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建軍原則的歷史啟示

毛澤東關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建軍原則的歷史啟示

    

    [摘要]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毛澤東確立的最根本的建軍原則和建軍制度。今天，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被喻為永遠不變的“軍魂”，之所以會如此，從實踐上看，它是人民解放軍發展壯大的成功經驗；從毛澤東構建這一原則和制度的過程上看，它更是一條留給我們的重要歷史啟示：在人民軍隊的建設問題上，從中國的國情、軍情出發，走自己的路，任爾東南西北風，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決地確立、完全地實現和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領導者，在這一過程中，他形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的寶貴思想，其中，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他所確立的最根本的建軍原則和建軍制度。人民軍隊能夠從小到大，由弱至強，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一個重要的法寶就是有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保證。今天，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被喻為永遠不變的“軍魂”，視之為立軍之本、強軍之道、制勝之源。之所以會如此，從實踐上看，它是人民解放軍發展壯大的成功經驗，從毛澤東構建這一原則和制度的過程上看，它更是一條留給我們的重要歷史啟示：在人民軍隊的建設問題上，從中國的國情、軍情出發，走自己的路，任爾東南西北風，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決地確立、完全地實現和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
    革命隊伍里，毛澤東最早認識到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建軍原則的重要性，而在面對一些同志對黨和軍隊的這一新生關系所表現出來的種種不解與不適，面對一些人對此原則所產生出的種種錯誤認識和做法時，毛澤東始終站穩腳跟、毫不讓步及堅決與之斗爭的態度，對于這一原則的確立、完善與鞏固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同時，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經反復的錘煉，也終于煅造成為了一個任憑風吹雨打而絲毫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和鐵的制度。
    大革命失敗后，總結流血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認識到進行武裝斗爭和獨立掌握軍隊的極端重要性。“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特別指出，黨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發動了秋收起義。當時起義部隊中有許多的散兵游民、舊軍官和地痞土匪分子，加之軍事上打了敗仗，部隊士氣低落、組織渙散、思想混亂，開小差的人越來越多，走到永新三灣時，已不足千人。很顯然，眼前的這支隊伍與黨的革命要求相差甚遠，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了實現黨對軍隊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絕對領導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為此，他進行了我軍建軍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是毛澤東關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建軍思想的重要體現和如何實現它的一次初步嘗試。
    1928年4月，朱、毛紅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并選出黨的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隨著隊伍的不斷壯大和革命實踐的向前發展，一些同志對體現黨對軍隊領導的一些新型做法漸漸地感到了一些不解與不適，產生了諸如紅軍的任務就是單純的打仗，組織上應將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等等錯誤 的單純軍事觀點，以至于在紅四軍建軍后的一年 多時間里，黨的領導權“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期間，毛澤東一方面耐心地說服教育大家。另一方面，毛澤東面對內部的分歧與論爭，站穩腳跟，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與遷就。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圍繞著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相關問題，雖經激烈討論，仍沒有實現內部認識上的統一，毛澤東也一度離開了隊伍前往福建養病。為解決建軍路線問題，陳毅專程到上海向當時主持中央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匯報，于是，關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關注和重視。隨后，在支持毛澤東意見的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的指導下，1929年12月紅四軍召開了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指導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即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第一次比較系統、完整地提出了關于人民軍隊黨的建設的基本思想，確立了實施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標志 著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得到了基本形成與確立。
    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四川的懋功會合后，張國燾表現出了野心膨脹、擁兵自重、“誰有軍隊，有實力，誰就應當領導”的軍閥作風，企圖篡奪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針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圖謀，毛澤東強調：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進一步地加強黨的絕對領導。到達陜北后，毛澤東迅即地在黨內軍內開展了清算張國燾軍閥主義分裂錯誤的教育運動。經過斗爭和教育，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觀念深入人心，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和制度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全面抗戰爆發后，黨內又出現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在軍隊建設問題上，王明提出了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不僅是名稱的改變，而且是“相當地改變紅軍性質”，要與國民黨實行“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對此，毛澤東給予了嚴肅的批評和不留情面的駁斥，他反復地教育大家一定要吸取第一次國共合作中不重視爭奪軍事領導權的教訓，反復地強調在統一戰線中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和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性，由此及時地肅清了王明的錯誤思想。之后，八路軍、新四軍貫徹毛澤東與黨中央的抗戰指示，深入敵后，分兵發動群眾，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期間，又由于各戰略區相互分割和長期分散的游擊戰爭特點，致使黨內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鬧獨立性的傾向有所發展，一些個別人的身上又流露出不愿意嚴格地接受黨的領導、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傾向。對此，1938年11月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在論述黨與軍隊關系的問題時，鮮明而生動地提出了“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1942年末至1943年初，在延安召開的黨政軍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對于在抗戰期間所出現的同黨鬧獨立性及軍閥主義的傾向再一次地進行了尖銳批評。1944年4月，毛澤東又親自主持起草了《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重申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抗戰期間，正是由于毛澤東與錯誤思想和行為不間斷的堅決斗爭，保證了黨的抗戰綱領和抗戰政策的貫徹執行，也維護和強化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權威。
    解放戰爭時期，尤其到了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戰略決戰的關鍵時刻，怎樣實現全國一盤棋、全軍步調一致、各方力量相互間密切協作與配合、進一步地加強軍隊的組織紀律性，就成為毛澤東所關注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為克服少數同志身上還存在的分散主義與地方主義的意識和作風，加強黨對軍隊的統一集中領導，毛澤東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關于健全黨委制》等一系列指示文件，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在解放戰爭期間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同時這也成為我黨我軍迅速取得戰略決戰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回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歷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國情使得我黨根本不可能通過民主選舉或議會斗爭來實現自己的革命綱領，武裝斗爭遂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而我黨擁有一支完全屬于自己的革命軍隊也相應地成為了一種歷史必然。在革命戰爭年代里，我們最大的一個軍情就是人民軍隊是由舊軍隊脫胎而來、軍隊中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占據了絕大多數、所創建的各革命根據地亦長期處于遠離中央、分散分隔的分布狀態，因此，如何抵制和反對內部所滋生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如宗派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盲動主義和個人主義等，就成為軍隊建設的一個關鍵所在。從實踐上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成為了破解這一建軍難題的金鑰匙，同時，也正是在毛澤東與我們內部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作風長期斗爭的歷史過程中，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得到了確立、鞏固、加強與完善，并經反復錘煉，終于使之煅造成為了一個任憑風吹雨打而絲毫不可動搖的根本的原則和鐵的制度。

                                     （二）

    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之初，在如何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途徑與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蘇軍模式。對此，毛澤東以革命的首創精神，堅定地走自己的路，自主自信，獨立思考，不簡單地模仿，不教條地照搬，經過艱辛探索，在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建軍制度，從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真正地完全地實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我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學說創建的，在建軍之初曾借鑒了蘇聯紅軍的一些經驗，由此在黨對軍隊領導這一問題上亦有過一些初步的模仿嘗試。南昌起義中，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作為起義部隊的最高領導機關。當時，在中共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各軍、師都仿照蘇聯紅軍的建制成立了黨委，團上還建立了黨總支或黨支部。為確保對起義部隊的掌握，中共前敵委員會還明確規定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是“管理支部生活，執行黨的政策，監督軍隊的行動”，“一切黨的政策均須拿到支部會議或小組會議中討論，使每個黨員都能表示意見，有些可向非黨的群眾宣布，使他認識到革命真面目和這部分軍隊正當的出路”。但在實際中，由于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當時作為體現黨的領導的前委并沒有發揮“領導暴動的重心”的作用，與各部隊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的是一種“友誼的協商”關系。如起義雖是我黨直接領導發動，但公開打出的卻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號；黨對軍隊的領導主要通過黨的忠誠分子，而非各級黨組織；黨的基層組織效仿蘇軍主要建在團上，離部隊太遠，不能直接掌握部隊。總之，大革命失敗后，黨懂得了要以革命的武裝反抗反革命的武裝，要獨立地創建和領導自己的軍隊，但卻不知如何建設這支軍隊，使之真正地成為實現革命理想的武裝工具。由于缺乏有效的辦法，黨對軍隊的實際控制非常虛弱，參加南昌起義的國民革命軍第10師師長蔡廷鍇從南昌出發南下的第二天，就私自率隊脫離了起義隊伍。毛澤東后來評價道，那時黨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使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
    如何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秋收起義后的毛澤東并沒有簡單地模仿和照搬蘇聯紅軍的建制模式，而是富有創造性地在三灣改編中實行班、排上建立黨小組，連隊上建立黨支部，營、團上建立黨委的新制度。在軍隊的領導體制上，蘇聯一直實行一長制，開始是政治委員一長制，后來是軍事首長一長制。毛澤東則區別于蘇聯紅軍的一長制，特別地規定部隊中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在古田會議的決議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黨的指導機關是部隊領導的中樞，黨委不僅要領導黨的建設和政治工作，保證黨的政治任務的實現，而且要領導軍事工作，從而確立了以黨委制為核心的黨領導軍隊的新體制。一切從實際出發，改革創新后的新體制真正地實現了黨對軍隊的控制和影響，整頓后的紅軍面貌也煥然一新。多年后，對于那段艱苦卓絕的革命歲月，毛澤東亦曾感慨地說：“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美國作家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里也曾有過相關的描述：這樣，黨便由一個抽象的概念轉化成了一個每日都在的實體，黨便來到了夜晚營地的篝火邊，來到了每個戰士的身旁。

                                     （三）

    一直以來，各方敵對勢力最為恐懼和嫉恨的就是黨擁有著一支完全掌握下的武裝力量，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為眼中釘、肉中刺，用盡了種種手段予以瓦解破壞，必欲除之而后快，或施壓，或威脅，或利誘，或中傷，無所不用其極。對此，毛澤東始終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立場，任憑風云變幻，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巍然不動，牢不可撼。
    西安事變及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了共同御侮，國共間進行了相關談判，談判中的焦點，即紅軍改編特別是其領導權問題。當時國民黨蔣介石以國家化身自居，借口實行軍令、政令統一，企圖通過政治談判來達到其軍事“清剿”未能達到的目的。新形勢下，面對蔣介石新的政治陰謀，毛澤東告誡全黨：為共同打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國共間雖暫時地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兩者的階級對立和政治分歧并沒有因此而消除，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企圖也并沒有因此而改變，處在全國抗戰復雜環境中的共產黨人決不能患兵權問題上的幼稚病。因此，毛澤東特別強調：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揮十年斗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后成為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斗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在原有紅軍中蘇區中及一切游擊區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依據毛澤東的相關指示，對談判中國民黨方面所提出的要向紅軍中委派政訓人員和各級副職以及請朱德、毛澤東“出洋”等要求，我方代表均嚴詞拒絕，拒不接受，并堅持了在改編后的軍隊中設立總指揮部和政治部等原則立場。后來，在整個的抗戰時期，國民黨或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以“變相軍閥”、“武力割據”給以政治上壓力或污蔑，或以高官厚祿、榮華富貴對相關將領給以物質上的腐蝕和誘惑，或以軍事進攻、軍事磨擦給以生死上的威脅。總之，任憑國民黨反動派使盡了種種手段，明槍暗箭之下的毛澤東在黨的軍權問題上始終牢牢地站穩腳跟、不為所動。也正因如此，在抗日戰爭那樣險惡的斗爭環境中，我軍由最初改編時的數萬人，突飛猛進般地發展到了抗戰勝利時的120余萬人，在民族解放的戰爭中成為了抗擊日寇的中流砥柱。1945年，朱德在黨的七大所作的軍事報告中，把黨的領導高度地概括為解放區抗戰的一條“總的經驗”。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故伎重演，又欲在實現“和平”的旗號下，哄騙我們黨“交出軍隊”而取得“合法地位”。此時，就連一向標榜不談政治的大知識分子胡適也從美國寫了封長信給毛澤東，信中搬出《淮南子》的無為主義，規勸共產黨放棄武裝，從事單純的政黨活動。依附國民黨生存的一些小黨，如青年黨的左舜生等人亦東施效顰，幫腔插嘴，要共產黨“識大體”，交出槍桿子。國際上，美國大力配合國民黨向共產黨進行的“和平”欺騙活動，蘇聯則從自身利益出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坦率告訴（中共），我們認為暴動的發展已無前途，中國同志應尋求與蔣介石妥協，應加入蔣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隊。”一時之間，各方壓力一起襲來，在黨的軍權問題上，頓成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
    在波詭云譎的形勢面前，毛澤東頭腦清醒、洞悉一切，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問題上毫不動搖，堅持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不交給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毛澤東針對蔣介石所謂共產黨交出軍隊，才有合法地位的說法，回擊說：“我們沒有交出軍隊，所以沒有合法地位，我們是‘無法無天’。”最終，國民黨反動派誘騙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的陰謀徹底破產，我們黨則在走和平道路的努力與嘗試結束之后，迅速地通過解放戰爭奪取了政權。
    歷史也總是驚人的相似，近些年來，在建軍原則問題上，一些形形色色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又開始老調重彈、雜音不斷，以“軍隊非黨化”、“軍隊國家化”、“軍隊非政治化”等政治謬論加緊了對我們的和平演變攻勢。如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實行政黨政治，在政黨政治的條件下，軍隊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與政黨發生密切關系，只要實行政黨政治，軍隊也就必然受執政黨的掌控，也就必然地為執政黨服務。那些標榜實行所謂“軍隊國家化”的西方國家里，執政黨對軍隊的掌控是間接的，他們對軍隊的掌握主要是通過政府這個中介環節進行；隨著政黨的輪替，政權的交接，軍隊的控制權也隨之轉移，軍隊對政黨的支撐也隨著政黨的輪替而改變。由此可見，所謂“軍隊國家化”，實際上只是政黨控制軍隊的一種方式，并沒有改變軍隊受政黨控制的這一事實。再者，那些國家的軍隊統帥皆出自政黨，是執政黨的領袖，所謂總統和首相統帥軍隊，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政黨統帥軍隊。在西方，著名的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有句名言：“如果需要士兵了解戰爭，就需要他了解政治。”美軍在侵朝和侵越戰爭失敗后，“陸軍政治教育不夠”、“陸軍對共產主義思想抵制不力”成了其總結出的一個重要敗因。一切都表明，所謂“軍隊非黨化”、“軍隊國家化”、“軍隊非政治化”完全是別有用心騙人的政治把戲，其真實目的就是哄騙或逼迫共產黨放棄軍權，放棄手中的武裝，以掃清他們推翻黨的執政地位、奪取國家政權的障礙。

                                     （四）

    建國后，黨成為了執政黨，人民軍隊所承擔的主要任務，軍隊成分的來源、自身建設所處的環境和條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同志對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心生懈怠。對此，毛澤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進一步從思想和制度上強化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進一步鞏固和發揚了人民軍隊的本色和傳統政治優勢。
    革命勝利后，黨成為了執政黨，軍隊不再是天南地北、散落各處的農村游擊隊，成員也不再是大量的沒有受過馬列主義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農民及戰場上起義投誠過來的“解放戰士”。新形勢下，一些同志對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產生了還要不要堅持下去的疑問。他們錯誤地認為，“過去是打政治，現在是打技術”，“指導員當媽媽的時代過去了”。
    毛澤東對以上否定和削弱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際，我軍在設計新的軍旗時，毛澤東明確指示：軍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而對于革命勝利后，軍隊將帥是否會居功自傲，不聽黨的指揮，中國社會是否會再現辛亥革命后兵為將有、軍閥割據、軍閥混戰的政治格局，毛澤東早在進城之初，就對軍隊的高級干部預打了防疫針。劉伯承元帥曾回憶到：1949年剛解放進城，六個軍區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有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這里所謂的“聽指揮”，其實就是要軍隊聽從黨中央的絕對領導。1954年3月，毛澤東審閱《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時，親筆恢復了一句被刪掉的話：  “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
    “兵權之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之所去，則隨之以亡。”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就沒有黨的事業，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民主革命中，毛澤東領導創建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我們依此實現了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化，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經過奮斗，“槍桿子里出政權”，打出了一個新中國。建國后，他又繼續地豐富和發展著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人民子弟兵亦得以將優良的革命傳統和作風發揚光大，在保衛國家、建設國家的新征程中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可以說，要不要堅持和怎樣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貫穿了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整個歷史過程。今天，我們重溫毛澤東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建軍原則上的歷史啟示，對于我們黨迎擊各方挑戰、鞏固執政地位、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對于識破和抵制各種形形色色破壞瓦解這一根本制度的陰謀詭計、進一步地鑄牢軍魂、永葆我軍的政治本色，都有著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一切從中國的國情、軍情出發，走自己的路，任爾東南西北風，咬定青山不放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建軍原則和制度永遠不變！
    （《環球視野》第357期，摘自2011年第1期《毛澤東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