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決策和影響
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侵略當局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場戰爭﹐是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場戰爭﹐也成為新中國的立國之戰﹐為新中國的鞏固﹑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強力基礎。
這場戰爭從1950年10月開始﹐至1953年7月結束﹐歷時兩年零九個月。2010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60周年﹐也是朝鮮戰爭爆發60周年﹐美國﹑韓國﹑朝鮮都舉行了大規模紀念活動﹐我國也準備舉行大規模紀念活動。
有關抗美援朝戰爭和朝鮮戰爭﹐國內外都出版了許多專著﹐既有官方著作也有學者個人著作。國內比較有代表性的官方著作有《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2]《當代中國叢書‧抗美援朝戰爭》卷﹑[3] 三卷本《抗美援朝戰爭史》﹐[4] 這三部著作都是由軍事科學院編寫的。在這三部著作中﹐三卷本《抗美援朝戰爭史》最具權威性﹐在國內外影響也最大。美國﹑韓國和沒有參加這場戰爭的日本也都有官方性質的多卷本朝鮮戰爭史。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毛澤東軍事文集》和《周恩來軍事文選》的公開出版﹐俄羅斯解密了蘇聯時期有關朝鮮戰爭一批檔案﹐在中國研究和關注抗美援朝戰爭史的人明顯增多﹐同時﹐對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場戰爭也出現了許多不同認識。這些不同認識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正義性問題﹐另一個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得失問題。網絡上﹑社會上根本否定抗美援朝的聲音和勢力也不小﹐甚至在我國有關組織的高層﹐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也大有人在。本文主要介紹六個問題﹕一是抗美援朝出兵決策的背景﹐二是抗美援朝出兵決策的原因﹐三是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了不起的勝利﹐四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意義和影響﹐五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主要經驗﹐六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啟示。重點介紹第二﹑第三﹑第四三個問題﹐一些不同認識也主要在這三個問題中涉及。
一﹑關于抗美援朝出兵決策的背景
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多次召開書記處會議或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重大戰略決策﹐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簽署了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那么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背景是什么呢﹖
（一）國內背景
這時新中國成立剛剛一周年﹐國內恢復已經取得良好開端﹐但各方面困難仍很嚴重。
政治上﹐一是大規模戰爭已經結束﹐但大陸的西藏和沿海的臺灣等少數島嶼還沒有解放﹐人民解放軍還有重大作戰任務﹔二是新解放區剿匪取得重大成績﹐東北﹑華北地區匪患基本消滅﹐但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區大股土匪尚未剿滅﹐特別是廣西﹑湖南﹑福建﹑浙江等省匪患還相當嚴重﹐土匪活動猖獗﹐嚴重危害社會穩定﹔三是新解放區多數基層政權已經建立﹐但還有一部分基層政權沒有建立﹐已經建立的也還不鞏固﹔四是占全國人口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剛剛開始。
經濟上﹐重點恢復鐵路﹑公路交通和水利工程﹐取得明顯成績﹐全國原有鐵路2.17萬余公里全部恢復通車﹐東北和華北地區已經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全國工農業生產比1949年有明顯增長﹐糧食﹑棉花﹑鋼產量1949年分別為2162億斤﹑889萬擔﹑15.8萬噸﹐1950年糧食產量為2400億斤﹐增長11％﹔棉花產量為1420萬擔﹐增長59.7％﹔鋼60.6萬噸﹐增長283.5％﹐但還遠未達到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前的最高生產水平﹐這幾項的產量僅相當于1936年以前最高水平的63％﹑86.5％﹑83.6％。國民經濟恢復任務還相當繁重。
軍事上﹐人民解放軍總兵力達到五百余萬﹐急需精簡人員支持國民經濟恢復﹐精簡整編工作剛剛開始。軍隊武器裝備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槍的水平﹐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領導機關已相繼建立﹐但除炮兵部隊較有基礎外﹐海軍﹑空軍和裝甲兵部隊都在組建過程中。軍隊急需加強現代化建設。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22年革命戰爭以弱勝強的經驗﹐有同國民黨軍和侵華日軍作戰的經驗﹐戰斗意志頑強﹐但現代化水平很低﹐也沒有現代化戰爭經驗。除少數部隊準備解放臺灣﹑西藏和正在進行剿匪外﹐人民解放軍大部分已轉入擔負工農業生產任務﹐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前﹐沒有打仗的準備。朝鮮內戰爆發后﹐作了必要防范準備﹐組建了東北邊防軍。
當年6月6~9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部署全國的中心任務是從1950年算起﹐用三年左右時間集中精力恢復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國民經濟工作剛剛展開。新中國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沒有步入正軌。
（二）國際背景
一是美國﹑蘇聯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盟友變成了尖銳對立和斗爭的對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民主陣營兩大陣營已經形成。朝鮮戰爭爆發是這兩大陣營尖銳對立和斗爭的產物﹐朝鮮戰爭爆發后﹐在朝鮮問題上的對立和斗爭成了兩大陣營在東方斗爭的焦點。
二是美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氣勢洶洶﹐不可一世﹐就是當時比較強大的蘇聯也懼他三分。美國以朝鮮戰爭爆發為契機﹐推行稱霸全球的遏制共產主義戰略。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就武裝干涉朝鮮內戰﹐同時命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發表聲明﹐宣布了上述事項﹐同時宣布增加在菲律賓的美國軍隊﹐對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提供援助。7月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于組成侵朝“聯合國軍”的決議﹐使美國對朝鮮的侵略披上了聯合國的外衣。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成功后﹐朝鮮戰爭形勢發生逆轉﹐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不得不實行戰略撤退。9月27日﹐美國當局指令美國遠東軍總司令﹑“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美軍地面部隊越過三八線作戰﹐占領全朝鮮。
三是中國革命勝利后﹐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路線。1950年2月14日﹐中國和蘇聯兩國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了政治上顛覆﹑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外交上孤立的政策。
（三）中美兩國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優劣懸殊
新中國成立剛剛一周年﹐而且千瘡百孔﹐百廢待舉。而美國已有175年資本主義發展歷史﹐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發了橫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躍成為資本主義最強國。1950年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為574億元人民幣﹐[5] 而當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2848億美元﹐是中國的12倍多。中國的鋼產量為60.6萬噸﹐而美國的鋼產量為8772萬噸﹐是中國的144倍。美國具有強大的海軍和空軍﹐1950年10月﹐美國投入到朝鮮戰場的作戰飛機已達1200架﹑海軍艦船近三百艘﹑坦克八百余輛。而人民解放軍當時能夠勉強作戰的飛機共110余架﹐無論飛機性能還是飛行員的技術水平都不如美軍﹐更談不上飛行員的作戰經驗。海軍還未形成戰斗力﹐裝甲兵也在組建過程中﹐從蘇聯訂購十個團四百輛坦克剛剛到貨。美軍投入朝鮮戰場的地面部隊每個師就裝備有各種火炮950余門﹐而當時人民解放軍中裝備最好的東北邊防軍﹐一個軍裝備的各種火炮才共540余門﹐僅相當于美軍一個師火炮數量的二分之一略強。
這就是當時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背景。
二﹑抗美援朝出兵決策的原因
在新中國各方面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在與美國相比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弱勢懸殊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什么決策出兵抗美援朝﹖這是許多因素決定的。關于這個問題學術界有許多不同認識。
促使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因素有哪些呢﹖
1﹑直接原因。就是朝鮮勞動黨中央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以金日成和樸憲永聯名致函毛澤東的形式﹐請求中國直接出兵援助。信中介紹了朝鮮戰爭爆發以來的有關情況﹐信的最后提出“在目前敵人趁著我們嚴重的危急﹐不予我們時間﹐如要繼續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則只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難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即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極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這封信的簽署時間是1950年10月1日﹐毛澤東接到這封信是10月3日﹐由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務委員﹑朝鮮內閣內務相樸一禹直接送達。但在10月1日晚﹐毛澤東已得到了金日成通過中國駐朝鮮大使向毛澤東提出由中國出兵援助的請求。正是因為有了朝鮮的請求﹐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才在10月上半月多次召開會議研究討論援助朝鮮問題﹐僅10月上旬就于2日﹑4日﹑5日三個下午召開三次會議﹐2日是書記處會議﹐4日和5日是政治局擴大會議﹐5日下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統一了認識﹐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決策。[6]
2﹑根本原因。就是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一是維護國家主權。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戰同時﹐就命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侵占了中國版圖﹐干涉中國內政﹐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中國不能沒有反應﹐當時除了抗議﹑聲討之外﹐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已經考慮可能要同美國打一仗。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給了我們新的課題﹕支持朝鮮人民﹐推遲解放臺灣。”[7] 二是保衛東北地區安全。美國投入朝鮮戰爭的空軍飛機于8月27日起不斷轟炸掃射中國東北邊境地區城鎮﹑鄉村﹐地面部隊準備越過三八線向中朝邊界推進﹐嚴重威脅中國東北地區安全。三是維護東北地區經濟建設。東北是全國解放最早的地區﹐東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建設在全國具有領先地位和示范作用。新中國工業基地一半在東北﹐而東北工業基地一半在遼東﹑遼南。如果中國不出兵﹐讓美國壓至鴨綠江邊﹐整個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無法進行正常建設。四是維護中國社會穩定。美國出兵朝鮮后﹐國內各種反動勢力就活躍起來﹐活動明顯猖獗。不將美國在朝鮮的氣焰打下去﹐國內反動氣焰就會更加增高﹐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穩定。五是從遲早要打利弊得失上的考慮。如果不出兵﹐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一千多公里的邊防線需要部署很多兵力﹐還要改善裝備和修建機場﹐隨時準備打﹐與其如此﹐從經濟上說﹐從國家長遠建設上說﹐遲打早打﹐早晚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3﹑軍事準備因素。朝鮮戰爭一爆發美國就武裝介入﹐干涉朝鮮內戰﹐雖然這時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戰事發展很順利﹐但毛澤東﹑周恩來考慮到﹐由于美國武裝干涉﹐朝鮮戰局形勢發展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雖然美國武裝介入﹐但朝鮮人民軍能一鼓作氣﹐很快解放全朝鮮﹐戰爭很快結束﹐至少告一段落﹐美國再想援助南朝鮮李承晚集團﹐也需要長時間準備和調動更大兵力。另一種可能是﹐戰爭長期化。因此中國不能沒有防范準備。周恩來說﹕“我們設想第一種情況下組織邊防軍﹐是備而不用﹔在第二種設想情況下﹐是加重了我們的責任﹐并且應該很快地積極準備。”[8] 所以﹐在朝鮮內戰爆發不到兩個星期﹐美軍地面部隊進入朝鮮僅一個星期﹐中國于1950年7月7日就開始著手組建東北邊防軍﹐抽調國防機動部隊第13兵團等四個軍﹑三個炮師和一個高炮團﹑一個工兵團等共25.5萬余人﹐集中到遼寧東部和吉林東南部地區進行整訓。邊防軍集中后﹐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受中央軍委委托﹐在邊防軍師以上干部動員大會上﹐就明確指出﹕將來邊防軍是準備出動到朝鮮去打仗﹐“支持朝鮮和保衛我們祖國與保衛世界和平是一致的。”[9] 邊防軍以美軍為作戰對象﹐以朝鮮為作戰地區進行了作戰準備。這為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準備了必要的軍事力量。
以上三個原因是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沒有這三條中的任何一條﹐中共中央都不會作出出兵援朝的決定﹐或即便出兵也可能不會是這種形式和規模。除此還有三個因素﹐對出兵決策也有作用。
4﹑歷史因素。就是抗日戰爭結束后﹐美國站在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對立面立場上﹐出槍出錢支持蔣介石打內戰。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敵視中國人民﹐對新中國采取政治上顛覆﹑經濟上封鎖﹑外交上孤立﹑軍事上包圍的政策。
5﹑意識形態因素。就是朝鮮和中國同屬民主陣營大家庭一員。朝鮮有難中國有責任幫助他們。況且朝鮮是中國的友好鄰邦﹐朝鮮勞動黨許多黨員和許多朝鮮人參加了中國革命戰爭﹐對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做出了貢獻。唇亡齒寒﹐戶破堂危。如果朝鮮不是中國的鄰邦而僅僅與中國一樣是民主陣營大家庭一員﹐恐中共中央是不會作出出兵決策的。所以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識形態因素﹐但意識形態因素絕不是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因素或決定性因素。
6﹑蘇聯因素。一方面因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中國出兵援朝會有蘇聯作為后盾。另一方面蘇聯對中國出兵援朝問題上有壓力﹐但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決策決不是蘇聯壓力的產物。在中共中央決策過程中﹐斯大林曾積極建議中國出兵援朝。但在中國要求其履行出動空軍掩護中國志愿軍作戰的承諾時﹐他動搖了﹐說蘇聯空軍未準備好﹐就是準備好了也不準備出動到朝鮮作戰﹐并說﹐如果沒有空軍掩護﹐中國出兵困難﹐也可以不出兵。當然蘇聯除不兌現出動空軍直接援助志愿軍作戰的承諾外﹐中國要求的其它援助蘇聯基本滿足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0]
總之﹐朝鮮需要支持﹐中國的國防安全需要保衛。正如毛澤東1951年10月23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開會詞中所說“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11] 也就是說﹐出兵抗美援朝﹐是中國對美國當局干涉中國內政和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戰對中國大陸安全造成嚴重威脅﹐采取的一種有效措施。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曾多次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動﹐并強烈要求美國空軍和海軍艦隊撤出臺灣和臺灣海峽﹐抗議美國侵入朝鮮的飛機對中國東北邊境城鎮鄉村的轟炸掃射﹐要求美國軍隊撤出朝鮮﹐但都無明顯效果。周恩來曾說﹕“過去我們是管過理過的﹐如向聯合國控訴等。現在這樣已經不夠了﹐應有新的決策。”[12] 這個新的決策就是出兵抗美援朝。
客觀的美國學者和著名政論家﹐對中國決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必要性也是充分理解和肯定的。1986年10月﹐美國蘭德公司研究員喬納森‧波拉特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關系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朝鮮戰爭與中美關系〉中指出﹕“北京參加朝鮮戰爭是受形勢的支配﹐而不是按計劃”﹐“中國完全沒有進行現代戰爭的準備﹐……特別是沒有準備同主要依賴空中轟炸和優勢的火力支持的美軍作戰”﹐當美國決定越過三八線﹐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出現在中國東北邊境時﹐“中國領導人也似乎沒有別的選擇。”美國著名作家和歷史學家約翰‧托蘭﹐1989年5月5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進行學術交流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中國出兵朝鮮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是不得已的。如果蘇聯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國在五分鐘之內就會決定派軍隊去的。”曾在1970年代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書中說﹕“毛澤東有理由認為﹐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擋美國﹐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他沒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結論。”[13]
那么中共中央決策出兵抗美援朝﹐要達到什么目的和什么目標呢﹖根本目的和根本目標﹐就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八個字。這八個字是我們完整準確理解抗美援朝戰爭的核心。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兩句話八個字﹐最早見于1950年11月4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發表的聯合宣言中﹐聯合宣言闡明了抗美援朝與保家衛國的關系﹐闡明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性﹑必要性﹐指出﹕“歷史的事實早已告訴我們﹐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持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止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關聯著﹐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鄰即是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持朝鮮人民。”聯合宣言表示“中國各民主黨派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中國人民在志愿基礎上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而奮斗。”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兩句話八個字非常準確完整地表達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的斗爭性質﹑斗爭對象和斗爭目的。
斗爭的性質是反抗美國的侵略和侵略威脅﹔斗爭的主要對象是戰場上的美國侵略軍和華盛頓的美國侵略當局﹐而不是南朝鮮軍和南朝鮮李承晚集團﹐更不是美國借助的招牌聯合國﹐雖然在有些具體戰役戰斗中是以打南朝鮮軍為主﹐但在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始終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美軍和美國當局這個主要對手﹐所以稱為“抗美”﹔斗爭的目的是支持朝鮮人民反抗美國侵略和保衛中國的國家安全。所以稱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4]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的總方針﹑總政策﹐是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的總目的﹑總目標﹐也是中國人民為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動員﹑教育和國際國內宣傳的中心口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既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出發點﹐也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歸宿點。兩句話緊密相聯﹐不可分割﹐不可偏廢。
具體地說﹐抗美援朝戰爭究竟要達到什么樣的軍事戰略目標呢﹖根據1950年10月2~23日毛澤東有關電報和志愿軍出動后周恩來﹑陳云等中央其它領導人有關講話﹐我們在編寫《抗美援朝戰爭史》時將中共中央的判斷和估計歸納了三種可能﹕
第一﹐志愿軍在蘇聯志愿空軍的掩護和支持下﹐協同朝鮮人民軍﹐有可能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它國家的侵略軍隊﹐從而根本解決朝鮮問題。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第二﹐在蘇聯不能出動空軍直接支持作戰的情況下﹐志愿軍實施靈活的作戰指揮﹐充分發揮自己在作戰上的戰術特長﹐能夠在朝鮮堅持作戰﹐能夠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它地區﹐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國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到志愿軍第二次戰役在東西兩線均給美國軍隊以沉重打擊后﹐1950年12月3日﹐毛澤東在與金日成會談時對這種可能更明確指出﹕“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我們認為敵人必須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才能談判停戰。最好我們不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漢城﹐主要是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對促進美帝撤兵會更有力量。”[15]
第三﹐盡管中國軍隊是以志愿軍名義參戰﹐但美國仍可能對中國公開宣戰﹐或至少以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以其海軍攻擊中國沿海地帶﹐并且支持臺灣蔣介石軍隊或美蔣軍隊聯合進攻大陸。同時﹐由于志愿軍武器裝備落后﹐在朝鮮不能大量殲滅美軍﹐戰爭形成僵局﹐影響中國整個恢復和建設計劃﹐引起國內許多人不滿。這是最不利的結果。
在中共中央決策出兵后﹐周恩來受中央委托同林彪一起與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會談﹐得知蘇聯不準備出動空軍到朝鮮境內掩護志愿軍作戰后﹐中共中央認為﹐出現第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小﹐而可能出現的情況主要是后兩種﹐后兩種情況又以第二種情況的出現可能性更大些。中共中央的態度是以實現第二種可能為基點﹐力爭第一種可能﹐力避第三種可能。
周恩來曾明確指出﹐經過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使美國在朝鮮遭到嚴重打擊和損失﹐使它碰得頭破血流﹐知難而退。這種“可能性要大些﹐而這也是我們所要爭取的。我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要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的。”[16]“假如敵人知難而退﹐就可以在聯合國內或聯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17]
順便說明一下﹐為什么用志愿軍名義而不用解放軍名義參戰。應該說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就是為了不給美國對中國宣戰以口實。以志愿軍名義是非官方的民間性質﹐而如果以解放軍名義則是官方性的國家行為。1950年8月13日高崗在東北邊防軍師以上干部動員大會上講話時﹐就指出﹕邊防軍出動時“到朝鮮去是以志愿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干部改用朝鮮名字。這樣的處置﹐可以使朝鮮人民喜歡﹐又很策略。”10月16日﹐彭德懷主持召開志愿軍師以上干部會議﹐進行臨戰前的動員時指出﹕我們只是以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名義﹐支持朝鮮人民革命戰爭﹐并不等于向美國宣戰。10月24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18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方式上﹐我們采取志愿軍的形式﹐無需宣戰。”[18] 直到1958年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朝鮮政府會談志愿軍全部撤出朝鮮時﹐在中國政府的聲明中以及中朝兩國政府的聯合聲明中﹐仍將中國人民志愿軍與中國官方分開﹐說法上用的是“商得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同意”﹐“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提出了主動撤出朝鮮的建議”等﹐以此表明中國人民志愿軍不是中國官方派出的部隊。
現在再來介紹一下學術界關于抗美援朝出兵決策的不同看法。主要有如下幾個說法﹕
第一種說法﹕戰爭對于中國并不是迫在眉睫﹐中國出兵援朝是蘇聯鼓動和壓力的產物。[19]
第二種說法﹕毛澤東決策出兵朝鮮的動機“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的考慮”。[20]
第三種說法﹕抗美援朝出兵決策是毛澤東的個人決斷。“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對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國際主義責任﹐特別是保護新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領袖意識﹐這三者構成了毛澤東決策出兵的基本動機和目的。”[21]
這三種觀點都是否定抗美援朝的必要性﹐都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對前兩種說法筆者在介紹中共中央決策出兵的原因中已經明確否定了。下面主要針對第三種說法﹐談點個人的認識﹕其一﹐中共中央出兵決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集體研究討論作出的﹐不是毛澤東一個人作出的。否則中共中央書記處或政治局不會至少于1950年10月2日﹑4日和5日召開三次會議才作出決策。其二﹐當時新中國成立剛剛一年﹐國家狀態千瘡百孔﹐面臨的情況相當嚴峻﹐雖然毛澤東在黨內已具有任何人無法相比的威望﹐但這時毛澤東的領導作風還是比較民主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專門指出﹕“建國初期﹐毛澤東對重大問題的決策是很謹慎的﹐對不同意見也很尊重”﹐并特別舉例關于新區土改保存富農經濟政策的形成過程。[22] 因此﹐當時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或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出兵決策的人都是敢講真話的﹐否則在作出決策前也不會多數主張不出兵或緩出兵。無論贊成出兵的意見或不贊成出兵的意見﹐都是黨內民主的體現﹐都是正常的﹐況且無論哪種意見都是出于對黨和國家利益負責的考慮。其三﹐當時中共中央作出這個決策是很難下決心的。周恩來后來說﹕“當著朝鮮正受到美帝國主義摧殘的時候﹐美國侵略軍越過了三八線迫近鴨綠江的時候﹐那時下這個決心﹐在我們革命的進展歷史中是很不容易的。下這個決心﹐在當時的情況有許多顧慮﹐而從過渡時期來看這些顧慮是合乎實際的。”[23] 胡喬木后來也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20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毛澤東很難下決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軍入朝作戰。[24] 最后政治局還是一致贊成出兵援朝。其四﹐中共中央決策作出后﹐全國黨政軍民協同一致保證和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無論當時參加會議的當事人﹐還是后來歷屆中央高層領導﹐沒有任何一個人對當時決策的必要性﹑正確性提出質疑。一方面這更加說明中共中央決策不是毛澤東個人決斷﹐另一方面也更加說明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決策是必要的﹑正確的。
三﹑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了不起的勝利
（一）抗美援朝戰爭簡要過程
中國人民志愿軍于1950年10月19日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下入朝﹐此時美軍已占領朝鮮的平壤﹑元山一線。10月25日抗美援朝戰爭打響（抗美援朝紀念日就定在這一天）﹐至1953年7月27日戰爭雙方簽訂朝鮮停戰協議﹐朝鮮戰爭結束。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是兩年零九個月﹐整個朝鮮戰爭是三年零一個月。
抗美援朝戰爭經歷兩個作戰階段。第一階段從1950年10月25日開始至1951年6月中旬結束﹐歷時七個半月。這期間美國的軍事戰略目標一直是武裝占領全朝鮮。志愿軍在第三次戰役結束后﹐曾經一度設想再經過幾個戰役根本解決朝鮮問題﹐但很快就放棄了。這一階段是運動戰階段﹐也叫協助朝鮮人民軍實行戰略反攻階段。主要進行了第一次至第五次五個戰役﹐第一﹑第二次戰役基本上是志愿軍自己打的﹐在戰役計劃部署上沒有人民軍部隊的任務﹐這時人民軍主力被隔在敵后向北撤退﹐并失去聯系﹐但在戰役具體實施中有人民軍零星部隊配合。從第三次戰役開始﹐志愿軍和人民軍實行聯軍作戰﹐成立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此后的作戰都是由聯合司令部統一指揮部署﹐直至朝鮮停戰。運動戰階段的五次戰役中﹐第二次戰役打得最漂亮﹐給美軍的打擊最狠﹑最疼。一舉將進到鴨綠江邊的美軍打退到三八線。第三次戰役又將美軍打退到三七線附近。第四﹑第五次戰役雙方大體在三八線和三七線之間形成拉鋸局面﹐最后雙方在三八線南北地區形成戰略相持局面﹐出現了停戰談判的形勢。
第二階段從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歷時兩年零一個半月。由于美軍在戰場上難以達成軍事占領全朝鮮的目標﹐1951年5月美國當局將武裝占領全朝鮮的軍事戰略目標調整為通過停戰談判沿三八線一帶實現停戰。這一階段是陣地戰階段﹐也叫戰略相持階段。1951年7月10日停戰談判開始后﹐雙方的作戰行動都是為了配合停戰談判﹐邊打邊談﹐打談緊密結合。這期間的主要作戰行動有﹕美軍為配合關于軍事分界線問題的談判﹐對志愿軍和人民軍施加軍事壓力發動的1951年夏季和秋季局部攻勢﹐從8月18日開始至10月22日結束﹐相對應的﹐志愿軍和人民軍進行夏秋季防御作戰﹐粉碎了美軍的進攻。美軍在夏季攻勢開始的同時﹐利用其海空軍優勢﹐集中其空中力量﹐以摧毀朝鮮北方鐵路系統為目標發動了“絞殺戰”﹐在1951年9~12月確實給志愿軍﹑人民軍的物資運輸造成很大困難﹐志愿軍和人民軍進行反“絞殺戰”斗爭﹐至1952年6月粉碎了美軍的“絞殺戰”﹐美國遠東空軍自己也承認“絞殺戰”失敗了﹐而志愿軍和人民軍經過反“絞殺戰”斗爭﹐則建立起了鐵路運輸﹑公路運輸和人畜力運輸相結合﹐防空﹑搶修﹑搶運相結合﹐縱橫交錯的兵站運輸網﹐也就是“打不斷﹑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志愿軍解決了物資運輸問題﹐1951年12月~1952年8月又在正面戰線構筑了以坑道為骨干的堅固陣地防御體系﹐加上全國人民捐獻飛機大炮運動改善了志愿軍的武器裝備﹐所以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志愿軍越戰越強﹐越戰越主動﹐為促進停戰談判和促進停戰實現﹐于1952年秋季發動了戰役規模的全線戰術反擊作戰。其間美軍為行報復﹐先后以三個多師六萬余人對金化以北﹑上甘嶺以南志愿軍各以一個連防守的兩個陣地發動了“金化攻勢”﹐志愿軍也先后投入三個師又一個團共四萬余人﹐依托以坑道為骨干的堅固陣地﹐與美軍和南朝鮮軍反復爭奪43天﹐最后陣地屹立未動﹐美軍寸土未得。志愿軍在1953年春完成防敵登陸的準備后﹐于5~7月又發動了夏季進攻戰役﹐特別是第三次進攻的金城戰役﹐一舉突破南朝鮮軍四個師防守的正面25公里的堅固陣地﹐突入縱深最遠達18公里﹐有力促進了停戰的實現和保證了停戰后的形勢穩定。1953年7月27日雙方以三八線南北地區的實際接觸線為分界線實現了停戰。
在陣地戰階段﹐美軍還曾在戰場上實施細菌戰。關于美軍實施細菌戰問題﹐美軍和美國官方一直否認﹐也一直沒有解密有關檔案。國內有些知名學者也對此表示質疑﹐甚至認為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朝軍民進行的反細菌戰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中國﹑朝鮮﹑蘇聯三國政府共同發動的政治宣傳﹐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國改變在停戰談判中關于戰俘處理原則上的立場”。我們研究抗美援朝戰爭史﹐看到中國的檔案表明﹕反細菌戰確有輿論宣傳緊密配合﹐但志愿軍于1952年1月底開始﹐確實在朝鮮戰場的寒冷冬季發現了美軍飛機投擲和布撒的昆蟲﹔中央軍委和中國政府對此極為慎重﹐20多天后﹐才根據戰場不斷報告的有關情況作出美軍確實在實施細菌戰的判斷﹐并確實按美國實施細菌戰而采取措施進行應對﹐反細菌戰與停戰談判毫無關系。
（二）為什么說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了不起的勝利
朝鮮戰爭的結局﹐是敵對雙方通過停戰談判在三八線南北地區劃定軍事分界線而達成停戰的。這場戰爭起始于三八線﹐又停止于三八線附近﹐這就給人一種印象﹐即戰爭雙方打成了平手﹐雙方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國內學術界和社會上都有這種認識。當然﹐對于這場戰爭的結局從直觀上看﹐從形式上看﹐得出這樣的結論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對這場戰爭中雙方的情況稍作具體分析﹐就會覺得這個結論不太合適。如果把這場戰爭比作擂臺比武﹐較量的雙方﹐一個是明顯的強者﹐一個是明顯的弱者﹐在規定的時間之內﹐比賽的結果是不分勝負﹐并且強者身上還多帶了幾處傷﹐那么裁判員除了按規則裁定雙方打成平手外﹐恐怕誰都不能不認為這場擂臺比武的弱者是贏家﹐是個了不起的贏家﹐而那個強者是輸家。強者自己也不會認為就是比了個平手﹐而是認為自己輸了。作為強手與弱手比賽﹐不贏就是輸了﹐反過來作為弱手與強手比賽﹐不輸就是贏了。這是很淺顯的道理。如果對抗美援朝戰爭中敵對雙方具體情況進行分析﹐那么也會很自然地得出結論﹕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不僅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也取得了勝利﹐是了不起的勝利者。我作了幾條比較分析﹐國內全盤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人批駁我的這幾條分析﹐但那種批駁除其目的是根本否定共產黨﹑否定毛澤東外﹐沒有任何能說服我的道理。我的幾條分析是﹕
第一﹐從戰爭雙方人員傷亡和財力物力消耗看。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1953年8月14日公布﹐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共殲敵（包括斃﹑傷﹑俘）109.3萬余人。美國和韓國公布其各自在這場戰爭中人員陣亡﹑戰傷﹑失蹤和被俘的數量之和大于志愿軍和人民軍公布殲滅其人員的數量。1953年10月23日美聯社公布的“聯合國軍”傷亡總數是147萬余人。美國官方公布的美軍損失情況是﹕陣亡3.36萬余人﹑戰傷10.32萬余人﹑失蹤和被俘0.51萬余人﹐共14.2萬余人。韓國國防部公布的南朝鮮軍的損失情況是﹕陣亡22.78萬余人﹑戰傷71.71萬余人﹑失蹤和被俘4.35萬余人﹐共98.84萬余人。美國與韓國官方公布各自損失數字總和為113萬余人（不包括其它“聯合國軍”傷亡）。而整個戰爭期間志愿軍和人民軍作戰減員總數為62.8萬余人（志愿軍36.6萬余人﹑人民軍26.2萬余人）。按志愿軍和人民軍公布的殲敵數字計算﹐敵我傷亡損失對比為1.7比1﹐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是勝利者。
單從1950年10月25日~1953年7月27日志愿軍作戰的結果看﹐情況是﹐志愿軍共殲敵71萬余人。而志愿軍的作戰減員﹐根據1953年8月志愿軍司令部作戰處的統計共36.61萬余人。敵我傷亡損失對比為1.9比1﹐志愿軍是勝利者。[25]
美國在戰爭中的戰費支出是400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7300余萬噸。而中國支出戰費62.5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5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560余萬噸。這樣對比﹐志愿軍也是勝利者。
第二﹐從雙方戰線進退的情況看。自從志愿軍參戰后﹐雙方戰線互有進退。志愿軍入朝打響時﹐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已進至清川江以北地區﹐后又進至鴨綠江和圖們江邊地區﹐而志愿軍連續舉行第一﹑第二兩個戰役﹐就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打回到三八線及以南地區﹐第三次戰役志愿軍和人民軍又將其打退到三七線附近地區。“聯合國軍”也從三七線附近和漢江北岸兩度將戰線向北推進﹐但也只推進到三八線南北地區﹐最后雙方在三八線附近地區形成了相持局面﹐戰線穩定在三八線地區。雙方進退相抵﹐志愿軍凈進了從鴨綠江到三八線的數百公里﹐而“聯合國軍”凈退了從鴨綠江到三八線的數百公里﹐志愿軍和人民軍徹底粉碎了美國當局軍事占領全朝鮮的企圖。兩相比較﹐志愿軍當然是勝利者。[26]
第三﹐從雙方部隊在作戰中遭受打擊的情況看。志愿軍入朝后的第一﹑第二次戰役是在雙方對進的狀態下進行的。第一次戰役志愿軍就給予美軍歷史最長的“王牌”部隊騎兵第一師以重創﹐并殲滅其一個團大部。第二次戰役中志愿軍在東西兩線予美軍參戰七個師中的第二師﹑第七師﹑陸戰第一師三個以殲滅性打擊﹐并予美第25師以重創﹐整個戰役打得痛快淋漓。雖然這次戰役中在東線作戰的志愿軍第九兵團減員比較大﹐但那主要不是因為遭受美軍打擊﹐而主要是因為該兵團臨急入朝﹐志愿軍運輸補給能力跟不上所致。相反﹐志愿軍第九兵團在這樣困難情況下﹐卻將美軍陸戰第一師和步兵第七師打得落花流水﹐美陸戰第一師這個美軍“王牌”部隊也不得不在其歷史上第一次使用“撤退”的字眼。幾乎所有美國當局軍政要員都認為這是美軍歷史上的一次慘敗﹐一次丟臉的失敗。[27] 而志愿軍除在第五次戰役進攻作戰結束后轉移準備休整過程中﹐第180師為掩護主力轉移﹐因處置不當等原因被圍遭受重大損失外﹐沒有一個建制團以上部隊遭受如此不預的打擊。雖第四次戰役中在漢江南岸防御的第50軍和第38軍第112﹑第114兩師部隊傷亡較大﹐但那是為了掩護主力殲敵而預期的傷亡。到了抗美援朝戰爭陣地戰階段﹐特別是1952年夏季以后﹐志愿軍在戰場上越戰越強﹐越戰越主動﹐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的方針﹐對“聯合國軍”營以下兵力防守的陣地幾乎是攻則必克﹐攻則必殲。到了1953年的金城戰役﹐志愿軍可以對南朝鮮軍四個師防守的堅固防御陣地同時發起進攻﹐突入陣地最深達18公里﹐一舉殲滅其四個師大部。而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從1952年夏季以后﹐除發動一次他們自己稱為失敗的惡性賭博的“金化攻勢”外﹐[28] 直至朝鮮停戰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狀態﹐幾乎沒有什么作為。這一點美國人寫的戰史和韓國人寫的戰史都是承認的。
第四﹐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是在作戰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這個困難主要是同美軍這個作戰對手相比﹐武器裝備落后懸殊和經濟力量極為薄弱﹐具體情況﹐在前面已介紹過了。此外﹐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所有當時的現代化武器﹐包括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使用其優勢的空中力量對志愿軍和人民軍后方進行毀滅性轟炸﹐在朝鮮北方12萬平方公里的狹小戰場上﹐共投擲炸彈69萬余噸﹐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彈5.8噸﹐在某些地區的投彈密度達到世界戰爭史上最高水平。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如此困難條件下作戰﹐把武裝到牙齒的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地區﹐并在三八線地區堅持作戰兩年多﹐最終迫使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簽字停戰。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勝利。
美國人在評論這場戰爭時﹐只是說成功地阻止了共產主義的進攻﹐海空軍優勢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展示﹐除此幾乎沒有一個美國人認為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講到這場戰爭時﹐多是用“受挫失利”﹑“苦澀”﹑“損失”﹑“沒有獲得勝利”等字眼。美國知名政論著作家約瑟夫‧格登﹐在他所著的《朝鮮戰爭 — 未透露的內情》一書的引言中﹐一開篇就說﹕“美國政壇老手艾夫里爾‧哈里曼談到朝鮮戰爭時﹐稱它是‘一場苦澀的戰爭’。”“在美國不甚愉快的經歷中﹐朝鮮戰爭算是其中的一個﹕當它結束之后﹐大多數美國人都急于把它從記憶的罅隙中輕輕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沒有凱旋班師的戰爭。美國使朝鮮處于僵持狀態﹐同共產黨中國這個龐大而落后的亞洲國家打成了平手。”[29]“聯合國軍”第三任總司令馬克‧克拉克后來也說了一段著名的話﹕“1952年5月﹐我受命為聯合國軍統帥﹐代表17個國家﹐在韓國抵抗共產黨侵略。15個月以后﹐我簽訂了一項停戰協議﹐這協議暫時停止了……那個不幸半島上的戰爭。對我來說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馬生涯的結束。他是我軍事經歷最高的一個職位﹐但是他沒有光榮。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和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30]
這些充分說明﹐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不但取得了政治上的偉大勝利﹐而且也在軍事上取得了偉大勝利。
四﹑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意義和影響
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付出了重大犧牲和代價﹐但是中國人民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取得的第一個重大成就﹐無論在新中國歷史上還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歷史上都具有重大積極意義﹐并且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極大地提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
在1840年以來的近代中國﹐除1931~1945年的抗日戰爭取得反法西斯侵略的勝利外﹐只有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掠奪的挨打受欺歷史﹐只有任人宰割﹑割地賠款的屈辱歷史。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無論當時的資本主義陣營還是社會主義陣營﹐都沒有正視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聲吶喊。這聲吶喊震驚了全世界。中國人民志愿軍敢于出現在朝鮮戰場與美國軍隊作戰本身﹐就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尤其中國人民志愿軍依靠落后武器裝備﹐打敗了完全現代化裝備的美國軍隊﹐不但美國而且整個世界﹐包括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得不對中國刮目相看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打出了中國人民軍隊的國際威望﹐打出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一掃中國近代以來歷史上的恥辱﹐中國人民真正地揚眉吐氣了﹐中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可以說﹐這場戰爭對于中國人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最了不起的正氣篇。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31] 不僅剛剛解放了的中國人民﹐而且在世界各國的華人﹑華僑作為中國人和中國人的后裔都感到從未有過的驕傲和自豪﹐許多紛紛回到國內參加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1960年代帶有美國陸軍官方性質的《朝鮮戰爭中的美軍陸軍》一書﹐在評論朝鮮戰爭時說﹕“在遠東﹐從朝鮮戰爭中出現了兩個比過去越來越強大的國家。其一便是韓國﹐……另一個在戰爭中提高了地位的國家是共產黨中國。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御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由于共產黨中國有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和堅強有力的領導﹐因此它也在朝鮮戰場上贏得了自己的聲譽﹐而且看來會成為遠東與西太平洋地區共產黨的領袖。”[32] 正是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打疼了美國侵略軍﹐打疼了美國侵略當局﹐從此美國不敢再輕視中國人民﹐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不得不把中國擺到適當位置。1955年4月第一次亞非會議能在萬隆召開和中國代表團能在會議上發揮主導作用﹐1958年臺海危機中為臺灣國民黨軍艦護航的美國軍艦一遇人民解放軍炮擊就退入公海﹐1960年代越南戰爭中美國地面部隊未敢越過北緯17度線﹐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國第38屆總統理查德德‧尼克松訪華﹐1979年美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以致今天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重大作用等﹐都有中國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這個重要因素的影響。（不用說別的﹐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有這一條﹐就足以說明﹕抗美援朝戰爭是偉大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中國人民是偉大的。況且抗美援朝戰爭的積極意義還不僅此一條。）
（二）有力地鞏固了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
全國解放時﹐國民黨當局有計劃地在大陸潛留了大批特務。他們聚集潰散的國民黨軍部隊﹐會同慣匪﹑反動會道門組織﹑地主惡霸﹐組織反動土匪武裝﹐企圖與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長期對抗﹐破壞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并在爾后配合國民黨軍反攻大陸。朝鮮戰爭爆發后﹐這些特務和土匪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黑暗將過﹐黎明即來”﹐氣焰十分囂張﹐到處散布謠言﹐破壞經濟建設﹐特別是破壞軍事運輸﹐組織策劃各種暗殺活動殘害革命干部和群眾﹐圍攻基層人民政權﹐擾亂社會秩序﹐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甚至組織反革命暴亂﹐向人民民主政權發動猖狂進攻。
在抗美援朝開始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即以最大的決心﹐采取斷然措施﹐把剿匪﹑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工作作為與抗美援朝戰爭相聯的中心工作之一﹐加速剿匪﹑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步伐﹐在新解放區土地改革開始后﹐這三項工作都是結合在一起進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被并稱為當時的三大運動。
在中央軍委統一部署下﹐匪患比較嚴重的華東和中南地區至1951年5月底基本剿滅了股匪。至1953年底﹐全國匪患基本肅清﹐粉碎了臺灣國民黨當局在祖國大陸建立“游擊根據地”以策應反攻大陸的企圖﹐有力地保護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安全﹐安定了地方秩序﹐鞏固了基層人民民主政權﹐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戰爭。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決定加大鎮壓反革命工作的力度。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經公安部統一部署后﹐從1950年10月起﹐一場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展開﹐至1951年10月﹐反革命勢力基本肅清﹐鎮壓反革命運動結束。這一運動的開展﹐使國家社會秩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國內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
為配合抗美援朝戰爭﹐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各新解放區在1950年擴大了土地改革的范圍﹐在許多條件基本成熟地區提前進行了土地改革。至1952年底﹐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外﹐全國大陸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剝削制度。不但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戰爭﹐而且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和有力地鞏固了工農聯盟。
以抗美援朝為中心的三大運動的開展﹐不但牢固鞏固了新中國各級人民政權﹐而且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權樹立了極高的威信﹐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強力的組織領導基礎。
（三）有力促進了國民經濟恢復和爭取了國家建設發展的長期和平環境
戰爭本身要付出消耗﹐也必將對經濟建設正常進行帶來不利影響﹐但得到人民擁護的正義戰爭﹐也會激發人民群眾的工作生產積極性﹐從而刺激和促進經濟增長。
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不但開支戰費62.5億元人民幣﹐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余萬噸﹐而且中國靠近朝鮮邊境的城鄉和交通等經濟設施也遭到破壞﹐為保證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還對剛剛確定的全面恢復國民經濟的計劃進行了調整。戰爭期間﹐蘇聯提供給中國的貸款和中國進口的武器裝備主要用于朝鮮戰場。抗美援朝戰爭的確對國內經濟建設有不利影響。
抗美援朝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中國雖傾全國之力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但主要是將東北地區轉為戰時生產﹐全國其它地區仍是以平時生產為主。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在保證抗美援朝戰爭需要的同時﹐積極采取措施恢復國民經濟﹐邊打邊建。1951年2月﹐中共中央確定﹐仍按原計劃在1952年底前完成國民經濟恢復﹐為大規模經濟建設做好準備。為此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權的強大號召力與組織力﹐通過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組織動員全中國人民開展了既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最大限度地發揮工作生產能力。中國人民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工作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戰場需要﹐為國家建設的恢復和發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中國原定的國民經濟恢復計劃﹐雖因抗美援朝戰爭而進行了調整﹐但1951年中國財政實際收支和經濟生產﹐都“出現了遠比原來預計要好的情況”﹐[33] 1950~1952年三年中工農業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24.6％。至1952年10月﹐中國的工農業生產全部恢復到中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并有了自己的制造工業。取得新中國經濟建設第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勝利。1953年﹐即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邊打邊建﹐創造的一個奇跡。
抗美援朝戰爭對中國經濟布局和經濟結構也產生了積極影響。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中國為保證工業生產安全﹐對東北南部地區的工業基地部分向北做了遷移﹐直到1970年代﹐中國建設的工業基地在布局上也都考慮了戰爭的影響問題。同時﹐經過這場戰爭﹐使中國領導人進一步看到﹐要改變中國經濟落后的面貌﹐必須發展工業﹐而首先應該發展重工業。從1953年開始的中國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就把發展重工業作為重點。經過抗美援朝戰爭﹐中國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支持幫助下﹐建立了以重工業為代表的現代工業基礎。
總之﹐在抗美援朝期間﹐中國社會凝聚力﹐全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生產積極性極大提高﹐國內經濟建設非但沒有受到大影響﹐而且還迅速得到恢復。正如陳云所指出的﹕“抗美援朝不但不是像帝國主義者所妄想的那樣﹐使我們在經濟上不能恢復和發展﹔相反的﹐我們的人民經濟事業卻在抗美援朝斗爭中得到了促使迅速進步的動力。”[34] 抗美援朝促進而不是推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至今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贏得了近60年和平的環境。
（四）極大地促進了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和強固了國防
抗美援朝戰爭實踐使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充分看到﹐沒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打贏現代化戰爭是極為困難的。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深有感觸地表示﹐無論如何﹐就是“當了褲子也要買飛機”﹐改善志愿軍和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在戰爭期間擔任志愿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代志愿軍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的鄧華﹐在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經驗時﹐從戰爭中的親身體驗指出﹕“朝鮮戰爭證明﹐現代戰爭一定要有必需的現代技術裝備。沒有必需的炮火既不能摧毀敵人的堅固陣地﹐也不能粉碎敵人的大舉進攻﹔沒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擊毀敵人的坦克﹔沒有空軍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打擊敵人的空軍﹐掩護自己的戰場。”[35] 1953年1月7日﹐毛澤東主席為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寫的訓詞中強調﹕“為了保衛祖國免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依靠我們過去和較為落后的國內敵人作戰的裝備和戰術是不夠的了﹐我們必須掌握最新的裝備和隨之而來的最新的戰術。我們必須向蘇聯的軍事科學學習﹐以便迅速把我軍提高到足以在現代化的戰爭中取勝的水平。”[36]
抗美援朝現代戰爭實踐的刺激﹐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武器裝備在這場戰爭期間就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強。當時中國工業技術水平落后﹐自己不能生產飛機﹑坦克和大炮﹐就決心從同中國簽訂有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蘇聯購買。中國經濟貧窮﹐國家無力購買﹐就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動員全國各行各業各族各界人民﹐節衣縮食﹐增加生產﹐捐獻錢物購買飛機大炮。僅1951年6月~1952年5月的一年時間﹐全國人民即捐獻了可供購買3710架戰斗機的錢款。人民空軍在這場戰爭中迅速成長發展起來﹐其航空兵部隊從1950年8月的一個混成旅共四個團110余架飛機﹐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的1953年底﹐發展到28個師共70個團﹐擁有各型飛機三千余架﹐并且裝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戰斗機﹐形成了有各種航空兵組成的有戰斗力的空中力量。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有了明顯的發展和加強﹐地面炮兵裝備了當時先進的蘇式122和152毫米口徑榴彈炮和“喀秋莎”火箭炮﹔高射炮兵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時只有16個城防團﹐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時發展到五個野戰高炮師﹑近70個野戰高炮營和數十個城防高炮團。陸軍（步兵）的武器裝備也有了很大變化﹐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所有的軍﹐都沒有隊屬炮兵團和坦克團﹐步兵輕武器是所謂“萬國牌”的雜色武器﹐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幾乎所有的軍都在編制內有了軍屬炮兵團﹐有的還有軍屬坦克團和師屬炮兵團﹐個別的師還編有自行火炮團﹐步兵輕武器統一換裝蘇式武器。裝甲兵和工兵也有明顯發展。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的明顯改善和加強﹐既為取得戰爭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又為1950年代中后期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為加強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通過與蘇聯方面談判﹐簽訂了用蘇聯貸款訂購蘇聯裝備的協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至1954年底全部兌現。1954年和1955年﹐原駐中國安東（今丹東）﹑沈陽和大連地區的蘇軍撤回蘇聯時﹐中國又有選擇地有償接收這些蘇軍部隊的大部分裝備。還在蘇聯政府幫助下建設了國防工業基礎﹐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助的156個建設項目中﹐即有41個是國防工業項目。到1950年代末﹐中國就建成了包括兵器工業﹑航空工業﹑船舶工業﹑電子工業等一大批軍工骨干企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國防工業體系﹐先后仿制飛機﹑坦克成功。其間﹐決策研制導彈﹑原子彈和人造地球衛星﹐制定了《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1958~1967年）規劃綱要》。1964年10月~1970年4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首次導彈核武器發射﹑第一顆氫彈爆炸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先后試驗成功。1966年組建了戰略導彈部隊第二炮兵。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如果19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37]
此外﹐從抗美援朝戰爭一開始﹐中央軍委就在廣東﹑福建沿海作了防范美國和臺灣國民黨軍聯合登陸進攻的軍事部署﹐從上海到安東的整個海岸線選擇要點部署了水雷和海岸炮。除在朝鮮戰場的弧形防線上構筑了以坑道為骨干的堅固防御陣地體系外﹐從1952年下半年起﹐在遼東和膠東半島部署海岸國防工事構筑﹐1954年起開始動工。從而徹底改變了舊中國有海無防的局面。
這些為新中國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創造了抗美援朝精神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創造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2000年10月25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首都各界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從志愿軍角度歸納了如下精神﹕“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下﹐志愿軍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我軍的光榮傳統﹐與朝鮮人民軍一道﹐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揚長避短﹐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作戰。志愿軍指戰員始終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這也就是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這種精神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
中國人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不畏強敵﹑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上下一致﹑同心協力﹑團結對敵﹐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保證戰爭勝利﹐空前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表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的決心和力量。
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民族精神﹐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中國后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直至現在仍被廣為傳頌。
國內學術界認為抗美援朝戰爭所失大于所得﹐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的人﹐對我所談意義和影響的前兩條不否認﹐但他們提出了他們認為的如下幾個消極影響﹕一個是這場戰爭延緩了臺灣問題的解決﹔第二個是惡化了中美關系﹐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對外交往﹔第三個是嚴重影響或阻滯了中國經濟建設。[38] 關于第三個所謂消極影響問題﹐我在談意義的第三條已作了回答。這里談談怎么看待他們說的第一﹑第二兩個消極影響問題。
其一﹐延緩了臺灣問題的解決不是因為抗美援朝戰爭或朝鮮戰爭。
根據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8月的波茨坦公告﹐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已在事實上歸還中國。但由于臺灣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國當局一直覬覦臺灣。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美國已先后制定了臺灣由國際“托管”﹑“分離臺灣”的預案和制造了“臺灣地位未定”論“法律”根據﹐為日后直接插手臺灣問題埋下伏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底和1950年初﹐美國國務院作出了關于臺灣問題的宣傳指示﹐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關于臺灣問題的聲明﹐宣布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屬于中國的一個省﹐“美國對臺灣或中國其它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無意在臺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其實這更主要的是美國當局的一個策略﹐是在等待塵埃落定。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定﹐美國等待的“塵埃”已經落定﹐美國軍方和國務院都認為杜魯門的聲明已經過時﹐必須進行修改﹐都主張對臺灣問題不能撒手不管﹐必須迅速采取“激烈而強硬的立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于4月7日提交總統杜魯門。這個文件的中心內容是﹐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斗爭﹐把純屬內政事務的國家﹑民族統一運動﹐把代表社會進步的民族民主革命﹐都視為對美國地位的挑戰﹐對自由世界的“侵犯”﹐美國都要迅速做出最激烈的反應﹐直至進行武裝干預。杜魯門完全同意這一文件﹐但落實這一文件的要求﹐則需大大增加國防預算﹐因而沒有馬上批準﹐而在等待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的爆發﹐為美國總統批準《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和為美國直接干涉臺灣提供了一個時機和借口。6月27日﹐杜魯門發表聲明﹐正式拋了出“臺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海軍和空軍部隊入侵臺灣和臺灣海峽﹐公然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統一祖國。
也就是說﹐美國武裝侵略臺灣﹐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已是美國的既定政策﹐不是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才改變了對臺灣的政策。就是沒有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解放臺灣的作戰﹐美國也會立即進行軍事干預﹐中國也不見得能順利解決臺灣問題。
事實上﹐是美國對臺灣的侵略在先﹐中國人民的抗美援朝戰爭在后﹐延緩了臺灣問題的解決不是因為朝鮮戰爭或抗美援朝戰爭造成的。正是由于美國政府繼續堅持干預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統一的政策﹐造成了臺灣海峽地區的長期緊張對峙局勢﹐造成了臺灣與祖國大陸長期處于分離狀態。
其二﹐影響了中國的對外交往和中美關系是由美國一手造成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政府對中國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操縱聯合國拒絕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美國聯合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戰爭一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這大大惡化了中美關系。也就是說﹐影響了中國對外交往和中美關系的惡化是美國一手造成的。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繼續對中國采取敵視和孤立的政策﹐不完全是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因素﹐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也是重要的原因。這場戰爭并沒有影響中國的對外交往﹐相反﹐則擴大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增進了同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本身﹐也有抗美援朝戰爭積極因素的影響。
五﹑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主要經驗
抗美援朝戰爭在敵我雙方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強弱優劣極為懸殊的條件下為什么能取得勝利﹐有哪些經驗﹖關于這個問題在有關抗美援朝戰爭史研究成果中已作了充分總結。這里只談如下四點。
第一﹐正確的戰略決策和作戰指導。
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于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需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39] 在敵我雙方經濟力量和軍隊武器裝備強弱優劣如此懸殊的條件﹐中國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高瞻遠矚的戰略籌劃﹑戰略決策﹑戰略指導及志愿軍總部靈活機動的作戰指導﹐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包括未雨綢繆組建東北邊防軍﹔從支持朝鮮和維護國家根本利益出發適時決策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保證戰爭勝利進行全面籌劃和部署﹔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戰場指導方針﹔揚長避短﹐避強擊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根據自身裝備特點和作戰能力確定打法﹐抓住和利用美軍作戰中難以克服的弱點予以打擊等。正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英明決策和戰略指導﹐才在抗美援朝戰爭初期打出了美國軍政當局所不預﹐打得美國軍政當局不知所措的有利戰爭態勢。在戰場上﹐盡管美國的第三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將志愿軍稱為“烏合之眾的農民軍隊”﹐但他也不得不承認彭德懷“是一位戰術專家”。[40]
第二﹐盡力加強和改善志愿軍武器裝備﹐提高作戰能力和水平。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是戰爭力量的重要物質基礎。“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41] 志愿軍在戰爭中遇到的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保證給養的問題﹐都是因為敵我雙方武器裝備優劣懸殊造成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等﹐始終高度重視志愿軍武器裝備的加強和改善﹐以提高志愿軍在現代條件下的作戰能力。從組建東北邊防軍開始﹐就從國內其它部隊中抽調武器裝備﹐以使邊防軍按作戰編制配齊﹐并抽調一些炮兵（含高射炮兵）﹑汽車部隊編入東北邊防軍。決策出兵時﹐又派周恩來同蘇聯領導人談武器裝備援助問題。出兵后﹐隨著這些武器裝備到達﹐則突擊組建裝甲兵作戰部隊﹐擴建空軍和炮兵（含高炮）作戰部隊﹐還通過協商﹐請求蘇聯出動空軍掩護朝鮮境內清川江以北兩條鐵路線的運輸。組織動員全國各族人民捐獻飛機大炮﹐捐獻的錢款可供購買3710架戰斗機。到1952年下半年﹐志愿軍武器裝備有了明顯加強和改善﹐不但有坦克﹑飛機參戰﹐而且火炮數量明顯增多﹑質量明顯改善﹐主戰火炮均裝備了蘇式122和152毫米口徑榴彈炮﹐還有了喀秋莎火箭炮。在1952年夏季以后的作戰中﹐炮兵發揮了巨大作用。到1953年﹐志愿軍火炮質量雖仍不比美軍﹐但數量已越過美軍。[42] 武器裝備的加強和改善﹐為志愿軍作戰水平和能力大為提高﹐為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提供了重要物質保證。
第三﹐充分發揮志愿軍廣大官兵的智慧創造。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自始至終占有兵力優勢﹐這本身對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就是一種威懾。但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絕不僅僅是靠中國人多兵多﹐更不是靠有人說的“人海戰術”。志愿軍武器不如美軍﹐靠的是勇敢加智慧。從第一次戰役開始﹐志愿軍就充分發動廣大官兵研究防空﹑防炮﹑冬季野外露營防凍和用步兵武器打美軍飛機﹑坦克問題﹐研究避敵鋒芒擊其弱點的戰法問題。作戰中避強擊弱的打法﹐鐵路搶修﹑運輸中的許多迷惑敵機﹑提高效率的作法﹐陣地戰期間創造的坑道工事﹐等等﹐這些都是志愿軍廣大官兵的智慧創造﹐為保存自己﹐減少損失﹐消滅敵人都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在1953年9月講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時﹐高度贊揚了志愿軍這些群眾性的創造﹐指出﹕“我們的干部和戰士想出了各種打仗的辦法。我講一個例子。戰爭的頭一個月﹐我們的汽車損失很大。怎么辦呢﹖除了領導想辦法以外﹐主要是靠群眾想辦法。在汽車路兩旁用一萬多人站崗﹐飛機來了就打信號槍﹐司機聽到就躲著走﹐或者找個地方把車藏起來。同時﹐把汽車路加寬﹐又修了許多新汽車路﹐汽車開過來開過去﹐暢行無阻。這樣﹐汽車的損失就由開始時的40％﹐減少到百分之零點幾。”[43]
第四﹐依靠人民。
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的所有戰爭都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毛澤東一向強調﹕“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后被迫進行的第一場戰爭。一則這場戰爭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戰爭﹐二則可以充分發揮各級人民政權的作用動員人民群眾支持戰爭﹐三則當時中國共產黨不但具有極強的組織領導能力﹐而且在全國人民中具有極高的威望﹐因此也具有極強的號召力。進行抗美援朝戰爭比起歷次中國革命戰爭﹐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更有條件。為支持抗美援朝戰爭﹐也為恢復國家建設﹐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共中央依托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開展了廣泛深入的抗美援朝運動﹐開創了新中國歷史上人民戰爭的新形式﹐充分調動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工作生產積極性﹐既有力地支持了戰爭﹐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又有力地保證了國民經濟按時完成恢復和按計劃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
總之﹐正如毛澤東在總結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經驗時所說的﹕“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44]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六﹑抗美援朝戰爭的主要啟示
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主要是﹕
第一﹐貧窮就會受欺﹐落后就要挨打。這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留給中華民族的教訓﹐也是抗美援朝戰爭給中國人民的啟示。中國近代史上受欺挨打﹐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貧窮落后。霸權主義者是不講公理的﹐欺軟怕硬﹐看重的只是實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帝國主義所以氣勢洶洶﹐不可一世﹐到處插手干涉別國內政﹐到處侵略擴張﹐除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決定其必然如此外﹐關鍵的因素就是他具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具有侵略擴張的強大物質基礎﹐具有威懾力量。如果中國當時不是那樣的爛攤子﹐而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工業基礎和相當規模的經濟力量﹔如果志愿軍當時武器裝備水平不是相當落后﹐而是具有相當規模的現代化基礎﹐尤其是具有一支相當規模的海軍和空軍﹐裝備水平與美軍相當或接近﹐那么美國當局對中國一再發出的警告﹐也就不敢置之不理而一意孤行了。即便其一意孤行﹐那么志愿軍在戰場上作戰有后方強大經濟力量為基礎﹐發揮人民軍隊的優勢和特長﹐加上有一定現代化基礎的武器裝備﹐則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勝利﹐甚至完全可能在朝鮮境內殲滅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地面部隊﹐或將其徹底趕出朝鮮。中國的國防戰略方針一向是“積極防御”﹐中國不去侵犯任何國家﹐但中國也不容許任何別國來侵犯。然而﹐只有搞好中國的經濟建設﹐增強經濟實力﹐搞好軍隊現代化建設﹐增強軍隊現代作戰能力﹐中國的國家安全才更有保證。
第二﹐對于帝國主義的戰爭挑釁不能示弱﹐必須堅決予以回擊﹐妥協退讓只能換來帝國主義者更大的貪心和自己國家的更大屈辱。這同樣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留給中華民族的教訓﹐也是抗美援朝戰爭告訴中國人民的經驗。中國近代史上的恥辱﹐是由于清王朝上層政府的腐敗﹑軟弱無能﹐一再妥協退讓所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1931年迅速占領東北全境﹐1937年以后迅速占領大半個中國﹐是由于蔣介石國民黨上層政府違背民意﹐實行不抵抗政策和消極抵抗政策的結果。美國侵朝﹐將戰火燒到中國大門口﹐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國人民的決心和意志﹐勇敢地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教訓了侵略者﹐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重振了中華民族的雄威﹐整個世界對中國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第三﹐只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弱國能夠打敗強國﹐武器裝備落后也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堪稱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在現代戰爭史上樹立了弱國打敗強國﹐以劣勢武器裝備打敗優勢裝備強敵的光輝典范。這里的關鍵是靈活正確的戰略指導。強勝弱敗是戰爭的客觀規律﹐弱國打敗強國﹐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強敵仍然必須遵循這一規律。戰略指導的任務就是﹐千方百計增強經濟力量﹐千方百計加強和改善軍隊武器裝備﹐同時調動各方面因素和力量﹐同仇敵愾﹐團結對敵﹐以民族凝聚力的強大﹐彌補經濟力量的弱小﹔變武器裝備整體劣勢為局部優勢﹐充分發揮政治優勢﹐以頑強的戰斗意志﹐彌補武器裝備的劣勢﹔并靈活利用政治﹑外交上的策略手段﹐使戰爭中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有利于已﹐不利于敵﹐從而獲得戰爭中的有利形勢。
總之﹐中國人民在抗美援朝戰爭付出了代價和犧牲﹐但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所得遠遠大于所失﹐積極影響遠遠大于消極影響。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正義性﹐抗美援朝戰爭的積極意義和影響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1] 本文在2010年9月的講稿基礎上修訂而成。
[2] 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3]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4] 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
[5] 新幣值﹐按當時人民幣與美元2.5比1的比值計算﹐僅相當于229.6億美元。
[6] 關于這三次會議﹐所有的研究者都未看到會議記錄﹐只見到楊尚昆10月4日日記中關于會議主題和參加會議人員名單﹐以及參加會議人員后來有關講話﹑文章﹑回憶等。
[7]《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頁。
[8]《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45頁。
[9] 高崗在東北邊防軍沈陽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8月13日。
[10]《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52~253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555頁。
[12]《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74頁。
[13]（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31頁。
[14] 2006年6月﹐筆者應韓國國防部軍事歷史編纂研究所所長邀請﹐到該所參加中韓兩國學者關于明朝時期中韓聯合抗倭的國際研討會。經預備會議介紹﹐韓國學者知道我是研究朝鮮戰爭史的專家。在該所所長為中國學者舉行的歡迎晚宴上﹐一位70多歲的韓國學者﹐非常激動地向我發問﹕“韓國戰爭是我們哥倆打架﹐你們為什么幫老大打老二﹖”我反問﹕“你們南北雙方哥倆打架﹐美國為什么進來幫你們老大打老二﹖”我接著進一步說明﹐你們哥倆打架﹐外來幫助老大打老二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是美國進到朝鮮﹐美國在朝鮮的行動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利益﹐中國才派志愿軍到朝鮮。中國出動志愿軍是對著美國軍隊來的﹐不是對著你們哥倆來的。中國稱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位韓國學者聽明白了我的說明﹐氣色也變得平和了﹐向我點點頭﹐并非常認真地用漢字在本子上寫下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八個字。
[15]《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278~279﹑388頁。
[16]《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109頁。
[17]《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76頁。
[18]《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76頁。
[19] 袁唏﹕〈真相〉﹐《隨筆》雜志1999年第6期﹔〈斯大林力主中國出兵援朝〉﹐《百年潮》雜志1997年第3期。
[20]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7頁。
[21] 袁唏﹕〈真相〉﹐《隨筆》雜志1999年第6期﹔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351頁。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85頁。
[23]《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137頁。
[2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頁。
[25]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志愿軍和軍委有關部門統計﹐志愿軍陣亡﹑病故﹑傷后亡﹑事故亡總計14.1萬余人。1992年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通過全國縣級以上民政部門統計﹐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在冊烈士為17.1萬余人﹐現在這個數字增加到18.3萬余人。一則烈士和陣亡是兩個概念﹐二則任何統計都只能達到相對準確﹐就像我們全國人口普查一樣﹐三則不同部門統計角度和結果都不完全相同。
[26] 停戰線與嚴格三八線土地面積差距﹕南方在東部三八線以北占4337.7平方公里﹐主要是山地﹐人口少﹐物產不豐﹔北方在西部三八線以南占3665平方公里﹐包括開城在內﹐為平原和丘陵地帶﹐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從土地面積上說﹐與嚴格的三八線相比﹐南方比北方多占672.7平方公里（軍委作戰部﹕〈朝鮮戰爭幾個數字的初步總結〉﹐1953年9月8日）。
[27]（美）布萊德雷﹕《將軍百戰歸》﹐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754頁。
[28]（美）馬克‧克拉克﹕《從多瑙河到鴨綠江》﹐臺灣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第72頁。
[29]（美）約瑟夫‧格登﹕《朝鮮戰爭 — 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1~2頁。
[30]（美）馬克‧克拉克﹕《從多瑙河到鴨綠江》第1頁。
[31]《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175頁。
[32] （美）沃爾特‧G.赫姆斯﹕《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 — 停戰談判的帳篷和戰斗前線》﹐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65頁。
[33] 薄一波﹕〈關于1951年度國家預算的執行情況及1952年度國家預算草案編成的報告〉﹐1952年8月6日。
[34]《陳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312頁。
[35] 鄧華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的發言〈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的介紹〉﹐1954年1月。
[36]《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108頁。
[37]《鄧小平軍事文集》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94頁。
[38]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358﹑361頁﹔袁唏﹕〈真相〉﹐《隨筆》雜志1999年第6期。
[3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06頁。
[40]（美）馬克‧克拉克﹕《從多瑙河到鴨綠江》第79頁。
[41]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頁。
[42] 志愿軍14986門﹐人民軍4716門﹐共19702門﹔美軍10136門﹐南朝鮮軍5228門﹐其它國家805門﹐總計16169門（軍委作戰部﹕〈朝鮮戰爭幾個基本數字的初步總結〉﹐1953年9月8日）。
[43]《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174頁。
[44]《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174~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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