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個“丑”字了得？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
鄭一天（《中流》1990年第5期）
去年春夏之交，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所謂“精英”，有計劃，有預謀地發動了一場旨在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動亂以至反革命暴亂，給我國政治、經濟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黨中央采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反革命暴亂之后，極少數動亂“精英”，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庇護下，先后叛逃海外，走上了一條背叛祖國、繼續與人民為敵的道路，從事反華、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至今時間已過去了一年，看一看這些叛逃“精英” 們在海外的丑惡表演，進一步揭露他們的真正面目，有助于我們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更清楚地認識這場動亂的性質及其危害，從而堅定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進行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丑惡嘴臉暴勇無遺
早在動亂之前和動亂期間，出于某種政治目地，為了蒙蔽學生和群眾，動亂“精英’們大都為他們的言行進行了種種偽裝，打著“反對腐敗”、“推進改革”、 “促進民主”、“為民請命”等等堂皇的旗號以售其奸，也確實欺騙了不少人，然而一旦逃出國門來到他們久已向往的“西方自由世界”，這些偽裝的面具則被他們自己統統揭去，露出了背叛祖國和民族，妄圖**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實現資本主義的本來面目。
據國外報刊報道，蘇曉康等人叛逃以后，馬上和萬潤南、嚴家其、吾爾開希以及先期出國的劉賓雁一起，積極拼湊反動組織“民主中國陣線”。并由曾經當過趙紫陽“智囊”人物、前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當“民陣”的“籌委會主席”。1989年9月22日，“民陣”在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正式成立，雖經多方聯絡，卻只有一百多人參加，門庭實在冷落。陳一諮就是這場開幕鬧劇的主持人。會上嚴家其、吾爾開希分別當上了正副主席，萬潤南任秘書長。“民主中國陣線” 是個什么組織？他們在海外要干些什么？從“民陣”成員們在海外的言論和活動中，是不難看出的。
“民陣”分子把攻擊的矛頭，首先指向了中國共產黨，陳一諮說，“大陸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政權”，“是中國各民族的共同禍害”。1989年10月15 日，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了一次公開講演，公然煽動**的領導，胡說“讓共產黨這樣地領導，國家絕無出路”，他反復鼓吹“政治多元化”，這個“多元化”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在1989年12月1日《百姓》雜志發表的一篇采訪錄中，陳一諮毫不掩飾地作了說明：“政治體制改革說到底就是要分共產黨的權”，“就是要與虎謀皮”。同年11月4日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的講演中，陳一諮聯系5月下旬天安門廣場的形勢，說得更為露骨，“那時，如果有一個有氣魄的人，站出來號召大家把報社、通訊社、電臺、電視臺一起占領，發布通告，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國家問題，將會是另外一種局面”。而在半年之前，就是這個陳一諮，在他所寫的《向體改委黨組的匯報》中，還口口聲聲表白，“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必須對黨負責”，“我這十年來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兩相對照，陳一諮的偽裝，不攻自破，其丑惡嘴臉，則暴露無遺。
在“民陣”的成立大會上，萬潤南說，“民陣”的成立，就是“要創造一個反對中共的政治力量”。在《中國時報》1990年2月2日的一篇報道中，萬渭南進一步表露了他在動亂前后的心曲：“昨天，作為四通公司的總經理，我認為我所做的事情是造環境；今天，我作為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國陣線’的秘書長，我所做的事情是給中國的民主造勢；明天，我會在中國取消黨禁之后，以‘民陣’成員的身份回國，作為中共黨外的一個制衡力量。”“民主制度的條件是要在社會形成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沒有中產階級，沒有穩定的多數，社會不會安定，民主制度就沒有一個基礎。”“經濟上要實現私有制，政治上要實現多黨制。”“我們要在海外和國內造勢”，“第一步，要使中共當局換馬，平反……這是我們的短期要求。第二步是開黨禁、報禁，這是中期要求。第三步，是民主政治，自由經濟，這是長期訴求。”萬潤南的話已經講得再明白不過了。他的上述言論，不就是一個在中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權，實行資本主義的完整綱領和“步驟”嗎？
如果說陳一諮、萬潤南等人的言論多少還繞了一點彎子，而吾爾開希的言論則近乎于赤裸裸的反動口號。這個在學校里幾門功課都不及格的大學生，靠著搞動亂，搖身一變當上了“民陣副主席”之后，曾在紐約《世界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目就是《我看“**”》。吾爾開希說：“**可以理解為：①理論上不允許共產黨存在；②理論上不允許共產黨執政；③結束現在執政的共產黨的統治。”并特意指明：“共產黨在中國海外民運討論的特定范圍內是指 ‘中國共產黨’。”“中共執政四十年來，甚至可以追溯到執政以前它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清楚地表明了它從一個專制黨演變為法西斯黨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的實質是由少數人支配并實行法西斯專制的法西斯黨，對于這樣一個黨，必須堅持打倒的態度。”
這里還要提到被通緝的反動組織“工自聯”的副總指揮岳武。此人原是山西一家工廠的分廠廠長，動亂期間參加“工自聯”并直接參與了暴亂活動。他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后逃到巴黎，隨即發表反動聲明：“我雖身在海外，但已決定做一個獻身給中國民主運動的專業革命家。我正著手在法國重組工自聯，與國內的工人團結一致，**，建立民主中國。”可惜至今無人響應，就連海外人士聽了“在海外重組工自聯”之后，也覺得“是不可能的”。
至于“推翻了共產黨”由誰來領導，萬潤南說：“‘民陣’不是流亡政府，當然作為一個政治力量來講，它隨時準備執政。”吾爾開希也當仁不讓：“我是具有民主精神同時又搞過民主運動的人，我曾說，希望成為中國明天的領導人，是希望在民主的機制下，發揮最大的作用。”一語道破了他們妄圖取中國共產黨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蘇曉康是逃往國外較晚的一個，但他的言論卻比之“先行者”們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謂后來居上。據1990年12月28日《聯合報》報道，蘇曉康說：“這次大陸民運失敗，知識分子要負極大的責任；知識分子的浪漫主義，避開問題重心的共產制度缺失，高唱文化救國論，這是典型的清談誤國的重演。”“‘8平方’之前，知識界沒有直接面對最影響人民生活的共產制度，也許是根本不敢碰，……當然也把握不住，沖不出來，這根本是立足點沒有搞對。”在1989年10月16 日的《百姓》雜志上又說，“大陸當局并未因《河殤》反傳統而饒恕它，”“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們：不要再奢談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對這個制度了。”應該說，這才是蘇曉康的心里話，也是他們拍攝電視片《河殤》及其續篇《五四》的真實目的和最好注解。
既然“清談誤國”，文化也不能“救國”，反傳統的《河殤》也推翻不了“共產制度”，蘇曉康自有他的辦法。在1989年12月30日臺灣的《中國時報》上蘇曉康說：“基本上我還是希望大陸的民主運動能走‘和平演變’的模式，至少可以少犧牲一些人。不過，我們也不能沒有走羅馬尼亞模式的準備和決心，也就是內戰。”“雖然走‘和平演變’的模式最有利，也不能沒有結合武力進行民主運動的準備。”并聲稱他們要“在下一次的民主風潮中掌握軍隊這個有絕對影響的重要因素”。讀了這些殺氣騰騰的文字，確實讓人觸目驚心，這些叛逃“精英”們，為了達到他們的罪惡目的，已經不惜制造內戰，讓人民流血了。事實再一次讓人們看清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再想想他們反復鼓吹的“遠離政治”、“淡化政治”、“不為政治服務”等等口號，該有多么虛偽。他們不但當起了國際反動勢力“和平演變”戰略的“突擊隊”，而且瘋狂地鼓吹“呼喚”武裝暴亂和“軍事政變”了。
逃亡海外的動亂“精英”們為了顛覆社會主義中國，采用了種種卑劣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游說、乞求國際社會對自己的祖國進行經濟制裁。
據《百姓》雜志報道，萬渭南在一次談話中說：‘當大陸發生經濟困難，無法解決的時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讓步。在海外使得各國對中國施加有限度有區別的經濟制裁，加速它的經濟困難，施加壓力。”萬潤南講的“有限度”和“有區別”的含義是什么？劉賓雁的話是最好的補充和解釋。他無恥地希望美國和西方世界 “在不損客美國利益的前提下，加緊對中國實行嚴厲的經濟制裁，中國人民愿意付出這種代價”。
非法組織“北自聯”和“高自聯”在一份“致各國首腦書”中，公然呼吁“采取各種方式繼續對中國現政府進行譴責和必要的經濟制裁，取消與北京當局的首腦級、高級官方交流訪問活動”。
陳一洛的話最為典型。他說，“我個人認為對中國政權實行經濟制裁是必要的”。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談話中，他乞求“世界上每一個國家不斷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和實行經濟制裁”；抱怨美國政府對他們的支持和對中國的制裁不夠有力，并以一種十足的奴才腔調挑撥說，“中國現政權是反對美國的長期和根本利益的”。至于制裁的目的，陳一諮說，“我們最希望的是出現一個群龍無首的軟弱中央，和強大的地方勢力的對峙”。“中國基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群眾此起彼伏的不滿，造成政治癱瘓……這樣，我們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國”。“海外抗議勢力要能夠促進中共的內部分化才能有效”。至于什么是海外的勢力？陳一諮說得更明白：“包括臺灣的，香港的，達賴那兒的。”
不久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海內外炎黃子孫無不為之歡欣鼓舞，就連臺灣的幾家報刊也全文轉載了《基本法》，認為“這是為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屈辱劃了個句號”。但是據《香港時報》1990年4月6日報道：4月5日下午，“民陣”頭頭嚴家其、萬潤南、吾爾開希在巴黎拉德方斯五樓的歐洲俱樂部舉行新聞發布會，發表“民陣”聲明，呼吁港人抵制《基本法》。聲明說，“只要中共政權繼續存在，香港的前途就沒有保障”；主張“由港人自主起草新的基本法”，取代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并“以聯邦制或邦聯制解決香港、西藏、臺灣問題”。結果引起了海外華人的強烈憤慨，進一步暴露了動亂“精英’們背叛祖國，與人民為敵的反動立場。
把外國利益和具有政治野心的“精英”的利益，置于祖國和民族利益之上，乞求外部力量給自己的祖國、人民制造經濟困難和災難，這不是一種典型的賣國賊、民族敗類的行徑嗎？
背宗忘祖引起公憤
叛逃“精英”們在海外的丑惡表演，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和主持公正的各國人士的普遍反感。早在去年8月5日，由一些旅居菲律賓的華僑組成的“旅菲華僑游子會”就寫了一封致嚴家其、吾爾開希等人的公開信。信中明確指出：“你們為自己爭一席之地，同顧國家尊嚴、民族利益，只靠污辱自己的國家、糟蹋自己的民族、咒罵自己的同胞，向主子獻媚、邀功請賞，是十足的政治乞丐的表現！你們的行徑是背祖忘宗的。你們是民族的敗類。”并嚴正聲明：“我們反對你們不根據中國的歷史條件和中國的實際情況，死搬硬套地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本會同仁最痛恨某些強國專門收容、收買、支持、煽動各國不得志政客或持有不同政見的政治分子，然后去搞亂自己的國家，使世界永無寧日。”
即使在“民陣”所在的法國巴黎，叛逃“精英”們的活動也并非一帆風順。據路透社報道，去年9月的一天，法國巴黎地方官員不讓數十名流亡者進入漂亮的巴黎十六區會議大廳，進行百日大祭活動，理由是“會議大廳是公共場所，它不應在一個涉及法國對外政策的問題上支持哪一方”。因而活動只好在街上舉行。去年9 月12日晚，嚴家其一伙在巴黎人權廣場集會，原計劃拉攏兩千人參加，實際來的只有二百人。
“民陣’為尋求支持，擴大影響，由嚴家其、吾爾開希、萬潤南。劉賓雁和蘇紹智等人四處活動，策劃到各地建立“民陣”支部，先后到過聯邦德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地游說募捐，但收效甚微。澳大利亞政府取消了原定由部長級官員會見萬潤南和吾爾開希的安排，對他們在澳的活動采取了冷淡的態度。澳新聞媒介也采取了低調報道。就連叛逃“精英”們寄希望甚高的美國，議員們也只是表示了有限的熱情。對此，嚴家其一伙很不滿意。對未能見到美國高級領導人，吾爾開希說：“我們的確感到有些遺憾。”殊不知，就連美國一些支持過他們的人，也表示對他們不滿，原因是“吾爾開希在美國五次談到‘天安門事件真相’，五次的口徑都不一致”。
日本《產經新聞》的一篇報道也指出：吾爾開希的“講演同事實不符，就連聽眾也常常指出其錯誤”。”至于這伙人勾結海外敵對勢力偽造《人民日報》海外版，進行下流的欺騙宣傳，更為國際公正輿論所不齒。《歐洲日報》曾刊載一個臺灣讀者的來信，一針見血地指出：“陳一諮者流，自詡理論家，但只有賣身理論，……喪失國格人格的‘理論’……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美國華盛頓霍華德大學憲法教授陳嘉佑曾寫下專門文章，揭露嚴家其、吾爾開希一伙制造謠言的無恥嘴臉。文章說：“這次學潮對中國的經濟損失，真是不能以金錢來計算。但是這些學潮的領導人居然要挾政府承認這次學潮是愛國運動，真是喪心病狂，不知他們對祖國所造成的無可挽救的嚴重破壞。”“美國社會對天安門廣場的真相已日漸明朗。這完全是由于幾位有理智和公允的美國電視特別節目主持人和專欄作家，將他們在6月3日夜間和6月4日早晨親眼目睹的實況作了詳盡的報道，否定了謠言。”
不久前，“民陣”在海外反動勢力的協助下，搞了一條旨在造謠惑眾，宣傳反動主張的廣播船“民主女神”號，定于六月開始向中國大陸播音。據外電報道， “民陣”頭頭萬潤南已準備了長達幾小時的節目，專門攻擊鄧小平同志。圍繞“民主女神”號上的“民主之聲廣播電臺”，海外輿論也表示了不同看法，《歐洲時報》總編輯梁源法指出：“這條船的背景、整個行動經費從哪里來，大家都很清楚。單靠船上的設備，根本發射不到大陸去。廣播必須經由臺灣基隆的發射站轉播才能到達大陸。但通過臺灣的做法，其客觀性就有疑問，新聞從業人員應有的道德操守是實事求是，我希望到時廣播的內容不要造謠，不要攻擊中國。”據香港《亞洲周刊》報道：“這條廣播船的全部經費預算為800萬法郎，其中一半由臺灣的《聯合報》系統及（中國時報》負擔。”對于搞這種’廣播船”的行動會有什么結果，連“民陣”的一些骨干都是沒有信心。據有的通訊社報道，“民陣”有的頭頭，就借口“太累”而沒有參加“命名”活動。有的骨干說：“沒辦法，總要做點什么才過得去。”另一位骨干說：“我們的活動多少也是一種自我安慰。”的確，拿了人家的錢，不做點什么，能交代過去嗎？
“失根”的“浮萍”
叛逃“精英”們在國際上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和贊助，繼而一齊轉向臺灣，演出了一場反共鬧劇。
早在去年7月25日，臺灣國民黨海外工會主任鄭心雄就同吾爾開希在美國會見并合影留念。由于“民陣”頭頭對臺灣的大力吹捧，臺灣“內政部境管局”于去年12月通過三個團體邀請了包括蘇曉康、萬渭南在內的二十余名“民運人士”赴臺。據臺報透露，由于“民運團體’與臺“接觸愈趨積極”，臺一政府”決策單位已決定，“行政院”設置大陸事務負責機構，負責處理與海外大陸“民運人士、團體聯系等事宜”，以“強化海內外反共力量建立共識，統一步調，共同達到大陸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
最先到臺灣的是劉賓雁夫婦。去年12月15日，劉賓雁就開始了對臺灣的“訪問”，并且懷著“第二種忠誠”表示他“要像J、學生那樣來學習觀察”臺灣的 “成就”，所到之處，贊不絕口。他一會兒說，“臺灣比大陸民主”，“這里的政府也比大陸開明”；一會兒講，“希望臺灣能完成四十年新聞發展史，臺灣四十年經濟發展史等書，給大陸民眾一個學習的例子”；還說“將來臺灣和香港將扮演重要角色。……未來中共垮臺，還需要臺灣的人力幫助大陸恢復和運用”。
萬潤南是以“民陣”秘書長的身份赴臺的。他一到臺灣，就到處散發附有接受捐款地址的賀卡。在臺灣當局的鼓勵下，幾位“立法委員”“捐出”100萬臺幣。萬潤南馬上對記者說，“支持民運的就是朋友”。“我們一直把臺灣當作爭取民主的一個主要部分。……我認為臺灣當然可以支持整個中國的民主運動”。
去年年底，臺灣《中央日報》報道：一支由作家組成的民運團隊抵臺訪問，他們是詩人老本（劉衛國）、徐剛、遠志明（《河殤》撰稿人之一）和祖慰。在機場接受記者采訪時老本聲稱：“臺灣是復興基地，所以短期上要對民運做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而長期要規劃如何在大動亂后協助大陸重建，臺灣的經驗和人才很重要。”祖慰也稱：“除了經驗外，臺灣實踐民主的過程也將有啟示作用，因為兩岸同一文化、同一民族，比西方民主的影響更深刻。”遠志明則抱怨：“目前臺灣似乎還沒有意識到在大陸民運發展中其重要地位和責任，多少把大陸民主當成大陸人的事，光是支持、聲援、捐款是不夠的！無論是李登輝、李煥、嚴家其或方勵之，對大陸前途的關注都應該是相同的。”“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未來大陸民主政體的建立與經濟制度將走向哪一條路，這些都應該是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迫在眉睫的準備工作。”他還熱心地向臺灣獻策：“建議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口號改為‘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以利爭取大陸人民的認同。”這些當年趙紫陽的“智囊”，不是又充當了臺灣“反攻大陸”的“智囊”了嗎？
臺灣對蘇曉康格外關照，人一到，就被授予“中央日報文學獎”。拿了10萬臺幣獎金的蘇曉康自有日報。據臺灣報刊報道，蘇曉康說，“此行我尤感興趣的是臺灣和東方的民主經驗。”“臺灣可以提供道義上、經濟實力的支持。”“臺灣已實現或基本實現了民主政制，而代價震動比較小，但臺灣實現了民主政制并非全中國實現了民主政制，臺灣的知識分子是否有理由卸下肩上的重擔？”“若大陸出現亂局，中共垮掉，社會崩潰……臺灣這些政黨能帶些什么到大陸去取得合法地位。”殷殷熱望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劉賓雁在臺灣領賞的丑惡表演，《中流》第三期曾有所披露，在此就不詳述了。
陳一諮和蘇紹智雖然沒到臺灣，卻是有話在先。還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演時，這個自吹為“中共改革派”的陳一諮就說過，“在中國共產黨的四十年統治下，大陸已形成一種共產黨文化，如果僅僅依賴三民主義，所產生的效果可能不如臺灣今天所有的建設成果”。蘇紹智則在去年10月5日在美國俄亥俄州大學講演時就說過，“類似臺灣的民主化未來在大陸可行”。
對于叛逃“精英”們在臺灣的言行，臺灣當局立即給予口應。據臺灣報刊報道，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了題為《面對大陸民主運動我們不能置身事外》的文章。文章說，“就短期目標而言，可在宣傳上著力，借著他們（**）的言詞和行動，讓全世界更清楚認識中國的本質，憑著他們本身的心路歷程，讓仍對中共有幻想者幡然省悟，這種徹底而完整揭露中共面目的工作，可繼續進行”。就前期而言，對“大陸民主自由的戰斗，我們不能只做一個置身事外的觀戰者，這場戰爭是影響整個中國前途，沒有人可以隔岸觀火”。
叛逃“精英”們在臺灣的表演，引起了臺灣知識界的批評和反感。臺灣學者李放在《世界論壇》1990年1月4日發表的《“民陣”的歸宿》一文，就頗有代表性。文中談到，“劉賓雁這次來臺，我不肯見他。他贈書寫信來，我題詩回去。……期勉劉賓雁立場要站穩，不要把自己跟國民黨扯在一起”。“天安門事件以后，有大量‘民陣’之類的人士，或大陸留學不歸人士出現，他們的處境與困境，是可以概見的”。“他們離開大陸做浮萍，基本上是失根的。他們想在大陸以外成些勢力或氣候，或對大陸發生什么大作用，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文化水平’上——真正符合自由民主開明進步的思想‘文化水平’上卻不無差距而不自知。他們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開明進步，卻同時又要‘公審’別人。……如今又群集臺灣，向國民黨討資助。雖然他們的處境與困境，令人同情，但是失格與混亂一至如此，卻更令我們嘆息”。：
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平息反革命暴亂至今已近一年，“民陣”成立至今也半載有余。隨著時間的推移，北京發生的這場動亂的真相已昭然于世，叛逃“精英”們制造的謠言越來越沒有市場。他們目前的處境也更加困難和孤立，何況這些人本來就是一群烏合之眾。“民陣”活動了不過短短幾個月，卻在內部出現了種種矛盾，幾乎難以為繼了。今年3月12日，美國《紐約新聞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蘇曉康坦承民陣內部矛盾》。文章說，“在幾個月的轟轟烈烈之后，總部設在法國的‘民主中國陣線’目前正處于低潮”。“民陣目前內部矛盾嚴重，主要派別分為萬潤南的四通派，陳一諮的體改所派，嚴家其的學者派和吾爾開希的廣場派。以上四派，目前嚴、吾兩人較為靠攏，萬、陳二者幾成水火不容的狀態”。“民陣主要成員中，其中有一些本來就與學運民運有距離，只是‘票友’，而今卻因不得已而‘下海’，思想準備不足”。“該批成員，由于過去在中共改革派內紅極一時，去國后又數次對形勢估計錯誤過于樂觀，初期無法擺脫中共‘幕僚’的心態，總把其他民運人士看成 ‘痞子’，因而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神秘秘。近階段，又走向另一極端，致使巴黎民運人士籠罩著一派悲觀絕望的氣氛，有的僅以無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價悲悲切切凄凄慘慘，甚至有長吁短嘆以淚洗面度日者”。國外觀察家評論，這些人很可能“墮為半個世紀前的白俄的流亡心態”而“一事無成”。
蘇曉康在列舉“民陣”面臨的“難題”時說到，這個組織的“大部分成員沒有足夠的民主知識”。他們的“民主意識”處于“幼稚園的水平”。在內部更是“內讓不已”，“一味排除異己”，“在選舉等問題上違背民主原則”并成為一種“通病”。這也足以說明，這些以“民主”、“民運”、“民主女神”、“民主陣線” 相標榜的“民主派”，不過是一批與民主無緣，甚至是反民主的歷史小丑。這真是一個歷史的諷刺。“目前有個別參與民主的風頭人物已從‘職業革命家’變成保飯票爭飯票的健將，……至于‘極少數極少數’貪污街頭‘8平方’捐款當個人玩樂開銷者，更不值一提了。還有的暗拿某方面津貼不惜充當線人，完全喪失了民運人士的人格及政治獨立性，甚至有簽字畫押答允政治條件者”。
據合眾國際社駐北京分社的戴維說，吾爾開希可闊氣了，身著300美元一套的西服，還從外地請朋友專程到波士頓吃海鮮。他在波士頓有自己的辦公室和女秘書。在他們那伙人中已經有人提出他貪污的問題。日本《產經新聞》也指出，“吾爾開希在金錢、異性方面存在著問題，而且學識淺薄”。
多行不義必自斃。背叛祖國、背叛人民的人是絕不會有好下場的。歷史已無數次地證明了這個道理。動亂“精英”們的最終結果還將會繼續證明這一點。
好戲還在后頭，這一幫小丑怎么混下去？我們將拭目以待。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