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求是篇”發表了夏宇立先生的《四渡赤水評價考》一文。讀后，本人決不敢茍同，愿寫出來與夏先生商榷。我是按夏先生行文順序來回答先生質疑的，因之副標題有“應答”二字。為敘述方便，下稱《四渡赤水評論考》為《考》。
《考》文一開始就提出“四渡赤水”的概念：
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土城作戰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為了擺脫嚴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紅軍在川黔滇交界處的赤水河上，由東至西，由西至東，來來回回作了四次橫渡，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四渡赤水。
先生把四次橫渡稱為“四渡赤水”，這與一般軍事史所概述的不同，比如權威的《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第455頁）和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123頁），雖然沒有直言四渡赤水的時間下限，但寫到1935年5月9日全部渡過金沙江，“中央紅軍取得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為止，作為“遵義會議”一節即寫完，而轉入“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那一節去了。因之，四渡赤水的時間段一般劃為：1935年1月29日至5月9日，共101天。《出奇制勝•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吳清麗、王計昌主編）第116頁，還把時間下限劃到了5月12日，“至此，整個四渡戰役宣告勝利結束”。也有的學者把下限劃到紅軍四次渡過赤水河后，4月1日南渡烏江，把國民黨追兵甩到烏江北岸為止，共69天，《毛澤東軍旅生涯》（楊慶旺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第328頁）就是這樣劃的。《考》文所舉《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聶帥也是這樣劃的。僅僅“四次橫渡”，當然還不是“四渡赤水”戰役。其實，《考》在敘述這場戰役的“主要經過”的時候，也是把擺脫敵人“追剿”大軍的“南渡烏江”和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巧渡金沙江”都一齊作為“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經過”來列的，可見“四次橫渡”不能視為“四渡赤水”戰役全程，也不是毛澤東評價為“得意之筆”的完整的軍事行動。
我先把毛澤東對四渡赤水的評價出處“考”出來，便于敘述和回應夏先生。
毛澤東是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談到這一評價的。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了長征專家徐占權、徐婧編著的《長征中的重大戰略抉擇》第131頁中寫道：
“毛澤東在接見英國陸軍元帥、二戰名將蒙哥馬利時，曾深情地說：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沒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
查：蒙哥馬利曾兩次來華，一次是1960年5月24日，一次是1961年9月6日，兩次均由陳毅陪同。而兩次毛澤東都予接見，第一次在上海；第二次在武漢，這一次，毛又兩次接見他。總之，毛與蒙有三次面談。
“這次訪問讓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國，在周總理為他舉行的餞別宴會上，蒙哥馬利說：‘中國人民的命運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全中國都堅強團結，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桀驁不訓蒙哥馬利》第300頁，李言主編，中國長安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60年還是61年，不管是哪一次都不是問題，我在這里主要用其時間段，說明毛在面對世界反法西斯英雄時，評價自己一生的“得意之筆”這個場景是很合適的；而且，陳毅元帥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的身份在現場，也是順理成章的。再進一步地說，毛澤東是對自個兒打仗經歷的自評，沒有必要開會研究后才講，也沒有必要考慮在什么場合由什么人參加，更沒有必要顧及由誰傳出去才合情合理。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完全有自由選擇場合來回顧自己的軍事生涯，提出自己一生指揮戰爭中最得意的“作品”，因為這不是象集體討論《中國共產黨關于……歷史決議》那樣嚴肅，也不是象決定《政治報告》那樣重要。
這樣，由陳毅同志來擔任“傳達”的角色也就無可厚非了。而聶榮臻元帥又是來自陳毅的轉述，然后寫入自己的回憶錄中。這個評價的鏈條，就這樣接起來了。
因為是自評，《考》文認為的“象中央紅軍四渡赤水這樣成功擺脫敵軍的例子，在各地紅軍中也不勝枚舉”也就用不著去比較了。況且，毛澤東是主帥，三軍不可無帥，帥是一面旗幟，雖然同是紅軍同樣都成功擺脫了敵軍，主帥指揮的成功戰例，自然該高看一眼。
《考》文接著置疑道：
此外，筆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時，還發現了一個奇怪現象。一方面，人們對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極力神化。例如，有的將其稱為“紅軍長征中舉世聞名的四渡赤水”（《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頁）；有的稱其是“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的軍事行動，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是毛澤東“高超指揮藝術的生動體現，是紅軍戰爭史上的奇觀，是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典范”（《紅軍長征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頁）。還有那60年代唱紅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長征組歌》，其中歌詞氣勢如虹：“戰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當事人不僅絕不恭維，甚而批評有加。
夏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來逐個地證明他所發現的“奇怪現象”，然后結論道：
十分清楚，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期間的軍事指揮，的確遭到了眾多高層當事人不滿和反對。這就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一個被譽為“一生中的‘得意之筆’”的軍事指揮，一位“用兵如神”的軍事統帥面前，怎么會出現這么多的不和諧聲音？為什么出現的不是如潮的贊頌，而是恰恰相反呢？難道真是的“陽春白雪，和者蓋寡”？
然而，夏先生忘記了一個歷史時段問題，無論是博古的牢騷、林彪的批評信件、打鼓新場風波、張聞天對魯班場一戰的批評，還是楊尚昆、劉少奇了解到的“下面”的“怪話”，全都發生在四渡赤水戰役期中，整個戰役還沒有結束，“決定性勝利”的時刻還沒到來，人們對毛澤東指揮上有這樣那樣的看法毫不奇怪。但是，隨著巧渡金沙江的完成，把40萬追兵甩得老遠老遠之后，問題就清晰了，隨后召開的“會理會議”也把“奇怪現象”問題解決了。
會理會議著重總結了中央紅軍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正確領導和指揮下，實行廣泛機動作戰的經驗，批評了林彪企圖改變中央領導的嚴重錯誤，統一了戰略思想，增強了團結，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第541頁，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會理會議統一了戰略思想，鞏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那些“不滿和反對”自然就煙消云散，根本構不成對“得意之筆”的否定。
本人也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對四渡赤水戰役，外國人和國民黨當事人評價甚高。當紅軍三渡赤水之后，蔣介石嚴令在古藺地區形成碉堡封鎖線，聲稱“剿匪成功，在此一舉”，若再不殲滅紅軍，“何顏再立于斯世”，蔣介石下了這么大的賭注，而他的將軍和幕僚們卻常常被毛澤東弄得不知所以，如何聚殲？當紅軍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時，蔣介石才手忙腳亂、驚慌失措起來，時任侍從室主任的晏道剛回憶：
從得悉紅軍渡烏江之日起，蔣實際上就以戰場指揮官自任，撇開了薛岳的貴州綏署和前敵總指揮部，親自打電話調動部隊。薛岳變成了一個侍從參謀，等于一個高級傳令軍官。蔣有時耳紅臉赤罵個不停。每一道調動指揮部隊的電令，薛岳非經請示不敢作主。……
4月5日左右，在貴陽東南幾十里地區不斷發現情況，貴陽人心惶惶，心神不安，蔣竟步出行轅查勘城區工事，申斥郭思演督責下屬不力，玩忽職守。……
國民黨16軍53師159旅旅長李清獻說：“當時蔣介石卻往往為紅軍所誤。紅軍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敏捷果斷的作戰行動，常使用國民黨軍手忙腳亂，莫知所措。所謂‘蔣的嘴，我們的腿’，意思就是說，蔣介石一開始瞎指揮，我們官兵的兩條腿就要吃苦頭。”
時任國民黨“追剿”軍第三縱隊指揮官的孫渡說：“我率領全縱隊向貴陽以東出尾追，不料紅軍進至龍里地區，突然回頭向龍里前進，……而我部隊受到突如其來的遭遇戰，搞得手忙腳亂。我在貴陽以東觀音山黃泥哨跳車逃跑，幾乎被活捉。”
時為滇軍第二旅4團二營八連長的劉國舉說：“一般下級軍官和士兵怨氣沖天，都紛紛議論說：跑來跑去，對紅軍堵也堵不住，圍也不圍不著，追也追不上，晝夜奔跑，把兩腿都跑腫了，連紅軍什么樣兒也沒看到。”
時為國民黨第3縱隊第2旅長的恩溥說：“急行軍旋磨打圈，有時早晨得令兼程往東，夜間忽奉令兼程往西。縱隊司令部就往返瓢兒井3次之多……這一階段連紅軍的影子都未見著”。
（以上引自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國民黨將士話長征》）
毛澤東以高超的機動靈活的軍事指揮藝術，指揮中央紅軍與10倍于己的國民黨軍進行周旋，穿插迂回于國民黨軍重兵集團之間，縱橫馳聘于川滇黔地區，巧妙地牽制、調動、打擊國民黨軍，使國民黨軍疲于奔命。蔣介石哀嘆：“這是國軍追擊以來的奇恥大辱”。滇軍將領說：“共軍拐個彎，我們跑斷腿”；中央軍將領說：“追，追，追，一直追死自己為止”；黔軍將領認為是“磨盤戰術，出奇制勝”；川軍說共軍是“神出鬼沒”。從這些當年作戰對手的感慨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毛澤東高超的機動靈活的軍事指揮藝術。
正如《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作者、美國著名作家、記者索爾茲伯里所說：“要重新畫出毛澤東反復穿越貴州的復雜路線是不容易的。當年蔣介石的指揮官弄不清，今天讀者們要弄清也同樣困難，甚至紅軍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但現在看來，毛澤東的指揮確是天才”。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姜廷玉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毛澤東以高超的機動靈活的軍事指揮藝術，指揮四渡赤水作戰取得勝利，成為他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之所以成為“得意之筆”，是因為四渡赤水作戰，與毛澤東在其他時期指揮的作戰是有所不同的。在井岡山時期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指揮紅軍反“進剿”、“會剿”和反“圍剿”作戰，是以根據地為依托，并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而四渡赤水作戰，是在失去根據地無后方依托，又經常面對數倍甚至十多倍的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的嚴峻形勢下進行的，毛澤東指揮紅軍經常變換作戰方向，轉移作戰地區，在國民黨軍幾十萬重兵之間，避實就虛，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大范圍的迂回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迷惑和調動敵人，導演了一出威武雄壯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活劇，展現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成為毛澤東獨具匠心的杰作。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包括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不再是戰役指揮，而是戰略指揮，制定戰爭的戰略方針，把握和指導戰爭的全局，“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雖然，這時毛澤東的戰爭指導藝術更加成熟，并且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是，毛澤東更看重他作為戰役指揮員、親自指揮的四渡赤水之戰，能夠發揮出他高超的機動靈活的指揮藝術。所以，他對蒙哥馬利元帥說：“三大戰役沒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可見，四渡赤水在毛澤東軍事生涯特別是軍事指揮生活的重要地位。
“四渡赤水”所以被毛澤東看重，還因為它和遵義會議緊緊相連。國防大學教授秦利在《四渡赤水：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文中寫道：
四渡赤水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轉折中的奠基之戰。
毛澤東講到遵義會議的歷史功績時曾經說過：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毫無疑義，遵義會議后的四渡赤水，也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從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看，紅軍長征的勝利，是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一個重要歷史轉折。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標志。遵義會議后的四渡赤水，是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和長征初期失利取得勝利的重要轉折。從這個意義上說，四渡赤水，是紅軍長征變被動為主動的新征途，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新起點。
《考》文接著又用“四渡赤水”期間紅軍人數的巨減來證明這個戰役并沒有什么了不起：
一個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間，連續“亂碰亂撞”，打了一連串的敗仗、窩囊仗，再就是帶來了部隊的極大消耗和戰斗力的損失。
這個期間，中央紅軍兵力的損失，人們很難了解到真實的具體數字。
其實，這個數字也不難找到，湘江之戰后的紅軍數量一般史書講“3萬多人”，到渡過金沙江時為“2萬多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第538頁），怎么說是“遵義會議之后的四渡赤水階段，正是中央紅軍長征中又一個損失最嚴重的時期，甚至可以說，它比湘江之戰還要嚴重”（引自《考》文）呢？說它比湘江之戰還嚴重，未免言重了；更何況，湘江之戰是紅軍在最高三人團瞎指揮下的一次無謂的大流血，而“四渡赤水”卻是我方手握主動權的運動戰中的正常損失呢！
此中，《考》文還有一段文字是筆者決不能同意的：
這回的波折，（指“打鼓新場風波”）既讓毛澤東見識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讓他明白了權謀的極端重要性。接著，他以軍事緊急、人多議而不決會耽誤軍機為理由，向周恩來和張聞天提議組成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領導小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得到了他們的贊成。這個新三人團的組成，很耐人尋味。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參加三人團，并為負責人，名正言順，不值得奇怪，并且，周恩來的處世為人，決定了他便于爭取，此次關于打鼓新場的最后變故就是證明，因而對毛澤東說，周恩來為最佳人選。毛澤東是組成三人團的提議者，他要參與，是必然的，這也很正確。問題是其中有王稼祥而無朱德，卻令人費解。王稼祥并不太懂軍事，而朱德則為職業軍人，中革軍委名正言順的主席、紅軍總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員，憑著這三個頭銜和他的資歷、能力和水平，卻位列三人團之外。
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和四渡赤水期間的意見、建議、決策作為“權謀”來看，既有違當時處在絕境中的黨中央領導人戳力同心力挽狂瀾的實際，也有違中國共產黨兩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的評價，頗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毛澤東的錯誤主要在晚年，而他晚年的錯誤也不是個人品質問題，而是探索中的問題，紅軍時期和建國以前的毛澤東是思想境界很高的偉人，怎么能把偉人的思想境界權謀化呢？朱德沒有進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怎么也說明不上毛耍“權謀”，長征初期的最高三人團也沒有朱德呀！如果硬要說：“毛澤東是組成三人團的提議者”而有意“排斥”朱德的話，他還不如“排斥”王稼祥，就性格來說，王稼祥直爽敢言，朱德沉穩寬厚，組成三人團之前兩天的“打鼓新場風波”，王稼祥比誰都敢于頂撞毛澤東。如按《考》文所說的話，那恰好證明了毛澤東的境界之高人品之好。
《考》文對魯班場戰斗也有不同于人的見解：
當初毛澤東反對林彪、聶榮臻和朱德等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是“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既然打黔軍一個師駐守的打鼓新場是“啃硬的”，那么，這里打國民黨中央軍三個師駐守的魯班場，又是什么呢？
四渡赤水研究中心顧問、遵義會議紀念館研究員費侃如先生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這場戰斗中，敵我雙方傷亡都在千人之上。也許有人會問，幾天前毛澤東力主不打打鼓新場，這時為何選中魯班場來啃硬的？根據有關資料和紅軍戰前布置和戰斗結果看來，攻打魯班場是一場在特殊條件下進行的戰斗，應該說，魯班場戰斗前，毛澤東已有了從茅臺渡口三渡赤水河，用全軍佯動，把國民黨軍引向川南，而后再出其不意，迅速四渡赤水，折返貴州擺脫追敵的戰略構想。因此，紅軍在攻打魯班場時從東、北、西三面進行圍攻，特意在南面給敵留下一條退走通道，其目的是調動、迷惑敵人，而不與敵人死打硬拼。若調動敵人離開堡壘陣地，則在運動中消滅之，如敵不出堡壘，也利于紅軍迅速轉移。這次戰斗，紅軍始終用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進，進中有退，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真假結合，可真可假的戰術；主動權完全掌握在紅軍手中，想打就打，想撤就撤，行動自動。連撤退時間和路線都在戰前策劃好了的，一切部署和安排都很有分寸，戰斗雖激烈，但章法井然。
我是頗為贊成費先生的這一評說的。
《考》文最后說：
那么，“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又是從何而來呢？聶榮臻回憶說：“以后陳毅同志對我說過，毛主席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我也深感毛澤東同志在軍事指揮藝術上運用之妙，他確實才思過人，值得我們很好學習。”（《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203頁）。
聶榮臻說陳毅對他說，毛主席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這就有些奇怪了，聶榮臻是四渡赤水的參加者，而陳毅卻是十大元帥中唯一的一位沒有參加長征的元帥，是不知情者，正常情況下，聶榮臻還需要陳毅來說毛澤東的“得意之筆”嗎？
然而，這就是重要信息。人們也正是依據這種信息來感悟。
所以，在四渡赤水的當時和不太短暫的后來，盡管爭議紛呈，但一直沒有超越“指揮正確”與否的范圍，仍然屬于“人間平凡事”，直到那個瘋狂的“大躍進”年代出現后，在毛澤東要求對他“搞點個人崇拜”的大背景下，平生“得意之筆”出現了，于是，四渡赤水走上了神壇，并在長征史上留下了印記。
夏先生在這里照舊用“權謀”觀點來看待毛澤東，認為毛澤東選中“沒有參加過長征的元帥”陳毅來自評四渡赤水，同時又認為毛澤東是想對他“搞點個人崇拜”才有此自評，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其一，六十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毛澤東的威望是非常高的，即使有“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在前，毛澤東在人民心目中還是第一偉人，勿須再以此來加強“個人崇拜”的分量；其二，陳毅同志即使在“文革”那樣的非常時期，也是個敢講真話的人，他傳達給聶榮臻的定然是心里話和真話；同時，陳老總既便沒參加長征，對我黨的歷史也是了然于胸的，他如不贊成毛的自評的話，也不會轉告聶老總而引起二人共鳴；其三，聶榮臻決不會盲從到毛說“得意”就“得意”的程度，作為親歷者，“我也深感毛澤東同志在軍事指揮藝術上運用之妙，他確實才思過人”；《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第74頁還寫道：“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握兵權，他以過人的膽略、不同凡響的指揮藝術，虛虛實實，聲東擊西，極大地調動了敵人，使一支只有三萬人的紅軍縱橫于幾十萬敵軍之間，最終取得了主動。敵人被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搞糊涂了……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其四，聶元帥回憶錄的寫作時間是“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的一九八三年，寫“序”的時候為當年五月五日（戰士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聶榮臻回憶錄》），這時毛澤東已經辭世七年，黨的撥亂反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過了四年，聶帥照舊堅持引用毛主席自評的話和照舊要寫上“值得我們很好學習”，可見聶帥對四渡赤水是毛澤東一生的得意之筆的評價是贊成的肯定的。其五，按《考》文考究毛的這句話“從何而來呢？”——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203頁——2005年，已經是網絡為代表的言論自由時代，這時間對毛的批評之聲還少么？不僅聶帥，包括黨和軍隊和其他負責人，如果不贊成毛的這句話，都能夠有機會站出來說話的，毛逝世后直到今天，既有頌毛的也有貶毛的，也還有罵毛的，一點也不奇怪，可為什么沒有別的高級領導人或是親歷者站出來否認毛這句評價的話呢？
我還認為：毛澤東對自己一生中得意之筆的定評，也不是隨口說的，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共和國建立之后，又打了抗美援朝和印度邊界反擊戰，除珍寶島之戰外，后來再沒打過大仗，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回顧自己一生的軍事行動，覺得生死存亡在毫發之間的而又是指揮若定奇謀迭出的時期，還是“四渡赤水”。此后，再也沒有見過毛澤東自評自己一生得意之筆，也沒有誰再傳出另外的得意之筆，可見毛的嚴謹和對自己自評的負責任。
同是一支紅軍隊伍，在遵義會議前后卻是完全兩樣的作戰狀態。同是面對蔣介石追堵圍殲，在遵義會議前后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應對方略。毛澤東從來反對不顧實際情況的“硬碰硬”，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既要大踏步前進，也要大踏步后退，調動敵人，機動作戰，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兵不厭詐，聲東擊西，忽東忽西，出敵不意。“四渡赤水”就是這些戰術靈活運用的天才之作。
黨史專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最近一次會議上說：像四渡赤水這樣的戰例，在中國戰爭史上極其罕見。能夠稱之為天才杰作的，在古代恐怕只有《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借東風”和“空城計”了。
對四渡赤水的評價，是經過歷史的沉淀之后而作的總結。當年，紅軍將領并不是這樣認識的。他們對四渡赤水在軍事指揮上的運用之妙，也是有一個過程的。最初是很不理解，甚至公然反對。
紅軍將領轉變認識，真正“服”毛澤東是在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建立了新的根據地，站穩了腳跟，進行歷史反思，回過頭來看，才深深感到四渡赤水在軍事指揮上是個折轉點；才承認毛澤東的軍事謀略在黨內無以出其右。不僅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者們服了，連行伍出身、什么仗都打過的軍事指揮員們也服了。蕭華寫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對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后指揮紅軍化險為夷、變被動為主動、出神入化的軍事指揮藝術的生動總結，反映了經歷過長征艱難困苦的那一代人發自內心的由衷感佩。
2010年11月20日《文摘報》載秦鐵《父親博古在遵義會議后》一文，也完全印證了石仲泉老師的以上那一段話，該文寫道：
“如果說父親早期還對自己的指揮權被剝奪有一些想法，到了后來，他則完全信任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并發自內心地支持他。當張國燾要帶著紅四方面軍南下的時候，還曾經找過我父親，反復強調說遵義會議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但是父親沒有動搖。”
“四渡赤水”之戰，是在十分艱難曲折的斗爭環境下所取得的輝煌勝利，是中央紅軍在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的軍事行動，是紅軍戰史上的奇觀，是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典范，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得意之筆，它包含著極其豐富深刻的政治、軍事、思想內涵。因此，我不贊成夏宇立先生的《考》文觀點，提出來與先生商榷，以期得到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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