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出現了許多為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歌功頌德的言論。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一些人張口國民黨的22次會戰,閉口死了200多名將軍,還時不時地要把薛岳、張靈甫等人抬出來吹捧一番,“一寸山河一次血”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在他們眼中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歷史,是被共產黨所遮蓋,所歪曲的歷史。國民黨抗日不再是消極的,被動的,而是積極、主動的,是抗日的主力軍,是中流砥柱,連帶著蔣介石也成了應該萬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如果是這樣,那么就有幾個問題很費解了:為什么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會下令張學良“絕對不抵抗”,幾十萬東北軍撤入關內,坐視東北淪陷?為什么在日本帝國主義逐步蠶食華北領土時,國民黨政府和日本侵略軍簽訂了那么多喪權辱國的條約?為什么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而拖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后,蔣介石政府才追隨美國向日本宣戰?… …
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些問題其實都指向了一個問題:蔣介石抗戰到底是為了誰,他又依靠誰?國共兩黨誰是抗戰的領導者之爭,其實是共產黨的全面發動群眾,凝聚一切力量的全民族抗戰與國民黨的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兩種抗戰史觀的較量。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場抵御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民族自衛戰爭,戰爭的雙方是日本軍國主義和中華民族,中國一方不僅有政府和軍隊,還有千千萬萬不甘做亡國奴的各民族群眾,還有海外華人、華僑,同情中國抗戰的外國友人,甚至還有一部分反對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毫無疑問,誰能夠真正凝聚起這些力量,誰就是抗日戰爭的領導者。
而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階級本性決定了他們無法承擔這一歷史重任。他們依靠大地主、大資本家的支持,更確切地說是江浙財團的支持,國際上依仗英美列強。蔣介石最早發跡于上海,他在上海做投機生意失敗,債主上門討債,為避禍加入青幫拜黃金榮為師,后來去廣東投奔孫中山,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1927年蔣介石也是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攫取了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最后又是在上海通過與共產黨的一系列軍事、經濟較量,終結了在中國大陸20多年的統治。在蔣介石的整個統治生涯中,上海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江浙財團為他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張靜江、虞洽卿乃至后來的孔祥熙、宋子文都是蔣介石統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蔣介石對他老家浙江非常看重,蔣介石用人有兩個原則,一是浙江籍,一是黃埔系,而如果兩個都占那自然是更好,比如陳誠、戴笠、胡宗南等,而長江中下游地區又一向是英美等國的勢力范圍,所以三者就通過這一利益鏈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明白為什么在九一八事變中,蔣介石下令張學良絕對不抵抗了。蔣介石和背后的江浙財團、英美等國,他們的利益核心在中國南方,而中國北方一直以來都是沙俄和日本的勢力范圍,蔣介石集團在中國北方的利益相對較少,而東北,蔣介石更是從未涉足,所以丟掉中國東北對蔣介石集團來說并沒有多大損失。因此當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絕對不抵抗”,一槍不放的放棄東北時,并沒有太多顧慮。丟掉東北后收復失地的愿望也并不如何強烈。整個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沒有給在東北淪陷區堅持抗日的武裝力量任何支持,沒有派出一兵一卒,沒有輸送一槍一彈,任其自生自滅。不僅如此,當在黑龍江堅持抗日的馬占山將軍失敗后,輾轉來到南京,向蔣介石尋求幫助繼續抗日,卻遭到蔣介石的冷遇,被閑置起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堪做亡國奴的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堅持抗日十多年之久。所以真正可以稱做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頑強堅持抗日貫穿整個抗日戰爭過程的只有中國共產黨。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國民黨政府只說八年抗戰,卻不敢說是十四年抗戰的原因。其實從日本侵略者發動918事變,侵占東北全境以來,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就沒有一天停止過,其實這樣算起來,抗日戰爭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所謂八年,不過是國民黨政府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遮丑。
輕松占領東北后,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膨脹,得寸進尺,開始進一步蠶食華北國土。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雖然感到了威脅,但由于它們的利益核心不在中國北方,為了集中全力消滅他們的心腹之患——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所以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采取了妥協、退讓的態度,與日本簽訂一系列喪權賣國的條約《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一步步出賣了民族利益,同時也極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
貪心不足的日本,不再滿足于蠶食中國領土,他們急于想將全中國放入口中,所以迫不及待地在1937年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這時他們的目標不再僅僅是小小的華北地區,他們的侵略野心覆蓋了整個中國。這就直接威脅到了蔣介石的統治基礎,也引起了英美等國的警覺,所以蔣介石不得不把他的主要力量轉移到抗日戰場上,并且在己方主張抗日的力量的威逼,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輿論壓力下,與他的宿敵共產黨暫時放下成見,合作抗日,從而拉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
抗日戰爭中的國共日三方,立場不同,出發點不同,各種矛盾糾合在一起。抗日的一方,國民黨與共產黨有階級矛盾,但是沒有民族矛盾。敵對的雙方,國民黨與日本侵略者有民族矛盾,但是沒有階級矛盾。日本侵略者與中國共產黨則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階級矛盾,屬于完全敵對的兩方,沒有任何合作的可能。這就使得中國的抗日戰爭呈現出一種非常復雜的局面。我不大同意把蔣介石看作內奸的說法,蔣介石雖然反動,但是在抗日戰爭的開始階段,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很努力的,雖然有些片面,應該說還是認真的,動了心思的,畢竟這樣關乎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廣大國民黨官兵,特別是中下層官兵出于民族義憤,與占據優勢的日本侵略者展開了殊死搏斗,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捍衛民族利益,付出了巨大代價,給日本侵略軍以重大打擊,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夢囈,振奮了民族精神。這些都應該是給予肯定的。
蔣介石也是一個中國人,起碼的民族感情還是有的,這從國民黨退到臺灣后,蔣介石抵制美國分裂中國的圖謀,維護中國的唯一性當中可以看出來。但是蔣介石抗日的動機并不單純,很大程度上他是從維護自己的統治出發的,包含有很大的私心。蔣介石政府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獨裁政府,是新軍閥勢力的代表之一。國民黨人張口“黨國”閉口“黨國”,蔣介石就是黨,黨就是國。蔣介石效仿德意法西斯統治,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把國民黨、國民黨軍隊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財物,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許別人染指。當時國民黨政府與德意法西斯關系密切,他們不僅引進德國的軍事裝備和技術,聘請納粹德國軍官做自己的軍事顧問,還在抗日戰爭開始后與德國溝通,圖謀與日本媾和。同時積極反共,力爭加入德意法西斯的反共俱樂部,以求得到納粹德國的支持。為此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爭相在希特勒面前表現自己的反共決心,指責對方親蘇親共,希特勒經過再三權衡,最終選擇了小而富的日本,拋棄了大而窮的中國,迫使國民黨政府最終轉而向美英求援。所以中國人從某種程度上真應該感謝希特勒,幸虧他最終選擇可日本,否則二戰后站在遠東軍事法庭受審的,就不一定是東條英機了。
蔣介石將黨(國民黨)置于國之上,將統治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在大敵當前的關鍵時刻,仍然頑固地宣揚“攘外必先安內”。首先要排除異己,消滅共產黨,穩固自己的統治,然后才是抵抗外侮,把穩固地位作為抵御外來侵略的前提。這種思想反映在現實中,就是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抗日戰爭爆發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對待日寇的步步進逼,持一種游移和不確定的態度,在不妨礙自己統治利益的前提下,盡量采取妥協退讓的態度,出賣國家利益,助長了日寇的侵略野心。為了取悅日本,以便騰出手來消滅反對力量,他壓制、取締抗日言論和團體,不顧民族大義,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圍剿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捕殺吉鴻昌等抗日愛國將領。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遲遲不愿意采取堅決的態度對日宣戰,動員全國的人力和物力與日寇展開決戰,而是時時幻想與日本媾和,對日本最大的要求也不過是日本退兵,恢復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前的狀態。對于淪陷的東北和三千萬同胞,對華北地區喪失的巨大民族利益則只字未提,縱觀整個抗日戰爭,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從未提出驅逐日寇,收復失地的明確主張。閻錫山這個老軍閥對蔣介石這個新軍閥知之甚深,他就曾說過蔣介石對日本早有謀和之意,只不過汪精衛先走了一步,天要下雨,我們要及早準備雨傘的話。不過要說蔣介石與日本講和,依靠出賣國土和民族利益保住自己的地位,這倒是有可能。在濟南慘案中他就是這么干的。至于向汪精衛看齊,會投降日本,我覺得可能性不大,畢竟他是這個偌大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當兒皇帝已將很難接受,何況是跟在汪精衛之后當孫皇帝,又何況頂著一個漢奸的罵名,甚至連當漢奸都是第二。除去民族感情不談,就是蔣先生的自尊心,也決不允許他這樣做。
上面說過,蔣介石政府與日本侵略者有民族矛盾,但沒有階級矛盾。而在蔣先生的心目中,階級矛盾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民族矛盾。所以反映在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上,就是消極、被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的軍隊,則是積極主動地進攻。對日本軍隊進攻基本上采取單純防御的態勢,你來打,我就抗一下;你不打,我就反共。國民黨與日本侵略者,雖然沒有公開的聯盟,但是有暗地的合作。他們合作圍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鮮明的例證。
秉承這種先階級后民族的思路,蔣介石雖然在抗日戰爭開始后,宣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然而在現實中,國民黨政府執行的是一條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并沒有把各民族、各個階級的力量聯合起來,形成全民族的抗戰,因而也就無法擔當領導全民族抗戰的重任。在抗日戰爭最初階段,國民黨政府集結軍隊,沿著重要交通線,在軍事重地、大中城市與裝備技術占據優勢的日本軍隊展開殊死爭奪,雖然中下層官兵浴血拼殺,重創日寇,但這種以己之短迎敵之長,死打硬拼的戰術,使得國民黨軍隊雖然付出重大代價,但是并沒有收獲相當的結果,屢戰屢敗,喪師失地,抗日將士的獻血打了折扣。依靠重要交通線,死守大中城市,這種僵化的戰略并不新鮮,在對付共產黨的時候他們也是這種方法。不過在抗日戰爭中,雖然裝備處于劣勢,但是由于有全國人民的支持,在對付日本侵略者時還能抵擋一陣。但在對付雖然裝備、人數占劣勢,但戰略靈活,又有人民支持的共產黨軍隊時,就處處失算,一敗再敗,僅僅三年多的時間,八百萬裝備優勢的“國軍”就瓦解冰消,不復存在。
有人說,在抗日戰爭開始后,國民黨軍隊應該避免在大中城市與日本侵略軍死打硬拼,而是應該保持抗日有生力量,避開日本侵略軍的鋒銳,采取靈活主動的戰術,逐步削弱日本侵略者的力量,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毛澤東在他的名著《論持久戰》就是這一觀點,國民黨中也有類似看法。但是這種方法雖然好,但是國民黨軍隊卻做不到,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在抗日戰爭中,雖然國民黨的抗日得到了全國民眾的支持,但是這種支持是出于民族義憤,是自發的,因此也就缺乏領導,沒有組織,起不了應有的作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軍隊從本質上與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是有隔閡的,甚至是敵對的。這就決定了蔣介石政府不愿、不能也不敢發動廣大群眾,因此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國民黨軍隊依賴重要交通線,不敢離開大中城市,離開后方的支持,一旦深入敵后就很難生存。就像國民黨軍隊內部有人形容的那樣:共產黨的軍隊是散得開,收得攏,散開一大片,收起一大串。而國民黨軍隊一旦散開,就放了羊了,再也收不回來。
這就是有人民支持和沒有人民支持的區別。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與下層民眾的矛盾由來已久。抗日戰爭開始前如此,抗日戰爭后如此,即便在抗日戰爭中也如此。在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打出了反帝反封的大旗,廣東革命政府發動了北伐戰爭,打擊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中國共產黨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積極響應,人民熱情支援北伐戰爭。隨著北伐戰爭的季節勝利,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也日益高漲,工人、農民紛紛組織起來,一方面配合北伐,另一方面也積極主張自己的權利。蔣介石看到了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對北伐戰爭的支持,所體現出來的巨大力量,同時也對這種力量感到恐懼。工人、農民組成工會農會,斗爭資本家、地主,主張自己的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對大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造成了巨大沖擊,這種矛盾也反映到了革命力量內部,引起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和北伐軍內部出身地主資本家的軍官仇恨。所以蔣介石悍然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對革命力量和人民群眾進行血腥屠殺,一時間無數的革命者和人民群眾倒在血泊中,共產黨人的頭顱掛上了城頭,中國大地一片腥風血雨。但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屠殺嚇倒,他們從血泊中站了起來,掩埋好同伴的尸體,揩干凈身上的血跡,繼續前進。他們拿起了刀搶,開辟根據地,開始了武裝斗爭。而蔣介石的反動政府一方面與老軍閥爭權奪利,混戰不休,一方面對人民橫征暴斂,加捐加稅,擴充軍備,對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展開圍剿,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紅軍被迫長征,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人民群眾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他們的口號是:茅草要過火,石頭要過刀,人要換種!整個蘇區十室九空,無村不戴孝,處處聞哭聲,原本繁榮的地區變成了人間地獄。
抗日戰爭勝利后,經過多年抗戰,付出巨大犧牲的中國人民渴望和平和建設,盡管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對抗日很消極,但是人民還是把各種榮譽送給了他們,有些人對國民黨政府對蔣介石還抱有幻想,把蔣介石看作的民族英雄,據說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時,萬人空巷,盛況空前,蔣介石受到了南京人民的熱烈歡迎,蔣介石的聲望達到了人生的頂點。但是,人民群眾很快就失望了,他們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所迎來的不過是另一次掠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一時間,各種接收大員滿天飛,他們拼命地搜刮人民,聚斂財富,人民譏諷地稱他們為“劫收大員”,“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婊子),“救國無能,發財有術”。而國民黨政府為了消滅共產黨及其軍隊,對國統區人民進行了瘋狂的壓榨,加捐加稅不說,還采用金融手段掠奪人民的財富,從法幣到金圓券,貨幣貶值,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時血腥鎮壓人民的反抗,從而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滅亡。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反動是從抗日戰爭以后才出現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民黨的腐敗和反動由來已久。即便在大敵當前的抗日戰爭中也是如此。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毛澤東、朱德、賀龍等紅軍將領聯名發表文告,堅決主張抗日,但是遭到當時左傾領導人的阻撓,1932年 一二八事變發生,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抱病起草文告,宣布對日作戰,還是由于左傾領導人的阻撓,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在《紅色中華》上發表。面對日益逼近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不斷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根據形勢對政策作出調整,把反蔣抗日變成聯蔣抗日,同時調整了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措施,把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改為減租減息,保護民族工商業。同時積極宣傳抗日,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積極支持社會各界和人民的抗日活動,成立了青抗先、婦救會、兒童團等群眾組織,團結社會各界民眾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服務于抗日戰爭。確立了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戰術原則,從指導思想上,戰略方針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為抗日戰爭作了大量工作和充分準備。這一系列的措施,使中國共產黨成為整個抗日戰爭中最積極,最主動,最活躍的力量,真正凝聚起全民族的精神,做到了全民抗戰。延安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圣地,謀求抗日救亡的有識之士,如百川歸海,從全國各地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奔赴延安。美國記者斯諾在陜北經過實地采訪,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將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及其領導人展現在世人面前,使人們了解到在中國偏僻的西北地區還有這樣一個世界。抗日戰爭期間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到延安訪問之后,斷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延安帶給人們的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反觀國統區則是一片蕭條。蔣介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圍剿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上面,對日本的侵略并沒有進行認真積極的準備,并且極力壓制人民的抗日言論,取締抗日組織,抓捕抗日人士。在抗戰開始后也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手忙腳亂,被動應戰,并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正面戰場的接連失利,使國統區籠罩在悲觀失望的情緒當中,戰時的陪都重慶被人們稱為一潭死水,除去郭沫若領導的第三廳較為活躍之外,其他地方一片沉寂,人們對抗戰的前途感到茫然。正面戰場上敗仗一個接著一個,忻口保衛戰,太原保衛戰,上海保衛戰,南京保衛戰,保衛大武漢 ……,口號喊得震天響,保衛這個,保衛那個,而結果是軍隊損失慘重,哪里也沒有保衛住。與此相對應的,是大后方的歌舞升平。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后方依舊紙醉金迷,貪污遍地,腐敗橫行。更有人借機倒買倒賣各種物資,大發國難財。前方吃緊,后方緊吃,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腐朽性暴露無遺。中國的老百姓要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屠殺和凌辱,前方潰退下來的國民黨敗兵軍紀敗壞,形同土匪,也趁機敲詐掠奪。更有國民黨政府的各級官吏,以抗戰為名加收各種捐稅,征來的捐稅卻都進了個人的私囊。同時蔣介石政府還以抗戰為名大抓壯丁,由于生活條件惡劣,飽受虐待,成千上萬的青壯年成批地死去,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大敵當前,人民的抗日熱情非常高漲,然而蔣介石政府卻把它變成了對人民的另一場掠奪,本來應該振奮的民族精神受到了打壓。不僅如此,面對日軍凌厲的攻勢,為了阻止日軍的攻擊,蔣介石居然想出了“焦土抗戰”、“以水代兵”的“高招”。于是還沒有看到敵人,在漫天大火中,古城長沙就已經變成了一片瓦礫,居民死傷慘重;鄭州花園口的一聲巨響,滾滾濁流淹沒了良田村莊,無數百姓盡成水中冤鬼,千里沃野變成澤國,于是中國歷史出現了一個新的詞語:黃泛區!這樣一場大災難,普通百姓死亡90多萬,相當于三個南京大屠殺。更為嚴重的是黃河改道,泛濫成災,給原為富庶之區的豫東平原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致使以后很長時間河南地區災害不斷,人民生活處境極為悲慘。而對此國民黨政府卻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救濟只是流于形式,就像有人描述的那樣,“人民流落,哀鴻遍野,救濟蒼白無力”。有人千方百計為蔣介石辯解開脫,說是抗日戰爭中大敵當前,為了抗戰大業人民作出一些犧牲是值得的。我只是想知道,為什么作出犧牲的總是普通百姓,中國的抗戰究竟是為民還是害民,這種靠屠殺人民來抵抗外來侵略的抗戰還有什么意義?而在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把責任一骨腦地推到日本人頭上,足見蔣介石自治罪孽深重,也不愿承擔歷史罵名。如果真像有人描述的那樣冠冕堂皇,功大于過,蔣介石恐怕早就把這個榮譽攬到自己身上了。黃河大堤炸開后,河南人民對國民黨政府非常仇恨,國府大員湯恩伯魚肉百姓,被人民列為四害之一,以至于在抗日戰爭中出現了老百姓幫助日本軍隊消滅國民黨軍隊的咄咄怪事!其實這也不奇怪,國視民為草芥,民則視國為寇仇,自己種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吞咽。
有什么樣的領導人就會有什么樣的下屬,蔣介石滿懷私心,凡事從自己的統治利益出發,把人民群眾看成可以任意欺凌的草芥,他的部下自然有樣學樣,群起效尤。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大小官員平時拉幫結派,攀附營私,奢侈腐化,欺凌百姓,戰爭時則從一己私利出發,保存實力,互相觀望,見死不救。國民黨軍隊等級森嚴,統治極為嚴苛殘暴,軍官吃空餉,打罵甚至殘殺士兵是平常的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軍隊能有多大的戰斗力。要說蔣介石沒有政治才能那也冤枉了他,蔣介石在舊中國的軍閥混戰中如魚得水,無往而不利。很大程度上靠他洞悉人們的私欲,并利用了這種私心。對待其他軍閥,蔣介石常常采用許以高官厚祿,重金收買的辦法,從內部分化瓦解敵人,從而輕易戰勝對方。對待自己的部屬他也采用這種方法,又打又拉,使他們彼此互相牽制,不會作大成為統治威脅,但是有都絕對效忠于蔣介石。如果照此發展下去,蔣介石權力之路自然一帆風順。但是蔣介石不幸碰上了兩個敵人,一個是日本人,日本軍隊屬于另一個國家,另一種文明,他不能收買。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這是用信念和理想集合在一起的一群人,這些人把理想看得高于一切,為了共產主義信念可以拋棄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這些人蔣介石無法收買。所以蔣介石面對這兩個敵人時,他就只能打敗仗。特別是面對共產黨,失去了人民支持的他,失敗得更為徹底,只能逃到東南的某個海島上,依仗洋人的庇護,繼續自己反共復國的春秋大夢。
失去了人民支持的蔣介石政府分外虛弱,急需得到某種力量的支持。人民不支持他,他的那群貪官污吏更不可靠,所以他只得向外國勢力尋求庇護和幫助。縱觀蔣介石的一生,外國勢力的支持和幫助始終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依靠西方列強提供的資金和支持,他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肆鎮壓革命力量。向德意法西斯靠攏,效仿法西斯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引進德國的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打擊其他軍閥勢力,圍剿工農紅軍。德意日法西斯結盟后,蔣介石又轉而尋求英美的支持,這也是為什么國民黨政府遲遲不愿意對日本宣戰,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后才跟在美國屁股后面向日本宣戰,此時距離九一八事變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有人說蔣介石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能取得國際援助,因為如果中日兩國公開處于戰爭狀態,國際上將對交戰國實施武器禁運,中國將無法取得國際上的援助,抗日戰爭就不會取得勝利。我不明白這是怎樣的邏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屠殺中國的人民,搶掠中國的財富,中國進行的是一場民族自衛戰爭!這么清楚地事實,國際上不會看不到,看不明白,如果國際以中日兩國處于戰爭狀態為借口,對雙方實施所謂的什么武器禁運,這樣的國際社會還有什么正義可言!這樣的國際援助又何必指望!事實上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抗日戰爭開始后,雖然給予中國一定的援助,但給予日本的更多,日本源源不斷地獲得了大量的戰略物資以支撐自己的侵略戰爭。直到后來日本勢力膨脹,影響到西方列強的利益,他們才逐漸減少對日本的物資供應。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政府派出十萬遠征軍加入滇緬作戰,以保持國際通道的暢通。這期間中國到底獲得了多少國際援助?同樣堅持抗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又得到了多少?國民黨所獲得的援助有多少用到了抗日戰場上?又有多少用到了內戰的戰場上?我只知道龐大的國民黨軍隊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乏善可陳,甚至到了 1944年,此時的日本距離投降僅剩一年時間,日本軍隊已經日薄西山,但整個中國的正面戰場的仍然國民黨軍隊只有一種景象——潰退!
說到底,蔣介石根本不相信自己的人民,更不相信自己的軍隊,不相信他們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取得最后的勝利,這也是他的階級本性使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立場使他瞧不起中國的老百姓,認為依靠他們根本不能抵抗列強的侵略,只能倚仗更大的地主和資本家。這樣的人如何能夠領導全民族的抗戰?蔣介石把列強的援助看得比性命還重,認為如果沒有列強的援助,既無以抗日,也無法自存。然而列強的援助也不是那么好得的,需要你拿東西來交換,或是金錢,或是國家利益。有人說抗日戰爭后,中國成了世界四大戰勝國之一,列強在中國的租界被收回了,這全是蔣介石頑強抗日的功勞。是啊,租界被收回了,因為美國已經不需要租界了,整個中國都變成了它的租界。于是就有了《中美友好通商條約》,就有了“水兵巡邏在馬路上,吉普車開到人身上”,就有了北京的沈崇……
然而這種依賴外援,投身外國勢力,反人民的反動統治注定不可能長久。于是在抗日戰爭后,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和代表西方列強勢力的國民黨展開了對決,歷史給了他們一個公平的機會。國民黨軍隊占據了絕對的優勢,有美國援助的金錢、武器。而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在各個方面都處于劣勢,他們只有小米加步槍,所能依靠的只有中國千千萬萬的普通百姓。結局已經無須再說,這樣的結果只昭示了一個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誰看不起人民,誰想把人民踩在腳下,最終只能被人民所拋棄!
不知不覺間說了很多,歸根到底只有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究竟誰是抗日的領導力量,其實是依靠人民還是依靠地主、資本家、西方列強兩種抗戰史觀的論爭。誰真正代表了人民,能看到人民的力量,并把人民組織起來,發動起來,結成強大的統一戰線,誰就是抗日的領導者,也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國民黨的片面的抗戰史觀,不僅表現在戰爭中,也表現在對抗日英雄的評價上。共產黨是人民抗戰史觀,所以他們所推崇的都是一些看似平常的人物,工人,農民,普通士兵只要他為抗日作出了貢獻,都是人民的英雄。所以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抗日英雄既有楊靖宇、趙一曼、左權、彭雪楓等,也有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等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物。而國民黨方面所持的精英史觀,所宣揚的就是那些活著的或死了的將軍,而那些普通的,在抗日戰場上浴血拼殺的下層軍官和普通士兵,則在那些名將的喧囂中化成了累累白骨,連同他們的姓名,再也沒人提起。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