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一些學者把歷史攪亂的過程中，無法把罪責引到毛澤東身上時，都統一的說一聲：中央檔案不解密，是“為圣人諱”。“為圣人諱”，即為毛澤東“諱”。“檔案不解密、是為毛澤東諱”的說法，本質上就是一種引導人們把罪責往毛澤東身上推的手法。
中共的歷史已經被國內外一些學者弄得不倫不類，失去了以往的神圣光環。而毛澤東，則已經被丑化到“徹頭徹尾”。從毛澤東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開始，書刊或者網絡上，凡是能鉆空子進行污蔑的地方，都給予了荒誕的污蔑。即，所謂的“歷史研究”對毛澤東而言，一些“學者”和不懷好意的人們，可以盡情的進行詆毀和污蔑而不承擔任何責任。“檔案”？“檔案”里能找到這些詆毀和污蔑的證據么？還可能有什么“檔案”記載著比這些詆毀和污蔑更嚴重的事實么？
一、歷史“疑案”
無須多舉，僅以“西路軍”案為例。
毛澤東對“西路軍”失敗的原因的歸責是“張國燾路線”，而且，并沒有追究主要軍事領導人的具體責任，只是對張國燾的個別“死黨”給予了處分。對“西路軍”英勇的將士也給予了充分的褒獎，把錯誤都歸咎到“張國燾路線”這個“虛名”上。
毛澤東身后開始了翻案。有誰看到“為圣人諱”的事情了？人們只看到個別高級干部的不厚道，還看到對中央和毛澤東的誣陷：當時的中央和毛澤東有意犧牲“西路軍”。
當有關這段歷史的“檔案”徹底解密后，人們終于看到了真相：毛澤東真正偉大。
“西路軍”的問題，有幾個關鍵的問題解釋清楚了，真相也就大白了。
第一，張國燾南下失敗轉爾不得不北上到組成“西路軍”前的這個階段，張國燾在此期間的意圖及行為，都是有事實證明的。是誰支持了張國燾的主張、致使中央的作戰計劃流產？
第二，中央和毛澤東在什么情況下批準李先念領導的“三十軍”“西渡黃河”的？同時還有什么指示？李先念是否認真執行了這個指示？
第三，包括徐向前在內的領導人，為什么始終要求整個“四方面軍”全部西渡黃河？
第四，“西路軍”成立后，是否認真執行中央的命令？1937年1月8日，張國燾單獨發給“西路軍”領導人的電報說明了什么？
當年在延安的毛澤東，極其厚道的為“西路軍”一些軍事領導人“諱”，有誰看到被毛澤東“諱”的人在當代為毛澤東“諱”了？都是極盡可能的把自己的責任輕描淡寫為自己“諱”，而把主要責任推到沒有責任的毛澤東（中央）的身上。
好在檔案解密了。
二、建國后的事件
就以兩個最“嚴重”的事件為例。
1、“三年自然災害”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前三年。這一事件最大的責任，也就是人們吵吵嚷嚷的“餓死人”問題。從最初的幾十萬人，到后來的幾百萬人，再到后來的上千萬人，一直到四千萬人。這個過程，誰能看到是“為圣人諱”？人們只看到一些人極其卑劣的妄圖把“圣人”置于“萬劫不復”之地——沒有解密的檔案中，會有這些數字的記載么？
這個過程，有人因為編造這些數字升官了，有人因為這種吵嚷發財了。在檔案沒有解密的情況下，“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性和毛澤東的責任已經被夸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這個問題上，還能為毛澤東“諱”什么？還有什么比“餓死”幾千萬人、主要責任是毛澤東的主體政策更嚴重的檔案資料么？
被“諱”的，只能是那些把毛澤東的“長遠戰略當作現實目標進行操作”（彭德懷語）的“往左拉”的人們。被“諱”的，只能是“三年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人們看到一些參與并主要領導了具體工作的人，在當代都是盡可能的隱瞞自己的行為、而把責任推向毛澤東及其主體政策的。殊不知，這些主要領導人向中央和毛澤東提供的情況、及其實施的具體政策大都是造成災難的具體原因，而且，與中央和毛澤東的主體政策相違背。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上，毛澤東還有什么需要“諱”的？
2、“文化大革命”。在當代所謂的各種“研究”中，實在看不出來還能為毛澤東“諱”什么？連“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這種毫無根據的東西都大行其事，毛澤東還有什么需要被“諱”的地方？在中國，還有什么能比在道德上被人潑污水更嚴重的事情么？
那些與毛澤東有直接關系的“冤假錯案”需要為毛澤東“諱”么？事實上，都是為他人“諱”、而同時夸大毛澤東的責任。僅舉一例。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是毛澤東最終批準的。毛澤東是依據什么批準的？是當代所指責的毛澤東“出爾反爾”么？薄一波等老一輩革命家當然是忠誠的革命者，但是，在這個案件上的自我責任也是明顯的。毛澤東批準該案的依據，就是公開刊登的“反黨聲明”，而與其他的事情沒有關系。問題的存在是明顯的：
中央規定的“假自首”的原則是什么？“反黨聲明”的刊登及其內容，中央和毛澤東是否知道？“假自首”出獄后，是否把履行的手續及內容向中央詳細的匯報過？
張聞天代表中央規定的“假自首”的原則很明確：不允許公開刊登“反黨聲明”，否則視為變節。毛澤東曾公開說道：我們只知道他們履行了一個手續，但是卻不知道具體履行了什么手續，更不知道他們還公開刊登了“反黨聲明”(大意)。經辦的張聞天和劉少奇也都聲稱自己不知道他們還公開刊登了“反黨聲明”。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就向中央詳細匯報了事情的原委，還會出現“文革”時期的反復么？康生還能把“反黨聲明”當“辮子”抓么？最主要的是，這種敏感的事情，當時完全有必要用文字材料向中央說明一切，而不能有絲毫的隱瞞。這也是一個歷史的教訓。
就是說，如果公布“檔案”，只能發現毛澤東批準的事情，都有著歷史或現實的客觀原因，而不存在任何的“欲加之罪”。
“研究”一些文字中所撰寫的毛澤東與什么什么人“對話”，什么人向毛澤東“咆哮”，“檔案”里可能存在這些東西么？還可能有比這些編撰更有爆炸性、殺傷毛澤東的“檔案”么？
正如彭真所說，毛主席的威望，不是喜馬拉雅山也是泰山，挖幾車土也不會減其高。中央檔案，都是正規的文件似的東西，以毛澤東的偉大，其留下的文字或批語，也根本不可能存在毫無根據的東西，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把一些問題的責任推到毛澤東身上，也是最好的辦法。非如此，不足以維護其他領導人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當代一些“文人”“學者”的做法極其卑劣，即使檔案公開了，他們也不會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共的領導人，而是專門鉆進陰暗的角落發掘能扭曲中共所有領導人形象的東西，進行斷章取義的歪曲和污蔑。這一點，是不用贅述的了。
紅橋山：關于西路軍問題的再認識
1936年，蘇聯面臨著德、意、日法西斯勢力的嚴重威脅，不論在其西方或東方都承受著巨大的軍事壓力。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牽制日軍從東方進攻蘇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當時中國工農紅軍也迫切需要得到蘇聯的物資支援以改善武器裝備壯大抗日力量。黨中央根據形勢制定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戰略方針，得到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同意中國紅軍從北方或西北方接近蘇聯，并答應積極提供軍事和經濟物資支援。
一、“西渡”風波
1936年8月，紅二、四方面軍進入甘南，在與張學良等秘密協商后，中央提出了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
中央提出的方案分兩步：第一步，為配合東北軍進駐甘肅西部，紅二、四方面軍奪取甘南岷州，繼而以有力一部出隴西，攻擊敵毛炳文部，威脅蘭州，以便東北軍向蘭州戰略樞紐地帶集中；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威脅青海，吸引在河西走廊的馬步芳向東回防，以便東北軍乘虛接防蘭州以西各重鎮，接通新疆。第一步實現后，一、二、四方面軍在甘北會合，三軍合力奪取寧夏，以一個方面軍保護陜甘寧蘇區，另兩個方面軍12月趁結冰期渡過黃河，占領寧夏，完成從北面接通蘇聯的任務。
這個計劃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打通蘇聯”通道。但是，當時蘇聯還未明確表示到底從哪個方向給紅軍提供援助，中央根據形勢及紅軍實力，經與東北軍秘密協商，河西走廊至新疆通道由東北軍控制，紅軍重點打通北出蒙古的通道。
但就如何實施寧夏戰役計劃，紅軍領導層發生了很大分歧。
自從張國燾取消“另立中央”后，指揮紅軍的領導層分三級系統“中央軍委--紅軍總部--方面軍”。在陜北，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就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事實上的中央軍委（由于歷史的原因也稱中革軍委）；隨四方面軍行動的紅軍總部，朱德為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三個方面軍首長分別是總指揮和政委。這里說的發生了很大分歧的紅軍領導層就是指這三級領導層。
為配合二方面軍向陜甘邊的行動，朱德、張國燾主張，四方面軍抽出兩個軍，東出西河、禮縣，消滅國民黨王均部；陳昌浩主張，集中四方面軍主力，北出通渭、靜寧、會寧，與一方面軍合力夾擊消滅西進的胡宗南部，而后再向隴東南發展，于已經運動到隴東南的二方面軍呼應作戰；徐向前認為，在西蘭通道與敵決戰不利，且陜甘北部土地貧瘠人口稀少，就糧困難，不利于三個方面軍集結常駐，主張西渡黃河，與東北軍配合，控制蘭州地區。
9月13日，經磋商，通過了一方面軍從陜甘南下，與甘南的四方面軍在西蘭通道上合力夾擊消滅胡宗南部的作戰方案，并將計劃上報中央。
同日，中央回電認為，一方面軍擔負著保護陜甘寧蘇區的作戰任務，主力不能南下，對胡部作戰應以二、四方面軍為主。
9月14日，中央再次回電：“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提出具體部署后，又特別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并不使妨礙爾后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
張國燾見一方面軍不能南下，只由四方面軍單獨迎擊胡宗南，對中央的部署遲遲不予表態。
9月16日，在中央連電催促下，西北局在岷縣召開會議，討論四方面軍行動方案。會上，張、陳意見發生重大分歧。陳昌浩力主北上靜寧、會寧與一方面軍會合，與敵決戰；張國燾認為四方面軍單獨迎敵十分不利，主張西渡黃河，進駐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寧夏。會議多數人支持陳，張被否決。
張國燾的主張實際上就是消極退卻、避敵西進，與中央的統一部署相悖。
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的名義發布《靜會戰役綱領》，但四方面軍遲遲沒有動作。
9月19日，中央致電朱、張，強調：“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如使胡宗南確占靜、會、定區會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強馬鴻逵，使我們攻寧夏計劃失敗，又可加強馬步青，使你們攻甘西計劃失敗，如此有各個擊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領寧夏方可免此失。”“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
9月20日，朱德復電中央，報告岷州會議決定。
張國燾連夜趕到漳縣四方面軍前方，對四方面軍將領哭訴：“我這個主席干不了啦，讓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陜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而后，堅持西渡方案，獲徐向前等四方面軍高級將領支持，決定西進。并電令在岷州的朱德、陳昌浩來漳縣再次會商，同時令部隊調動，準備西渡。
可以看出，張國燾主張西渡，主要目的是不愿與中央會合，怕“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錯誤被清算。這就是毛澤東說他“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的歷史緣由。四方面軍將領支持西渡方案，更多的考慮是軍事的原因，與張國燾有本質的區別，但缺乏戰略眼光。
9月22日，接到電報后，朱德于凌晨去電責問張國燾，并將此一變故向中央報告，同時通報給二方面軍。并表示：“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
當日，朱、陳趕到漳縣。
9月23日，西北局在漳縣再次召開會議。朱德堅持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但會議否決了朱德的意見，決定西進，并將決定報告中央。同時部署部隊探路、備糧，待命西進。
9月26日，中央復電朱、張，不同意西進。復電中，通報了當前敵情，并且說：“一方面軍可以主力南下，二方面軍亦可向北移動鉗制之。北上后糧食不成問題。若西進到甘西則將被限制于青海一角，爾后行動困難。”
可以看出，中央為爭取四方面軍執行戰略計劃，不僅在整體部署上做出了讓步，同時也明確指出西進是條絕路。
張國燾當日數次致電中央，力陳西進理由，并說：“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原計實施，免西渡、北進兩失時機。”
這個電報的口氣大有時限逼迫之意。
9月27日，經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會議慎重討論，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并賀龍、任弼時、劉伯承，明確指出：“中央認為：我一、四兩方面軍和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占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占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之危險。......一、四兩方面軍分開，二方面軍北上，則外翼無力，將使三個方面軍均處于一偏狹地區。敵憑黃河封鎖，將來發展困難，......如四方面軍西渡，彼將以毛軍先行，胡軍隨后，先堵擊青、蘭線，次堵擊涼、蘭線，爾后敵處中心，我處偏地，會合將不可能，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可見，中央經慎重考慮，已經預見到在沒有全局配合的情況下，單獨西進到河西走廊的部隊，將面臨極大的危險。
同日，中央再次致電朱、張、徐、陳：“中央明令已下，請電令通渭部隊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恰在此時，先頭調查西行路線的徐向前得知黃河對岸已大雪封山，西渡計劃難以實現，張國燾只得同意北上。此次進軍方向的風波才告平息。
9月29日，朱德下達了北進命令。
由于四方面軍“西渡”風波的耽擱，國民黨胡宗南部與毛炳文部得以集結靠攏，四方面軍北進后，給已在甘東南的二方面軍造成腹背受敵的巨大壓力，經中央同意，二方面軍被迫單獨突圍北進與一方面軍會合。這次突圍，被賀龍視為“長征中最危險的一次”。
二、西渡黃河
10月上旬，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央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擬以紅一方面軍之一部組成西方野戰軍與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攻取寧夏，打通北出蒙古的蘇聯通道。并令紅四方面軍三十軍進至黃河靖遠段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準備。
與此同時，國民黨也發布了“通渭會戰計劃”，趁紅軍剛剛結束長征疲憊之際，集中幾十萬大軍，企圖最后“剿滅”紅軍。這個計劃被蔣介石稱為與共產黨紅軍“最后五分鐘的決戰”。
10月21日，敵人發起進攻，攻勢異常兇猛。
四方面軍第五軍在會寧一帶激戰兩晝夜，傷亡800多人，副軍長（原第三十三軍軍長）羅南輝壯烈犧牲。
形勢劇變，西北戰場對紅軍越來越不利，中央決定提前發起寧夏戰役。鑒于當時四方面軍兵力和武器裝備在三個方面軍中最強，寧夏戰役計劃四方面軍擔負作戰主力。
10月23日，中革軍委決定，集中紅一、二、四方面軍三軍主力，先擊破南敵，后進攻寧夏。同時命令第三十軍渡河，控制黃河西岸要地。
10月25日，三十軍渡河成功。軍委再次致電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及各方面軍，指出：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中注意力于擊破南敵。明令四方面軍：“以九軍以外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四方面軍以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和二方面軍主力集結在打拉池地區，誘敵深入，待機消滅敵三至四個團，即可停止南敵。一方面軍主力于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兩個軍控制河西紐帶地區后，以突然手段占領金積、靈武一帶，迅速造船準備渡河。在南敵停止前進后，第九軍從中寧渡河。
同日，張國燾以紅軍總部名義給中央發電，不同意軍委部署，強調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
10月26日，張國燾不經請示中央，命令第九軍和四方面軍總部渡河，打亂了中革軍委的統一部署。
同日，中央以絕密電告正在指揮寧夏戰役的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這也就是說，張國燾以“寧夏戰役”為名，實際上是避戰逃跑。
10月27日，彭德懷、聶榮臻分別向中央報告張國燾破壞戰役計劃。
同日，渡過黃河的徐向前、陳昌浩致電向朱德、張國燾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以一個軍隊赴蘭州之敵，四個軍迅出中衛、寧夏，并放船到大廟集中衛，迎接一、二方面軍。”并致電中央：“四方面軍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護顧此失彼，不但開路、掩護、決戰都難完成，甚至根本影響戰役計劃，望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
可以看出，四方面軍領導層在西渡黃河的認識上，沒有從整體戰略計劃出發考慮作戰，而是過分強調了河西作戰的需要。
同日，朱、張接徐、陳電報后回電說：接中革軍委電令，“目前作戰重點，系在注重擠破南敵，停止追擊，我各部應即遵照這一指示執行。”并向中央報告了四方面軍的具體部署，得到中革軍委批準。
10月28日，中央致電朱、張及各軍首長，指出：“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力，分散作戰力量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 同時，為阻擊南線敵人的猛追，加強三個方面軍的協同作戰，中革軍委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委，劉伯承任參謀長，準備組織“海打戰役”，重點打擊胡宗南部。
當晚，朱、張致電中革軍委，提議第三十一軍跟在第九軍后渡河。
10月29日，中革軍委同意三十一軍立即渡河，但彭德懷根據海打戰役的部署，要求三十一軍在打拉池以東集結，協同一方面軍打擊北進之敵。
10月30日，中央致電朱、張，再次強調：“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打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除九軍、三十軍已過河外，其余一、二方面軍全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統照德懷29日部署使用”，要求三十一軍留在河東按照彭德懷29日的命令執行，待勝利后再由中衛渡河。
中革軍委出現以上先同意后又改變的命令，也許是多方面的原因，如受當時通訊手段限制或組織程序重疊上情下達不暢等。
同日，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計劃》。海打戰役是紅軍擊破胡宗南部的一場關鍵性戰役，如能取勝，就能遏制敵如進攻的勢頭，為寧夏戰役創造有利條件。
張國燾雖然同意，卻違背彭德懷部署，命令四方面軍河東部隊移至海打戰場以北，致使靖遠局勢出現危機，看守渡口的第五軍無法向打拉池方向靠攏，張國燾遂下令第五軍西渡黃河。
由于河東四方面軍部隊未能到達指定位置，使一方面軍主力側翼完全暴露在敵人面前，紅軍不得不放棄海打戰役計劃，撤離戰場。至此，敵人很快進至黃河東岸的靖遠、中衛等渡口城鎮，河西紅軍與河東紅軍就此被切斷。同時，由于敵人打通了北進增援寧夏的通路，寧夏戰役計劃也不能實現了。中央在電告共產國際寧夏戰役執行情況時，指責張國燾不按計劃執行命令。
三、總結：
在“西渡”風波中，張國燾畏敵主張的西進，就是毛澤東所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的由來。這場風波，不僅使二方面遭受了重大損失，最大的危害還在于四方面軍沒有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行動，致使協助東北軍占據河西走廊戰略要地的設想落空，為奪取寧夏留下了嚴重隱患。也是以后西路軍西進過程中得不到友軍支援導致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寧夏戰役中，四方面軍擔負著作戰主力，張國燾卻私調主力部隊九軍過河，削弱了阻敵防線。而后的海打戰役中，再次不遵統一部署調動部隊，致使整個戰役計劃失敗，五軍被迫西渡。四方面軍的領導層不從整體考慮，強調河西作戰需要，請調部隊過河。這一系列的表現正是后來毛澤東說張國燾“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一針見血，點中要害！
渡過黃河的三個軍及四方面軍總部，在以后的戰略計劃中組成西路軍，并始終接受中央指示行動，這是既成事實后的事情。關于西渡黃河的“奉命”之爭，到此應該可以了結了。
附文2：鄧希賢在東北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197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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