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毛澤東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高超決策藝術

毛澤東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高超決策藝術

  　作為國際戰爭的朝鮮戰爭是以平局結束的，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卻是一場偉大的勝利。在指導這場二次大戰后規模最大的局部戰爭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根據世界型現代化戰爭的要求，在思維方式和戰略觀念等方面有了重大創新和發展——

　　始于5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中朝人民能挫敗擁有最先進技術裝備的侵略者，使美方也承認遭受了“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是一個令世界驚嘆的戰爭奇跡。當年毛主席在總結戰爭經驗時曾說過：“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這里面所說的“正確的領導”，重要的內容就在于戰略決策的英明。

　　在最困難的局面下做出最佳選擇

　　抗美援朝戰爭不能不打

　　多年來，一些不很熟悉歷史的人經常混淆“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其實這是既有聯系卻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朝鮮戰爭是1950年6月25日開始的朝鮮國內戰爭，兩天后因美國參戰變成國際戰爭，為時3年1個月。同年10月，中國出兵以志愿軍名義參戰直至1953年7月朝鮮停戰，就我國而言是進行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為時2年9個月。

　　近年來隨著俄羅斯檔案的公布，朝鮮戰爭爆發的由來已為許多人所知。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朝鮮南北雙方都只承認有一個朝鮮，在一方要“解放祖國”，一方叫嚷“北進統一”的形勢下，無論是誰先打第一槍，都是朝鮮的內政。朝鮮內戰爆發后，美國卻操縱聯合國通過譴責北朝鮮“侵略”南朝鮮的決議，組織所謂“聯合國軍”進行干預，并乘機出兵侵略臺灣，才是名副其實的踐踏國際法的侵略行為。

　　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原則是不干涉他國內政，同時也不能阻止他國的革命和爭取統一的斗爭。新中國剛成立之際，迫切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以恢復經濟，正如毛澤東當時的秘書胡喬木在回憶錄中所說的：“當時內戰剛剛結束，我們國內一大堆問題，我們決不可能鼓動朝鮮發動戰爭。”

　　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公開宣布，要出兵朝鮮、臺灣，并援助在越南的法軍，實際上是從三個方向對中國形成威脅。面對嚴重損害我國領土主權并威脅新生政權的安全的行徑，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理所當然地必須奮起抗擊以保家衛國。

　　當時，中共中央認真考慮了在哪個戰略方向回擊侵略更為有利。1958年周恩來在志愿軍干部大會上對此曾解釋說：“我們和美帝國主義較量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看選擇在什么地方。這個當然是決定于帝國主義，但同時也決定于我們。帝國主義決定在朝鮮戰場，這個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也決定來抗美援朝。現在我們想一想三個戰場，大家會懂，不論從哪條來說，如果在越南作戰，更不要說是在沿海島嶼的作戰了，那就比這里困難得多了。”

　　毛澤東一向倡導的戰略戰術原則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美國依仗優勢的技術裝備肆意侵略，我國當然也要選擇便于發揮我優勢的地方反侵略。事實證明，將對美作戰的預定戰場選定在朝鮮，同時在臺灣海峽取守勢，對越南只派出顧問和給予物資援助，這樣最便于發揮中國的陸軍優勢和東北工業基地的支援作用，是當時最佳的戰略選擇。

　　在最復雜的情況下做出科學決斷

　　以“志愿軍”名義出兵朝鮮

　　自美國入侵朝鮮和臺灣起，中共中央就已開始準備反擊美國的侵略，然而最后確定出兵入朝又十分不易。胡喬木曾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20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毛主席很難下決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軍入朝作戰，一件就是1946年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

　　1950年10月上旬，美軍越過“三八線”北上，從國慶到出兵的近20天內，中共中央開會反復討論，毛澤東日夜思考。那時中美雙方實力相差極為懸殊，新中國內部又百廢待興，出國作戰極為困難。然而美國如占領全朝鮮，又會嚴重威脅我國工業中心東北，并將控制電力(此時東北工業的相當大一部分用電靠位于朝鮮一側的鴨綠江上的水豐電站供應)。美軍進入臺灣后，蔣介石也大肆鼓吹反攻，國內反動勢力氣焰也囂張起來。對此如采取無所作為的態度，勢必使美國在世界范圍猖狂起來，我國國內也難以穩定。因此，盡管蘇聯方面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一再退縮，毛澤東也曾兩次要求入朝部隊暫緩行動。但經過最后考慮，政治局會議還是確定：“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中共中央作出參戰的決策，又出于對國際形勢正確的分析。當時毛澤東分析世界戰略格局，認為總的形勢是兩只老虎對峙，一只紅老虎(蘇聯)，一只白老虎(美國)，我們正好可以利用這個間隙。為此，我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鞏固中蘇同盟，入朝參戰又采取非政府的“志愿軍”名義，從國際法的角度力求避免中美兩國正式宣戰。出兵后中央已準備國內打爛了重新建設，同時力爭使朝鮮戰爭“地方化”。出兵時機又選擇在美軍逼近鴨綠江之際，政治上有理，軍事上有利，行動上又有節。

　　以后的歷史證明，毛澤東作出的出兵朝鮮的決策，是一個決心正確、政策和策略水平極高明的決策。當時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對手是蘇聯，不愿在亞洲過分地擴大戰爭，因而未敢把戰爭擴大到中國。美國雖然擁有最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然而中共中央也認識到它在世界上到處橫行，樹敵太廣，兵力分散，士氣不高等弱點。我國在正義戰爭的基礎上，盡管綜合國力較弱，卻可以集中在一場局部戰場與美國較量，通過努力也能夠贏得勝利。

　　最急劇的變化中確立合理目標

　　依據戰爭進程調整戰爭方針

　　志愿軍出國時，敵我雙方技術裝備的差距之大是20世紀世界戰史上罕見的：當時美國有3.1萬架軍用飛機，中國還不足200架；美國陸軍平均4個人裝備1輛汽車，中國陸軍平均500人才有1輛；美軍1個團的火力強度，超過中國1個軍的強度。當時中國雖然有蘇聯援助，然而供給的武器不多，還要按“出廠價五折”記賬付款。盡管實力相差如此懸殊，全國人民卻同仇敵愾，出國部隊發揚幾十年戰爭中養成的極其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白天以隱蔽分散避開敵人的強大火力，晚間則突然攻擊，而且一交手就穿插迂回，連續取得兩次戰役的勝利，使敵軍從朝鮮北部狼狽南逃。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回憶錄中也感嘆，這是“美國歷史上路程最長的敗退”。

　　剛剛出兵時，毛澤東對作戰指導總的思想是：“我們應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由于對美軍的情況還不摸底，對可能實現的戰略目標做了幾種預想：最好的設想是“能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現在譯為“第八集團軍”)，同時也準備“兩軍相持成為僵局”，另外還設想在殲滅美軍幾個師后迫使美國和我進行外交談判。

　　1950年12月第二次戰役勝利時，因一舉順利解放了北朝鮮，戰果大大超出預想，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對戰爭的總體設想一度轉變為根本解決朝鮮問題。1951年1月上旬，志愿軍總部在三次戰役后的動員令就要求：“連續作戰，一氣呵成，全殲敵人，全部解放朝鮮。”然而，“聯合國軍”隨即依仗其現代化的裝備和很強的補給能力開始反撲，志愿軍前線部隊在“青黃不接”的情況下被迫實施防御。面對形勢變化，中央軍委在2月上旬提出堅持長期作戰，并決定再從國內抽調14個軍入朝，準備以23個軍輪班到前線作戰。2月下旬，彭德懷返京匯報前線的困難后，毛澤東又強調不要急于求成。3月1日，周恩來起草的致斯大林的電報更進一步提出，“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軍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

　　經過第五次戰役，雙方在朝鮮半島中部的“三八線”附近形成僵持。黨和軍隊的領導人通過運動戰期間的實踐，對交戰雙方總體實力和現代戰爭的特點也有了更清醒更全面的認識。當時中朝地面部隊占有優勢，美軍卻有絕對的海空優勢，雙方總體力量形成均勢，都難以在戰場上取得大的進展。此時，美國從其以歐洲為重點的全球戰略出發，不愿深陷于朝鮮，于是通過蘇聯提出了和談試探。從戰場情況和國內外形勢考慮，6月間中共中央作出了“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新方針。

　　毛澤東在1951年7月間致斯大林的電報對這一新方針的必要性解釋說，我們的武裝力量在今天只能將敵人趕出北朝鮮，卻不能將敵人趕出南朝鮮，戰爭拖久了，可以給敵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將給我們在財政上以很大的危機，而國防建設亦難于增長。當時的情況是，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國防費已占48%，成為影響國民經濟恢復的最主要因素。從新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目標看，能達到在“三八線”附近停戰的結局，也實現了援救兄弟鄰邦和保衛國家安全的目標，是一個雖然有限卻意義重大的成果。中共中央確定的新方針，成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和適合戰場形勢的最佳選擇。朝鮮停戰時，戰線又基本回到戰爭開始時的“三八線”，然而志愿軍的戰線從出國參戰的鴨綠江邊已經向前推進了400公里。歷史證明，作為國際戰爭的朝鮮戰爭是以平局結束的，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卻是一場偉大的勝利。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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