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海大屠殺案說起
近30年，走資派、文痞們頻繁地在死人問題上大做文章，開始我對走資派、文痞們這一伎倆并沒有引起重視，后來發現他們造成的影響極端嚴劣，似乎共產黨的天下就是個“屠宰場”。把一些毛主席去世后出生的青少年教唆得不僅忘掉了他們的爺爺、奶奶、老祖宗在解放前受地主、惡霸的殘酷壓迫、剝削的悲慘家史，忘掉了他們的爺爺、奶奶是靠毛主席、共產黨才翻的身，反誤認為他們的老祖宗吃了毛主席、共產黨有說不盡的“苦”。如果是解放前地主、惡霸的子孫后代是如此仇恨毛主席、共產黨，我完全能理解，因為這就叫階級烙印。不信可以調查一下，凡如此仇恨毛主席、共產黨的走資派、反動官僚資產階級、文痞們，絕大多數是地主、惡霸或被我們鎮壓了的“四類分子”的后代。反動分子的后代，雖大多已教育好了，并自覺改造成了囯家干部、軍人、革命知識分子等等，但其中總有少數是不可教育的，是要當反動分子繼承人的，是要復辟反攻倒算的。只要氣候一適合，這部分人反毛主席、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決不遜于他們的老祖宗，因為他們的老祖宗在解放前的歷朝歷代，都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橫行霸道、作威作福的，他們決不愿退岀這個舜臺，必然垂死掙扎。但在反毛主席、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隊伍中，也確實有少部分是貧苦農民、工人等在舊社受盡壓迫、剝削苦難的子孫后代。才引起我花了點時間探討這個問題。
文化大革命十年，誰要說沒有死人，就成了奇談怪論。別說是十年文革，即便是全國任一次學生考試，也常死人，只是近30年死的人數猛增。我從“精英”們20來萬字的否定文革的長篇大論中，對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員有一段很長的統計，現將其中講的死亡人數歸內如下(注：力爭原文照摘)：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10年期間，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
** “由于文革的打擊面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文革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至于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
**“由于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于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國外科學家依靠在國內出版的縣志資料計算1966-1971年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有50萬到200萬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其中10人被補選為正式委員，替換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
**“非官方統計，一年多的武斗導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
**“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為主，他們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被抄家、毆打、殺戮，全中國被殺者應不下十萬，這是文革中集中死人的第一個時期”。
從上述各不相同的數椐，其數字多寡懸殊之大，發生在同一篇“巨作”中，實屬罕見。但也可能是我少讀“改革開放”文章、書籍的少見多怪。其中，除葉劍英講“死了2000萬人”是“不爭論”、并居數字頂峰外，其余大多留了“商討余地”，即“無法做出可信計算”、“非官方統計”、“應不下…”之類表述。
另外，那個反文革長文中，還有這樣一段話：“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么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結合他們搞的56天“前文革”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這在下面介紹)， 不僅引證了反右擴大化該是誰的責任，而且文革期死人他們有無可推卸的責任；56天的群眾斗群眾，可以說嚴重干擾、破壞了整個文革，鄧小平自己也承認：“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撒離之后，還難于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后，我們所犯錯誤，仍然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后果之嚴重。”
我在這里想講的是，講歷史真相、講黨紀國法，要求追究惡意憑空捏造死人事件，誣陷、誹謗毛主席、共產黨的一些人的法律責任。
先回憶毛主席、黨中央在文革中的有關講話、指示、文件。
首先聲明，這部分內容全憑回憶，如有原則岀入，請知情者指正。
整個文革期間，毛主席不只一次講，對走資派這類犯政治路線錯誤的，“大部不抓，一個不殺”；據我所知，文革期間所有中央領導、包括中央文革成員，都沒有超出這個原則的講話和文件。這個原則，是1957年當時的中央以鄧小平為總書記的書記處指示按人數3至4％的比例抓右派，造成反右嚴重擴大化，把毛主席預計約5000個右派，他們擴大打了55萬個右派。毛主席提出了對右派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留得人在，搞錯了可以平反，人不像艽菜，艽菜割了能長出來，人的腦袋割了長不出來。從此，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運動，對犯政治路線錯誤的人的處理，都是這個原則；超出了這個原則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事。1967年，7月，毛主席說：“前一段時間報刊點名打倒成風。我就要王力限制報紙點名。我讓他搞了個單子，列出已經被中央和各地報紙點名的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委”。可見，即便點名批判的，數量也不大。關于兩派群眾組織，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這方面不僅有中央領導不少講話、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還專門給周總理親筆寫信，現抄錄如下：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
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還講了文革三、七開，批評了“懷疑一切、全面內戰、不優待‘俘虜’”，并對在這方面不聽勸阻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干部、群眾組織的“頭頭”及時進行了處理。例如，處理武漢、青海問題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從一些互聯網報導，毛主席去世后，武漢、青海問題平反了，這就要考慮了，是誰支持武斗？不正證明毛主席給周總理信中指出的：“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約1968年起，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花了不少精力促使兩派群眾組織大聯合，毛主席還有工人價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關于促進大聯合的一系列講話。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講話、指示、文件就更多了。約1969年，全國已基本上業余鬧革命，文革事實上基本已結束，上述長篇反文革的文章，也承認這個事實。如果對以上這些事實，沒有實質性的爭議，則把死人的責任推給毛主席就毫無道理。從法律角度講：是對毛主席的誣陷、栽贓、陷害。
還是那篇達20來萬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關于“前文革”有這樣一段話：“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斗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們僅干了56天，就打了這么多“右派”、“反革命”， 他們后來都是大力宣傳文革“迫害知識分子”的，而他們是無比“愛護知識分子”。在此算一筆帳：56天迫害了這么多知識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個“右派”、46個“反革命”。 參照這個打法，文革10年，每年按365天計，則共3650天，就該打“右派”665541個(66萬5千多)、“反革命”167900個(16萬8千略少一點)，合計為83萬多，平均每校打34580個“右派”、“反革命”，即把當時全校師、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還不夠，還得借調不少人來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設當時全國為500所院校，則就該打成1729萬多“右派”、“反革命”。這還不包括中專、科研院所、縣以上政府機關和工礦企業等。這就是“精英”們大力宣揚的他們“不打擊、迫害”人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黨中央及時發現了他們的暴行，并給予了迎頭一擊，沒有造成更慘重的后果。
為搞清問題，不妨以青海問題作個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員會的結案報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擁有十五萬余人的八•一八紅衛戰斗隊等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眾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據不完全統計：被捆綁吊打的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勞動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軍營會平反組1967年7月15日”。
“二• 二三事件”后，“青海省軍區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說：在省會西寧，有個自稱八•一八的造反組織，在北京來青海串聯的一些紅衛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報》的一篇社論有問題，強行沖進報社。他們在里邊大搞打砸搶，對報社的工作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們擁有從別處搶來的槍支彈藥，對向他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部隊人員進行武裝威脅。……因此，西寧駐軍調集八個連隊對占據報社的鬧事分子實行武裝包圍，命令他們撤出報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壞頭頭，否則一切后果由他們負責。”“青海方面的報告說，占據報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圍他們的部隊開槍挑釁。部隊被迫進行武力還擊，一部分負隅頑抗的死硬分子已被擊斃，其余的人已被驅除報社，一場反革命暴亂已被平息下去了……”。 “三月初 ，總政要劉賢權、張江霖、趙永夫到北京參加軍以上干部會。劉、張是武裝押送來的，兩人在京西賓館惴惴不安了十幾天。趙永夫卻多次在會上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
“青海問題的翻轉，源于中央文革的一個報告，戚本禹這樣回憶：
‘我們文革小組開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況，只看了趙永夫的報告。但不久，來信、來訪的人多起來了，有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也有北京的學生家長。紅衛兵有的送控訴信，有的送血書，家長則哭訴孩子去青海串聯生死不明。’‘關鋒也從紅衛兵的來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慘案。我們倆人商量這件事，關鋒說：‘如果是林總表的態，主席會知道，因為這么大的事，林總一定會向主席報告；如果是葉帥表的態，林總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會知道。但也許他們要報告總理。這事大了，文革小組解決不了，得請尚方寶劍。’于是我們決定寫個報告給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報告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據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開了四次調查會。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關鋒向逃回北京的紅衛兵了解情況。參加會議的都是在《青海日報》社現場的紅衛兵，事情敘述得具體、真實。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蕭華參加，調查的仍是逃回來的紅衛兵。戚本禹說：這兩次調查會主要是圍繞主席提出的誰先開槍的問題進行的，調查的情況由我和關鋒向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作了了詳細匯報。他們聽得很仔細。在匯報會上，總理曾反復核對趙永夫組織專人，搜查八•一八組織的槍支、結果一無所獲的情況。他聽后嘆了一口氣，說‘義和團還有幾支鳥槍，可憐這些娃娃連義和團都不如，你干嘛還要開槍呢！’接著又問反映這一情況的學生姓名，用筆記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總理主持，江青也參加了。調查對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赴青戰斗隊、外地赴西寧紅衛兵紅旗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調查會之后，總理留下康生、江青、葉群和小組成員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匯報。總理說，經過幾次調查會，二•二三事件的主要問題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誰先開槍的問題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學生根本沒有槍，就連趙永夫搜查了幾天幾夜也沒搜出一支槍，工人、學生也沒殺過人。開槍殺人的是趙永夫。事后又謊報軍情，假造林總回電，欺騙大家。康生插話說，趙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員劉賢權，又擅自調動野戰部隊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
“第四次調查會是3月24日夜11點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總理，江青、葉群、楊成武都來了。調查的范圍除前三次的人外，還有劉賢權、張江霖、楊植霖、高克亭、趙永夫、王昭、張曉川、張洪。這次會上，總理和趙永夫面對面地落實了一些關鍵性的情節。”
會議結束時，總理宣布了中央的決定：（一）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并由蘭川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七）趙永夫隔離收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3月25日，中央決定下達，西寧市又一次開了鍋。八•一八成了堅定左派，捍衛隊雖然沒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劊子手的幫兇，‘壞頭頭’們遭到殘酷批斗。”“一個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種種殘酷刑罰，如今輪到了捍衛隊。一次，近200個‘壞頭頭’被帶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橫飛。
最慘的是‘走資派’，他們都被定為鎮壓群眾的黑后臺，橫遭摧殘。民族學院院長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縊身亡。”
“1976年后，青海形勢再次逆轉，葉劍英兩次指示洗恒漢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趙永夫從監獄放出來，給予平反。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和蘭州軍區司令員冼恒漢都堅持認為：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放趙應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報請黨中央批準，撤銷了1967年3月24日《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并對由這一決定造成的冤假錯案一律平反昭雪。”“趙永夫獲釋后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后以正軍職干部離休。”
“劉賢權和張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職務。張江霖同時免去省軍區司令員職務，行政級別由十級降為十四級，改離休為退休。”
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雖然頭上也有“老干部”、“開國功臣”兩頂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倘若確如孫言誠文章所披露的那樣的話，那這個趙永夫就是混進黨里、軍隊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看他，千方百計篡奪了青海軍區的領導權后，立即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法西斯與政，把擁有十五萬余人的八•一八紅衛戰斗隊等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眾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據不完全統計，被擁綁吊打的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勞動的四千二萬七十九人。被迫害的還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眾組織的領導干部，據孫文披露，原蘭州軍區司令員洗恒漢在《風雨八十載》中寫道：趙永夫在指揮開槍屠殺群眾后，還“搞了個尸體展覽”，“還押解著劉賢權（注：青海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張江霖（注：青海軍區副司令員）及其家屬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尸體堆積如山，院墻上、木樁上、樹干上到處血跡斑斑，有的尸體還在燒燒，發出熏人的惡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總理宣讀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是這樣下結論的：“經向各有關方面進行了反復調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第二，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后，勾結二0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第三，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枝，并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眾，并沒有槍枝。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調查，亦未搜到一枝槍。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五）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制造的，廣大的當地駐軍的干部和戰士是沒有責任的，一切革命群眾同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注：以上參見2010-12-1 云鶴：“‘文革’史的研究，心須‘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從‘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慘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文中介紹的事件經過，沒有見說有分歧，但對事件性質有兩種觀點，包括周總理同葉劍英兩人對立觀點，有異議者請查看全文)。
另外，周總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發言說：“(1)、葉劍英派工作組，好多都派到肖望東那里去了，所以肖望東對主席那么兇；(2)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葉參座的；(3)、二月大鬧懷仁堂后，17日某某起草鎮壓群眾的傳單，葉劍英修改后，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接著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軍隊剛開始發動群眾。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個鎮壓運動。于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亊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4)、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沖軍亊科學院(王樹聲同志為保護檔案)，大字報也上亍了，葉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葉向真用綁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鐘時間，就把彭真、羅瑞卿搶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國綁架，……；高干子女作壞亊，就是高干縱容的。陳云的女兒陳偉力，徐向前的女兒徐魯濱，反動得很，現在還直接攻擊毛主席，…；(5)、趙永夫是副司令員，把司令員劉賢權同志關起來，23日鎮壓群眾，《青海日報》的‘8.18’給圍起來，打死300多人，葉劍英還打電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趙永夫倒(謊)說是林副主席祝賀的。2月開軍委以上干部會，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但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中央看了不對頭，林副主席講了話，才制止了。”
以上從事發過程，尤其是周總理親自領導下進了多次慎密調查研究，而作岀符合事實的處理結論，并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嚴勵揭露了類似嚴重問題。正因這些事實真相的逐步敗露，因此某些文痞，來了個急轉彎，急轉成這些文痞短期內岀了好幾本攻擊、誹謗周總理的書，有的竟是中央文獻出版社岀版的，如《新發現的周恩來》。這一動向，很值得注意。這伙資產階級文痞們，正如齊婕雯同志所說：“有人認為，文革…沒有把工農群眾主導國家政治的理想作為一種機制予以制定并傳遞下來。那么，中國的當今憲法上規定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無產階級專政’等，這可是憲法上的機制呀！……，為何敢于和憲法作對說‘不論姓資姓社’呢？可見‘機制’這個東西，在中國的當代政治文化里，是可以被玩來玩去的，比妓女還不如”。當資產階級文痞們“擁護周總理”的假面具被揭穿以后，就顯出反周總理的真面目。
惲仁祥
201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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