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3月，北京。新華社一棟老宿舍樓的頂層，周原、陳健夫婦正共度他們82歲的生日。這一對攜手近六十載的新聞伉儷生于同年、并不同日，但多年來保持了在同一天一起過生日的習慣。陳健精神矍鑠。周原“反右”時勞改四年，積蓄了多種疾病，如今已小腦萎縮，行走艱難，生活不能自理。客廳的墻上，掛著一幅金婚時周原送給陳健的字：
青山易隔水難斷，日東月西兩相懸。幾多恩愛幾多愁，風風雨雨五十年。
其中的疾風驟雨，一部分便與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相關。
這篇通訊署名穆青、馮健、周原，但多年來關于采寫的經過，一直由穆青、馮健進行說明，很少能聽到周原的聲音。這一段往事，周原從不主動提及：“提起來傷心?！?
沉默背后，有他一生沒有解開的困惑。并非關于焦裕祿，而是關于“權勢”。
待到話說從頭，老人一聲嘆息。他對記者抬了抬手：“你寫吧。我們都八十多歲了，還能把我們怎么樣呢?！?
“在普遍的消極中，找一個積極的典型”
1966年初，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從北京去西安參加一個會議，取道鄭州，在河南分社短暫停留。
到達后，穆青與同行的馮健、楊居人等召集河南分社記者座談，座談會上周原一直保持沉默：“誰能發言誰不能發言，事先已由分社社長朱波內定，他沒有安排我?！?
那時的周原，身份是“摘帽右派”，業務上他們夫婦二人均是新華社河南分社的主力，政治上卻是備受排擠、歧視的邊緣人。1957年周原因一篇反映三門峽工程鋪張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內參，被劃成“右派”，1958年發配河南林縣勞動改造，四年后才“摘帽”。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他能夠重回新華社當記者，已算特殊的“照顧”。
出乎周原和分社領導意料的是，在指定的記者全部談完后，穆青直接點了周原的名：“周原，我來了，你為什么不發言？”
穆青早就知道周原。原名喬元慶的周原，父親是與范長江同時代的新聞人喬秋遠。1942年在太行山隨左權將軍采訪時，喬秋遠與左權同時被日軍殺害，同墓安葬。周原15歲時跟隨開辟豫西革命根據地的皮定鈞參加革命，戰爭年代九死一生，1948年為繼承父志，他放棄了擔任區委書記的安排，主動要求調到新華社當記者。
既然穆青指定他談，周原便將自己在豫北黃河故道老災區采訪七個月了解的情況和盤托出。這片土地歷史上就飽受“旱、澇、蝗”之苦，經歷了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更是千瘡百孔、困難重重。大躍進時河南省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執行“高指標、高產量、高征購”的極左政策特別出格，隨之而來饑荒也特別嚴重，光信陽一地就餓死百萬人，十室九空。周原發現，多年運動造成的饑餓和倦怠，使農村的生產停滯不前，消極情緒非常嚴重，基層干部多吃多占成風，有的干部干脆放棄領導，大病小病都躲進醫院療養。周原專挑最貧困的地方去，就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極中，找到一個能夠振奮人心的積極典型。他給穆青講了一個故事：“ 原陽縣農村有位老太太，經常在糧店一坐就是半天，問她坐在這里干什么？她說，俺連年吃國家的救濟糧，啥時候能拿條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種的余糧到公社走走，心里就舒坦了?！?
周原講完，穆青很激動，留下了一句話：“在河南當農村記者，不到災區采訪就不是個好記者！”
第二天穆青一行就去了西安。臨走時交代分社社長朱波，讓周原替他去豫東災區物色采訪線索、找出一個典型，十天半月后他再回來聽周原匯報。
周原當天出發，第一站是穆青的老家杞縣。接待他的人說縣里干部都看戲去了，采訪要等明天。周原決定不在這里停留。第二天一早，他在汽車站旁的小攤上吃完一碗元宵，正想著該往哪里去，一輛開往蘭考的汽車剛好啟動，于是他跳上去，補了張票。
他在豫北采訪七個月都沒有找到的那個“典型”，就這樣，在蘭考找到了。
“如果他談的是階級斗爭，我不會繼續采訪”
周原到蘭考的時候，焦裕祿已去世一年半。此前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張應先、魯保國已經寫過一篇1700字關于焦裕祿的新聞，發在1964年11 月20日《人民日報》二版左下角，《河南日報》一版也有刊載。但這篇報道并沒有引起多少關注，周原也沒有印象，還是聽了蘭考縣委通訊干事劉俊生的介紹，他才知道。
劉俊生給周原看一把藤椅，椅子一側破了個洞。他告訴周原，藤椅是前任縣委書記焦裕祿坐過的，焦書記患了肝癌自己卻不知道，肝痛難忍時就用根棍子一頭頂住肝部一頭頂住藤椅，久而久之把椅子都頂破了。就是帶著這樣的疼痛，焦裕祿堅持工作，最后累死在了工作崗位上。
周原摸著藤椅和劉俊生一起哭了。
按照當時記者的采訪程序，劉俊生首先要向縣里一把手、新任縣委書記周化民匯報，周化民同時也是蘭考四清工作團副團長。周原回憶周化民的答復：“他說他剛來蘭考不久，情況不熟悉，‘你找縣委副書記張欽禮吧，他不能解決的問題再找我’?！?
周原與張欽禮一口氣談了十八個小時，一直聊到下半夜。張欽禮詳細介紹了焦裕祿帶領干部群眾治理風沙、內澇、鹽堿三害，積極改善蘭考貧困面貌的事跡，談話經常被兩人抑制不住的抽泣打斷?！叭绻敃r主要介紹焦裕祿如何抓階級斗爭，我們不會談那么久，我也根本不會繼續采訪，掉頭就走。”正因為張欽禮談的是焦裕祿抓生產，談的是“如何讓群眾吃飽飯”，才與周原的“尋找”一拍即合。
周原并沒有一開始就全盤接受張欽禮的講述：“張欽禮這個人，一張鐵嘴，能言善道。他把焦裕祿的事情講得非常圓滿，可信不可信，我還要再深入了解。
天一亮，兩人一人一輛自行車，去了張莊?！皬埱f有一個大沙丘名叫九米九，焦裕祿提出的封沙丘辦法在這里最能看出成效。另外張莊也是張欽禮蹲點的地方，在點上最能看出他的為人、做派和群眾關系，能進一步證實他介紹焦裕祿事跡的可靠程度?！?
剛進村子，一個老大娘就走過來摸著張欽禮的臉：“張縣長，你瘦了（蘭封與考城合并為蘭考縣后，張欽禮是第一任縣長，很多老百姓一直以張縣長稱呼他）。”周原心中一震。
到了吃飯的時候，有人端上來一只雞，周原當時就不高興了，認為張欽禮搞特殊，一下子對他有了不好的印象。張欽禮自己也很驚訝，連忙要求把雞端下去。那個拿雞來的村民說話了：“我們困難的時候，張縣長帶領我們治沙丘，跟我們一起吃討來的‘百家飯’，當時我們就發過誓，什么時候沙丘封上了，要給張縣長煮只老母雞補補身子?！?3年后周原回憶起這一段話，依然止不住奔流的眼淚，微顫的手拿起手絹，不?？醚劬?。
“我在張莊住了幾天。白天采訪群眾，把張欽禮對焦裕祿的介紹向老百姓求證。晚上和張欽禮住在一間草屋里，繼續聊。”
由于穆青“十天半月”之后要聽匯報，周原在蘭考只能停留五六天，這五六天里他可以說是沒日沒夜地連續采訪。離開蘭考后，他用剩下的時間去了民權、柘城、虞縣等地，對“豫東”做了個整體調查?；氐洁嵵?，穆青一行也正好已從西安折返，住在河南省委南院。
“那是省委內部的招待所，中央來的部級以上干部都住那兒，門衛森嚴。當時李先念也住在那里，白天拉穆青打麻將，晚上拉他看內部電影，穆青不好拒絕，周原向他匯報情況只好時斷時續?！敝茉钠拮雨惤〔逶挼馈?
穆青決定去開封采訪，除了總社一行人，分社社長朱波也要陪同。人多座少，臨上吉普車，朱波說：“周原你不用去了。”他認為周原的任務已經完成，“摘帽右派”沒有資格跟社長同車。穆青不同意：“要是你嫌擠，我跟你換座位，你坐前面！”一句話把朱波嗆住。
“為什么不讓我同去北京修改自己的稿子？”
一路上周原繼續向穆青匯報情況。焦裕祿這個重大典型也引起了穆青的興趣。鑒于焦逝世已近兩年，現在再做大的文章，需要新聞由頭出現。穆青想先去下面看看，等焦裕祿遷墳時（焦裕祿病逝后就近葬在鄭州郊區，后來才遵照他的遺愿遷葬蘭考）再寫這篇通訊。
從開封去各縣之前，穆青對同行的所有人說，“這一次到豫東采訪，時間是半個月，由周原提問，你們只管備記，周原說去哪個縣就去哪個縣，周原說停留幾天就停留幾天，他就是這個采訪組的秘書長。”
有了穆青這樣的支持，周原便把整個采訪的重點安排在了蘭考。他先用一個縣一天的進度，把之前到過的幾個縣都重去了一遍，最后來到蘭考。
到蘭考時，是上午十點?！皬垰J禮有些緊張。蘭考是個窮縣，從來沒見過這么多北京的記者。他把我拉到一邊問：‘前幾天都跟你談過了，怎么你又帶了個副社長來？還要談什么呢？’我說，你上次怎么跟我談的，這次還怎么跟他們談，可以更細致些?！?
起初的拘謹過去后，張欽禮越談越開，穆青也幾次泣不成聲。因為哭得太厲害，穆青甚至吃不下飯。他們聽了張欽禮一天的匯報，“哭成一團。”周原說，“當晚穆青變了態度：不用等到遷墳，這篇通訊要立即寫出來！”
第二天穆青讓周原留在縣里繼續采訪，其他人由張欽禮陪同，去參觀黃河險地東壩頭——毛主席曾在那里照過相，使它成為一處著名的景點。一行人日頭偏西才從東壩頭返回，路過張莊時和群眾見了見面，晚飯前回到縣城。
這一天里周原采訪了兩個人：當年焦裕祿的秘書李中修、《河南日報》駐開封記者薛慶安。
“穆青當晚拍板：寫焦裕祿的材料已經夠了，立即動手，就是把素材堆在一起，也是篇感人的通訊！”第三天早飯后他們就離開蘭考，回到開封，住在了當時河南省條件最好的開封賓館。這完全出乎周原的意料。他原計劃在蘭考停留一周，主要是到各村莊采訪群眾。正因為穆青事先說過讓周原決定行程，他才把富余的時間都留在了最后一站，沒想到如此倉促。而在陳健看來，穆青提前結束采訪的一個原因可能是：蘭考條件太艱苦，穆青住不慣。
在開封賓館，穆青給每個人分配了任務：周原寫焦裕祿這篇通訊，馮健寫另一篇通訊介紹豫東抗災全景，楊居人寫社論，朱波寫短評。要求第二天一早交稿。
周原回憶：“晚上，大家各自在屋里寫稿，穆青在不同房間當中巡視，走來走去。當我寫下‘他心里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句話，穆青拍著桌子說：這樣的句子多來幾句！”
十個小時沒有停筆，一個通宵之后，周原交出了草稿。
早飯后他們回到鄭州，周原回分社，穆青等人仍住在省委內部的招待所。陳健回憶：“周原一晚沒睡，到家后繼續寫稿，一直到下午四點左右，寫出了一萬兩千字。穆青通知他去招待所向省委匯報，并且要他在匯報會上讀初稿。”
當晚，穆青就帶著這份初稿回了北京。
“那時新華社總社有個6號樓，專供分社記者使用，遇到重大稿件，分社不能決定的，記者采訪完后會帶著稿子到總社去討論、修改。”周原知道，這樣一篇有分量的人物通訊，一天一夜實難成型。他問穆青，為什么不讓他同去北京修改自己的稿子，穆青說：需要你的時候再通知你。
這件事困惑了周原一生。妻子陳健也至今不平：“穆青既然一開始就全權交給周原采訪，又讓他通宵達旦地趕出第一稿，理應再給他些時間修改，這是周原的權利。在采訪焦裕祿之前，周原剛剛為《人民日報》寫了長篇通訊專稿——劉莊的史來賀，刊發在頭版頭條?？梢娭茉粌H善于采訪，也有駕馭寫長篇重要人物的能力。不讓周原同去北京修改初稿，給穆青、馮健以后任意解釋這篇通訊的采寫經過埋下伏線。這就叫權勢?！?
更讓夫婦倆無法釋懷的，是稿子修改之后，牽連出的一系列變故。
對“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強調
周原所寫的草稿，主要是詳細記錄下焦裕祿的感人事跡，并發掘出焦裕祿個性化的精辟的語言，比如“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要親自掂一掂災害的份量”、“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花大量的筆墨來寫生產活動，寫焦裕祿對饑餓、貧困中的群眾的同情和幫助。
但當時已是文革前夕，整個的政治空氣非常緊張，階級斗爭論盛行。這一篇完全無涉階級斗爭、主要談生產的通訊稿，能不能順利刊發，不僅周原心里沒底，連穆青也沒有完全的把握。但是，“穆青解決了這個問題?！敝茉姓J，如果沒有穆青，焦裕祿大通訊也許又是另外一種命運。地位和權勢，此時也決定了穆青在這中間的擔當。
“穆青等回到北京，把周原的草稿整理打印幾十份，發給國內部有關同志集體提意見，由馮健編輯、修改。他們修改的指導思想，就是一次又一次強化焦裕祿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焦裕祿所有催人淚下、激人奮進的感人事跡，都是‘表面的、非本質的，只有把它們提高到源于毛澤東思想，焦裕祿這個人物才能立起來，樹起來。’”陳健介紹道，“當時不這樣說，稿子也不好交待的，但他們強化得太過份?！?
這些對焦裕祿的“樹”與“立”，或許幫助了通訊稿的刊發，但另一方面，也為它此后四十年的紛爭不斷，種下一個禍因。文革中，批判大通訊是大毒草、批斗張欽禮是“假親密戰友”、“政治扒手”的人，抓住了大通訊中一個虛構的情節：焦裕祿死后在他的枕頭下發現一部《毛澤東選集》。他們認定整篇通訊是對事實的歪曲。在任彥芳2009年出版的《焦裕祿身后》一書里，這一點也被列出來作為大通訊“失實”的證據。
任彥芳還在書里列出了另外十二項大通訊的“失實”之處。并說這些問題，自己在大通訊發表之前，周原拿清樣去蘭考征求縣委意見的時候已經發現，是周原將稿子給他先睹為快的——這一點，周原甚為疑惑：“我從來沒有見過任彥芳，到現在我也不認識這個人！”
正式刊發之前，周原確實拿著清樣去過蘭考。那是穆青讓人寄來的，叫他帶著稿子到蘭考核對。一再囑咐：“必須保證全部事實絕對無誤?！?
周原將稿子帶到蘭考縣委常委會議上念，由于念的人都忍不住流淚，三四個人接替著才讀完。周原的印象是：“沒有人提意見，一致通過?！彼挥浀茫c會的開封地委宣傳部長、蘭考四清工作團團長秦一飛說：是不是評價太高了？“我問他，你對事實有沒有意見？他說沒有。我說對事實沒意見就行，評價是新華社的事。”
此前周原還將完稿先送開封地委領導審查，“也沒有人提意見?！?
《時代周報》記者專程赴鄭州采訪了原開封地委書記張申，他說當時他在周原送審的稿子上批了一行字，大意是講“作為領導干部不能只是跟群眾打成一片，要學毛著，抓階級斗爭”，但“周原這個人啊，驕傲得很，容不得不同的意見。他為什么不寫啊？”記者將張申回憶中的這個細節講給周原聽，周原氣憤至極：“他根本沒有這種批示！”陳健更為不解：“張申直到今天還說這樣的話，是什么意思？修改后的稿子花在‘學毛著’上的筆墨還不夠多嗎？我都嫌太多了！”
與張申觀點相同的還有任彥芳，他說根據當時的蘭考縣委書記周化民、縣委副書記劉呈明回憶，“縣委開會很多人想提意見，周原盛氣凌人，都一一反駁，態度很粗暴。”陳健回應說：“周原帶著稿子去蘭考，就是為了核對事實，事關重大，怎么可能不讓人提意見？他們都是縣委領導，又為什么要怕周原？后來蘭考縣委書記周化民說過一句話：早知道周原是個摘帽右派，當初他來采訪的時候，我就該把他趕出蘭考！他們就是這么‘左’。”
關于大通訊最后的發表，《穆青傳》里這樣記敘：
“稿子最后決定要發的時候，由于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否能如實地反映蘭考的災荒，實事求是地對待所謂階級斗爭等敏感問題，吳冷西感覺難以最后做主。于是他帶著穆青找到此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同志，當面陳述了他們的觀點。 彭真拍板：發！”
文革前后，不同境遇
無論是寫稿的周原，還是改稿、發稿的馮健、穆青，對于不寫階級斗爭這一點，都自知擔了風險。但是稿子發出后，引發反響的劇烈程度，卻遠遠出乎他們的意料。
“緊接著的兩個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幾乎整個搬到蘭考辦公，圍繞焦裕祿又發表了大小一百三十多篇稿子，其中有兩篇重要稿子是我采寫。我在蘭考住了一個多月，沒有聽到一個人說焦裕祿抓階級斗爭?！标惤≌f，“穆青這時在北京紅得發紫，很多機關爭相邀請他作報告。畢竟他掌握有關焦裕祿的材料不多，馮健打電話到蘭考，叫我每天供給穆青三個故事情節。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要為穆青拍攝采訪蘭考群眾的鏡頭，地點在老韓嶺，對象是焦裕祿生前的農民朋友蕭位芬。穆青叫周原和蕭位芬談話，等周原采訪到蕭位芬聲淚俱下時，三架攝影機對準穆青和蕭位芬，留下了最‘感人’的鏡頭，成為穆青的一幀‘珍藏’?！?
然而，隨著文革的開始，整個形勢完全逆轉。穆青被作為“當權派”打倒。塑造焦裕祿形象的大通訊也變成了“污蔑毛主席好學生的大毒草”。
一批批紅衛兵到河南分社揪斗周原，“周原告訴他們，這篇通訊是穆青、馮健和他三人寫的，有三人的署名。紅衛兵們說，他們去北京找過他倆，他倆都說主要是你采寫的，他們不了解情況。”回憶往事，陳健歷歷在目，“分社造反派配合蘭考反焦派，拉著周原游街示眾，強制他舉起斷指的手（在被打成右派勞改時，周原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自斷三指，向黨寫血書），向圍觀的群眾大聲嚷叫：老右派周原就用這只手寫出大毒草焦裕祿。我一直跟在周原后面，怕他被亂棍打死。他已經被拉到了火車站，要押送蘭考繼續批斗，多虧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及時出面阻止，不然后果不堪設想。后來，書記處書記紀登奎（后調任國務院副總理）派人把我們夫婦搶走保護起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周原藏身蘭考，被群眾一家家輪流保護。當時各家口糧有限，陳健也要經常偷偷跑去蘭考，給周原送糧票、換洗衣服。
而此時的北京，“新華社國內部的老同志告訴我們，馮健為了證明他和這篇通訊沒有多大關系，起來揭發穆青。馮健說，稿子主要是周原采寫，我們幫助修改是應該的，他當時主張穆青和他不署名，穆青批評他不懂政治?！?
十年文革結束?！坝H密戰友”張欽禮入獄。穆青早已官復原職，后升任新華社社長。馮健也升任新華社副社長。周原、陳健夫婦在新華社當了一輩子記者，終以記者的身份離休。
由于牽連的復雜，周原曾建議，三個署名作者都不要把這篇焦裕祿通訊收入自己的文集，三個人都答應了。但粉碎四人幫后，穆青、馮健先后都將這篇通訊收入自己的文集中，惟周原一人至今遵守這一承諾。一生淡泊名利的周原，只有一件事最是耿耿于懷：“大通訊重新發表，穆青擅自刪去了張欽禮的名字，他有什么權力這么做！他征得了誰的同意！” 在周原眼里，張欽禮從來無愧于大通訊對他的評價。
回溯往事，周原只覺虛無，他淡然一笑，背出一首自己寫的“歪詩”：
少年凌云志，老大成空談。枉顧百年事，天地兩茫然。
陳健卻不認同這樣的“消極”。82歲的她至今還在奔走，為張欽禮做平反申訴?！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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