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系，可以上溯到中共成立的伊始。如果說陳獨秀期間，中共除了需要依靠蘇聯的經濟支持還能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獨立的話，那么，隨著“留洋派”擷取了中共最高領導權，中共與蘇聯的關系則完全演變成“媳婦與婆婆”。不能否認中共革命過程中受到蘇聯方面政治和物質的支持，但是，更加不能否認蘇聯以“婆婆”這種居高臨下姿態的對“留洋派”的影響甚至操縱，給中共革命帶來的更為巨大的損失。
“遵義會議”使毛澤東成了中共的實際領袖。“留洋派”在蘇聯的“虎皮”下給革命帶來的不可估量的損害，不能不使毛澤東對“中共和蘇共”之間的關系進行全面的考慮。從“遵義會議”到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基本把中蘇兩黨之間的關系調整到可能達到的良性極限：蘇共再也不是中共名副其實的“婆婆”，而變成了名義上的“婆婆”。雖然中共不能不認真對待來自于斯大林的影響，但是，再也不存在“留洋派”的那種惟命是從，而具有了基本的獨立。
即使如此，毛澤東也仍然對這種“沙文主義”的直接干涉國家內政的“斯大林作風”有著相當強烈的不滿，但出于對斯大林必要的尊重，毛澤東也只能在策略上給予斗爭，而不能在根本上給予改變。赫魯曉夫的上臺，尤其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和妖魔化，既使毛澤東看到了改變“共產主義陣營”中的那種“沙文主義”的“斯大林作風”的契機，同時更看到了“赫魯曉夫效應”對“共產主義陣營”帶來的嚴重危害。
“不管國家大小，各兄弟黨之間都是平等的關系”，顯然是毛澤東對“陣營”之間的基本定位。由于斯大林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巨大影響，不僅使得蘇聯國內存在對斯大林的盲目“個人崇拜”，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內，也存在著對斯大林的盲目“個人崇拜”，包括中共在內。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不僅產生了“國際陣營”回歸“平等關系”的契機，而且，也帶來了徹底消除中共內部對斯大林盲目“個人崇拜”的契機。但是，毛澤東卻更加看到了“赫魯曉夫效應”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嚴重危害的一面。毛澤東曾斥責赫魯曉夫“沒有資格”對斯大林評頭論足，對關于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問題，也講了另外的一些話。這是毛澤東與國內其他高級領導人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根本不同。毛澤東不是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看作忘恩負義的個人行為問題，而是看作國際陣營生死悠關的問題：不論赫魯曉夫的那一方面，都無法及得上斯大林的萬一，更不可能在否定斯大林后建立一個讓人民更滿意的社會，而且，只能恰恰相反！這樣的趨勢下，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必然走向終結。因此，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論斷：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一定會滅亡！
對于國際“兩大陣營”的對抗態勢，毛澤東無論在判斷還是戰略上，無疑都是列寧和斯大林無法比擬的。對于“自己”陣營之間，毛澤東主張國力強大的政黨，只能對弱小國家的政黨給予政治和策略上的建議、給予盡可能的物質幫助，而決不能進行粗暴的直接干涉。對“資本主義陣營”，毛澤東的戰略不僅僅放在“戰爭”這個特殊事物的著眼點上，而是全方位的、與經濟戰略相并存的。在和平對抗階段，如何在經濟戰略中戰勝“資本主義陣營”？毛澤東有過形象的論述：美國強大，是因為許多國家給它抬轎子，都不給它抬轎子了，它就得自己走了（大意）。這也是毛澤東終其一生的外交戰略的出發點，而在毛澤東這種外交戰略的策動下，世界態勢終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勢力逐漸被削弱、甚至孤立，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勢力”在急速擴大，絕大多數的“不發達”國家，基本都圍繞在中國的周圍，而不再給美國“抬轎子”；同時，“發達”的國家，也紛紛向中國表示親近和友好。
了解世界經濟當代史的人們，都不否認：毛澤東時代，中國迅速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而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則在這一階段的發展是頗為遲緩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解體后，美國和西方國家，得到了真正的發展和膨脹！
如果說斯大林還真正具備一點“國際主義精神”的話，那么，赫魯曉夫們則在把“大國沙文主義”發展到一個極致外，還多了一些政治上的無賴行經。粗暴干預南斯拉夫、武裝干涉波蘭等等，赫魯曉夫們表現出比斯大林還要趾高氣揚的做派。
在中蘇關系問題上，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問題是：或者象以往那樣，在接受“婆婆”指手畫腳的情況下取得蘇聯的物質幫助，或者，擺脫這種指手畫腳、獨立自主的建設國家，而既不聽指手畫腳，還要得到物質上幫助的第三條路，根本不存在！還有一個問題，即：中國能否獨立自主的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
因此，當代一些人誣陷毛澤東“想當世界領袖”，或者說黨內得維護“毛澤東的尊嚴”，因此才支持毛澤東在中蘇關系上的態度，這些說法的無知與幼稚，是多么可鄙！
在國內，對于中蘇關系的問題，毛澤東所面臨的情況，也是極為復雜的。中共長期以來受到的蘇聯方面的“幫助和指導”，使得為數不少的高層干部對蘇聯產生了“倚賴”心理，這是一種歷史的慣性。同時，還有一部分高級干部的行為極其“矛盾”：既強烈響應反“個人崇拜”，又在重大問題上盲目的倚賴蘇聯。在中國是否搞核武器的問題上，就突出的表現了出來。
就是說，即使中蘇關系不發生破裂，毛澤東也需要扭轉高層嚴重存在的“倚賴”心理，而使中共成員樹立起“自力更生為主、依靠外援為輔”的堅定信念。而高層無疑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有著極其微妙的心理。什么是“個人崇拜”？“個人崇拜”與“崇高威望”之間的區別是什么？唱個《東方紅》、喊個“萬歲”就是“個人崇拜”么？這個問題，不要說當時，即使當代，也沒有什么客觀的觀點。高層一些干部的微妙心理，就表現在既極度擁護反“個人崇拜”、又把國內的“個人崇拜”僅僅與領袖毛澤東相聯系，而不敢明確表示。因此，有些做法和解釋，即使今天看來，也是十分的微妙和莫名其妙。
高層的這種微妙和不可思議，時常干擾著毛澤東。當代一些人，總是把毛澤東定位在“死死抓住權力”這個“為個人”的角度上，這樣做當然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無恥！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毛澤東時代，沒有一個人能夠取代毛澤東，更沒有一個人或者一個小集團敢于用正常和不正常的手段脅迫毛澤東“下臺”，這樣做，不用毛澤東說什么，也只能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就是說，毛澤東根本不用擔心有誰要取代他，毛澤東一直擔憂的是麾下的人相互爭奪和爭斗。
著名的“九評”，是毛澤東徹底解決中蘇關系問題和國內高層嚴重倚賴心理的“得意”之作。對國際態勢，毛澤東從戰爭和經濟諸方面考慮，對國內的事情，毛澤東則更加考慮的周全。對中共革命的認定，毛澤東從來都是堅定的：土地革命與文化革命，是中共革命并行的兩大內容。建國后，則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革命與社會主義文化革命。也就是說，毛澤東對社會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向來是非常重視的，而且，把意識形態的革命看作其他革命的基礎和前提。而且，離開這個思想的基礎和前提，任何革命都是一種欺騙人民的把戲。
赫魯曉夫全盤否定了斯大林主義，本質上也等于全盤否定了列寧主義，而赫魯曉夫以降的蘇共領導人，不能也不可能建立起一套比列寧、斯大林主義更完善的理論。對國際陣營的思想沖擊，必然造成“共產主義”陣營的思想大混亂，對中國國內，也必然發生同樣的沖擊！因此，澄清國內的混亂思想，使干部樹立堅定的獨立自主的信念、認清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就成了一種當務之急。
鄧小平在當政后說“九評”都是“空話”，顯然是當時積極參與了這一活動的鄧并沒有理解其中的意義。由此，社會意識形態的建設，也就必然成為鄧當政后最大的敗筆。倒是劉少奇當時有所理解，劉少奇說，好象是給世界看的，實質上主要是針對國內情況的（大意）。
而在中蘇關系問題上，本質上在毛澤東和中共面前擺著兩條道路：或者撇開意識形態的問題，在經濟上依靠蘇聯；或者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信仰，走獨立自主的道路。這兩個問題，在當代人看來也許可笑，但對第一代革命者而言，卻是不容回避、更不容退卻的首要原則問題。
尤其是，毛澤東更加看透：即使在政治信仰上有所退卻，甚至在實際中完全放棄，如果不接受赫魯曉夫們的指手畫腳，那么，外來的幫助，不僅是搖搖欲墜的空中樓閣，而且，不知在什么時候就會突然變成套在脖子上的絞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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