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從千萬“大進深”看“百萬大逃港”
不久前，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陳秉安的《大逃港》。 據陳秉安透露，深圳市有關方面對這部作品也甚為重視。在特區成立30周年的時候，在許多當地官員眼中，這部作品被視為對這座城市的一種“獻禮”。
有人問他：“你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份在許多人看來不太友好的禮物？”
陳秉安答：：“獻禮，并非只有歌頌一種方式。有時候，真實才是最重要的。 大逃港，無疑是歷史的大悲劇，但同時，它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如果不寫下它，這個城市將永遠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陳秉安在這里有點答非所問。沒有他的《大逃港》深圳真的“就會不知自己從哪兒來”嗎？這是哄傻瓜蛋的鬼話！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之所以要送這份禮物，是摸準了“市場”行情的。他那句“有關方面對這部作品甚為重視”才是最好的回答。可別小看了“甚為重視”這四個字。它是對即將而來的名利雙收作出的“氣象預報”！
當然，政治立場上的原因也是有的，他用“無疑是歷史的大悲劇”作了概括。李悔之覺得過于含蓄，于是，又替陳秉安作了一番解答：
“因為在烏有之鄉的反復鼓嗓之下，饑寒交迫、暗無天日的毛澤東時代，都快成了“準共產主義天堂”了。直讓許多“八零后”和“九零后”也跟著一些“辮民”們直呼直“毛主席萬”歲了。看來，如果不及時將實話告訴年輕人，再過幾十年后的中國人，還真會把毛澤東時代當成是人們理想中的所謂“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了。”（見其新浪博客）
這才是陳秉安真實的政治目的：用“歷史大悲劇”全盤否定毛澤東時代！
“歷史的大悲劇”能否定那個時代嗎？難難難！很難很難！就是在李悔之告知了真相的后面，粗略的流覽了第一頁留言，網友們砸磚頭的遠多于拍手板！而且有的是怒不遏！群眾的眼睛雪亮雪亮，他們知道，歷史的問題必須用歷史的眼光看！
究竟應該怎樣看待三十多年前的大逃港？ 我不由得想起了改革開放以后大量內地人民涌往深圳的情景（以下簡稱大進深），雖然不能稱為“歷史的大悲劇”，但與大逃港是同一種行為——由一處向另一處的“大遷徙”。
同樣是大遷徙，它們有沒有共同點？下面讓我們從“大進深”的角度來看“大逃港”，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似和相互關聯。
一、 “大進深”與“大逃港”，性質是一樣的
為什么會出現大逃港？原因很簡單。因為香港的經濟比深圳發達，人們生活相對富裕。為什么會出現大進深？理由同樣如此，因為深圳的經濟比內地發達，人們生活相對富裕。總而言之，逃港也好，進深也好，都是人口由相對落后的地方向相對先進的地方遷徙。這是人類求得生存發展的一條基本法則。只要條件允許，只要有可能，人們總是會不斷地向著更加適宜生存的地方遷徙。我國有句俗語，叫做“人往高處走”，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種人往高處走的現象，一點也不奇怪，是非常正常的。不過，如果有人回過頭來指著曾經的生存之地不分清紅皂白地斷言“那里沒有光明，那里只有黑暗，那里不是人住的地方”，這就很不正常了。因為不一定合符事實。這里“光明”，不表示那里就一定“黑暗”。這里更適宜居住，并不一定表示那里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以深、港、內地三者為例。如果大逃港可以表示當時的香港光明而深圳是一片黑暗，那么，大進深豈不也可以由深圳的光明表示出內地是一片黑暗？這種以彈丸之地的香港一絲光明毀全國于黑暗、以彈丸之地的深圳一絲光明毀內地于黑暗的邏輯既荒唐而又可笑，很不可取。
懷著這種心思的人，本想全盤否定毛澤東時代，結果將自己為之高唱贊歌的改革開放時代也一道全盤否定了。
二、數字比較，“千萬”絕對壓倒“百萬”
大逃港的人數號稱百萬，有人干脆將它稱為“百萬大逃港”。 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里，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 ；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而李悔之掌握的官方資料則是近12萬人次和6萬來人。
陳秉安的56萬人次不知是港府統計的“逃入”數據還是寶安邊防統計出的“逃走和逃而未走”的數據？是港府的統計數，有遺送多次又來的，是寶安統計數，有多次出逃未遂的。據陳秉安所說，有一位先后出逃13次，直到最后一次，檢查的過意不去才將他放走。可見這56萬人次，真要折算成人數，壓縮的空間非常大。有可能不到30萬不到20萬不到10萬或者更少。可見“百萬大逃港”的“百萬”只是一種虛張聲勢而已。
李悔之的《驚心動魄，49年后百萬廣東人大逃港內幕》則是一個虛張聲勢的典型。不但強調了“百萬逃港”，還特別強調了“49年后”，好像49年前沒有“大逃港”的民國政府真的就是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了。殊不知，那時不是沒有逃港的人，而是沒有可以供人們逃的“港”。河南等地的人逃湘、逃鄂、逃贛……年年有，天知道是百萬還是千萬幾千萬！這能說明南方的湘鄂贛就是天堂嗎？
李悔之帖中提到：
“官方數據說，歷年來參加外逃的計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劉寶樹的本地老人卻對上述數字表示懷疑，據他估計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萬人，參與逃港者不下100萬人。”
這里的官方數據，雖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精確。但是，劉寶玉的“數據”則可以肯定不能成其為數據。因為他的“至少30萬和不下100萬”沒有任何依據！所謂的“據”就是“本地老人”四個字。“本地老人”居然可以作為“大逃港”人數的據，只能是一個“歷史大笑話”。而李悔之就是檢了這個大笑話在咋呼：百萬大逃港！百萬大逃港！
不知他為何要在“百萬”上如此下功夫？好像逃港的愈多他的臉上就愈風光。
既如此，我又要搬出千萬“大進深”來了。深圳現有人口1200多萬，而戶籍人口不過200多萬，實打實的整整一千萬是從內地進來的！即使那200多萬，大多數也是內地進來的。深圳本地人的數量只是200多萬的零頭而已。
這個實打實的千多萬人未必就“敵”不過你那虛張聲勢的百萬人次！
如果當年的“百萬大逃港”可以視為毛澤東時代的“暗無天日”，那末，今日的“大進深”豈不是等于說，改開后的內地比當年更暗無天日——至少十倍于當年的黑暗！
三、香港與深圳經濟的“剪刀差”原因簡析
香港得天獨厚的優越地理位置和擁有的深水港灣，是它迅速發展成國際貿易中心的前提條件。轉口貿易成了其對外貿易的主要形式。如果我的理解沒錯，轉口貿易就是俗稱的做轉手買賣。從我國市場交易“生產的不賺錢銷售的賺錢中間轉手的更賺錢”的規律來看，商業特別是轉口貿易對于香港經濟繁榮是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
可能有人要質疑了，深圳不是同樣如此嗎？
是的，深圳同樣如此。但是，限于當時的歷史原因，我國東南沿海都處于準戰爭狀態。屬于國家經濟建設的邊緣地區。深圳的定位就是如此。當時的深圳相當于今天的邊遠地帶和偏僻山區，經濟發展受到了客觀環境的制約，使得其經濟水平不但落后于香港，也落后于全國。
而香港則完全不同，不但在國際上而且也包括了我們國內（后面另作說明），都給了它十分寬裕的自由發展空間，使它得以充份發揮其自身的優勢，迅速的崛起。
這樣一來，深港兩地經濟上的“剪刀差”就自然而然出現了。
四、我國內地對香港經濟發展的促進和支援
由于社會意識的原因以及大陸與臺灣的對立，使得我國大陸與一些國家（地區）的貿易往來都不得不經過香港中轉，以至于形成了香港對這種貿易的“壟斷”地位，極大地促進了香港的經濟發展。譬如大陸與臺灣的貿易，除了經香港中轉，幾乎沒有別的途逕。故有論者說，大陸與臺灣的貿易量有多大，香港受益就有多大。
內地對大陸的支援也是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香港的面積不大，資源不多，生產和生活資料都離不開外地的支援，特別是內地的支援。內地的支援，首先是中央政府給了它一個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后，近代史上列強強迫中國政府簽定的不平等條約都宣布廢除了，中國內地所有的租界全部收回來了。只有香港是個例外。當然不是無力收回它，在中國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可以說，收回香港只要毛主席發一句話！
中國不但沒有收回它，而且還在盡全力的支持它。周總理親自批示“三趟快車”為香港送物資就是一個例證：
上世紀60年代初期，國家經濟處于最困難時期，豬肉、雞蛋、糧油等主副食品，國內供應緊張，香港市場更是告急，市民的生活受到影響。當時，周總理親自過問此事，決定由外貿部和鐵道部聯合開辟供應港澳市場的鮮活商品快運貨物列車，滿足港澳同胞生活需求。
1962年3月20日 ，第一趟支援港澳的鮮活貨物快運列車751次（現82751次）由湖北、湖南兩省率先組織始發。在開行到100列時，周總理又作出指示：“由江蘇、上海、南京去深圳的鮮貨也應組織同樣的快車。”同年12月，增開了由上海新龍華站始發的753次（現82753次）和鄭州北站始發的755次（現82755次）快運列車，從此，“三趟快車”拉開序幕，香港人親切地稱這“三趟快車”為“香港同胞生命線”。這“三趟快車”每日滿載著豬、牛、羊供港鮮活商品，經深圳筍崗鐵路北站口岸運抵香港。
還有，香港的水資源也非常緊缺，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飲水十分困難。東江供水工程自1965年3月1日開始對港供水，源源而至的東江清流，幫助香港解決了這個制約其發展的極大難題。曾有香港人士說：“沒有東深供水工程，就沒有香港今天的繁榮安定。”
可是，今天的一些人卻把這一切全忘記了。他們或以為全是（英國）資本主義的功勞，或以為全是自己的功勞。曾是逃港者現在是香港某大型物業公司老總的葉小明就是這樣認為的。他對陳秉安說：“我告訴你，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淚創造出來的！”
得意忘形的他卻不知道，沒有祖國內地的支援，不但他的“血和眼淚”沒有了來源，即使是口里噴出的唾沫也沒有了來源！
搜集了大量“大逃港”秘密的陳秉安自然不會不知道這些不是秘密的資料，可他就是不愿意向大家說。
五、深圳迅速崛起的原因簡析
深圳在一個相對短時期內由一個小漁村迅速發展成為一座國際上的大都市，原因何在？我以為：
一是中央徹底改變了它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的定位，確立了它的全國經濟建設改革中心點和試驗場的地位。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它可以充份發揮自身所具有的優越自然條件的前提。
二是國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扶殖。如高新園區內的高新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就有：增值稅的優惠、企業所得稅優惠、關稅和進口增值稅優惠等。對于吸引資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內地資金的盲目南下潮為深圳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上世紀90年代初，內地凡是稍有財力的國企，事業單位甚至包括某些國家機關，無不南下投資“趕海潮”，結果大都是無私奉獻交了學費。本人所知某企業在南方（并非全是深圳）投資興辦的五個分公司就是如此，全部血本無歸。
四是蜂涌而至的十分廉價的勞動力。可以說，沒有內地提供的這些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便不會有今天的深圳。
當然，有人肯定會對我的看法予以否定。他們認為，是改革開放后深圳率先開啟的“深圳模式”創造了深圳的奇跡。
我以為，深圳模式只能適用于深圳，而且必須有上面所述的前提。可以斷言：深圳模式雖然可以使深圳通過出賣土地、征集稅收在較短時期內迅速崛起成為一座國際大都市，但是，一百年、兩百年或是更長時間，卻不可能使全國的每一個鄉村都變成深圳；深圳模式可以使深圳本地人在極短時期內通過栽種房屋收取租金成為富豪，但是，一百年、一千年或是更長時間，卻不可以使每一個深圳人變成富豪，更沒有可能使全中國每一個人變成富豪。
六、“歷史的大悲劇”和“現實的大悲劇”
無可否認，大逃港確實是一場“歷史的大悲劇”，對于當時的歷史演繹者，確實應該正視、反思，檢討，并要盡一切努力爭取少給后人留下“歷史的大悲劇”。但是，作為觀看“歷史大悲劇的”現實中人，更為重要的是應該多關注“現實劇”。
因為，“歷史的大悲劇”實在太多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哪一個國家沒有“歷史的大悲劇”。中國的毛時代留下了“歷史的大悲劇”；中國的改開時代，同樣也留下了“歷史的大悲劇”，譬如“收容遣送大悲劇”、“工人下崗大悲劇”；1949年以前的中國，則留下了更多更多的我們記不清看不完的“歷史大悲劇”！即使是許多人向往的民主圣地美國，也一樣的留下了許多“歷史的大悲劇”！我們不提它被殖民時代的“歷史大悲劇”，只說它被民主時代的“歷史大悲劇”：謝司起義大悲劇、南北戰爭大悲劇、種族歧視大悲劇……還有近些年它導演的阿富汗大悲劇、伊拉克大悲劇！還有，震驚世界的“9·11”，其實也是它自己導演的“歷史大悲劇”，要不，恐怖份子為什么不在別國而偏偏要在它美國上演這場“歷史大悲劇”？
更因為，“歷史劇”畢竟已經退出了我們的生活。沒有太多的能量影響我們的現實生活。而與我們的現實生活切切相關的都是“現實劇”。我們的責任是要盡一切努力使我們的社會不要上演“現實的大悲劇”，從而又給我們的后人留下“歷史的大悲劇”！
令人不解的是，如今許多精英，卻將其全部身心投入了編寫“歷史的大悲劇”而無視“現實的大悲劇”！是現實沒有大悲劇嗎？不對。現實中悲劇素材比比皆是：婦女兒童被拐賣大悲劇、大頭嬰兒大悲劇、礦難大悲劇、黑磚窯大悲劇、討薪大悲劇、跳樓大悲劇……
我曾編了一本《礦殤晚吊》，記錄了發生在地底下的“大悲劇”，在2004年11月28日發生的陜西銅川陳家山煤礦的礦難中，程家老大程增勝、老三李世雄(上門女婿隨女方姓)老四程健三兄弟同時遇難，還搭上了他們的妹夫趙紅軍一起遇難。而他們的老二則早在2001年的礦難中就已經遇難。
這一家人故事，可以說就是一場大悲劇！；因此，我給他們送了一首挽聯：
陽世難聚首，只為生計
地府大團圓，脫了紅塵
還有一位遇難的王礦生，其弟弟也是幾個月前遇難的。
我估摸著他這個名字是目睹了無數礦難死亡者以后改的名，取在礦里生而不會在礦里死之意。結果，無情的命運還是讓他成了王礦死。故作聯以吊：
1、 昨日寄生于煤礦，故名礦生，
今日慘死于煤礦，終作礦死，
2、 礦生無法再礦生，天不長眼
礦死有弟早礦死，鬼也尋親
悲劇啊悲劇。明知井下黑暗沒光明，他們卻前赴后繼的“大逃礦” ！
雖然，他們的故事也已經成了“歷史的大悲劇”，但是，現實中卻天天在上演著類似的“現實大悲劇” ！
我們實在無法理解某些精英們的“良心”，為什么他們會無視這許多朝夕相伴我們的“現實大悲劇”而沉緬醉心于那個早已離我們遠去的“歷史大悲劇”！
七、并非全是“歷史的大悲劇”
看過“百度”對“大逃港”的簡介，我不否認這場“歷史的大悲劇” 。但是，我以為有些情況可能也不全是“歷史的大悲劇”。
1、“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
這種農村出現的“十室九空”究竟是不是悲劇？很難說。如果說是悲劇，那么，這種悲劇今天又在很多地方出現了，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在不斷的增多。很多地方，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很多農舍，已成空房，很多田地，已經撂荒……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些農民由“黑暗”走向了“光明”，應該是喜劇而不是悲劇。
再深入一步問一聲，為什么他們都能“逃港”成功而使村莊“十室九空”？答案就是共產黨導演了這場“喜劇”。某些人的“大饑荒時政府派民兵設卡攔截禁止外逃”的謊言被徹底撕破了。連香港也可以去，甚至還“大放河口”讓人們自由的去，哪有可能會在內地禁止人們外出逃荒呢！
如果有人說是人民政府管不住逃港的口子，那又是哄小孩子的話了。國民黨的幾百萬軍隊都被共產黨擊退了，真要嚴防死守，還能管不了這個“百萬大逃港”！實在管不住也有辦法，喊一聲英國佬滾回去，看有誰還會再逃港！
總而言之，逃港的成功，一是香港有廉價勞動力的需要，二是政府管理的相對寬松。沒有這兩個因素起作用，絕對不會有大逃港！
2、“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此語很有可能是出自于有此經驗的人的編造。因為，當時的小漁村深圳肯定不會有動物園。小小的寶安縣城估計也不會有，即有，連人都養不活的當時，應該也很難養得活老虎的。
3、有些偷渡者下水后，還一邊游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給自己打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此語應該是說相聲的段子。漂洋過海的他們，即使個個都是世界游泳冠軍，也該提防著被水嗆罷！
4、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尸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尸佬”。
“拉尸行”的新職業應該不存在。因為，作為一個行業必須保障其從業人員天天“就業”，200從業的“拉尸佬”以最低標準的工作量計，每天需要保證有200偷渡者的尸體。
5、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
70年代末派出所的“拉尸計酬”規定應是針對 1979年5月6日 這次大逃港臨時作出的。除此，這條規定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 1980年8月26日 就成立了特區，據說幾天后“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完全消失了！”
6、“突然消失”過于夸張，事實是若干年后還有“小逃港”。
7、 1979年5月6日 ，既然深圳“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第二日海面上的數百具尸體，是怎么來的？是香港警方擊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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