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并非“西安事變”“主謀”
韓渝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臨潼幾聲槍響，時任西北“剿總”副司令的張學良和17路軍的總指揮楊虎城，用“兵諫”的方式扣留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若問這場由張、楊聯(lián)合發(fā)動的“西安事變”中誰是主導者，名氣更大的張學良一直承擔“犯上作亂”的主要責任。然而在1991年張之丙姐妹對張學良的采訪中，他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那可以說他（楊虎城）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
“兵諫”是誰的主意
1935年，曾經(jīng)號稱中國最強軍隊的東北軍正處在落魄時期。熱河戰(zhàn)敗后，東北軍丟了東四省和河北的地盤，十幾萬大軍依靠蔣介石提供補給，一舉一動受蔣節(jié)制，境況非常凄涼。背著一個“不抵抗將軍”罵名離開東北的張學良有抗日的決心，不希望參與任何內(nèi)戰(zhàn)。但結(jié)果卻事與愿違，不得不接受蔣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來到西安的張學良，很自然地結(jié)識了時任陜西省主席、國民黨17路軍總指揮的楊虎城。只不過，張學良開始對楊虎城的態(tài)度非常傲慢，認為楊虎城草莽出身，不過就是個“老粗”。而在楊虎城眼中，張學良卻是一個可以聯(lián)合抗日的對象。
1935年10月初，楊虎城向張學良發(fā)牢騷說“剿匪”等于“無期徒刑”，“以中央軍之數(shù)量，東北軍之精銳，皆未能消除共產(chǎn)黨，區(qū)區(qū)如彼之軍隊，能何為乎？”
同年11月，當東北軍的109師被毛澤東指揮的紅軍殲滅后，張學良也向楊虎城袒露了“倦于內(nèi)戰(zhàn)”的心情，楊虎城向張學良建議：向蔣公進言，停止內(nèi)戰(zhàn)，團結(jié)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張學良只身飛到洛陽，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 。雙方發(fā)生尖銳沖突。
張指責蔣“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么區(qū)別”。蔣嚴厲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決不抗日。”老蔣的頑固態(tài)度使張學良“猶如涼水澆頭”，對蔣絕望。
回到西安后談起有關(guān)情況，張學良問楊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內(nèi)戰(zhàn)，敦促蔣公領(lǐng)導實行抗日之目的”。楊虎城趁此機會問張學良是否有抗日決心，如果有，可趁“蔣公來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張學良聽后愕然，沉默未語。然而，后來西安事變基本上是按照楊虎城“武力扣蔣”的思路發(fā)動的。
為放蔣介石大吵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同宋子文、宋美齡達成了停止內(nèi)戰(zhàn)、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項協(xié)議。24日晚，蔣介石會見了周恩來，表示以人格保證接受六項協(xié)議，并邀請周恩來到南京就國共合作直接同他談判。但是，蔣介石只同意以“領(lǐng)袖人格”保證。蔣介石不肯簽字，張學良卻同意放蔣，這讓主導這次“兵諫”的楊虎城深感不安，并因此與張學良爆發(fā)了一場激烈的沖突。
據(jù)《宋子文日記》披露，12月24日當晚，張學良、楊虎城進行了交談，楊虎城反對釋放蔣介石，為此與張學良激烈爭吵。楊虎城覺得這樣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讓蔣介石簽個文件，有個書面的保障。楊說：“你發(fā)動了政變，在未獲任何保證下，而今你竟允委員長離去，他定會讓你我人頭落地。”張說：“我個人對政變負完全責任，如果我們接受他的領(lǐng)導，一切均會好轉(zhuǎn)，若否，則盡可開槍將他打死。對其行動方針，難道還有其他選擇？難道我們不想結(jié)束此等局面？”楊虎城不滿地離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點左右，張學良給楊虎城打電話，通知他，自己已經(jīng)決定放蔣回南京，楊虎城示意勸阻，但張學良已然不允許他再辯解了，只是說，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楊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從。
在張學良親自陪同下，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離開西安前，張學良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沒想到這一次竟是他們二人的訣別，張學良因此永遠失去了自由，而提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楊虎城在1949年死于國民黨特務的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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