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評《炎黃春秋》第八期李銳、郭道暉在“萬歲”事件上的狼狽相
淡定
就《炎黃春秋》2010年第七期張素華同志的文章《毛澤東沒有在“五一口號”中加寫“毛主席萬歲”》,該刊第八期發表李銳和郭道暉的兩篇答辯文章,盡現這兩位非毛勇士的狼狽和窘態。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李、郭兩人為自己在前些期《炎黃春秋》上曾經發表過的文章,硬說毛澤東在1950年五一節口號上親自加上了“毛主席萬歲”一條,作出種種狡辯。李、郭兩人這一期的文章是對第七期張文的“回馬槍”。但是這桿“回馬槍”的效果是使自己進一步露拙顯丑,進一步在世人面前暴露出自己是一副何等鐵桿反毛的嘴臉。
無論是李銳還是郭道暉都在這一重大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問題上,用了相當多的不確定的語氣。李銳說,當初提出這個情況的朱德秘書陳友群“應當不會有記憶失誤”,“我猜想”如何如何;郭道暉說,陳友群“應是知情人”,“想必言有所本”,用了這么多“應當不會”、“應是”、“想必”、“猜想”如此不確切的含混不清的言詞,在重大歷史事實面前,拿不出確鑿無疑的證明、證據,就迫不及待地向公眾披露這樣重大的歷史事實,說得再輕,也是一種對史實極不嚴肅的態度(實在是有違《炎黃春秋》一再標榜的“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宗旨了)。郭文還說:“即使史實不確切,似乎也合乎歷史邏輯,并非完全‘客里空’”,表現出一種“寧可錯殺一千”的那種非把毛澤東往死里整不可的狠勁。
李銳的文章里還故意把責任推到胡喬木身上,散布對張素華一文提到檔案問題的懷疑。李銳說什么:“我猜想,張素華看到的胡喬木的這個草稿(指‘五一口號’)可能不是最原始的。”請看,用“猜想”、“可能”這些詞用來判定史實,還那里談得上有一絲一毫的嚴肅態度呢?李銳在文章開頭假惺惺地說:張素華同志對待事實是一種“認真的態度”,而他自己卻是如此不認真!從李銳在文章中拉胡喬木來“墊背”,這種拉故去的人為自己“作證”,這是李銳這些人在攻擊別人時的一種故技,反正人已去世,無可對證,憑我雌黃,其奈我何!李在文章中還提出各種疑問,說什么:“在這個草稿之前(指上文所說的胡喬木看到的那個草稿)還有沒有一個預備過程?在預備過程中,胡喬木和毛澤東之間還有沒有過文字交流,這都需要研究。”請看,這又是一種何等輕狂、輕率的態度,史實的真假程度還“需要研究”呢,就迫不及待地把結論拋出來了,目的無非是要把毛在“五一口號”中自己添上“萬歲”的“罪名”夯死夯實,鐵板釘釘地扣到志的頭上,足見作者對毛澤東的怨恨有多深!
郭文在行文中雖然提到群眾擁護毛澤東而喊萬歲無可厚非,卻又馬上硬說多數群眾在喊毛主席萬歲時有遲疑,不習慣,“發展到后來,這個‘萬歲’口號已不再是人們出自內心的情感的呼喚,而異化為必須絕對遵從的‘圣旨’”,這是一種對群眾熱愛自己領袖的樸素,真摯感情的公然歪曲和褻瀆。中國人民都知道,喊“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是一種樸素感情的自然流露。“毛主席萬歲”同封建朝代對皇上喊“吾皇萬歲”,絕不能截然劃上等號。在意識形態上被封建朝代“三綱五常”羈絆的中國黎民百姓對皇帝的感情怎么能同解放了的、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和它的領袖的那種衷心的、無比真摯的感情相提并論、同日而語呢?“萬歲”只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廣大群眾對自己敬愛的領袖表達一種習慣性的愛戴、擁護的符號。按照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那篇名著中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關系問題上的深刻論述,群眾對自己敬愛領袖的擁護是非常正常,是再自然不過的事。隨著時代的推移,人們的認識在發生變化,對“萬歲”這個口號帶有封建色彩的個人崇拜色彩,于今人們喊得少了,以至不喊了,這也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廣大群眾對毛澤東的熱愛并未減退。這種感情深深植根并內化于心靈深處。當然,對于李銳、郭道暉以及《炎黃春秋》編輯部袞袞諸公們,那是例外。廣大中國人民對毛澤東同志發自內心的真情是久久不滅的,是不容侵犯、不容輕慢、不容褻瀆的。有人要在毛澤東頭上拉屎拉尿,群眾的眼睛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把毛澤東丑化到極致,把毛澤東推行到萬劫不復的地獄深處,只有李銳、郭道暉和《炎黃春秋》編輯部的諸位先生們才做得出來。廣大群眾對于這種現象是十分痛恨和不齒的,他們的各種丑惡表演,激起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心頭更強烈的憤慨!廣大中國人民的涶沫星子就足以把他們淹沒。
有道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些反毛勇士始則氣勢洶洶地反毛攻毛,把“萬歲”這件事當作他們反毛的“殺手锏”,繼則狼狽招架,言詞模糊含混,在世人面前盡露丑態,實在是“偷雞不著反蝕一把米”呵。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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