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孫中山對孔子、孔學的態度問題
今年是孫中山誕生145周年，也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100周年，有人為了開歷史的倒車，竟然把他們對孔子和孔學的態度和孫中山聯系起來，認為孫中山是尊孔的，甚至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孔子學說聯系起來，認為三民主義來源于儒家。在這種情況下，探討孫中山對孔子、孔學的態度，無疑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孫中山自幼就崇拜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厭惡孔孟之道
我們知道，孫中山于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縣）翠亨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平時吃不上大米，只能以白薯充饑，十來歲還穿不上鞋子，只能打赤腳。他父親在澳門做工，哥哥則遠至夏威夷謀生。1896年時，他曾寫過一篇自述寄給《倫敦與中國電信報》，其中寫道：“幼讀儒書，12歲畢經業。13歲隨母往夏威仁島（Hawaiian Islands），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是年母復回華，文遂留島依兄，入英監督所掌之書院（Iolani College，Honolulu）肄業英文。三年后，再入美人所設致書院（Oahu College，Honolulu）肄業，此為島中最高之書院。初擬在此滿業，即往美國入大書院，肄習專門之學。后因兄其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為親督責，著令回華，是18歲時也。抵家后，親亦無所督責，隨其所慕。……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于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于教則崇耶穌，于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頁）十多年后，他在1912年5月7日在廣州嶺南學堂作演講，再次談到自己的學習經歷，說：“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轍與同囯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僅一年，又轉香港雅利士醫院，凡五年，以醫術亦救人苦難術。然繼思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權力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版，第359-360頁）
從上面兩段自述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在12歲之前在村塾里讀四書五經那一套是非常不滿意的，認為那種學習并沒有學習到什么東西，而國外之教法“遠勝吾鄉”。
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之所以對孔學不滿，是和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對他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我們知道，洪秀全的家鄉在廣東花縣，而孫中山的家鄉是在廣東香山縣，兩地都離廣州不遠，花縣后來還成為廣州的一個區——花都區，其與香山縣的距離只有一百公里左右。洪秀全在金田村發動起義，其與香山翠亨村的距離也不是很遠。而從時間上來說，太平天國發生的時間(1851-1864年)雖然稍早于孫中山誕生的時間，但是，二者相距的時間畢竟也是相當近的。太平天國在全國范圍特別是在長江中下游的巨大影響。太平天國把儒家經典視為妖書，初期取焚燒政策，后來則取刪書政策，即刪除其中荒謬有害的內容，重新出版。這些做法不可能不影響到幼年時代的的孫中山。在這方面，愛潑斯坦所撰寫的《宋慶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的第四章（“孫中山”）第二節（“這孩子也許是第二個洪秀全”）曾有如下記述：
“對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一個曾參加太平軍的親戚給他講述的故事。偉大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幾乎遍及全國，歷時13年，直到1864年（即孫中山出生前兩年）才告失敗，但已使清朝統治者驚惶失措，幾致傾覆。這場革命雖被清朝在外國幫助下血腥地鎮壓下去，但卻留下了使人自豪的傳統。幸存下來的太平軍戰士和支持革命的群眾相信，他們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如耕者有其田）不是已成泡影，而是早晚會實現的，只要他們繼續奮斗。
“孫從小就討厭儒家的教條和官場作風，這是在他身上很突出的一種受太平革命影響的態度（太平天國實行一種中國式的基督教）。他曾說，‘死背硬記四書五經就會使人有德有才’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村里老年人聽了都搖頭。他不愿背書，卻苦練武術。為什么練、去對付誰？據說他那位曾當過太平軍的親戚說過，‘這孩子也許是第二個洪秀全。’洪也是廣東人，太平天國革命的首領。
“孫所吸收的另一個太平天國的觀念是男女平等。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公開反對中國古老的宗法制度的十足的異端邪說。太平天國反對婦女纏足這、奴役人的習俗，反對封建婚姻的壓迫制度。他們甚至招收婦女去當兵。正是本于這樣的精神，少年孫中山憤怒抗議家中按照習俗強迫他姐姐纏足。多年以后，他告訴友人，當時他姐姐哀苦的聲音至今還在他耳中回響。”（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頁）
愛潑斯坦是猶太人，1915年生于波蘭，1917年兩歲時隨父母來中國，1957年加入中國籍，1964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長期在宋慶齡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深得宋慶齡的信任。宋生前曾把撰寫傳記的任務托付給愛潑斯坦，并且為其寫此傳記提供了許多材料。因此，愛潑斯坦對在書中孫中山的記述應該是權威的，可信的。
事實上，孫中山不僅在幼年深受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而且一直保持著這一巨大影響，在他后來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非常注意吸取太平天國的經驗教訓。1902年，孫中山在東京紅葉館約留日學生劉成禹談話，他的日本友人犬養毅、曾根國虎（曾任日本陸軍大臣，當時已退職）等也在座，孫說道，“適與犬養先生論及太平天國一朝，為吾國民族大革命之輝煌史，只有清廷官書，難證文獻。曾根先生所著《滿清紀事》，專載太平戰事，且多目擊。吾欲子搜羅遺文，撰著成書，以《滿清紀事》為基本，再參以歐美人所著史籍。發揚先烈，以昭信史，為吾黨宣傳排滿好資料，亦犬養先生意也。吾子深明漢學，能著此書，吾黨目下尚無他人，故以授子。”（《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頁）當時曾根即以《滿清紀事》、孫中山以英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國》兩大冊、犬養以另一英人所著《Taipen Rebellion》交與劉成禹。孫中山還特別強調：“此吾黨不朽之盛業，子宜參考英、日各書，中國野史及官書，細大皆錄之。”（同上）從這里，可見孫中山對太平天國革命之重視，也可見太平天國革命對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巨大影響。
兩年后，即1904年初，劉成禹所編之《太平天國戰史》前編初版發行，孫中山親自“拜撰”序文，文曰：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而皇祀不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功論豪杰也。
“……
“洪朝亡國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偉績概付焚如，即洪門子弟亦不詳其事實，是可憂也。漢公搜輯東西遺書，鈔譯成冊，中土秘本考證者不下數十種，雖當年遺老所見所聞異詞，文獻 足征大備，史料官書可據者錄之，題曰《太平天國戰史》，洵洪朝13年信史也。太平一朝，與戰相終始，其他文藝官制諸典不能蔚然成牒；有近時官書偽本流行，關于太平戰績，每多隱諱。漢公是編，可謂揚皇漢之武功，舉從前穢史一澄清其奸，俾讀者識太平朝之所以異于朱明，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洪門諸君子手此一編，亦足征高曾矩鑊之遺，當世守其志勿替也，予亦有光榮焉。”（《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 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59頁）
從孫中山的這一序文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太平天國的深厚感情：他反對以成敗論英雄；他對于太平天國的典章偉績未能保存深感憂慮，而對劉成禹編成是書則深感欣慰；他還表達了對太平天國“世守其志”的決心。
直到孫逝世的前一年，他還念念不忘地說，“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頁）孫中山此說雖然并不科學，但是卻可以說明，孫中山畢其一生，對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都是非常崇拜的。
二、孫中山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理性批判的意義是否定的嗎？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繼太平天國、辛亥革命以后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革命運動。有人只承認五四運動的反帝性質，只承認其民族主義的意義，而不承認其反封建的性質，不承認其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并且認為孫中山對五四運動也是這樣看的。2009年5月7日《新浪讀書》曾載一文謂：“孫中山是以民族主義為準則來評判五四運動的意義和價值的，五四所具有的理性批判、思想啟蒙的意義則被遮敝了。五四運動史研究專家周策縱先生指出：
“孫中山在逝世前曾以政治的理由對學生和新文化運動給予了支持。但他從民族主義的理由出發，從未完全同意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孫中山對于五四運動的這種矛盾態度，導致后來常常在國民黨內部出現爭論和混亂。”
這一說法顯然是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的。
根據時任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的朱仲華寫的回憶文章，五四運動時，孫中山在上海曾讓邵力子于5月3日在《民國日報》發表題為《《麻木不仁之國民》的時評，文中說：
“日本對于山東問題之主張，是否果為東亞和平之福，今姑勿論。但觀其集合各派鞭撻政府之氣勢，固非我麻木不仁之國民所能及矣！”
“國內議會若存若亡，歐和專使相猜相忌，而國民袖手旁觀，迄無起而嚴重監督之者。國法凌夷，外交失敗，其咎皆在國民之自身矣。痛哉！”
不僅如此，在北京5月4日發生示威游行后，孫還讓邵力子到上海各校演講，鼓動群眾聲援北京學生的行動。朱仲華在1961年7月《黨成立前后的一些情況》一文中說：“孫中山先生五四時在上海，對全國學生總會起了領導作用。我到各校演講，也是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可見，孫中山不僅贊成五四運動，還直接參與了五四運動的領導工作。
就在五四運動期間，孫中山的《孫文學說》一書出版，當時四川有一位叫蔡冰若的讀者于1919年5月 310日致函孫中山，向孫請教該書的要旨，孫于6月18日回信說：“文著書之意，本在糾正國民思想上之謬誤，使之有所覺悟，急起直追，共匡國難，所注目之處，正在現[在]而不在將來也。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蕩陶镕之功？故文以為灌輸學識，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于全國，使國民有普遍之覺悟，異日時機既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功也。”（《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頁）這里說的“在糾正國民思想之謬誤”和“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蕩陶镕之功？”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他對當時中國國民所承襲的孔學思想傳統的反對態度。
五四運動后，京津有幾位學生領袖——張國燾、許德珩、康白清、劉清揚曾于1920年1月造訪孫中山，張國燾在他的《我的回憶》一書里對此事有較為詳細的介紹，這對于我們了解孫中山對于五四運動的態度是大有裨益的。由于這次造訪是四人吃過飯后走到莫里哀路時的臨時動議，事前沒有與孫中山預約，結果到孫宅時遭拒。許德珩似乎有點生氣，高聲說：“我們并非有求于大元帥，只是拜候，難道沒有預約還不能通報嗎？”許的高聲驚動了樓下的廖仲愷，他疾步走來將四人歡迎至客廳，并上樓通知孫中山來見。孫下樓后，對四人說，你們學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很可佩服的。但你們無非寫文章、開大會、游行情愿、奔走呼號。你們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幾萬人視為游行，罷課、罷工、罷市而已。如果現在我給你們五百支槍，你們能夠找到五百個真正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
本來這是孫中山在用激將法，刺激他們更進一步革命的，但是，青年人年輕氣盛，聽后大為不服，同聲抗議道：“孫先生太小視今天的青年了。漫說五百條槍，就是五千條槍乃至五萬條槍，同學們也會托起來的。張國燾說，今天的問題是為什么革命？如何革命？許德珩等三人又接著以責難的口吻表示，孫先生也掌握過幾萬人的部隊，何以革命還是失敗了？新文化運動反對舊思想、舊勢力，在那里艱苦奮斗，學生們赤手空拳不顧生死的與北京政府抗爭，只是因為沒有拿起槍來，就不算是革命嗎？孫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國民黨人總是說我們對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孫先生瞧不起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又何嘗注意一下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鄉下老百姓的意向？看來先生是只注重槍桿子，不注重民眾的了。……
四人在孫中山面前這樣長篇大論地連續地說著，而孫仿佛有意要讓他們說個夠。這樣談了三個多鐘頭，四個學生領袖感到應該告辭了。這時一直在旁傾聽的廖仲愷插嘴說，“多坐一會，正談到緊要關頭哩！”于是，孫中山接著就用安詳的態度、緩慢的語調回答了四人提出的種種問題。其大意有以下幾點 ：一、他要學生托起槍來，不過是希望學生們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輕學生開會、示威等動員群眾起來反對北京政府的行動，并相信那些行動都有重要作用。二、他承認學生指責他沒有充分重視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他說他很注重宣傳，素來主張宣傳與軍事并重，不過實際上宣傳工作做得很不夠，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眾了解他的主義和主張。三、他敘述他的三民主義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場，要求學生們信仰他的三民主義，一直合作，共策進行。
孫中山的這一篇娓娓動聽的言論使本來劍拔弩張的談話氣氛頓時有了改變，在座的人都露出了笑容，大家都心悅誠服地接受了孫的講話。（見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4頁）
這次孫中山與四個學生領袖的談話不僅消除了學生們對他的誤解，拉近了他與學生之間的距離，也促使孫中山更加重視宣傳和民眾工作。十天后，孫又與張國燾單獨約談，同時還約請了從事工人運動的朱卓文一道參加談話。在這次談話中，孫中山談到了三民主義的來源問題。他問張國燾：“聽說你喜歡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嗎？”在得到肯定的答復后，他又說了一大篇話，大意是：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歐洲的時候，與社會主義各派領袖人物都有過接觸，各派的理論也都研究過。他參酌了社會主義的各派的理論，吸取他們的精華，并估計中國的實際情形，才創立了三民主義。（同上書，第75頁）這里說得很清楚，三民主義并不是源于孔學，也不是源于儒家經典，而是源于歐洲的社會主義。不過這只是張國燾所概括的大意，并不十分準確；這里只講了歐洲，沒有說到美國。嚴格地說，三民主義的直接來源是美國第16任總統阿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講的“民有、民治、民享”。孫中山自己就十分明確地說過，“他（指林肯——引者）這‘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底‘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頁）
孫中山在與張國燾等學生領袖談話后，還在1920年1曰29日給海外國民黨同志寫過一篇《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宣傳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文章寫道：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命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于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始，不過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大放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最近本黨同志，激發新文化運動之波浪，官書新思想之萌蘗，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者，則有兩大出版物，如《建設》雜志、《星期評論》等，以受社會歡迎。然而尚自嫌于力有不逮者，即印刷機關之缺乏是也。”（《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0頁）在這里，人們不難看到，孫中山對于“人皆激發天良”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度評價以及他對于宣傳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視。
三、駁所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說
最近在《中華網論壇》讀到一篇cuocheng寫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作者雖然也引用了孫中山的這封信里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話，但是，卻又大談什么 “同時，孫中山先生又對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隨所謂新文化，對我國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為，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批評。據這位作者說，孫中山曾指出：“近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他還針鋒相對地指出：“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孫中山先生還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孫中山先生的觀點顯然是對陳獨秀和吳虞偏頗謬論的有力駁斥。孫中山先生還指出：“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于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這位作者言之鑿鑿，所有引語都是加上了引號的直接引用，似乎全都言之有故，但是，卻沒有提供其出處。這位作者顯然深知，如果提供了出處，那他所謂的“同時”也就立馬破產了。因為按照作者的說法，此話與我們前面引用的話是“同時”說的，然而查遍《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全文，根本就沒有作者所引的這些話。再查孫中山寫此文的“同時”（1920年1曰29日前后）所寫的文字，也根本沒有作者所引的那些文字。實際上，孫中山在這前后所發表的言論如我們在前面所引的《復范若冰函》、《與張國燾等的談話》以及《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等的內容都是高度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而絕沒有作者所說的“對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隨所謂新文化，對我國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為，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批評”的內容。
當然，在四年年之后，亦即在1924年出版的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演講稿）確有一些稱贊中國固有思想的話，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些話并不是針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說的，而是針對當時聽演講的青年人，是為了提高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說的；而且，他講的是中國古代思想，并不是專指儒家，更不是特指孔子。
必須指出的是，這位作者在引用孫中山的話時已經做了手腳。引文中有幾處用了省略號，其目的是想讓人產生錯覺，似乎孫中山說的“我們中國幾千年前的舊東西”就是指孔子或儒家的思想。其實不是，孫中山說的是“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頁）這些被作者引用時略去的話說的就不是孔子或儒家的思想。孫中山還談到太平天國的實踐，這分明也不是孔子或儒家思想。
還要看到，孫中山有些話只是字面與儒家經典相同，而實質已經大不一樣。比如他講到“忠”字，但這個“忠”已經不是孔子說的“忠君”的“忠”了。他還特別說，“我們到現在說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于民族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是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頁）可見，問題并不在于字面，而要看其實質；究其實質而言，那他說的“忠”與孔子思想顯然是大異其趣的。
孫中山重視“我們固有的東西”，但是他絕不是全盤肯定，而是有分析地對待。他講得十分明白：“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怎么知道好與不好呢？那就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懂的階級與階級斗爭觀點和方法，用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觀點和方法來看待孫中山的一些觀點。孫中山不懂馬克思主義，還在三民主義的講演里公開反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和方法，這就決定了他在對待孔子的問題上雖然也提出過一些正確的看法，但是又常常不自覺地說了一些錯話。在今天，我們對孫中山的話也要采取分析的態度，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能對孫中山盲目崇拜，以他的的是非為是非。
在這里，有兩個問題是需要加以辨析的。其一，孫中山在講“革命”二字時，確實曾提到過孔子。他說：“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其證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千年來慣受專制君主之治，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他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議院理發改良之；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則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業、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詞也。”（《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442頁）其實，《易經》一書作者至今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實際上，孔子講的“孝悌忠信”那一套，其真正目的正是為了反對犯上作亂，他怎么會稱贊革命呢？實際上，在《易經》里講的是“子曰”而不是“孔子曰”，孫中山在這里把它說成是“孔子曰”是不準確的。
其二，還有《禮記•禮運》里關于大同的那一段話，是不是孔子說的呢？前人對此也頗為懷疑，認為大同、小康不是孔子的話，而有老氏意。這種懷疑是有道理的。我們知道，孔子是主張“和而不同”的，他主張等級分明的名分，主張復辟倒退，怎么會主張世界大同呢？把《禮運》里的那些話說成是孔子思想或儒家思想顯然是說不通的。對于這個問題，五四時期的批孔健將吳虞曾作這樣的解釋：“儒家大同之義本于老子說，今禮記多引‘吾聞諸老聃’之言大抵皆孔氏所問而得之語，然其失老子之本意則遠矣。”(《吳虞文錄》，東亞圖書館1921年版，第77-78頁)
如果認真地讀一讀孫中山的著述，我們可看到，孫中山幾乎從不引用孔子的話，他的思想和所謂孔學是格格不入的。孔子宣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開口閉口君子小人，宣揚的是等級觀念，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講的則是反對君主專制，主張人的自由平等；孔子講的是男尊女卑的一套，而孫中山主張的是男女平等；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復辟倒退，而孫中山則主張進化，提倡革命；孔子反對“始作俑者”，主張用活人殉葬，而孫中山主張要解放勞苦大眾。可以說，孫中山的思想與孔子思想是根本對立的，兩者水火不相容，毫無共同之處，人為第將它們聯系在一起，甚至混為一談，是完全錯誤的
需要指出的是，現在一些人在講三民主義時往往喜歡引用孫中山1924年1月到8月間所作的講演，并且以此說明孫中山晚年的“反思”和向傳統思想的“回歸”。（見張豈之：《孫中山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章開沅：《從離異到回歸》載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下冊，中華書局出版社1989年版）但是，必須注意到，孫中山在1924年1-8月所作的關于三民主義的系列演講，并非出于孫中山的手筆，由于演講之前無法充分準備，加以過去為寫作三民主義準備的草稿以及幾百冊參考書都在陳炯明叛亂時悉被毀去，其中一些觀點講得比較隨便，缺少論證，與過去所論已不能相比。對此，他在《民族主義》部分整理出版時曾寫一篇《自序》作了這樣的說明：
“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后，予乃從事于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于思想之線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并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毀去，殊可痛恨！
“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斗，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于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谷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今民族主義適已講完，特先印單行本，以餉同志。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于登壇之后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于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于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于吾民族、吾國家誠無可限量也。”（（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184頁）
由于這些講演是在原稿和參考書“悉被毀去”，又加以“既無暇晷以預備”的情況，只好“隨意發言”，以致“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于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于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現在一些研究者，把孫中山的這些講演看成是孫中山“與時俱進”的晚年思想，殊不知這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限于客觀條件而不得不如此的苦衷所在。應該看到，孫中山對他1924年1月至8月關于《三民主義》的這個系列演講，自己都承認“遠不如前”，他其實是非常不滿意的。實際上，孫中山在作這些演講時，肝病已經纏身，根據鄒魯的回憶：“總理演講的時候，聽眾都坐著，每見總理常把右手按在肝部，……到了總理在北京病重，我由廣州前往侍疾的時候，才知道總理的肝病由來已久”（鄒魯：《鄒魯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頁），其精力已大不如前，以致自己已不能親自執筆重寫手稿，也不能對他人整理的記錄稿親自進行校讀，只好委之于他人記錄和讀校。這樣做顯然是不能保證書稿的質量的。因此，我們絕不能把孫中山的這個演講稿看作是他的最后的或最完善的定論。更不用說，他所委托讀校之人鄒魯思想很右，他不贊成三大政策，主張清黨，在孫死后，曾召開非法的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即西山會議，后來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國民黨。應該說，像鄒魯這樣的人，利用讀校書稿之機塞進自己的私貨也是完全可能的。后來他寫回憶錄，說他讀校過程中曾經不止一次送孫中山核閱，直至得到孫之首肯方罷。但是，他寫回憶錄是1942年到1943年的事，而孫中山早在1925年即已去世，兩人已無法對證。據他說，孫中山核閱的手跡已在1938年敵機轟炸時被毀，因此他回憶錄中所言一些事的真實性，其可信度也是可以懷疑的。
嚴格地講，孫中山對于三民主義的最權威的闡釋，應該是他在1923年11月25日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亦即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國民黨以后的三民主義。這一點，在1924年1月23日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得到了確認。《宣言》第二部分《國民黨之主義》寫道：
“國民黨之主義維何？即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是已。本次主義以立政綱，吾人以為救國之道，舍此末由。國民革命之逐步進行，皆當循此原則。此次毅然改組，于組織與紀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黨員各盡所能，努力奮斗，以求主義之貫徹。去年11月25日孫先生之演述，言之綦詳。茲綜述之，對于三民主義對于三民主義為鄭重之闡明。蓋必了然于此主義之真釋，然后對于中國之現狀而謀九級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據也。
“（一）民族主義 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二）民權主義 國民黨之民權主義，于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復決、罷官諸權也。……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其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
“（三）民生主義 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
“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自本黨改組后，以嚴格規律的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于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使成為能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革命之人才。”
就在國民黨一大通過《宣言》的924年1月23日，列寧在蘇聯逝世。25日，孫中山又對列寧逝世發表演說，盛贊俄國革命的“奇功偉績”，“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甚至稱列寧“是一個革命中之圣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范。”還提出要使國民黨“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頁）孫中山還在1月30日國民黨一大的閉幕詞中強調說，“本黨的三民主義，是始終都不改變的。大家對于三民主義以后要心悅誠服，完全擔負實行的責任。”“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可以隨時修正的”（同上，第177、178頁）在同一天，還產生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人譚平李守常（李大釗）、于樹德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沈定一、林祖涵（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韓齡符、張國燾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同上，第180-181頁）
以上這些都是孫中山和國民黨一大實行“聯俄、聯共、扶住工農”三大政策的明證。但是，在國民黨內部也有一幫人，對于三大政策持反對態度，像胡漢民、謝持、張繼、居正、林森、鄒魯、戴季陶、鄧澤如等都屬于這一派。早在1923年11月25日孫中山在作了關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演講之后，就有鄧澤如等11人于11月29日聯名上書孫中山，對蘇聯支持國民黨表示懷疑，認為中國共產黨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是為了“施其陰謀”，因而反對“聯俄、聯共、扶住工農”的三大政策。孫中山當即對其進行了批評。他在批語中說，“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則各個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白薯，“俄國革命之初不過行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后與列強奮斗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實為對于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頁）國民黨一大雖然通過了宣言等文件，然一些右派仍心有疑慮，只是出于對孫中山的敬畏，而沒有公開提出反對。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右派們感到時機到了，戴季陶迫不及待地拋出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一本是《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他在前一本小冊子里居然說什么“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來以致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在這一點，我們可以承認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來中絕的中國道德文化的復活。”（《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上海三民書店1925年版，第33-34頁）而在后一本小冊子以及其以后的言論里更加明白地提出了反對國民黨一大宣言的主張，不僅遭到共產黨人的堅決反對，在國民黨內，這幫人也是十分孤立的。他在該書的《重刊序言》中承認，“在這個小冊子發行以后果然發生出很大的攻擊和迫害來。共產黨的人一致對這本小冊子下總攻擊也是當然的行動，也是敵人的 不足怪的，然而國民黨當中許多被革命副產品群眾狂熱醉倒，以及被對革命勢力作投機運動的商業性迷倒的人亦復一樣，對這本小冊子下總攻擊。”（載《革命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上海大東書局1929年再版，第2頁）這些國民黨右派不僅有言，而且有行。他們于1925年11月23日，背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中央執行委員，在停放孫中山靈柩的北京西山碧云寺舉行了一個所謂的一屆四中全會，完全背離國民黨一大的宣言和孫中山所倡導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義，提出要清黨，即把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清除出國民黨。1926年1月，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所謂西山會議派的分裂行動進行彈劾，對于謝持和鄒魯進行了嚴肅的組織處理——謝持和鄒魯二人因為是主動者，被永遠開除出中國共產黨，而戴季陶、張繼、林森等則從輕發落。其中戴季陶之從輕處理，顯然與他和蔣介石是“哥們”有關。我們知道，戴曾將其與一日本女子所生之私生子給蔣介石做兒子，這就是蔣緯國，可見二人關系之不同一般。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蔣介石與戴季陶走上了同一條道路，對他更是重用有加。戴在《告國民黨的同志并告全國人民》一文中又進一步竄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說什么“要相信中山先生遺教的全部，要曉得民族主義的基礎好是孝慈的道德，民權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信義的道德，民生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仁愛和平的道德。”（載《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上海大東書局1929年再版，第96頁）蔣介石在上世紀30年代提倡新生活運動中，大搞尊孔讀經，大搞什么“四維”（即“禮義廉恥”）“八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與戴季陶的思想也極為一致。1943年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也是讓戴季陶作讀校，實際上是讓戴季陶為其捉刀代筆。其中大談什么“五四以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致使一般文人學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他們崇拜外國是一樣的，其所以課程別派，是由于外國不止于一國，外國的學說也不止于一派。他們各仿一國，各宗一派。”（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平津支團部1946年版，第54頁）殊不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既是他向前賢（從老子到洪秀全），也是他向外國（先是向歐美，后是向蘇俄）學習并進行創造的積極成果。他曾說，“吾黨之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三種。此三種主義之內容，亦可謂之民有、民治、民享，與自由、平等、博愛無異，故所向有功。”（《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頁）這“民有、民治、民享”乃是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所提出，而“自由、平等、博愛”則是法國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至于后來提出三大政策，顯然與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有關。怎么能夠想象，一個國家可以不向別的國家學習呢？
顯然，把所謂“三民主義是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一說強加在孫中山頭上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把一些屬于孔子的思想或儒家思想說成是背叛孫中山的國民黨右派的思想，說成是鄒魯、戴季陶、蔣介石等的思想，那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把這些思想說成是試試再說的思想，那就是完全錯誤的。一些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不是對孫中山的尊敬，而恰恰是對孫中山的侮辱。
四、余論：五四“打倒孔家店”口號是誤傳嗎？
近年來，學界一些人寫文章說，胡適為吳虞的《吳虞文錄》寫序，向人們介紹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不是一句口號，而且，那里明明講的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有人還專門撰文，說明“打孔家店”與“打倒孔家店”的不同：前者只是對孔子思想的批評，而后者則是全盤否定。總之，在他們看來，“打倒孔家店”只是一個“誤傳”，不能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
最近，我找來《吳虞文錄》一書，把胡適寫的序言認真讀了一讀，覺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很有提出來加以辯明的必要。
胡適的序言不長，寫得也很形象生動，感人肺腑，即在今天讀來仍覺其有很大的現實針對性。這里且把其中的主要內容摘引如下：
“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頭頸里，都是那彌漫撲人的孔渣孔滓，他自受不住了，又不忍見那無數行人在那孔渣孔孔滓的塵霧里撞來撞去，撞的破頭折腳。因此，他發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著一擔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一勺的灑向那孔塵彌漫的的大街上。他灑他的水，不但拿不著工錢，還時時被那吃慣孔塵的老頭子跳著腳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認識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著水拿著勺子在大路上妨礙行人！他們常常用石頭擲他，他們哭求那些孔塵羹飯的大人老爺們，禁止他挑水，禁止她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
“這是吳先生的精神。無血色我的朋友程度修士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么遠，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多載在《新青年》第二卷）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那個時候，吳先生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有不同。……
“那些‘衛道’的老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的標準的利害，所以想出一種逃避的法子來。他們說‘這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誤解孔道的結果。你們罵來罵去，都罵不著孔老先生，只罵著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般人，都罵不著孔老先生。’于是有人說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三慎是真孔教（顧實先生）……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此人的禮教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教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掉！”
讀了胡適的這篇序，可以讓我們知道，在五四時期，無論是后來通過馬克思主義主義的學習而成為共產黨領袖人物的陳獨秀，還是主張學習西方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胡適，他們在反對“孔家店”這個問題上都沒有分歧，也沒有發生什么論戰，他們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們都明確地反對以孔教為代表的吃人的舊禮教。因此，把“打倒孔家店”作為五四精神來看待，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何來“誤傳”之說？
胡適的這篇序，在字里行間都可以看到他對孔教的勢不兩立的鮮明的態度。他稱孔教為“孔渣”、“孔滓”、“孔塵”，實際上視之為糞土。至于說是“打孔家店”還是“打倒孔家店”，那顯然不是一個問題。難道胡適說吳虞“只手打孔家店”是為了使孔家店打而不倒嗎？通觀胡適全文，他顯然沒有這個意思。相反，我們看到他主張對于孔丘這塊招牌，不論它是老店，還是冒牌，都要“拿下來“，而且要把它“搥碎，燒掉”，徹底被砸爛或燒掉了招牌的孔家店，它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嗎？這不是打倒又是什么呢？
當然，我們對孔子和孔子思想應該一分為二，但是，一分為二不是半斤對八兩，其中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而只有這個主要方面才是決定事物的性質，次要方面是不能決定事物性質的，如果孔子和孔子思想在歷史上的作用主要是負面的、有害的，那我們就應該也只能對其批判，將其打倒，而絕不能因它也有某些可取之處就阻撓對它的批判。這是社會進步的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90多年前，吳虞先生在“打倒孔家店”方面是做出了杰出貢獻的，胡適把他和陳獨秀并列稱他們二人是“攻擊孔教的最有力的健將”是非常恰當的，其實又何止他們兒人，李大釗、毛澤東、魯迅、錢玄同等又何嘗不是如此？甚至后來跟蔣介石跑到臺灣去的那幾個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包括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們今天如果對孔子頂禮膜拜，搞尊孔讀經那一套，那就成了舊禮教的衛道士，而根本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比之孫中山也應該感到慚愧，甚至比之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也都是大大不如的。我們能夠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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