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炎黃春秋》《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

評謝辛新論《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

                                 奚兆永

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批判謝韜和辛子陵大肆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時寫的一系列批駁文章中的一篇，曾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9期上發表過。最近因為寫作批駁李桐、胡德平、張殿清等主張將《宣言》“消滅私有制”改譯為“揚棄私有制”的觀點，在網上有網友聯系到所謂“個人所有制”問題，也有網友引用了我這篇文章的觀點。鑒于無論是杜林的錯誤觀點，還是謝、辛的錯誤觀點都還有影響，我覺得重提恩格斯對杜林的批判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而拙作對謝、辛的批駁對于澄清當前的一些爭論也還是有益的，故將此舊作在網上重新發表，以供大家參考。

幾個月前，謝韜先生在《炎黃春秋》今年第2期上發表了他為辛子陵先生一部書稿寫的序言即《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由于文章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而作者的觀點又存在明顯的錯誤，因此文章發表后受到了理論界的廣泛批評。我從2月以來也寫了十六篇評論文章，對其錯誤進行了系統的批判。遺憾的是，直到今天，還沒有看到謝先生的回應文章。不過在《炎黃春秋》今年第6期上卻看到了謝韜先生和辛子陵先生合寫的新論《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由于作者是老對手，論題又是我過去曾經研究過的問題，謝、辛的新論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比較前后兩篇文章，舊論《模式》一文涵蓋的問題比較多，牽涉的面比較廣，而新論《試解》一文所討論的是一個比較具體的理論問題，涉及的面比較窄，但是它們都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值得我們給予同樣的關注。我在閱讀新論的過程中發現：在舊論中用得最多、強調得最厲害的“民主社會主義”一詞（作者甚至喊出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樣的口號）在新論里沒有再出現，而對論敵們提出的種種質疑也沒有給予任何答復。人們要問，是不是謝、辛們已經放棄了他們原來的觀點了?情況當然沒有這樣簡單。從兩篇文章的比較里我們可以看到，新論雖然較舊論有所收斂，但是，他們在所有制這樣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上并沒有任何改變，相反，他們更加強化了否定公有制、要搞私有化的主張。因此，對于這篇新論，是很值得我們進行一番剖析和評論的。

一、關于所謂“隱瞞”、“修改”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理論說

謝、辛在新論《試解》一文中說，“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宣稱，公有制國有化是社會主義的最高原則，隱瞞馬克思馬克思關于在公有制、國有化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主張。這一理論上的修改，后果極其嚴重。我們認為，重建個人所有制，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個行之則一言可以興邦，違之則一言可以喪邦的大問題。”

謝、辛 的這段話完全是無中生有。試問，誰“隱瞞”、“修改”了馬克思關于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

我們知道，馬克思關于“重建”的說法出自《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關于“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的論述中。原話是這樣說的：“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832頁）馬克思的這段話，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闡明了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闡明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造成社會革命，闡明了建立土地和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歷史必然性。嚴格地說，“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并不是一個完整的理論，而只是馬克思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說的一句話，將其夸大為一個“理論”并不恰當。對于馬克思的這一論述，自1867 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來，馬克思自己曾經在文字表述上作過細微的修改，但是從未有他人加以“隱瞞”和“修改”的問題。事實上，因為《資本論》第一卷是馬克思生前就已出版的著作，并未經過任何編者的編輯和整理，他人也根本不可能對其加以“隱瞞”和“修改”。在這方面，不僅是德文原版，馬克思在世時出版的法文版、俄文版，顯然都不存在所謂的“隱瞞”和“修改”，就是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英文版及其它文字的版本，也都不存在所謂的“隱瞞”和“修改”的問題。以中文版來說，無論是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解放前由讀書出版社在1938年出的第一版、在1948 年出的第二版，還是解放后由人民出版社在1953年出的修訂版、在1963年出的第二版，抑或是由中央編譯局翻譯、由人民出版社先后在1975年和2001年出的兩個版本，也都不存在所謂的“隱瞞”和“修改”問題。在今天，任何人只要讀《資本論》第一卷，不論是讀什么版本，都可以讀到馬克思的這一論述，不知謝、辛的“隱瞞”和“修改”說所出何據？在我看來，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完全是無中生有，是毫無根據的捏造。

實際上，對馬克思的這一說法，不僅不存在什么 “隱瞞”和“修改”，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還不止一次地對這一說法進行過解釋。首先對這一說法進行解釋的是恩格斯，他在《反杜林論》中解釋說，“靠剝奪剝奪者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對任何一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也就是說，社會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涉及產品，那就是涉及消費品。為了使甚至6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一點，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設想了一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并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足夠清楚的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474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恩格斯的這一解釋表明，馬克思所說的“個人所有制”并不是指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而所指的只是消費品。應該說，恩格斯的這一解釋是一個權威的解釋，因為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付印前曾經將該書讀給馬克思聽過，也就是說，該書的觀點是得到了馬克思的同意的；而且，恩格斯在解釋時還引用了馬克思《資本論》里有關“自由人聯合體”的論述進行了佐證，證明這樣理解正符合馬克思在其他地方對同一個問題的論述。對這個問題在我國理論界之所以出現不同的理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認為，馬克思所講的所有制應該是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不是消費資料的所有制。應該說，提出這種懷疑雖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否定恩格斯的解釋而提出各種各樣的新解釋卻是很不鄭重的。為此，我曾在1991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里對各種各樣的新解釋進行了評論，并且著重支持了余名漢同志關于《資本論》中譯本對Eigentum一詞存在誤譯的觀點。（余文見《江漢論壇》1983年第3期；拙文見《中國經濟問題》1991年第1期）由于在德語里，Eigentum一詞具有“所有制”、“財產”、“所有權”等不同含義，應該根據不同的語言環境分別選取不同的含義進行翻譯。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上，由于individuelle Eigentum只限于消費品而不包括生產資料，因此它應該翻譯為“個人財產”，而不應該譯為“個人所有制”。事實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也明確指出過，“在改變了的情況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頁）這里說的“財產”在德語里就是Eigentum。看來，將該詞譯為“財產”不僅是可以的，而且在具體的情況下還是更為準確的。但是一些人還是繼續堅持把“個人”與“生產資料所有制”聯系起來，謝、辛的觀點也是這樣。顯然，這是和馬克思的原意格格不入的。

謝、辛強調說，搞不搞所謂“個人所有制”是一個“行則一言可以興邦，違則一言可以喪邦的大問題”，在我看來，對于《論語》里的這句話應該取分析的態度。并不是一句話本身對國家興亡具有多么了不起的作用，關鍵在于這句話是不是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它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它就能夠興邦，如果它逆歷史潮流而動，代表了歷史的反動和倒退，它就不能興邦，而要喪邦。在謝、辛們看來，搞公有制、國有化就要喪邦，而大搞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就可以興邦。在我看來，情況正好相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對中國來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強。這才符合歷史前進的方向。

《共產黨宣言》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套用謝、辛的話，這才真是一個“行之則一言可以興邦，違之則一言可以喪邦的大問題”。試想，如果忘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最基本的理論觀點，那還叫搞馬克思主義嗎？如果忘記了共產主義的大目標，那還能叫共產黨嗎？如果不知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只知搞私有化，那還能叫走社會主義道路嗎？

二、關于所謂馬克思的“兩步走”“設想”說

《試解》一文說，“馬克思設想革命勝利后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道路分為兩步：第一步，把原屬于資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廠等生產資料收歸國有，有政府控制起來；第二步，政府尋找一定的社會形式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意思見《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在資本主義時代成績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力（原文為勞動，而非勞動力——奚注）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讀謝、辛的這段話，聯系他們在上一篇文章里大肆吹噓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否定暴力革命的觀點，顯然很矛盾：既然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沒有暴力革命發生，這里怎么又出現了“革命勝利后”的字樣了呢？莫非他們已經改變了上一篇文章的觀點？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自然會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是服從真理、修正錯誤的表現。但是，作為一個對讀者負責任的作者，自己的觀點改變了，總應該向讀者說明這個觀點是怎樣改變的，給讀者一個明確的交代才是，而事實是沒有。在這方面，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已經指出的，作者的觀點其實并沒有改變。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里所說就和前一篇文章的觀點互相矛盾，出現了邏輯混亂，自己跟自己打架了。這樣的情況在一篇理論文章里是不應該出現的。

更重要的是，謝、辛所謂的馬克思關于“革命勝利后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兩步”“設想”是毫無根據的。按他們的說法，“這個意思見《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可是，在那里，連“兩步”“設想”的影子都沒有。關于《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有關論述的全文，我已經在本文第一部分作了引述，讀者可以認真地找一找，看是不是有謝、辛所說的那個“意思”在里面？實際上，馬克思在那里講的是兩個否定：一個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否定了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制，一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否定了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至于“革命勝利后”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問題，馬克思在這里什么也沒有說，又何來什么“兩步走”的“設想”？實際上，馬克思在這里是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是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闡明資本主義是怎樣取代小生產的，而資本主義又怎樣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至于說未來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那根本不是馬克思所面臨的任務，而是未來的人的任務，馬克思不想制造“烏托邦”，他怎么會提出什么“第一步”、“第二步”這樣的“設想”呢？對馬克思來說，重要的問題了是指明社會發展的方向，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而這個公有制只限于生產資料，至于消費品，那還應是個人的財產，因為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所必需的一個條件。這一點也是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相區別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和消費品的個人所有是同時實現的，這里也根本不存在謝、辛所說的“兩步走”的問題。

總之，所謂馬克思提出“兩步走”的“設想”完全是謝、辛無中生有的杜撰，是強加于馬克思的偽造的假理論，理應予以推倒。

退一步說，即使謝、辛未把所謂“兩步走””的“設想”說成是馬克思的，而是作為他們自己提出的觀點，也是很錯誤的。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國家把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這本身就是國家作為社會代表所采取的行動。恩格斯說，“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后一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后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31頁）這就是說，將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是國家真正作為社會代表所采取的行動，國家所有也就是社會所有，根本不存在國家再將這些生產資料“回歸社會，回歸人民”的問題。而且，“當國家終于真正成為這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同上）也就是說，當國家代表整個社會時，國家已經不是原拉一上的國家，已經不再是階級壓迫階級的根據，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就自行消亡了，哪里還有什么第二步？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根本就不應該把已經公有制或已經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再變成個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這對任何一個稍諳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來說都是不言而渝的。

三、關于所謂“股票”既是“社會財產”又是“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形式”說

謝、辛在舊論《模式》一文里曾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里有關股份公司的論述用來論證馬克思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遭到了人們的批評，在新論《試解》一文里，他們又用同一個論據來論證“個人所有制”問題。文章說，“到寫《資本論》第3卷的時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現，使馬克思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

這里又一次暴露了謝、辛對于馬克思《資本論》創作過程的不了解。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經指出，馬克思是在寫好了《資本論》全部草稿以后才開始對第一卷進行加工潤色的，因此第一卷是在寫了第二、三卷草稿以后才出版的，而后來馬克思因為進行新的研究，一直未能對第二、三卷的草稿進行加工和整理，這個工作是在他去世以后由恩格斯完成的。因此要說《資本論》的寫作時間，實際上是第一卷晚于第二、三卷。而按照謝、辛的說法，是先寫了第一卷，然后過了很長時間才寫第二、三卷的；在寫第一卷時還沒有股份公司，只是“到寫《資本論》第一卷的時候”才有“股份公司出現”。這種說法不僅不符合《資本論》的創作史，也不符合股份公司出現的歷史。事實上，股份公司的出現要早得多,當然它的大發展是在19世紀中葉以后。馬克思《資本論》里有關股份公司的論述不僅出現在第三卷，也出現在第一、二卷里。比如，在第一卷里，馬克思就講到，“還在資本主義生產初期，某些生產部門所需要的最低限額的資本就不是在單個人手中所能找到的。這種情況一方面引起國家對私人的補助，……另一方面，促使對某些工商業部門的經營享有合法壟斷權的公司的形成，這種公司就是現代股份公司的前驅。”（《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3頁）他說，“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 （同上，第688頁）《資本論》第二卷里論述股份公司和股份資本的地方比第一卷更多，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多說了。

問題在于，在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是一個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社會，又哪里來什么“股份公司”和“股票”呢？

對這個問題，馬克思在許多地方都說得非常清楚。比如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些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頁）

就是說，在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里，沒有商品，也不存在價值，當然也就更不存在作為“增殖價值的價值”的資本，哪里還有股份公司和股票這樣一些東西呢？謝、辛說什么馬克思由于出現了股份公司因而“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上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其實，馬克思說的“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正是共同所有，而謝辛居然硬把它說成是“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完全是對馬克思極其粗暴的強加和歪曲！

謝、辛在新論《試解》一文中還引證說，“股票這種占有方式，是‘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恩格斯《反杜林論》，大字本第6分冊第334頁）。”

這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極其嚴重的歪曲！試問：恩格斯在這里是論述“股票這種占有形式”嗎？根本不是。這里我們不妨把恩格斯的論述完整地摘錄在下面，讓大家看看謝謝、辛究竟耍了一些什么花招：

恩格斯說：“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于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頁）

在這里，恩格斯論述的明明是資本主義占有方式讓位于社會占有生產資料以后的狀況，而到了謝辛手里卻變成了是論述“股票這種占有形式”的。在恩格斯的論述里，所謂的“股票這種占有形式”提都沒有提到，連這個詞的一點影字都沒有，而謝、辛居然可以無中生有，把它當成是恩格斯論述的主詞，如此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哪里是做理論工作，簡直就是變戲法糊弄人！為了糊弄人，謝、辛還故意不用人們容易找到的《選集》本，而用過去發行量極其有限的大字本，一方面借此抬高自己的身價，一方面也想用此法讓別人難于找到他們所引用的話，好欺騙人。用這樣的手段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和讀者，從學風上來說是極其惡劣的，同時也反映了他們的為人，實在也是很下作的。

不僅如此，謝、辛還作了這樣的“發揮”：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小小一張股票，體現了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統一、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統一。重建的這種個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個人有份的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又包括由這個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派生出來的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是一種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均富狀態。馬克思對公有制的定義，就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這就是社會化，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

對于這一段話，我以為應該把開頭的一句話——“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首先刪去，因為在這句話后面講的一切，有的是杜林的杜撰，有的是謝、辛自己的思想，或者還有別的什么人的思想，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它們惟獨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惟獨不是什么屬于“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的東西，而恰恰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明確堅決反對的東西。

我們知道，把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說成是所謂“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的，不是馬克思，也不是恩格斯，而是杜林杜撰出來強加給馬克思的。杜林說，“既然這種新的‘個人所有制’在馬克思先生那里同時也稱為‘社會所有制’，那么這里正表現出黑格爾的更高的統一”。對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駁斥道：“我們先把否定的否定放在一邊，來看看‘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這里令人驚奇地確實說對了。但是很遺憾，處于這個‘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馬克思，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在這里他也可以不大費力地按照黑格爾來糾正馬克思，把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統一硬加給馬克思。” （《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73頁）謝、辛讀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竟然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的思想，什么是杜林強加給馬克思的思想，再一次重復和杜林一樣的錯誤，實在是很可悲的。

在這方面，謝、辛不僅重復了杜林的同一個錯誤，還進一步發展了杜林的錯誤，提出什么“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統一”、“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統一”。這兩個所謂“統一”也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先看所謂“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統一”。關于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緊接法國綱領中關于占有生產資料是生產者自由的前提這句話之后，應添上下面這幾句，即生產資料的占有只能有兩種形式：或者是個人占有，這一形式無論何時何地對于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作為普遍形式存在過，而且一天天地越來越被工業的進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這一形式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經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他還強調，“因為工業的進步本來就在排除個人占有，所以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90、491頁）在這里，恩格斯說得夠清楚了：公共占有和個人占有是互相排斥的，二者的關系不是“既是……又是……”的關系，而是“或者是……或者是……”的關系；無產階級的任務，社會主義的利益，都要求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而決不在于維護所謂個人占有。謝、辛把公有制說成是“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均富狀態”，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等等，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這個問題的基本原理，居然還說成是什么“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這樣做是不是太過分了呢？

現在再看所謂“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統一”。馬克思在研究社會資本的再生產時，根據社會產品在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把社會總產品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是生產資料，第二部類是生活資料。前者用于生產消費，后者用于生活消費。當然，有一些產品既可以用于生產消費，也可以用與生活消費。馬克思就說過，“谷物不僅可以用作生產工人等等的生活資料，而且可以用作牲畜的飼料，用作釀酒，制淀粉等等的原料。牲畜(肉用牲畜或役畜)也不僅可以用作生活資料，而且可以為許多工業部門提供原料，即毛皮、皮革、油脂、骨、角等等，同時還可以部分地為農業本身，部分地為運輸業提供動力。”（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555頁）但是，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一個使用價值究竟表現為原料、勞動資料還是產品，完全取決于它在勞動過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決于它在勞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隨著地位的改變，這些規定也就改變。”（《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頁）一個產品雖然既可以充當生產資料，也可以充當生活資料，但是在一個具體的再生產過程里它的作用是一定的，它成為生產資料就不能同時還是生活資料，它成為生活資料就不能同時再是生產資料。在這里并不存在什么“既是……又是……”的問題，更不存在什么“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統一”這樣的“混沌世界”。實際上，恩格斯對于“重建”問題已經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釋：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而個人占有的只是生活資料。在我看來，界限是如此清楚，謝、辛提出什么二者的統一之類的“理論”不過是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制造理論根據罷了。

四、要害是要在中國實行私有化

謝、辛在新論《試解》一文里大談所謂重建個人所有制問題，并不是因為他們對這個問題有理論興趣，想解決這個在理論界有爭議的問題。他們的意圖其實很清楚，就是通過這個問題來否定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否定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否定中國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進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為在中國推行民主社會主義，實現私有化開辟道路。這一點，在他們的文章里也是說得很清楚的。他們說：

“列寧、斯大林，包括我們的毛澤東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忽視馬克思關于‘在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句最重要的話，把公有制異化為政府所有制，事實變成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個階層人民的剝奪，這是前蘇聯、東歐與改革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失敗的理論根源。他們先把大企業收歸國有，然后又對中小企業、手工業和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經濟體制，一切歸公。”

在謝、辛看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錯了，因為他們都忽視了“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他們都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民”進行了“剝奪”，真是信口開河、荒誕不經！謝、辛以為，就憑他們對“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極其錯誤的理解，就可以把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這三位偉人否定掉，就可以把蘇聯、東歐和中國半個多世紀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否定掉，是不是太輕率、也太狂妄了？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歷史和事實早已鐵板釘釘，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并已成為革命人民手中的銳利武器，怎么可能就這么輕而易舉地就被推翻？如果是那樣的話，那就不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

說到消滅私有制，那并不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提出來的，而恰恰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明確向全世界莊嚴宣告的。這一莊嚴宣告成了一切想搞私有化的人的一個最大的理論障礙。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一會兒說翻譯有問題，一會兒說這個私有制是指什么而不是指什么，還有就是在“重建個人所有制”上做文章。但是，這些文章并沒有也不可能給他們帶來預期的效果，相反卻暴露了他們自己。現在謝、辛再次拿“重建”做文章，其結果也決不會更好一些。問題不只是“消滅私有制”這一句話，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個“理論”，這句話乃是對馬恩的“理論概括”。只要對馬恩的理論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就不會隨便否定這句話了。值得注意的是，謝、辛否定列、斯、毛，但是并不否定馬克思、恩格斯，也不否定鄧小平。對馬克思、恩格斯，他們不敢貿然否定“消滅私有制”這句話，而只好在歪曲“重建”上做文章。這本身就暴露了他們的虛弱。對于鄧小平，他們也不敢涉及他的有關論述，因為鄧小平也是主張公有制、主張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并且也是肯定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他一再說，“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現在有些人講社會主義不大喜歡提鄧小平強調公有制的這句話，而喜歡引用鄧小平說的沒有提到公有制的另一句話：“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同上，第373頁）其實，這后一句話里就包含著消滅私有制和主張公有制的內容。試想，如果不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讓私有制萬歲，又怎么能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如果不消滅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而讓一些人掌握著對于生產資料的壟斷權，又如何能夠消滅剝削、達到共同富裕？道理是如此清楚，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

這里需要指出一點，謝、辛在否定列、斯、毛時，說他們“消滅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經濟體制，一切歸公。”這里用了兩個“一切”——“消滅一切私有制”和“一切歸公”，我認為這是謝、辛在故意制造混亂。事實上，無論是馬、恩，還是列、斯、毛，都沒有說過這兩個“一切”,恰恰相反，他們只主張生產資料歸公共占有，而沒有主張“一切歸公”——連生活資料也歸公。這是馬克思早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里就已提出的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也是科學社會主義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區別，因為這些社會主義所提出的是模糊的“財產公有”——他們把生活資料也列入了公有的范圍。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提出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財產”（生活資料），實際上是對這一原理的深化。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也非常注意關心人們的個人利益，并沒有搞什么“一切歸公”。當然在蘇聯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也發生過一些過火的行動，如未堅持自愿原則，如跳過農業勞動組合（集體農莊）徑直搞農業公社等，但是，這些都很快被糾正了。1930年1月聯共（布）中央通過一個決議，決議極嚴厲地警告各級黨組織，必須“反對任何自上‘號令’集體農莊運動”，強調“集體農莊運動在目前階段上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產資料實行集體化的農業勞動組合”，同時決定把1929至1930年度發給集體農莊的貸款增加一倍（增加到5億盧布），并且決定由國家出資給集體農莊進行土地整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376-377頁）在這方面，如果我們再看一看蘇聯實現集體化后在1935年通過的《農業勞動組合示范章程》就可以指導德更加清楚。該示范章程規定，從公有化的土地中為每個集體農戶撥出1/4到1/2公頃（不包括住房用土地，個別地區可達1公頃）作為宅旁園地（菜園，果園）。章程還規定，在畜牧業發達的種植區，每個集體農戶可以自養2-3頭母牛，外加小牛，2-3頭帶仔豬的母豬，20-25只綿羊或山羊，家禽家兔不限，蜂20箱以下；而在種植業沒有任何意義的游牧區，每個集體農戶更可以自養8-10 頭母牛，外加小牛，100-150只綿羊或山羊，馬10匹，駱駝5-8頭，家禽不限。（見《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關于經濟問題的決議匯編》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576-577頁）怎么能說他們是“消滅一切私有制”和“一切歸公”呢？至于毛澤東，他也不否定個人利益，他甚至還說過“不是‘大公無私’，而是‘大公有私’”這樣的話。當然，中國也犯過刮共產風這樣的錯誤，但是毛澤東和黨中央也很快就發現并且糾正了這個錯誤。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謝、辛們還硬要批評什么“公有制、國有化的比例越高越好”，不知究竟還有什么意義？

謝、辛在文章里還說，“在所有制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原則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只要適合，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公私合營、中外合資等等所有制形式，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

謝、辛的這些說法顯然經不起推敲。按照這樣的說法，只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任何一種所有制形式包括歷史上曾經存在過而現在已不復存在的所有制形式豈不都是社會主義的了嗎？因為任何一種所有制形式，它們之所以能夠產生，就是因為它們是能夠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應該說，奴隸制的、封建制的所有制關系在歷史上也都曾經是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的，但是難道因為這樣，它們也都變成了社會主義的了嗎？這顯然是說不通的。實際上，每一種所有制形式，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所有制形式或經濟成分的質的規定性，如果因為它們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就成了社會主義的經濟，那么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或經濟成分之間還有什么質的不同、還有什么區別呢？

以上我們剖析和評論了謝、辛的種種錯誤觀點，那么，謝、辛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些經不起推敲的錯誤觀點呢？答案很清楚，他們提出這些觀點，有一個很明確的目的，那就是為在中國實行私有化制造輿論。要害就在這里。他們自己也說得很明白：“社會自然演進的結果是混合經濟，是所有制多元化。‘一大二公’的追求是一種‘左’傾愚昧。”但是，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科學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公式只能是：消滅私有制，讓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雖然消滅私有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實現的，但是，社會自然演進的結果決不是什么混合經濟，而必然是公有制經濟。盡管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既然我們要搞社會主義，將來還要搞共產主義，在思想上就不應忘記要消滅私有制，并將代之以公有制，否則就談不上社會主義，談不上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和實現共同富裕，當然也就更談不上為實現共產主義大目標而奮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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