，討論給省委寫檢討的問題，討論來，討論去，這個檢討沒法寫。宮韞書同志(地委分管工業、交通工作的書記)說：“老宋，準備再挨批評，你去省委向李政委把我們的意見講清楚”。大家都同意宮韞書同志的意見，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同志匯報。我說：“李政委，你批評我怕，我就是怕，水稻畝產萬斤我沒搞過，我不敢說行，我也不敢說不行，我們意見今年先搞一百萬畝進行試驗（一百萬畝也是違心的話，實際想取得同意我們不大面種植，只搞少許田進行試驗），成功了明年推廣也不遲，失敗了也不影響大局，今年就搞四百萬畝，成功了當然好，失敗了幾百萬人沒有飯吃，幾億斤糧食調不出去，我就是怕”。李井泉同志考慮相當長時間后說：“你們按你們地委的意見辦吧”。我回來向地委常委匯報了上述的情況，大家松了一口氣。過了幾天，李井泉同志又親自先后給我打來兩次電話，第一次是說，他打電話問陶鑄同志了，水稻“二、二、五雙龍出海”密植（窩距二寸，行距一行二寸，一行五寸）增產不顯著，沒有危險性（陶鑄同志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這個密植辦法是從廣東來的）。第一次是說，他派閆秀峰同志到郫縣搞試點，派劉文珍同志（省委常委，主編省委《上游雜志》到新繁縣搞試點，叫我在溫江縣搞試點，意即搞對比試驗。我沒在溫江縣搞試點。我到郫縣紅光公社看閆秀峰同志的試點，也沒看見他搞“二、二、五雙龍出海”密植的瞎指揮行不通，我們地委經過三次提意見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志同意沒執行，避免了大面積大量減產的損失。
（二）有糧死人問題的主要情況。
一九五九年，高指標，瞎指揮，使糧食減產，高估產，高征購，使農村嚴重缺糧，但在中央盧山會議精神一直傳達到基層的壓力下，于部、群眾不敢講真話，一時弄不清情況。
當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有一天下午我到溫江縣永興公社田間了解小麥播種情況，跟隨社員回到生產隊的公共食堂，看見蒸籠里蒸的是紅苕，沒有米飯。我便問社員，你們怎么盡吃紅苕，不吃米飯呢？社員說，紅苕不好保管，谷子好保管，我們把紅苕吃了，再吃大米。我又問隊于部糧食產量、征購和留糧情況，從他講的數字看沒有問題。但我察顏觀色感到情況不正常，內心發生疑慮，回到地委機關，派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周丁文同志回家鄉大邑縣王泗公社了解水稻產量的真實情況，他回來匯報說畝平九百多斤。又派地委組織部副部長柴榮華同志到他常年蹲點的溫江縣萬春公社了解水稻產量的真實情況，他回來匯報說畝平八百斤。又叫地委辦公室給各縣委打電話，要他們報安排群眾生活需要的統銷糧的數字，有的縣不要，多數縣要的不多。我把這兩個矛盾的情況向地委常委會匯報了，經過地委常委會反復討論，最后決定，下決心準備犯浪費國家大量糧食的錯誤，把地委有權支配的二億一千萬斤或一億七千萬斤糧食的三分之二一億四千萬斤或一億二千萬斤，按人均一半（口糧）、豬均一半（飼糧）的辦法，分配給各縣安排群眾的生活。同時告各縣委，地委手里還掌握七千萬斤或五千萬斤，不夠再報，以防出問題。郫縣不要，地委沒少給。但是，由于我們當時的頭腦還不清醒，對一般的高指標、瞎指揮造成的糧食減產的情況不清楚，對高估產、高征購造成的農村缺糧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對黨中央盧山會議反右精神一直傳達到基層壓的干部群眾餓死人也不敢講真話的情況更未想到，沒緊接著督促各縣委一定認真負責切實把群眾的生活安排好。有些縣，如新繁縣，當即把這批糧食全部拿下去，就出的問題小。而有些縣，如廣漢縣，沒及時把這批糧食拿下去，就出的問題大。如全區各縣都及時把這批糧食全部拿下去，再把地委手里掌握的糧食也要的拿下去，可以少餓死很多人。當時，溫江地區倉庫存有糧食，如情況明，上下認識一致，經過報告請示批準，再動用國庫的一部分糧食安排群眾生活，可以做到不死人。但在中央盧山會議反右精神一直傳達到基層的壓力下，沒有能夠做到，這個教訓很沉痛。
一九六0年夏，省委在重慶召開省、地、縣三級干部會，布置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鋪張浪費的新三反運動。我從溫江乘汽車到重慶經過資中縣在公路旁邊一個生產隊的公共食堂休息了一下，看見炊事員燒火做飯，在一大鍋水里煮了少許小麥顆粒。有一位老太婆一邊用棒子復打小麥殼殼，一邊說：“害死人，害死人，他們瞞產私分，說我們也瞞產私分”。我把麥殼殼撥開看了一下，地下有很少一些小麥。我便問生產隊干部是怎么一回事？他說，區委發現有個生產隊把打下的小麥的一部分藏在麥秸下面準備私分，就說其他生產隊也有瞞產私分，叫生產大隊派人監打小麥，并把打下的小麥當即全部送到生產大隊倉庫，叫生產隊吃瞞產私分的小麥。我問他，你們瞞產私分沒有？他說，沒有。我又問他你們吃什么？他說你看，就吃復打小麥殼殼里的小麥。我下午到重慶，看見內江地委第一書記張勵同志就把上述情況給他講了（資中縣屬內江地區）。晚上省委召開地、市、州委書記預備會，叫各地區匯報小春糧食征購情況。有的地委書記匯報說，小麥是打下了，但有的（些）生產隊瞞產私分了，收不起來，小春糧食征購任務還沒完成。第二天晚上省委召開電話會，一直開到縣，督促完成小春糧食征購任務，叫上述地委書記在電話上介紹了他在地、市、州委書記預備會上匯報的情況。第三天早晨溫江地區各縣的縣委書記報到了，我把他們召集起來開了個短會，把省委電話會議的情況給他們說了一下，叫他們打電話回去打個招呼。我說：“我是兩面開弓，小麥真正打下了，小春糧食征購任務必須保證完成，如沒打下，不要亂來（即不要搞反瞞產私分）”。各縣小春征購任務都完成沒有，記不得了。省委在會議期間講，省的三級干部會議完了，各縣要緊接著開縣、公社、生產大隊三級干部會。我就打電話回去，請地委督促各縣委，抓緊時間耨水稻的二道秧，力爭在省委三級干部會議期間耨完，縣委書記們回去要開縣的三級干部會。但我從省委開完會回來了解了一下情況，水稻的二道秧還沒耨完，經地委研究，我就給省委秘書長周頤同志打電話，匯報了這個情況，請示省委批準我們把縣的三級干部會議的時間推遲，集中力量耨水稻的二道秧，耨完水稻的二道秧再開縣的三級干部會。周頤同志說：“其他地區都是一面開會，一面抓生產，以會議促生產”。我說：“促上去當然好，促不上去一畝水稻至少要少收五十斤谷子”。周頤同志把我們的意見報告了省委，廖志高同志批準我們的意見，我們耨完水稻的二道秧才開的縣的三級于部會。對上述兩個問題，我們采取了兩條具體措施，減輕了當年減產的程度。
一九六0年秋，省委在重慶召開地、市、州委書記會議，討論糧食分配問題。省委意見，農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糧。我和其他一些地委書記的意見是，農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糧留口糧。李井泉同志說：農民留多了，國家過不去。我說：農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糧留口糧，不僅生產不容易恢復，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來。李井泉同志說：問題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滬、遼，出在成都、重慶，還是出在你們專縣，出在京、津、滬、遼是全國性的問題，出在成都、重慶是全省性的問題，出在你們專縣是局部性問題。有的地委書記建議，把我們四川的情況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況，少調四川的一些糧食，我們好安排群眾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說：我們已反映了，而且話說到這樣的程度，多調一億斤糧，多死多少人（具體數字記不得了）；中央還要調。就在這個會議期間，中央來電報說，北京只有三天的糧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內運五百萬斤糧食到北京。省委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們溫江地委完成。我計算了一下時間，只有新都縣火車站倉庫的糧食，動員于部、群眾連夜搬運才能趕得上，又把這個任務交給新都縣委完成。在這種已經造成全國嚴重缺糧的局勢下，只好局部服從全局。溫江地區自己生產的糧食被外調一部分，本地區農民和全省農民一樣人均每天吃半斤大米。在這樣非常嚴重的困難面前，我們地委召開全委擴大會議（各縣縣委書記和地級機關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參加）決定，從地委起，全區各級機關干部都和群眾一樣吃（農民大小人平均每人每月十五斤大米，機關干部大人多每人每月十九斤大米）。糧食不夠吃，每人每天加四兩糠（粗細混合），一斤蔬菜。如行了，我們就和群眾一道同甘共苦度過困難。如不行，再說。會后地委在崇慶縣三江公社開的現場會，各縣縣委書記參加，就是按這個標準吃的。省委分管宣傳文教工作的書記杜心源同志和秘書長周頤同志來地委，我們也是給吃的米面加糠菜。但時過不到一月，地委辦公室主任楊彬同志從農村腫回來了。地委又召開常委會議決定，給下鄉的干部每人每月增加三斤黃豆，磨成面粉，炒熟，每天晚上用溫開水沖一碗吃，以堅持工作。同時考慮到農村有四種人過不去，即老人、小孩、病人、孕婦，全區大約一百萬人，給每人每月增加三斤糧食，到接第二年小春糧食下來得一千幾百萬斤糧食（幾百萬斤記不的了），地委沒報告請示省委，違反組織紀律和財經紀律，擅自動用了國庫的糧食，解決這個問題。后來省委李大章同志(分管財貿工作)知道了，批評我們地委搞本位主義，巧立名目，動用國庫糧食，無組織無紀律。我們地委接受這個批評，保護這一百萬人，又少死了一些人。當年冬天我也腫了，有一天到廁所解手倒在回來的路上，慢性支氣管炎急性發作，注射青連霉素控制不住，白天黑夜咳的不能安眠。省委秘書長兼保健委員會主任周頤同志帶領西醫曹中梁、中醫黃德璋和省黨校“火神”（專長用熱藥）醫生盧鑄之給我看了病，召集地委組織部副部長王海香同志、地委辦公室主任楊彬同志和我老伴石彬同志商定，為了使我的身體能夠支撐當時的局面，瞞著我給我搞特殊供應，我覺察后責令公務員小毛到地區商業局查出來，從石彬同志那里要出供應證，退給地區商業局，堅持和群眾一道同甘共苦度過困難。
一九六一年夏，溫江地區完成小春糧食征購任務，農民的口糧就沒有人均每天一斤原糧，留夠農民人均每天一斤原糧的口糧，就完不成小春征購任務。經地委研究，我把這個情況向省委李大章同志匯報了，要求少完成些小春糧食征購任務，多給農民留些口糧，李大章同志在辦公室走過來，走過去，不表態。我看見他難為情，就回去，向地委常委匯報上述匯報的情況說，看來李大章同志也很難為情，同意我們少完成小春糧食征購任務省上不好辦，不同意我們少完成小春糧食征購任務出了問題他也不好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地委無能為力。各縣委繼續完成小春糧食征購任務（實際都完成沒有，記不得了），而農民的口糧不夠吃。新都縣委反映，水稻的二道秧子耨不起走，農民下田耨幾行就沒力了，躺在田坎休息。我又把這個情況向省委廖志高同志匯報了。廖志高同志說，賈啟允同志（也是省委分管農村工作的書記）剛從彭縣回來，也看見這種情況了，問題是沒有糧食。我說，我們倉庫還有一些糧食，但沒指標了，我們借，秋天保證還。廖志高同志問，得多少？我說，只解決坐上鍋沒米吃的問題得一千幾百萬斤（幾百萬斤記不的了）。廖志高同志請示了李井泉同志（李井泉同志在外地），批準我們借了一千幾百萬斤糧食，解決了燃眉之急的問題，又少死了一些人。當時溫江地區庫存糧食只有二千幾百萬斤或三千幾百萬斤，省上還要調，我們地委不同意調了。先由地區糧食局和財委向省上主管部門反映，不行。然后我親自到副省長兼財委主任張韶方同志那里談這個問題。我說：我們庫存糧食只有這么一點了，省上還要調，調完了我們再出問題怎么辦？張韶方同志說：我再從別的地方給你們調糧食。我說：你把溫江地區的糧食調完，那里還有糧食給我們調？他說：你說的也是，把你們溫江地區的糧食調完，再沒有什么糧食可調了，即是還有一點，也在邊遠地方，遠水解不了近喝。問題是現在宜賓地區在死人，是先把這些糧食調到宜賓地區救人，還是放在那里準備你們再出問題用？我一個共產黨員，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同意先調到宜賓地區救人。當年秋天，綿陽地委第一書記李林枝同志在省委金牛壩招待所養病，到灌縣看了一下，回來給我打電話說：“老宋，你今年遭了，成灌公路兩旁田里的稗子長的比谷子還高”。我說：“是，二道秧沒耨上去，一畝少收一百斤谷子”。
一九六一年冬，省委在重慶召開地、市、州委書記會議，我請成都市委第一書記廖井丹同志向省委李大章同志反映，解決溫江地區的糧食問題（即少配一些征購任務，多給農民留些口糧），不然溫江地區再垮下去，就保不了成都市了（省上每年從溫江地區調幾億斤糧食保成都市）。廖井丹同志反映后，李大章同志說，回了成都再說。李大章同志又是西南局常務書記，回成都后派西南局農辦主任張勵同志來溫江地區調查。張勵同志調查后，認為我們地委反映的情況屬實，同意我們地委的意見，向省委寫了報告。李井泉同志在中央七千人大會前省委召開的地、市、州委書記會議上說，中央工作會議后再說，看看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后，省委在成都召開地、市、州委書記會，議題之一是小春糧食征購問題。省上提出的討論文件中給溫江地區分配的小春糧食征購任務仍重，完成這個任務農民的口糧又不夠人均每天一斤原糧。我根據一九六一年的教訓，堅持農民的口糧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糧安排，要求減少小春糧食征購任務，或者是說小春糧食征購任務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尚差部分在大春糧食征購中一起完成，使我們喘一口氣。省上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見，發生爭論，我發脾氣了。我說：溫江地區的糧食問題再不解決，繼續垮下去，不僅自己沒有飯吃，也保不了成都市，我負不起這個責任。成都市廖井丹同志和綿陽地委李林枝同志支持我的意見。李林枝同志說：全省的問題一下解決不了，先解決溫江地區的問題，不能使溫江地區再往下垮，溫江地區再垮下去，保不了成都市，不僅是溫江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省性的問題。當天上午，廖志高同志主持會議，宣布休會。中午，李井泉同志叫我談話，問我：你上午發脾氣了？我說：發了。他做我的工作說：不要發脾氣，心平氣和地說。我說：好么。下午省府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省長趙倉壁同志、副省長兼省財委主任張韶方同志、省財委副主任何仲明同志、省糧食廳廳長管學思同志、副廳長劉運生同志，集體給我談話，同意了我們的意見，解決了溫江地區的糧食問題。一九六二年溫江地區貫徹中央七千人大會精神，在省委、省府、省級有關部門和兄弟市、地支持下初步解決了農民的口糧問題，再未出現腫病和非正常死亡，開始恢復生產，經過廣大干部、群眾齊心協力艱苦奮斗，水稻畝平增加一百多斤，全區共增加五億多斤糧食。又經過三四年努力（我一九六四年初調離溫江地委），到“文革”前糧食生產基本上恢復到“大躍進”前的水平。
宋文彬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寫后之語
這個《交代》，我本來還想在文字方面修改一下，但眼底黃斑又出血，視力又下降，不能再勉強了，只好如此。請諒解。
(《我對原溫江地區農業大躍進中的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的交代》全文完。sxiaoli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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