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七千人大會

   關于七千人大會

甄巖

為了總結1958年以來，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的經驗教訓，更好地認識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以更好地指導克服困難，爭取勝利。毛澤東根據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的建議，提出要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這就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人們習慣地稱它為“七千人大會”。

（一）會議前的準備。

1.1961年11月12日晚，毛主席在聽取中央局第一書記的情況匯報時講話。他說：全國人大決定不開了，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時間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后。一個縣來兩個人，地委來三個人，省市來四個人，中央局也來四個人。要把這次會議當作小整風。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錯誤，要講。全局觀念、紀律、先整體后局部后個人，要講。現在小天地太多，一個縣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賬要講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毛澤東表示他要在會上講話，還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講一講。各省只講自己的錯，不講中央的錯，要用這次會講清楚。不要怕鬼。現在氣不壯，很沉悶。收購不到東西，糧食狀況不好，要兩三年轉過來。廬山會議說兩三年轉，明年要改觀。現在不是沒有東西，豬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來。要鼓氣，總結經驗、鼓足干勁八個字。總結經驗就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找。（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的大意。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11月13日）

2.毛主席離京，經上海、杭州小住，12月13日來到太湖之濱的無錫。分別聽取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和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匯報。江渭清匯報說：今年農村糧食計劃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邊田，估計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難。江蘇征購任務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產，原定征購150萬擔到200萬擔，實際完成220萬擔。豬、家禽、外貿、財政情況都比較好。

這一年多來，關于國內情況，毛澤東聽到的和看到的（包括書面材料），盡是困難和問題，農業嚴重減產，工業生產完不成計劃，農村的嚴重困難情況，使他感到壓抑，這次聽到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講的一些好消息，工、農、財貿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為高興。他15日寫信給主持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們也來聽一聽江蘇省委的經驗匯報：“江蘇有一些好經驗，工業、農業和財貿幾方面的，很值得聽一聽。”

聽取匯報中間，毛澤東講了一些重要意見。

關于形勢，他興奮地說：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

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毛澤東說：貫徹要快一點，一傳達下去可以調動積極性。有人認為這是倒退。這不是倒退，是前進。不是講底子薄嗎？主要是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由薄變厚，就要發展生產力，就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要肥料就要養豬，要把豬養好，把牛養好，也是生產隊來管。要明確大隊干什么，生產隊干什么，不弄清楚，生產隊的積極性起不來。他特別指出一點：“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這事是劉少奇支持，鄧子恢大力推行的。）

講到1962年的工作時，他說：明年工、農、商、學、兵、政、黨要全面走上軌道。黨是領導一切的。要搞個幾十條，大家遵守。明年要開會，開個大動員的會議。明年一月開中央工作會議，無論如何要抓好工作，爭取主動。要識大體，顧大局，要加強紀律性。（毛澤東聽取江渭清等匯報時插話的傳達記錄，1961年12月20日）

“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無論如何要抓好工作，爭取主動”，這些話最能反映毛主席那個時候的心境。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是到了“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時候了！

3.毛澤東在返回北京途中，17日又聽了山東省委負責人的匯報；19日又聽了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匯報。作了一些重要插話。

在談到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時，毛主席說：“權力下放，實行大包干后，生產隊三十戶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幾戶。山區里三戶五戶的怎么辦？二十戶規模就是大的。”

在匯報到山東的牲口已經停止死亡時，毛主席說：“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農具破壞也不會那么嚴重。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 （毛澤東聽取譚啟龍等匯報時的插話記錄，1961年12月17日）

他在插話中還著重講了對形勢的估計問題。他說：今年比去年好，形勢已經在向好的方面轉。農村在向好的轉。工業有了七十條，也在向好的轉。商業也搞出了一百條。困難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過去了，還是大有希望。要弄清總的形勢，開會時要講講形勢，恐怕需要。（毛澤東聽取劉子厚等匯報時的插話記錄，1961年12月19日）

（二）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這次會議，1961年12月20日開始，1962年1月10日結束，為七千人大會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形勢、國內形勢、1962年的年度計劃和長遠計劃、商業、關于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黨的工作等六個問題。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負責人。

1.會議的第一天晚上，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開中央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主要由鄧小平和周恩來報告這次會議的議題和會議的開法，毛主席講了話。

在談到要討論國際國內形勢時，毛主席說：“這樣好。有形勢，才有氣。會議不要開得太緊，上午休息，下午開會，晚上看戲。白天出氣，晚上看戲。”

周恩來談到需要集中統一的時候，毛主席說：“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來我看不對頭，現在要支持集中了。過去民主革命，證明集中統一才能打勝仗。現在的毛病是‘五風’、‘五多’。”當周談到他對形勢估計的四句話“形勢好，成績大，困難多，任務重”的時候，毛主席說：“形勢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農業有了六十條，工業有七十條，教育有六十條，商業也將要有幾十條或者一百條，這就有辦法。”

接著，毛澤東講話。他說：

“對于過去走彎路的看法，應該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縣委。我到下邊一看，省委說錯誤主要由他們負責，也說到中央，但總是說中央總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等，都是中央的。雖然材料是由你們來的，但是誰叫你相信呢？誰叫你購買呢？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于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

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面。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人的認識總有個過程的。問題是認識得慢了一點，時間長了一點。比如，‘三包一獎’，今年我才看到耿長鎖的信、山東的材料、廣東大荔公社一個大隊的材料，開始懷疑這個辦法，找胡喬木、廖魯言談。他們都說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這是中國的創造，蘇聯沒有的。胡喬木還給我舉了韶山的例子。那時，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廣州都講了他們的主張。但是經過了大半年，我們才了解。人們對于事物的認識，就是這樣子奇怪。有了這樣錯誤的經驗，我們就可以不再犯了。

這十二年，恐怕還是做對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錯誤占第二位。我們十二年，已經有了兩方面的經驗，這就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

毛主席講過之后，劉少奇講了他有病休息的情況。講到，他這次真休息，只能看《紅樓夢》。講到《紅樓夢》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講述他對《紅樓夢》和其他幾部中國古典小說的看法。毛澤東說：《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他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他的書中寫了幾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統治階級，約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死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個丫環，秦可卿實際是自殺的，書上看不出來。賈寶玉對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都看一看，這部書寫了宋朝的真正社會歷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揭露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細致。《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志異》是尊重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12月20日）

毛主席關于《紅樓夢》的一席談，代表了紅學研究中的一種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在學術界、在中國和世界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

2.12月21日，鄧小平在會上作長篇講話。在講話中傳達了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毛主席說，他感覺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興，因為我們的具體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見效了。首先見效在農村，有了“六十條”，最近又把隊為基礎這個問題更進一步地解決了。現在反映農村的情況是見效的。毛主席特別舉例，講到江蘇省委最近組織了幾個反對派，向來不說好話的人，下去自由訪問，先看壞的，后看好的，這次回來也講好話了。

關于黨的工作，毛主席在無錫找華東幾個省的同志談了一下，回來跟我們談，明年要抓工、、商、學、兵、政、黨七個字，明年要大抓一年。

最后，鄧小平談到如何開好七千人大會的問題。

3.1962年1月8日，劉少奇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會報告稿，還沒有寫出來，正在抓緊進行。到1月10日上午10時，毛主席看了報告稿的前兩部分。他寫了一個批語給田家英并告劉鄧等，說：“覺得好，但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還沒有看。”過了一會兒，他又把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找來商量，決定將報告立即印發七千人大會，分組討論三天，征求意見，允許各種意見充分發表。

（三）七千人大會。

1.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分組討論劉少奇報告稿，討論很熱烈，在反對分散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

2.16日晚上，毛主席召集劉、鄧、陳伯達、田家英等開會。在不同意見面前，毛主席沒有表態，而是鼓勵把不同意見充分發表出來。他決定成立一個報告起草委員會（共21人），吸收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先談談主要矛盾是什么，統一思想之后，再寫稿子。（《楊尚昆日記》下，P113）

起草委員會反復修改，集中各方面意見，終于形成一個為各方面能夠接受的，對于統一全黨思想，動員和鼓舞全黨同心同德地克服當前困難、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起了積極作用的文件。

毛主席在釣魚臺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七千人大會的安排問題，還討論了劉少奇口頭報告提綱。

3.毛主席親自主持七千人大會。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不念起草的報告稿，而是對報告中涉及的一些問題另外作發揮和說明，這就是劉少奇口頭報告的由來。

1月27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全體會議，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1月29日，繼續開全體大會。毛主席主持，林彪講話。

林彪的講話，應該說是比較科學地總結了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造成嚴重失誤的原因。林彪在講話中指出：“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這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的一些困難是暫時的，而且情況已經在開始好轉，今后必然會繼續好轉下去。造成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災害，我們工作上的一些錯誤，使我們的工農業生產減少了，但我們取得了經驗。全黨來了個大學習，使我們黨員、干部的質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在講話中，還詳細地闡述了黨的軍事方針。（《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62-64）

林彪講話之后，毛主席接著講話。他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于黨的路線，關于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還有少奇同志的口頭報告，口說無憑，也請他整理一下。他已經答應了。”到1962年3月20日，毛主席在審閱林彪講話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羅瑞卿，指出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62）

根據幾天來分組討論的情況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縣、地兩級負責人，對省委領導有意見而不敢講，不能暢所欲言。為此，毛澤東在會上宣布，要大家出氣，暢所欲言，把話說完，趁熱打鐵，延長會期。這一宣布，獲得全場極為熱烈的鼓掌。毛主席說：

“這次用這么個方式，在北京開這么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么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準備的，而且有的做檢討做了幾年了。有好幾個省從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評，不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不過這樣有個問題，你們都急于回去過春節，這是個矛盾。還有幾個同志準備講話，恩來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講幾句話。（熱烈鼓掌）我們可以一面開小會，一面開大會，每天大會不超過三個鐘頭。這可能違反大多數同志的意愿。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們家里過春節才算舒服？（笑聲）為什么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一個春節不好？（全場熱烈鼓掌）我看，春節不關大局，不關什么農、工、商、學、兵、政、黨。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什么不好啊？（全場熱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大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么能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們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你罵了我，我整你一下，這是不許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講了幾十年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腦筋里面沒有產生，沒有民主。”

“這次會議沒有你們，這個報告制定不出來。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們。常委、政治局、書記處都沒有開會。我只看了一下，也沒有看完，提出干脆統統發下去，讓大家去討論。后來組織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員會，整整搞了八天，每天開一個下午的會，有時六個鐘頭，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來。從群眾中來嘛！不從群眾中來，這個報告就搞不出來。全靠大家幫助，集體的智慧，共同創造了這個文件。至于這個文件是不是有缺點錯誤，過一兩年總可以看得出來，到時候再修改。橫直是有錯誤就要改，誰的錯誤誰就改。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么官僚主義？搞了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劉少奇等人在許多問題上是封鎖毛主席的！——筆者注）。可見我的官僚主義相當可觀了。總之，要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開的是五級干部會議：縣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們贊成，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說的辦法。（鼓掌）如果你們不贊成，一定要明天結束，我也可以接受，我們明天就可以散會。如果你們想解決上下通氣這個問題，就趁此機會，就在這里解決，舒舒服服回去。（熱烈鼓掌）如果你們贊成，就這樣做。（熱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個同志講話，上午討論，開出氣大會。”（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2年1月29日）

1月30日下午，毛主席在全體大會上發表講話，把整個會議推向高潮。

（四）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毛主席一共講了六個問題：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民主集中制問題；我們應當聯合哪些階級，壓迫哪些階級；關于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要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問題。

七千人大會的主旨是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是贊同的。但問題是如何實現集中統一，用什么來反對分散主義。實際上，在當時既有分散主義的問題，也有劉鄧等人個人專斷（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鄧小平大權在握，鎮壓迫害了多少好干部、好黨員、好群眾，就是其個人專斷活生生的例子！）破壞了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因此，大會討論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時，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過不同意見，甚至是抵觸的情緒。毛主席在講話中，沒有把反對分散主義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為中心問題來講。事實上，這幾年黨的工作中出現嚴重失誤，大刮“五風”，主要也不是分散主義，而是劉鄧等人個人主觀武斷，不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而造成的。所以，毛主席在講話中，理所當然的，不把反對分散主義作為中心問題來講，而是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民主集中制學說，并且結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際進行了創造性的發展。像毛主席這樣闡述民主集中制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只有黨的幾十萬高中級干部，都從思想上真正明確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論和原則，才對于貫徹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才能自覺的實現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五個統一。這樣，毛主席就從更高、更全面、更深刻的層次上，總結了1958年以來的主要經驗教訓。

毛主席這次講民主集中制問題，與其說強調集中，不如說更強調民主。他說：“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毛主席批評了黨內的一種現象，說：“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在這里實際是指劉少奇等人）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他舉了一些省委發揚民主、作自我批評的例子，說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只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只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他還批評說：“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指安徽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毛主席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這足見毛主席是多么光明磊落！這與那些隱秘自己的錯誤，嫁禍于人，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反革命兩面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毛主席講民主集中制問題，在會議大廳引起強烈反響，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

毛主席講的另一個重點，是關于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在總結這幾年的經驗教訓的時候，毛主席常常講到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問題，強調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講到哲學上一對重要的范疇：必然與自由，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這次講話中，毛主席結合黨的歷史，結合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加以比較，系統地深刻地闡述和發揮了這個問題。他說：“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斗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后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這一點的最后，毛主席講到：“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復的實踐，在實踐里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

在這個極重要講話中，毛主席一共講了六個問題，而在1978年7月1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時，是全文發表的；然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刊載時，隨著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需要，他們竟把這篇文章的涉及到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兩個重要問題，攔腰砍掉了。這就是第三點和第五點，現引錄于下：

“第三點，我們應當聯合哪一些階級？壓迫哪一些階級？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

工人階級應當聯合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首先要聯合的是農民階級。知識分子，例如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教授、教員、作家、藝術家、演員、醫務工作者、新聞工作者，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或者附屬于資產階級或者附屬于無產階級。對于知識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們才去團結呢？不是的。只要他們愛國，我們就要團結他們，并且要讓他們好好工作。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民主人士，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這些人，在我們人民民主專政下面，都屬于人民的范疇。在人民的內部，要實行民主。

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他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對象。

我們站在哪一邊？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一邊，還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一邊呢？必須站在人民群眾這一邊，絕不能站到人民敵人那一邊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

在國內是如此，在國際范圍內也是如此。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總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

“第五點，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我只簡單地講幾句。

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動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不準革命，像魯迅所寫的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那樣，總是要失敗的。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無論什么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人們會問：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還要學嗎？我們學習的是蘇聯的好人好事，蘇聯黨的好經驗，蘇聯工人、農民和聯系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好經驗。至于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一定看作反面教員，從他們那里吸取教訓。

我們永遠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我們始終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一定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鞏固地團結起來。

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給以適當的回答。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歷來就是這么罵的，已經聽慣了。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笑聲）我們國家有六億幾千萬人民，我國人民是團結的，六億幾千萬人還孤立嗎？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

從刪掉的這兩個問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刪掉的是事關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大問題。這篇重要文獻，在1978年7月1日《人民日報》，為紀念建黨57周年，第一次公開發表時，是全文發表的，并沒有任何刪減。而中央文獻研究室，他們竟然秉承上面某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旨意，在編輯出版毛主席著作時，大量閹割毛主席著作的靈魂和革命精神，特別是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的精華和靈魂，這一篇他們的閹割是很典型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總有一天，用馬列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共產黨人和億萬人民群眾，是要同你們算總賬的！

這次大會，正如毛主席在講話中，強調指出的：“同志們，你們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來。”“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采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有什么就檢討什么，一個鐘頭，頂多兩個鐘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讓人講話，是采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我向同志們建議，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有些同志還沒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熱烈鼓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16-43）

毛主席的講話進一步增強了大會的民主氣氛。與會代表充分發揚民主，結合這幾年來黨的工作，充分發表意見，熱烈討論，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到2月2日，“出氣大會”告一段落。2月4日是除夕，毛主席和與會代表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春節聯歡晚會。大年初一，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同參加七千人大會的全體人員一起出席團拜會，共度春節。

大年初二（2月6日）鄧小平、朱德講話。朱德的講話，主要是講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

大年初三（2月7日），周恩來講了國民經濟存在的困難和克服的辦法。大會最后，通過書面報告的決議。之后，毛主席宣布大會閉幕。

（五）七千人大會的偉大意義。

這次大會，無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都有著極其偉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毛主席的重要講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世界觀、必然與自由的科學范疇，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都作了極其重要的創造性理論貢獻；同時，對于指導中國共產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渡過難關，迎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偉大勝利，特別是后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中，自上而下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大民主，發動億萬人民群眾起來進行革命造反，揭露黨和國家的陰暗面，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是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的。總之，七千人大會以其輝煌的光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而載入史冊！

（六）毛主席親自修改《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即《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七千人大會閉幕后，毛澤東隨即離京去外地。走之前，曾交代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二月下旬，田家英帶著整理稿到了杭州，面見毛澤東。

毛澤東對田家英整理稿不太滿意。2月24日凌晨，給田家英寫了一個條子，說：“我看還是我的那個原始講話好。請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機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講話來，我和你每人有一本，兩人對照一起修改，有兩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參加。如你身邊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54）

第二天，講話稿送來了，是一個錄音記錄。毛主席花了一天工夫，在記錄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來的樣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請你看一遍，看還有什么錯誤沒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還我。”（同上）

從這時起到3月20日，毛主席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較多的修改和補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問題和認識客觀世界問題這兩部分。其中有一段話，意思是說，要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降到下級機關去工作。這種下降和調動，無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毛澤東在修改整理稿時，讀到這里，覺得言猶未盡，忽然想起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隨手引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引證之后，毛主席興致勃勃地發揮了一篇議論。為了引證無誤，毛澤東特地囑咐田家英找來《報任安書》這篇文章加以校對。

經過毛主席多次修改和補充，以及文字上的潤色，使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內容更豐富，理論色彩更濃，文字也更為流暢。另外，在1966年的二月，即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夜，中共中央在將毛澤東這個講話印發給黨內干部閱讀時，曾經他本人同意，將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中的一段話加進去了，這段話是：“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44注釋5）

到了21世紀初，一些政治流氓、文痞實在找不到什么子彈來攻擊毛澤東了，竟造謠、誣蔑和誹謗說什么：《毛澤東選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著作都不是毛澤東自己寫的，而是其他領導人和胡喬木、陳伯達等人所寫。這些造謠者真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就是連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同志，都公開出來辟謠。胡喬木盡管曾被毛主席贊譽為“黨內的一支筆”，但他比較起毛澤東來，自愧不如。毛主席真是大手筆，遠高于陳伯達、胡喬木不知多少，根本就不是在一個檔次上！有人造謠說“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寫的”，連胡喬木自己的詩詞，都要請毛主席給他修改、筆削，才能發表，而他寫的詞，卻要冠以毛澤東的名字，這更是令人笑掉大牙！

筆者在學習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即《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曾結合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寫了一篇哲學論文，現引錄于下。

附錄：

毛澤東對必然和自由這對哲學范疇的創造性貢獻

                           孫煥臻

毛澤東從20世紀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最艱難的歲月里，為了批駁“左”的和右的修正主義思想，結合總結經驗，深刻研究和認識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律，曾經多次討論和闡釋必然與自由的科學范疇。

194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已經20年，在思想政治組織上已經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也已完全成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對中國革命客觀規律的認識已完全由必然達到了自由的境界。這個時候，毛主席為了使全黨普遍提高馬克思主義水平，克服主觀主義，首先在高級干部中通過整風方式，進行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總結歷史經驗，分清路線是非，批判王明第三次“左”傾路線，端正和提高執行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覺悟。毛澤東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認識論的高度，闡述了必然與自由的哲學內涵。

             一、必然和自由的科學內涵

    毛主席在1941年《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科學地揭示出必然和自由的科學內涵。

 必然——客觀存在的規律性。

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造出的。但不認識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必然王國之變為自由王國，是必然經過認識與改造兩個過程的。歐洲的舊哲學家，已經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個真理。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不是否認這個真理，而是在承認這個真理之后補充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據對必然的認識而“改造世界”這個真理。“自由是必然認識，”——這是舊哲學家的命題。“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說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圖樣。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圖樣。不但須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須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而這些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得來關于客觀實際情況的能動的反映。而主觀唯心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的一切革命圖樣，不論是大的和小的，總的和分的，都不是根據于客觀實際和不符合于客觀實際，他們只有一個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國或改造華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觀愿望，而沒有一個象樣的圖樣，他們的圖樣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隨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們既然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又妄欲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腦殼，并引導一群人也碰破了腦殼。他們對于中國革命這個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卻妄欲充當人們的向導，真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

                二、關于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毛澤東到了上個世紀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又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運用必然和自由哲學范疇，深刻地闡述了如何正確地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他指出：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于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1921年黨的建立到1945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范圍的整風，從1942年冬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致的整風，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么人犯了錯誤，只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期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統一了認識。至于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么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么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后，才得到完全解決的。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30萬人，后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30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陜北以后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3萬人，就是說，不到30萬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30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3萬人的軍隊強些？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了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所以這不到3萬人的軍隊，比起那個30萬人的軍隊來，要更強些。劉少奇在報告（1962年七千人大會）里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吃了一些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這樣。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后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的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于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干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關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于建設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1960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于政治、軍事，對于階級斗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于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干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干了十一年了嗎？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規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么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志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1960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1961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面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到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1960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于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中世紀。從17世紀到現在，已經有360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18世紀是什么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9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里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期以前，在17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和資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偉大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斗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后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于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比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里，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于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余，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為止，在這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我注重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至于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總結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后，不認真做了。1961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干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干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么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12年了，這12年分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現在是后4年。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的經驗，主要是后4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劉少奇的報告里面。我們已經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將要制定各個方面的具體政策。已經制定了的，例如農村公社60條，工業企業70條，高等教育60條，科學研究工作14條，這些草案已經在實行或者試行，以后還要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將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制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制定了一些條例。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個七個方面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制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然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干部，并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對于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眾對于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事業取得了勝利。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頭8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建設方面，那時候的任務是恢復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論在革命方面和建設方面，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1958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提出，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形下，干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期，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總路線指導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們注意到這一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干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么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后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黨的，20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里面，特別是在新黨員里面，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并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總之，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復的實踐，在實踐里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7-37）

         三、運用必然和自由這對哲學范疇使其成為

人民群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銳武器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毛主席對必然和自由這對哲學范疇的創造性理論貢獻，對于用這個哲學范疇來指導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和理論意義是極其巨大的。我們所以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哲學世界觀武裝頭腦，其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說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正確地認識世界的必然，并根據認識的必然制定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指導人們的實踐，而能動地改造世界，從而獲得自由。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P845）

人們學習哲學，掌握哲學，運用哲學，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認識事物的必然，并運用這一正確的認識去指導實踐而能動地改造世界，使人們獲得自由，自覺地主動地依據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推動歷史前進。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