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國戰后外交政策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國

戰后外交政策

張文木

本文刊發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三期。

目錄

一、帝國時代的英國傳統外交及其間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外交注重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

（二）湯因比開始寫作《歷史研究》時英國面臨的世界形勢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帝國利益 

1．地緣政治 

2．意識形態 

二、英帝國的衰落與湯因比歷史觀的變化

（一）被剝奪的勝利者：英國衰落喜悲劇

（二）湯因比研究結論與衰落后的英國外交策略同步變化

三、1973:“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與湯因比歷史理論的調整

（一）主張英日向大陸靠攏以擺脫美國

（二）將“捧殺”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

（三）暗示“黃禍”將起，英日聯手挑撥中美沖突

（四）愛的囈語

四、湯因比所肩負的“特別文化使命”及其學術評價

（一）“君子報仇”

（二）英國對美國“請君入甕”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肩負著“特別文化使命”

（四）湯因比的學術研究遠離真理

五、經驗總結

內容提要：本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英帝國的興衰追蹤分析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及其結論的變化，認為湯因比的學術生涯始終貫穿政治，其學術研究肩負著英國的“特別文化使命”，是為英國外交利益服務的。英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者，同時也是被剝奪者：其海外利益不僅沒有在戰后得到有效保護，反而還遭到美國聯手蘇聯的變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丘吉爾開始報復美國，用“捧殺”策略誘使美國與蘇聯、中國沖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國；與此同時還要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復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戰略利益，使英國“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這些外交目的潛藏于湯因比歷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英國人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是比較圓熟的。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學習其中有效而我們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經驗，為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做好準備。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是當代影響較大的英國歷史學家。比較能代表湯因比學術思想的作品是他于1934～1961年間陸續出版的12卷長篇著作《歷史研究》、1952～1954年主編、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1]和分別于1972年和1973年兩次在倫敦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進行的對話以及在基礎上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紀》。筆者認為，貫穿湯因比史學研究的不主要是學術而是英國的外交戰略。

一、帝國時代的英國傳統外交及其間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緣故，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這兩部多卷本巨著出版分戰前和戰后兩個時段。[2]在這短短不到10年的時間內，英帝國先后經歷了存在、在戰爭中消耗和戰后解體三個階段。英國這瞬間大起大落的國運變遷不能不影響此間的英國意識形態及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及其結論。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外交注重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消耗了歐洲各國國力，同時也加速了美國和蘇聯的崛起，這使歐洲各國政府意識到其世界殖民霸權的危機，危機感使它們開始注重國家“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將意識形態輸出列入國家外交戰略目標，“心理戰”的提法此間也為學界普遍接受。[3]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政府意識到“它在創建一個帝國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文明”，并表示對這種“創建文明”的活動加以支持。[4]1934年11月，“英國對外關系委員會”（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5]成立，負責推進英國海外利益的“特別文化使命”[6]。此后，對外文化推廣從自發的民間行為被納入為配合英國外交目標而開展的自覺的有組織的國家行為。1940年英國政府將“英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直接更名為“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這個委員會表面上看是一個獨立運行的民間機構，但它是“一個政策性十分強的機構，其工作重點及使用資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決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為了加強引導，1943年底，英國外交部內設“英國文化委員會事務科”1945年，第二次大戰即將結束，為了加強戰后輿論戰的準備，英國外交部將該科升格為“對外文化關系司”。英國文化委員會成立后，將英語傳播“置于文化外交的優先地位”[8]。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湯因比的多卷本《歷史研究》開始斷斷續續出版。

（二）湯因比開始寫作《歷史研究》時英國面臨的世界形勢 

湯因比在從事這多卷本著作的前6卷寫作時，英國仍保留著世界帝國的大國地位，那時的世界體系是由歐洲人而非美國人確立和主導的。關于此，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正確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世界是由歐洲主宰的。在我們追溯1913年至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系史時，重要的一點是應當認識到美國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并從事其對外事務的。”[9]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崛起，但由于介入這場戰爭的力度有限，這時的美國還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并從事其對外事務的”，因而沒有形成有世界影響力的霸權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盡管英國在世界上仍擁有廣大殖民地，其國力已在希特勒德國的沖擊下大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著英國的國際霸主地位。此間擔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考慮的首要任務是戰后保持英帝國的完整和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1942年秋，奧利弗·斯坦利被任命為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丘吉爾對他說：“只要我還在這里，我們就要堅持傳統，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國的完整。我們決不讓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過普選把白人扔進海去。”[10]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帝國利益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劃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及其歷史觀分英帝國時代和帝國解體后兩個階段，在不同階段中湯因比的歷史結論是不同的，但與同期英國的外交戰略是一致的。

1．地緣政治  英國人在與歐洲大陸長期交往的經驗中知道，地緣政治的對稱型破碎是歐洲大陸政治大規模持久動蕩和英國保持操控歐洲大陸均勢天平的關鍵。1934年丘吉爾說得直截了當：“請注意，英國的政策并不考慮是哪個國家想在歐洲稱王稱霸，不管它是法蘭西帝國還是德意志帝國，還是希特勒政權。這個政策同統治者或國家沒有關系，它唯一關心的是，誰是具有潛在優勢的最強有力的暴君。因此，我們不必害怕親法或反德。如果情況倒轉過來，我們也同樣可以親德或法。我們遵循的是一種公開政策的法則，而不僅僅是由某些偶然情況，或由愛憎或別的什么情緒支配的權宜之計。”[11]

1915年，當時只有26歲的湯因比進入英國外交部情報司工作，他還于1919年代表英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此后，湯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湯因比帝國總理勛章。1939年至1943年湯因比擔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交事務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擔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長。在這段時間里英國政府開始將對外意識形態宣傳納入外交戰略的軌道。1934年11月，“英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成立，負責推進英國的海外利益的“特別文化使命”[12]。鑒于當時的身份及相應的工作任務，可以推測，湯因比此時從事如此巨大篇幅的《歷史研究》的寫作，若沒有國家人力財力支持是難以——與馬克思寫作和出版《資本論》比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國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務于英國外交的“特別文化使命”。

歐洲政策是英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部分。湯因比不會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國中，最先毀滅的是地緣政治破碎地帶的中亞巴比倫文明；同樣也正是地緣政治的對稱型破碎特征才使歐洲大陸成了世界政治的火藥桶，并使英國有了成功操縱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法則”。對此，他不直說，而是在《歷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為例間接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勢力均衡是一種政治動力系統，只要一個社會表現為許多相互獨立的地方政權，它必然發揮作用。意大利社會與其他西方基督教社會的差異就在于它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組成的社會。把意大利從神圣羅馬帝國的統治下拯救出來的事業是在某一個城邦的領導下完成的，無論是哪一個城邦都會極力確保自己的地方自決權力，這樣對意大利世界局部權力的追求同時導致了意大利的眾邦林立。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里，勢力均衡法則就以一般的方式發揮作用，即按照政治權力的每一個衡量標準：領土、人口、財富，把眾多城邦平均權力限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圖把自身的權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會成為一個受攻擊的目標，必然受到來自整體內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壓力。勢力均衡法則的特征之一就是在眾多政權的中心壓力最為強大，在邊緣地帶最為弱小。”湯因比最后一句話的前半句說出了歐洲大陸內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調和的原因，后半句說出了英國能夠操縱歐洲大陸的原因。他繼續寫道：“在中心地帶，任何政權試圖擴張它的勢力立刻就會招致周圍政權的猜忌和迅速回擊，為了方圓不過幾里的領土主權拼個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邊緣地帶，競爭就不會那樣激烈，較小的努力就會確保有較大的效果。美國能夠毫不費力地把它的勢力從大西洋擴張到太平洋，俄國能夠從波羅的海擴張到太平洋，然而法國和德國竭盡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爾薩斯和波茲南。”[13]

盡管可以間接——大概是為了避嫌——讀出，湯因比顯然還是在這里把英國能夠操縱歐洲的原因回避了。湯因比寫《歷史研究》第三卷書的時間是德國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這時，英國最重要的外交目標是確保英國的世界帝國的地位，而要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長期保持大陸政治，尤其是歐洲大陸政治的破碎化。為此，湯因比在此時段的研究結論多集中于否定“大一統國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將歐洲結成統一的板塊，以確保英國得以控制歐洲大陸政治的“勢力均衡原則”——這一點與丘吉爾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湯因比便以拿破侖為例說：“拿破侖帝國無意中完成的實際任務是把中世紀艦隊拋棄的已經擱淺的帆船牽引到西方生活競賽的潮流中來，同時刺激那些無精打彩的水手，使得他們更易于航海，即使拿破侖在城市國家范圍（我們認為這個范圍是他合適的活動領域）之外沒有挑起民族國家——英國、俄羅斯和西班牙——間無法壓制的敵對狀態，法蘭西的這種實際行動也將是短暫和不討好的。”[14]這最后一句話要表達的意思是，大一統國家乃是另一場“亂世”的開始，這等于什么也沒說。人出生的結局是死亡，這是一個事實，但如果我們的思考總以此為出發點，那就失去了意義。同一個問題，湯因比專揪著“大一統國家”的負面問題說，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至少也是不客觀。

但對于英國造就的“大一統”印度和與英國無利害關系的“大一統”中國，湯因比的筆觸則要歡快得多。關于印度，湯因比寫道，“可以說明這一明顯反差的統一國家一個是羅馬帝國，它為希臘世界提供了本地的統一國家，另一個是大英帝國，它為印度文明提供了外來的統一國家。甚至在它不能以較好地效率來履行自己職能時，在它處于明顯分裂時期，我們都可以收集到許多詞句來說明，晚期羅馬帝國的人民對它的制度是如何的愛戴和尊敬。”“要證明大英帝國在許多方面擁有比羅馬帝國更有善心、更仁慈的機構是很容易的事情”[15]。

在這里，湯因比以古托今，無非是說，歐洲國家中只有英國才有資格搞“大一統國家”。事實上，英國為了長期統治，在將印度版圖整合一統的同時，也將印度內部有目的地進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16]——這幾乎是法國黎塞留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馬克思說：“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么內容了。”[17]

中國歷史更是一部典型的“大一統國家”范本，中國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歷史中，世界唯一保留且至今仍充滿著活力的大國，盡管有“亂世”，但“治世”的歷史要長得多，湯因比沒有解釋這樣的例外，相反，幾十年后，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他對大一統中國卻贊美有加：“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并且正因為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嘆的威望。中國的統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民眾統一為一個整體的。而且統一的中國，在政治上和宗主權被保護國所承認。文化的影響甚至滲透到遙遠的地區，真是所謂‘中華王國’。實際上，中國從紀元前221年以來，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成為影響半個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都按西方的意圖統一起來了。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18]

湯因比在“大一統”問題上，怎么會有“雙重標準”呢？這是由于中國的大一統與歐洲的大一統相比較于英國無大不利——這與日本更喜歡中國分裂而不在乎歐洲大陸是否統一的道理一樣。[19]

為了掩飾其阻止歐洲統一的目的，湯因比擺出一副超然姿態說：“英國在百年戰爭中失敗以后被迫收斂了企圖征服歐洲大陸的野心，像荷蘭一樣，在伊麗莎白的統治下擊敗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從那以后直到1914～1918年戰爭，始終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陸事務的政策，毫無疑問，這項政策一直是英國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標之一。”[20]湯因比這一反話正說的論述，說明了英國放棄直接介入歐洲大陸歷史原因，由此深入，也說明了保持歐洲破裂是英國得以不直接介入而又能主導歐洲大陸政治的關鍵。湯因比讓英國人不要忘記：歐洲大陸無法征服，英國要想主導歐洲事務，就必須在地緣政治上盡力保持歐洲大陸的破碎性。

2．意識形態 

除了上述地緣政治的目標外，在外交上，英國長期實現世界霸權的另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意識形態輸出內外有別：對內崇尚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實驗主義[21]——這種思想很接近中國的“格物致知”“實事求是”，對外則盡可能多地輸出近乎宗教的和平主義。

英國人用血與劍崛起并向世界擴張，但為了保證這種擴張的成功，英國人向外推銷一種讓對手國家和人民放棄武裝的“和平”哲學。他舉了大量失敗的例子——比如亞述帝國、查理曼帝國、帖木兒帝國等[22]——是為了“足以證明持劍的救世主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23]。今天我們只看到西方人用“普世價值”忽悠倒了蘇聯，其實，湯因比在他的歷史研究中也將這一手法運用于對付包括歐洲大陸在內的世界。他先告訴英國統治者：“普世教會乃是導致大一統國家衰落的社會毒瘤。”[24]“在經濟領域，現代西方世界的經濟實力表明了‘分娩’階段的普世教會留給新興文明的最重要的遺產。”[25]這是在告訴英國統治者，普世價值是打敗“大一統國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中不能忘記的“重要的遺產”。然后，他又掉過頭來告訴英國的對手國家：“追隨上帝，永遠不會令獻身上帝的心靈失望。仿效凡人，哪怕是被奉為神明的人，也往往會帶來幻滅感……只要‘效法基督’，就可以避免仿效罪孽深重的世人必然帶來的悲劇。”[26]

18～19世紀歐洲的傳教士來到北美宣揚的就是讓印第安人放下武器——這與后來英國在印度和南非推銷的甘地和曼德拉的和平主義十分相似——的“和平”意識[27]。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以贊許的口吻說：“從1762年匿名的特拉華先知到1885年在內華達州出現的沃夫卡，一系列的先知都宣揚和平，極力主張他們的信徒放棄他們使用的所有從白人敵人那里獲得的物質技術‘進步’，[28]從不使用火器開始。他們宣稱如果遵從他們的教義，印第安人注定會在現世天堂里擁有福佑的生活，在天堂里他們可以同自己的祖先的靈魂匯合，而印第安紅人救世主王國是不會被印第安戰斧征服的，更不用說子彈了。”[29]然而，印第安人在放下武器之后，便被歐洲血洗滅族了。1500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50萬，到1865年時，除阿拉斯加外，美國的印第安人銳減到38萬。而按湯因比的說法解釋就是這只能怪印第安人還不夠“和平”，對西方的普世上帝理解得不夠。他說：“我們無法說出接受這些教義所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對這些蠻族武士來說，這些教義太難理解也太高深，但是當微弱的光線照在黑暗而猙獰的世界里，我們在原始人們內心捕捉到引人注目的天賦基督教精神的閃光。”[30]“我們似乎不應該忘記我們已經憑經驗完全可以證明的那條古老的真理：‘持劍者必定死于利劍之下’。”[31]

至于印第安人聽信了這些話所遭到的滅族之災，在湯因比的著作中所作的解釋是它畢竟在這些“原始人們內心中”播種了“天賦基督教精神的閃光”。1973年，湯因比與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共同發表對話錄《展望21世紀》，該書將《歷史研究》中的上述無原則的“和平主義”推向極致并為蘇聯戈爾巴喬夫所采納。

現在看來，當年哥倫布將加勒比諸島誤認為印度（India），將那里的先民誤認為印度人（Indian），這對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運。不然的話，今天歐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僅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象今日北美那樣居于優越地位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正如曾經侵入南亞次大陸的雅利安人替代那里的印度原著民達羅毗荼人并成為當地的優越人種一樣。歐洲用“和平主義”消滅印第安人的經驗被英國人在南亞和南非如法炮制，用甘地思想馴服了印度人，用曼德拉思想馴服了南非人；與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國連同其他歐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思想消滅了印第安人的靈魂和肉體，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馴服了那里人的靈魂。

——英國分裂了印度，給印度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可湯因比卻說這是英國讓印度教與伊斯蘭教“鑄劍為犁，通過和平手段展開競爭”[32]。

——英國人對印度進行的是高壓和超額的殖民剝削，可湯因比安慰印度人說：“對英國僑民的冷漠感到憤怒的印度人只要回想一下下面的事實，或許會比較寬容地對待這些闖入者：英國人來到印度之前，這個次大陸已被種姓制度拖累了3 000年，印度社會進一步加深了先輩印度文明留傳下的邪惡；英國人離開之后，正如他們到來之前那樣，印度人民依然飽受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社會邪惡的折磨。從印度歷史的長遠角度來看，可以把英國人在150年統治期間形成的冷漠態度視為對印度特有弊端的適度沖擊。”[33]

如按湯因比的邏輯，北美洲印第安人也應該“比較寬容”歐洲人對他們的種族屠殺，因為現在的存活于北美的極少數印第安人確實已經擺脫了“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社會邪惡的折磨”并進入了現代文明；由此導出邏輯就是：如果沒有這場對印第安的種族滅絕或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那就不可能有今天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幸福生活”。[34]這簡直是強盜邏輯，真正的學者，是不會持這種邏輯來論述歷史的。

二、英帝國的衰落與湯因比歷史觀的變化

湯因比12卷《歷史研究》的后6卷即7～12卷的寫作與出版，在時間上和丘吉爾兩任（1940～1945；1951～1955）時間及此間大英帝國的衰落大體同步，因而他這一時期的研究著作就不能不帶有“丘吉爾”式的喜悲劇混合的色彩。此間，英國是戰爭的勝利者，同時也是戰后的被剝奪者。英國取得了戰爭勝利的同時，其戰后國際地位卻直線下落：其海外利益不僅沒有在戰后得到有效保護，反而還遭到美國和蘇聯通過促進世界民族自決運動導致的變相瓜分；也就是說，受到戰后雅爾塔和平體系剝奪的不僅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還有英國和法國的帝國利益。

（一）被剝奪的勝利者：英國衰落喜悲劇

實際上，丘吉爾在戰爭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被他的盟友羅斯福聯合斯大林給出賣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蘭會議前夕，丘吉爾召集幕僚說，美國人最近給他“留下了敵意的感覺”[35]。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拒絕單獨與丘吉爾會見，“理由是斯大林可能會覺得他們在一起協調行動和政策來對付他”；“使丘吉爾更加不安的是，羅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國的大使館而是住在蘇聯大使館，這樣似乎隨時都可以同斯大林進行私人接觸”。[36]而對“蘇聯安排來照顧總統的服務人員和其他居住在這些房間里的人，都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成員”的可能性，“羅斯福則不在乎。但是，羅斯福認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羅斯福的談話被偷聽了，這可能更有助于與狐疑心過重的東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37]據孔華潤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披露：羅斯福還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蘇共謀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可能性”[38]。1943年11月28日，德黑蘭會議召開當天早晨，斯大林與羅斯福會前交換戰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聯合進駐法國北部。而羅斯福和斯大林都認為印度支那不應該在戰后歸還給法國，而應該在20～30年的時間內，讓它逐步獨立。[39]美國和蘇聯支持英國和法國的海外殖民地的自決運動，對此戴高樂看得明白，他知道羅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獨立的結果，是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豐的國家，將依靠美國的慷慨度日，這些國家政府的人事和決策也會受到華盛頓和羅斯福的遙控指揮。[40]

此外，羅斯福與斯大林聯手不顧丘吉爾的堅決反對，在德黑蘭會議上決定開辟第二戰場的“霸王計劃”從法國諾曼底發起，這意味著美國決定將東歐交留蘇聯解放并將東歐劃入戰后蘇聯的勢力范圍。而失去東歐，以英法為首的歐洲的世界霸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就在樣，英國在戰前利益隨戰爭的勝利逐漸為美蘇剝奪。

面對這樣的結局，英國人中最痛心的莫過于丘吉爾了：丘吉爾接手時是一個大英帝國，可在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大英帝國已接近解體。因此，英國選民在太平洋戰場即將取得勝利的1945年2月將丘吉爾趕下了臺，丘吉爾也因此對美國恨得咬牙切齒。憤怒出詩人，憤怒使丘吉爾從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學家：“鐵幕演說”后丘吉爾奮筆疾書完成了360萬字的長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953年，丘吉爾——與自覺解散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的結局一樣，大概美國對將美蘇引入歐洲并導致大英帝國解體的丘吉爾失意的安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據丘吉爾回憶，在羅斯福去世前四個月中，他與美國政府之間幾乎沒有聯系，也沒有諒解。尼克松回憶說，“他（丘吉爾）以令人吃驚的直率態度補充說，‘羅斯福總統已經不是原來的羅斯福了’”。[41]丘吉爾曾告訴尼克松：“羅斯福過早地迫使英國和其他殖民帝國容許其殖民地獲得獨立”，他認為，“這些國家尚未準備好就負起管理國家的責任，其結果比獨立前更糟”。[42]湯因比在他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對世界大國間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及其對英國人的心理影響作了描述：“對于美英之間新的力量對比，雙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漸適應的，實際上這一過程到1952年還遠遠沒有完成。英國政府與公眾實在不愿拱手讓出他們所繼承的國際地位。在1945 及1946 整整兩年中，英國人籌措維持地中海英帝國以及占領德國所需的經費感到愈來愈困難。這種經濟上的壓力實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 年，這方面的負擔一大部分轉移給了美國。”[43]

（二）湯因比研究結論與衰落后的英國外交策略同步變化

形勢變了，英國的外交戰略策略及外交目標都要做相應性調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丘吉爾以美國人曾經對付英國的方式開始向美國復仇：他用巧妙的“捧殺”策略誘使美國與蘇聯、中國沖突并以此消耗并拖垮美國。丘吉爾也明白“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44]的道理，戰后用槍贏不回江山的丘吉爾便撿起筆來，從1948年至1954年間陸續出版長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與此同步，湯因比《歷史研究》寫作和出版也已進入后6卷即7～12卷的進程。這一時期，湯因比書中觀點也與丘吉爾同步隨英國外交策略悄悄發生變化。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去世，丘吉爾知道，美國失去了真正的偉人，英國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對手。丘吉爾明白英國就是在“世界主義”的誘惑中被消耗衰竭的，為此，他在英國被美國聯手蘇聯擊倒后，轉手將曾將英國壓垮的“世界主義”高帽戴到美國的頭上。1946年3月，他發表“鐵幕演說”，聲稱“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45]；鼓勵美國要阻止蘇聯“發動新的戰爭的意圖”，“預防戰爭永不發生，盡快盡可能地為所有國家創造民主和自由的條件”。[46]關于英美關系，丘吉爾堅定地表示與美國捆綁在一起：“如果沒有我所說的英語國家之間的友好聯盟，那么對戰爭的可靠預防和世界性組織的繼續出現都將成為泡影，這種聯盟指的是英聯邦帝國和美國之間的特殊關系。”“友好聯盟的建立，不僅需要我們兩個大而親密的社會體系之間持久的友誼和相互理解，而且需要在兩國軍事顧問之間繼續保持業已存在的親密關系，包括對潛在的危險、武器裝備和指導手冊的共同研究，在學院之間互派學員和軍官等。為了雙方的安全，兩國還要繼續使用各國現有的軍事設施，包括各國擁有的所有海軍和空軍基地，并同時調配兩國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海軍和空軍基地。”“最后剩下的是普通公民原則的問題，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放心好了。我們許多人都已清晰地看見了他們那伸長的手臂。”[47]丘吉爾甚至不惜犧牲英國人的公民權，宣稱“希望最終在英美兩國之間實現一種共同的公民身份”[48]。

這最后一句關于“普通公民原則”的表述似乎是在說：你美國人盡管放心好了，今天的英國人就是美國人。最后，丘吉爾忽悠美國人放棄羅斯福主張而英國人卻長期堅持的保持“軍事力量平衡”的世界治理原則，用理想主義代替現實主義：“不要以為我們閉上眼睛，就可以避免我們的困難和危險。也不能等到事態發生后再加以避免；當然也不能采取綏靖政策。我們需要的是決心。拖延的時間越長，困難就越大，我們面臨的危險也就更大。從我們在戰爭中看到的同盟軍和俄國朋友的情況看，我相信他們最需要的是實力，他們最怕的是軍力減弱。因此過去對軍事力量平衡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就不能小打小鬧，僅僅搞一些試驗來提高軍事力量。”“如果西方的民主國家能在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下，堅定地團結在一起，那他們對加強這一原則的影響力將是無窮的，誰也不會騷擾我們。但如果在自己的職責上有所畏縮，或相互分離，或錯過這些重要時刻的話，那么真正的災難就會降臨到我們頭上。”[49]

與丘吉爾“鐵幕演說”中捧殺美國的步調相隨，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的同期寫作的內容也與丘吉爾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保持一致。他在書中也給美國戴上一頂世界“大領導”的高帽：“到1955年，消弭戰爭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關鍵在于，除非某個單一的政治權威能夠集中控制原子能，否則不可能徹底消除戰爭。由于獨家掌握了當代關鍵武器的控制權，這個權威能夠、事實上也必須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從1955年的情形看，這個政府的所在地勢必不是華盛頓就是莫斯科。”[50]“如果當今人類可以自由選擇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任何一位西方觀察家都不會懷疑，絕大多數能夠對這個問題作出獨立判斷的人都會選擇成為美國公民而不是蘇聯公民。在共產主義俄國的襯托下，越發顯得美國具有無與倫比的突出長處。”[51]這最后一句關于“公民”的選擇，幾乎就是幾年前丘吉爾“鐵幕演說”中的“普通公民原則”延伸。

給美國封上這個世界“大領導”的高帽后，湯因比又進一步以狐貍贊美烏鴉的口吻論證美國與歐洲不要有“距離感”，應將目光從美洲擴大到世界，主動擔起 “領導”世界的責任。他說：“不論當前還是今后，在美國人自己看來，美國最大的長處在于它顯然十分真誠地根本不愿扮演上述角色。當今美國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國人的移民先輩一樣，渴望徹底擺脫他們憤然離開的那個大陸事務，他們徹底脫離‘舊世界’，在‘新大陸’開始新的生活。他們希望退出‘舊世界’事務的樂觀情緒，與當今美國人迫不得已重新卷入時滿心懊悔不相上下。我們看到，這種迫不得已源于‘距離感的消失’，‘舊世界’與‘新大陸’正在變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是，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這種無奈，并未消除面對這種局面時的不情愿。”[52]

接著湯因比通過比較蘇聯戰后歐洲政策與美國“馬歇爾計劃”，贊揚美國人“突出的優點是慷慨”[53]，鼓勵美國將責任從美洲擴大到世界范圍。他提到1895年，在英美兩國圍繞英屬圭亞那與委內瑞拉邊界勘定的爭端中，美國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Richard Olney）“發表了一份擲地有聲，載入史冊的文件”[54]，宣稱：“美國實際擁有這個大陸的最高權力，凡是在它管轄范圍內的人民都應當把它的命令當作法律。”[55]這時作為歷史學家的湯因比一反英國傳統的與美爭奪拉美的外交政策，慫恿美國推行世界霸權，他說：“這一聲明即便擴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權，也依然是有說服力的。雖然其他國家大概只得承認美國人的鞭子畢竟比俄國人的高壓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56]的話說，‘哲人’不妨‘放寬眼界’，看到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超級強國事實上獨自決定和實施那些與衛星國人民生命財產攸關的政策，這本身就蘊含著一個體制上的難題，這個難題只有通過某個聯邦體制才能解決。解決一種超國家秩序帶來的體制問題絕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過，美國的歷史表明它贊成聯邦制原則，這至少是一個好兆頭。”[57]

請注意，這段文字出現在1961年出版的《歷史研究》第12卷，此時的美國開始介入越南內戰，以填補法國退出中南半島后留下的戰略真空。其結果，丘吉爾以其雄辯的口才，湯因比又用巨著予以學術“論證”，讓美國戴上一個世界“反共”領袖和西方民主旗手的高帽，由此將美國忽悠到了朝鮮和越南戰場。1951年丘吉爾再次當選英國首相，其間的外交策略就是驕縱美國，使其與蘇聯和中國沖突，而英國則躲在后面從中漁利。

1949年10月6日，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以“備忘錄”的形式告知周恩來，說“英國政府仔細研究了中英關系的漫長歷史，提議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系’”。[58]英國的對華承認態度[59]對一些歐洲國家及英聯邦等國家產生影響。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亞洲國家以及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歐洲國家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在中東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及東南亞的印支半島全面擠壓英法勢力。毛澤東對此看得明白，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在與英國前首相會談時提到艾登時說：“他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吃了大虧。”希思回答說：“是的，吃了大虧。”[60]

英國被美國在“二戰”中出賣反過來又刺激了它在戰后用吹捧的方式對付美國的決心。英國在世界范圍內挑撥和制造矛盾以消耗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鼓吹美國遏制蘇聯、中國，由此導致美國在朝鮮和越南與中蘇發生沖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紛紛獨立，建立獨立主權國家。此間中國與非洲的外交關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聯合國內對美國的反華活動形成巨大的壓力。我們不難從中體悟出英法為首的歐洲對這種壓力“默認”的線索。

1954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訪問英國時——當時法國軍隊在奠邊府即將遭到重大軍事失敗——曾敦促丘吉爾幫助法國人維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爾感到惱火并粗暴地問：英國自己不愿為保住印度而作戰，為什么要為法國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對這位曾以“鐵幕演說”震動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說：如果英國人拒絕與我們一起去擊敗共產主義在亞洲的侵略，國會也許對英國人會不高興的。丘吉爾一聽這話就氣不打一處來，生硬地回擊說：“當我們不再依賴美國的援助時我將感到高興。”[61]

1949年10月17日，杜魯門得知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消息后對艾奇遜說：“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62]曾任富蘭克林·羅斯福內閣中的農業部長和杜魯門內閣中的商業部長的亨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爾的目的，他說：“英國政策顯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間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戰鋪路。”[63] 1946 年9 月12 日華萊士在講話中批評杜魯門“對俄國強硬”的政策，他說：“把英國作為我們對外政策的關鍵，這將是愚蠢到了極點。……我們決不可以聽憑英國玩弄均勢來決定美國是否參加戰爭，以及何時參加戰爭。”[64]讓丘吉爾感到欣喜的是，剛剛上任且躊躇滿志的杜魯門這時已聽不進華萊士的逆耳忠言，他于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華萊士商務部長的職務。

1965年1月24日，丘吉爾逝世，此時的丘吉爾已欣慰地看到美國從朝鮮戰場敗退下來后又走上越南戰場，美國在與中國、蘇聯的沖突中被耗得精疲力竭。時至20世紀70年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一極，“戰后國際關系結構上”出現“革命性的變化”。1973年，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湯因比看到了這種變化，他說：“美國和蘇聯雙方都已走投無路。因此對各自衛星國的約束力也在削弱。這樣就促進了國際上的多極化。法國在反抗美國。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著美國。捷克抵抗蘇聯失敗了，而羅馬尼亞為反抗蘇聯，和中國加深了親密關系。但是衛星國的這些反抗與中國的地位變化相比，只不過是小事一樁。中國共產黨開始對全國進行統治的時候，中國不過是蘇聯的一個衛星國而已。可是現在中國不僅擺脫了蘇聯統治，而且自己也躍上了第三大國的地位。美蘇兩國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這是戰后國際關系結構上的一個革命性的變化。”[65]

湯因比看到美蘇的衰落，只談到了“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美國”，其實湯因比更明白在玩“唆使著美國”的把戲的還有英國和歐洲。1947年，美國的著名的戰略思想家沃爾特•（Walter Lippmann）[66]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67]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發表一系列文章，他在指出美國安全的脆弱性后明白無誤的宣布說：“我反對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國力量去對抗蘇聯，而在于這個政策的設計不對頭，它一定會導致濫用美國的力量。”[68]

這是李普曼在1947年發表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于我們的負擔”[69]看法，盡管隨后不久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結局印證了李普曼意見的正確性，但這時處于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已聽不進這些冷靜的意見，他們寧愿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湯因比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麥卡錫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政策建議，沖向全世界。20世紀70年代美國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三、“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與湯因比歷史理論的調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與其政治搭檔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羅斯福之后美國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讀過基辛格《大外交》一書的人都會看出，尼克松已經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華萊士等戰略思想家的口間接——挑明了“二戰”后英國所采取的“捧殺”美國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歐洲的追捧反手與中國和解，這大大緩解了美國的壓力并扭轉了美國國力衰落的軌跡。

（一）主張英日向大陸靠攏以擺脫美國

面對這種變化，英國政府請湯因比再度“出山”。此時年齡已入黃昏的湯因比頭腦可一點不昏。他再

次繼承丘吉爾的遺志，進一步推進英國用“世界主義”高帽捧殺雅爾塔體系的支柱國家即蘇聯、美國和中國的既定策略。在湯因比去世前兩年即1972年至1973年間他與日本宗教和文化學人池田大作[70]合作出版對話體著作《展望21世紀》，他在這部中仍沒有忘記英國外交的“特別文化使命”[71]。英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雅爾塔體系戰勝國中唯一的被剝奪了霸權地位的國家，經歷了這段歷史的湯因比不會忘記復仇。與《歷史研究》一樣，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一書中湯因比表達了不少宗教意義上的精彩內容，但在這些精彩的內容下掩蓋著的卻是英國持之以恒的捧殺式消耗雅爾塔體系的支柱國家的外交戰略目標。與當年美國看到歐洲衰落后的反應一樣，看到美國衰落后的英國外交，并沒有忘記對美國落井下石。

知己才能知彼，才能百戰不殆。湯因比明白歐洲的地緣政治的內部破碎性是美國取代歐洲世界霸權的重要原因，知道了歐洲衰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歐洲復興的道路。為此，他在美國衰落時主張日本拋棄美國，向亞洲大陸靠攏。他反話正說地告訴池田大作：“尼克松總統對中國政策的轉變，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個好消息。因此對日本來說，更是好消息。但是這么一來，美國卻使日本處于尷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時的。在過去20年中，美國強迫日本支持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國憤怒的代價。盡管如此，這一次美國卻突然把日本拋在后邊，自己搶先聳人聽聞地表示出對中國和解，而讓日本繼續背著反對中國的臭名。雖然這么說，日本追隨轉變方向以前的美國對華政策，也并沒有成為改善日中關系的嚴重障礙。因為中國方面也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國也一定充分認識到，日本國民相信1945年戰敗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立場上自主地與中國合作，日本才有前途。”[72]“日本和英國都是舊大陸的海上島國。由于地理位置，需要跟舊大陸周圍地區以及新大陸——當然在新大陸中尤其是美國——保持密切的關系。但是我相信對兩國更重要的，與其說是對美關系，不如說跟近鄰大陸的關系。這一點不久就會清楚的。因此我希望并期待著兩國跟鄰近地區的國家集團——即日本要和東亞、英國要和歐洲——協作起來，希望這種地區性的協作不要成為全人類最后實現全世界大一統時的阻礙，相反要成為通向這種大一統的階梯。”[73]“我相信日本最終要和中國、越南、朝鮮共同合作，形成一個將來可以以此為中心統一全世界的軸心。”[74]

請注意，在湯因比這個“統一全世界的軸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聯合的國家中已經排除了美國。“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這是外交史學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寫的《平尼克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中的主題。[75]當然這也是理解美國崛起進程中“戰略機遇期”一撥撥出現的重要線索。已入暮年的湯因比當然不會忘記英國在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上被羅斯福出賣給斯大林的歷史，[76]他知道今天美國的災難當然也是歐洲的機會。

19世紀初拿破侖戰爭后，英國與俄國開始在全球范圍爭霸，面對日益嚴重的來自俄國與法國聯合抗英的戰略壓力，英國于1902年放棄“光榮孤立”的外交傳統，與日本結盟[77]并于1905年與日本從東西兩向拉倒了沙俄帝國，[78]現在面對美國衰落，湯因比又鼓勵英國和日本轉靠大陸，重溫1902年舊情，再次聯手從共同對付俄國轉為共同排斥美國。他對池田說：“英國對美國的姿態也和日本一樣，不能不說多少也有些追隨。英國國民直到最近還擺著紳士的派頭，不希望成為歐洲大陸各國中的一員，而以大洋彼岸國民自居。由于這種紳士作風，使英國國民對一些冷酷的現實很盲目。他們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揚的同美國的關系，實際上也不過是作為一個衛星國的關系而已。美國則完全沒有和英國結成經濟伙伴的意圖。認為有了這樣的特殊關系，英國的各種經濟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樣的想法正如認為只要參加英聯邦就能解決英國的一切問題一樣，始終不過是一種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國的經濟只有作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一員才有出路。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英國也是和其他各國同等的加盟國之一員。對日本來說，和中國締結經濟伙伴關系，雖然和現實還很遠，但最后日本經濟的未來，大概還是在和中國結成這種關系。日本只有同中國以及東亞各國協作，才能完全擺脫對美的依存關系。”[79]

讀到這里，使筆者想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月31日召開的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的一次內部講話，將保證歐洲的破碎化作為美國外交的重要目標。他告訴其同僚：“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線是一系列島嶼，我們期望通過海軍，陸軍和飛機阻止日本——讓我們十分坦率地說——統治整個太平洋，并防止我們（原文如此。疑為“他們”的口誤或筆誤——譯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個問題，我們決不會遭到中國、菲律賓、暹羅或緬甸的攻擊。這完全是一個防御日本的問題。我們不能大聲直說，這會被認為是不友好的。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么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著‘獨立’，并不意味著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80]

這話真是開宗明義，說透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國的主要任務是控制“一系列島嶼”，在這方面的敵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羅斯福反復強調和暗示的“獨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歐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統一的歐洲才是美國的大敵，而致力于歐洲統一的國家，就是美國的真正對手。這里顯然是指當時的德國。當然這只是地區性目標，從全球目標而言，美國的目標則是要取代英法主導的世界霸權。簡言之，美國在即將來臨的大戰中的任務是地區目標與全球目標的統一。

接著羅斯福計算了一下目前歐洲還剩下二十幾個獨立國家，說“但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他說這場戰爭中最符合美國利益的結局是“這是一場成敗摻半的賭局，決不能忽視。這是一場50：50的賭局”[81]。這就是說，目前德國與意大利對歐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歐洲一旦在兼并中實現統一，即從破碎化轉變為整體化，接下來打擊的目標就是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人算是徹底明白了“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而制造歐洲災難的關鍵是利用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狀態。1946年3月丘吉爾在“鐵幕演說”中疾聲呼吁歐洲“世界的安全需要一個新的統一的歐洲，任何民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82]。現在湯因比在美國衰落之際再次呼吁英國和日本這兩個島嶼國家，不要信任美國，應當向各自面對的大陸靠攏，以避免“50：50的賭局”。

（二）將“捧殺”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

但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畢竟是為歐洲，首先是為英國的外交戰略服務的。他看到尼克松1972年糾正了前任“世界主義”的天真，通過與中國和解緩和了美國的戰略壓力，減少了美國國力的消耗，他便開始與池田大作進行“展望21世紀”的“學術”對話，將“世界政府”大帽轉扣到中國頭上，與之相應，將捧殺的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他告訴池田大作：“必須剝奪地方國家的主權。一切都要服從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權。這是我一貫的主張。當然即或成立了世界政府，現在的地方國家還是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繼續擔負著有益的、確實不可缺少的地方自治任務——正像聯邦國家中各成員國所起的作用一樣。”[83]

既然要“剝奪地方國家的主權”，那美國這個“最強大的地方國家也必須服從”，也應當包括在被剝奪的對象之中；既然要建立“世界政府”，隨之而來的邏輯就是誰在其中擔綱的問題，昨天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慫恿美國領導世界的欲望并由此拖垮了美國，現在尼克松御下了這個精神“包袱”，湯因比就在將昨天戴給美國的世界領袖的“高帽”轉扣在中國頭上，說“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而且“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84]

讀這段文字時使人想起前引湯因比在提到1895年美國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那份“載入史冊的文件”時以同樣的理由慫恿美國“即便擴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權，也依然是有說服力的”[85]。湯因比沒有讓丘吉爾失望，1961年——當年湯因比《歷史研究》12卷出版——美國在越南策動“特種戰爭”，終于讓美國人陷入長達10年的“越戰”沼澤之中。當時，為了捧殺美國，鼓勵美國“領導”世界，湯因比在1961年出版的《歷史研究》最后即第12卷中，曾將已經在政治上結盟的中國和蘇聯說得如何不堪一擊，他說：“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和俄國的農民士兵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政府隨意義支配。然而，歷史表明，如果超過某一限度，不論中國政府還是俄國政府都必將受到懲罰。中國歷朝歷代，從秦朝到國民黨政權，哪怕是輕率地多擰一下政治螺絲帽，無不因為這一輕微的越軌行動付出改朝換代的代價。俄國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形。”[86]

時至1973年，美國確實是被“捧”倒了，而中國不僅沒有“必將受到懲罰”，更沒有出現“改朝換代”。對此種錯誤結論，湯因比并不感到難為情，他在當年與池田大作對話中又轉身將捧殺的目標描向中國，其調門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說：“中國今后在地球人類社會中將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歐各民族勢力的擴張和暫時的統治所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已經擺脫了這種統治力量，今后仍會按現在的狀況繼續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中，中國僅僅就停留于三大國、五大國或者更多的強國之一員的地位嗎？或者成為全世界的“中華王國”，才是今后中國所肩負的使命呢？”[87]“因此按我的設想，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之時，可能就是實現世界統一之日。在原子能時代的今天，這種統一靠武力征服——過去把地球上的廣大部分統一起來的傳統方法——已經難以做到。同時，我所預見的和平統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軸為中心，不斷結晶擴大起來的。我預感到這個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88]

可我們不要忘記，十幾年前，湯因比還在《歷史研究》中說“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經由聯合國組織的發展，而是來自美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這兩個政治上更為成熟和強大的‘贏利企業’中的一個。如果當今人類可以自由選擇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任何一位西方觀察家都不會懷疑，絕大多數能夠對這個問題作出獨立判斷的人都會選擇成為美國公民而不是蘇聯公民。在共產主義俄國的襯托下，越發顯得美國具有無與倫比的突出長處”[89]；還在說中國“從秦朝到國民黨政權，哪怕是輕率地多擰一下政治螺絲帽，無不因為這一輕微的越軌行動付出改朝換代的代價” [90]。可現在，湯因比看美國尼克松不接受這些“高帽”后，轉身將它扣在中國人的頭上，他用吹捧當年美國的口氣，仍將理由說得振振有詞：“由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組成的東亞，擁有眾多的人口。這些民族的活力、勤奮、勇氣、聰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遜色。無論從地理上看，從具有中國文化和佛教這一共同遺產來看，或者從對外來近代西歐文明不得不妥協這一共同課題來看，他們都是聯結在一條紐帶上的。并且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就在這里。[91]

（三）暗示“黃禍”將起，英日聯手挑撥中美沖突

湯因比知道只有建構雅爾塔和平體制的幾個支柱大國——至少美國與蘇聯——在“兄弟鬩于墻”式的內耗中雙雙衰落，歐洲才能實現其“復興”事業。作為歷史學家的湯因比自然明白：正是東方中國的衰落才為歐洲大陸和英國擺脫了19世紀初的內部革命并為日本的明治維新后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前提，同樣，正是歐洲的衰落才給美國和蘇聯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前提。

為此，湯因比配合丘吉爾先慫恿美國與蘇聯和中國沖突；美國與中國和解后，又向美國暗示“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92]和即將到來的“文明的沖突”[93]。他說：“這是全人類所關心的事情，特別是與中國毗鄰的蘇聯，和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最為關心的。美國可以從東亞大陸沿岸和海上諸島撤到關島，再從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國和中國之間就可以相隔整個太平洋。不過在今天，單純地理上的距離已經沒有什么重要意義。制導火箭的發明，使遼闊的太平洋宛如一條小溪那樣狹窄。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相互都在對方的直線射程之內，這就是今天的現實。”[94]“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估計世界的統一將在和平中實現。這正是原子能時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雖說是中華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和平的。戰國時代和古代希臘以及近代歐洲一樣，也有過分裂和抗爭。然而到了漢朝以后，就放棄了戰國時代的好戰精神。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重新完成中國的統一是遠在紀元前202年。在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現了地方的國家主義復辟這樣的反動。漢朝劉邦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引向了世界主義。和秦始皇帶有蠱惑和專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運用處世才能完成了這項事業。”[95]

這真是反話正說，他在暗示美國：盡管中國有和平主義的儒家精神，但也不能忘記中國“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黃禍”仍然可能出現在美國人面前：“今天的世界混亂得令人難以忍受。現在人類是依靠著在全世界發揮作用的技術生存著。但是，技術也由于存在著不協調的140個地方主權國家依然繼續分割著地球而處于麻痹狀態。由此也可以想象過去戰國時代，秦始皇把厭煩混亂而筋疲力盡的中國民眾統一起來一樣，現在世界遲早也要通過獨裁的手法達到政治統一。”[96]

那么，這個“殘酷的世界獨裁者” [97]可能是誰呢？湯因比直指中國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黃種人”，他說：“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一樣，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同時也要有達到最終目的所需的干練才能。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不是在半個舊大陸，而是在人們能夠居住或交往的整個地球，必定要實現統一的未來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漢朝的劉邦。這樣的政治家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越南人？或者是朝鮮人？[98]

這里已包含了這樣的隱喻,即美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將為中國取代，西方文明將為東方文明所取代，歷史上的“伴隨著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99]的“黃禍”將再次“威脅”西方世界。

1952年，就在美國人深陷在朝鮮戰場的時候，湯因比曾提出過“文明沖撞”的觀點。他接受BBC廣播電臺邀請作了一系列講座，隨后將這些內容整理并以《世界和西方》為書名出版，認為“對同一時代中不同文明碰撞的過程與結果的比較研究，是理解人類歷史的一把鑰匙”[100]。三十年過后，湯因比便將東方中國及其儒學推到世界“宗教統一”的聚光燈下。他說：“在過去實現的部分統一中，武力稱霸的同時，宗教也是一股強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國和羅馬，武力統一之后，接著就是宗教統一。帝制中國采用儒教作為國教，羅馬采用基督教作為國教。在伊斯蘭歷史上，也是傳教和武力征服相輔相成進行的。但是中世紀的西歐世界，既不是宗教統一和行政統一同時進行，也不是二者相繼進行的。估計將來在全球規模進行人類自發統一中，總要有一個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廣，由此來完成這一重要任務的。”[101]

那么，這個“共同宗教”的藍本是什么呢？湯因比沒有直接回答，但從他提出中國能夠統一世界的優越條件看，這個藍本就是以儒學為底色的東方宗教。他提出的東亞將“成為全世界統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軸”所具備的7條優勢條件中就有6條就涉及中國儒學、佛教及由此生發的“中華民族的經驗”“中華民族逐步培養起來的世界精神”以及“東亞人對宇宙的神秘性懷有一種敏感，認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敗”[102]的認識。

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棄世界主義和撤出亞洲的政策[103]，英國湯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緊隨其后便聯手發表對話體著作《展望21世紀》，這給人一種英日重敘1902年舊情的感覺。不同的只是，1902年英日兩國們用“槍桿子”結盟以對付的俄國，這一次則是以“筆桿子”結盟，挑撥中美間的“文明的沖突”。他們將中國列為“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的國家，將中國儒學被列為未來世界“共同宗教”的藍本，這樣可達到一石雙鳥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未曾體驗過的“世界主義”豪情，脫離毛澤東為中國制定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04]的國策，使中國在蘇聯倒下后與美國在世界范圍繼續爭霸，從而將蘇、美、中這三個“雅爾塔體系”的支柱國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復歐洲——當然還有日本——在這個體系中失去的戰前利益。另方面，將中國的未來與“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等概念聯系起來，暗示美國：如果掉以輕心，“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而中國“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

（四）愛的囈語

與《歷史研究》一樣，湯因比在與池田大作對話中仍不忘記曾讓西方殖民主義屢試不爽的可讓被壓迫者主動繳槍的“關于愛的囈語”[105]。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書中以牧師的口吻說：“我相信人的正確的崇拜對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處‘，宇宙的背后的某種‘終極的精神之存在’。我還認為這種終極的存在就是愛。”[106]作為歷史學家的湯因比，完全不顧戰爭起源于不平等的生產資料占有及不公平的產品分配制度的基本事實，將戰爭產生的原因歸結于抽象的“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們違背理性而采取集體自殺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戰爭制度只要沒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這種制度所代替，是不會杜絕的。”[107]

那么，這個世界政府是誰的政府呢？湯因比給出的答案是一切人的政府。而解決其間生產資料不平等占有關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湯因比給出的答案是“愛”。他在耗時近三十年的《歷史研究》全書的結尾時說：“愛的問題是經常伴隨人類生活的一個基本倫理社會問題，并且在今天已經成為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很顯然，現在人類必須作為一個單一的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原子能被用作武器的今天，地理上的距離已被消滅。人類避免集體自殺的途徑，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何況從現代社會的發展動向來看，技術上各種成果所要求的形勢，是把人類引向完全相反的方面。為此，愛的問題已成為十分緊迫的課題。”[108]

讀湯因比的歷史書時，有時真不知是在讀歷史還是在讀宗教。“愛”，這沒有錯，問題是在生活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歷史條件下，怎么愛，與誰相愛，如何進行“婚前財產公證”，個人如此，國家亦然。比如在釣魚島主權歸屬沒有確定之前，中國和日本之間怎么“愛”？在臺灣沒有回歸祖國大陸之前，中國和美國怎么“愛”？換言之，如果沒有生活和生產資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沒有世界強權對弱小國家主權的侵犯，又何來人類仇恨？湯因比回避了這些問題的實質，一味空談“愛的問題已成了十分緊迫的課題”，這有多少意義呢？

湯因比的“學術研究”畢竟是為英國的外交戰略服務的。英國外交以冷酷著名，因此，湯因比的“愛的囈語”只用于讓對手國家主動交械。歷史上俄國是英國的最大對手，英帝國的解體就是美國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聯手蘇聯共同擠壓歐洲英法等國的結果，而扳回這次敗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國擊倒蘇聯，利用蘇聯拖垮美國。與17世紀英國牧師們在北美的“愛”的傳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滅族之災的后果一樣，湯因比“愛”的傳教則在20世紀末的蘇聯開花結果：它忽悠出了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1991年蘇聯解體。

如果我們比較湯因比的戰爭與和平的論述就會發現，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它有著驚人的一致；如果再看一下蘇聯解體的結果，更會覺得 “槍戰”有時候還真不如“筆戰”見效。

1987年戈爾巴喬夫發表《改革與新思維》，將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一書中表達的抽象的“愛”推入蘇聯的政治實踐。他說：“新的政治思維的基本原則很簡單：核戰爭不可能成為達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及任何目的的手段。這個結論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質，因為它與傳統的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概念徹底決裂。須知，正是戰爭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義。核戰爭是毫無意義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沖突中，既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但世界文明將不可避免地被摧毀。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戰爭，而是自殺。”[109]

核武器當然會消滅人類文明，但核武器不能消滅，充其量也只是限制了基于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的戰爭規模和范圍。核武器的出現就是戰爭手段無限使用的結果，而戈爾巴喬夫將結果當做原因并因此放棄了參與競爭的物質手段，其結果必然陷入沒有“批判武器”的“武器的批判”[110]，即只能用抽象的倫理解決現實問題，將政治問題簡化為宗教問題。他說：“由此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幾百年，乃至幾千年形成的。它們成為一種幾乎不可動搖的公理。現在它們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據。過去曾作為一種經典公式的克勞塞維茨公式——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方式的繼續——已經過時了。它應藏在圖書館里。在歷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會的道德倫理標準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礎，使國際關系人性化，人道主義化。”[111]最后，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鉆入湯因比的“生命的尊嚴才是普遍的絕對基準”[112]的普世陷阱，他宣布：“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更確切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113]

馬克思說：“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114]，“宗教是人民的鴉片”[115]。戈爾巴喬夫信了湯因比“愛”的宗教，結果與印第安人接受歐洲“和平主義”牧師們的說教放下武器后就被滅族的命運相似，與湯因比史學觀一致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帶給蘇聯的結果是在“新思維”提出4年后蘇聯解體及俄羅斯人民由此所經歷的巨大的痛苦！

對于這樣的結果我們可以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加以總結：“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116]

偌大的一個蘇聯共產黨，由于路線錯了，擁有龐大的國防力量反倒沒有安全。那么，戈爾巴喬夫錯在哪呢？錯就錯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嚴肅的政治，將政治問題當宗教問題處理；用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那位海爾曼•克利蓋的話說就是“把共產主義變成關于愛的囈語”；說這位“鄉下牧師把爭取共產主義社會的斗爭變成‘對那種共性的偉大精神的探求’”，“把共產主義描繪成某種充滿愛而和利己主義相反的東西，并且把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運動歸結為幾個字：愛和恨，共產主義和利己主義。這正顯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會使他們意志頹廢”。[117] 看看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其內容近可追溯到湯因比，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可追溯到海爾曼•克利蓋[118]。用這樣的意識領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焉有不亡之理。

湯因比先生如果能活到21世紀，不知他對此會做何種解釋。最大的可能是，他還會重復當年在印第安被“滅族”問題上的強盜邏輯，即認為蘇聯解體由于他們沒有向西方釋放足夠的善意。

四、湯因比所肩負的“特別文化使命”及其學術評價

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可英國人要報起仇來，百年也不晚。自丘吉爾起，英國政治家們就開始呼吁歐洲團結以實現歐洲復興。

（一）“君子報仇”

湯因比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向歐洲提出復興的任務，他這樣寫道：“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傳統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復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歷史來解答。只有經過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改變早已確立的政治與經濟組織方式，形成全歐的社會組織，歐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兩個超級大國控制的世界中恢復主權。”[119]此后的英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們并沒有忘記二戰中為羅斯福出賣的恥辱，他們一直在用捧殺的方式削弱美國并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恢復”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主權”。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將這個目的說得更加明白：“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失落和衰退。”[120]

如前所述，美國能夠在二戰以后取代歐洲成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亞洲尚未崛起之際，美國羅斯福聯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壓縮了歐洲的政治版圖。對美國而言，只有讓蘇聯控制東歐，歐洲才能是小“西歐”；只有歐洲變為小“西歐”，它才能聽美國的話。反之，東歐一旦回到西歐，大歐洲就會出現，這樣歐洲的翅膀就會硬起來，就會反美國。二戰之前的地緣政治特點是大歐洲壓迫美國，二戰之后美國翻了身，美國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國對歐洲版圖做了大“手術”，即在二戰中將東歐讓給了蘇聯并由此大大壓縮了歐洲的地緣政治空間。換言之，丘吉爾說的“鐵幕”實際上是美國與蘇聯合伙拉起的，目的是為了擠壓歐洲。

尼克松之后，美國人卻再次忘記羅斯福教誨并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歐洲發送的“世界主義”高帽并為歐洲擔起戰略“清道夫”的任務。美國先將雅爾塔體制的關鍵支柱蘇聯打倒，結果事與愿違，美國不僅沒有收獲蘇聯留下的雅爾塔遺產，反而被歐洲慫恿著進行更大的擴張并使歐洲隨后收回了在二戰后失去的東歐地緣政治利益。正是由于羅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國與蘇聯分享戰后“雅爾塔紅利”近半個世紀；而蘇聯解體迄今凡20余年，美國便被“對全球事務的支配”[121]的重任壓垮并迅速衰落。

蘇聯解體后，尤其是科索沃戰爭后，美國已幫著歐洲將其地緣政治版圖恢復到二戰前的大歐洲的水平，整個東歐已融入并依附于西歐，隨之而來必是歐洲力量的增強和擴大。21世紀伊始，歐洲人又用捧殺的方法慫恿著美國沖入中亞，在美國被“請君入甕”[122]即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歐洲又紛紛撤兵。值得回味的是，當年堅持支持美國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他并“不后悔當初做出參戰的決定”[123]。這話一般的英國人讀不懂，但能讓長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爾、湯因比感到欣慰，讓羅斯福、馬歇爾感到痛心。如果我們了解二戰前英國那呼風喚雨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布萊爾這句表面順從的話中包含著英國人對美國人的那刻骨銘心的仇恨。

與美國比較，英國外交手腕要相對圓熟得多。尼克松之后，湯因比的“筆戰”再次達到目的：隨蘇聯解體接踵而至的是美國國內先后出現了“美中沖突”和“文明的沖突”論調。其代表作是塞繆爾•亨廷頓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明的沖突？》（1993年）和《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羅斯•芒羅合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一書。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有著驚人的一致，前者即《文明的沖突》一書幾乎就是湯因比《歷史研究》翻版，而后者則是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如愿以償的結果。美國人被英國人誘入預設的思維陷阱后，隨之而來的就是美國拋棄尼克松的智慧，夢游似地再步凱南老路，以“反恐”取代當年的“反共”，全面鋪開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戰爭”。美國由此迅速衰落。

（二）英國對美國“請君入甕”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美國小布什發起“反恐戰爭”后，英國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做法，在中亞趁美國之危，大做軍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國防與安全組織（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報告數據，2007年英國成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名單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場訂單數額方面多年領先的美國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國接到其他國家價值100億英鎊（約200億美元）的國防采購新訂單，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場的33%。該報告中說，2006年英國出口訂單數額達到55億英鎊。幫助英國沖進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臺風”（Typhoon）戰斗機的大型訂單（交易額為43億英鎊）以及與阿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岸防艦出口訂單。此外，來自北美國家的訂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國從英國購買的武器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124]

英國在慫恿美國沖入中亞后，與當年的羅斯福一樣也在雙面下注。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組織一名指揮官對英國《每日電訊報》表示，英國是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按他的話說，塔利班受到英國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區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資助。這名塔利班指揮官告訴英國天空新聞臺：“我們不像政府，我們依靠個人（捐助）。我們從英國的穆斯林兄弟那里獲得捐款，進行圣戰。他們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獲得資金、購買武器和開展戰斗的方式。”[125]

讀到這里，筆者不得不再次提及193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那次內部講話，面對即將爆發的歐洲大戰，羅斯福計算了一下歐洲還剩下二十幾個獨立國家后說，“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他說：“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斗，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126]羅斯福向其同僚興災樂禍地交底說：“慕尼黑會議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于9月29日。）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惶失措，派人來這里，確實定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說：“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閑置著。如果你們現在來定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定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第二，現在我們不告訴他們，但是我們了解這點：我們希望法國繼續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我們不希望法國不得不向這個、那個或其他事物屈服，因為法國屈服，英國屈服，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將不存在什么獨立的國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說，盡我們所能——完全作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幫助法國和英國維護獨立，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確實，目前它們的獨立受到了威脅。我想，阿瑟·克羅曾經說過：‘這不是非中立嗎？’是的，可以這樣說。而我作為陸海軍統帥和行政部門首腦，將竭盡全力防止任何軍火進入德國、意大利或日本。為什么？這是因為自我保護是美國政策的組成部分。我將盡我所能，通過盡快地向世界上大約四十或五十個現在還保持獨立的國家運送一切它們有能力支付的貨物，以維護它們的獨立。這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這就是真正的答復。你們不必擔心由誰來批準這批定貨或其他定貨。我坦率地希望法國能夠得到我們所能生產的最高速驅逐機。我國有六家公司生產這種飛機。我希望他們會得到他們能夠在我國購買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轟炸機。這不是一個秘密問題。我們只保守一個秘密，那就是轟炸機瞄準具，這還沒有向法國透露，也不會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讓他們得到飛機。很快地得到并把它們運抵法國。這可能意味著拯救我們的文明。”[127]羅斯福的這篇交底式的講話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他們明白了羅斯福將帶領他們不僅要取代歐洲的世界霸權，而且還要利用歐洲的災難大發橫財。

時光如梭，天地旋轉。進入21世紀的美英開始角色置換，今天的英國人正在扮演當年美國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國的同時還要利用美國與世界的沖突大發橫財。

1857年馬克思在《印度起義》一文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著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制造報應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128]看來，馬克思說的“報應的規律”在當今美國身上得到了應驗。“春江水暖鴨先知”，最能感受到這個“報應的規律”的是美國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特使里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129]，他于2010年12月13日逝世，臨死前他對醫生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你們要停止阿富汗戰爭”[130]。2011年2月25日，曾積極支持美軍參與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離任前夕在美國西點軍校演講時警告說：未來任何國防部長如果建議總統向亞洲、中東或非洲大規模派遣地面部隊，“借用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說法，‘都應該檢查他的腦子是否正常’。”[131]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肩負著“特別文化使命”

總之，湯因比的學術與其生涯顯然是貫穿政治的。湯因比不僅在英國外交情報系統長期任職，而且還是英國“羅茲會社”成員。1891年，全球最大鉆石巨頭戴爾比斯集團創始人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132]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國創立的“羅茲會社”，會社確立的“崇高”目的是：“將大英帝國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體系，由英國國民對所有可資生存的地方進行殖民；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統一整個帝國；在帝國議會實行殖地代表制度，將分散的帝國成員統一起來，從而奠定永無戰爭，符合人類福祉的世界。”[133]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大學導師卡洛•奎格雷（Crrroll Quigley）教授1949年著有《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一書披露：羅茲會社的口號是：“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134]

羅茲會社由三個同心圓圈子構成，內層核心圈由羅茲本人主導，成員皆為秉持永葆大英帝國理念的富豪精英，，結成“羅茲秘密會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稱為“米爾納小組”(Milner Group)。第二層是“塞西爾小組”(Cecil Group)，由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主導的政治圈權勢人物組成。第三層即最外圈由阿諾德•湯因比[135]和金融家安東•米爾納 （Anton Milner）勛爵主導，成員為知識分子，稱為“湯因比小組”。阿諾德•湯因比為羅茲會社確立的觀念主要是：第一，英國歷史代表著偉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變，最有利于英帝國的完整統一；第二，任何人最關心的應該是為國家服務的責任感和義務；第三，工薪階層在英語社會中做社會服務工作，特別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136]這三個小組中，“湯因比小組”提供意識形態支持，“塞西爾小組”施加政治影響，“米爾納小組”提供財力支持。三圓同心，相輔相成，組成影響英帝國和世界命運的秘密組織。[137]

羅茲會社的核心成員皆通過嚴格選拔。入選成員被送進由羅茲會社的控制機構“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泰晤士報》《圓桌》雜志以及外交部或殖民辦公室等進行歷練。“這些人在學術界廣泛占據要害位置，通過新聞媒體引導并影響輿論”[138]。羅茲會社在美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英帝國自治領、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設分支。如美國“外交關系學會”就是羅茲會社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其“首要目標是由英國以聯邦的形式統一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國家，最終建立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他們“不定期秘密集會，統一規劃部署，從幕后對政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施加影響”[139]。

 1920年7月“英國國際事務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飯店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大多是羅茲會社的成員”。1926年該研究所獲英國皇家特許，取名“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IIA）。[140]筆者目前尚未見到明確的資料證明在巴黎參加和會的湯因比是否在組織上加入羅茲會社，但從湯因比叔父在羅茲會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見湯因比[141]和1939年后湯因比擔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交事務研究部主任的履歷及湯因比《歷史研究》的核心觀點與羅茲會社的“湯因比小組”的理念驚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較分析，“《歷史研究》的作者阿諾德•J．湯因比則從早年就進入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142]的說法是非常可能的。

1975年10月22日湯因比去世，他不如丘吉爾有幸，丘吉爾看到了美國在朝鮮戰爭后的衰落，而湯恩比看到的則是美國衰落后在尼克松手中開始中興。好在他的后生們不辱使命，終于在21世紀初，將美國送上國家衰落的快車道。

（四）湯因比的學術研究遠離真理

一般說來，被壓迫民族的歷史觀更接近真理。19世紀的德國是受英國資本壓迫的國家。如果將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爾•馬克思、弗•恩格斯的著作與阿諾德•湯因比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較閱讀，就會發現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論證也比較有力；后者在嚇人的巨量資料和龐雜無序的知識掩飾下，讓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國外交利益劃線因而不顧事實的虛偽，其論證只能是閃爍其詞。這是因為前者是在為反抗英國壓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無產者吶喊，后者則是在為英國霸權張目。

“世界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143]同一個問題，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感受從而立場不同，其結論也就大相庭徑。一般而言，被壓迫者的學說一般容易接近真理。

比如對于拿破侖的評價，與湯因比不同，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拿破侖在歐洲政治家中是較早認清英國“自由貿易”虛偽本質的人。拿破侖曾說：“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涂地。”[144]李斯特肯定說：就當時法國的商業政策來說，拿破侖這句話所表現出的政治智慧，超過了他同時代一切經濟學家。這位偉大天才，以前并沒有研究過這些學說，“這對于他，對于法國來說，真是一件好事”[145]。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侖并不象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146]

關于不列顛在印度殖民統治造成的后果，與湯因比不同，馬克思說：“印度失掉了他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147]

19世紀的德國與18世紀的法國一樣，也在遭遇著英國資本的沖擊和剝削，命運相同，感受及其學術結論也自然與湯因比不同。退一步來說，同為壓迫者階級，湯因比與其前輩，地緣政治學者哈·麥金德，甚至與其同輩，美國政論家，在筆者看來更是戰略思想家的沃爾特•李普曼相比，其眼光也有泥云之別。前者大而無當，以其浩如煙海的資料嚇人，后者文章不長，其結論卻常能一語中的。

五、經驗總結

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只有趟過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血泊的共產黨人才認識到，“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148]；“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149] 。今天對于西方人反華手法，我們僅僅從警惕的角度對其加以總結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同樣需要認真學習，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請君入甕”。具體說來，它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家的文化交流要與國家的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相呼應。大國文化的國際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當的內容都貫穿著外交目的，在對外交流中，宣傳什么，輸出什么樣的知識，是與國家的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學術”就有明顯的為侵華戰爭服務的“筆部隊”[150]的性質。日本啟蒙思想家、文學家福澤諭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論概略》一書中就將世界文明分為“文明”“半開化”“野蠻”三層，它將中國和日本放在同一層次，稱之為“半開化國家”，以此淡化中華文明對日本文化的絕對影響，為將日本從東亞文明的邊緣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論做了鋪墊。他主張用武力向中國、朝鮮輸出日本的所謂“文明”，1895年甲午戰爭中日本獲勝，福澤諭吉將此視為“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打敗中國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賦予日本的天職”。[151]福澤諭吉的“文明”觀“標志著日本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的終結；亞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國是日本文明的附屬的“中國觀”由此形成——這也成為后來中國漢奸意識的精神支柱。可以說，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不僅是其長期軍備的必然，也是日本對華戰略中意識形態“筆戰”的結果。血寫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為了擴大對外開放和交流，適度淡化意識形態從策略上做是可以的，但從戰略上做則是要吃虧的。槍桿子和筆桿子，我們在什么時候——尤其是我們在對外開放中——都不能忘記，更不能放棄這“兩桿子”。

第二，文化傳播從“自在”（自發）轉向“自為”（自覺）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現且需要我們認識和掌握的國家文化運動規律。理論上說，近代西方國家的文化輸出與其世界擴張是同步的，但實踐上說，這種同步卻還存在著從民間的自發行為向國家的自覺行為轉變的特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這種轉變明顯加速。沃爾特‧李普曼注意并研究了這種轉變，1922年他在《公眾輿論》一書明確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勢的這一代人中間，說服已經變成一種自覺的藝術和世俗政府的一個常規功能。”[152]

1913年德國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學校的預算撥款達150萬馬克。[153]1920年，法國外交部將國外法語學校與著作辦公室升格為法語著作司，明確其使命為“法國的對外知識擴張”[154]。美國學者魯塞爾•加爾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國在埃及進行著的有組織的文化爭奪，他寫道：“在埃及英國擁有教育上的控制權，但法國卻主導了埃及學校的教育觀念。因為法國有一個有組織的文化宣傳機構，而英國卻沒有。法國的‘筆’比英國的‘箭’更有效果。”[155]英國政府曾經意識到“它在創建一個帝國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文明”，但同時也意識到英國在殖民地文化爭奪中的劣勢地位，決定對這種“創建文明”的活動加以支持。[156]1934年11月，“英國對外關系委員會”[157]成立，負責推進英國的海外利益的“特別文化使命”[158]。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傳播從民間的自發（自在）形式向有組織的自覺（自為）形式轉變規律，不僅是表現在國家間的斗爭及其理論傳播領域，它甚至同樣在階級斗爭及其理論傳播領域。1902年，列寧在《怎么辦》這本小冊子中批判社會主義理論傳中崇拜“自發運動，沿著阻力最少的路線進行的運動”傾向時說：“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他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越是年輕，也就必須越加積極的反對一切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企圖，也就必須越加堅決地警告工人，叫他們不要聽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對‘夸大自覺成分’等等的惡劣的勸告者的話。”[159]為此，列寧同意卡•考茨基“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去的東西，并不是一種從這個斗爭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東西”[160]的觀點，并要求無產階級政黨“為了執行這個任務，同自發性進行殊死的斗爭”[161]。

讀了湯因比的書，我們對列寧的教導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文化的國際傳播，從而國家意識形態的國際博弈方面，我們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與國際資本主義的歷史比較還很年輕，沒有多少經驗，更沒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傳播工具”。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西方國家為實現國家意識形態傳播自覺掌握和運用文化傳播規律的經驗，將對外開放中的文化傳播從民族自在（自發）水平更加積極地提升到國家自為（自覺）水平，以實現中國的外交目標。

第三，國際文化傳播是講政治的。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不僅有國家間意識形態擴張的內容，在國家戰略方面還有被稱為“理論殺手”們設計且用“學術”巧妙包裝的用于誤導對手國家戰略方向的內容。常用的手法有三：

其一，用牧師的口吻向對手國家散布以抽象人性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空談普世之“愛”及相應的“和平主義”理論。這些理論的特點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將西方價值視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類價值的范本。接受這種理論的后起的第三世界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就會自降國格、人格，自覺天然不如西方，結果是在西方世界的進攻前自棄長城，使敵人得以長驅直入，最終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紀的歐洲人之于印第安人，19世紀的英國人之于印度人、南非人，20世紀末的美國人之于蘇聯人，21世紀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人之于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將后者打垮，甚至消滅的。

其二，如果第一種方法即用“愛”包裝的“和平主義”不見效，就用“學術”包裝的“依附論”使對手甘為附庸。比如英國推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就是這樣。它在英國已建立起高起點并獲高勢能資本的歷史條件，主張經濟自由，建立實際上以英國資本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體系。英國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將印度經濟變為英國資本的附庸，印度的這種附庸地位至今未變。拿破侖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針對英國資本實行大陸封鎖。正因此，拿破侖及其政策備受英國斯密學派及湯因比的抨擊。李斯特說：“不論他們怎樣說，有一點總是肯定的，這就是，受了這個封鎖之賜，德國所有各種工業初次獲得了重大發展；凡是熟悉德國工業歷史的人必然能為此說作證。”[162]中國蔣介石時期的經濟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資本的路子，誠如毛澤東所言，這條路線“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163]。蔣介石國民黨在中國推行的依附帝國主義經濟道路的結果引發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結果是中國人民拒絕了依附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選擇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使新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獨立的一極。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對外開放，西方又將亞當•斯密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分工”理論引入中國，企圖再置中國于國際資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164]

20世紀80、90年代，西方國家為了逼使中國就范，讓蘇聯解體悲劇在中國重演，開始對中國進行了封鎖。中國頂住了西方的壓力，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其結果是西方經濟在21世紀初出現衰退，中國經濟卻出現了新一輪高漲。

第三，如果前兩招不奏效，西方政客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經驗，設計出最有殺傷力且屢試不爽的捧殺策略，將“世界主義”高帽扣在已經崛起且無法制約的對手國家頭上，讓這些國家的某些領導人頭腦膨脹，在西方的熱捧中擔起超出其國力的“道義”目標，最終為其龐大的目標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爾及后來的英國人就是用這種方法消耗美國的。他的“鐵幕演說”讓美國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讓美國栽倒在朝鮮和越南戰場；1972年美國人意識到自己的失誤并大幅收縮外交目標，1973年湯因比就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紀》，企圖一箭雙雕，在慫恿美國防范中國的同時，又將“世界主義”的高帽扣在中國頭上。在蘇聯解體和美國衰落后的今天，英國人又如法炮制丘吉爾、湯因比的手法，在將“世界主義”的大帽轉扣到中國頭上的同時，更企圖挑起美國與中國的沖突，讓中美這兩個雅爾塔體系的關鍵支柱國家在“零和”式沖突中雙雙倒塌。

當然，這絕不意味中美之間沒有矛盾，但中美之間的矛盾，甚至沖突就其性質而言屬于雅爾塔體制內部利益調整的范疇，而英國與美國的矛盾，則屬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由歐洲主導的凡爾賽體制和美、蘇、中主導的雅爾塔體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想恢復的就是已經失去了的在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比較而言，歐美間的矛盾要比中美俄之間的矛盾更為深刻和不可調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美國外交屢犯大錯之后，英國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慫恿美國犯更大的錯誤。就在布萊爾其自傳中對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行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國前首相布朗在宣傳新書《大沖撞之外》時表示，如果英國和其它西方國家不能應對以中國為首的亞洲經濟體的崛起，在接下來十年中，全世界人民將目睹“西方大衰落”[165]。2010年12月，就在美韓、美日在黃海軍演的當口，英國《經濟學家》就組織“筆部隊”寫出并刊登除該刊記者外，“背后還有中、美、日等國的26位作者參與了創作”的長達14頁的封面文章《中國崛起之威脅》。文章開篇用“臥薪嘗膽”的典故比喻了中國的發展。文章詳細地講述了中國春秋末期越王勾踐如何以階下囚的身份臥薪嘗膽，最后擊敗吳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稱，經歷了金融危機的美國和歐洲國家發現，中國越來越富有，比預想的還要強大。中國的上升與美國的下滑形成強烈對比，這讓全世界敏銳地覺察到中國強盛的國力，并且由此使中美兩國的關系變得尖銳起來。由于對中國具備攻擊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崛起。“中國和美國注定是對手，但不一定是敵人”。[166]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國逐漸從伊拉克撤軍的當口，布萊爾在倫敦出席伊拉克戰爭聽證會上呼吁美國現在應當是“把我們的腦袋從沙里拔出來”，對伊朗采取行動的時候了。他說他經常走訪中東地區，發現到處都有伊朗“負面影響力”。他認為，西方國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極端分子的所作所為歸咎于自己，大家應該以必要決心，甚至武力來阻止后者繼續我行我素。布萊爾也在聽證會上說，在美國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諾支持美國。“我當時十分明確而又簡潔地向布什總統表示，你可以相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將與你們同在。”[167]布萊爾最后這句慷慨激昂的話所表達的深層語義就是：英國將長期消耗美國，并永遠與美國的錯誤同在！

第四，在指出合理目標的同時卻給對手國家預留下陷阱，這是打擊新崛起而文化哲學底蘊較淺的比如美國、日本這樣的國家最有效的方法。比如，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和湯因比的歷史觀就在美國催生出像凱南、麥卡錫、布熱津斯基等愛國的“戰略家”，他們給國家指出符合戰略邏輯卻不合戰略哲學即超出美國國力許可的戰略目標因而將國家引入歧途。與美國和蘇聯不同，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因而有深厚哲學底蘊的國度，這一點使中國在國內和地區治理方面——與英國和美國相比——是有相當的經驗的，這方面的經驗使中國不容易受到驕縱；與蘇聯相同，中國——與美國，特別是與英國相比——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168]的進程中又是一個后進因而是沒有多少世界性經驗的國度，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國在“正確”的目標下容易高揚起大無畏的為道義而獻身的氣概。這種“氣概”曾使蘇聯領導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寧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學，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極端政策中將國家推向解體。這些教訓對剛剛融入“世界歷史”不久的中國來說需要加以格外注意。

當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也并非沒有可取之處。比如他提出在未來“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建立世界政府”和“實現世界統一”的設想有著相當的開發價值。1848年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就曾有過自由人“聯合體”[169]的設想，盡管馬克思的設想與湯因比的設想路徑和本質完全不同，但他試圖使人類通過自覺采取統一管理的體制來避免整體毀滅的目標與馬克思是一致，也是合理的。對此，我們不能在倒掉湯因比歷史觀“洗澡水”的同時連其中的“嬰兒”也倒掉了。

但問題是，在目前無政府的世界體系中，一個國家——即使是像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那樣為了世界正義的目標而自愿——倒下的結果，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國家的落井下石。如果沒有馬克思說的“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170]歷史條件，即使是對人類有益的諸如“建立世界政府”的合理目標，與當年的共產主義者實行“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樣，是僅憑一國之力——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承擔不起的重負。

列寧、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時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過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聯合行動”。當他們意識到這樣的歷史條件不可能出現，空等就意味著死亡時，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為了自保，都轉而與德國簽訂了妥協性和約，斯大林還與丘吉爾于1944年10月達成“百分比協議”，放棄了部分世界革命的義務，結果保住了蘇聯的存在并使蘇聯發展為世界性的大國。勃列日涅夫不明白這個道理，上臺后又要當世界社會主義“中心”，到處支援“世界革命”，向資本主義世界“發動穩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171]，結果將國力耗盡并為蘇聯解體做好了鋪墊。

美國人也遭遇了同樣的認識誤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給美國替代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提供了歷史性的機會。但羅斯福明白，獲利的同時，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國的國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戰爭勝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國從這些勝利中獲得的全部利益。為此，他聯合蘇聯，將世界一分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屬于歐洲的世界“財產”。與蘇聯的合作使美國確立了其戰后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杜魯門始，美國領導人接受了英國戴給美國的世界民主領袖的高帽，介入朝鮮、越南內戰，結果導致美國于20世紀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臺后，他與列寧、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經驗相同，從另一面意識到“世界民主領袖”也是美國擔不起且還有可能為此壓垮的重負，于是便轉頭與中國握手，降低了美國的國力支出，美國由此獲得中興。蘇聯解體后，美國政治家們又滋長起“世界主義”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國人扣給他的“民主領袖”高帽，沖到巴爾干、沖到中亞，結果陷在中亞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國力迅速衰落。

與此相反，1952年9月，看到中國在朝鮮戰場上取得歷史性的勝利，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結束時，斯大林曾對周恩來表示“中國應變成亞洲的兵工廠，它今后應給其他國家提供專家”；斯大林甚至設想讓中國挑頭建立與聯合國“并行不悖”的地區性組織，蘇聯將“盡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起主要作用”[172]。但中國領導人還是回避了擔當亞洲地區紅色“領袖”的角色，采取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73]的外交方針。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又給我們制定出“中等發達國家”[174]而不是當時流行的“發達國家”的發展目標，其中都貫穿著長期堅持地區性守成，不做超級大國的國策理念。這種不透支國力，使國家戰略目標與國力相匹配的穩健政策，又使中國穩步進入21世紀并在世紀初的世界經濟普遍低迷中贏得了巨大的發展。

總之，英國人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經驗比較豐富，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是比較圓熟的，因而也最需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學習的。昨天歐洲人借美國人之手埋葬了蘇聯，今天又借中亞人民的手將美國拖垮。對此，我們在崛起之初，要在提高警惕的同時，更要知己知彼，學習其中有效我們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經驗，為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而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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