鏟除封建根基的深刻變革

《中華魂》2011年第1期

土地改革：鏟除封建根基的深刻變革——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專題系列講座之七/岳從欣

　　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約1.19億農業人口的老解放區（總人口1.34億）完成了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時，尚有2.9億農業人口的新解放區（總人口3.36億）需要進行土地改革。新中國剛誕生不久，中國共產黨不失時機地領導人民進行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涉及人口最多、影響最深遠的土地改革，鏟除了兩千多年封建制度的根基，實現了中國社會的革命性變革。

新區土地改革有計劃、有綱領、
有秩序、分步驟地進行

　　新中國成立之后，為了支持革命戰爭，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鞏固民族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和人民政權，中國共產黨必須領導農民在新區進行土地改革。當時，中國共產黨已經積累了領導土地改革的豐富經驗，掌握了強大的革命武裝，建立了人民政權，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等法規和政策，也具備了領導大規模土地改革的條件。
　　1.制定土地改革法規和政策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訪蘇期間，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開始部署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工作。4日，劉少奇起草《關于新解放區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和征收公糧的指示》，提出分地區、分階段、有步驟土改的意見。3月12日，毛澤東致信各大區中央局負責人，建議新區土改中“只動地主不動富農”，“保護中農，并防止亂打亂殺”。①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三中全會，討論新區土地改革問題，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劉少奇準備向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所作的《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和《農民協會組織通則》。6月14日至23日，政協一屆二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上述法案和報告，建議政府采納執行。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8次會議討論通過《土地改革法（草案）》，并于30日公布。《土地改革法》是中國共產黨的土改政策經過實踐檢驗再上升為理論的結果，是指導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的政策依據。
　　人民政權成立以后，黨面臨的主要任務已經不是如何奪取政權，而是如何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中國土地改革的目的也在于此。《土地改革法》總則第一條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在具體政策上，《土地改革法》與1947年9月制定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相比，也有很大變化。第一，對富農，由過去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財產改為保存富農經濟，即：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富農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動；半地主式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其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第二，對地主，只“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第三，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標準。“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數量不超過當地每人平均土地數200%者（例如當地每人平均土地為2畝，本戶每人平均土地不超過4畝者），均保留不動。”第四，中農的土地由徹底平分改為完全不動。“保護中農（包括富裕中農在內）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在分配方法上，“以鄉或等于鄉的行政村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按土地數量、質量及其位置遠近，用抽補調整方法按人口統一分配之。”②
　　2.領導人民為土地改革做好準備
　　土地改革之前，廣大農村基層政權還不穩定，社會秩序混亂，農民群眾也沒有組織起來，還未造成土地改革的有利條件。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在鄉村中，則是首先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和反對惡霸即地主階級當權派的斗爭，完成減租減息的準備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軍到達那個地區大約一年或者兩年以后，就能實現減租減息的任務，造成分配土地的先決條件。”③《共同綱領》規定：“凡尚未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民團體，經過清除土匪惡霸、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項步驟，實現耕者有其田。”④清匪、反霸、減租減息是土地改革的三個先決條件。
　　在土地改革前，解放區有國民黨殘余武裝和慣匪約200多萬人，其中以中南和西南最多。惡霸是地主階級當權派，擁有反動武裝，經常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清匪反霸斗爭。到1952年底，共殲滅土匪261.59萬人，其中西北區9.09萬人，西南區116萬人，中南區115萬人，華東區24.6萬人。⑤這場斗爭基本肅清了國民黨殘余武裝，打擊了地主階級當權派，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建立了農民協會，確立了勞動人民的政治優勢，鞏固了鄉村人民政權，這為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創造了前提。
　　減租是減少農民向地主交納的地租數額，退押是索回農民向地主租種土地時預先交付的押金。從1949年冬到1951年8月，新解放區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外，基本完成減租退押運動。新疆從1951年9月到1952年5月，也完成這一任務。在減租退押運動中，西南區約50%—70%農戶增加了收入，僅重慶市郊區，每戶平均年增加收入約2倍。廣大農民組織起來，廢除了封建保甲制度，建立了鄉村政權，發展和壯大了民兵武裝，為土地改革準備了政治、組織、思想條件。
　　廣大農民也認識到，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搞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消滅地主階級，實現“耕者有其田”，是土地回家，合理合法。如河南郟縣代表會議上，收到書面提案1521件，要求土改的880余件。他們說：共產黨來了，領導農民反霸、減租，農民的生活有些改善。但因為缺少土地，一家老小還不夠生活，因此要求實行土地改革。⑥
　　3.新區土地改革有領導地、有計劃地、有秩序地進行
　　劉少奇在《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在新區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許混亂現象的發生，“必須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人民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及其所決定的方針、政策和步驟，有領導地、有計劃地、有秩序地去進行。”⑦
　　在這一方針指導下，黨和政府自上而下采取許多有力措施。成立各級土地改革委員會，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由劉少奇、彭德懷、劉伯承、鄧子恢、葉劍英、彭真等人組成；各大區、各省、專區、縣也成立土改委員會。組織土改工作隊協助農民協會開展工作，其成員必須嚴格學習政府的法律、條例、紀律，廉潔奉公。廣泛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發動群眾組織起來，自己解放自己，爭得權益。領導干部深入土改第一線，親自出馬，就地指揮；廣泛吸收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參加土改實踐。
　　在土改路線、方針、法律、政策的指引下，黨和政府領導廣大人民，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在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四大新區，進行了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華北、華東、中南、西北約1.2億農業人口的地區進行第一批土改；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華南、西南約1.1億農業人口的地區進行第二批土改；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3000萬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土改。
　　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外，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至此，完成土地改革地區的農業人口已占全國農業人口總數的90%以上。中國農村實現了改天換地，農民群眾真正翻身當家做了主人。由于土改經驗豐富，政策、策略經過試驗，準備工作充分，“建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歷次土地改革運動中進行得最順利、搞得最好的一次。”⑧

所謂“和平土改”與“反對和平土改”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的完成，宣告了中國兩千年來封建制度的基礎——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的終結，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然而，有論者通過對湖南邵陽地區土改的描述，認為1950年12月，“毛澤東親自提出”、“黨中央突然下達了‘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從此“‘和平土改’變成了暴力土改”，使得新區土改亂抓亂打亂殺成風，土改運動成為“一段血淋淋的歷史”。⑨
　　首先，什么是“和平土改”？1951年10月，周恩來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說：“凡是依靠了貧農、雇農，基本上滿足了他們的土地要求的，消滅封建制度的斗爭就有力而徹底，反之，就發生了‘和平土改’和明改暗不改以及改后不久地主又反攻奪地等偏向”。“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反攻奪地、破壞生產、砍伐樹木、殺害農民和干部，甚至勾結或組織土匪進行暴亂者很多。因此，‘只要政府頒布法令、不要發動群眾斗爭’的‘和平土改’思想是錯誤的。”⑩
　　中南局于1951年12月13日向中央提交的《關于中南區1951年土地改革工作進行狀況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針的報告》中提到“和平土改”：“在三大運動之后，地主用普遍分散財產的辦法（一鄉有70%以上群眾代藏財產），分化、控制農民，企圖以假土改、地主式的和平土改去代替真土改；農民對土改勝利信心提高，但又被地主圈套所迷惑。在這種情況下，一有松懈，一不小心，就出現形式主義或斗亂陣營的錯誤。”{11}可見，“和平土改”是沒有發動群眾的“地主式的”土改方式，而不是何之光所說的農民“滿意”土改方式。
　　其次，邵陽究竟是怎么樣搞土地改革的？當時，湖南省的土地改革共設有47個典型試驗鄉，分布在長沙、益陽、常德、邵陽、衡陽、零陵6個專區。1950年7月4日，地委決定成立土改工作隊，并組織成員學習《土改法》、劉少奇《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和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7月至10月，邵陽地委進行了兩批土改試驗。10月下旬，邵陽地委召開第一次土改會議，總結試驗土改的經驗和教訓，著重討論如何貫徹執行土改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并確定全區分批完成土改的計劃。第一批進行土改的有734個鄉。據《邵陽市志》記載，這批土改，有一半的村莊由于貧雇農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封建勢力沒被打垮。1951年1月4日、17日，地委先后兩次召開縣委書記會議，決定對存有“和平”土改傾向的村進行補課，同時，展開第二批324個鄉的土改。這批土改，群眾發動充分，敢于起來同封建勢力作斗爭，但用政策武裝群眾、引導群眾不夠，以致在斗爭地主時出現挖底財、打人吊人等的現象。1951年2月底，地委部署99個鄉作為第三批土改，于春耕之前完成。洞口、新寧、城步、錫礦山、邵陽市郊區等地所剩128個鄉，推遲至1952年2—4月實行土改。這一批土改由于正確掌握政策和策略，工作進行十分順利。{12}
　　值得注意的是，抗美援朝爆發后，蔣介石集團叫囂反攻大陸。國民黨軍、警、特頭目等陸續潛回邵陽，勾結地主、土匪，進行破壞活動。1950年1、2月間，武岡縣匪徒有組織地先后4次攻打武岡縣三區區政府及所轄鄉政府。3月19—25日，邵陽縣二區、六區、七區發生匪特殺害干部、群眾30多人的惡性事件。1950年12月初至1951年3月間，邵陽地委根據中央和省委部署，發出一系列鎮反指示，依法處決一批罪大惡極的匪霸、特務，逮捕一批反動分子，保證了該地區土改的正常進行。{13}該論者顯然把土改中的階級斗爭和鎮反運動混淆了。1951年1月，在邵陽地區第二批土改中確實發生過打人吊人等現象。但從2月起，地委即反復強調工作組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較好執行“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針，使土改走上正軌。{14}
　　事實上，在所謂黨中央放棄“反和平土改”時期，即1950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別強調反對“左”的或右的兩種傾向。1950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土改中糾正右傾偏向的同時不許再犯“左”的錯誤的指示》，電告中南局并轉發華東局、西北局和西南局，指出：基本同意中南局發這樣一個指示（1950年12月1日，中南局發出《關于放手發動群眾徹底完成土改計劃的指示》），著重糾正土改中的右傾偏向，以便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但還應增加一些防止“左”傾危險的指示，指出那些“左”的錯誤是不許再犯的。例如侵犯中農利益，忽視聯合中農的重要性，破壞富農經濟，對地主普遍掃地出門，亂打亂殺，在工作方式上的強迫命令、大轟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放手發動群眾，另一方面又不犯或少犯左的錯誤。否則，某些干部很可能重犯過去某些“左”的錯誤。{15}
　　在此精神指導下，湖南省還為清理土改中的錯誤而進行了復查工作。1951年10月1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土改委員會發出《關于今冬明春開展土改復查，全面結束土地改革的意見》。28日，邵陽地委召開擴大會議，布置全專區集中進行土改復查。通過復查，糾正錯劃地主1832戶、錯劃富農977戶、錯劃小土地出租和小土地經營491戶、錯劃中農201戶、錯劃為其他階級成份的163戶。糾正錯斗的地主1148戶、富農586戶、小土地出租和小土地經營23戶、中農187戶、其他135戶。查處漏網地主2664人。{16}可見，黨和政府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認真復查并改正錯誤，正是中國共產黨嚴肅對待土地改革的一個顯著標志。邵陽地區的土改過程恰恰是一個生動的說明。
　　第三，《土地改革法》有沒有夭折？劉少奇的報告有沒有被拋棄？該論者還說，毛澤東下達“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后，“《土改法》和《劉少奇報告》已從上至下被拋棄”。“這是領導人凌駕于法律之上隨意毀法的嚴重事件，也是獲得‘無法無天’權力的一個突破”。{17}事實是，正是毛澤東，支持起草、討論通過、并發布命令公布《土地改革法》。正是毛澤東，多次審閱、修改劉少奇《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制定了對待階級敵人的政策界限。1950年6月4日，他對報告的修改：“除對極少數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及堅決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應由法庭判處死刑或徒刑而外，對于一般地主只是廢除他們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廢除他們這一個社會階級，而不是要消滅他們的肉體。”{18}
　　關于土地改革的文件中，也沒有一個所謂“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195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向華東局、西北局、西南局、山東分局轉發了中南局關于武昌土改試驗通報的通知，指出中南局所說“和平分田”思想等，是“一種偏向。望注意你區有無此種偏向并予以阻止和糾正”。12月9日，中共中央又提醒華東局注意“有無此種傾向，如有此種傾向，應注意糾正”。{19}這些指示正是劉少奇起草的，根本不存在毛否定劉的情況，也不存在所謂反“和平土改”使《土地法》“夭折”的史實根據。況且，該論者自己也說：“文件我未看到”。那么，其結論又從何而來呢？

土地改革的偉大歷史意義

　　俗話說，瑕不掩瑜。采取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方法，不能正確、客觀地評價歷史事件；缺憾掩蓋不了土地改革的偉大歷史意義。史無前例的土地改革運動從根本上鏟除了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變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基本目標，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51年10月23日，周恩來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曾精辟地論述了土地改革的偉大意義，為評價土地改革提供了指導。
　　第一，土地改革鏟除了舊的生產關系，建立全新的生產關系，解放了農村生產力。
　　首先，廢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了農民土地所有制。在整個土改中，共沒收征收約7億畝土地，分給約3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使60%至70%的農業人口獲益。土改前，農民為耕種這些土地，每年要向地主交納3000多萬噸糧食的地租。土改后，占總人口約92.1%的貧雇農和中農，占有耕地91.4%，占總人口約5.3%的富農占有耕地6.4%，占總人口約2.6%的地主占有耕地2.2%。{20}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終于夢想成真。
　　其次，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獲得土地的農民提高了生產熱情。據西北區陜西、甘肅、青海三個省49個縣不完全統計，在土地改革中，農民共興修水渠10820條，興造可澆地74855畝。據青海省互助縣22個鄉的調查，土改后新增加牲口3949頭，農具3696件及大車207輛。廣大農民在大片荒蕪的土地上耕種莊稼。1949年耕地有37048萬畝，1952年達50214萬畝，增長44.4%。{21}
　　再次，主要農產品產量都有明顯的增加。糧食由1949年的2263.6億斤增至1952年的3278.3億斤，增長44%，年均增長14.6%。棉花由1949年的888.8萬擔增至1952年的2607.4萬擔，增長近2倍。1952年與1949年相比，糧食畝產量由68.5公斤增至88公斤，棉花由10.5公斤增至15.5公斤。人均農產品產量，糧食由209公斤增至288公斤，棉花由0.82公斤增至2.29公斤，肉類由2.05公斤增至5.95公斤。1952年全國農業總產值483.9億元，比1949年增加48.5%，年均增長14.1%。{22}
　　最后，土地改革為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創造了前提。農民的購買力迅速提高，1951年全國人民的購買力較之1950年即增加25%左右，其中紗布增加10%，紙煙增加14%，火柴增加20%，糖增加44%，煤油增加47%，茶葉增加70%。這為工業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國內市場。{23}
　　從深層次來說，新中國發展的目標之一是要變農業國為工業國。而封建土地制度是國家和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的根源，是國家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及富強的基本障礙。土地改革之后，廣大農民遵照毛澤東關于“組織起來”的指示，開展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1952年10月，中國有4542.3萬戶農民（占全國總農戶的40%）參加互助合作運動，在老解放區則有70%到80%，并有若干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土地改革為走合作化道路、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建設創造了前提條件。正如劉少奇所說：“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24}
　　第二，土地改革摧毀了地主階級的統治，鞏固了人民政權，農民翻身作了主人。
　　土地改革的完成，標志著地主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不僅徹底打垮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東霸天”、“西霸天”，而且鏟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社會基礎，剪除了“政權”、“神權”、“族權”、“夫權”四條繩索，從根本上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廣大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再是任人宰割、受人凌辱的工具、牲口，而是農村人民政權的主要力量。
　　土改中的積極分子，大批地被選拔為鄉、村基層組織的領導干部。例如，陜西省3798個鄉，就有172874個積極分子被選拔為鄉村干部。浙江省在土改中共涌現出300多萬個積極分子，其中有41.1萬余人成為鄉村領導干部。干部成份亦有了很大的變化。據蘇南行政區15個縣的統計，在土地改革后的89500名干部中，貧雇農占65.13%；中農占30.05%；其它占4.82%。{25}真正實現了勞動群眾掌握政權，新生的人民政權受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為了保衛經濟利益和人民政權等的勝利果實，廣大農民在土地改革過程中普遍組織起來。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區農民協會會員約達8800余萬人，其中婦女約占30%左右。農民積極分子在運動中大量涌現出來。四大行政區的民兵有750余萬，加上其他地區，全國民兵發展到1280余萬。這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衛“翻身果實”的重要力量。{26}
　　廣大農民在土改實踐中認識到：誰代表他們的利益，誰侵占他們的果實，誰凌辱過他們的人格，誰組織他們掌握自己的命運。人心向背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人民衷心擁護黨、政府和毛主席。比如，重慶郊區農民說：“要不是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哪有今天？我們一定要好好生產，擁護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是密切聯系群眾、代表人民利益的結果，是人民選擇的結果。擁有了群眾的廣泛而堅定的支持，就擁有真正的銅墻鐵壁，能夠戰勝一切困難。
　　實實在在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勝過百倍的說教。正因為共產黨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在群眾中有崇高的威望，所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被群眾理解和接受。當中國共產黨把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同土地改革結合起來時，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積極響應。在“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運動中，中國人民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截至1951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省等省市，有80%的人訂立了愛國公約。據統計，截至1952年5月，全國共捐獻5.56多億元，相當于3710架戰斗機價值的錢款。四川簡陽縣農民捐獻“棉農號”戰斗機2架。青壯年踴躍報名參軍，當時只有2000余萬人的浙江省，竟有100余萬人報名，而對他們竟是百里挑一，比選女婿還嚴。
　　第三，土地改革改變了中國農村社會的面貌，廣大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土地改革為廣大貧苦群眾提供了一定的生活條件。據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四大區不完全統計，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共沒收了地主階級耕畜296萬余頭，農具3944萬余件，房屋3795萬余間，糧食100多億斤，主要分給農村中的廣大貧雇農。據蘇南行政區15個縣的調查統計，貧雇農分得這些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分別為：耕畜90.02%；農具82.58%；房屋85%；糧食84.4%。{27}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與滿足之后，對精神文化的追求成為必然。1950年冬，全國農民上冬學的增至2500萬人以上，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有1100余萬人。據華東區統計，冬學入學人數1949年為3274585人，1952年12月為25130000人，增加了667%。1950年民校入學人數為656810人，1952年為7919537人，增加了1106%。1952年下半年，全國小學人數達4900萬人，約占學齡兒童總數7500萬人的65%。{28}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精神因素，也是農民規劃自身發展的內在力量。
　　隨著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國社會的風貌也悄然變化。如北京西郊許多單身的雇農，從前經常喝酒、賭錢、嫖妓，自分得土地之后，他們主動戒除丑惡嗜好，也學習精打細算，準備為自己成家立業。
　　總之，土地改革是鏟除封建制度根基的深刻變革，使古老中國的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彪炳史冊的偉大事件。薄一波指出：“通過土改，不僅使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幾億畝土地和其他大量生產資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納幾百億斤糧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較徹底地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們民族貧困落后的一條重要根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29}

　　注釋：
　　①《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
　　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8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9頁。
　　④《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
　　⑤《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頁。
　　⑥《人民日報》1950年2月3日。
　　⑦《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290頁。
　　⑧《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頁。
　　⑨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
　　⑩周恩來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1951年11月3日。
　　{1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505頁。
　　{12}《邵陽市志》第4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7頁。
　　{13}《邵陽市志》第4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1頁。
　　{14}《邵陽市志》第4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頁。
　　{15}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50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967頁。
　　{16}《邵陽市志》第4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頁。
　　{17}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
　　{18}《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頁。
　　{19}《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81頁、604頁。
　　{20}《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0頁。
　　{21}《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頁。
　　{22}《中國統計年鑒（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263、264、273、238頁。
　　{23}廖魯言：《三年來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勝利》，《人民日報》1951年9月28日。
　　{2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頁。
　　{25}《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573頁。
　　{26}周恩來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1951年11月3日。
　　{27}《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2頁。
　　{28}《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576頁。
　　{2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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